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到山村，一切都很新鮮。尤其是那荒坡上一片片迎春花，在寒風中悲壯地搖曳。遠處峰巒疊嶂的重重大山，近處層層的梯田錯落有致，隻有在電影裏才看到過的山村景象就在眼前。池塘邊上有幾棵孤零零的大樹，樹葉都已經脫落，偶爾能看見幾隻烏鴉站在樹梢上啞啞的叫喚。池塘水很清澈，隻是冷的紮手，水中飄浮著悠閑的枯枝和樹葉。如果不是生存在這裏而是來旅遊的話，眼前的美景就是一幅圖畫。幾個女知青揮動著棒槌在池塘邊的青石上捶打著衣服，我用力在水中衝洗著衣服。那時候農村很難買到肥皂，農民是沒有資格領取肥皂票的，也沒有錢去買，我們也學會了先祖們從遠古傳下來的洗衣方法，隻是衣服上的扣子經常被捶壞。
我們插隊的山村是縣裏最貧窮地區之一，貧窮的一部分原因是缺水。聽村裏的老人講：解放初期劃成分時，彭姓劃了一戶地主、張姓劃了一戶富農、吳姓成分最高的是一戶中農。73年我在無錫農村一個農戶家裏，看著他們家解放前自己修的那一磚到頂的大瓦房和屋裏雕刻的像藝術品的木床，我甚至不相信他們的貧農成分。而我們村彭姓地主的房子隻不過是用磚砌的柱子，牆依然是幹打壘的土牆。劃為地主，僅僅因為他是村中間那口池塘的主人。解放二十多年了，農村依然是難以想象的貧困，生產隊二十多戶人家沒有一家是磚房，一個全勞力一天十分工，價值6分錢，現在說來，沒有經曆過那個年代的70後80後們都不會相信。在當時，買一包最次的香煙——那時候是“羊群”牌——要8分錢，在小鎮上吃一碗二兩糧票的素麵條也要8分錢。由於缺水，當地小麥畝產就二百多斤，秋糧主要是玉米、紅苕和黃豆。當地人有口歌：彭吳張，紅苕窩，離了紅苕不得活。在褒河水庫東幹渠沒有修過來以前，紅苕是村裏冬季和春季最主要的糧食，一般的家庭，早上蒸紅苕，中午是紅苕粗豆腐，晚上是紅苕拌湯。所謂紅苕粗豆腐是這樣做的：把黃豆泡漲後，用石磨粗略地一推，連同豆漿豆渣一起倒進鍋裏，放點大米，再把洗淨的紅苕剁成大塊下鍋，添夠水煮開後舀一碗漿水菜倒進去，繼續煮到半幹不稀就可以了，說它是稀飯沒法喝，說是幹飯它又是糊狀的，有點漿水的酸味，還有點紅苕的甜味，一小碟辣椒醬作菜，習慣了，也挺好吃。村裏每家每戶都有最少一個紅苕窖，把紅苕存放在窖裏，可以保存到第二年的秋天，做種的紅苕就是這樣保存的。紅苕窖的結構就像一隻放大了的梨，口很小，僅能容一個人上下，越往下越大，一般有三米高，在距窖底二尺左右的高度向四周掏出三到四個存放紅苕的洞，小洞可以存放一、二百斤，大點的洞可以存放毫三、四百斤，紅苕窖的口用一塊二尺見方的木版蓋在上麵，起防水和保護人畜的作用。生產隊長說，等到秋收結束後，閑了就派人到坡上給我們挖上兩口紅苕窖。
插隊的頭幾個月，縣知青辦每個月給我們每人發十元錢的生活補貼費，小鎮的糧站每月每人供應三兩食油、三十一斤糧食。食油是菜子油，糧食除了大米、麵粉，還有百分之三十的雜糧，雜糧是高粱麵、玉米麵。 其他都還好做，就是高粱麵不好做，俗話說：不吃高粱麵不知道粗細，高粱麵沒辦法擀麵條，做成饅頭生硬，扔到地上彈起老高，實在難以下咽，隻好在煮稀飯時搓成黃豆大小的顆粒下進去混著吃。蔬菜很少，老鄉們種菜也不太多，就是種也是以白菜蘿卜蓮花白為主，他們最經常吃的，就是野菜或者是蘿卜纓煮的漿水，偶然我們也去討一點，切碎了拌點辣椒有一種特殊的清香。有時候也炒米飯，由於不會計劃，供應的那點清油常常吃不到半個月就沒有了。更多的時候是在老鄉的自留地裏拔幾根蒜苗，洗淨了切碎，然後灑在米飯上，再灑點鹽攪拌勻了吃。至於單獨炒菜，那是很奢侈的，一個月至多也就三、五回，通常是在來了朋友的時候。對於我們來說，單獨炒菜是件很麻煩的事情，因為隻有一口鍋，如果要炒菜就得先把飯盛出來，等到菜炒好了飯也涼了，尤其是冬天。一般情況下，我們先做飯，飯快要熟的時候就把飯盛出來，白菜蘿卜或者其他菜切成很小的塊，在鍋裏輕微一炒，加一點水，然後把米飯倒在上麵，再燒幾把火，捂一會兒，聞到有焦味就可以了，盛飯前先攪拌均勻再吃。
隨著夏糧的入倉，我們的糧食供應和生活補貼費也都取消了。實實在在的農民生涯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