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小學年代：1967-1977 --by blind

我生下來56天就進了托兒所，在北京時一直上的是全托，一個星期回家一趟。到了鎮江，我又進了鎮江地區機關幼兒園，還是全托。後期上幼兒園都是自己走去的。有一次去的路上，被一個騎車的人撞倒，前輪從背上壓過，當時胸前口袋裝有一個核桃，被撞後胸口疼得最凶。撞我的人見我還活著，騎車就走了。不知那人事後怎麽想的。

到了鎮江沒多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能走的人幾乎都上街遊行過，上幼兒園的也被帶到街上湊熱鬧。我在幼兒園算塊頭大的，幾次遊行都得到了持旗大任，讓我當時十分得意。文革最考驗人的可能就是背毛澤東的三篇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雖當時在幼兒園識字不多，但還是把老三篇背了下來。人們常說：兒時記住的記一輩子。可我沒這種感覺，現在除對這三篇文章大致講什麽有些記憶外，能完整背下來的竟沒有幾句。

過了一年多，到了上小學的年齡。當時第一樓街街頭街尾各有一個小學，街頭的是五條街小學，街尾的是千秋橋小學，前者不管是名聲還是曆史都不是後者能比的。盡管住在第一樓街也有進五條街小學的，但絕大多數還是進了千秋橋小學，我也不例外。一九九六年初我回國奔喪，兩個小學已合二為一，校址取後，校名卻取前。讓我有一種舊校雖在，但已非我母校的感覺。

千秋橋小學很小，教室都是平房，我入學的時候隻有八個班，每個班四、五十個學生。工友李老伯就住在校門邊幹打壘架起的房子裏，李老伯負責打掃衛生，燒開水，上下課的搖鈴。

由於學校離家很近，我總是最後一節課前先回家打開爐門，以便中午放學母親回來後可以立刻做飯，到了四、五年級就由我先把飯煮上，母親或哥哥回來弄個菜湊合。實在沒時間，就挖點豬油，倒點醬油拌飯吃。

我在鎮江讀中小學時，入學時分在一班的畢業時還在一班，不象北美的中小學每年都打亂重新分班。我進千秋橋小學的時候，一年級隻有一個班，班上有倆對雙胞胎，男的一對，顧維健、顧維康，難以分別。女的一對，魏力、魏量，特征迥然。

一九六七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熱的時候，處處軍事化，年級為連，班級為排，班主任為排長，班長為副排長。我一進學校就被指定為班長，現在想想當初的任命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科班出生（地委機關幼兒園畢業生），二是京城來的幹部子弟。好友張國平讀了這篇文章補充道：“你的形象，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戴著一頂福爾摩斯式的皮帽，穿一件皮夾克，腳著一雙尖頭皮鞋，鞋子是被當時的老師痛斥為拾起被拋進曆史垃圾堆裏的破爛貨。”我印象中的我總是穿著我哥哥穿小了的衣服。

我在的班第一任班主任是王桂珍，有一次出去湊文革的熱鬧，被人從市體育場主席台上推下來，摔了一個腦振蕩，從此就沒再回來過。過了好幾年，我碰到她一回，穿著背心、褲衩，叼著一支香煙，摔著膀子在街上走著，身上沒有一絲曾經做過教書匠的痕跡。

王班主任消失以後，學校隻剩七個老師應付八個班的學生。可能是人小好欺負，一年級隻上半天學，即使去的半天，也是和二年級合在一個教室，班主任後來換成張淩芬。這樣安排的代價就是沒人教一年級的拚音。我的拚音是上了大學會了英語以後自學的，由於功底不厚，很多字咬音不準，為現在用拚音輸入中文增加了不少難度。另一個應學而未學的是珠算，讓我少了一份現在可向西人炫耀的機會。

上小學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文革高潮，每天早晨到校後，首先是15分鍾的早讀課，大部份時間讀的都是毛澤東選集。至今已回憶不起受籠的原因，早讀課領讀的似乎總是我。不過經常有咬字不準，被好友張國平挑剔的尷尬時候。有一段時間，每天早晨到校的第一件事是站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請罪，乞求對前一天的私心雜念的原諒。據父母說，我那時很認真，飯前也不忘念一段毛主席語錄。可見對毛的崇拜不亞於基督徒對主的崇拜。

為了加深對黨、對毛創建紅色中國的功績的崇拜文革初期有二大活動：鬥人和憶苦思甜。隻要成份不好，被鬥的可能性很大，鬥的借口可有可無，班主任張淩芬被鬥的理由是讓學生買幾根醬菜下早飯，剝削勞動人民的子弟。選可作憶苦思甜的人的標準很低，共黨掌權前沒財產的人幾乎都可。有一次去一家工廠聽完一老工人做完憶苦報告後，每個學生都攤上了一碗米糠煮野菜湯。

學校雖小，但在培養勞動意識的借口下，每個班都分到一塊巴掌大的地方，由學生清理成田，種花生，小青菜等。最後受益的都是學校的老師。對比之下，張淩芬老師實在被鬥的冤枉。

文革期間鎮江有兩派，紅代會和聯委會。兩派之間打得很厲害，親眼看見的是大市口新華書店的爭打。新華書店是一棟二層樓，一派已退到二樓的平頂上，另一派仍然努力進攻，雙方用的都是磚塊，記得有一年輕人從二樓的窗戶探頭往樓頂上扔磚塊，不料反被樓頂上扔下的磚塊打中腦袋，跌回窗內。一樓的進口處，一群當兵的，手持稱為小紅寶書的毛澤東語錄，口裏念念有詞：“要文鬥，不要武鬥。”向裏麵擠；另一群當兵的忙著將先進去受了傷的同伴往外抬。

文革期間，我家裏訂有一份上海出的《文匯報》，其實當時訂什麽報紙都一樣，所有的報紙都是十六開四版，首頁的左上方是報名，右上方是毛澤東的頭像和語錄。報紙的處理很麻煩，不小心就可能攤上對毛不忠的罪名。當時除了讀毛選外，最無爭議的就是讀報紙了。我大概二年級開始，每天放學回來先讀報，盡管報紙上都是歌功頌德的八股文，但讀報多了，語言的掌握也就在無形中得到提高。到了三年級開始讀小說，有時不惜以實物換取讀一本書的權利。

中國人喜歡追根究底，文革的時候達到頂峰。什麽事情都要找思想根源，行為動機。小學生也成了社會風氣的犧牲品，犯小錯寫檢討，犯大錯寫檢查。檢討與檢查的區別可能就是字數的區別，為了湊字數，所有的檢討、檢查都是以抄寫毛澤東語錄開頭。我寫的檢討、檢查加起來過百，大部份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隻有一次不知怎麽在同學麵前胡言一老師說話沒有下巴，讓那老師知道後嚇得我逃學一天。檢討、檢查寫多了並不能改變一個人，反而培養一個人弄虛作假，敷衍了事的惡習。我進小學時是班長，到了三年級成了組長，最後一年級已經啥頭銜都沒有了，唯一的分工是保管班上存放圖書的小木箱，畢業的時候班主任王曉菲得意的當著全班宣布我的東洋鏡終於被戳穿了。至今我也不明白我那時的東洋鏡是什麽？也許老師真有三歲看老的本事，況且我那時已經十二歲了。

上三年級的時候，毛主席的兩句話給中國的教育體係帶來了一場革命中的革命。第一句話：學年從秋季到秋季，把春節夾在中間不科學。讓全國上下把學年改成從春季到春季。第二句話：學製要縮短，加快人才培養。將小學六年減為五年，將初、高中各三年裁為各二年。我那一級的學生三年級就多上了一個學期。到了中學，學製又改回從秋季到秋季。我初一又多讀了一學期。中小學一共讀了十年書，小學五年半，中學四年半。文化大革命結束沒幾年，小學恢複到六年，初、高中恢複到各三年。

小學畢業的時候，趕上複課鬧革命。畢業考試實行全市統考，不過隻有兩門功課，語文和算術。第一天考語文，我考了個滿分；第二天我沒吃早飯，餓著肚子去考算術，隻得了85分。以後凡有考試，母親一定叮囑我把飯吃飽，否則就有考不好的可能。

對小學最不舒服的回憶可能就是倆個小學同班同學的早逝。一個是楊奇斌，另一個是汪紅喜。倆個人都是小學畢業後與我多年不見，再次相遇後沒幾日便橫遭不幸的。楊是讀中學的時候與人去軍區遊泳池遊泳，屍沉池底。楊溺斃後，楊府又遭祝融光顧，禍不單行。汪家境很不寬裕，中學畢業後在鎮江市第一招待所做電工，被電打死。

一九七三年一月小學畢業，印象中沒有畢業典禮，連個畢業合影也沒有，小學一幫同學就各奔東西了。很大一部分人去了鎮江市第一中學。

一中坐落在當時的市區的邊緣，周圍有農田、果園、水塘，教室分散在兩座小山丘上，主體在北山，南山位西的低處是校工廠，位東的高處是兩排門對門紅磚砌的平房組成的院子，南麵緊鄰的是果園。我入中學的那一年，三百多新生分成六個班，全部安排在南山的教室。一中還是當時鎮江很少有自己田徑場的學校之一，不過我高中畢業的時候，一中的田徑場成了附近建廠的工地。九六年我回去時，發現原先的田徑場已無蹤影，一中在北山折去舊教室建了一個田徑場。北山在文革中山體給掏空建防空洞，實際上已無可能建任何實質性的建築，用來做田徑場倒是最佳的選擇。一中當時還有不少教室給下鄉回城的老師占用，記得有一次語文老師笪慶仙，對學生努力早早到校偷看她的房間發怒：“你爸爸媽媽睡在一起，你們難道還沒看夠嗎？”

過完寒假進了中學，得知被分到五班，班主任是汪宏林。汪原先在一所郊區中學教語文，我進初中時他擠進一中還沒有多久，和一中原有的師資相比，水平和修養似乎都欠缺了一些，除幾個字可以和別人比比外，其它可稱道就沒什麽了。汪在一中混得很落泊，文革後，一中又成重點中學後，汪被擠出了一中。開學的第一天汪宏林就做了日後讓人經常談起的舉動，以抱的方式幫一個女生進了教室。而我在第一天則為站在教室前的汪畫了一幅肖像，並為汪發現收去。當天也宣布了根據小學轉來的檔案預定的班幹部人選，我也是其中一名。但因肖像一事，日後分工隻輪到一個勞動委員。幹了一學期，汪換上了聽他使喚的人。很多年以後我在南京到鎮江的火車上見到汪一次，汪對我說：“當時我就看出來，你和楊文挺倆人今後最有出息。”楊文挺是我初中同班同學中唯一上大學的。

初中圖畫老師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中風，造成半身不遂，原來畫畫的右手已不在聽使喚，教我們畫畫的時候，已用左手。中國很少見到左手寫字的，當時對那老師一手好畫，一手好字十分敬佩。初中的體育老師，姓吳，也是個悲劇人物，讀書的時候是一中的尖子，考大學的時候在老師的鼓動下意願填的過高，反而錯失了機會。後來留校做了體育老師。

一九七五年九月升入高中，還在一中，分到三班，班主任最初是教數學的劉善定，後來換成教語文的顧諸芳。劉沒什麽拿手的，上課念的時候比講的時候多。劉有一次生病，代課的是一中名望很高的施老師，當時講的什麽已沒印象，但講課的本身讓我開了眼界。對比之下，劉就很差強人意。劉為人很單純，部隊到一中招兵時，幾乎所有的同級同學都去報名體檢，我是明白受父親勞改之累沒有資格，不過劉還是特地提醒我，我不應去報名體檢。顧和劉恰恰相反，教書遊刃有餘，做人圓滑有餘。在顧的手裏，班幹部的頭銜成了約束調皮搗蛋分子的工具。我是學習委員，另一個玩主是體育委員。有一次我問顧：“如果有電視台的人在課堂上錄像，你緊張嗎？”顧笑笑：“我隻會講得更好。”顧和她先生都是一中有名的語文教師，但三個孩子沒有一個進大學，讓她們感覺不是很好。我九六年回去，跟好友張國平提到要去看顧。張勸我不要去，提醒我見了顧後我會非常失望。我出於禮貌還是去了，一如張所說，顧是更世俗了。我高中老師中，私人關係最好的可能還是教地理的馮老師。馮的太太戚老師和我母親是同事，兩家住在同一條街上。我高中的時候常常去馮家打牌。馮的腦後下方有個黑痣，因為是教地理的緣故，背後大家都叫他小地球。有一段時間，馮感覺腦後的黑痣在增大，到醫院做切片檢查，結果出來是時候是下午，醫生跟戚老師打電話，告訴為惡性。戚老師收到電話沒了注意，跑到我家和我母親商量今後怎麽辦？到了晚上，醫生又找到他們，告訴他們切片弄錯了，把他們從惡癔中拉了出來。高中的時候，年級的總管是教政治的焦清華老師，焦為人很認真，上政治課也是如此。政治課上到後來，我很為焦難過，政府的政治導向常常更換，但教政治的似乎政治麻木，今年教的，可能就是批判自己去年鼓吹的。

當時是就近入學，父母幹什麽的都有，學生的層次覆蓋的也很廣。幫派好像沒有，但在校外結夥打群架的不少。校外惹的禍，常常帶回校園。所以不時有校外的人到學校挑梁子。記得南山校門上的鐵條就成了這些這些人的護身武器。當時打群架最傷人的是日軍留下的帶扣子的寬皮帶，輪到的人常常是頭破血流。初二的夏天，鎮江郊區的農場引種了二畝無子西瓜。成熟後的一天下午被一幫青少年掃蕩一空。瓜農發現追上一個，被扭送到民兵指揮部。審訊下，一個個招來。如果不是一中的在校生，就是一中的畢業生。我在的班上去了三個。被抓到後，大熱天，讓蹲在驕陽下。不知是生源的緣故，還是教育本身的不足，或者是二者兼之，我在的七七屆，十個班近六百位學生，考入大學的不到百分之三。現在一中成了鎮江的精英中學，學習上一個比一個厲害，升學率高達百分之百，已沒了往日大雜燴的樂趣。

在一中的時候，趕上黃帥造老師的反，全國上下提倡兵教兵，兵教官。一中當時有學生貼大字報響應，我是很讚成，以為我出風頭的機會來了，可以到其它班露兩手。遺憾的是，老師選中了她人。隻給了我在課堂上挑刺、搗蛋的分兒。黃帥當時最大的貢獻就是消除了一九七二年複課鬧革命對教師稍加的尊敬，老師盡量就著學生，學生成了玩主。有一次上化學課，我在看小說，韓姓老師點我回答問題，我讓老師重複了一遍提問，隨後大聲喊出了答案。課堂裏的同學都愣住了，我以為老師會不高興，哪知老師反讚我聲音洪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有一次上語文課，笪慶仙老師講她做學生在農村四清的時候喜歡晚上到田野轉，我在一張紙條上寫道：“夜靜私語”，在課堂下傳閱，引來哄堂大笑。

毛澤東不喜歡讀書人，毛掌權後，工農兵為大，讀書人淪為臭老九，在毛認為可利用的人中排在末位。做學生的每學期都被安排或者學工、或者學農、或者學軍。我在一中讀書期間，去過罐頭廠，糖果廠，機床廠，印鐵製罐廠，元配件廠。罐頭廠去了好幾次，每次似乎都是揀四季豆，選出十公分左右的剪去兩端。罐頭廠的夥食最好，湯菜都是五分錢。糖果廠隻去了一次，大熱天讓包糖果，廠方僅提供大麥茶，炒焦的麥粒泡的茶，好多同學都往茶水裏加糖果正味，趁人不注意時再拿幾粒放到口袋。隻有一個同學比較倒黴，讓班主任汪宏林給抓著，從口袋裏翻出八粒糖果，從此得了一個八粒的外號。有一學期去一家元配件廠學工，廠方負責接待的是我的街坊，其他學生去車間體驗生活，我在電工房清閑。學工收獲最大的一次是去機床廠，分到龍門刨床當學徒。

最初的學農僅在附近的農場摘茶葉，撿山芋，收麥子，後來一中在郊區附馬莊建了個農村分校，每學年每個高中班都被送去體驗農活。住的是舊馬廄，最初喝的是周圍池塘的水，後來挖了一口井，井下根本就沒水源，井水是雨天地表滲進去的，由於是死水，井水裏都是小紅蟲。晚上馬廄裏飛的都是蚊子，談不上飛天蓋地，但蚊子還是多到一團團的，在昏暗的燈光下，猶如浮動的黑球。夜裏根本無法下床出去解手，有人是蚊帳掀個小口，就地解決。七六年去的時候，正趕上北京鬧事，在農村分校的最後一天，有人在山上撿到一個小紙片，上麵有首詩。焦清華老師把所有的人糾集到一起，分析詩的政治動向。如果定義為反動詩，全體學生留下來排查誰寫的。一想到翌日就可以回城，我領了一幫人起哄，堅決不認為詩和北京的鬧事有什麽關聯。無賴之下，老師也認了。大家得以按時回城。我去了一次，就不再讓我去了。別人在那裏幹活，我在城裏買菜，騎三輪車給同學送過去。記得送菜的那天，泥濘的路上開的軍車，好幾次給擠到路邊。以前沒騎過車，騎三輪車送菜是我第一次騎車，而且騎的是長途。

學軍是每人發根棍子當帶刺刀練。結束前，老師中意的同學有個機會扔真手榴彈。其它的同學隻有圍坐在靶場周圍的山頭觀看。記得焦清華老師扔的手榴彈離戰壕也就四、五米，把在場當兵的給嚇壞了。

我讀中小學的時候，紅領巾給紅袖章取代了。少先隊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學的紅小兵，中學的紅衛兵。我在中學的沉淪讓我始終未能加入紅衛兵。我在中學的時候，好幾次和處分擦肩而過。最荒唐的一次是我和另外一個同學放學後，在學校裏放鞭炮玩，給校長看見訓斥。問我們為什麽放鞭炮？我告訴他那天是阿爾巴尼亞國慶節，我們在這裏意思意思。校長氣的要給我處分，好在教務長認識我母親，把這事給按了下去。不過到了最後一個學年，我已經不再帶書包上學，書和作業本都裝在別人是書包裏，我自己就帶幾支筆。不帶書包的好處，就是可以中途翻圍牆逃學。

高中的時候，經常考試完給叫到辦公室，每次都被提醒，考試做弊不是幫別人，是害別人。我是那個年代很少幾位有能力應付考試並願意幫哥兒們一起應付考試的學生。我有一次紙條剛出手，就給正好進門的老師看到。最過分的一次是考英語，我考完先出來，用剩餘的時間還做了其它五、六份考卷。

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後，鎮江一帶成了當年李四光預言的四大地震段唯一未震的地段，恐慌籠罩全城，有空地的地方豎起了防震棚。第一樓街的防震棚豎立在路中段的運輸小學的廣場，居委會成立了五人防震小組，我頂替鄰居成了其中一位。在動員大會上，我第一次麵對千人在公開場合講話。住進防震棚後沒幾天的深夜，警報就響了。所有的人都醒了，等那地震的來臨。遺憾的是僅僅是虛驚一場。從那以後，我一個人回家住了。

文革初期，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於是文革期間，二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多有“天下大亂．．．亂了敵人．．．現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總結。到了文革後期，發現隻是亂了自身的經濟發展，造就了新一代反社會的人群。七六年，鎮江地區句容縣有個叫陳新華的年輕人鼓動一幫中學生，從縣人武部偷了武器，準備上茅山打遊擊。事敗後，陳在牢房裏引首高歌。我認識的好多人以特有的方式表現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手表戴右手，分頭向右梳。九月九日下午四時報道毛澤東死訊時，我和一個朋友正在運輸小學裏聊著，聽到消息，二人相對而笑，第二天另一個朋友跟我講：“昨天晚上喝了點酒，心裏痛快。”

毛死後，一切都為悼念讓步。工廠複工，學校開學，以便可以集體開追悼會。追悼完後，鎮江的生活開始恢複正常，居民漸漸拋離防震棚。我最後一學年是在等待上山下鄉的無賴中度過的。但毛的死標誌一個時代的結束。高考的恢複，上山下鄉的取消，給了我離開鎮江的機會。使鎮江成了我的記憶。


來源: blind 於 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