歸國的理由 ( 1-8 )

當中國人開始用形象的語言把“海外歸來一族”比喻成“海歸”時，更預示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與20年乃至10年前的留洋潮相比，今天的海歸潮作為事物辯證發展的必然結果，為中國帶來了遠遠超出當年付出的巨大收益。中國重新開放國門25載，在整整一代人靠聰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識和財富的積累之後，中國終於在“海歸派”的集體回歸中得到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喜人收獲。
　　
　　家國情結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對於絕大多數遊學異國他鄉的中國海外留學人員來說，因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他們比在國內時更加愛國。這種感受幾乎是所有有過留學經曆的人的共同感受。
　　當初與田溯寧、丁健一起創建亞信的劉亞東說：“當初回國，就是想找回那份親切的感覺，在美國無論生活多少年，總覺得自己與周圍無搭。然而，一回來，所有人與你的對話，即使聽著門口大媽的故事，出租司機的閑聊，都覺得與己有關，那種千絲萬縷的融入真實感，唯有踏上故土才會具有。”
　　不少留學生包括定居在海外的人士都曾經這樣說過：無論你事業多麽成功，但你總感覺到你自己是一個外人，與當地的主流社會格格不入；這不僅僅是因為膚色，更是因為從潛意識中的文化基因到日常生活中細枝末節。美國人不知道金庸，很多中國人也不會對橄欖球感興趣。在中國，如果你問：“欒平是誰？”外國人一定不知所雲，而大部分從樣板戲時代過來的中國人都會會心一笑，很自然地聯想起《智取威虎山》裏那個小爐匠和他結結巴巴的醜態。可是美國文化裏“小爐匠”一類的人物，我們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國呆了近20年，美國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對電梯裏的笑話還是一臉茫然。正是這種文化層麵的深層尷尬，讓海外學子在國外總有一種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感覺，雖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國公司、住在富人區、孩子就讀於名牌學校。
　　1987年自費到日本、1993年來到矽穀的馬勁，十餘年的奮鬥使他從高級技術人員成為世界五百強ROHM公司的美國副總裁。但是，“成為高管、從事人事管理後，那種文化的差異將會令你非常痛苦，你是在電梯間開不出玩笑的黃種人，你隻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進主流社會”。
　　
　　政策保障
　　
　　一次座談會上，一位非常坦率的留美博士曾“語驚四座”。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恥於談個人利益，歸國者大多羞於承認自己是為名利而歸。坦率地說：當初出國，一些人求的是名利；今天回國，依然為的是名利。這沒有什麽可羞羞答答的。我想說的是，人的名利之心本來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根本沒有必要去貶損它。社會的體製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原動力，是否能規範和引導人的本性向著既有個性表達空間，又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是區別一個社會優劣的重要標誌。”這種觀念也逐步為國人所理解接受。
　　與此同時，留學生留學報國也從以往單一“學成歸來”轉變為多種形式的為國服務。清華大學教授薛瀾說，在80年代，留學生回國的概念還停留在“學成歸來”。而跨入90年代，回國服務的形式出現了多樣性。有的人回國內企業，用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發展帶動傳統產業；有的人放下外國的工作回國創辦企業；據我所知大多數取得綠卡的人還在兩邊跑，或者是在外企工作，派駐亞洲。
　　據北京大學人事部門負責人介紹，北大在校的1000餘名有博士學位的教職員中，三分之一是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他說，過去留學歸國的學者主要集中在傳統基礎學科，如文史哲、數學等，理論性強，應用性差；計算機、電子等方麵則鮮有歸國學者。但是今天在北大這些係科中起重要作用的學者教授大多是留學歸來的。此外，在工商管理、法律等應用文科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歸國學者。北大目前有10個長期特聘教授，分布在生物、化學等領域，他們均在國外大學任職，每年有3個月在北大講學、研究；著名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院係，擁有多位“綠卡教授”--即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同時受聘於該院係，任兼職或全職教授。在我熟悉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海歸教授占到了一半以上。
　　
　　發展空間大
　　
　　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赴美留學後又回到中國的劉馳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國家，有許多機會。他說：“美國有80多萬律師，光是在紐約州律師協會注冊的律師就有五六萬人，沒注冊的律師還有相當的數量。而中國全國才有10多萬律師，可中國有將近13億人口，美國隻有2.5億人口，可見律師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相當懸殊，市場之大可想而知。”
　　在美國矽穀從事家電芯片行業的馬勁，從打算回國到真正動身用了兩年時間。在中國成立公司，馬勁看重的是中國未來的龐大市場。“五年前，我和中國家電廠家談芯片，他們仍是敬而遠之而大談搞價格戰，在今年，他們開始發現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來了。”
　　從小生活在清華大學的齊欣，1984年從清華建築係畢業後留學巴黎，1997年在香港工作兩年後回到祖國。對於齊欣來說，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他視之為生命的“項目”。他常常說：“一些好的項目可能一輩子也碰不上一個。”回到中國，他就碰到了這樣一個難逢的項目——由國家財政部、世界銀行貸款，國務院國家會計學院要建立一所專門培訓銀行行長的、號稱“經濟建設時期的黃浦軍校”的國際一流學校。7個億的投資一半會用在建築上，這是最讓齊欣心動的東西。他歸納出了三點：一是發現自己帶回來的東西都有用；二是國內工作好找；三是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建築市場。
　　
　　國內機會多
　　
　　中國近十年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中的沒有定性和經濟演變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差異而帶來機會。更具體來說，是商機。從加拿大留學歸來的中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總裁張富春先生說：“海歸再不歸，晚矣。五年後？十年後？陣地早被人家占領了，哪裏還有機會給你們？”如果有一天像美國市場一樣進入常規狀態，趨於飽和狀態，如何插針進去？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美國的今天也許就是中國的明天，那麽在中國今天與明天發展的成功概率，不言而喻。
　　王永強，1996年從中國畢業出國，在美國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學中讀MBA，畢業後回國，創辦宜家家居網站。“目前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這主要反映在家居生活的水平提高，必然會投入很大的資金。再加上中國房地產業發展良好，這對於我的事業，無疑是利好。”與國外相比較，國內各方麵的配套措施還不完善，但如果坐等或猶豫不前，就會錯失機會。如果等一切都完善了，機會也就沒有了。
　　資深風險投資人、宏基風險投資基金呂強說：“在美國矽穀，出現過三次回國浪潮：第一次是1999年前後，以亞信田溯寧為代表的極少數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資曆非常短，大多隻有一兩年矽穀工作經驗的留學生帶來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膚淺的融資神話；這第三次是真正的矽穀精英的回歸，在美國紮根十年的他們，不僅帶回了矽穀科技開發的精華和中國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係統管理經驗，而且帶回了矽穀的市場網絡。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現象。”
　　在矽穀華人中，還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國的門檻邊觀望。最新調查中發現：占矽穀外來技術移民46%的華人（大中華區）中43%願意在未來合適的時機回國工作，77%的矽穀華人稱自己已有一個以上的朋友或同事回國。中國加入WTO之後，這將是一個普遍的心理潮流。另據日本經濟新聞所的一項調查也顯示，目前，在日的中國留學生中，畢業後想回國的超過總人數的40％，為曆年來最高。
　　
　　生活的品質有很大改善
　　
　　越來越多海外學子意識到在國外生活的品質並不是所有方麵都比中國高。從一些純硬件的方麵來看，國外是比中國好。比如說汙染少，基礎設施齊全，人際關係簡單，法製完備等。但是，另一個方麵，國外的消費也高。有網友說，在美國如果你年薪5萬美元，可能你就請不起保姆。而在中國你如果年薪隻有2萬美元，每個月花個500-800人民幣就可以請一個很好的保姆了。就算不要保姆，一個星期50元請一個鍾點工打掃房間，也很便宜。所以他們有大量的時間去看電影，聽音樂會，旅遊，讀書，上茶館，搞聚會等等。對比之下，在美國有不少專業人員，如做計算機業務，兩夫婦的收入也可以將近20萬美元，但是兩個人可能通常要8點鍾才到家，吃完飯10點鍾，看看電視就睡覺了。也有的人經常還要在周末加班，如果不加班也沒有閑著，因為剛買的房子有一大堆事要弄，比如除草，粉刷車庫，修水管。生活得遠不如那些在國內的同學瀟灑，雖然他們看起來很成功。還有房子。美國的房子的確比中國漂亮，有院子，有草坪。但是在中國長大的，在國內有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也可能覺得很舒服。今天，北京上海120平方米的中檔公寓， 大概六七十萬人民幣左右就可以買到了，也就是七八萬美元。如果有一份年薪3萬美元的工作，幾年就可以買房子。而在紐約（不考慮更貴的矽穀），一般的房子都要20多萬美元。貸款要10年15年才可以還清。所以，在中國隻要用比美國少的錢就可以實現所謂的美國夢了。那麽接下來每個月的收入就可以用來享受國內越來越豐富的生活了。 很多人在國內開始享受生活的時候，那些留在美國的朋友很可能還在為還清房屋貸款而奮鬥。
　　
　　回到一個巨變的社會
　　
　　有人說，在歐美發達國家住久了，就覺得老在國外沒什麽活力。20年前的紐約和現在的紐約沒什麽區別，20年後的紐約也是這個老樣子。曼哈頓上麵要起什麽新大樓，紐約時報還專門有報道。紐約都如此，其他中部和南部的小城就更不用說了。以前有人沒出國前很崇洋媚外，隻要是美國來的人就覺得他們很“先進”，現在來了才知道很多美國人對外國的了解貧乏，自以為是，其實很狹隘。一個1998年剛來美國的上海同學就對美國大失所望。紐約、舊金山這些城市很多地方也是很破舊的。後來在美國再轉了一圈，才知道紐約、舊金山還算是好的。南方的有些房子更舊。回去看看廣州、上海、北京這些城市，天天都在發生變化。雖然比美國的城市亂，比美國的城市髒，但是那當中有一種勃勃向上的活力。不僅是硬件在變，人的觀念也在變，國家的政策也在變，而且是越變越好。能夠投身參與這麽一個曆史性巨變時期，並實實在在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做一點事，比起每天朝9晚5，一成不變地在美國人公司裏打工，更讓人興奮。
　　
　　找到感覺
　　
　　90年代中期回國創業的冬先生，在北京創下一片天地後，現在又把總部搬移上海，因為他實在太喜歡這個地方了。有人問他把海外工作辭去，說回來就回來了，有沒有後悔過？他說，沒有，在美國的日子，我從來沒有家的感覺，總好像那就是一個旅途中的客棧，那裏發生的許多事情，與我無關。為了應付回國初期時想像不到的艱難，美國那邊沒敢買房子。當時回國創業的資本，也許就夠開出三個月職工工資的錢，可謂上頓吃了，下頓還不知有否？但最不知所措的日子終究都熬過來了。現在公司還在擴建，因為屬於高科技領域，相當一部分主管層的位置，他都雇用海歸人，可他給的條件是“工資是美國的一半，工作量比美國多一倍，但是，給你主人翁的感覺，實際生活水準，絕對不會低於美國。”他說：“因為有前途，具挑戰，特別是能夠享受一種海外多年已經遺忘的精神生活。海外回來的人進入公司的，幾乎沒有人離開，即使離開公司，也不願意再放棄中國。請不要誤解回來的人都成功，因為成功是種感覺，不能單從錢上來衡量。在美國，我是研究所裏的博士，工作穩定，工資不差，生活中上等，但是，我完全找不到感覺。”
　　生活在國外，雖然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很多時候已經沒有挑戰和社會的參與感。你似乎可以一眼看到老，付一個25年的房屋的按揭，養一個家，開一輛車，老了再養一隻狗，遊離在主流社會之外，和自己成長起來的那個環境脫節，不能參與創造中國人的曆史和親眼目睹中國的巨變，對一個出生在中國的人來說是一件多麽不容易的事。
　　
　　把兩種文化中的劣勢轉換成優勢
　　
　　很多人出國以後，一下子處在一種異國他鄉的文化和環境之中，在國內一二十年的各方麵積累完全斷掉了，完全從頭來過，當然日子過得非常壓抑。隨著中國和國外交往的日益增多，最好的方式是把兩種文化中劣勢轉化為優勢，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突圍，創造出能駕馭兩種文化的能力和水平。
　　我熟悉的一位海歸製片人、影視導演子繁，是美國時代傳媒公司董事長，曾創建美洲東方衛星電視台，中國衛星電視節目向北美洲傳送、播出實施人，美國大芝加哥地區慶祝香港回歸大型活動、萬人大遊行總指揮，中美首部合拍大型電視連續劇《新大陸》總製片人、導演。 他現在回國創業，但家又在美國，屬於中間地帶的海歸人，為什麽呢？他說：“業務需要我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穿梭，無論飛機飛美國，還是飛往中國，我都有回家的感覺，美國太太子女的家和中國父母親人的家，都無法割舍。”更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能穿梭於兩種文化之間，促進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這比隻呆在任何一邊都更有效，充分發揮了跨地區、跨文化的優勢。
　　過去幾年裏，不但本身外流人才大舉回流，甚至美國人、香港人及其他定居美國的華裔，也有向中國大陸流動的趨勢。而這波人才大流動，其實又和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深化紮根有密切關係。
　　一位80年代末拖家帶口留學美國的朋友，幾年中，常聽到他的感慨是：“當初在我手下的一批人，現在無論經濟收入，還是社會地位，個個比我混得好。回頭看，不知自己十多年裏在美國究竟得到了什麽？”當初遠渡重洋，哪個不是為了更好的前途和更美的夢？然而，特別是近十年裏，中國變了，難以脫胎換骨的海外華人，總覺得中國變化的過程中應該有自己一塊天地，一個位置，一份夢想，那份與故土若近若離的感覺，讓許多人失落了一個本應享有的“優越感”。
　　在德克薩斯州從事石油研究設計的高級工程師林女士講：“每次回國都是一種震撼，我們在海外按部就班地創業，從２０幾歲一下子跨入中年。然而，中國的變化日新月異，似乎一切都應與我們的命運前途相係相連，但卻從我們身邊滑過去了，她的超前飛躍，讓人感到難以意會的落差。”
　　由於美國前兩年的就業市場不景氣，大公司裁員比比皆是，以計算機和金融行業為代表。一些在美國高校一度是最搶手的法律、工商管理專業的畢業生，紛紛選擇回國就業。這和許多人剛進入學校，夢想進入美國一流大公司，然後平步青雲的初衷並不一致。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不得不做出一個相當沉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