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讀魯迅五十年，寫了一本書;有人讀魯迅七十年，形成了這麽一句話：魯迅是個凡人。文學創作源於生活，生活是作者創作的源泉。所以，我著重從魯迅生活方麵來探討下，生活中的魯迅，以及這些生活細節對他的影響。
魯迅的雜文向來以“橫眉冷對、嬉笑怒罵”為名，有些人稱之為“文字暴力”，這種所謂的“文字暴力”緣起何時呢?這些“文字暴力”之後，又隱藏了多少他的情感生活呢?我們不得不從他的母親開始談起……
一：母親魯瑞
魯瑞在魯迅的一生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作為魯迅的母親，她與她的大兒子魯迅關係特別好，魯迅是愛她的。
魯迅一生反對學生請願、反對無謂的犧牲，從他在日本參加光複會而後退出的事實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來。在當時那樣慷慨悲歌的氣氛裏，魯迅很早就做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宣誓，結果卻中途變卦，以母親為由推卸任務。這件事一直成為他的一塊心病，這個“情結”也讓他喋喋不休的解釋了“一生”;其次，魯瑞是明顯的封建舊社會大家長式的典型，與新思想的魯迅存在明顯的對立。她要死要活，以封建大家長的身份要魯迅娶比他大三歲的朱安女士為妻，而後又對魯迅與許廣平的事頗為得意，這讓人費解，或許，魯瑞的這種偏執或多或少的導引到了魯迅的“文字暴力”。
二：名義妻子朱安
朱安，1906年7月6日，浙江紹興的沒落戶周家正在為其大公子成婚。新郎是魯迅，而新娘就是朱安。
魯迅與朱安的生活悲劇我就不多講了，將其一生，形同陌路。魯迅考慮過離婚，但那個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備遭人們鄙夷和唾棄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慘。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朱安是個善良單純的女性，她愛她的大先生，她忠於她的大先生，她將大先生的親人(將許廣平看做姐妹，視周海嬰如己出)當做了自己的親人。周海嬰在所著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不無深情地回憶起朱安女士對他們母子的好。1947年6月29日淩晨，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卻沒有一個人。朱安的墓地設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在孤獨與寂寞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在她的人生悲劇中，所有的人都沒有過錯，錯的是那個時代。
從中我們要明確一個事實：魯迅，延誤了這個女人的一生。
另一方麵，魯迅給出的理由是：一、不願意違背母親的意願，為了盡孝道，甘願放棄個人的幸福;二、不忍讓朱安做犧牲，在紹興，訂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輩子要受恥辱;三、他當時有個錯覺，以為在酷烈的反清鬥爭中，他大概活不長久了，和誰結婚都無所謂了。
從魯迅的所謂感悟和經曆來看，20年代以前的他是不曾體味到“女人”和“感情”的。因為沒有人能夠走進他的心，這其中也包括我們平時所津津樂道的“許廣平”。
三：許廣平
許廣平，她是廣東番禹人，比魯迅年輕近二十歲。身材頗高，人卻不漂亮。但是，她卻是那群女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個，對社會運動，甚至對政治運動，都滿懷熱情她敬仰魯迅。你不難想象，當她表白了愛情，又從他那裏收獲同樣的表白的時候，她的心情會多麽興奮。
處於那樣的年代，和許廣平相戀，魯迅缺乏直麵世人的勇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處於地下同居狀態，直到許廣平懷孕之後。這也罷了，隻是作為女師大風潮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的許廣平，曾經是多麽有活力和有能力社會活動家，和魯迅同居之後，卻成為一個朱安式的舊式女人，成為魯迅的私人秘書，再未拋頭露麵從事過社會活動。“而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最後幾年，無疑過足了舊式老爺的癮，連孩子淘氣許廣平沒有及時抱去，也要發點脾氣和牢騷。”這對主張女性解放的魯迅來說，不得不說是一個諷刺。
多年的經曆，早向他的內心深處注入了一種極深的憂鬱，迫使他養成一種沉靜的態度，不喜歡歡呼雀躍，也不主張赤膊上陣，不輕信，更不狂熱。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女師大風潮”鬧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觀態度。當“三、一八”慘案的消息傳來，死難者中間又有他熟稔的劉和珍，他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連三地斥罵當局，口氣激烈得近似於切齒。他向來就不大讚成學生請願，然而在明明深覺沮喪的情形下，又表現出充滿熱情的鬥士的姿態。所有這些“心口不一”的行為背後，大概都有那愛情的壓力在起作用吧!當愛情成為一種壓力和牽絆，這種幸福的味道或許就消減了很多。
魯迅寫的短篇《傷逝》中，把涓生和子君的結局描繪得那麽絕望，把他們承受不住社會壓力，愛情逐漸變質的過程表現得那麽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慮有多深，思緒也是怎樣地偏於悲觀了。
我們來看下當時的魯迅對自己所發出的疑問：“我已經是這個年紀，又有這麽多內心的傷痛，還能夠容納這樣的愛情，還配得上爭取這樣的愛情嗎?”;“讓她這樣與我結合，她的犧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現在甘心情願，以後會不會後悔?”;“她究竟愛我到了什麽程度?”我相信，每當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煙默思的時候，類似上麵這樣的疑慮一定會在他心中久久盤旋，去而複返的。他麵前似乎已經浮出了一條逃離絕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時走進去，又怎樣走進去，卻久久下不了決斷。在感情上，魯迅自己也承認，許廣平比他要決然的多。
許廣平比子君幸福，她的“涓生”並沒有棄他而去。魯迅該感謝許廣平，是她讓他重新迸發出青春的鬥誌、生活的希望，使他創作出了更多傑出的作品。如果說許廣平更多從精神上支持魯迅，那麽朱安就堅守住了魯迅終其一生唯一的牽掛——母親魯瑞。
“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還算美滿，但仔細探究，卻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跡象。魯迅最珍愛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職時的左翼學生劉和珍，她的被殺令魯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紀念劉和珍君》，寫得悲痛欲絕，猶如寒夜裏的一聲淒厲的狂哭。作為劉的同學，許廣平扮演了一個劉的代用品的腳色，她在魯迅最傷痛的時刻出現，竭盡勸慰之能事，這多少補償了魯迅對於舊愛的無限迷戀，但許廣平顯然是個不諳風情的女人，盡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魯迅的書信還是乏味得象一堆八股文章，而整天抱著兒子周海嬰的公共形象，暴露了知識型女子在進行道德獻身方麵所付出的昂貴代價。”
四：蕭紅
蕭紅，魯迅有兩位忘年交：一位是日本人增田涉，還有一位就是蕭紅。我們著重談下蕭紅。魯迅在後期極其矛盾和焦躁的戰鬥時期，唯一的情感線索，涉及了東北女子蕭紅。奇怪的是，當魯迅對絕大多數陌生人都拒之門外時，蕭軍蕭紅幾乎是唯一受到接納的，魯迅的這一“例外”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魯迅最初對兩蕭的態度極為冷淡，直到收到蕭紅的"抗議書"才發生戲劇性突變，從此他對蕭氏“青眼有加”，百般關照，直到死前數月，還向紅色漢學家斯諾竭力推薦蕭紅，稱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雲雲，毫不掩飾對她的一片憐惜和鍾愛。
但魯迅那時已經喪失了培育這種內在溫情的動力。這場耐人尋味的暗戀，並未把文學大師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說，推向愛欲和愛語這邊，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謝世為止，魯迅都繼續沉浸於他的“仇恨話語”和“暴力話語”的建構之中。
魯迅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人，從性格上，他帶有女性的脆弱、柔性、敏感、情緒起伏強、變化快，也因此，他有著超強的藝術感受力與創造力。但在精神意誌上，他卻有著作為男性百折不撓鋼鐵般的力量。不然的話，在那樣一個彷徨、錯綜的年代裏，他是不能始終站在一個民族的高度去注視這個民族的命運的
補充：近來，有個標榜“以反‘魯’半生為事業的女人”，她是蘇雪林，原名蘇梅，後以字雪林行。祖籍安徽，素有“安徽才女”之美譽。一九一九年，求學北平女子高等師範，一九二一年，赴法留學，回國後，先後在東吳大學、滬江大學、武漢大學等任教，一九四九年，赴香港，後任教台南成功大學，直至退休。她的生平橫跨兩個世紀，執教杏林五十年，創作生涯達八十年，人稱文壇“常青樹”，總計有四百多萬字的著作及日記，特別是在楚辭及屈賦的研究方麵卓然成家。
她是魯迅的學生，才華不容忽視，卻半生反魯，文藝界群起攻之。她罵魯迅“偏狹陰險，多疑善妒，睚眥必報，不近人情……”“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直到晚年，仍在台灣出版《我論魯迅》，對其大張撻伐，算是半生“反魯”事業的總結。
提出這個東西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讓大家知道，無風不起浪。這說明魯迅在某些時候、某些地點確實有些過激的行為和言辭，這也印證了人們所評“文字暴力”的源頭。魯迅一生的感情生活極其悲涼，後期少有像《故鄉》、《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這些充滿回憶和情感的文字了。
魯迅終其一生，他的生活是極其寂寥的。與許廣平的戀情多少彌補了他的感情生活。然而，走進他內心的人卻很少，魯迅的情感世界始終被一層迷霧所籠罩。
沒有人走進去，或許他自己也難以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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