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禁門閉戶，忽然起意，寫點什麽。以前主要是在城裏 “世界風情”和“攝影沙龍” 裏玩玩，從來沒想正兒八經寫點東西，基本沒來過“幾曾回首”。現在大略構思了幾篇初稿，借“幾曾回首”之地準備一篇篇完善後貼出。談不上什麽文筆，隻是想真實地記錄整理家族的一些史料和本人自己的一些經曆，同時也給子孫留下點文字的東西。
歲月留痕
1.“七.七”逃難記
八十三年前的今天，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接著平津淪陷，日寇大舉進攻山西。華北大地不願受鐵蹄蹂躪的平民紛紛向西南西北內地避難。我家三代人從山西太原一路逃到大西北，曆經了很多艱難困苦。我爺爺的五弟，五爺爺劉Y（原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當年逃難時是個初中二年級的14歲孩子，在他晚年時寫道：“抗日戰爭開始及太原淪陷前後，全家的逃難經過是值得後世子孫去了解的一件大事。我是父母最小的兒子，弟兄五人如今隻餘我一人了，把家族一些值得記下來的事寫出來，是責無旁貸的。”
這篇東西就是根據五爺爺1997年寫的同名回憶原文改寫。內容絕對忠於原文，隻是改了人稱（稱謂以我為第一人稱），並做了一些必要的說明。原文為了詳實記載當年全家逃難的全過程，涉及不少細節，難免讀來有些流水。以上算是此文的由來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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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家人住在太原平民中學旁邊的綠柳街，隨著形勢漸緊，一家人先是遷回太原南麵40公裏遠的徐溝寧家營老家，在南內道村我老姑姑家租了一所院子住下。我爺爺劉同（時年45歲，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係，另文介紹）是老爺爺劉文炳（時年62歲，晚清舉人，留學日本，另文介紹）5個兒子中的老大，老爺爺老奶奶以及還在讀初中的小兒子五爺爺就跟爺爺一家的8口共11人住在一起，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大家庭。爺爺當時任太原平民中學代理校長，為了避免敵機轟炸，帶領太原平民中學師生避難，把平中遷到老家徐溝城內城隍廟等處，於9月1日按時開學上課。
九月底，日寇侵犯到山西北部，在太原北100多公裏的忻口，受到我軍頑強的抵抗，這就是著名的忻口戰役。敵人又從娘子關進攻山西太原，兩邊受敵，烽煙四起，日寇鐵騎踐踏汾水兩岸，淪陷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老爺爺自知為留日學生，敵來必會被迫接受偽職，為躲避替鬼子服務，決定全家立即離開徐溝老家繼續向南撤退。
十月初的某日，老爺爺先行到臨汾打前站，在臨汾租了一所院內的一座二層樓房，準備供家人及平中師生遷到臨汾時居住。一日晚，仍在徐溝的家人被告知快上火車南逃，於是由伯父建X（時年26歲，北師大學生）帶領奶奶，五爺爺與三姑建星（19歲，37年平中高中畢業）為第一批，在徐溝火車站乘一無頂貨車出發，第二日天亮到達平遙。伯父買了些平遙牛肉供大家充饑。那時同蒲路火車是窄軌，車過韓侯嶺走得很慢。正是國共合作初期，人民抗日情緒高昂，來往的國軍及八路軍部隊不斷。那幾日，14歲的五爺爺的興趣就是在火車站看過往的軍車，聽街道上的宣傳。老爺爺則每天到車站等待第二批家人到來，從早一直等到晚，直到打聽好今晚再無列車到達時才回去休息。
老爺爺在臨汾住了七八天後，第二批家人的火車到了臨汾站，他們沒下車，而是在火車上等候先到的家人，於是一家人都上了火車，這仍是一個敞篷車，向運城方向前進。到運城後，家人在一個小旅店裏暫住，以觀望局勢發展。至此，隻爺爺一人還留在徐溝處理平中的事物。每天老爺爺都去車站，一麵打聽前方戰爭的消息，一麵等候爺爺的到來。
這時二爺爺劉和（43歲，留美博士，原燕京大學教授，時任天津長蘆堿地改良委員會處長）的機關遷至開封， 二爺爺派潼關鹽務局的一位鹽丁帶了些錢到臨汾找家人， 到臨汾後才知家人已到了運城，又趕到運城才找到老爺爺一家。二爺爺委派他帶領家人過黃河到西安，於是由我父親建業（時年23歲，北平大學三年級學生）帶領老奶奶、五爺爺、及三姑為第一批人到風陵渡乘木船過黃河，在潼關鹽務局住了一夜，次日乘隴海路綠鋼皮車到西安。先在馬坊門華北飯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找到在西安大道劇社的三爺爺劉煦（時年37歲，演員兼舞台美術師），三爺爺在土地廟什字朋友呼延先生家借了一間房子暫住。
幾天後，第二批家人包括老爺爺、奶奶、伯父及四姑建D（18歲，平中高三學生）、五姑建W（4歲，平中初一學生）、小姑建L（1歲）三個姐妹由運城乘大車到茅津渡，過黃河到陝縣（今三門峽市），再乘火車到西安與第一批到達的家人會合。
到西安以後，已經高中畢業的三姑建星，因戰事未能升入大學，於是與同學李擷英（被冤殺的抗日將領，原61軍軍長李服膺之女）一起返回山西臨汾參加晉東南婦女救國聯合會，臨汾淪陷後隨八路軍到晉東南與日軍作戰，不幸在1940年反掃蕩戰役中犧牲。我們劉家為抗戰貢獻了一位戰士！
這時二爺爺由開封來到西安看望大家，商量以後的行動，決定帶全家向南方湘桂川一帶逃難，但目標尚未確定，於是想暫時到豫鄂交界處的雞公山停留一段時間再確定前進方向。這時，西安已有成立臨時大學的消息，於是安排伯父留在西安注意進一步的消息，由父親陪送全家老小乘火車到雞公山，一路上有二爺爺的下屬職員孫先生護送。
1937年11月9日晨，一家人由西安出發，當時在車站看到報紙，太原已在8日淪陷。五爺爺寫道“當時雖然年幼，也感到今後將四處漂流，不知何時才能回到太原和故鄉。”
由西安乘隴海路火車到鄭州又轉乘平漢路火車，於第二天黃昏時到雞公山站下車，當時雖然已是戰爭時期，但距前線尚遠，路上還算平靜。到站上山，老人女眷坐山轎，男人則步行，先到二爺爺的下屬劉某某家暫住了一晚。第二日，在雞公山大旅館用100元租了兩個房間，房間並不大，大人們睡在床上，年輕人就睡在地上的行李包上。住房在樓上，在樓下有公用廚房，這時做飯的事主要由我父親承擔，五爺爺當助手，二人年輕貪玩，每日飯後，就在山上到處遊玩。
雞公山位於河南與湖北交界地武勝關旁邊，屬大別山區，因其山脈主峰貌似雞公頭而得名。這裏風景優美，是避暑勝地，住在漢口的外國人每到夏季酷暑就來這裏的別墅避暑。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將軍就把雞公山作為安置逃入關內的下屬東北人的集居地，行政上是一個特區，專有武裝人員把守，因此治安甚好。
雞公山是夏天避暑的好地方，而當時是冬天，山高風大，大雪紛飛，寒冷逼人，隻能在炭盆裏燒些木炭取暖，有一天全家人都感到頭昏憋氣，才知道是煤氣中毒了，幸虧發現得早才未釀成大禍，於是趕緊買來了大爐和煙囪取暖。
當時老爺爺已是年長老人，住在雞公山上，展望前途一片茫茫，便顯得憂心忡忡，老奶奶惦念在老家徐溝就分手的大兒子的平安也愁眉不展。後來西安來信說，西安臨時大學（西安臨時大學由原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三所國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組成，後遷至陝南漢中成立了西北聯合大學），即將開學上課，要我父親回校。五爺爺寫道：“記得那日黃昏，父親與我送建業下山，臨別前，父親突然抱住建業親了一口，老淚縱橫，建業也含淚告別。當時我年齡小理解不了，後來想來，眼看戰事日急，前途茫茫，此次離別可能就是爺孫倆的生死離別，故而非常激動。我今老矣，想起此事也不禁哽咽落淚。”
不久，南京淪陷了，南京政府遷都重慶，以武漢為中轉，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任職的四爺爺劉迪（時年26歲，北平大學工學院畢業）和二爺爺此時也都撤至武漢。那時二奶奶（時年39歲，留美碩士，原燕京大學教授，時任天津河北女子文理學院教授）及孩子們仍在天津意租界居住，二奶奶又將生產，於是二爺爺決定回天津把他們一家帶往後方。後來他們一家輾轉繞道越南，到了陪都重慶。二爺爺在武漢讓四爺爺到雞公山給老爺爺送些錢去。小偷把四爺爺的上衣口袋用小刀劃了一個口子，幸虧錢沒有被偷去。老爺爺、四爺爺和五爺爺一起遊山時還曾留有一小照。四爺爺住了兩天就回了武漢，以後也到了重慶。
一天老爺爺接到爺爺的電報。說他已到西安，老爺爺還未撰寫完的“徐溝縣誌”手稿暫時存在潼關鹽務局局長處。全家欣喜若狂，尤其是老爺爺特別高興，一是全家的主心骨大兒子已安全到達西安，二是他視為己命的“徐溝縣誌”手稿及必要的參考書也安全帶出來了。
爺爺把隨他帶出來的平民中學師生在西安安頓好後，就趕赴雞公山了，那時電報極慢，爺爺人已坐在家裏，才接到他將從西安啟程的電報。由於在敵人追逐下帶領平中師生從徐溝跋涉到西安，一路辛苦不堪，到雞公山時爺爺長發蓬鬆，全身長滿虱子，簡直不象人樣，全家人見之不禁痛哭。
爺爺的到來使全家有了主事的人，於是商量以後的事情。鑒於南京淪陷後，南方一帶擁擠混亂不堪，二爺爺已回天津，到南方去沒有熟人，況且家裏向無積蓄，隻有二爺爺留的一些錢，伯父和我父親已在西安讀書，於是決定返回西安。
12月25日聖誕節，一家人下山回西安。火車到鄭州後，在站前一家旅館內休息了幾個鍾頭等車轉隴海路向西，人多擁擠，一大家人全部是從車窗鑽進去的。終於又回到了西安，三爺爺在東南城牆根下柏樹林街租了幾間房暫住。這時伯父和父親由學校供給食宿，而其他家人尚無著落，隻能節衣縮食過艱苦的日子，一月後遷至大麥市街一家商號樓上居住。
此次從太原到西安，從西安到雞公山，又從雞公山返回西安，花了很多錢，這些錢大部分是二爺爺提供的，有了這些錢，才使得全家平安地從戰區轉移到大後方。因為動身較早，少受了許多顛簸之苦，總之，二爺爺在逃難這件事上對全家的貢獻是很大的。
1938年3月，國民政府決定安頓從戰區逃出來的師生，全國分片成立了22個國立中學，教育家查良釗先生在西安設立辦事處籌組在甘肅天水的國立第五中學，爺爺被聘為校務委員。那時教師每月發生活費30元，學生每人每日發三角，這樣，全家除老奶奶、奶奶及年幼的小姑外都登記了，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4月初，國立五中籌備組組織師生從西安啟程去天水，先坐火車到虢鎮，再坐火車到鳳翔，在鳳翔住了半個月。從陝西鳳翔到甘肅天水沒有火車，除老人婦孺乘汽車，五爺爺與四姑、五姑隨隊步行，過關山時行李雇了小驢馱。五爺爺和五姑(兩人都還是14歲的孩子)走了兩天，到汧陽縣時，平中職員王會文乘汽車趕上來，說爺爺讓他把五爺爺二人帶上，於是二人上了汽車。走到關山山下遇到大雨，那時公路全是土路，坑坑窪窪，泥濘得不能開車，隻好在小店裏住下來等候天晴，這時四姑也步行來了。三天後天晴了，路仍不好走，大家坐一段車走一段路，晚上到了馬鹿鎮，第二天就乘汽車一直到了天水，之後租了一位回民家的房子住下。
來到天水國立五中，5月1日開學，五爺爺、四姑、五姑三人在五中上學，學校供給食宿，至此全家都安頓下來了。爺爺任五中校務委員兼甘穀縣教師服務團團長。伯父和父親也隨西安臨時大學遷到陝南城固縣，學校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他們分別於1938年1939年大學畢業。在五中的三個學生也先後畢業，五爺爺進西北大學（原西北聯合大學），四姑畢業後與同學羅慈佑到潼關後方醫院做護士，為抗戰救國盡力，抗戰勝利後畢業於貴陽醫學院；五姑進了複旦大學。
老爺爺在天水國立五中教書期間繼續修纂《徐溝縣誌》，並將全部稿件謄清。後應聘蘭州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國文係教授，主講古文選讀等課。
後記，由於逃難問題處理得好，家庭成員除一人為國捐驅外，其餘的人都安全渡過了8年的戰亂時期。戰後，老爺爺1948年從西北師院退休，移居北京; 爺爺1942年病逝天水; 伯父1945年去了台灣, 後移居美國; 二爺爺一家1949年也去了台灣，後也移居美國。其他家人都留在了大陸，跟著共產黨沒完沒了的運動沉沉浮浮，文革中父親被打得皮開肉綻，自殺未遂，四爺爺則死於文革非命。
回首往事，感慨萬端。
謝謝到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