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8日
兩個禮拜前，1月10日清晨，我從“公共選擇學會”發來的公告郵件中驚悉，我修過一個學分的老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教授，於 2013年1月9日病逝於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布萊克斯堡鎮（Blacksburg, VA.），享年93歲。
布坎南教授1919年10月3日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一個清貧但顯赫的家庭。其祖父曾任該州州長；其父親守著家族留下的大片農地做雜工，英俊幽默，擅長運動，頗得女性歡迎，積極參加當地政治，是社區的和平官；其母親則好學不倦，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得直到布坎南讀大學，還有能力給他輔導功課。
布坎南從小就在以其祖父命名的“布坎南學校”接受了十年的基礎教育。在大學期間的興趣集中在數學、英語和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布坎南的成績名列前茅，這極大地增強了他這位來自鄉村的少年的自信心。畢業後獲得經濟學獎學金，到田納西州大學進修，但布坎南在那裏沒學到什麽經濟學，倒是好好地了解了女人和酒，而這畢竟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算不枉此行。布坎南在二戰期間應征入伍，在海軍服役並榮獲青銅星章。戰爭結束，布坎南選擇了學術之路。1948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係獲得博士學位後，布坎南致力於開拓公共選擇的研究領域。他198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那是該獎免稅的最後一年。
據布坎南回憶，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思想的，主要是兩位學者，一是他的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時的經濟學導師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教授，另一位是他在離開芝加哥大學前夕偶然發現的其作品的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
在布坎南眼中，奈特是一位全心追求真理、不憚質疑任何權威或成見的質樸學者。奈特也來自鄉村，沒有名校背景，讓布坎南感到親切。布坎南從小在民粹主義的氛圍中長大，雖然也反對政府和權威對個人自由的逼迫，但對經濟運行規律卻一無所知。以我的觀察和理解，布坎南當時的這一思想特征，與今天中國網上大部分“公共知識分子”相似。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走進了奈特的課堂。奈特的講課，既沒有教條主義氣息，也不試圖改變任何人，甚至沒有什麽條理，但恰恰是這種寬鬆自然又無所顧忌的研究態度，在僅僅六周之內，就讓布坎南學會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世界，並把他從民粹主義者變成了市場秩序的支持者。
布坎南從此便堅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不遺餘力地批評各種經濟學胡說。從1950年代開始，大量凱恩斯主義學者，替政府舉債花錢的行為鳴鑼開道。他們論證說，既然債款來自於人民，並用之於人民，那總的效果就是“我們欠我們自己”。布坎南深深地不以為然。他在1958年發表了第一部個人專著《公共債務的公共原理》，論證了不同的人會由於政府舉債而麵臨不同得失的道理。到1977年，他與瓦格納（Richard Wagner）又合著《赤字中的民主》。在這部與當時學術主流相對立的著作裏，兩位作者批判了凱恩斯主義盛行的政策後果。他們指出，政客為了吸引選票，勢必通過舉債來給選民甜頭，其結果將是巨額的赤字。顯而易見，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他們的預言在歐債危機中得到了準確的驗證。
到1996年，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研究結果，聲稱提高法定最低工資可以促進就業。布坎南投書《華爾街日報》道：“這種說法，要是認真地生發下去，將無異於全盤否定了經濟學，使其科學含義蕩然無存；要是這樣，經濟學家除了撰寫迎合意識形態偏好的文章，就別無可為了。值得慶幸的是，隻有一小撮經濟學家願意背棄兩個世紀的經濟學教誨；我們尚未墮落成一群隨營的娼妓。”
布坎南的經濟學方法論，牢固地建立在“主觀價值論”上，即認為事物的價值完全依賴於每個個人的主觀判斷。根據這一理念，布坎南寫成了寶石一樣的小冊子《成本與選擇》。他認為，盡管人們願意用一頭鹿換一隻海獺，完全基於其主觀判斷，沒有客觀標準可言，但這種通過交易形成的比價，卻是彰顯並可以為外人所觀察的。由此出發，布坎南既反對通過效用的簡單疊加來計算和優化社會總福利，但也認為價格現象是可以衡量和比較的，而經濟學理論可以建築其上，否則經濟學家就什麽都說不得，而經濟學就會變得空洞無物和裹足不前。
布坎南一生厭惡特權。這與他來自農村，但自尊心極強有關。他曾經回憶，當年入伍受訓時，整個兵營五百多人，按各人姓氏的首字母排序來分組。恰巧，布坎南所在的“B”字附近，沒有名校畢業生，而“R”字附近則有好幾位來自常青藤大學。結果長官就打破規矩，讓排後麵的名校生來當他們的組長。布坎南極為不滿，直到後來變得成熟，能夠理解名校生在統計上更優秀的規律，知道這種做法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後，也依然不能釋懷。
營房裏遭受的歧視，在布坎南心中生根，待他發現維克塞爾，便開始發芽。1948年夏，布坎南已經完成了博士論文，又還有幾個月才離開芝大，這時他在圖書館偶然發現了維克塞爾在1896年用德文寫的關於征稅的學位論文。布坎南驚訝地發現，維克塞爾的“除非人人都讚成、否則就有人受損”的觀點，與自己對選舉的許多想法不謀而合。他當即決定把這篇論文翻譯成英文，而維克塞爾也成了他的第二位精神導師。待到布坎南領取諾貝爾獎時，他更通篇以維克塞爾的語錄為主線。
受維克塞爾啟發，布坎南與塔洛克（Gordon Tullock）於1962年合著了《一致讚成的計算》。該書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綱領文獻。它不僅打破了人們對“少數服從多數”規則的迷信，教人們對這種規則究竟如何得以增進社會總福利產生了質疑，它還挑戰了“官員比商人更高尚”的信條。
在這部著作出版以前，政治學研究是從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二分法開始的，政府被看作是由官員組成的鐵板一塊的黑盒，其核心問題是統治者應該如何“分配”資源才符合正義的標準。而布坎南和塔洛克提供的框架，則是把經濟學看問題的視角引入到政治領域，從而讓人一下子看到，官官與官民之間，均是以交易關係為連接的網絡，這樣政治學研究就實現了從“分配範式”到“交易範式”的轉變。在一個理解了“公共選擇理論”的學生眼裏，政府扶持、關稅保護、市場管製等現象背後的真實原因，再也不是什麽民族大義，而隻是個體利益罷了。
這部著作還預示了布坎南晚年潛心研究和積極倡導的“憲政經濟學”的主題：既然社會要達成一致意見很困難，那麽為了公平，人們就必須對遊戲規則達成一致意見，即我們必須公平地選擇“讓人們在其中進行選擇”的規則。在布坎南看來，沒有人能在選擇規則的時候，遇見自己將來在社會博弈中的輸贏，所以他們對規則的選擇是比較公正的。顯然，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主張的“無知之幕”理論也異曲同工。事實上，布坎南和羅爾斯是好朋友，兩人曾經有過大量嚴肅的通信，而其中布坎南稱羅爾斯為“傑克（Jack，John的昵稱）”。
布坎南這種通過立憲契約而達到公平的想法，屬於“規範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其特點是專注於討論“好不好”和“應該不應該”的問題。但是，現實與想法之間總是存在相當的距離。無論理論家們認為“應該怎樣”，現實“是怎樣”則總有其不可抗拒的規律和軌跡。例如，美國憲法就不是征得美國大多數人同意而訂立的，它充其量隻取得了“當時隻占總人口 15%左右的成年白人中的大多數”的支持。不僅如此，兩百多年來，美國憲法隻經曆過少量的修改，而每次修改也沒有取得絕大多數人的直接支持。法律畢竟還是以自發衍生為主，而不是以人為設計為主。我認為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分離，是布坎南晚年哲學化的“憲政經濟學”研究進展變緩的原因。
布坎南對公平的追求是如此執著，對不勞而獲是如此厭惡，乃至他到晚年還堅持主張政府征收高額遺產稅。他認為，像蓋茨和喬布斯這樣的人賺多少錢都是正當的，但是他人無端接受其巨額遺贈則是不合理的。布坎南的這一觀點，一直堅持到晚年，這令許多把布坎南視為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持者的人感到難以理解。
布坎南勤奮過人，清晨開始工作，以別人沒空喘息的速度回信，自己的全集達20卷之巨；他平常文質彬彬，但也會兵戎相見；他忠實地給予學術朋友以大力的支持，曾經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經濟學研究生項目找來第一桶金，但他也由於缺乏耐心，而與弗吉尼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弗吉尼亞理工大學都不歡而散；他對計量經濟學相當質疑和排斥，但對博弈論則熱情擁抱；他桃李滿天下，但隻有極少數學生能成為他真正的入室弟子；他沒有來過中國，但他盛讚華人學者楊小凱，為其英年早逝深表惋惜。
我從布坎南教授那裏掙來的那個學分，是一門五整天的課。有個清早，漫天風雪，我到了他專用的獨棟“布坎南之屋”，到了才知道學校宣布停課兩小時。其他幾位也早到的學生，就與布坎南坐在一起，共同消磨那兩小時。他讀《華盛頓郵報》，我們讀書，屋裏靜悄悄，暖洋洋，廚房飄來咖啡和烘餅的香味，身邊的同學低聲提醒我，說這一刻真美！
恪守經濟學教訓，解構了政府黑盒和官員動機，捍衛個人自由，並通過憲政經濟學研究不懈地追求平等，是布坎南教授留給後人的珍貴精神遺產。
布坎南教授晚年開始思考“死亡”問題。他有時猜想，他是自由主義思想的載體，盡管肉身是短促的，但自由主義思想會被後人前赴後繼地傳承下去。其實，已然如此，必然如此！願布坎南教授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