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賣國精英折騰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為了自己洗脫共產嫌疑, 棄車保帥, 看來他著實被海外賣國精英魏京生和何清漣等賣國精英挑起的對德國之聲共產嫌疑指責嚇破了膽, 居然草木皆兵, 把隻想澄清事實而毫無路線問題的中文部主任馮海因給下課了。貝特曼自己親自領教了海外賣國精英們的厲害和騙局, 被玩弄和虛驚一場的感覺驅使他將親自出馬領導中文部。 海外賣國精英們將自食其果!

    今年8月以來, 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經曆了人生重大考驗。 經常被德國之聲中文部采訪的各路中國海外賣國精英們向她伸出毒手, 著著致命。海外賣國精英們因為張丹紅客觀評價中國而惱怒, 他們發起了致張丹紅於死地的總動員。首先由德國賣國精英徐P糾集德國右翼媒體指控德國之聲是共產黨喉舌, 張丹紅首當其衝, 在未查清事實前, 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就暫停了張丹紅工作, 撤消了她的中文部副主任職務, 即使在徹底弄清德國之聲中文部無任何共產嫌疑後, 張丹紅仍然未恢複職務。

    由於中文部主任馮海因公開支持張丹紅, 馮海因同樣在這次"清洗"風波中被受外界指責, 德國之聲的監管機構廣播委員會為德國之聲的中文節目徹底平反後, 馮海因開始對海外賣國精英何清漣的無端指控進行了反擊。推出了"張丹紅駁何清漣顛倒事實的陳述"的采訪。海外賣國精英代言人的德國記者潘帕裏安立即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報道對"張丹紅駁何清漣顛倒事實的陳述"進行了反駁, 指責德國之聲中文部公器私用。本來剛從平反中喘過氣來的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無法再次忍受馮海因的"大異不道", 惟恐親共嫌疑引火燒身, 他對馮海因提供的任何客觀事實置若罔聞, 以解除馮海因的職務作為和親共劃清界限的宣誓。 貝特曼的行為保住了他自己的清白, 卻失去了公信, 助長了海外賣國精英的專製， 使他們欣喜若狂，不能自己。

    德國之聲不是何清漣賣國精英之流的專用話筒, 德國之聲中文部有權選擇任何采訪對象, 有權以任何理由終止和任何人的合作。德國之聲中文部終止與何清漣的部分合作被何清漣說成是中文部受中國政府的指使顯然是荒唐的, 可是她拿不出任何可信的證據。她把她自己抬到天上去了, 德國之聲中文部采訪了幾乎所有著名賣國精英, 為什麽惟獨和何清漣過不去呢? 中國政府為什麽惟獨不讓何清漣寫評論呢? 為什麽德國之聲中文部偏偏在何清漣問題上聽從中國政府的指示呢? 德國之聲為什麽沒有聽從中國政府的指示壓製其他國內外賣國精英的言論呢? 看來何清漣豈不是所有賣國精英裏的頂尖人物, 超越了魏京生和劉曉波等所有精英? 何清漣真有這麽大能耐? 何清漣長期生活在美國象牙塔裏, 其中國經濟評論都是二手和三手材料拚湊起來的毫無個性和建設性的陳詞爛調, 除了BBC還給她一點麵子外, 其評論幾乎沒有實用價值。德國之聲中斷與她的合作完全是她自己的淺薄, 並非中國政府授意德國之聲中文部中斷與她的合作。德國之聲中斷與她的合作不僅使她自我標榜的重磅炮彈沒了, 更斷了她的財路, 可能令其少了五位數字歐元的收入, 這叫她如何不憎恨德國之聲中文部領導呢? 卑鄙的何清漣為了自身利益拿出了賣國精英精英們的殺手鐧對付本來就反華的德國之聲中文部, "親共"和"通共"的指控不僅使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膽戰心驚, 更使所有德國媒體和政治家害怕和恐懼, 這就出現了張丹紅和馮海因被無罪解職的荒唐醜聞。

    賣國精英何清漣和徐P與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存在個人恩怨， 他們不檢查自己, 卻拿起"親共"和"通共"的大棒大鬧德國之聲, 所有"親共"和"通共"的指控都是沒有任何證據的。 其行為是真正的公器私用, 拿"親共"和"通共"的大棒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他們利用德國政府反華的大形勢逼迫德國之聲中文部向他們屈服, 讓德國之聲成為他們的發聲筒和財源, 讓德國之聲成為"一個德國, 一個種聲音"。他們要讓德國之聲成為他們獨家反華媒體, 他們專製, 他們霸道, 他們破壞言論自由, 他們比本來就專製反華的德國之聲更邪門。

    別了馮海因，別了德國專製的媒體？世界人民需要中國，德國人民需要中國，中國人民需要平等公正的世界。 德國政府不公平、不公正、不民主，德國人民不需要'一個德國，一種聲音'。那些把德國引向專製的政客和海外賣國精英不會長久，迷茫中的德國之聲編輯們無需害怕，黑暗的來臨意味著光明不遠。

    別了馮海因， 馮瀟陽來了， 馮清漣來了。德國右翼分子更將活躍， 賣國精英更加猖狂，華人被歧視，華人被襲擊，德國右翼分子同樣會襲擊馮瀟陽和馮清漣！因為他們也是華人。

    別了馮海因，桑德施奈德來了，德國需要中國，醜化中國的德國也醜化和孤立德國自己！沒有中國的德國將陷入災難。邪不勝正，中國人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道路，中國人民有能力實現自己的民主，中國不會因為馮清漣和馮瀟陽來了就強大了， 就民主了。馮清漣和馮瀟陽的到來隻會使德國在錯路上越走越遠， 隻會使中國不強不大，使中國成為西方國家的奴才。

    蚍蜉撼樹、不自量力的德國政客和海外賣國精英的好日子長不了。 不管海外賣國精英如何猖狂, 中國的進步無人可以否定, 他們"親共"和"通共"的大棒最終會打到他們自己的頭上!

    12 月17日環球時報刊登了德國之聲文部主任馮海因被辭職的首條新聞，何清漣以此判定德國之聲文部"通共"，何清漣的判定是否正確呢？答案是否定的。德國主流媒體至今沒有馮海因被辭職的報道，看來德國之聲文部"通共"情況是存在的。那德國之聲文部誰在"通共"呢？在何清漣眼裏張丹紅嫌疑最大，那她把馮海因被辭職的消息透露給環球時報的目的何在呢？馮海因曾經公開支持張丹紅，張丹紅消息透露馮海因被辭職的消息不僅幫不了馮海因，而且更幫不了自己， 反而更害了自己。 也就是說德國之聲文部"通共"另有其人，這個人希望馮海因和張丹紅下課，他(她)可以取而代之。這個人可能就是"親通"何清漣等海外反華精英的。這個人敢公開自己嗎？小人得誌更猖狂，可惜他(她)不能得誌，即使得誌也長久不了。

    在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眼裏， 馮海因和張丹紅算個屁呀， 言論自由算個屁呀。沒有"親共"和"通共"的馮海因和張丹紅被撤職，"親共"和"通共"的小人卻有高升的可能， 德國之聲中文部本來一切正常，否則德國之聲的監管機構廣播委員會就不會為德國之聲的中文節目徹底平反， 在海外賣國精英折騰下、 在專製的貝特曼領導下現在是一片混亂，是該好好整頓了。

    德國之聲讀者來函的欄目已從12月15日被停止了， 德國之聲懼怕讀者的聲音， 成為地道的一言堂。這就是聲稱言論自由的德國之聲。德國之聲不要成為人雲亦雲的專製媒體， 公正平等客觀報道和評論中國， 中國的任何醜聞幾乎在西方都存在，而且沒有完全消除。不要為批評而批評，不要片麵臆斷， 不要似是而非混淆視聽，不要做西方政治宣傳的反麵樣板，不要成為自彈自唱和孤芳自賞的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違背言論自由，以"親共"和"通共"打擊迫害編輯， 搞政治迫害。 作為德國納稅人的廣龍， 保留通過法律手段聲張言論自由的權利。

    何清漣和徐P之流勝利了嗎？看來沒有，否則德國之聲就不會出現"施羅德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訪談，施羅德不是最大的"親共"政治家嗎？在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眼裏，何清漣和徐P之流算個屁呀！何清漣和徐P最恨的不就是"親共"的施羅德嗎？何清漣和徐P之流折騰德國之聲的結果是把自己給折騰完了，德國之聲或許永遠也不會讓他們有機會再發言了。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賣國精英他們到處折騰， 被他們折騰掉的是正義和民主，被他們折騰掉的是平等和公正， 他們帶來的是混亂和敵對，他們是反人民的， 他們把中國和德國都引向邪路，他們為了個人目的可以瘋狂犧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海外賣國精英比國外反華勢力更可惡，西方國家利用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取代中國廣大人民的真正民意，從而愚弄西方人民，把中國製造成西方人民新的敵人。海外賣國精英死有餘辜！

背景報道 I

德議會激辯“張丹紅事件” 反張派被追問露馬腳

環球時報駐德國記者 劉華新報道　

12 月18日, 德國聯邦議會文化與媒體委員會邀請議會一些下屬委員會的約25名議員和6位社會各界代表，就德國之聲中文節目展開聽證。據德新社報道，文化與媒體委員會認為沒有理由對德國之聲的新聞工作質量和獨立性表示懷疑。該委員會兩位社民黨籍的議員莫尼卡—格裏凡和約爾格—陶斯當天在柏林說，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就針對德國之聲中文節目的批評所做出的反應是迅速和恰當的。過去幾個月裏，德國之聲中文廣播和網頁被指責迎合中國政府的立場。　　

    整個事件的起因是德國之聲中文部原副主任張丹紅在北京奧運會前夕批評德國媒體對中國片麵報道和默克爾對華政策的言論。生活在德國的一些中國“異議人士 ”和兩名德國記者於8月中旬發起一場批判張丹紅的運動，自由記者潘帕裏安和海因頻繁為德國各主要報刊撰文，攻擊張丹紅。世界各地的“反張”和“擁張”兩派先後向議會發表七封公開信。其中在德國引起較大反響的有兩封，一封是“聯邦共和國作家圈”要求清查德國之聲員工政治背景和審核中文部過去五年節目內容的公開信，另一封是德國及歐洲知名漢學家和部分政治家、記者呼籲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公開信。這也是議會舉行聽證的原因。　　

    在外界壓力之下，德國之聲於9月底決定免去張丹紅的副主任職務。但“反張派”並沒有善罷甘休，而是將矛頭指向整個德國之聲中文部以及台長貝特曼。　　

    經過對德國之聲中文廣播和網頁今年有關中國報道的調查之後，12月1日，德國之聲的監督機構廣播委員會為德國之聲正式“平反”。“張丹紅事件”本可以告一段落。但12月4日，德國之聲中文網頁發表張丹紅有關旅居美國的“異議人士”何清漣對德國之聲指責的澄清文章，被何清漣抨擊為“公器私用”。已自視為 “異議人士”代言人的記者潘帕裏安立即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配合報道，使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感到再度陷入壓力之下。鑒於12月18日即將進行議會聽證，貝特曼決定撤銷德國人馮海音所擔任的中文部主任的職務，以證明自己的行動能力。馮海音在“張丹紅事件”發生之後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支持張丹紅，也成為“異議人士”的攻擊對象。　

　現在看來，也許貝特曼的決定操之過急，因為議會辯論並未涉及事件的上述最新進展。據消息靈通人士稱，議會辯論激烈，持續了3個小時。受到邀請的包括3 名“反張派”代表：屬於上述作家圈的原東德運動員蓋佩爾、“異議人士”代表彭小明和專門從美國趕來的魏京生。支持張丹紅及德國之聲的有德國資深退休記者、原德國電視一台《每日新聞》編輯布羅伊蒂加姆和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研究所所長、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教授。另外還有持中間立場、設在英國的國際廣播協會（AIB）負責人斯潘斯維克出席。　　布羅伊蒂加姆在發言中指出，《德國之聲法》第61條明確規定，“德國之聲不受國家的專業監督”，因此，作為公法電台的德國之聲是獨立於國家的，為節目內容負責的是電台台長和廣播委員會，而非議會。“聯邦共和國作家圈”提出的設專員審查節目內容的主張實際上是要搞新聞檢查。桑德施耐德教授則為張丹紅辯護，說她的言論沒有錯。他認為近幾個月來關於德國之聲的爭論已達到“不可思議”的規模。　　

    德國之聲反對派代表的發言流於泛泛的指責。在議員的追問下，魏京生不得不承認從來沒有聽過德國之聲的節目。 　　

    議會辯論對德國之聲有利的結果可能為持續近五個月的“張丹紅事件”劃上句號。但德國之聲無疑將繼續成為“異議人士”重點“檢查”和借題發揮的對象。“政治正確”可能已經成為德國之聲對中國報道的首要原則。

背景報道 II
專訪德國前總理施羅德 談改革開放30年
德國之聲 祝紅 2008.12.21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他有“魅力總理”，“媒體明星”的美名，於1998年至2005年兩度連任德國總理，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2008年即將結束，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30周年之際，德國之聲中文部有幸邀請到格哈特－施羅德作為VIP－專欄的訪談嘉賓，漫談中國改革開放30年。告別政壇以後，施羅德重操舊業，當律師，並為多家機構擔任顧問，其中包括瑞士著名出版集團榮格。他與大名鼎鼎的紐約哈裏－沃克演說機構簽約，並出任北歐輸氣管道建設公司監事會主席職務。施羅德尤其與中國、俄羅斯關係密切。他不像德國前總理施密特雖90高齡依舊針砭時弊，“點評時局”，有人抱怨說，施羅德忘記了曾身為總理，也有人指責他在對待中國新聞自由和人權議題上過於遷就，沒有盡到一位昔日總理的責任。此次采訪施羅德是在柏林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的萊布尼茨著作出版新聞發布會上。《萊布尼茨著作與書信全集》第四係列第六卷收入了萊布尼茨1695年至1697年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數篇論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通過中西文化與科技交流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構想，因此相關新聞發布會受到施羅德辦公室的支持，施羅德本人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發布會結束後，在場的記者們蜂擁而上，我匆忙收拾筆記本和照相機，拿起隨身攜帶的公文包和采訪包站了起來，這時施羅德已站在了我的麵前，向我伸出了手……

德國之聲：施羅德先生，您在中國被視為最受歡迎的德國友人。您非常了解中國。12月18日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日。您如何看待西方人所說的中國模式－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即在威權政府領導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
施羅德：首先談談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使4億中國人擺脫貧困。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已不再忍饑挨餓，而中國並非在每個曆史階段都能做到這一點。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我們希望中國能繼續這一政策，毫無疑問，中國將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其次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領導人在十七大上已確定了新的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尤其涉及各省和地方的社會問題，涉及流動農民工、環保問題等。它們必須被有機地融入改革開放政策之中。十七大的決議顯示，這已被中國領導人納入計劃。總之，我必須說，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在與其他國家保持對話的基礎上，實現政治體製民主化。這是中國必須麵對的重任和挑戰。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政府是威權政府嗎？
施羅德：當然了，它與西方政府是不一樣的。我希望，中國人民能更多地擁有直接監督權。但這樣的改變不是一夜之間就能辦到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德國之聲：30年來，中國不斷向前發展，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恰恰在開革開放30周年之際，首發於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全世界受到影響，中國也難逃此劫。繼世界銀行之後，德意誌銀行也宣布，中國明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隻有百分之七。中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打擊，由此也帶來一係列社會問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您認為，中國製訂的經濟促進計劃，這一世界最大規模的振興經濟計劃能否成功地幫助中國扭轉不利局麵？
施羅德：這首先涉及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問題。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七，這樣的增長率是歐洲所有國家以及除中國以外所有國家所夢寐以求的。第二點是：我知道，為了解決最緊迫最棘手難題，中國必須保持至少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我希望，中國的經濟促進計劃能達此目的。無論如何，製訂如此龐大規模的經濟促進計劃是一個勇敢的決定。我認為，全世界都希望，這一計劃能有助於中國保持市場穩定和政局穩定。因為這也關係到中國能否繼續提高居民富裕生活水平的問題。

德國之聲：經濟發展也改變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期，西方人大多將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國。中國有能力如許多人所稱“拯救世界經濟”嗎？
施羅德：我不會這麽說，但在克服危機的進程中，如果中國能承擔自己的責任，就能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首先在克服金融危機中，中國應與西方國家合作，從而避免金融體係出現崩潰。另外，中國應該通過經濟促進計劃穩定國內市場。中國的國內市場不僅對中國百姓非常重要，對諸如依賴出口的德國等其他國家來說也很重要。鑒於此，我想說的是，沒有一個國家能憑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但中國能與其他國家一起為此做出寶貴的貢獻。

德國之聲：您一直主張“由商促變”。您一再強調，以對話形式，以建立合適平台的形式討論新聞自由和人權等問題更有意義。您認為，這樣的戰略考量在中國獲得了預期中的成功嗎？
施羅德：我認為，它對中方做出正確、符合法律規則的決定起到了積極作用，也有助於通過法院更好地進行監督等。此項戰略的目的在於，通過開展對話，交流經驗，使對話夥伴汲取經驗，取長補短。所以我們當初就此達成協議。我認為，如果人們能公正地對待中國的話，將今天的中國與10年，20年，30年前的中國進行比較，那麽可以而且必須承認，中國取得了進步，當然前提條件是人們願意這麽做。

德國之聲：德中法製國家對話當年是在您和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熔基的倡議下啟動的。您認為，德中法製國家對話當前麵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麽？
施羅德：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並不在於雙方進行法律文件以及思想交流，而是將協議內容付諸實施。更為艱巨的任務是在政治層麵，將對話達成的協議內容落實到每個村子，並在那裏發揮作用。這是最大的挑戰，因為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在落實相關政策上會遇到很大困難，人們必須承認這一點。

德國之聲：有些宏觀經濟學家們現在就斷言，中國最遲在2050年將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未來的事情變數多多，預測未來是件很令人為難的事情。盡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您對中國的展望究竟是什麽？
施羅德：展望未來難免帶有占卜成分，就如同您剛才所說。但中國有望在2050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為什麽呢？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擁有接受一流教育的人才，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以和平方式開辟國外資源。中國願承擔國際責任，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中國在成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至於中國屆時將成為世界第一，還是第二，或者美國是否能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等等——人們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浪費腦筋，重要的是，繼續成功之路。到了那個時候，人們自然會看到結果。遺憾的是，我想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德國之聲：您在講話中指出，在中國政策上，您放棄了那種象征性的，程序般的，僅為德國公眾輿論著想的做法。它們不能取代德國的外交政策。請問，您的中國情結，對中國的這份理解源自何處？為什麽在這一點難以消除歧見呢？
施羅德：我隻能談自己。這的確是一個理智問題。它關係到將歐洲與中國聯係在一起，德國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問題。我們需要在經濟領域密切合作，在文化上我們可以相互學習到很多東西，我們也需要在科技領域展開合作，我們需要中國為穩定世界經濟和政治做出貢獻。這是我的考量。另外，像我這樣一個經常去中國的人，每年去中國三四次，自然會與中國人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為什麽其他人不是這樣，您得問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