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生活回憶(18)：看田的風波

       記得那是在插隊第四年的秋天，大隊領導讓我也參加看田的工作。“看田”，有些地方又叫 “護秋”，就是在秋天從莊稼開始成熟到全部收割完畢，村裏派專人組成小組，在地裏和村口日夜巡邏盤查，防止莊稼被盜。我開始並不想幹，倒不是像老鄉那樣怕得罪人，而是覺得日夜工作生活不規律 (隻能輪班睡覺)，自己看書練琴的時間也少了。但又想到，領導讓我這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參加看田是對咱的信任，硬是不幹恐怕不妥，好在隻有一個月左右，就答應了。

      一天晚飯後，我照例來到小學校的教室，這是我們集合的地點。教室裏有個大炕，是我們夜裏輪流休息的地方。每晚大家都先到這裏聚齊，商量輪流巡邏的安排。那天村裏的黨支部書記突然來了。他對我們說，有人反映郭興家有扒玉米的動靜，你們晚一點悄悄到他家窗外聽聽，如果裏麵確實在扒玉米，就進去把他抓住。“扒玉米” 就是把成熟的玉米粒從玉米棒子上搓下來。如果這個時節在家扒玉米，那肯定是從地裏偷的。經過商議，決定由包括我在內的兩名知青和一名本村小夥子去。因為我們三個人都不和郭興在同一生產隊，和他不熟。這樣如果需要抓他時，比較容易 “公事公辦”。

      支書走了以後，大家又聊了一會兒郭興的情況。我才得知他是貧農成分，老婆幾年前病死了，隻有一個十來歲的兒子。他自己身體也不好，常常不能上工，幹也隻能幹點兒輕活，所以工分掙得很少。家裏沒有女人也就沒有什麽家庭副業，所以很窮。兩個男人光靠隊上分那點兒口糧，肯定是不夠吃的。我當時就感覺到去抓郭興是一件沒人愛幹的差事，但領導已經決定了，不好再推。另外我也想，偷集體的糧食總是不對的，所以抓也沒有錯。

      過了晚十點，多數老鄉都已經睡下了。我們三個人借著月光來到郭興家，悄悄翻牆進了院子，發現他家的油燈還亮著。我們捏手捏腳地走到窗前蹲下，聽到屋裏果然有扒玉米的聲音。聽了一會兒，覺得確實沒有聽錯，我們就站起身來大聲叫門了。

      剛一叫，屋裏的油燈馬上熄了。又叫了幾聲，裏麵才答應，說是已經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說吧。我們堅持說有要緊事，屋裏才又點亮了燈。門開了。我看到郭興是個瘦老頭，還有些駝背。他結結巴巴地問有什麽事。我們沒多解釋，邊問他剛才在幹什麽，邊從堂屋進到裏屋。見炕上一個十來歲的男孩躺在被窩裏，還沒睡著。我覺得這孩子眼熟，但當時顧不上多想。見到炕席鼓囊囊的，我們就把炕席一掀，發現下麵鋪滿了新鮮的玉米粒和玉米棒子，這下可是人髒俱在了。

      郭興啞口無言，呆呆地站了一會兒，突然對我們又鞠躬又作揖，不停地說：“饒了我吧！放了我吧！ 我實在是沒辦法！ 我再也不敢啦！…” 我們打斷他，讓他到小學校跟領導說去。但他不走，回頭看了看炕上的兒子，突然過去抱住兒子大哭起來，邊哭邊說：“大拴那！ 這下可鬧下鼓搗啦 (闖下大禍的意思)！ 這可怎麽好啊！? 叫我怎麽活呀！? …” 大拴見父親這樣，也跟著哭了起來，我們在一旁勸阻也沒有用。

      這時我才想起以前是怎樣見過這孩子的。那是以往中午收工，有時碰上小學校放學。一個背著藍布書包的男孩看見我，常對我笑笑，然後一溜煙地跑開。原來他就是郭興的兒子大拴。此刻看到父子倆抱頭哭作一團，心裏亂糟糟的。我們誰也沒見過這種場麵，都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硬要把郭興拉走並不是拉不動他，但誰也沒有動手。這樣僵持了好一會兒，我們決定讓那個本村小夥子去報告領導。不一會兒，大隊長來了。他讓郭興和我們都到小學校去，讓大拴抱上被子也跟著到那兒去睡覺，郭興家的門上鎖，鑰匙大隊長拿著。

      到了小學校，發現副大隊長兼一隊隊長已經在那裏等侯，因為這是入秋以來發現的最大的案子，但不知支書為什麽沒在。兩位大隊幹部請郭興上炕坐下，開始和他談話。出乎我的預料，談話是在非常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他們問郭興都是在什麽時候 “拿”，怎麽能“拿” 那麽多…… 郭興開始還有些緊張，後來看到隊幹部們這麽和氣，他也放鬆了。他們聊夠了，郭興也和我們一起在那裏休息。

      第二天早晨，民兵徹底檢查了郭興的家，共搜出扒過和沒扒過的玉米棒子一百餘個，連同扒下的玉米粒一起收入了大隊糧庫。領導還放出話說，對此事要嚴肅處理。

      白天，我照例到地裏巡察，見到我們生產隊的人在收玉米，就像往常一樣搭把手兒幫著裝裝車什麽的。昨夜的事早已傳遍全村，老鄉們議論紛紛，口徑基本一致 – 同情郭興，為他擔心。更有心直口快者，叫著我的名字大聲質問：“你們是怎麽想起去抓郭興的? 他又窮又有病，還讓不讓人家活?” 我覺得委屈，想說：“是支書讓去的，我們能不去嗎?” 但又想起自己當時也是願意去的，又何必辯解呢? 老鄉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根據大隊的規定，偷一個玉米棒子要扣罰十斤口糧。郭興偷了一百多個，就是把他家兩口人一年的口糧全部扣光也不夠啊 (當時每人每年的口糧是三百六十斤)。要是真的把口糧扣了，他和大拴吃什麽呀，怎麽活呀?

      可能是因為難於處理，大隊將此事上報了公社，公社也遲遲沒有回音。秋收完畢，我和其他知青回城過冬去了。第二年開春回村，聽說隊裏並沒有扣郭興的口糧，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我這才鬆了一口氣。一天中午收工，又碰上小學校放學。我一眼看見背著藍布書包的大拴，他也看見了我。和往常一樣，他對我笑了笑就一溜煙地跑開了。我當時心裏一熱，看來這孩子沒有怨恨我們。但越是這樣，我就越覺得對不起他和他父親。
 
      多少年來，每當我想起這件事，總是很後悔：當初如果堅持不參加看田，就不會卷進這場風波，也不會對郭興和大拴感到歉疚了。但我也想到，即使我不參加，大隊領導也會派別人去抓他。他那樣“拿”集體的糧食真的錯了嗎? 領導派我們抓他真的對嗎? 對這些問題我無法回答。因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很多事情是很難簡單地用“對”或者“錯”來評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