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有限任期的中國邏輯
六四後，中國最高權力從規則不明的元老政治與強人政治的混合，向明確集權於一人，但任期有限的新遊戲過渡。在新遊戲規則的約束下，江澤民很不情願地把權力交給胡錦濤，從而證明有限任期機製得到了確立。
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共同確立這個新機製，既吸取了毛澤東搞文革的教訓，也吸取了八十年代鄧小平與其他元老難達共識而自亂陣腳的教訓。中共既搞不了民主，又不能搞世襲，想來想去，唯有這個辦法能夠避免自亂，又對最高權力帶來一點約束。但是，既沒有民主，也沒有法治的有限任期，會把中國帶到哪裏去呢？從江澤民被突然推上寶座到胡錦濤按既定方針接班，十多年下來，人們已經可以看到新遊戲的邏輯。
有限任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了一種製度化的糾錯機製。而所謂胡溫“新政”，其實質就是糾正江朱時代的重大失誤，尤其是糾正犧牲農民利益發展經濟的重大失誤。胡溫作為第二代有限任期的中國領導人，比江、朱有利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們在上台之前，早已進入權力核心，有機會長時間觀察和思考最高權力的運用，他們對江澤民，朱基的重大失誤早就有機會看個明白，清楚地知道，江、朱的失誤可以成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是，五年來胡溫“新政”的現實告訴世人，中共有限任期的糾錯能力實在是非常有限。
即使在民主製度下，有限任期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把難題留給後任，中國沒有民主和法治，有限任期不僅有同樣的問題，還增加了及時謀私的刺激。胡溫“新政”表明，盡管他們有時間為執政做準備，盡管他們更加注重個人的操守，但是，他們並不能改變由人性和體製所決定的邏輯。
此次人大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想告訴世界，胡溫“新政”的前五年，與江澤民朱基時代相比，農民得到了很大的實惠，尤其是免除了農民的皇糧國稅，更是劃時代之善政。但事實是，胡溫執政以來是中國政府對農民的剝奪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年代。與胡溫給農民的小恩小惠相比，中國政府每年從農民那裏剝奪的財富和收入，是農業稅的幾十倍。中國農民的農業稅和各種相關稅收，總量不過一千多億人民幣，但每年中國政府從農民那裏強行征收的土地，獲利至少幾千億。政府更大的好處，是農民的低工資。葉檀把這種工資稱之為“身份工資”，農民工做同樣的工作，隻能得到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甚至還要低的工資。胡溫時代，農民工人數增長最快，規模最大，一億多農民工每年因身份歧視而損失的收入，就超過萬億元人民幣，成為政府巨額收入的一大源泉。
盡管胡溫自以為對農民工施了德政，但在後人眼裏，胡溫時代是中國最偽善的時代。就在農民工被剝奪最多的時候，政府對農民工的關懷之聲卻不斷高漲，而與此同時，紅色權貴的個人財富也更快增長。據胡潤編匯的中國年度富人榜顯示，2007年有106位以美元計算的億萬富翁，是一年前的7倍。而早在一年以前，就有消息說，中國的億萬富翁，絕大多數是“高幹子弟”。
如果說，在把難題推給後人方麵，胡與江本質上無甚差別，在庇護權貴大肆瓜分財富方麵也無甚差別，但是在畫餅充饑方麵，胡卻要高出一籌。江澤民幹脆對政治改革和民主閉口不談，視為禁區。胡錦濤的智囊，則一方麵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另一方麵卻把政改規劃到了2040年，連香港的直選，也推到2017年，到那個時候，不僅胡溫早已下台，連習近平、李克強也要交班了。
誰將是那個不得不搞政治改革的倒黴鬼呢？隻有天知道。不過，真到了那一天，中國的紅色富豪們早已在海外安家置業，就算是中國天塌地陷，也傷不著他們的毫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