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政策的撥亂反正

計劃生育政策的撥亂反正

謊言與真相：1979年前中國是否推行過計劃生育政策？
作者：王鑫海

摘要：為了突出“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就”，有關部門的宣傳以1980年劃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誤”時期，之後是人口政策“撥亂反正”時期。實際上1979年前推行的“兩胎化”計劃生育才是比較合理的人口政策。“一胎化”計劃生育是人口政策大躍進，迄今已危害中國二十多年。計生部門曆來片麵宣傳“馬寅初先生主張節製人口”，卻不提馬老的基本理論以及溫和的非強製“兩胎化”計劃生育觀點，可以說是有意曲解和利用了馬老的主張。有些保計人士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為馬，信口雌黃，宣稱1979年前中國沒有推行過計劃生育政策。在他們看來，隻有“一胎化”計劃生育才算計劃生育。


　　“建國後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誤是沒有搞計劃生育”。
　　這是一個流傳已久的超級謊言！
　　很多人輕信這一漏洞百出的謊言，甚至參與造謠傳謠。
　　“我第一次聽他講話是他在第四次文代會上致閉幕詞。與一些官樣文章不同，夏老語重心長地講了反封建與學科學，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畢生奮鬥經驗的結晶，寄大希望於年輕人，令人感奮不已。對各種問題他常有獨具慧眼的卓識，例如他說過，建國後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誤是沒有搞計劃生育。你聽了會一怔，再一想實在是深刻：甚至連‘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駭人聽聞的錯誤也是可以事後在某種程度上予以彌補和糾正的，人一下子多出來了好幾億，誰有本事予以‘糾正’呢？從此，世世代代，後人們就得永久地背起這多出的幾億人口的包袱——後果了”。(夏衍的魅力 作者: 王蒙 )
　　“影響中國發展的最重要的製約因素之一是，人口數量多而國民素質不高，夏衍同誌生前有個非常精彩的觀點：建國以後，最大的政治失誤還不是‘文革’，而是沒有采用馬寅初等人的建議，及早確定計劃生育的國策，因為‘文革’還可以撥亂反正，而多生的幾億人是無法‘糾正’ 的，人口壓力的大包袱要背多少代人”！
(兩個世界的撞擊作者：鄢烈山 )

“一句‘人多力量大’，使傷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蟻之國。貧困與肮髒、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將長久地困擾著我們”。（心靈獨白之十作者：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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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雖然批評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但是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工作和其他國家相比並不落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有宣傳和試點，七十年代全麵推行。
　　反右運動和批判馬寅初的相當一段時間（1957-1958年），有關節製生育和計劃生育的宣傳活動並沒有停止，1958年國家還出版了大量宣傳書籍，如《節製生育宣傳手冊》、《有計劃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識》等。衛生部的宣傳要點通知中，仍然強調“應加強節製生育的宣傳”。（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紀事》，紅旗出版社，1987年。）從計劃生育工作的實踐來看，60年代，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時期。這表現在：首先，這一時期，自上而下建立了專門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各省市區也建立了相應的工作機構，這為計劃生育工作的全麵開展提供了組織保證。其次，從不同層次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政策目標和規劃，例如，周恩來提出要在20世紀內把我國的人口增長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製定了相應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的近期和遠期目標。生育政策上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和“少、稀、晚”的口號，這實際上是我國70年代以來實行的人口政策的雛形。（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作者：郭誌儀，蘭州大學人口所所長）

1971年，中國政府正式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該政策以晚、稀、少為實施原則，即晚育，一般初育應當晚於25歲，生育間隔至少4年，最多二胎，各地執行力度不一。到1976年文革結束時，生育率已經急劇下降。據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統計，1970年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千分之二十五點八三，總和生育率為五點八一；1976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千分之十二點六六，總和生育率為三點二四。在大、中城市以及江蘇、浙江等地的農村，總和生育率已經接近甚至略低於世代更替值二點一。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多數國家都經曆了所謂的“嬰兒潮”，而在七十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下降的同時中國也通過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生育率。
　　在1950、1960年代，大多數鄉鎮沒有像樣的醫院（硬件不足，醫務人員也比較缺乏），大多數育齡人口是文盲，全麵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缺乏基本條件，隻能先進行宣傳、試點，再逐步推廣。到1970年代（1970－1979），醫療衛生體係初步建立，育齡人口（大多數出生於1940－1960年期間，他們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代大規模接受教育的人群）大多數接受過初等教育，在此基礎上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如果1980年後仍然推行“兩胎化”計劃生育政策，同時大力推動醫療和教育進步，中國完全可以比較平穩地實現人口轉變。
　　為了突出文革後的計劃生育“成就”，現在大多數報刊對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或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以至於有些三、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對此一無所知。有網友曾經提起，在一個論壇討論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時版主認為是“造謠”。有人甚至以當時存在多子女家庭為由否定毛澤東時代推行過計劃生育政策，這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現在也存在多子女家庭（計生委宣稱“超生”的比例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這並不能證明中國現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
　　毛澤東時代通過改善醫療條件（主要是控製了大規模疫病的流行）延長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約從35歲增長到65歲）。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不是生得多而是死得少，這一時期中國人口增長和世界人口增長同步，並無特別之處。如果說由於毛澤東的“失誤”導致中國人口激增，那麽世界人口同一時期、同樣比例的激增又是誰的失誤？


在毛澤東時代，人口政策上最大的失誤是開啟了強製計劃生育的惡例。計劃生育應當以自願為前提，任何強製手段都是錯誤的。在1971－1976年推行“二胎化”人口政策期間，強製手段是逐步加緊的。很多地方出現了強製、半強製的上環、結紮、流產、晚期引產事件，隻是規模遠遠比不上文革後的“計劃生育暴風驟雨”，強製計劃生育可以說是唯一發端於文革而在文革後延續並強化的錯誤政策。由於當時社會控製極其嚴密，並且所有的生活資料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出於生存壓力，農民經常被迫“自願”流產不符合政策的胎兒，很少出現公開的對抗。有時候幾十斤糧食的“獎勵”，就足以誘導一個農民“自願”接受絕育手術。城鎮人口由於受到“單位”的嚴格控製，大多數“自願”配合這一政策。當時允許民眾生育兩個小孩，和民眾的生育意願基本接近，這也是對抗較少發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生育權作為基本人權古往今來一直是天經地義的權利，當時大多數群眾和幹部還沒有被灌輸形成“強製計劃生育天經地義”的錯誤觀念，對“超生”比較“寬容”。即使存在一些對抗和侵犯人權的暴力事件，由於發生在文革期間，常常被其他文革熱點所掩蓋。令人遺憾的是，文革後有關部門變本加厲沿用毛澤東時代的強製計劃生育推行方式，錯上加錯。

　　另外，毛澤東時代建立和強化了二元戶籍製度，阻礙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從而延遲了自發的生育模式轉變。筆者認為中國的人口問題主要涉及數量、質量、分布、年齡結構、性別比例、人群組織方式這六個方麵。歧視農民的戶籍製度是一種極端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人群組織方式，它對人口的數量、質量、分布造成極大的影響，即維持了貧困地區（同樣也是生態脆弱地區）的高生育率，促進了人口的過度增長；阻止了農村人口的質量的提升；限製了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的遷出。同樣令人遺憾的是，有關部門在這方麵的改革進展緩慢，一錯再錯。
　　也就是說，毛澤東在計劃生育政策導向方麵沒有大的失誤，正相反，他采取了比較謹慎的“兩胎化”計劃生育方案，如果他沒有通過錯誤的政治、經濟管製手段人為阻止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國完全可以較早實現人口增長的轉變，而不僅僅是“和世界人口增長同步”。1980年後，政府對歧視性的二元戶籍製度改革緩慢，同時又將比較合理的“兩胎化”計劃生育大躍進為“一胎化”。毛澤東做錯的，繼續錯，不思改正；毛澤東做對的，加以批判，搞“一胎化”人口政策大躍進邀功請賞。把1979年前的人口問題歸因於沒有實行“一胎化”計劃生育，在1980年後強製推行“一胎化”計劃生育,完全是找錯了病根開錯了藥方，左腿有病右腿截肢。

1977－1979年期間，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已經趨緊，“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開始試點，但是尚未全麵推行。“一胎化”計劃生育運動正式啟動的標誌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的《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請注意，這一信件僅僅是“號召”，無法律效力。現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也僅僅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
　　為了突出“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就”，有關部門的宣傳以1980年劃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誤”時期，之後是人口政策“撥亂反正”時期。
　　實際上1979年前的“兩胎化”計劃生育才是比較合理的人口政策。“一胎化”計劃生育是人口政策大躍進，迄今已危害中國二十多年。現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已經證明這種極端方法造成了一係列災難性的後果，其中有兩個問題最突出，一個是頭重腳輕老齡化，另一個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嚴重失調。20多年的一胎化強製性計劃生育造成的人口急劇老齡化和性別比例嚴重失調將導致激烈的社會動蕩。如果不改弦更張，2020年前後人口危機就會總爆發，4億多老無所養的老人，4000多萬找不到老婆的壯年光棍，不是社會毀滅他們，就是他們毀滅社會！
　　計生部門曆來片麵宣傳“馬寅初先生主張節製人口”，卻不提馬老的基本理論以及溫和的非強製兩胎化計劃生育觀點，可以說是有意曲解和利用了馬老的主張。
　　有些保計人士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為馬，信口雌黃，宣稱1979年前中國沒有推行過計劃生育政策。在他們看來，隻有“一胎化”計劃生育才算計劃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