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從芒格

作者：Louis Li 2010年05月28日

(本文係作者為2010年5月出版的《窮查理寶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錄》所作序言，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20多年前，作為一名年輕學生隻身來到美國，我怎麽也沒有想到後來竟然從事了投資行業，更沒想到機緣巧合有幸結識了當代投資大師查理·芒格先生。2004年，芒格先生成為我的投資合夥人，自此成為我終生的良師益友。這樣的機遇恐怕是過去做夢也不敢想的。

1996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並於1997年創立我的投資公司，自此開始了我的職業投資生涯。從那時到現在，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理念上基本上還是遵從一些“壞理論”。比如他們相信市場完全有效理論，因而相信股價的波動就等同真實的風險，判斷你的表現最看重你業績的波動性如何。而在我看來，投資股市最大的風險其實並不是價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資未來會不會出現永久性的虧損。單純的股價下跌不僅不是風險，簡直就是機會。不然哪裏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發現，表麵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經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論，而且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根本是南轅北轍，因為他們的客戶也是南轅北轍的。他們接受的還是一套“波動性就是風險”、“市場總是對的”這樣的理論。

一個偶然的契機，我遇到了終生的良師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識查理是我大學剛畢業在洛杉磯投行工作時，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裏第一次見到了查理。記得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於千裏之外，他對談話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專注於自己的話題。但這位老先生說話言簡意賅，話語中充滿了讓你回味無窮的智慧。

直到我們認識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個感恩節的聚會中，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將我投資的所有公司，我研究過的公司以及引起我興趣的公司一一介紹給查理，他則逐一點評。我也向他請教我遇到的煩惱。談到最後，他告訴我，我所遇到的問題幾乎就是華爾街的全部問題。整個華爾街的思維方式都有問題，雖然伯克希爾·哈撒韋已經取得了這麽大的成功，但在華爾街上卻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我的那些煩惱永遠也不會消除。但我如果願意放棄現在的路子，想走出與華爾街不同的道路，他願意給我投資。這真讓我受寵若驚。

在查理的幫助下，我把(我創建的)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組。在結構上完全改變成早期巴菲特的合夥人公司和芒格的合夥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個合夥人公司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組合)那樣的結構，同時也除去了典型對衝基金的所有弊端。願意留下的投資者作出了長期投資的保證，而我們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資人。

我於是進入到投資生涯的又一個黃金時期。我無須再受華爾街那些投資者各式各樣的限製。雖然數字依然上下波動，但最終結果卻是大幅度的增長。新的基金從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營運成本外，每年的複合回報率超過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創建開始計算，每年的複合回報率則超過 29%。12年間，回報增長超過20倍。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查理這樣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裏，我有幸能近距離了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麽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源於下麵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隻想知道將來我會死在什麽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兒了。

查理持續不斷地收集並研究關於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製、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並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確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這點對巴菲特及伯克希爾50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確的方法通過自學完全掌握，並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個角落。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嚐試，隻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並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確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

查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於對知識的誠實。他認為，這個世界複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著限製，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並隨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見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確的決策必須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內。一種不能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怎麽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又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然而，他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正是這樣的“理性”，讓他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對於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作“兩分鍾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之內把一個複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伯克希爾投資比亞迪的經過就是一個例證。記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談到比亞迪時，他雖然從沒有見過王傳福本人，也從未參觀過比亞迪的工廠，甚至對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也相對陌生，可是他當時對比亞迪提出的問題和評論，今天看來仍然是投資比亞迪最實質的問題。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說：“本傑明·格拉漢姆曾經教我隻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要讓我從格拉漢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由於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鍾。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會計審計製度的漏洞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產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產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製止，將會給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比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通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係。相對於任何來自象牙塔內的思想體係，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比如說，據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並係統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十幾年後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而查理在本書最後一講“人類誤判心理學”中所展現出的理論框架，在未來也很可能得到人們更廣泛的理解和應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認識查理是在1996年，那時他72歲。到今年查理86歲，已經過了十幾年了。在這十幾年裏，查理的精力完全沒有變化。他永遠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會議永遠是七點半開始。同時由於某些晚宴應酬的緣故，他的睡眠時間可能要比常人少，但這些都不妨礙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記憶力驚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講的比亞迪的營運數字，我都已經記憶模糊了，他還記得。

86歲的他記性比我這個年輕人還好。這些都是他天生的優勢，但使他異常成功的特質卻都是他後天努力獲得的。查理一旦確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輩子。

查理對我而言，不僅是合夥人，是長輩，是老師，是朋友，是事業成功的典範，也是人生的楷模。我從他的身上不僅學到了價值投資的道理，也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讓我明白，一個人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時機固然重要，但人的內在品質更重要。

查理喜歡與人早餐約會，時間通常是七點半。記得第一次與查理吃早餐時，我準時趕到，發現查理已經坐在那裏把當天的報紙都看完了。雖然離七點半還差幾分鍾，但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讓我心裏很不好受。第二次約會時，我大約提前了一刻鍾到達，發現查理還是已經坐在那裏看報紙了。到第三次約會，我提前半小時到達，結果查理還是在那裏看報紙，仿佛他從未離開過那個座位，終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個鍾頭到達，六點半坐那裏等候，到六點四十五的時候，查理悠悠地走進來了，手裏拿著一摞報紙，頭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後我逐漸了解到，查理與人約會一定早到。到了以後也不浪費時間，會拿出準備好的報紙翻閱。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參加了一個外地的聚會。活動結束後，我要趕回紐約，沒想到卻在機場的候機廳遇見查理。他龐大的身體在過安檢檢測器的時候，不知什麽原因導致檢測器不斷鳴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檢，如此折騰半天，好不容易過了安檢，他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可查理不著急，他抽出隨身攜帶的書坐下來閱讀，靜等下一班飛機。那天正好我的飛機也誤點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問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飛機，伯克希爾也有專機，你為什麽要到商用客機機場去經受這麽多的麻煩呢?”

查理說：“第一，我一個人坐專機太浪費油了。第二，我覺得坐商用飛機更安全。”但查理想說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條，“我一輩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為擁有了錢財而失去與世界的聯係，把自己隔絕在一個單間，隔絕在占地一層的巨型辦公室裏，見麵要層層通報，過五關斬六將，誰都不能輕易接觸到。這樣就與現實生活脫節了。

“手裏隻要有一本書，我就不會覺得浪費時間。”查理任何時候都隨身攜帶一本書，即使坐在經濟艙的中間座位上，他隻要拿著書，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圖參加一個董事會，依舊按慣例坐經濟艙，他身邊坐著一位中國小女孩，飛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積分的功課。他對這個中國小女孩印象深刻，因為他很難想象同齡的美國女孩能有這樣的定力，在飛機的嘈雜聲中專心學習。如果他乘坐私人飛機，他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雖然嚴於律己，卻非常寬厚地對待他真正關心和愛的人，他不吝金錢，總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個人的旅行，無論公務私務都搭乘經濟艙，但與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時，他便會乘搭自己的私人飛機。他解釋說：太太一輩子為我撫育這麽多孩子，付出甚多，身體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顧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類失敗的原因，所以對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的理解。基於此，他認為人對自己要嚴格要求，一生不斷提高修養，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點。這種生活方式對查理而言是一種道德要求。在外人看來，查理可能像個苦行僧;但在查理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夠讓人過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這麽獨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獨特的話，他們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間為伯克希爾創造出在人類投資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業績。

與查理交往的這些年，我常常會忘記他是一個美國人。他更接近於我理解的中國傳統士大夫。

科舉製度結束之後，在過去的上百年裏，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體的現實依托，變得無所適從，尤其到了今天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具有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對於自身的存在及其價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個傳統盡失的商業社會，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適用呢?晚明時期，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當時的商人曾經提出過“商才士魂”以彰顯其理想。今天，商業市場力量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導，我以為這種理想更有可能成為現實了。

查理可以說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範。首先，查理在商業領域極為成功。然而在與查理的深度接觸中，我卻發現查理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一個學者。他閱讀廣泛，知識淵博，真正關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養與對社會的終極關懷。查理的價值係統由內而外，倡導通過自身的修行以達到聖人的境界，從而幫助他人。

在取得事業與財富的巨大成功之後，查理還致力於慈善事業，造福天下人。他是一個完全憑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這對於中國的讀書人來講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例子。他用最幹淨的方法，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這個商業社會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場經濟下的今天，滿懷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是否也可以通過學習與自身修養的提升，來取得世俗社會的成功並實現自身的價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賞孔子。我有時會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國，查理大概會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後今天的商業中國，他倡導的大概會是：正心，修身，齊家，致富，助天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