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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請世界最著名的收購企業Kohlberg Kravis Roberts(簡稱KKR)的兩位創始人共進午餐，兩人不願意出去用餐，但倒不反對我請他們點印度菜外賣到KKR的香港辦公室來吃。這兩人就是亨利•克雷維斯(Henry Kravis)和他的表兄喬治•羅伯茨(George Roberts)。總部位於紐約的私人股本集團KKR在全世界有14家分支，投資的企業雇員總數逾100萬人，其中包括美國醫院集團(HCA)，以及英國製藥和醫療保健集團聯合博姿(Alliance Boots)。
KKR香港辦公室位於香港租金最高的辦公樓之一的56層。前台領著我來到一間會議室，告訴我兩位老板即刻就到。午餐菜肴已經擺好，不是像我以為的那樣裝在塑料餐盒裏，而是已經移裝到精美的Wedgwood瓷盤裏。亞麻餐巾也已經擺好，餐巾上繡著KKR字樣。
羅伯茨很快就到了，非常典型的銀行家打扮——細條紋西裝、粉色襯衫、紫紅色絲綢領帶。他說，紫紅色已經是KKR的企業標誌色了，並遞給我一張新的名片，名片上的KKR標也是這個顏色。克雷維斯隨後也到了，穿著白襯衫、打著格子領帶，金領帶夾引人注目。
克雷維斯67歲，羅伯茨68歲，兩人都個子不高、行動敏捷。盡管才分開幾個小時，兩人一見麵就親切地互相問好。這兩表兄弟真是親（比如，克雷維斯為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捐了一條長椅，以表兄的名字命名）。因為兩人親近，盡管如今的KKR已是一家有近900名員工、管理著600億美元資產的大型上市公司，他們還是稱其為“家族式企業”。
克雷維斯邊問我喝什麽飲料，邊自己動手給他自己倒了一杯，沒有勞煩站在旁邊侍餐的3名員工。我要了一杯汽水，克雷維斯鄭重地給我倒了。羅伯茨要了杯健怡可樂(Diet Coke)，克雷維斯給他倒的時候就隨意多了。
從我們所在的56層樓俯瞰香港，令人頭暈目眩。這頓午飯的時間花了幾個月才敲定，因為我要請的這兩位很少同時待在一個地方。克雷維斯住在紐約，羅伯茨住在美國西海岸。兩人到同一個地方的時候就會一起吃飯，帶著各自的太太。他們喜歡悄悄造訪一些本地餐館，有時候還是些很不上檔次的館子。（在我們約定午餐時間的前兩天，我在路上碰到了這兩對夫婦。4個人都穿得很隨意，正準備去一家不知名的四川飯館。）克雷維斯說，我們的午餐是他選的，他和他太太都很喜歡印度和印度菜。“瑪麗-約瑟(Marie-Josée)和我喜歡去印度過聖誕，不過今年我打算1月6號去那裏過生日。我們會去一些印度當地人都沒聽說的神廟。”
克雷維斯和羅伯茨在1976年創立了KKR。公司名稱中的第一個K(Kohlberg)代表另一位較年長的共同創始人傑爾姆•科爾伯格(Jerome Kohlberg)，他在1987年離開了公司，次年，KKR就因在RJR納比斯科(RJR Nabisco)收購案中的大膽行為一舉成名。1990年出版的暢銷書《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講的就是這個收購案，如今讀來仍令人驚心動魄。該書描繪了上世紀80年代華爾街那個爾虞我詐的世界，那時，傳統的經營方式被KKR這樣的新貴完全顛覆，什麽事都有可能發生，也確實發生了。
克雷維斯和羅伯茨都曾是科爾伯格的手下，在敢於打拚、積極進取的紐約投資集團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工作，羅伯茨離職去加州的時候，克雷維斯頂替了他。在貝爾斯登的時候，三人開創了一種杠杆收購，後來在KKR，他們正式確立了這種模式。與科爾伯格分道揚鑣經曆了痛苦的過程，直到如今仍有餘痛。分道揚鑣的部分原因是，兩位年輕人強硬的經營風格與前導師的低調不合拍，還有部分原因是在錢的問題上起了分歧。
KKR的經營模式依賴大量舉債來收購企業，並在收購結束後用獲得的現金償還債務。收購成功的話，獲利豐厚；不成功的話，通常是債主賠錢。因為在這種方式中私人股本企業與債主地位不平等，以及私人股本企業能夠借用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進行收購（隻用拿出很少的自有資金），這一行業長期以來形象不佳。KKR早期大膽收購了許多大企業，且成功率很高，其名稱因而變成了進取型“野蠻人”策略的代名詞。
外界對這對表兄弟的印象是鐵腕、誌在必得，而我在香港辦公室看到的兩人實際上風度翩翩、謙恭有禮，我認為，這種區別就是兩人在私人股本世界中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當然，兩人也在努力改變外界對公司的印象，讓大家了解公司現在的狀況。幾年前，我去紐約KKR總部參觀時，牆上畫著英式打獵場景，還掛著一些昂貴的、鑲金框的傳統畫作。後來，他們決定拋棄舊形象，如今，KKR在世界各地的辦公室牆上都掛著現代畫作，通常由辦公室所在地當地畫家所作。克雷維斯向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捐了很多錢和畫，他的第三任太太、經濟學家瑪麗-約瑟是該館信托基金會董事長。
羅伯茨比克雷維斯年長4個月，據說脾氣也更為溫和。我問他為什麽要轉變風格。羅伯茨答道：“我們換掉那些畫，想改變整個KKR的思維方式。”他補充說，賣舊畫還掙了點錢。
我們坐下開始吃飯，克雷維斯鄭重地先為我取了一客芝士菠菜，然後又加了一些咖喱土豆。他說，領帶夾是他兄弟送的，上麵有一枚1864年的維多利亞硬幣。
“你居然還沒弄丟，真神奇。”羅伯茨溫和地說道，邊說邊自己取了一些肉，熟練地用扁麵包卷起來吃。
克雷維斯和我各自又往自己的餐盤裏取了幾勺咖喱。我注意到，旅行習慣更為保守的羅伯茨（喜歡美國西海岸的高爾夫球場勝過印度神廟）在飲食習慣上也更加保守，不那麽辣的印度燒烤更符合他的口味。
約10年前，有一段時期，這對表兄弟似乎沒有現在這麽親近，公司發展也有些迷失方向，金融圈人士都在猜測他們會如何解決繼承人這個敏感的問題；後來，兩位創始人對業務進行了重整，辦公室大變樣也是圖個新氣象。2010年7月，KKR追隨其競爭對手、私人股本集團黑石(Blackstone)的腳步，在紐約證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掛牌上市。
這些年來，KKR收購的企業包括Safeway超市、電池製造商金霸王(Duracell)，當然也包括食品和煙草聯合體RJR納比斯科。如今，KKR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繁榮期收購的大部分企業都挺過來了，不過，收購成交價最高的德克薩斯能源期貨控股公司（Texas Energy Future Holdings，原名德克薩斯公共事業公司(TXU)）目前仍未脫離困境。
克雷維斯相信KKR和私人股本業會經受住經濟風暴的考驗。“如果投資者們能夠忍受流動性吃緊、等待5至7年，他們仍將獲得豐厚的回報，收益率將是其他投資所無法比擬的。”克雷維斯說，“我們所有基金的價值都超過了成本，並正在產生回報，即便是那些沒有全額投資的基金也是如此。”
亞洲業務是KKR增長最快的業務，自KKR籌集40億美元用於投資亞洲公司，並在後來籌集10億美元投資於年輕的中國公司以來，5年間，原來的小建築已容納不下現在的業務規模，因此KKR不久前搬入現在的辦公室。克雷維斯經常在亞洲出差，一部分是為了培養與這裏的投資者的關係，它們包括這一地區最富經驗的投資者，比如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也包括一些最新的投資者，比如韓國的國民年金計劃(National Pension Scheme)。（KKR最近與後者合作投資美國Colonial Pipeline公司。）
這對表兄弟這周在香港，是為了助陣本地員工為一隻新亞洲基金籌資60億美元。KKR在亞洲市場的曆史比凱雷(Carlyle)這樣的競爭對手要短得多，但看起來前景很不錯。凱雷的亞洲業務已經向投資者返還了80億美元的利潤。KKR已經對亞洲地區的許多公司進行了投資，包括一家馬鞍山的牧業公司（“我們擁有11萬頭奶牛，”克雷維斯驕傲地說）、一家上海的金融公司、一家韓國的啤酒公司和一家印度的連鎖咖啡屋。
主管亞洲業務的是喬•貝(Joe Bae)，美籍韓國人，於2005年年僅33歲時走馬上任。“但當初，我們創建KKR時才32歲，”克雷維斯回憶道。“那時（35年前），我們是光杆司令，隻有彼此。”羅伯茨說，那時的兩人，就像現在的貝，“年輕，有幹勁，但很謹慎”。同時，KKR中國業務負責人劉海峰(David Liu)，是這家大收購公司中國區高管中唯一真正居住在中國的。
克雷維斯和羅伯茨表示，他們最大的挑戰是，一方麵在KKR中抵製官僚作風，另一方麵打消一些年輕同事的自大。KKR的一名高管曾堅持在他下榻的每間酒店房間裏，都擺放一架平台式鋼琴，不計成本。這種做法不會再得到容忍。“關鍵不在於顯示你自己是房間裏最聰明的人，”克雷維斯說。“自大是致命的。”
盡管KKR多年來引來了許多模仿者，但它本身的企業文化令我吃驚，它的形象更像“門口的野蠻人”，而不是精英資本家。公司創始人從公司初始就把利潤拿出來分享。首次公開發行之後，公司70%為員工持股，30%為公眾持股。
羅伯茨放下餐叉，但克雷維斯又吃了一點咖喱羊肉和米飯，其間向我講述了KKR如何向所有員工——包括支持部門員工和秘書——解釋，為什麽長期持股更有利於獲利，盡管回報可能要數年的時間才會實現。“他們會說：‘能用布魯明戴爾百貨店(Bloomingdales)1000美元的禮券做替代嗎？’”兩人在沒有科爾伯格參與的情況下達成的第一筆交易——對Storer Communications的一筆24億美元的投資——使每名員工獲利8萬美元。
自兩人策劃RJR納比斯科收購以來，收購行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了給收購RJR納比斯科籌集資金，兩人曾滿世界奔波，比如，他們曾試圖說服一批日本投資者和銀行，湊足他們所需190億美元貸款中的60億美元。
20多年後，KKR的對手黑石和凱雷規模大得多，但這家“家族企業”仍然生機勃勃：克雷維斯在福布斯(Forbes)2011年美國富豪榜上名列第86位，羅伯茨列第91位。兩人的估計資產均超過30億美元。
克雷維斯點了許多菜色，兩小時之後，大堆的唐杜裏烤肉(tandoori meats)和一碗碗咖喱菜肴仍未見少。克雷維斯喝了點咖啡，羅伯茨要了茶，而我除了汽水以外什麽也不喝，這讓克雷維斯很失望。
用餐完畢後，羅伯茨告訴我，他將在下午晚些時候飛走，“乘‘羅伯茨號’航班，”他邊走邊說，克雷維斯則說他要在深夜飛往紐約——也是乘私人飛機。
過去一個月，克雷維斯隻在紐約待了一天半。這次出差他們開了61次會。“我從1978年起，就一直去亞洲，”克雷維斯說。“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93年，與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同行。但瑪麗-約瑟1971年就開始去中國了。”我記得，那是尼克鬆(Nixon)著名訪華之旅的前一年。
兩人一起送我到電梯，並表示期待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看到這篇采訪。“最好把我們描寫成偶像，而不是傳奇，”羅伯茨一本正經地說。“死了才能被描寫成傳奇。”
漢妮•桑德爾是英國《金融時報》國際金融領域首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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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 Mahal餐廳
地點：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83號
外賣餐，在此分享：
薯蓉咖喱角
香炸洋蔥餅
唐杜裏烤雜排
悶燒青蔬
印式咖喱羊肉
印度馬薩拉雞
芝士菠菜
各式麵包
酸奶
米飯（肉飯及白米蒸飯）
總共花費（包括送餐費）：698港元（57英鎊）
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