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來峰
試在網絡虛擬世界裏留下一片真誠.
正文
哈維爾應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克拉格中心（the Kluge Center）邀請，到美國來寫作。時間不長，兩個月。他靜悄悄地，不見任何媒體，拒絕公開露麵，照他的說法，“謝絕了不計其數的邀請”。不過最後到了臨走時，他還是公開露麵了：先是在喬治城大學，再是在國會圖書館，然後是捷克大使館為他舉辦的小型公開晚宴。前兩項對公眾及媒體開放，後一項，在捷克使館舉行，為數不多的出席者是捷克駐美大使馬丁•帕勞什（Martin Palous）先生出麵邀請的。這三項活動在哈維爾本次美國之行，都是迫不得已。
哈維爾在捷克駐美大使館晚宴上致詞：“你們無論做什麽，別像我一樣當總統。”北明攝影
與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是“鐵哥們兒”
喬治城大學是哈維爾的好朋友、捷克出生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卸任後任教至今的地方。兩人相識於15年前。1989年六四之後，北京城連續幾十天在街上遊動的數百萬人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哈維爾則第N次走出捷克監獄，發起“公民論壇”，不久，引發“天鵝絨革命”。打記事起就為故國的極權風光感到恥辱的奧爾布萊特飛到捷克，問哈維爾，“我們能幫你什麽忙？”她不失時機地幫了哈維爾的大忙：她迅速組織法律專家，為這個新國家製定了選舉法。奧爾布萊特為自己出生地捷克的變化由衷興奮，她不僅後台幫忙，也在前台歡呼歌唱。真的歡呼歌唱：1990年6月捷克第一次實行民主選舉時她再到布拉格，跟美國著名歌星保爾•西蒙（Paul Simon）一起慶祝那個曆史性的時刻，在“七七憲章”領導中心，跟她的捷克同胞一起把“我們應當獲勝”（We Shall Overcome）那首歌唱得深情而痛快。
天鵝絨革命後，美國跟捷克的關係不僅是兩麵國旗在外交場合的疊映，也是一對友人私下的默契合作。哈維爾出任總統後應邀到訪美國，所有活動，聽任他的美國知己奧爾布萊特的安排。連他在參眾兩院的講演也是奧爾布萊特幫著捷克大使從捷克語翻譯成英文的。哈維爾作家出身，對詞語極為講究，雖然英文不好，卻覺得人家的翻譯不到位。拿著翻譯稿練習英文演講時他嘮嘮叨叨：“這不是我的詞兒。我永遠都不會用這樣的詞兒！”布拉格出生的奧爾布萊特除了英語，還精通捷克語，法語、俄語、波蘭語，幾乎是半個語言專家，在一邊聽見抱怨不以為然。心想，我家鄉來的總統怎麽這麽挑剔！我認識其他所有總統都不會看出這譯稿跟原稿能有什麽不同！結果呢？哈維爾在參眾兩院做的那個演講不僅精彩之極，而且過後他要見總統布什，也拉著幫他潤色詞語的奧爾布萊特一同前往。而後者在美國矚目的政治生涯還要再等一兩年才正式展開，她頗有自知之明，說了句“我跟著你去不會受歡迎”就拒絕了。
這段往事，是奧爾布萊特後來在公開講演中當眾“揭發”的。她問哈維爾是否還記得這些15年前的故事，哈維爾坐在一旁笑容可掬，一言不發，不置可否，一幅聽憑發落的樣子。不過他忍了沒幾分鍾就找到了還嘴的機會。場合還是同樣的場合，奧爾布萊特對聽眾介紹說：哈維爾總統首次到訪美國是15年前的1990年3月，他在美國第一個件事就是到喬治城大學跟學生見麵。話音剛落，輪到哈維爾發言，哈維爾說：我想我當年到這裏看望學生是2月，不是3月。兩人公開兩人溫文爾雅的公開鬥嘴引得場下笑聲不斷。一品即知那是陳年老酒釀造的情誼，添油加醋也香醇。
藏在美國寫作，臨走露麵勉為其難
喬治城大學校方定然知悉兩人之間的“鐵關係”，便敦促奧爾布萊特邀請哈維爾來校跟學生們公開見麵。奧爾布萊特一開口，哈維爾豈能推辭？於是有了二人在喬治城大學加斯頓禮堂（Gaston Hall）的對談。
哈維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公開演講及答問，更是賴不掉賬。國會圖書館是出麵邀請他的東道主，圖書館的克拉格中心是給他出資的財神爺。訪問寫作結束之前，跟關心他的美國各界人士見見麵，說幾句話吧？哈維爾就是再勉強，也無法拒絕。他莊重嚴肅勉力登台，氣喘咳嗽之間，把自己事先準備的講稿“皇帝沒穿衣服”，一字不差念到頭，異議人士和聽眾提問一個不拉回答到尾。
此後他即刻離開座無虛席的國會圖書館大禮堂，穿過下班時交通堵塞的華盛頓市中心，趕赴捷克駐美大使馬丁•帕勞什先生為他舉辦的小型公開晚宴。自家官員盡地主之誼，邀請一些在美國的各國人權活動家、異議作家以及國會議員與他共進晚餐。既然兩個月書齋勞作結束了，演講也結束了，再累，晚飯總要吃。
世界聽不見他“歸隱”的呼聲
哈維爾健康狀況不好：先後兩次患癌症，身體中兩個器官各被切除一半。他當了13年總統，領教了和平革命成功、浪漫詩情退去後，政府大廳裏日益嚴重的官僚作風和人間權力的荒誕。他是作家，終於卸任後，總是惦記寫作。為了尋找一個安靜處所寫作，他帶著病體來到美國。奧爾布萊特僅僅透露，他住在一個“安靜美麗的角落”。回顧總統生涯，哈維爾曾經說，政治生涯是個陷阱。為了捷克的民主前途，他落入陷阱、付出代價是值得的。但是作家哈維爾向世界傳達了足夠的信息：他需要安靜，需要寫作。他跟奧爾布萊特說了很多話：北約的角色轉換在於它如今有了不同的敵人：恐怖主義；捷克終於進入世界民主國家行列，有了自己的尊嚴；民主需要傳播，但是為了得到世界的理解同情，行義舉的美國需要爭取聯合國的支持；維護世界人權、反對暴政是一回事，幫誰、怎麽幫是另一回事等等。
但是哈維爾說另一些話的時候，聽眾總以為哈維爾總統喜歡開玩笑。
奧爾布萊特在喬治城大學加斯頓禮堂（Gaston Hall）講台上問哈維爾：你們國家沒有“前總統”的傳統，這些“前”人們不是死了就是被驅逐了。我作為一個前國務卿，觀察你這個前總統，覺得特別有意思。你能不能跟我們說說你的感受？問題一出，發現時間不夠了。她轉向台下，要求凡有問題要發問的學生在台下中央過道的麥克風前排隊。然後對哈維爾說，這個問題你可以不答。孰料哈維爾不理會台下嘩啦啦站起來排隊的學生，說：我應該回答這個問題。他接著用不很熟練的英語說：“我們確實沒有前總統的傳統。所以我常常發現社會和政體不知道該拿我怎麽辦。比方說，他們不知道該稱呼我‘總統先生’還是‘前總統先生’，或者‘哈維爾先生’，還是‘前哈維爾先生’”。
台下爆發笑聲的時候，哈維爾也許為他的幽默得意，但是他的話語是感慨的：“我這一輩子總是不情願地在某些地方充當開荒者（pioneer）。現在我老了，我還必須再度充當開荒者，忍受前總統的境遇”。他小心地選擇著詞匯，表示“寧可不以外交方式說話太多。”他說，他現在身不由己，擔任著很多不同的社會職務，有很多工作。他希望，“在特別的職責盡完之後，獲得自由，象一隻鳥兒那樣。可以敞開心扉說話。”他抱怨：“我總是必須使用外交辭令，沒有很多理由我必須違背自己的意願，更多地使用外交方式表達自己。”麵對台下帶著各種課堂問題前來聽哈維爾演講的學生，哈維爾直言不諱地說，他“是一個有點兒累的人”，他“老了，也病得更厲害了”，所幸他“是一個前總統。”他當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很多過去15年前可以做的事，現在做不了了，沒有足夠的精力了。”
台下學生不時爆發笑聲，哈維爾自己也輕鬆幽默，但是不知道世界聽沒聽見這個前總統的苦衷：他身體不好，精力不行，厭倦外交詞令、害怕公共場合，他想按照自己的意誌生活，他想用最後的時間回到文學！
我也跟著笑。心卻隱隱地有些跟不上。
肢體語言：老實巴腳莊稼人
不隻話語，肢體語言也表明，這位倡導“生活在真實中”、為“無權者的權力”衝鋒陷陣的作家體力很弱，非常疲勞：5月14號那天國會圖書館的演講，哈維爾始終在每句話之間輕微喘息，時而咳嗽，聽得見肺部渾濁的痰音。幾步路，從他的座椅走到講桌前，也需要平息氣喘後，才能說話。
我觀察，哈維爾基本不是個場麵上的人物。那天喬治城大學演講，從禮堂最後方的記者席遠遠望去，哈維爾竟是個小個子：比奧爾布萊特矮，比他身邊那個捷克翻譯更是矮出一頭。高度跟氣質相連：高高的梧桐總是比敦實的鬆柏灑脫，個子不高的哈維爾不是想象中那般瀟灑。他人在台上不僅說話很慢，時而結巴，而且講話時用手勢幫忙。這說明他下意識地想彌補詞語表達的不足。輪到開口時他身體前傾，離開靠背，雙肘撐著上身重心，支在膝蓋上比劃，在自己思想的樹林中尋覓表達的語匯，緊張而專心；說完立即靠回椅背，兩腿摞起來，顯得格外輕鬆。我先以為這是因為他第二外語不能得心應“口”，但是發現偶爾說捷克語，他的聲音一樣低沉，一樣平緩而沒有抑揚頓挫，速度一樣慢，同樣需要停頓下來選擇詞匯。他甚至和很多不善言辭者一樣，在選擇詞匯的時候，要不停地“嗯”，甚至用兩個連接起來的音節，“enya”來連接思緒。他不斷重複那個助詞“嗯”，直到找到他所滿意的詞匯，把話語接下去。――“巧言令色鮮矣仁”。他的話語表達能力跟許多厚道、甚而遲鈍的男人一樣，不那麽好。哈維爾說話時，表情專注卻不豐富，言調平緩幾乎無變化，他給我的印象，是個仁者而不是智者。用傳統的比喻，他象個老實巴腳的莊稼人。哈維爾1990年首次到訪美國，第一項活動是要求到附近的喬治城大學看望那裏的學生。這次他到美國寫作，臨走前首次公開露麵，仍然是在這個學校同一個大廳見學生。所作所為不過是跟他的老朋友奧爾布萊特一起，將他們私下說過的話，公開說一遍，他仍舊拘謹如此。
遍覽西方諸國元首政要，瀟灑機敏或沉穩堅定、含蓄深沉或圓滑陰沉，幾乎沒有一個是這種風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懷韜略，個個腹引機謀的中國，無論極權體製下還是民主爭鬥中，恐怕不用三兩個回合，就把這種莊稼人排除在外了。
僅從外表判斷人確實有失膚淺，但哈維爾的政治理念確實基於道德基礎和人道主義準則，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將政治與道德在理論層麵合而為一，並身體力行、努力實踐的人。也許他所提倡的這種政治理念是反對極權政治的必然結果。但仍然難以想象，中國的反對運動能夠挺舉、哪怕是容納這樣的仁者。
七七憲章的成功、天鵝絨革命的勝利，使得許多西方人視他為“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當我的被傳統政治風景調試過焦距的眼睛，遠遠望著喬治城大學Geston Hall 台上體弱多病、略微緊張、勉力用他人母語和外交辭令表述自己深刻思想的前總統哈維爾時，不覺間心中竟充滿歉意。這個世界真不該再打攪他了。
幽默和機智是哈維爾的第二道風景線
幽默和機智是哈維爾的第二道風景線。即便在台上不自在的時刻也是如此。而且可能越不自在，越是如此。輪他開口，他回敬了奧爾布萊特的“揭發”，說起自上次到訪15年過去，自己變化很大，這才不緊不慢地告訴全場：“噢，我忘了介紹我自己了，這是你們美國的好習慣……”，然後他告訴人們，他叫瓦茨拉夫•哈維爾，今年六十又九歲了。還說上次來年輕15歲，所以比現在更粗魯。他說他已經準備好回答他的朋友瑪德林娜的問題，—— “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話”。
不過更多的時候我發現他的幽默方式幾乎全於在打破成規，說大實話。心存善念，內心謙卑，加上機智，他的實話雖然直接了當，但不傷人。奧爾布萊特問：普京認為上個世紀最大的災難是蘇聯的分裂，就國際問題尤其是對於歐洲而言，你怎麽看俄國的角色。哈維爾的回答竟然是以這麽一句直言不諱的評價開始的：“我感到驚訝，如此偉大的政治家竟然說出這等愚蠢的話！”國會圖書館演講會的主持人，從眾多現場觀眾傳上來的紙條中，挑出一個他認為有意思的問題。問哈維爾，您對布什提名為下屆世界銀行總裁保羅•沃爾夫維茨（Paul Wolfowitz，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如何在這個位置上推行他一貫的新保守主義、落實他強力推進民主的理念、在一些困難重重，代價很高的國家（意指伊拉克這樣的國家）施行民主有什麽建議和看法。
哈維爾的回答是：“你們看，也許我是個有足夠勇氣的人，但是我沒有勇氣給在這個位置上的沃爾夫先生提任何建議。”捷克駐美使館為他舉辦的晚宴上，他必須講幾句。感謝完了所有該感謝的，他說：“下麵是給在座各位的忠告：我建議，你們無論做什麽，別像我一樣當總統！”爆發的笑聲裏，他接著說：“因為那對你們的健康非常不利！”
他不會裝腔作勢。他一說實話，美國人就覺得他幽默；他一“幽默”，美國人就給他笑聲、掌聲。那些笑聲總是讓我覺得有點沒心沒肺，那些掌聲總是比他說這些話的時間還長。
台下場外輕鬆自如出奇製勝在於返回常識。智慧使哈維爾的憨厚誠實具有大智若愚的特色。我想，舉凡明察秋毫仍堅守誠實的人，都天然具有這樣的特色。不過我卻發現，在台下，如果不談論內政外交，哈維爾如孩子般天真。
隻有幾分鍾機會觀察他台下的風範。喬治城大學公開問答結束，人們緩慢地從正門撤離會堂。哈維爾一行已經從後台先行離去了。不料他並沒打道回府。大廳建築外，他的車停在門口。他和妻子，則被使館人員簇擁著，從遠離建築的相反方向走回來。他借登車離去的機會，擅自離隊溜達去了？
從正門出來的聽眾們禮貌地在一旁對他示注目禮。他輕鬆自如，臉上帶著天空般明朗的微笑走來。緊張的是我。見有人走進跟他說話，我也走上去，鬼使神差地重複無數崇拜者演過的那一出折子戲：拿出書包裏《哈維爾文集》遞上去，請他簽名。他指著書的封麵標題好奇地問，這是哪國文字？我告訴他那是中國象形文字，是中國大陸出版的他的文集的標題。他“啊”地一聲，笑著低頭打量他的思想變成的那一行鉛印的陌生東西，不慌不忙地將手伸進西裝掏筆。掏出一支，換手握住，伸進手去再掏。我即刻將自己的筆遞上。他卻不取，繼續掏。一共掏出兩隻筆。在書的扉頁上，先用綠色的一隻簽下他的名字，再用紅的一隻，在名字右下方，慢慢地準準地，畫了一個心。簽字畫心的時候，他神情專著，旁若無人。將書還給我之後，望著我的驚喜的神情，開心地笑了。那神情既象實現了一個預謀的老謀士，更象一個拿到滿分成績單的小男孩。
名字下麵留著暖色的心
這是我生平頭一次請作者簽名。我看見過書市上作者簽名售書的熱鬧，也見過舊書攤書上簽過名的書廉價拋售的清冷，因而我不簽名送書，買書也不請作者簽名，免得擾人擾己。哈維爾真的不世故。他如此對待簽名，教給我的是另一種自愛愛人的境界：以一個平凡人的身份，用普世之愛，標記那個被稱做姓名的符號。
荒誕感與這個人如影隨形，但是他說，就是因為荒誕，才要追尋意義。想必哈維爾知道，那顆暖色的心所代表的愛，是唯一戰勝荒誕、使生命獲得意義的途經。我相信，這顆暖色的心，也是他以病弱之軀對抗謊言的基石，是他將政治與道德聯姻的理由。
這世界不大，但如此簽名的唯有他一人。
哈維爾的簽名同時疊映出的，是這位知識人、作家所喜愛的一種生活方式：從政治官僚、外交禮節、媒體關注、眾目睽睽中退出來，找個環境優美安靜的地方過書齋生涯，用自己最得心應手的方式寫作，表達人生的感懷。累了，不能采菊東籬下也要見見老朋友，不能抽煙了也要喝點酒，不能騎馬了也要釣魚，不必說正經事隻是聊天，不要記錄不錄音，也不用秘書整理什麽文稿。“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不久後我問他為什麽台上台下兩種風格，他老老實實回答說：“在台上，我緊張”。把“緊張”這個英文字，“nervous”的第一個音節，拉得老長。
對不起，哈維爾
三次露麵我都參加了。角色從一個行色匆匆的記者，幾乎立即就轉換到旁觀者、普通人。最後的晚宴，我有幸經受邀出席。不過終於沒有對他做專訪，盡管機會從最初的遙不可及滑到了手邊，我還是忍住了。決定不用那些公共話語打擾他，占用他的時間。
輪不到我對哈維爾道歉，但我還是充滿歉意：他首次在喬治城大學與奧爾布萊特做公開對話，我奉命前去采訪。心裏裝的全是記者的職責和衝鋒陷陣爭取獨家專訪的勇氣，爭取他針對全世界現存的最大的極權國家發言，爭取他表述他的後極權理論對當今中國的針對性，爭取他用一個作家目光和感受、評判極權體製下文學的命運，爭取他介紹宗教在他心中的位置，爭取他評價自己的一生等等。我將問題從一列到十。打住之後，背下來，打印好，裝入信封。信封上寫：請轉交哈維爾先生。不知道是否有機會，隻好撞大運，到時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轉遞。我想我總有機會在他離開美國之前，就這些問題采訪他。
喬治城大學加斯頓大樓門前，那日提前一小時已經排起了等待入場的長隊。人多至此，我不認為又機會麵呈。一進會場我就掏出采訪信，在信封上邊加了一句：“私人信件”。我同時告訴美國校方工作人員這是私人信件，來自遙遠的中國。我指望這幾個字，這一句話，博得工作人員的同情，千方百計把問題清單送到哈維爾手中。美國人轉了四道手，居然回來告訴我自己送交捷克使館！此番周折後，我把這封“私人信件” 交給了在車旁等待哈維爾的一位和藹可親的隨行人員，他居然正是哈維爾的司機。隨後，撞上哈維爾返回為我簽字。
手中拿著哈維爾剛剛簽過字的書，看見哈維爾全然不同的台下風采，我還沒來得及感慨此信的轉交竟柳暗花明，如此簡單，就看見了下麵一幕，令我慚愧：
透過車窗，我看見哈維爾從司機手中接過信，準備拆看之前，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便將信放入了他隨身攜帶的黃色皮包！他是不是覺得當下就拆看一封不署名的私人信件不是時候？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心中頓時充滿歉意。剛剛意識到他對私人生活空間的渴望，剛剛把一個原本是作家的人從前總統身上找回來，剛剛從他的簽字裏，看見他對平凡的渴求。我反應再慢，也還是能夠猜到，這個充滿生活情趣的人，在結束了兩個月的寫作之後，在結束了充滿外交辭令的對話之後，在懷著輕鬆的心情返回府邸的路上，將我這封沒署名的“私人信件”放入書包，是要等著一個安靜的時刻再看。
可是那不是一個異國他鄉的老朋友的信，也不是一個美國年青姑娘的情書，甚至不是一個崇拜者的讚詞或一個讀者的感想。那不過是又一大堆公眾話語，一些沒有溫度的問題，一串串在哪裏都可以遇見的英文字母，十個阿拉伯數字後，不過是一個職業記者的陰謀和媒體契而不舍的騷擾！
你還不如在信封上標明“媒體采訪”！
不過我猜想那樣一來，也許根本送不到哈維爾手中。不過就是送到了哈維爾也更不會拆看了。不過至少打開之後不會立即憤怒地扔進字紙簍。不過不憤怒地扔進字紙簍，也會輕輕地扔進去。反正還是采訪不成了。不過……。還有很多“不過”，不過在我經常必須在記者職責和常人道德之間做選擇的經驗中，這還是第一次，采訪之前，我就發生了角色轉換：想放棄采訪，想道歉。是不是如哈維爾指出的那樣：極權國家裏出來的人都慣於撒謊？輕易誇張事實，隨時防衛過當，總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找借口？“生活在真實中”，對於我們而言該有多難啊！
不出所料，我道歉信寫出之前，就收到了大使館發來的謝絕采訪的回複。哈維爾真的不想總是做“總統”或“前總統”！連“前哈維爾先生”他都不想再做！
20天後，哈維爾返國之前，在那個隻有幾十人參加的相當輕鬆的小型晚宴上，我終於有機會將這位和善的人拽到一個角落，以隨意閑聊的形式，向他簡要介紹了中國知識界對於他和他的同胞昆德拉作品的不同解讀，隨即聽他談了他對昆德拉作品的一般看法。
我把道歉的話在心裏說了很多遍，還是沒有對他當麵說出來：我不願他將那句“不要緊，沒關係”的客套回複說出口，那將有違他的本意。我修正錯誤的誠意體現在，老老實實當客人，放棄唾手可得的采訪機會，不讓他再對麥克風說話。
一個傳奇故事的圓滿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哈維爾抵抗極權統治的名篇《無權者的權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大約八十年代就以中文手抄本形式在中國大陸地下流傳。歲月逝去，人們已弄不清它最初的翻譯者是誰，也無法統計它打破多少中國大腦的自我禁錮，戳破了多少謊言的幻象，調動、激勵了多少反對意識。但是它已經成為一個曆史的見證：自由的思想，是鐵絲網和秘密警察無法阻擋的。 2003年下半年，中國大陸自由知識分子自費集資，再度以半地下方式印刷、出版了崔衛平翻譯的包括這個名篇在內的《哈維爾文集》。丁東告訴我，此事一直捅到了最高層。最後以胡錦濤的口諭，“讓他們自生自滅”聽之任之了。丁東掂著手中所剩不多的幾本書說，這文集一經出版，即刻銷售、搶贈一空。
鑒於哈維爾先生的著作已經可以通過印刷體書籍和英特網突破封鎖進入中國，經流亡作家鄭義提議，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將我們多年保存下來的那本手抄本《無權者的權力》，作為一份具有特殊意義的禮物，交還給它的作者哈維爾先生，算是物歸原主，。感謝他當年的思想和文字，感謝他為人類自由事業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並請他代我們將此文物轉贈捷克曆史博物館或相關紀念館。
晚宴上，吳宏達(Harry Wu)先生引見我與捷克駐美大使先生談及此事，大使先生表示，他正在協助捷克建立一座“哈維爾總統圖書館”。如果允許，他將協助把這部珍貴的中文手抄本轉贈給未來的哈維爾圖書館收藏。
這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的結局！成全了一段關於思想的完美傳奇：
一位捷克知識分子的傑出思想飛越高山大海，乘坐手寫體中國象形文字之舟，在遙遠的中國地下河道行駛。無數翻閱的指紋是它的舵漿，自由信念是它的航標。多年後，這些思想從地下河流登岸，換乘印刷體的中文坐騎，在中國大陸腹地繼續行走。而那停靠河岸的手抄版，已經再度翻山越嶺過海、離開中國，停泊在同是捷克人、作曲家描寫過的新大陸，自由女神之鄉。它的使命完成了，漂泊久了，它想家呢。又過了多年，它的創造者、主人，到訪自由女神的故鄉。當年翻閱它的眾多手中的一雙手，借助一個偶然的機會，將它帶到了它主人麵前。由於外貌奇特，主人見了麵不認識它。但了解了它的經曆，他鄭重地在它的扉頁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納了這個遠方歸來的遊子。――我在請哈維爾簽印刷體的《哈維爾文集》的時候，壯著膽子再耽擱他一分鍾，向他介紹並展示了這手抄本及來曆。於是，在捷克駐美使館為哈維爾舉辦的小型晚宴上，帶著無數中國指紋還有紙頁卷邊泛黃的歲月痕跡，這中文手抄本居然回到了作者手中。而且終於跟隨作者返回了故鄉。未來，永遠，它將棲息在作者的思想倉庫，捷克民主先驅，“哈維爾總統圖書館”。它將向後來人見證人類關於良知、誠實、自由的信念與力量。
我希望這部手抄本當年的譯者、抄者和讀者，還有所有在它上麵留下自己指紋的人，有朝一日能夠看到這段文字，為這個圓滿的結局同感欣慰。今天，這本書的故鄉捷克已經變成了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但中國仍然在黑暗和謊言中掙紮。《無權者的權力》沒有過時。雖然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的思想始終遭到詆毀，但是，對於那些拒絕謊言，熱愛自由與尊嚴的中國人，這一樸素的思想永遠是我們智慧與力量的源泉！當吳先生應我請求，在宴會上向客人們展示並簡介這個手抄本的故事時，掌聲熱烈。我注意到哈維爾再度麵露欣慰。我相信那不是外交式微笑。世上幾乎沒有一個作者，看到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在一個遙遠國度的地下流傳20年之後居然返回到自己手中、返回故鄉而不感到由衷欣慰。
對不起！哈維爾。“完璧歸趙”，是我這個參與攪擾您的記者對您表達的最誠摯的歉意。
2005年6月5日初稿，12日定稿
哈維爾在捷克駐美大使館晚宴上致詞：“你們無論做什麽，別像我一樣當總統。”北明攝影
與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是“鐵哥們兒”
喬治城大學是哈維爾的好朋友、捷克出生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卸任後任教至今的地方。兩人相識於15年前。1989年六四之後，北京城連續幾十天在街上遊動的數百萬人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哈維爾則第N次走出捷克監獄，發起“公民論壇”，不久，引發“天鵝絨革命”。打記事起就為故國的極權風光感到恥辱的奧爾布萊特飛到捷克，問哈維爾，“我們能幫你什麽忙？”她不失時機地幫了哈維爾的大忙：她迅速組織法律專家，為這個新國家製定了選舉法。奧爾布萊特為自己出生地捷克的變化由衷興奮，她不僅後台幫忙，也在前台歡呼歌唱。真的歡呼歌唱：1990年6月捷克第一次實行民主選舉時她再到布拉格，跟美國著名歌星保爾•西蒙（Paul Simon）一起慶祝那個曆史性的時刻，在“七七憲章”領導中心，跟她的捷克同胞一起把“我們應當獲勝”（We Shall Overcome）那首歌唱得深情而痛快。
天鵝絨革命後，美國跟捷克的關係不僅是兩麵國旗在外交場合的疊映，也是一對友人私下的默契合作。哈維爾出任總統後應邀到訪美國，所有活動，聽任他的美國知己奧爾布萊特的安排。連他在參眾兩院的講演也是奧爾布萊特幫著捷克大使從捷克語翻譯成英文的。哈維爾作家出身，對詞語極為講究，雖然英文不好，卻覺得人家的翻譯不到位。拿著翻譯稿練習英文演講時他嘮嘮叨叨：“這不是我的詞兒。我永遠都不會用這樣的詞兒！”布拉格出生的奧爾布萊特除了英語，還精通捷克語，法語、俄語、波蘭語，幾乎是半個語言專家，在一邊聽見抱怨不以為然。心想，我家鄉來的總統怎麽這麽挑剔！我認識其他所有總統都不會看出這譯稿跟原稿能有什麽不同！結果呢？哈維爾在參眾兩院做的那個演講不僅精彩之極，而且過後他要見總統布什，也拉著幫他潤色詞語的奧爾布萊特一同前往。而後者在美國矚目的政治生涯還要再等一兩年才正式展開，她頗有自知之明，說了句“我跟著你去不會受歡迎”就拒絕了。
這段往事，是奧爾布萊特後來在公開講演中當眾“揭發”的。她問哈維爾是否還記得這些15年前的故事，哈維爾坐在一旁笑容可掬，一言不發，不置可否，一幅聽憑發落的樣子。不過他忍了沒幾分鍾就找到了還嘴的機會。場合還是同樣的場合，奧爾布萊特對聽眾介紹說：哈維爾總統首次到訪美國是15年前的1990年3月，他在美國第一個件事就是到喬治城大學跟學生見麵。話音剛落，輪到哈維爾發言，哈維爾說：我想我當年到這裏看望學生是2月，不是3月。兩人公開兩人溫文爾雅的公開鬥嘴引得場下笑聲不斷。一品即知那是陳年老酒釀造的情誼，添油加醋也香醇。
藏在美國寫作，臨走露麵勉為其難
喬治城大學校方定然知悉兩人之間的“鐵關係”，便敦促奧爾布萊特邀請哈維爾來校跟學生們公開見麵。奧爾布萊特一開口，哈維爾豈能推辭？於是有了二人在喬治城大學加斯頓禮堂（Gaston Hall）的對談。
哈維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公開演講及答問，更是賴不掉賬。國會圖書館是出麵邀請他的東道主，圖書館的克拉格中心是給他出資的財神爺。訪問寫作結束之前，跟關心他的美國各界人士見見麵，說幾句話吧？哈維爾就是再勉強，也無法拒絕。他莊重嚴肅勉力登台，氣喘咳嗽之間，把自己事先準備的講稿“皇帝沒穿衣服”，一字不差念到頭，異議人士和聽眾提問一個不拉回答到尾。
此後他即刻離開座無虛席的國會圖書館大禮堂，穿過下班時交通堵塞的華盛頓市中心，趕赴捷克駐美大使馬丁•帕勞什先生為他舉辦的小型公開晚宴。自家官員盡地主之誼，邀請一些在美國的各國人權活動家、異議作家以及國會議員與他共進晚餐。既然兩個月書齋勞作結束了，演講也結束了，再累，晚飯總要吃。
世界聽不見他“歸隱”的呼聲
哈維爾健康狀況不好：先後兩次患癌症，身體中兩個器官各被切除一半。他當了13年總統，領教了和平革命成功、浪漫詩情退去後，政府大廳裏日益嚴重的官僚作風和人間權力的荒誕。他是作家，終於卸任後，總是惦記寫作。為了尋找一個安靜處所寫作，他帶著病體來到美國。奧爾布萊特僅僅透露，他住在一個“安靜美麗的角落”。回顧總統生涯，哈維爾曾經說，政治生涯是個陷阱。為了捷克的民主前途，他落入陷阱、付出代價是值得的。但是作家哈維爾向世界傳達了足夠的信息：他需要安靜，需要寫作。他跟奧爾布萊特說了很多話：北約的角色轉換在於它如今有了不同的敵人：恐怖主義；捷克終於進入世界民主國家行列，有了自己的尊嚴；民主需要傳播，但是為了得到世界的理解同情，行義舉的美國需要爭取聯合國的支持；維護世界人權、反對暴政是一回事，幫誰、怎麽幫是另一回事等等。
但是哈維爾說另一些話的時候，聽眾總以為哈維爾總統喜歡開玩笑。
奧爾布萊特在喬治城大學加斯頓禮堂（Gaston Hall）講台上問哈維爾：你們國家沒有“前總統”的傳統，這些“前”人們不是死了就是被驅逐了。我作為一個前國務卿，觀察你這個前總統，覺得特別有意思。你能不能跟我們說說你的感受？問題一出，發現時間不夠了。她轉向台下，要求凡有問題要發問的學生在台下中央過道的麥克風前排隊。然後對哈維爾說，這個問題你可以不答。孰料哈維爾不理會台下嘩啦啦站起來排隊的學生，說：我應該回答這個問題。他接著用不很熟練的英語說：“我們確實沒有前總統的傳統。所以我常常發現社會和政體不知道該拿我怎麽辦。比方說，他們不知道該稱呼我‘總統先生’還是‘前總統先生’，或者‘哈維爾先生’，還是‘前哈維爾先生’”。
台下爆發笑聲的時候，哈維爾也許為他的幽默得意，但是他的話語是感慨的：“我這一輩子總是不情願地在某些地方充當開荒者（pioneer）。現在我老了，我還必須再度充當開荒者，忍受前總統的境遇”。他小心地選擇著詞匯，表示“寧可不以外交方式說話太多。”他說，他現在身不由己，擔任著很多不同的社會職務，有很多工作。他希望，“在特別的職責盡完之後，獲得自由，象一隻鳥兒那樣。可以敞開心扉說話。”他抱怨：“我總是必須使用外交辭令，沒有很多理由我必須違背自己的意願，更多地使用外交方式表達自己。”麵對台下帶著各種課堂問題前來聽哈維爾演講的學生，哈維爾直言不諱地說，他“是一個有點兒累的人”，他“老了，也病得更厲害了”，所幸他“是一個前總統。”他當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很多過去15年前可以做的事，現在做不了了，沒有足夠的精力了。”
台下學生不時爆發笑聲，哈維爾自己也輕鬆幽默，但是不知道世界聽沒聽見這個前總統的苦衷：他身體不好，精力不行，厭倦外交詞令、害怕公共場合，他想按照自己的意誌生活，他想用最後的時間回到文學！
我也跟著笑。心卻隱隱地有些跟不上。
肢體語言：老實巴腳莊稼人
不隻話語，肢體語言也表明，這位倡導“生活在真實中”、為“無權者的權力”衝鋒陷陣的作家體力很弱，非常疲勞：5月14號那天國會圖書館的演講，哈維爾始終在每句話之間輕微喘息，時而咳嗽，聽得見肺部渾濁的痰音。幾步路，從他的座椅走到講桌前，也需要平息氣喘後，才能說話。
我觀察，哈維爾基本不是個場麵上的人物。那天喬治城大學演講，從禮堂最後方的記者席遠遠望去，哈維爾竟是個小個子：比奧爾布萊特矮，比他身邊那個捷克翻譯更是矮出一頭。高度跟氣質相連：高高的梧桐總是比敦實的鬆柏灑脫，個子不高的哈維爾不是想象中那般瀟灑。他人在台上不僅說話很慢，時而結巴，而且講話時用手勢幫忙。這說明他下意識地想彌補詞語表達的不足。輪到開口時他身體前傾，離開靠背，雙肘撐著上身重心，支在膝蓋上比劃，在自己思想的樹林中尋覓表達的語匯，緊張而專心；說完立即靠回椅背，兩腿摞起來，顯得格外輕鬆。我先以為這是因為他第二外語不能得心應“口”，但是發現偶爾說捷克語，他的聲音一樣低沉，一樣平緩而沒有抑揚頓挫，速度一樣慢，同樣需要停頓下來選擇詞匯。他甚至和很多不善言辭者一樣，在選擇詞匯的時候，要不停地“嗯”，甚至用兩個連接起來的音節，“enya”來連接思緒。他不斷重複那個助詞“嗯”，直到找到他所滿意的詞匯，把話語接下去。――“巧言令色鮮矣仁”。他的話語表達能力跟許多厚道、甚而遲鈍的男人一樣，不那麽好。哈維爾說話時，表情專注卻不豐富，言調平緩幾乎無變化，他給我的印象，是個仁者而不是智者。用傳統的比喻，他象個老實巴腳的莊稼人。哈維爾1990年首次到訪美國，第一項活動是要求到附近的喬治城大學看望那裏的學生。這次他到美國寫作，臨走前首次公開露麵，仍然是在這個學校同一個大廳見學生。所作所為不過是跟他的老朋友奧爾布萊特一起，將他們私下說過的話，公開說一遍，他仍舊拘謹如此。
遍覽西方諸國元首政要，瀟灑機敏或沉穩堅定、含蓄深沉或圓滑陰沉，幾乎沒有一個是這種風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懷韜略，個個腹引機謀的中國，無論極權體製下還是民主爭鬥中，恐怕不用三兩個回合，就把這種莊稼人排除在外了。
僅從外表判斷人確實有失膚淺，但哈維爾的政治理念確實基於道德基礎和人道主義準則，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將政治與道德在理論層麵合而為一，並身體力行、努力實踐的人。也許他所提倡的這種政治理念是反對極權政治的必然結果。但仍然難以想象，中國的反對運動能夠挺舉、哪怕是容納這樣的仁者。
七七憲章的成功、天鵝絨革命的勝利，使得許多西方人視他為“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當我的被傳統政治風景調試過焦距的眼睛，遠遠望著喬治城大學Geston Hall 台上體弱多病、略微緊張、勉力用他人母語和外交辭令表述自己深刻思想的前總統哈維爾時，不覺間心中竟充滿歉意。這個世界真不該再打攪他了。
幽默和機智是哈維爾的第二道風景線
幽默和機智是哈維爾的第二道風景線。即便在台上不自在的時刻也是如此。而且可能越不自在，越是如此。輪他開口，他回敬了奧爾布萊特的“揭發”，說起自上次到訪15年過去，自己變化很大，這才不緊不慢地告訴全場：“噢，我忘了介紹我自己了，這是你們美國的好習慣……”，然後他告訴人們，他叫瓦茨拉夫•哈維爾，今年六十又九歲了。還說上次來年輕15歲，所以比現在更粗魯。他說他已經準備好回答他的朋友瑪德林娜的問題，—— “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話”。
不過更多的時候我發現他的幽默方式幾乎全於在打破成規，說大實話。心存善念，內心謙卑，加上機智，他的實話雖然直接了當，但不傷人。奧爾布萊特問：普京認為上個世紀最大的災難是蘇聯的分裂，就國際問題尤其是對於歐洲而言，你怎麽看俄國的角色。哈維爾的回答竟然是以這麽一句直言不諱的評價開始的：“我感到驚訝，如此偉大的政治家竟然說出這等愚蠢的話！”國會圖書館演講會的主持人，從眾多現場觀眾傳上來的紙條中，挑出一個他認為有意思的問題。問哈維爾，您對布什提名為下屆世界銀行總裁保羅•沃爾夫維茨（Paul Wolfowitz，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如何在這個位置上推行他一貫的新保守主義、落實他強力推進民主的理念、在一些困難重重，代價很高的國家（意指伊拉克這樣的國家）施行民主有什麽建議和看法。
哈維爾的回答是：“你們看，也許我是個有足夠勇氣的人，但是我沒有勇氣給在這個位置上的沃爾夫先生提任何建議。”捷克駐美使館為他舉辦的晚宴上，他必須講幾句。感謝完了所有該感謝的，他說：“下麵是給在座各位的忠告：我建議，你們無論做什麽，別像我一樣當總統！”爆發的笑聲裏，他接著說：“因為那對你們的健康非常不利！”
他不會裝腔作勢。他一說實話，美國人就覺得他幽默；他一“幽默”，美國人就給他笑聲、掌聲。那些笑聲總是讓我覺得有點沒心沒肺，那些掌聲總是比他說這些話的時間還長。
台下場外輕鬆自如出奇製勝在於返回常識。智慧使哈維爾的憨厚誠實具有大智若愚的特色。我想，舉凡明察秋毫仍堅守誠實的人，都天然具有這樣的特色。不過我卻發現，在台下，如果不談論內政外交，哈維爾如孩子般天真。
隻有幾分鍾機會觀察他台下的風範。喬治城大學公開問答結束，人們緩慢地從正門撤離會堂。哈維爾一行已經從後台先行離去了。不料他並沒打道回府。大廳建築外，他的車停在門口。他和妻子，則被使館人員簇擁著，從遠離建築的相反方向走回來。他借登車離去的機會，擅自離隊溜達去了？
從正門出來的聽眾們禮貌地在一旁對他示注目禮。他輕鬆自如，臉上帶著天空般明朗的微笑走來。緊張的是我。見有人走進跟他說話，我也走上去，鬼使神差地重複無數崇拜者演過的那一出折子戲：拿出書包裏《哈維爾文集》遞上去，請他簽名。他指著書的封麵標題好奇地問，這是哪國文字？我告訴他那是中國象形文字，是中國大陸出版的他的文集的標題。他“啊”地一聲，笑著低頭打量他的思想變成的那一行鉛印的陌生東西，不慌不忙地將手伸進西裝掏筆。掏出一支，換手握住，伸進手去再掏。我即刻將自己的筆遞上。他卻不取，繼續掏。一共掏出兩隻筆。在書的扉頁上，先用綠色的一隻簽下他的名字，再用紅的一隻，在名字右下方，慢慢地準準地，畫了一個心。簽字畫心的時候，他神情專著，旁若無人。將書還給我之後，望著我的驚喜的神情，開心地笑了。那神情既象實現了一個預謀的老謀士，更象一個拿到滿分成績單的小男孩。
名字下麵留著暖色的心
這是我生平頭一次請作者簽名。我看見過書市上作者簽名售書的熱鬧，也見過舊書攤書上簽過名的書廉價拋售的清冷，因而我不簽名送書，買書也不請作者簽名，免得擾人擾己。哈維爾真的不世故。他如此對待簽名，教給我的是另一種自愛愛人的境界：以一個平凡人的身份，用普世之愛，標記那個被稱做姓名的符號。
荒誕感與這個人如影隨形，但是他說，就是因為荒誕，才要追尋意義。想必哈維爾知道，那顆暖色的心所代表的愛，是唯一戰勝荒誕、使生命獲得意義的途經。我相信，這顆暖色的心，也是他以病弱之軀對抗謊言的基石，是他將政治與道德聯姻的理由。
這世界不大，但如此簽名的唯有他一人。
哈維爾的簽名同時疊映出的，是這位知識人、作家所喜愛的一種生活方式：從政治官僚、外交禮節、媒體關注、眾目睽睽中退出來，找個環境優美安靜的地方過書齋生涯，用自己最得心應手的方式寫作，表達人生的感懷。累了，不能采菊東籬下也要見見老朋友，不能抽煙了也要喝點酒，不能騎馬了也要釣魚，不必說正經事隻是聊天，不要記錄不錄音，也不用秘書整理什麽文稿。“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不久後我問他為什麽台上台下兩種風格，他老老實實回答說：“在台上，我緊張”。把“緊張”這個英文字，“nervous”的第一個音節，拉得老長。
對不起，哈維爾
三次露麵我都參加了。角色從一個行色匆匆的記者，幾乎立即就轉換到旁觀者、普通人。最後的晚宴，我有幸經受邀出席。不過終於沒有對他做專訪，盡管機會從最初的遙不可及滑到了手邊，我還是忍住了。決定不用那些公共話語打擾他，占用他的時間。
輪不到我對哈維爾道歉，但我還是充滿歉意：他首次在喬治城大學與奧爾布萊特做公開對話，我奉命前去采訪。心裏裝的全是記者的職責和衝鋒陷陣爭取獨家專訪的勇氣，爭取他針對全世界現存的最大的極權國家發言，爭取他表述他的後極權理論對當今中國的針對性，爭取他用一個作家目光和感受、評判極權體製下文學的命運，爭取他介紹宗教在他心中的位置，爭取他評價自己的一生等等。我將問題從一列到十。打住之後，背下來，打印好，裝入信封。信封上寫：請轉交哈維爾先生。不知道是否有機會，隻好撞大運，到時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轉遞。我想我總有機會在他離開美國之前，就這些問題采訪他。
喬治城大學加斯頓大樓門前，那日提前一小時已經排起了等待入場的長隊。人多至此，我不認為又機會麵呈。一進會場我就掏出采訪信，在信封上邊加了一句：“私人信件”。我同時告訴美國校方工作人員這是私人信件，來自遙遠的中國。我指望這幾個字，這一句話，博得工作人員的同情，千方百計把問題清單送到哈維爾手中。美國人轉了四道手，居然回來告訴我自己送交捷克使館！此番周折後，我把這封“私人信件” 交給了在車旁等待哈維爾的一位和藹可親的隨行人員，他居然正是哈維爾的司機。隨後，撞上哈維爾返回為我簽字。
手中拿著哈維爾剛剛簽過字的書，看見哈維爾全然不同的台下風采，我還沒來得及感慨此信的轉交竟柳暗花明，如此簡單，就看見了下麵一幕，令我慚愧：
透過車窗，我看見哈維爾從司機手中接過信，準備拆看之前，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便將信放入了他隨身攜帶的黃色皮包！他是不是覺得當下就拆看一封不署名的私人信件不是時候？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心中頓時充滿歉意。剛剛意識到他對私人生活空間的渴望，剛剛把一個原本是作家的人從前總統身上找回來，剛剛從他的簽字裏，看見他對平凡的渴求。我反應再慢，也還是能夠猜到，這個充滿生活情趣的人，在結束了兩個月的寫作之後，在結束了充滿外交辭令的對話之後，在懷著輕鬆的心情返回府邸的路上，將我這封沒署名的“私人信件”放入書包，是要等著一個安靜的時刻再看。
可是那不是一個異國他鄉的老朋友的信，也不是一個美國年青姑娘的情書，甚至不是一個崇拜者的讚詞或一個讀者的感想。那不過是又一大堆公眾話語，一些沒有溫度的問題，一串串在哪裏都可以遇見的英文字母，十個阿拉伯數字後，不過是一個職業記者的陰謀和媒體契而不舍的騷擾！
你還不如在信封上標明“媒體采訪”！
不過我猜想那樣一來，也許根本送不到哈維爾手中。不過就是送到了哈維爾也更不會拆看了。不過至少打開之後不會立即憤怒地扔進字紙簍。不過不憤怒地扔進字紙簍，也會輕輕地扔進去。反正還是采訪不成了。不過……。還有很多“不過”，不過在我經常必須在記者職責和常人道德之間做選擇的經驗中，這還是第一次，采訪之前，我就發生了角色轉換：想放棄采訪，想道歉。是不是如哈維爾指出的那樣：極權國家裏出來的人都慣於撒謊？輕易誇張事實，隨時防衛過當，總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找借口？“生活在真實中”，對於我們而言該有多難啊！
不出所料，我道歉信寫出之前，就收到了大使館發來的謝絕采訪的回複。哈維爾真的不想總是做“總統”或“前總統”！連“前哈維爾先生”他都不想再做！
20天後，哈維爾返國之前，在那個隻有幾十人參加的相當輕鬆的小型晚宴上，我終於有機會將這位和善的人拽到一個角落，以隨意閑聊的形式，向他簡要介紹了中國知識界對於他和他的同胞昆德拉作品的不同解讀，隨即聽他談了他對昆德拉作品的一般看法。
我把道歉的話在心裏說了很多遍，還是沒有對他當麵說出來：我不願他將那句“不要緊，沒關係”的客套回複說出口，那將有違他的本意。我修正錯誤的誠意體現在，老老實實當客人，放棄唾手可得的采訪機會，不讓他再對麥克風說話。
一個傳奇故事的圓滿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哈維爾抵抗極權統治的名篇《無權者的權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大約八十年代就以中文手抄本形式在中國大陸地下流傳。歲月逝去，人們已弄不清它最初的翻譯者是誰，也無法統計它打破多少中國大腦的自我禁錮，戳破了多少謊言的幻象，調動、激勵了多少反對意識。但是它已經成為一個曆史的見證：自由的思想，是鐵絲網和秘密警察無法阻擋的。 2003年下半年，中國大陸自由知識分子自費集資，再度以半地下方式印刷、出版了崔衛平翻譯的包括這個名篇在內的《哈維爾文集》。丁東告訴我，此事一直捅到了最高層。最後以胡錦濤的口諭，“讓他們自生自滅”聽之任之了。丁東掂著手中所剩不多的幾本書說，這文集一經出版，即刻銷售、搶贈一空。
鑒於哈維爾先生的著作已經可以通過印刷體書籍和英特網突破封鎖進入中國，經流亡作家鄭義提議，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將我們多年保存下來的那本手抄本《無權者的權力》，作為一份具有特殊意義的禮物，交還給它的作者哈維爾先生，算是物歸原主，。感謝他當年的思想和文字，感謝他為人類自由事業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並請他代我們將此文物轉贈捷克曆史博物館或相關紀念館。
晚宴上，吳宏達(Harry Wu)先生引見我與捷克駐美大使先生談及此事，大使先生表示，他正在協助捷克建立一座“哈維爾總統圖書館”。如果允許，他將協助把這部珍貴的中文手抄本轉贈給未來的哈維爾圖書館收藏。
這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的結局！成全了一段關於思想的完美傳奇：
一位捷克知識分子的傑出思想飛越高山大海，乘坐手寫體中國象形文字之舟，在遙遠的中國地下河道行駛。無數翻閱的指紋是它的舵漿，自由信念是它的航標。多年後，這些思想從地下河流登岸，換乘印刷體的中文坐騎，在中國大陸腹地繼續行走。而那停靠河岸的手抄版，已經再度翻山越嶺過海、離開中國，停泊在同是捷克人、作曲家描寫過的新大陸，自由女神之鄉。它的使命完成了，漂泊久了，它想家呢。又過了多年，它的創造者、主人，到訪自由女神的故鄉。當年翻閱它的眾多手中的一雙手，借助一個偶然的機會，將它帶到了它主人麵前。由於外貌奇特，主人見了麵不認識它。但了解了它的經曆，他鄭重地在它的扉頁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納了這個遠方歸來的遊子。――我在請哈維爾簽印刷體的《哈維爾文集》的時候，壯著膽子再耽擱他一分鍾，向他介紹並展示了這手抄本及來曆。於是，在捷克駐美使館為哈維爾舉辦的小型晚宴上，帶著無數中國指紋還有紙頁卷邊泛黃的歲月痕跡，這中文手抄本居然回到了作者手中。而且終於跟隨作者返回了故鄉。未來，永遠，它將棲息在作者的思想倉庫，捷克民主先驅，“哈維爾總統圖書館”。它將向後來人見證人類關於良知、誠實、自由的信念與力量。
我希望這部手抄本當年的譯者、抄者和讀者，還有所有在它上麵留下自己指紋的人，有朝一日能夠看到這段文字，為這個圓滿的結局同感欣慰。今天，這本書的故鄉捷克已經變成了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但中國仍然在黑暗和謊言中掙紮。《無權者的權力》沒有過時。雖然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的思想始終遭到詆毀，但是，對於那些拒絕謊言，熱愛自由與尊嚴的中國人，這一樸素的思想永遠是我們智慧與力量的源泉！當吳先生應我請求，在宴會上向客人們展示並簡介這個手抄本的故事時，掌聲熱烈。我注意到哈維爾再度麵露欣慰。我相信那不是外交式微笑。世上幾乎沒有一個作者，看到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在一個遙遠國度的地下流傳20年之後居然返回到自己手中、返回故鄉而不感到由衷欣慰。
對不起！哈維爾。“完璧歸趙”，是我這個參與攪擾您的記者對您表達的最誠摯的歉意。
2005年6月5日初稿，12日定稿
《花園聚會》（1963）
知否知否綠肥紅瘦
我也欽佩哈維爾的正直和良知，也許，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政客吧。
我在剛剛開始出遊歐洲的時候，不是去名聞遐邇的倫敦巴黎，而是首選捷克匈牙利，也是一份自己的情結吧。
對政治，我有點自己的理念，不過，寫不出來，真的是無法handle。不過，看到這樣的文章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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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妹，這個是我剛剛得到的，別致而漂亮的祝賀，大家分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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