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4 月 16 日淩晨,柏林東部許多地方的平民被遠處滾滾的‘雷聲’驚醒。震動如此強烈以至於電話自動響起,照片也從牆上掉了下來。女人們慢慢地從她們的公寓裏出來並彼此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眼神。她們幾乎不需要說話。在東邊六十英裏之外,期待已久的蘇軍攻勢終於開始了。
蘇聯元帥朱可夫指揮的150萬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從奧得河西岸的橋頭堡蜂擁而出。麵對他們是陷入困境的第三帝國絕望的殘骸:主要是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孩,人民衝鋒隊的老弱,來自德國空軍的學員,和一些強化訓練的退伍軍人和黨衛軍。他們幾乎沒有彈藥,大炮幾乎沒有炮彈,剩下的幾輛裝甲車也燃料不足。然而,德國國防及宣傳部長戈培爾宣稱奧得河的防線是一堵牆,“亞洲的烏合之眾們”會在這堵牆之前碰的粉身碎骨。投降是不可能的。希姆萊剛剛發布了命令,在展示白旗的房子裏發現的任何德國男性,都會被就地槍決。宣傳部門組織了塗鴉隊,他們穿著平民的衣服,畫著:“我們永遠不會投降!”和“保護我們的婦女和兒童免受紅色野獸蹂躪!“這類的口號。
繼續戰鬥下去的論點主要基於戈培爾自己對敵人暴行的恐怖宣傳,但是這一次被證明這種宣傳並不誇張。1944年秋,蘇軍第一次進入東普魯士,在被德國反擊擊退之前,他們將內默斯多夫地區的村莊夷為平地。迅速進入戰區的戈培爾手下的攝影隊,拍攝的被醉酒的紅軍士兵所強奸和殺害的婦女和女孩的屍體,在納粹的新聞短片上是如此駭人,以至於許多女性認為它們被宣傳部門嚴重誇大。但是,在 1945年1 月下旬和 2 月初,在蘇軍對東部的普魯士和西裏西亞的主要攻勢之後,穿過柏林的難民講述了一個可怕的,大規模的強奸、搶劫和謀殺的故事。然而,許多柏林婦女,雖然相信這樣的事情在農村和孤立社區確有發生,但是卻拒絕相信在首都的公眾視野中大規模強奸的可能性。其他的,越來越緊張的婦女們,則開始迅速指導年輕的女兒們在萬一最壞的情況發生時,該如何應對。
當時的柏林有超過 200 萬平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和孩子。在還有時間的時候,希特勒拒絕了任何疏散他們的想法。這是當時的納粹政權典型的瘋狂的不負責任的行為。希特勒拒絕相信柏林軍事指揮官所說的,城裏還有12萬嬰兒,並且沒有牛奶的供應。自覺或不知不覺中,希特勒似乎模仿了斯大林的拒絕所有平民從斯大林格勒撤離,從而迫使他的軍隊更勇敢地保衛這座城市。
這本日記出自一位 34 歲的記者。開始於1945年4 月 20 日星期五,即炮擊開始四天後。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納粹旗幟在市中心殘破的大廈上升起。白天,是美國空軍的空中堡壘,晚上是英國皇家空軍的蘭開斯特,他們摧毀了城市 90% 的建築物。為了宣揚希特勒的榮耀而立的標語牌宣稱,“柏林的戰鬥之城向元首致敬” 。連希特勒的軍事參謀都不知道戰鬥已經多麽接近,蘇聯坦克部隊已經衝破了德軍的防禦工事並開始包圍城市。而就在當天晚上,來自遠程大炮的第一批炮彈降落在了城市的北部郊區。
這本日記,包括兩本練習本和一本布封皮的筆記本,隻記載了兩個多月,到1945年 6 月 22 日。這一時期涵蓋了轟炸、大多數地區都經過的短暫巷戰,希特勒於 4 月 30 日的自殺,5 月 2 日最後一批抵抗的投降,然後是征服者占領這座城市。
這本日記的英譯本於 1954 年首次匿名出版在美國,次年在英國由 Seeker & Warburg 出版。德語版五年後出現在日內瓦,並在德國引起廣泛爭議,有人指責它“汙蔑”德國女性的榮譽。在男權盛行的戰後時期,強奸和為生存而存在的(與征服者的)性合作是禁忌話題。
2003 年,德國最出的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在他的《不一樣的圖書》係列叢書中收錄了新版的《柏林的女人》,並親自添加了後記。後來人們發現,日記重新出版是因為日記的匿名作者於2001年6月去世,享年九十歲。在經曆了以前日記出版所帶來的風波之後,她不想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這本日記的再版。然而就在日記再版後的幾個月,知名記者和批評家,揚斯·比斯基(Jens Bisky), 聲稱他發現了這本匿名日記的作者,她的名字叫瑪塔·海勒(Marta Hiller)。恩岑斯伯格對此非常憤怒,他指責比斯基是一個“醜聞記者”。雖然新聞界同意比斯基,也認為海勒就是日記的作者,但是唯一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海勒的遺稿管理人馬利克,卻從來沒有證實過這個推測。比斯基也質疑日記的真偽,但是一位熟悉那個時代個人文獻的編輯,克姆保斯基,經過對所有原始文檔和初稿的仔細調查,認為日記不是偽作。
對這本書產生懷疑態度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假的《希特勒日記》醜聞之後。50年代的暢銷書《來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後一封信》(後簡稱為《斯大林格勒》), 在出版40多年後被發現是虛構的。在1999年第一次閱讀這本日記的早期版本時,我本能地將我的反應與我五年前讀過的《斯大林格勒》進行比較。五年前讀《斯大林格勒的》的時候,我很快就感到不大對。那些信件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例如,有一封很煽情的信,是關於一位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國鋼琴家,他的手指被打斷了。當我能夠將已出版的書信集與德文和俄文檔案中來真正來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後信件進行比較,我就確定它們是假的。然而,我對《柏林的女人》的任何懷疑很快就被拋棄了。因為真實存在於大量仔細觀察的細節中。 當時的匿名日記作者的觀察和記述具有如此的一貫性和原創性,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小說家也很難用她的眼光去重述整個事件。 同樣重要的是,對於柏林所發生的事件,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積累的其他書麵和口頭記錄,也印證日記沒有虛假。當然,有些記述是在事件發生後的重述,但幾乎所有發表的日記都是如此。
質疑日記真實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文學價值。 它所勾畫出的圖景常常令人震驚。 例如,作者描述了年輕的士兵“像一些野蠻的裝飾品一樣戴著他們的彈藥帶”,人們甚至懷疑它的結構是否合理。這本書的所有主題都在4 月 20 日,第一篇日記中被提及。被困在柏林的平民沒有了有意義的新聞來源,但他們知道有關西線的美國人已經到達易北河,對他們來講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的命運正在滾滾而來,來自東方”,她寫道。 “它將改變氣候,就像另一個冰河時代的到來。“,然而“人們不再使用‘俄羅斯人‘這個詞,它拒絕通過我們的嘴唇。“ 她還記錄說,人們完全改變了’擁有‘這個概念,“人們不再清晰的區分自己和他人的物品”。她發現了一封給以前房客的情書,“一封滿懷激情的情書,我把它衝入了廁所 (多數時候我們還有自來水)。內心,傷痛,愛情,欲望,聽起來都如此遙遠。顯然,一個複雜的,能區分愛情的生活需要一日三餐。在我寫這些字句的時候,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我的肚子。所有的思想和情感,所有的幻想和希望,都從食物開始。” 那天早上在麵包店外排隊時,她聽到有關蘇聯紅軍在西裏西亞通過饑餓而減少人口的謠言。她也認識到由於缺少電和煤氣,現代的便利設施,比如電燈,爐灶和熱水器,都變成了廢物。這一刻我們在向時間倒退的方向前進,變成了洞穴居民。”很快,他們都在掠奪商店和店鋪。迫在眉睫的蘇聯進攻和納粹政權的瓦解使社會分崩離析成基於每棟建築的社區。“
作者的個性在她的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與納粹完全封閉的整齊劃一的思想相反,她是自由和開放的。 她不喜歡該政權盲目的仇外心理,和那種軍事化的男子氣概。 二十多歲時,她曾遊曆歐洲各地,甚至訪問了蘇聯,在那裏她掌握了基本的俄語。 在紅軍到達後,這一專長就變得至關重要。 公寓樓的每個人都向她求助,以避免被通常喝的爛醉的士兵的蹂躪。這就讓她往往置身於第一線。 除了她的勇敢和堅韌,她的記述也揭示了探究的思想和知識分子的坦誠之間密切的關係。這個特質使得日記不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具有重要價值。
作者是她的“地下室氏族”成員的傑出觀察者,所謂“地下室氏族“是公寓成員們從地上生活轉移到地下公共防空洞中所形成的類似“穴居人“的奇怪的社區。他們在水桶和其他所有形式的容器中裝滿了水準備滅火,但是,如果上麵的建築物被燒毀的話,這樣的預防措施將無濟於事。
但最大的恐懼是當俄羅斯人到來之後。 一個“穿著灰色長褲,戴著角質框眼鏡的年輕人”,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就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希望能避免紅軍士兵注意的女人。 其他年輕女性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又老又髒,有些徒勞地希望能藉此抵禦色欲。
盡管如此,柏林人的黑色幽默還是時不時的會顯現出來。 聖誕節前,他們曾開玩笑說節日的禮物:“送些有用的東西,送一口棺材“。另一種俏皮話是,”樂觀主義者在學習英語,悲觀主義者在學習俄語“,但是這個很快就過時了,因為蘇聯軍隊已經包圍了柏林。
對納粹政權的尊重隨著它不再能對其國民提供保護而坍塌。 配給卡片可能仍然蓋章,但那不過是出於官僚主義的習慣罷了。 盡管一些頑固分子依然宣稱他們對希特勒有信心,但是甚至他們也不再提“元首”了,而是隻是以“他”來指代。 宣傳部門所宣稱的勝利和光明的未來再也不能愚弄任何人; 然而,即使不合邏輯,許多人仍然受到那個強大的人類向往所折磨,這個向往就是希望。 日記的作者是實際的。 她瞥見了幾名德國士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前線人員——他們個個都老了。 一輛由波蘭小馬拉的馬車,在雨中蒙著黑色的雨布,車上拉的是幹草。 看起來哪裏還有什麽閃電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