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年級原來是四個班,後來由於省委幹部子女到我們學校來“寄宿”,全校一下子增加了二三百名住校生,於是每個年級裏又加了一個班。為了將原來的十二年製轉換成九年製,學校決定從我們年級的五個班中每班選出八到十個同學組成一個班,跳到高一年級去。當時每個班裏有二三十名少先隊員,光是胳膊上帶一道,兩道,三道的幹部就有十來個。幸虧楊老師惘開一麵,看在我們功課都很好的份上,讓我和我的鐵哥們兒小廖兩個非隊員也跳了班。
開學後這個新的 “四年六班”誕生了,這是我們學校曆史上唯一的一個由跳班生組成的“精英集體”,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也是極不多見的,(至少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類似的情況)。那個時候是不講走後門的,可是非常巧,我們這個班裏囊括了兩所大學校長,書記,係主任和許多大教授和領導幹部的子女,也可能是這些家庭對子女教育抓得都比較緊的原因。不過我手下的“小兄弟們”都沒有被選上,在這四五十人的班裏隻有一兩個是工人的孩子。
我們四年六班的班主任李英林老師,是剛剛從人民大學進修完畢的省教育廳幹部。那時的小學老師都是師範學校畢業的,所以李老師用美國現在的詞來講叫做 “Over Qualified”,可見上級對我們這個班的重視。
在李老師接手我們這個有二十多個兩道,再加上十多個一道和三道的精英班集體的時候,我和小廖是為數不多的幾名沒有入隊的淘氣學生。當時因為學校校舍緊張,就將四年級的六個班放到一棟從大學借來的樓裏上課。那棟日本風格的平頂樓叫做東平樓,距離我家隻有大約一百米,使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附小校舍離我家有足足兩華裏。開學不久李老師找我談話,希望我能為班集體做些好事。他把教室的鑰匙給了我,讓我每天負責開門鎖門,冬天負責生爐子,還負責班裏的小圖書櫃。(那時我們教室後麵有一個櫃子,是同學們從各家拿來的圖書,那個櫃子的樣子我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
我那時在家裏也是淘氣的孩子,什麽活都不幹,可我每天在教室裏幹得很歡,不久就讓我入隊了。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比開展學習雷鋒還早兩年。現在回想起來李老師很會因材施教也很會調動小孩子的積極性。我當時自恃功課好,自由散漫,不聽老師的話也不怕老師,不讓入隊根本不在乎。李老師看出我這個吃軟不吃硬的特點,就用積極引導的方法,讓我把多餘的精力轉到為班裏做好事上麵。結果班裏的活有人幹了,還少了一個調皮搗蛋的,我也混了條紅領巾。這就是雙贏吧。我真希望所有的老師都能象李老師一樣。我覺得他不但是有良好的教育方法,更主要的是對每一個同學都傾注了他的愛心,所以我在近辦個世紀之後還非常想念他。
小學過隊日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