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6位副總，我這位上司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偶爾也會聽到男性副總們抱怨孩子難帶，但這樣的抱怨多少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按照中國傳統觀念，男人是做大事的，帶孩子這樣婆婆媽媽的小事，早就全權交給太太了。事實上，大多數的副總夫人都不用工作，全職照顧家庭。
當副總是一位女性時，事情就不一樣了。她必須和男人一樣做大事，甚至做得更出色，才能在這個崗位上立足。同時，帶孩子這樣的小事，她也責無旁貸。帶好21世紀中國都市中的孩子，可不是照顧好吃喝拉撒睡這麽簡單。孩子除了幼兒園課程內的學習，還要利用課餘時間進修書法、鋼琴、網球、英語、舞蹈、歌唱等技能。中國家長有句流行語：不能讓孩子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女兒開始學鋼琴，這意味著媽媽也添了一項學好鋼琴的任務—--如果自己不會，怎麽指導孩子在家練習呢?
早上8點送孩子去幼兒園，下午4點半接回家，6點為全家準備好晚餐，8點陪著孩子去學習一個小時的鋼琴然後帶他/她回家，接著指導孩子做家庭作業……這樣一張時間表，對於大多數職業婦女來說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上司的解決辦法是將女兒的課餘進修時間集中到周末，於是，她每周的雙休日都在各類合唱團、進修班之間奔波，工作日晚上回家後要指導孩子練習鋼琴，周末晚上有音樂演出時還要帶孩子去觀看。
我詢問了周圍好幾位已經升級為媽媽的朋友，她們都坦然承認，如果不是為了培養孩子，自己對西方古典音樂根本沒有興趣，更不會去學習任何文藝技能。拜中國兒童教育的文藝複興浪潮所賜，這些音樂絕緣體都變成了天天陪練的標準琴媽。 車爾尼、拜厄、巴赫、肖邦的風格區別，她們都琅琅上口，還能用手指虛擬彈奏示範。據說孩子學琴十年的，媽媽都成了半個專家。
最著名的中國琴媽，是青年鋼琴家李雲迪的媽媽。跟眾多中國琴媽一樣，她從孩子4歲開始便陪練;令絕大多數琴媽望塵莫及的是，在兒子少年時期嶄露頭角後，她便辭去自己的工作，一心一意陪兒子求師、練琴。當李雲迪成為蜚聲國際的鋼琴家時，這位偉大的琴媽也從連琴鍵都數不清的琴盲，變成了精通樂理的專業鋼琴輔導員。
從投資理財的觀念來看，李媽媽的高風險投資獲得了名利雙收的豐厚回報。無獨有偶，另一位被眾多中國琴童視為偶像的鋼琴明星郎朗，也是這種高風險投資的產物，投資的成本是父親的職業、母親的收入和沉重的高利貸債務，最終，艱辛的長期投資換來了令人豔羨的財富和榮耀，據權威機構統計，目前郎朗的年收入達到了1.5億元，父母的名字還刻入了以色列音樂廳。
這種沒有任何風險管理能力的投資手法，堪稱一場把全家幸福都押在孩子音樂教育上的豪賭。郎朗和李雲迪的家庭幸運地收獲了金礦，盲目仿效的家庭卻可能麵臨著財富和幸福的全麵破產，或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前不久，一群琴媽在廣州某琴行看到一名5歲的女孩展示出超年齡的高超琴藝，驚呼為天才，而天才的背後是童年幸福的喪失：每天枯坐練琴4小時，練琴的時候，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不能發出任何聲音。來自沈陽省的一位中國父親，更在郎朗父親這位同鄉“榜樣”的激勵下，用3年400個耳光，把女兒“打”成了全國比賽的獲獎者。
中國兒童音樂教育熱，令人想起了19世紀的美國西部淘金熱潮，成千上萬人擁向西部，結果淘到金子的隻有少數人，賣褲子給淘金者的反倒發了大財。下一個郎朗或李雲迪式的金礦尚還影蹤全無，中國家長為孩子上音樂課、買鋼琴、看演出的巨大需求，造就了全國各大城市的琴行、音樂輔導中心和古典音樂演出的繁榮景象，創造出無數就業機會。上個月，觀看維也納童聲合唱團在廣州的演出時，我邂逅了一位來自廣州鄰近城市佛山的女士。她每周都會帶著女兒到廣州來看兩到三場文藝演出，一個月下來的票錢和車費至少在千元以上。這樣的教育投資對於很多中國家庭來說隻算一個小數目。今年4月，郎朗與倫敦交響樂團音樂會在廣州演出的最高票價便達1880元，而且供不應求。如果媽媽帶著孩子看這麽一場演出，兩小時就得花費3760元。
幸好，並非所有勤學文藝當陪練的中國媽媽，都期待孩子成為音樂明星帶來高回報，否則當她們投入巨大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後，才發現收入奇高的音樂家畢竟是一種稀有動物，普遍的心靈崩潰簡直會造成一場社會危機。在我詢問多位中國媽媽後發現，她們讓孩子學音樂，是為了開發孩子的智能和空間想像力，以及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堅韌的品格，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沒有一個媽媽告訴我，讓孩子學琴是因為他/她熱愛音樂。在中國的經濟大潮中，一切都變得商業化和實用化，就連孩童也是在危機感的促使下主動要求學琴。不過，中國孩子全民學音樂，帶來了中國成年女性音樂修養的普遍提高，這也算是一種意外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