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需要“終極之問”？

張越
　　
　　（李廣平按：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成都優秀的圖書出版人彭強弟兄忽然來信息，托我找張越女士的電話，想約請她為《終極之問》這本即將出版的書寫一篇序言。我們一家人曾經在少年作家子尤的百日追思會上與張越聊過天，很為她當天主持這場追思會的真情真心感動！在電視節目裏麵，她舉重若輕揮灑智慧，在提問時她溫柔有度體恤人心，是央視不可多得的優秀主持人！我立即聯係沙東弟兄，五分鍾後他就把張越電話發給我了，然後我馬上給彭強弟兄發過去，想不到就此催生了一篇如此讓我們感動的序言！這一切，其實都要感謝天上的神，因為在靈裏，我們都是一家人！很渴望讀到這本書！今天我在王怡弟兄的博客上麵看到這篇文章，欣喜而感激！為我們的靈命增長，再次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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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中午，一位姓彭的先生從四川給在北京的我發來手機短信和E-mail，希望我為一本書寫序。我對他說：No！我早已對混亂的書籍市場和滿地的垃圾讀物厭倦了,我才不打算參與這種事兒。彭先生勸我先看一眼書稿。也許這次不一樣。

　　 這時候已臨近午後2點28分，一個曆史性的斷裂的時刻，一個巨大的厄運的來臨，但渺小的人類渾然不知。

　　 當我從E-mail裏看到這本書的目錄時，我立即聯絡彭先生，告訴他我可能要改變主意，我對他的書很有興趣，可不可以寬限幾天時間讓我認真看一下。正聊得熱鬧忽然對方沒了動靜……長時間不做任何回答。然後，手機上出現了彭先生的短信：嚴重地震。

　　 後麵的事情人人皆知：風雲變色，生靈塗炭。巨大的災難與巨大的啟示相伴而來。逝者已矣，活著的人不正應該探問“終極”嗎？

　　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再到中國人民的改天換地,我們不問“終極”已經很久了。不問，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什麽都知道了，什麽都能掌控了,這世間沒有比“ 人”更偉大的“存在”，“人”想怎樣就能怎樣。而“人”是什麽？“人”就是“我”，“我”想怎樣就得怎樣。如果他人阻礙了“我”，如果其他生命阻礙了“我 ”，如果大自然阻礙了“我”，“我”都可以叫他們滾開。文的有競爭，武的有戰爭,還可以叫山河改道，讓萬物低頭。至今有人津津樂道於這種虛妄的豪邁，在這樣一場劫難過後，真的還相信人類無所不能嗎？死裏逃生的人，哪個還能像無關痛癢的主持人那樣，喊得出“人定勝天”？

　　 是到了該探問“終極”的時候了！

　　 我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學。這代人的教育背景和精神係統不難想象：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盲目的樂觀主義者，喜愛各種時髦的現代及後現代理論,高張自我，有強烈的精英意識，認為宗教信仰等同於封建迷信，為高智商的人所不齒……

　　十多年前，我進入了媒體這一行。從那一天開始，我從書本的世界進入現實的世界，從理論的世界進入了人的世界，我感到無比的震驚！作為有熱情的年輕人，我們都曾企圖改造世界，我們要批判“惡人”，完善製度，讓環境像我們期待的那樣好起來。這聽上去很不錯，但其實錯得離譜！首先，惡人是誰？好人又是誰？為什麽被我們崇拜信賴的人一轉眼就令人失望甚至麵目可憎？為什麽被我們厭惡批判的人仔細分析又常常顯得可以理解甚至頗有溫情？為什麽值得同情的受難者一旦翻身馬上就成了造孽者？而造孽者環境一變又成了受難的人？於是得出結論：人是靠不住的，要依賴製度的完善，才能抑製人性的惡，弘揚人性的善。但製度又是什麽呢？製度塑造人的同時，人不也在塑造製度嗎？否則為什麽好法常常變成惡法？善事常常變成醜事？最後我才明白，問題往往出在“我”上。憑什麽“ 我”能判斷別人呢？難道“我”不是和別人一樣又好又壞，又聰明又糊塗，又超越又局限的人嗎？“我”又憑什麽來審判製度呢？難道“我”不是製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嗎？“我”要世界或僅僅是我自己身邊的小世界如“我”所期待的樣子。可誰給了“我”這個權利？這世界上有億萬個“我”，個個的期待都不一樣，如果“我” 總是對的，這世界就得變成大角鬥場，拚死廝殺，弱肉強食。很多領袖人物都曾對這世界有一番見地，並堅信他在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可他們實踐的結果往往是一團糟。可見，什麽樣的“我”都是靠不住的！

　　這真是太令人沮喪了！如果我們認為的真理都不堪一擊，那活著的依據又在哪裏？如果人性本不善，那我們還能信賴誰？如果明天不一定更美好，那我們努力活下去又是為什麽？我想，一定有千千萬萬的年輕人經曆過這種沮喪：原來一切都是瞎掰！敢情我又讓他們給騙了！絕對法則是不存在的！什麽都不用再相信！於是，價值虛無主義悄然來臨，我們又開始了精神世界的流浪。流浪本沒有什麽不好，如果流浪是為了尋找。可怕的是，一旦分寸拿捏不好，跨過一步，流浪漢就成了無賴。精神流浪漢和精神無賴的差別是，前者是不幸，後者卻能造孽。

　　所以，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擺在我們麵前：這個世界有沒有絕對法則？如果有，這個法則由誰來定？如果沒有，一切僅憑偶然，世界如何運行？人類何必存在？這就談到了C.S.路易斯。他從一個無神論者到一個認認真真的基督徒，他的著作《返璞歸真》、《痛苦的奧秘》、《四種愛》都在討論這些問題。

　　 再回到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不能一下子把艱深的哲學問題乃至神學問題說清楚，就不妨回到常識，回到顯而易見的基本生活常識，問題也就不言自明了。

　　 先說說我們靠什麽活著。小的時候我認為我們是靠毛澤東思想活著，後來發現錯了。因為餓了就要吃，老不吃就可能餓死，原來我們是靠食物活著。這就是一個認識上的進步，叫做回到常識。那麽，有沒有更進一步的常識呢？

　　因為如果按照“饅頭決定論”推理，有饅頭才能活，那應該饅頭越多活得越好，可事實上又不對了。這些年眼見著人們的饅頭多起來，可他們卻越來越不高興。記得我采訪過一個所謂成功人士，他對我說，當年他剛剛從鄉下進城打拚，麵對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暗自暢想：有朝一日我能在這城市擁有一套兩居室的樓房，一個月薪三千塊的工作，再娶一個大學生做老婆，就死而無憾了。後來他有了比兩居室大得多的房子，比三千多得多的錢，並娶了大學生老婆，可他覺得，活著真沒勁！一切都很無聊！這又證明了一個簡單常識，就是人不能單靠饅頭活著。人的肉體被伺候好了之後還有其他需要，人的確有超出肉體之外的另一重存在，我們姑且稱之為“靈魂”。

　　很多人不喜歡“靈魂”這個詞。這也不奇怪，從我們的文化奠基人孔老夫子那兒，“靈魂”這個詞就被“敬鬼神而遠之”地一筆畫出去了。後來的兩千多年，大家一直在為搶“饅頭”而忙活，“靈魂”自然就算不存在了！其實兩千年前還有人也談到過這事兒，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當然，你可以否認耶穌，也可以回避“靈魂”，但你回避不了靈魂饑渴之後的種種焦慮、痛苦、無聊、空虛。你也可以再去搶更多的饅頭、更多的汽車和房子、更多的老婆、更多的權利，可這一切現世的刺激都不能填充靈魂的饑渴，你依然焦慮、痛苦、無聊、空虛……如果你還是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那就隻能跟“饅頭”談心，去問問它你為什麽不高興？

　　好，如果“靈魂”存在，還頗難伺候，我們就要想辦法使之安妥，因為它不安妥，我們是過不好的。可怎樣安妥我們的靈魂呢？我曾經采訪過一個大醫院的腫瘤科醫生，她麵對的是絕症，目睹過許多人的死亡。我問她，人們在臨終前是什麽樣子？她說大多非常崩潰、恐懼，哭泣是輕的；還有人跪地磕頭，抱著醫生褲腳不鬆手，並許諾隻要你能救我活命，我會給你這這那那的好處等等。我又問，那什麽樣的人麵對死亡會比較從容安穩，是老人嗎？是教育程度高的人嗎？是有權有錢見過世麵的人嗎？或者是男人？男人也許更堅強些？腫瘤醫生說都不是，而且很可能正好相反。她認為我歸類方法錯了，人是否敢於麵對死亡與金錢、地位、階層、性別沒有什麽關係，隻與愛有關。用她的話說，就是“一生中感受的愛比較多，對美好感情體會和表達得比較充分的人”，麵對大難更坦然。我想，她清楚地說明了什麽能讓我們的靈魂安穩。我們需要愛！

　　正如史鐵生老師說的，“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而且是被分開來一個個拋到這個世界上的”，所以人的本質是孤獨；孤獨就需要交流與安慰，所以我們需要愛，這是本質的需要，與堅不堅強沒有關係。被愛使我們克服孤獨感和不安全感，而付出愛使我們感到虛妄的人生有了意義。

　　不過，人類之愛依然是不完全的。從小我們就被教育了這樣一種愛的哲學：愛祖國，愛人民，愛美麗的大自然，愛一切美好的事物……聽上去沒錯吧？可細想想又不對了！“愛祖國”？那別人的國難道就不該愛嗎？“愛人民”，那人民之外的就不該愛嗎？或者再直白些，“敵人”該不該愛呢？這又要說到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了，萬王之王的雄獅自願受死，死前還要被小鬼折磨，他是為誰？是為偉人還是為親人？都不是，是為了一個叫愛德蒙的叛徒，一個背叛了他的迷途的人。他以自己的血贖了愛德蒙的罪，使愛德蒙可以有機會重新活過，這就是“愛敵人”的意義。“愛美麗的山河”，那窮鄉僻壤就該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嗎？“愛美好的事物 ”，那不美好的呢？醜人？笨人？性情不好的人？為人處世有缺陷的人？殘疾病弱的人？衣冠不整肮裏肮髒的人？還有動物，醜動物，殘疾病弱的動物？……就都不必愛了？那他們豈不是很可憐？那我們豈不是很不安全？因為我們個個都不完美，完全可能得不到被愛的資格，那這個社會豈不是很功利？那活著豈不是很悲慘？

　　 ——這才明白，我們需要一個永恒的愛，從不放棄，永遠溫柔。我們拚命在塵世尋找這種愛，卻總是找不到。朋友可能移情，愛人可能別戀，隻有母愛可能比較接近永恒，但畢竟不能永恒。母親是人，是人就可能有人的一切毛病，比如狹隘，比如自私，比如脆弱，比如功利，這都屬正常，責備不得。如果你知道真的會有一個人愛你，不管你多糟糕都愛你，愛到可以為你去死，你是不是覺得心裏安定了一點兒？溫暖了一點兒？你是不是可以對別人好一點兒？就是這份愛，從十字架上悲傷而關切地望著你，你為什麽不看他的眼睛？

　　當然，你依然可以否定他的存在，但你不能否定你的不安全感、你的孤獨、你對生活和死亡的恐懼，你不能否定你對愛的需要，你說你什麽都不需要，你隻信你自己可以擺平一切，那你就試試吧。古今中外無數人試過，從來沒有人成功。你還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填那個黑暗死亡恐懼的無底大洞。它倒是胃口好，可以吃下所有生命。

　　如果你還肯承認愛是好的，那就不僅享用愛，也去付出愛吧！如果你知道別人像你一樣“好”或者你像別人一樣“糟”，那對人還有什麽不能寬恕的呢？何必急著抗議這個、封殺那個、抵製這個？自己真的無可指摘？不必總急著替別人算他為災區捐了多少錢、是多還是少，先想想自己還能為別人再做點什麽。不要再說“我這輩子問心無愧，都是別人對我不好，你為什麽還不懺悔？”其實問心無愧的人從來就不存在。隻要你還敢正視自己，就該知道自己心裏藏著多少鬼祟。該是自己去對上帝懺悔的時候了吧？

　　 忽然想起另外兩個故事。

　　一次，采訪一位著名教授。教授擅講《論語》，博聞強識，妙語如珠，在電視上風靡了大江南北。人們聽得如饑似渴，看得出都在尋找精神上的出路。其間觀眾紛紛遞條提問，而問題大多圍繞：“您講的孝、悌、忠、義都是對的，可我這樣做了，別人不這樣做啊，那我豈不是很吃虧？”“這年頭，為什麽好人總受罪,那我還該做好人嗎？”這真是些誠懇的問題，可讓教授怎麽回答？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在《論語》裏，也不在國學裏，它在《聖經·約伯記》裏。大家顯然又找錯了路，逼得教授也隻能語焉不詳了。可憐的困惑的人們，他們能找到約伯嗎？

　　另外一次，一位熟識的心理醫師向我訴說他的煩惱，他無法幫助有自殺傾向的求助者找到生命動機。因為求助者並不缺乏現實中應該有的東西，有職業，有房子，有汽車，有婚姻，可這一切都很無趣，現世的遊戲玩兒膩了，找不到新遊戲，一天一天吃力地活著有什麽意思？這是個很有才能的醫師，他用了所有技術性手段，都無法幫助對方找到生命的意義，因此醫生開始懷疑自己。我寬慰醫師：這真的不是你的錯！你也許可以幫他振作，可他自己的意義必須由他自己去建立，如果他的靈魂你都能掌握，你豈不成了“神”？聊了半天，醫師恍然：我們心理分析這門學科的鼻祖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理論的基礎是把人類靈魂的控製權從上帝的手裏奪回來，可靈魂的確是與上帝有關的事，人類豈能全部掌控？於是醫師先是釋然，後又陷入更大的矛盾中。

　　 拉拉雜雜說了很多，到底在說什麽？說回彭先生找我寫這篇稿子的時刻：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探問終極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