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鍾亞章長篇小說《活在悉尼》中的男性形象

鍾亞章先生的長篇小說《活在悉尼》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小說真實反映了上世紀 90 年代初中國留學生在澳洲悉尼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個性各異的男性形象，他們是一群有朝氣、有骨氣的真正男子漢，代表了中國留學生的主流。

小說《活在悉尼》重點描寫的幾位男性，有著大致相同的成長經曆和教育背景，他們都來自於上海，受過非常正規的教育，中華傳統美德和革命英雄主義在他們童年時代就深深紮下了根。他們中有的人下過鄉，插過隊，還有的到過邊遠山區的三線工廠。他們有文化有閱曆，見過世麵又特別能吃苦，而且極富同情心、責任心和正義感。小說主人公博斯的自信、魏威的堅毅、林小東的大氣都被作者渲染得淋漓盡致，即使是在小說中曇花一現的人物艾倫也被作者塑造成為見義勇為的英雄，從中看到中國式教育的深刻影響。博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江西井岡山插隊五年，「文革」後考入上海外國語學院，且熱愛武術、擅長繪畫和攝影。在他的身上，既有藝術家的氣質，又有習武者的俠氣，遇事敢作敢當，為人豪爽，恪守承諾，重情重義。魏威原是國內一家國營廠的廠長，來到澳洲後很快成為留學生的主心骨，為人真誠，性格堅毅。他雖然一周要打三份工，幾乎從不休息，但對待同胞，他總比別人多一份牽掛，多一份不了情。林小東雖是一介文弱書生，但其男子漢氣質絲毫不遜色於那些高大威猛的男人。對陷於絕境的弱女子，他能夠摒棄世俗之見，施以援手。在大家碰到困難時，他能夠仗義疏財。剛來澳洲不久的艾倫，雖是初出茅廬，眼睛深度近視，做事手忙腳亂，但麵對歹徒，卻表現出了男子漢應有的勇氣，甚至付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小說正是通過這一群硬漢形象的描寫，表現了男性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和堅忍不拔的硬骨頭精神。
與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一樣，博斯、魏威、林小東等小說中的人物同樣經曆了生活的艱辛和心靈的痛苦過程。小說真實描寫了留學生那種漂泊無依的感覺：「在澳洲的人感覺是一直活在雲層裏，喝醉了酒，恍惚著，心神飄忽。」不少人原來在國內有著體麵的工作，但「到了外國才知道生存是第一需要。洗碗，活在最底層，到處聽到罵人話。」這是當年留學生群體生活的真實寫照。上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國經濟還很落後，而「落後就要挨打」，就要被人瞧不起。所以當年在海外的留學生不僅要應對生活的壓力，還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鬼佬平時看你笑嘻嘻的，其實打他們心裏，用高人一等的尺度在衡量你」！種族歧視、身份歧視和文化差異等帶來的矛盾、緊張和焦慮是留學生普遍存在的精神狀態。然而，一味消沉是沒有出路的，隻有勇敢地麵對現實才能迎來光明的前途。從小說中我們看到，博斯、魏威、林小東們沒有被壓垮，他們始終以一個男人應有的勇氣和自信，堅強地麵對一切，並重新開始認識人生，探索人生價值。他們以「活一份瀟灑，愛一份勇敢」的姿態，以「賺錢是成功，贏得尊重也是成功」的信念，勇敢地接受命運的挑戰，從而贏得了普遍的尊重。護士小姐娜達莎稱讚道：「博斯是一個非常有義氣的中國男人。」黃玲玲發自內心地評價林小東說：「有的人雖然是長得瘦小，但他的內心，所展示的，是一種極寬廣的男人世界，越是與他接觸，這種感受也就越深。」小說《活在悉尼》正是通過對博斯、魏威、林小東等男子漢形象的描寫，張揚了男性應有的美好品德，表達了作者對真正男子漢的期待。

小說《活在悉尼》因為寫的是一群上海男人，自然會引出一些對上海男人的議論。一位中國北方女人在看到博斯和林小東為了幫助受騙留學生而日夜奔忙，甚至不惜慷慨解囊時，頗為不解地說：你們不像上海男人。在她的印象裏，上海男人的特點就是精明，會算計，怎麽可能會如此不顧一切地去幫助別人呢？然而正是這樣一群上海男人，他們用自己的愛心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上海男人的傳統偏見。博斯因較早獲得澳洲身份而被稱作「成功人士」，這在當時的生存困境中，獲得澳洲身份確實是許多留學生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博斯並沒有把獲得身份看作是自己的最終目標，更沒有利用身份隻顧自己發財致富，他所關心的是全體留學生的生存。在他獲得身份之後，便想方設法地幫助中國留學生爭取集體居留。當得知數百名留學生被兩名北京騙子以辦理移民為名騙去一百多萬元血汗錢之後，十分著急，在自己投資失敗，欠下銀行數十萬巨款的情況下，仍然強撐著極度疲憊的身軀，為大家四處奔走，最終獲得成功。博斯以自己的真誠和愛心，贏得了大家的信任與尊重，展現了一個「真正上海男人」的風采。在他的努力下，中國留學生基金會成立了，博斯被推舉為會長。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國留學生聚集在博斯的餐館裏，唱啊！跳啊！叫啊！「英皇十字區的居民震驚了，他們發現這群本來低頭打工的，埋頭讀書的中國青年人瘋狂了，原來他們瘋狂起來，是那麽赤熱，那麽紅火，那麽激情四射，那麽有聲有色！」中國留學生節就此確定。中國留學生從此要揚眉吐氣，抬頭做人。「團結就是力量」，愛心可以撐起一片天空。小說通過對博斯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彰顯了男性的人格魅力，深化了作品的生存主題，對什麽是「活」，怎樣才能「活得有意義」做出了精彩的詮釋。
魏威顯然是作者用來反映留學生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下過早走完自己人生曆程的典型。正像作者所說：「有的人因此躺下了，有的人像『英雄』一般光榮獻身，更有的人幸存下來，融入了這個多元的澳洲社會。」魏威雖然「躺下了」，但讀者在這個人物身上卻看不到任何悲傷，相反，在他短暫的生命曆程中始終閃耀著人性的光輝。鍾亞章先生說：「我的小說就是要展現人性，展現人性的閃光，人性是最偉大的。」人性不僅能超越階級、超越種族，還能夠超越生死。而人性最高的表現就是愛！當魏威得知自己患了晚期胃癌後，他沒有驚恐和絕望：「魏威坐在靠帳台邊的椅子上，臉色發黑，拍拍我手，依然撐起笑容說，以前年輕時就拚命慣了，無所謂。那時掛在嘴邊的是，共產黨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黨費我一直在交，所以我不怕死，別為我擔心，我坐在這裏看『天下第一家』開張大吉！」超越了生死的豁達、堅強和樂觀！博斯感歎道：「交這樣硬漢朋友，三生有幸！」可能有人會想，魏威也許是個要錢不要命的財迷吧。如果你這麽想，那你就錯了！在生死麵前，魏威表現出了無私和忘我的精神境界，表現出了大愛！他在重度昏迷後剛恢複知覺，就要人趕緊「救一個與他並不熟悉的女人」 —— 被綁架了的莉莉。他不能說話，在紙上「顫巍巍地彎彎扭扭地寫下：救莉」。同樣，在他生命最後時刻，得知小鄭要自殺，完全不顧醫生的勸阻，吊著藥水，硬是讓人推著他來到現場，一路喊著：「小鄭，小鄭，小鄭！」他吐著血，竭力說服小鄭放棄自殺的念頭。當小鄭不顧勸阻跳下大橋的瞬間，魏威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魏威悲劇式的結局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從而也把他的愛心張揚到了極致，令人蕩氣回腸！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賺錢是重要的，但並不是唯一的。在小說《活在悉尼》中的男性身上，始終洋溢著手足之情和同胞之愛，並成為影響小說敘事的重要情節。博斯對同胞的關愛使他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救火隊員」：為朋友尋找出走的妻子，替被欺侮的女性出氣，甚至拚死解救要自殺的小鄭。青年畫家周東東被當地土著人打成重傷後，他親自接待從上海來的周父，並妥善安排住處。他的熱情和真誠使他成為公認的「天下第一好人」。對留學生中一些不爭氣的「東西」，博斯的寬容雖然令人難以置信，實則反映了博斯怒其不爭的心態。上海同鄉簡姆士可說是留學生中的敗類，他不僅勾結黑社會分子，進行賭博和毒品生意，還利用博斯對他的信任，騙取博斯投資地產生意，在事情暴露後，還策劃一場假綁架案，企圖進一步詐騙博斯的錢財，害得博斯為了營救他，差點丟掉性命。麵對這樣一個毫無悔改之意的無恥之徒，博斯甚至成了一個毫無原則的「好人」，竟然不以追究。而魏威不惜拚著性命也要救小鄭的行為，同樣反映了留學生之間刻骨銘心的手足之情。作者說，那時的留學生特別團結，一聲招呼就能來幾百人，幾千人。是的，這就是同胞手足的力量。
在以男權為核心的社會中，女性總是處於弱勢的地位，受到男權文化的擠壓，在大部分文藝作品中，無論是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大都以男性為主導，強調男性強勢文化。然而在《活在悉尼》中，作者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徹底顛覆了傳統的男性惟我獨尊的傳統觀念。在這群上海男人眼中，女性是應該得到更多嗬護的群體，而男性則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表現了作者對所謂的男性權威和女權主義的重新思考，賦予了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的嶄新視角。小說中，林小東對黃玲玲的拯救，博斯對黎巴嫩老板的懲罰和對安徽妹子莉莉的無私幫助等等都體現了男性對女性的關懷和愛護。此外，對待女性的真正態度，還表現在對待女性的更多的尊重上。在這一點上，博斯、林小東對重新回歸正常生活的黃玲玲所給予的尊重，表現了現代男性對待女性的應有態度和男人的博大胸懷。

作者鍾亞章先生1990年旅居澳洲，親身經曆了那段留學生生活。在小說《活在悉尼》中的人物身上傾注了他的全部情感。他說：“我每天寫作前都要先用一個小時進入角色，與人物對話，然後才能進入寫作狀態，我常常是含著眼淚在寫的。”創作需要靈感，但更需要的是感情，隻有打動自己，才能打動讀者。小說最富感情的部分是遊子們的拳拳愛國之心，是對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的堅守。這是小說眾多男性形象的靈魂之所在，也是其性格發展的邏輯起點。他們的自信，他們的愛心，他們的團結，他們的寬容都源於他們對祖國的愛，源於生生不息的中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澱。小說從林小東在新買的二手汽車上播放《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歌聲中開頭，拉開了一群上海男人在澳洲生活的序幕。從而為小說的情節發展定下了基調：愛國的、樂觀的、開朗的、陽光的。小說中的男人們麵對貧窮，沒有自卑；麵對困難，沒有低頭；麵對欺騙與死亡，沒有更多的沮喪與哀傷。打工的艱辛磨礪了他們的意誌，生活的坎坷鍛煉了他們的鬥誌。他們雖然離開了祖國，但一顆中國心永遠不會變。盡管他們夢想成為澳洲永久居民，但有損人格和國家尊嚴的事情他們不會做。當移民公司的查理向博斯和林小東介紹說，可以從政治角度入手申請難民拿身份時，博斯立即予以回絕，“林小東掏出查理的名片，伸出手，看著我。我立即把那張名片也拿出來給他。林小東用勁一撕，再一撕，往路邊垃圾筒裏一拋”。真是好樣的！他們身處澳洲，愛國懷鄉之情深深熔鑄在他們的血液中。在新年慶祝會上，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小妹找歌淚花流》、《掌聲響起來》、《我愛北京天安門》。在蓓爾蒙公園召開的留學生抗議澳洲移民局強行遣返中國留學生回國的誓師大會上，一曲《中國心》把大會推向高潮：“個個淚花閃閃，人人互相握手，開會前還是一簇簇的小集體，國語、滬語、粵語等等的語言，此刻全用一種語言在唱，用一種語言在問候：您好，您好。”那種激情，是在國內的人根本無法體會到的。會上，上海留學生陳國輝說：“在被人瞧不起的時候，如何站起來，用你的中國人的錚錚鐵骨，告訴這些人，我們雖窮，但我們的民族有鐵的意誌，我們伸出來的拳頭能擊碎任何以錢以勢力以種族想壓製我們的惡人惡霸惡鬼。”“我們的中國心永遠不會變”！表現了中國男人不妥協、不氣餒、不屈服、不低頭的氣概。在他們的身上，我們絲毫看不出所謂“精神難民”的模樣，他們的精神不但沒有失落，而且十分高昂。鍾亞章先生說：“寫留學生生活，這一段是回避不了的。”

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人際關係複雜。在博斯建立的人際關係網絡中，三教九流都有，但在與他們交往的過程中，博斯始終以中國人的姿態出現，不卑不亢，自尊自強。在與當地白人張姆斯的周旋中，在與黎巴嫩老板的較量中，在與意大利黑幫的接觸中，在與當地各色人等的相處中，都能夠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民族意識和國家立場，即使在獲得澳洲永久居留身份後仍然如此。事實證明，越是這樣的態度，越是能夠得到更多的尊重。



當然，小說並不是道德評判，以博斯為代表的小說中的男性形象也不是完人。在他們身上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例如博斯和魏威由於求勝心切而導致他們上當受騙。博斯在上海已經有了女友，但卻在周東東還處於昏迷時與其女友發生了不該發生的戀情。魏威也未能處理好與前妻的關係，以至遭到前妻的怨恨。而林小東則因長期性壓抑，急於尋找女友，鬧出一些笑話。但我們並不會因為這些人物的缺點而否認他們的價值。相反，正是因為這些缺點和不足，才證明他們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僅僅是存在於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作者對人物性格豐富性和複雜性的充分展現，反映了那一代留學生真實的生存狀態，顯示了作品反映現實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嚴肅性，從而也進一步證明了作品的真正價值。

小說《活在悉尼》除了對男性正麵形象的肯定之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和鞭撻了“不爭氣”的中國男人。他們有的自大、傲慢，如嬌生慣養的北京高幹子弟遲鬆，靠著有錢有權的母親在澳洲過著養尊處優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生活，還美其名曰要體驗留學生生活。兩個北京人淪為騙子，合夥騙走了數百名留學生一百多萬元的血汗錢。上海人簡姆士成為令人不齒的毒販、賭徒、騙子。來自上海的歌唱家趙清糾纏於三個女人之間，為了自己看病甚至讓女友賣淫，這是個十足的吃軟飯的家夥。在小說中，這些留學生中的敗類和軟骨頭，無一例外地受到過博斯的教訓和懲罰。

小說《活在悉尼》中的男性形象的書寫，實際上是對中國留學生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的命運敘事。小說敘述的故事雖然主要發生在唐人街和英皇十字區，但作者能夠以整個悉尼為背景，表現了澳洲多元文化社會的特點和風土人情，生動描繪了來自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情感衝突和文化碰撞，使小說具有了比較開闊的視野。小說還通過對蓓蓓、艾倫被吸毒者槍殺、周東東被當地土著人打傷致死，台灣人艾麗、安徽人莉莉遭當地無賴強奸、成群結夥的幫派勢力輪番對唐人街侵擾、工廠老板對女工毫無廉恥的性侵犯，以及吸毒、賭博和同性戀等事件和現象的描寫，對1990年代初處於經濟蕭條時期的澳洲社會秩序進行了批判。從而表明了進入新世紀之後，澳華作家更能以樂觀自信的心態重新審視那段不同尋常的經曆，並進行曆史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