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真話能走多遠》

簡介 ：
 
     本書將季羨林散文中的經典名篇按全新的角度重新結集出版，文字典雅清麗、感情充沛動人，淳樸而不乏味，情濃而不矯揉，莊重而不板滯，典雅而不雕琢。無論記人、狀物或摹事，筆下流淌的是熾熱的人文情懷，充滿趣味和韻味，值得品評和玩味。讀此經典選本，既能享受季羨林先生散文的風采，又能領略他的人格魅力，從而悟出做人的真諦。

作者簡介 ：

　　季羨林1911年8月生於山東清平。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1935年至1945年入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先後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被胡適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主持創辦東方語言文學係。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78年後，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職。季先生還先後擔任過中國外國文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
　　季先生的學術研究領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語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羅文譯釋、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較文學、文藝理論、東方文化、敦煌學等，範圍之廣，國內外罕見。他的一百多部著作已匯編成24卷《季羨林文集》。他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神州文化集成》、《東方文化集成》等大型叢書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真話能走多遠“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記季羨林先生>>>
   “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
　　——記季羨林先生
　　出生於一九一一年的季羨林先生今天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了，在我考進北京大學的一九八四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經是七十三歲，年過古稀了。撇開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會和學術成就、名譽、地位不說，就單論年齡，他也已經是燕園一老了。大家稱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門生弟子那樣稱呼“先生”了。
　　這是一位什麽樣的長者呢？對比自己年長的人——當時馮友蘭、王力、陳岱孫等比季老高一輩的人還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據我的日記，一九九○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隨侍到燕南園向馮友蘭、陳岱孫二老以及朱光潛先生的夫人賀年。路上結著薄冰，天氣是非常寒冷，當時也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讚說著三位老先生的治學和為人。先到朱光潛先生家，隻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友蘭先生的三鬆堂，隻有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最後到陳岱孫先生家，陳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來訪，頗為驚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正好兩卷本《陳岱孫文集》出版，陳先生去內室取出書，題簽，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把書送給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著兩位先生的白發……這幾幕場景過了十七年了，卻一直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裏。
　　北大有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在將近二十年前，那是稱為中年學者的，行輩、地位自然還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對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尊重，不遺餘力地揄揚他們。我在這裏講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開場合，比如學術會議之類上的舉動，都是私下的言談，不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辦公樓附近，恰巧中文係的裘錫圭教授正低著頭很慢地走在前麵，大概在思考什麽問題。季先生也放慢了腳步，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這些話的時候還翹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動。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複旦大學的邀請，把講席移回了上海，這實在是上海學術界的幸事，是上海學子的福氣了。
　　還有一次，當時還在四川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朱慶之先生——後來調入了北大並且擔任學校的教務領導——評職稱，請季先生和北大中文係的蔣紹愚教授寫推薦意見。表格當然先送到季先生處，季先生寫好封好，命我送給蔣先生。蔣先生拆開一看，愕然說道：“季先生怎麽這麽寫？這可叫我怎麽辦？”我當然茫然不解，蔣先生微笑著把表格遞過來：原來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目的底下一格，這樣，蔣先生不就隻能將自己的名字簽在季先生上麵了嗎？這怎麽會不讓當時才四十多歲的蔣先生為難呢？
　　再舉一個和上海有關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從書房裏拿出一封信來，對我說：“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嗎？他給我寄了一些有關吐火羅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沒有見過，實在是難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見一下徐先生。”下麵我還會介紹，季先生是中國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羅語語言本身的學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這方麵的藏書恐怕還要超過國內的圖書館。徐先生當時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但是，對國內外的學術動態的了解，已經是在國內罕見其匹的了，所以能夠提供連季先生都沒有見到過的材料，現在早已經是教授級的編審了。季先生對徐先生是推崇備至，凡是見到上海來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麽，對更為年輕的學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獎掖，無論自己多忙，也無論自己手頭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總是樂於為他們的著作寫序，這就是季先生序寫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僅如此，季先生還往往會在為某個人寫的序言裏麵列舉上一大串年輕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於替年輕人看稿子，推薦發表，那簡直是家常便飯了。然而，也確實有一些年輕人後來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給季先生帶來麻煩，但是，季先生總是以非常寬容的心態來對待他們。也正因為這樣，很多年輕人和季先生年齡、地位都相距遙遠，但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位長者。
　　我在這裏舉兩個例子，是關於季先生請年輕人吃飯的。一次是請我吃飯。有一年假期，我沒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簾關緊門，點上蠟燭看書，隱隱約約聽到樓道裏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一會兒有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錚老師陪同下，特意來叫我去吃飯。這頓飯吃的什麽，今天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但是，開門看見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樓道裏的情形，卻至今猶在目前。那些年，經常在季先生家吃飯，也經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這頓飯是很特別的。
　　現在已經是著名曆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也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時候，曾經托盧先生代為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為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轟動，傳為美談。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為他做過什麽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的，季先生會讓我們為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裏、書裏寫上一筆。有不少媒體問過我，季先生工作那麽忙，還發表了那麽多的文章，是否有學生代筆的？這不算是一個太離譜的疑問。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追隨季先生那麽多年，連替他寫個信封的事情都沒有過。
　　上麵講的都是和學術界有關的事情。那麽在學術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麽樣的長者風範呢？還是舉幾個例子。季先生穿著極其樸素，經常會被人看成是學校裏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會被來報到的新學生叫住，替他們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動地替他們看守行李，有時候會一看兩小時。自然，這些學生兩三天以後就會在北大的迎新會上，看見季羨林校長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機班。大家知道，司機可是見多識廣的，而且往往並不那麽好說話。然而，北大的司機都願意為季先生服務。為什麽呢？季先生每次都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小禮物，比如當時還比較少見的國外帶回來的香煙。可是，這些能夠打動司機嗎？不能！有幾位司機告訴我，他們接送的大人物，幾乎都是不怎麽和他們說話的，到了家也是自顧自地走了，隻有季先生下了車道謝不說，還要站在門口目送車子駛遠。這才是令他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簡樸，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並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經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鄉小學寄錢寄書那是常有的事情。就連在家裏工作過而已經離開了的保姆，倘若喜歡讀書，季先生都會給予支持。我清楚地記得一張匯款單子上季先生的留言：“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幹淨的。”那件事情是我經手的，所以我的記憶格外清晰。
　　實際上，對北大的情況稍微有點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歲以前，他在北大朗潤湖的寓所的大門，幾乎是完全敞開的。張中行先生筆下那幕一位小書店老板抱著一大摞書上門請季先生簽名的情況，根本就是經常發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幾年，北大接受了一筆最大的捐贈，就是來自季羨林先生的。這筆捐贈有多大呢？僅僅是古字畫就有數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用於此。他收藏的最底線是齊白石，這些收藏當中甚至有蘇東坡的《禦書頌》。光這些的市場價格應該怎麽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僅是字畫，還有古硯、印章、善本，還有自己畢生積蓄的稿費。總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贈出來了。而且，季先生還不停地把近年來的稿費捐贈出來。季先生是已經有了曾孫的，他的後代都過著很普通的生活。請問，這是什麽樣的胸懷？那些無聊而狂妄地評論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羨林熱”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為一位長者的季先生的為人風範和人格魅力。要知道這位樸素如老農的長者是留學德國十年的哲學博士，是當時已經為數極少，現在更已是碩果僅存的建國後第一批文科一級教授，是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的文科校長，是全國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雜誌的主編……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態，這裏難道不是存在著巨大的不和諧或反差嗎？可是，難道不也正是這種所謂的不和諧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對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嗎？
　　社會上對季先生的崇敬可以從媒體的報道中清晰地顯示出來。季先生在素來洋溢著某種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學子那裏，也得到了一種親切的真誠的熱愛。北大校園裏，學生不少是騎車如飛的，前麵倘若有人擋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鈴，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卻太多次地看到，隻要學生知道前麵慢慢地走著，擋住了他們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們都會跳下車來，安靜地在後麵推車而行。不少時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後排起了一條長龍。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開家門，發現門前白皚皚的雪地上，畫滿了來自北大好幾個係所的學生的問候和賀年之詞，季先生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
　　作為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季先生贏得了大家的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卻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連北大的絕大部分教師和學生也包括在內，大家主要是通過季先生的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數百萬字的譯作、季先生對宏觀文化和社會情勢的某些看法來了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那一麵的。這當然沒有錯。但是，卻實在沒有搔到癢處，卻實在隻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麵。盡管季先生的散文隨筆真摯感人、膾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作家；盡管季先生的翻譯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幾種文字，其中還包括吐火羅語在內的死語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門房、清掃廁所的艱難環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驚天地泣鬼神地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個翻譯家；盡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觀理論見解引起了全社會乃至國外的廣泛關注和議論，被廣為傳播報道，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理論家或評論家。
　　對於這樣的一種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時間公開表示要辭去諸如“學術泰鬥”、“國學大師”、“國寶”之類的“帽子”，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固然是季先生一貫的深懷謙虛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麵的熱鬧紅火，對背後的忘卻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的采訪時，曾經說過：“畢竟，季老和我們身邊、社區裏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還是有所不同的。”為什麽這麽說呢？道理其實也並不複雜，季先生無疑是一個曆史人物，自有其曆史地位。但是，這個地位的確立，首先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我們應該努力去了解他在學術史、精神史上的創獲與貢獻。
　　“學術泰鬥”、“國寶”是一個不重在反映專業學術領域的尊稱，我們可以先不去討論。“國學大師”雲雲，實際上就作為學者的季先生而論，也確實有未達一間的嫌疑。其實，季羨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不從朝代史、製度史的角度研究曆史，不關注嚴格意義上的經學，也不按照通行的“學術規範”來研究古代文學。通常我們所說的文史哲隻能算季先生的“副業”。
　　那麽，季先生的主要領域是什麽呢？他的“看家本領”是什麽呢？他又是憑借什麽樣的重要貢獻才會在國際學術界擁有如此高的聲望和地位呢？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乃是以曆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並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難題。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門立雪》的封底，特意標出了這麽一段話，我相信季先生也會認可的：“如果說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紅線，那麽，這條紅線非印度古代語言研究莫屬。無論是對於研究中印關係史、印度曆史與文化、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吐火羅文、糖史，還是翻譯梵文等語種文學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工作、成就、造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對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大有隔膜，是一件絲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這裏受場合和時間的限製，也沒有可能予以詳細的評說，隻能盡量用最簡單的語言做最簡略的介紹，希望對大家了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有所幫助。
　　季先生的主要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從一九三五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到一九四五年回國為第一階段。季先生的留學，抱有一個和當時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利用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換句話說，季先生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獲得博士學位，而回到國內卻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把國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為然的。他決心進入當時國際人文學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擁有巨大先天優勢、深厚傳統的印歐語言學領域裏大展身手，所謂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完全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南斯拉夫語、阿拉伯語等的學習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幾篇非常厚重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並且引起了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麵的重要貢獻：比如，利用語尾變化、特殊的動詞形態等語法形式，在幾乎沒有信史資料的情況下解決佛典的年代和來源問題，利用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解決還幾乎處在破譯階段的吐火羅語的語義問題，甚至還解決了古希臘語裏麵一個從未得到確切理解的重要語尾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參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棄了在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離開德國，到一九七八年，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這是三十四歲到六十五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這理應是季先生學術生涯最輝煌的階段。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最黯淡無光的苦難時期。這個階段勉強還可以一分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為前半階段，受到國內資料和對外聯絡、政治環境等等的限製，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隻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至於從一九六六年以後可以看做是後半階段，季先生幾乎被迫害至死，好幾次被打得隻能自己爬回家，好幾次動了自殺的念頭，哪裏還談得上什麽學術研究。隻有在“文革”的後期，季先生擔心自己把梵文給忘了，偷偷地開始翻譯《羅摩衍那》，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們隻能說這是傷心滴血的輝煌了。季先生的《牛棚雜憶》就是寫自己在這後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記錄瘋狂野蠻時代的傑作。
　　第三階段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然到今天也沒有結束。季先生恢複了學術研究，在承擔常人無法想像的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真是爭分奪秒，以拚命的態度搶回失去的時光。在這個階段，季先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最新材料，於是接續在留德期間奠基的研究，不斷地發現、補充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推衍自己的判斷和結論。第二階段無奈地開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大家別忘了，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且不說他肩上擔負著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這樣的高齡承擔這樣的研究任務這一點而言，就已經足以讓我這樣的後生小輩歎為觀止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位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這怎麽能夠不讓我這樣的門生弟子、後生晚輩汗顏呢？
　　我上麵的介紹遠遠不足以涵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成就。好在我寫了《季門立雪》，裏麵有相對而言比較全麵的介紹。
　　我們還必須牢記，在這第三階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還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等等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麵提到過，季先生曾經一身擔任了一百多個學術領導職務，為新時期中國學術的繁榮發展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做出了別人無法替代也很難相比的巨大貢獻。季先生贏得中國學術界的廣泛尊敬，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們難道不應該對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嗎？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我這麽說，也許會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季先生當然不是神，也不是聖人。但是，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任何人無法對這一點有任何指責和爭論。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了現在，季先生和他那樣的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裏“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裏“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堅定地相信，我們的時代正需要這樣的世紀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對季先生的這種珍惜和尊崇，當然讓我這個弟子感到快樂，但同時也讓我陷入到一種茫然和悲哀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在這股熱的背後隱藏著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麵的貧乏和蒼白麽？
　　季先生已經到了天高雲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這些講演，會說什麽呢？老人的心裏會怎麽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季先生也許會像巴金老人這樣說：“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錢文忠
　　2008年5月
　　<<<真話能走多遠一、人生的虛無與價值>>>一、人生的虛無與價值 賦得永久的悔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做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麽心甘情願做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裏；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誌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複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並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曆可謂多矣。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裏。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她手下的小嘍囉們曾兩次躥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凶極惡的教師爺架子，並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並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隻好到別人家的棗林裏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後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裏，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於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麽一來，竟然尋（讀若xí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絕不會結親。她家裏飯都吃不上，哪裏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裏路。這個五裏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裏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於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裏，鄉裏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曆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隻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隻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複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隻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麽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裏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裏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麵）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隻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鍾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麵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裏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麽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裏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麽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絕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是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麵，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裏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裏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嚐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隻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裏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隻能用土罐子，花幾個製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裏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舍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鏽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隻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裏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就能長得更好，糧食就能打得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喂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裏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裏，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裏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裏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裏，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裏賴著吃黃麵糕。黃麵糕是用黃米麵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隻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麵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麵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麽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麵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隻待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麵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麵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裏麵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誌，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麽名譽，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榮，都比不上待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一個影子似的孩子
　　有道是老馬識途，又說薑是老的辣。意思無非是說，人老了，識多見廣，沒有沒見過的東西。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足跡遍三大洲，見到的人無慮上千、上萬，甚至上億。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影子似的孩子。
　　什麽叫影子似的孩子呢？我來到廬山，在食堂裏，坐定了以後，正在大嚼之際，驀抬頭，鄰桌上已經坐著一個十幾歲的西藏男孩，長著兩隻充滿智慧的機靈的大眼睛，滿臉秀氣，坐在那裏吃飯。我根本沒有注意到他是什麽時候進來的，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騷動。我正在心裏納悶，然而，一轉眼間，鄰桌上已經空無一人，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騷動，來去飄忽，活像一個影子。
　　最初幾天，我們乘車出遊，他同父母一樣，從來不參加的。我心裏奇怪：這樣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子，不知道悶在屋裏幹些什麽？他難道就不寂寞嗎？一直到了前幾天，我們去遊覽花徑、錦繡穀和仙人洞時，誰也沒有注意到，車子上忽然多了一個人，他就是那個小男孩。他一句話也不說，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騷動，沉靜地坐在那裏，臉上浮現著甜蜜溫順的笑意，仍然像是一個影子。
　　從花徑到仙人洞是有名的錦繡穀，長約一公裏，左邊崇山峻嶺，右邊幽穀深澗，嵐翠欲滴，下臨無地，目光所到之處，濃綠連天，是廬山的最勝處。道狹人多，擁擠不堪，我們這一隊人馬根本無法走在一起。小男孩同誰也不結伴，一個人踽踽獨行。有時候，我想找他，但是萬頭攢動，宛如洶湧的人海，到哪裏去找呢？但是，一轉瞬間，他忽然出現在我們身旁。兩隻俊秀的大眼睛飽含笑意，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聲息也沒有。可是，又一轉瞬，他又不知消逝到何方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飄忽浮動，讓人猜也猜不透。等到我們在仙人洞外上車的時候，他又飄然而至，不聲不響，活像是我們自己的影子。
　　又一次，我們遊覽龍宮洞，小男孩也去了。進了洞以後，光怪陸離，氣象萬千。我們走在半明半暗的洞穴裏，目不暇接。忽然抬頭，他就站在我身旁。可是一轉眼又不見了。等我們遊完了龍宮，乘坐過龍船以後，我想到這小男孩又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但是，正要走出洞門，卻見他一個人早已坐在石桌旁邊，靜靜地在等候我們，滿臉含笑，不聲不響，又活像是我們的影子。
　　我有時候自己心裏琢磨：這小男孩心裏想些什麽呢？前兩天，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下了一陣廬山式的暴雨，白雲就在門窗間飄出飄進，轉瞬院子裏積滿了水，形成了小小的瀑布。我們的餐廳同寢室是分開來的，在大雨滂沱中，誰也回不了寢室，都站在那裏著急。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小男孩已經走出餐廳，回到寢室，抱來了許多把雨傘，還有幾件雨衣，一句話也不說，遞給別人，兩隻大眼睛滿含笑意，默默無聲，像是我們的影子。我心中和眼前豁然開朗：在這個不聲不響影子似的孩子的心中，原來竟然蘊藏著這樣令人感動的善良與溫順。我不禁對這個平淡無奇的孩子充滿了敬意了。　我從來不敢倚老賣老，但在下意識中隱約以見過大世麵而自豪。不意在垂暮之年，竟又開了一次眼界，遇到了這樣一個以前自己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影子似的孩子。他並沒有什麽驚人之舉，衣飾舉動都淳樸得出奇，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小男孩。然而，從他身上，我們不是都可以學習到一些十分可貴的東西嗎？！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於廬山
　　加德滿都的狗
　　我小時候住在農村裏，終日與狗為伍，一點也沒有感覺到狗這種東西有什麽稀奇的地方。但是狗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母親逝世以後，故鄉的家中已經空無一人。她養的一條狗——連它的顏色我現在都回憶不清楚了——卻仍然日日夜夜臥在我們門口，守著不走。女主人已經離開人世，再沒有人喂它了。它好像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它堅決寧願忍饑挨餓，也絕不離開我們那破爛的家門口。黃昏時分，我形單影隻從村內走回家來，屋子裏擺著母親的棺材，門口臥著這一隻失去了主人的狗，淚眼汪汪地望著我這個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氣無力地搖擺著尾巴，嗅我的腳。茫茫宇宙，好像隻剩下這隻狗和我。此情此景，我連淚都流不出來了，我流的是血，而這血還是流向我自己的心中。我本來應該同這隻狗相依為命，互相安慰。但是，我必須離開故鄉，我又無法把它帶走。離別時，我流著淚緊緊地摟住了它，我遺棄了它，真正受到良心的譴責。幾十年來，我經常想到這一隻狗，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它，還會不自主地流下眼淚。我相信，我離開家以後，它也絕不會離開我們的門口。它的結局我簡直不忍想下去了。母親有靈，會從這一隻狗身上得到我這個兒子無法給她的慰藉吧　從此，我愛天下一切狗。
　　但是我遷居大城市以後，看到了狗漸漸少起來了。最近多少年以來，北京根本不許養狗，狗簡直成了稀有動物，隻有到動物園裏才能欣賞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到了加德滿都以後，一下飛機，在機場受到熱情友好的接待，汽車一駛離機場，駛入市內，在不算太寬敞的馬路兩旁就看到了大狗、小狗、黑狗、黃狗，在一群衣履比較隨便的小孩子們中間，搖尾乞食，低頭覓食。　這是一件小事，卻使我喜出望外：久未晤麵的親愛的狗竟在萬裏之外的異域會麵了。　狗們大概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它們大概連辨別本國人和外國人的本領還沒有學到。我這裏一往情深，它們卻漠然無動於衷，隻是在那裏搖尾低頭，到處嗅著，想找到點什麽東西吃吃。　晚上，我們從中國大使館回旅館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加德滿都的大街上，電燈不算太多，霓虹燈的數目更少一些。我在陰影中又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大狗、小狗、黑狗、黃狗，在那裏到處嗅著。回到旅館，在沐浴後上床的時候，從遠處的黑暗中傳來了陣陣的犬吠聲。古人說，深夜犬吠若豹。我現在聽到的不是吠聲若豹，而是吠聲若犬。這事當然並不稀奇，可這並不稀奇的若犬的犬吠聲卻給我帶來了無盡的甜蜜的回憶。這甜蜜的犬吠聲一直把我送入我在加德滿都過的第一夜的夢中。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淩晨，
　　於蘇爾提賓館
　　烏鴉和鴿子
　　傍晚，我們來到了清涼宮。正當我全神貫注地欣賞綠玉似的草地和珊瑚似的小紅花的時候，忽然聽到天空裏一陣哇哇的叫聲。啊！是烏鴉。一片黑影遮蔽了半個天空，想不到暮鴉歸巢的情景竟在這裏看到了。
　　這使我立即想起了三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緬甸之行。我首先到了仰光，那種堆綠疊翠的熱帶風光牢牢地吸引住了我。但是，更吸引住了我使我感到無限驚異的是那裏的烏鴉之多。我敢說，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這麽多的烏鴉。據說，緬甸人虔信佛教，佛教禁止殺生到了可笑的地步。烏鴉就趁此機會大大地繁殖起來，其勢猛烈，大有將三千大千世界都化為烏鴉王國的勁頭。　我曾在距離仰光不太遠的伊洛瓦底江口看到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最大的烏鴉群，恐怕有幾萬隻。停泊在江邊的大小船上的桅杆上、船艙上、船邊上，到處都落滿了烏鴉，漆黑一大片。在空中盤旋飛翔的，數目還要超過幾倍。簡直成了烏鴉的世界，烏鴉的天堂，烏鴉的樂園，烏鴉的這個，烏鴉的那個，我理屈詞窮，我說不出究竟是烏鴉的什麽了。
　　今天早晨，也就是到清涼宮去的第二天的早晨，參觀哈奴曼多卡古王宮時，我又第二次看到了生平見到的最大的烏鴉群之一，大概有上千隻吧。它們忽然一下子從王宮高塔的背麵飛了出來，呼哨一聲，其勢驚天動地，在王宮天井上盤旋了一陣，又呼哨一聲，飛到不知道什麽地方去了。
　　烏鴉在中國古代被認為是不吉祥的動物，名聲不佳。人們聽到它們的鳴聲，往往起厭惡之感。可是這些年以來，在北京，甚至在樹木蔥蘢的燕園裏麵，除了麻雀以外，別的鳥很少見到了。連令人討厭的烏鴉也逐漸變得不那麽討厭了。它們那種絕不能算是美妙的叫聲，現在聽起來大有日趨美妙之勢了。　我在加德滿都不但見到了烏鴉，而且也見到了鴿子。
　　鴿子在北京現在還是能夠見到的，都是人家養的，從來沒有聽說過野鴿子。記得我去年春天到印度新德裏去參加《羅摩衍那》的作者蟻垤國際詩歌節，住在一家所謂五星旅館的第十九層樓上。有一天，我出去開會，忘記了關窗子。回來一開門，聽到鴿子咕嚕咕嚕的叫聲。原來有兩位長著翅膀的不速之客，趁我不在的時候，到我房間裏來了。兩隻鴿子就躲在我的沙發下麵親熱起來，談情說愛，卿卿我我，正搞得火熱。看到我進來，它倆坦然無動於衷，絲毫沒有想逃避的意思，也看不出一點內疚之意。倒是我對於這種“突然襲擊”感到有點局促不安了。原來印度人絕不傷害任何動物。鴿子們大概從它們的鼻祖起就對人不懷戒心，它們習慣於同人們和平共處了。反觀我們自己的國家，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專就北京來說，鳥類的數目越來越少。每當我在燕園內綠樹成蔭的地方，或者在清香四溢的荷花池邊，看到年輕人手持獵槍、橫眉豎目，在尋覓枝頭小鳥的時候，我簡直內疚於心，說不出話來。難道在這些地方我們不應該向印度等國家學習嗎？
　　我不是哲學家，也不喜歡、更不擅長去哲學地思考。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哲人，主張人與大自然應該渾然一體，人與鳥獸（有害於人類的適當除外）應該和睦相處，相向無猜，誰也離不開誰，誰都在大自然中有生存的權利。我是衷心地讚成這些主張的。即使到了人類大同的地步，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同過去完全不同之外，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其中也包括人與鳥獸的關係，也應該大大地改進。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也不是素食主義者。人類賴以為生的動植物，非吃不行的，當然還要吃。隻是那些不必要的、損動物而不利己的殺害行為，應該斷然製止。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過去有一段時間，竟然把種草養花視為修正主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這種主張的人有何理由？是何居心？真使我驚詫不置。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不管是人類，還是鳥獸蟲魚，花草樹木，我們都應該會欣賞，有權利去欣賞。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難道在僵化死板的氣氛中生活下去才算得上唯一正確嗎？　寫到這裏，正是黎明時分，窗外加德滿都的大霧又升起來了。從彌漫天地的一片白色濃霧的深處傳來了咕咕的鴿子聲，我的心情立刻為之一振，心曠神怡，好像飲了尼泊爾和印度神話中的甘露。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淩晨
　　神牛
　　我又和我的老朋友神牛在加德滿都見麵了。這是我意料中但又似乎有點出乎意料的事情。
　　過去，我曾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和新德裏等大城市的街頭見到過神牛。三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訪問印度的時候，在加爾各答那些繁華的大街上第一次見到神牛。在全世界似乎隻有信印度教的國家才有這種神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動物。當時它們在加爾各答的鬧市中，在車水馬龍裏麵，在汽車喇叭和電車鈴聲的喧鬧中，三五成群，有時候甚至結成幾十頭上百頭的龐大牛群，昂首闊步，威儀儼然，真仿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它們對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對人類一切的新奇的發明創造，什麽電車汽車，什麽自行車、摩托車，全不放在眼中。它們對人類的一切顯貴，什麽公子、王孫，什麽體操名將、電影明星，什麽學者、專家，全不放在眼中。它們對人類創造的一切法律、法規，全不放在眼中。它們是絕對自由的，願意到什麽地方去，就到什麽地方去；願意在什麽地方臥倒，就在什麽地方臥倒。加爾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大街上車輛之多，行人之多，令人目瞪口呆，從公元前就有的馬車和牛車，直至最新式的流線型的汽車，再加上塗飾華美的三輪摩托車，有上下兩層的電車，無不具備。車聲、人聲、馬聲、牛聲，混攪成一團，喧聲直抵印度神話中的三十三天。在這種情況下，幾頭神牛，有時候竟然興致一來，臥在電車軌道上，“我困欲眠君且去”，閉上眼睛，睡起大覺來。於是汽車轉彎，小車讓路，電車脫離不了軌道，隻好停駛。沒有哪一個人敢去驅趕這些神牛。
　　對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這種情景實在是“匪夷所思”，實在是非常有趣。我很想研究一下神牛的心理。但是從它們那些善良溫順的大眼睛裏我什麽也看不出，猜不出。它們也許覺得，人類真是奇妙的玩意兒。他們竟然聚居在這樣大的城市裏，還搞出了這樣多不用馬拉牛拖就會自己跑的玩意兒。這些神牛們也許會想到，人這種動物反正都害怕我們，沒有哪一個人敢動我們一根毫毛，我們索性就願意怎樣幹就怎樣幹吧！
　　但是，據我的觀察，它們的日子也並不怎麽好過。雖然沒有人穿它們的鼻子，用繩子牽著走，稍有違抗，則挨上一鞭；但是也沒有人按時給它們喂食喂水。它們隻好到處遊蕩，自己謀食。看它們那種瘦骨嶙峋的樣子，大概營養也並不好。而且它們雖然被認為是神牛，並沒有長生不老之道，它們的死亡率並不低。當我隔了二十年第二次訪問加爾各答的時候，在同一條大街上，我已經看不到當年那種十幾頭上百頭牛遊行在一起的龐大陣容了。隻剩下零零落落的幾頭老牛徘徊在那裏，寥若晨星，神牛的家族已經很不振了。看到這情景，我倒頗有一些寂寞蒼涼之感。但是神牛們大概還不懂什麽牛口學（對人口學而言），也不懂什麽未來學，它們不會為二十一世紀的牛口問題而擔憂，這也算是一種難得糊塗吧。
　　我似乎不曾想到，隔了又將近十年，我來到了尼泊爾，又在加德滿都街頭看到久違的神牛了。我在上麵曾說到，這次重逢是在意料中的，因為尼泊爾同印度一樣是信奉印度教的國家。我又說有點出乎意料，不曾想到，是因為尼泊爾畢竟不是印度。不管怎麽樣，我反正是在加德滿都又同神牛會麵了。
　　在這裏，神牛的神氣同印度幾乎一模一樣，雖然數目相差懸殊。在大馬路上，我隻見到了幾頭。其中有一頭，同它的印度同事一樣，走著走著，忽然臥倒，傲然地躺在馬路中間，搖著尾巴，撲打飛來的蒼蠅，對身旁駛過的車輛，連瞅都不瞅。不管是什麽樣的車輛，都隻能繞它而行，絕沒有哪一個人敢去驚擾它。隔了幾天，我又在加德滿都郊區看見了幾頭，在青草地上悠然漫步。它是不是有“食草綠樹下，悠然見雪山”的雅興呢？我不敢說。可是看到它那種悠閑自在的神態，真正羨慕煞人，它真像是活神仙了。尼泊爾是半熱帶國家，終年青草不缺，這就為神牛的生活提供了保證。
　　神牛們有福了！
　　我祝願神牛們能夠這樣悠哉遊哉地活下去。我祝願它們永遠不會想到牛口問題。
　　神牛們有福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淩晨，
　　時窗外濃霧中咕咕的鴿聲於耳
　　我的女房東
　　我已經多次談到我的女房東歐樸爾太太。　我在這裏還要再集中來談　我不能不談她。
　　我們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共過安樂，也共過患難。在這漫長的時間內，她為我操了不知多少心，她確實像我自己的母親一樣。回憶起她來，就像回憶一個甜美的夢。
　　她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德國婦女。我初到的時候，她大概已有五十歲了，比我大二十五六歲。她沒有多少惹人注意的特點，相貌平平常常，衣著平平常常，談吐平平常常，愛好平平常常，總之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
　　然而，同她相處的時間越久，便越覺得她在平常中有不平常的地方：她老實，她誠懇，她善良，她和藹，她不會吹噓，她不會撒謊。她也有一些小小的偏見與固執，但這些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什麽越軌的地方；這隻能增加她的人情味，而絕不會相反。同她相處，不必費心機、設提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處和暖的春風中。
　　她的生活是十分單調的、平凡的。她的天地實際上就隻有她的家庭。中國有一句話說：婦女圍著鍋台轉。德國沒有什麽鍋台，隻有煤氣灶或電氣灶。我的女房東也就是圍著這樣的灶轉。每天一起床，先做早點，給她丈夫一份，給我一份。然後就是無盡無休地擦地板，擦樓道，擦大門外麵馬路旁邊的人行道。地板和樓道天天打蠟，打磨得油光鋥亮。樓門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掃，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絕不會沾上半點塵土。德國人愛清潔，聞名全球。德文裏麵有一個詞兒Putzteufel，指打掃房間的潔癖，或有這樣潔癖的女人。Teufel的意思是“魔鬼”，Putz的意思是“打掃”。別的語言中好像沒有完全相當的字。我看，我的女房東，同許多德國婦女一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清掃魔鬼”。
　　我在生活方麵所有的需要，她一手包下來了。德國人生活習慣同中國人不同。早晨起床後，吃早點，然後去上班；十一點左右，吃自己帶去的一片黃油夾香腸或奶酪的麵包；下午一點左右吃午飯。這是一天的主餐，吃的都是熱湯熱菜，主食是土豆。下午四點左右，喝一次茶，吃點餅幹之類的東西。晚上七時左右吃晚飯，泡一壺茶或者咖啡，吃涼麵包、香腸、火腿、幹奶酪等等。我是一個年輕的窮學生，一無時間，二無錢來擺這個譜兒。我還是中國老習慣，一日三餐。早點在家裏吃，一壺茶，兩片麵包。午飯在外麵館子裏或學生食堂裏吃，都是熱東西。晚上回家，女房東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餐給我留下一份。因此，我的晚餐也都是熱湯熱菜，同德國人不一樣，這基本上是中國辦法。這都是女房東在了解了中國人的吃飯習慣之後精心安排的。我每天在研究所裏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回到家來，能夠吃上一頓熱乎乎的晚飯，心裏當然是美滋滋的。對女房東這番情意，我是由衷地感激的。
　　晚飯以後，我就在家裏工作。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女房東進屋來，把我的被子鋪好，把被罩拿下來，放到沙發上。這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我自己盡可以做。但是，女房東卻非做不可，當年她兒子住這一間屋子時，她就是天天這樣做的。鋪好床以後，她就站在那裏，同我閑聊。她把一天的經曆，原原本本，詳詳細細，都向我“匯報”。她見了什麽人，買了什麽東西，碰到了什麽事情，到過什麽地方，一一細說，有時還繪聲繪形，說得眉飛色舞。我無話可答，隻能洗耳恭聽。她的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初到德國時，聽說德語的能力都不強。每天晚上上半小時的“聽力課”，對我大有幫助。我的女房東實際上成了我的不收費的義務教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對她說，她也永遠不會懂的。“匯報”完了以後，照例說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說同樣的話，然後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我把皮鞋放在門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這一天的活動就算結束了，上床睡覺。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裏麵享有絕對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裏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隻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禦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裏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念書的兒子。老頭腿有點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裏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黴，幹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麵。老頭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大不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裏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隻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麵已經談過了，這裏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隻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的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雇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裏占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憤憤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裏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裏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隻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隻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隻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裏空蕩蕩的。她心裏是什麽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麵上來看，她隻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裏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致、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裏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裏，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裏，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說：“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一九八三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裏。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麽辦法呢？我隻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喜鵲窩
　　我是鄉下人。小時候在鄉下住過幾年。鄉下，樹多，鳥多，樹上的鳥窩多。秋冬之際，樹上的葉子落光，抬頭就能看到高樹頂上的許多鳥窩，宛如一個個的黑色蘑菇。
　　但是，我同許多鄉下人一樣，對鳥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昆蟲中的知了（我們那裏讀如jie liu，也就是蟬），在水族中是蝦。夏天晚上，在場院裏乘涼，在大柳樹下，用麥秸點上一把火。赤腳爬上樹去，用力一搖晃，知了便像雨點似的紛紛落下。如果嫌熱，就跳到葦坑裏，在葦叢中伸手一摸，就能摸到一些個兒不小的蝦，帶著雙夾，齊白石畫的就是這一種蝦。
　　鳥卻不能帶給我這樣的快樂，我有時甚至還感到厭煩。麻雀整天喳喳亂叫，還偷吃莊稼。烏鴉穿一身黑色的晚禮服，名聲一向不好，鄉下人總把它同死亡聯係起來，“哇！哇！”兩聲，叫得人身上起雞皮疙瘩。隻有喜鵲沾了“喜”字的光，至少不引起人們的反感。那時候，鄉下人餓著肚皮，又不是詩人，哪裏會有甚麽閑情雅興來欣賞鳥的鳴聲呢？連喜鵲“喳，喳”的叫聲也不例外。我雖然隻有幾歲，鄉下人的偏見我都具備。隻有一件事現在回想起來還能聊以自慰：我從來沒有爬上樹去掏喜鵲的窩。
　　後來我到了城裏，變成了城裏人。初到的時候，我簡直像是進入迷宮。這麽多人，這麽多車，這麽多商店，這麽多大街小巷。我吃驚得目瞪口呆。有一年，母親在鄉下去世了，我回家奔喪。小時候的大娘、大嬸見了我就問：
　　“尋（讀若xín）了媳婦沒有？”
　　這問題好回答。我敬謹答曰：“尋了。”“是一個莊上的嗎？”
　　我一時語塞，知道鄉下人沒有進過城，他們不知道城裏不是村莊。想解釋一下，又怕三言兩語說不清楚，最終還是弄一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一時靈機一動，采用了魯迅先生的辦法，含糊答曰：“唔！唔！”
　　誰也不知道“唔，唔”是甚麽意思。妙就妙在誰也不知道是甚麽意思。鄉下的大娘、大嬸不是哲學家，不懂甚麽邏輯思維，她們不“打破砂鍋問到底”。我的口試就算及了格。
　　這一件小事雖小，它卻充分說明了鄉下人和城裏人的思維和情趣是多麽不同。回頭再談鳥兒。城裏不是鳥的天堂。除了麻雀以外，別的鳥很少見到。常言道：物以稀為貴。於是城裏的鳥就“貴”起來了，城裏一些人對鳥也就有了感情。如果碰巧能看到高樹頂端上的鳥窩，那簡直是一件稀罕事兒。小孩子會在樹下麵拍手歡跳。
　　中國古代的詩人，雖然有的出生在鄉下，但是中了科舉，當官一定是在城裏。既然是詩人，感情定是十分細膩。這種細膩表現在方方麵麵，也表現在對鳥，特別是對鳥鳴的喜愛上。這樣的詩句，用不著去查書，一回想就能夠想到一大堆。“鳥鳴山更幽”，“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空山百鳥散還合，萬裏浮雲陰且晴。嘶酸芻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靜其波，鳥亦罷其鳴。”等等，用不著再多舉了。中國古代詩人對鳥和鳥鳴感情之深概可想見了。
　　隻有陶淵明的一句詩，我覺得有點怪。“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雞飛上樹去高聲嗚叫，我確實沒有見過。“雞鳴桑樹巔”，這一句話頗為突兀。難道晉朝江西的雞真有飛到桑樹頂上去高叫的脾氣嗎？
　　不管怎樣，中國古代詩人對鳥及其鳴聲特別敏感，已是一個彰明昭著的事實。再看一看西方文學，不能不感到其間的差別。西方詩歌中，除了雲雀和夜鶯外，其他的鳥及其鳴聲似乎很少受詩人的垂青。這裏麵是否也含有很深的審美情趣的差別呢？是否也含有東西方詩人，再擴而大之是一般人之間對大自然的關係的差別呢？姑妄言之。
　　我繞彎子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說中國的城裏人對鳥比較有感情而已。我這個由鄉下人變為城裏人的人，也逐漸愛起鳥來。可惜我半輩子始終是在大城市裏轉，在中國是如此，在德國和瑞士仍然是如此。空有愛鳥之心，愛的對象卻難找到，在心靈深處難免感到惆悵。
　　一直到四十多年前，我四十多歲了，才從沙灘——真像是一片沙漠——搬到風光旖旎林木蓊鬱的燕園裏來。這裏雖處城市，卻似鄉村，真正是鳥的天堂。我又能看到鳥了；不是一隻，而是成群；不是一種，而是多種；不但看到它們飛，而且聽到它們叫；不但看到它們在草地上蹦跳，而且看到高樹頂上搭窩。我真是顧而樂之，多年幹涸的心靈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清泉。
　　在眾多的鳥中，給我印象最深、我最喜愛的還是喜鵲。在我住的樓前，沿著湖畔，有一排高大的垂柳，在馬路對麵則是一排高聳入雲的楊樹。樓西和樓後，小山下麵，有幾棵高大的榆樹，小山上有一棵至少有六七百年的古鬆。可以說我們的樓是處在綠色叢中。我原住在西門洞的二樓上，書房麵西，正對著那幾棵榆樹。一到春天，喜鵲和其他鳥的叫聲不停。喜鵲不知道是通過甚麽方式，大概是既無父母之命，也沒有媒妁之言，自由戀愛，結成了情侶，情侶不停地在群樹之間穿梭飛行，嘴裏往往叼著小樹枝，想到什麽地方去搭窩。我天天早上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喜鵲們箭似的飛翔，喳喳地歡叫，往往能看上、聽上半天。
　　有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然而又合乎我的心願，窗外大榆樹上有一團黑色的東西，我豁然開朗：這是喜鵲在搭窩。我現在不用出門就能夠看到喜鵲窩了，樂何如之。從此我的眼睛和耳朵完全集中到這一對喜鵲和它們的窩上，其他的鳥鳴聲仿佛都不存在了。每次我看書寫作疲倦了，就向窗外看一看。一看到喜鵲窩就像鄭板橋看到白銀那樣，“心花怒放，書畫皆佳”。我的靈感風起雲湧，連記憶力都仿佛是變了樣子，大有過目不忘之概了。
　　光陰流轉，轉瞬已是春末夏初。窩裏的喜鵲小寶寶看樣子已經成長起來了。每當刮風下雨，我心裏就揪成一團，我很怕它們的窩經受不住風吹雨打。當我看到，不管風多麽狂，雨多麽驟，那一個黑蘑菇似的窩仍然固若金湯，我的心就放下了。我幻想，此時喜鵲媽媽和喜鵲爸爸正在窩裏伸開了翅膀，把小寶寶遮蓋得嚴嚴實實，喜鵲一家正在做著甜美的夢，夢到燕園風和日麗；夢到燕園花團錦簇；夢到小蟲子和小蚱蜢自己飛到窩裏來，小寶寶食用不盡；夢到湖光塔影忽然移到了大榆樹下麵……
　　這一切原本都是幻影，然而我卻淚眼模糊，再也無法幻想下去了。我從小失去了慈母，失去了母愛。一個失去了母愛的人，必然是一個心靈不完整或不正常的人。在七八十年的漫長時期中，不管是甚麽時候，也不管我是在甚麽地方，隻要提到了失去母愛，失去母親，我必然立即淚水盈眶。對人是如此，對鳥獸也是如此。中國古人常說“終天之恨”，我這真正是“終天之恨”了，這個恨隻能等我離開人世才能消泯，這是無可懷疑的了。中國古詩說：“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待母歸。”真是藹然仁者之言，我每次暗誦，都會感到心靈震撼的。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鳥有旦夕禍福。正當我為這一家幸福的喜鵲感到幸福而自我陶醉的時候，禍事發生了。一天早上，我坐在書桌前，真是無巧不成書，我一抬頭正看到一個小男孩赤腳爬上了那一棵榆樹，伸手從喜鵲窩裏把喜鵲寶寶掏了出來。掏了幾隻，我沒有看清，不敢瞎說。總之是掏走了。隻看這一個小男孩像猿猴一般，轉瞬跳下樹來，前後也不過幾分鍾，手裏抓著小喜鵲，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很想下樓去幹預一下；但是一想到在浩劫中我頭上戴的那一頂可怕的沉重的帽子，都還在似摘未摘之間，我隻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如果那一個小男孩是工人的孩子，那豈不成了“階級報複”了嗎？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膽，也不敢動一動呀！我隻有伏在桌上，暗自啜泣。
　　完了，完了，一切全完了。喜鵲的美夢消失了，我的美夢也消失了。我從此抑鬱不樂，甚至不敢再抬頭看窗外的大榆樹。喜鵲媽媽和喜鵲爸爸的心情我不得而知。它們痛失愛子，至少也不會比我更好過。一連好幾天，我聽到窗外這一對喜鵲喳喳哀鳴，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我不忍再抬頭看它們。不知甚麽時候，這一對喜鵲不見了。它們大概是懷著一顆破碎的心，飛到甚麽地方另起爐灶去了。過了一兩年，大榆樹上的那一個喜鵲窩，也由於沒加維修，鵲去窩空，被風吹得無影無蹤了。
　　我卻還並沒有死心，那一棵大榆樹不行了，我就寄希望於其他樹木。喜鵲們選擇搭窩的樹，不知道是根據甚麽標準。根據我這個人的標準，我覺得，樓前，樓後，樓左，樓右，許多高大的樹都合乎搭窩的標準。我於是就盼望起來，年年盼，月月盼，盼星星，盼月亮，盼得雙眼發紅光。一到春天，我出門，首先抬頭往樹上瞧，枝頭光禿禿的，甚麽東西也沒有。我有時候真有點發急，甚至有點發狂，我想用眼睛看出一個喜鵲窩來。然而這一切都白搭，都徒然。
　　今年春天，也就是現在，我走出樓門，偶爾一抬頭，我在上麵講的那一棵大榆樹上，在光禿禿的枝幹中間，又看到一團黑糊糊的東西。連年來我老眼昏花，對眼睛已經失去了自信力，我在驚喜之餘，連忙擦了擦眼，又使勁瞪大了眼睛，我明白無誤地看到了：是一個新搭成的喜鵲窩。我的高興是任何語言文字都無法形容的。然而福不單至。過了不久，臨湖的一棵高大的垂柳頂上，一對喜鵲又在忙忙碌碌地飛上飛下，嘴裏叼著小樹枝，正在搭一個窩。這一次的驚喜又遠遠超過了上一回。難道我今生的華蓋運真已經交過了嗎？
　　當年爬樹掏喜鵲窩的那一個小男孩，現在早已長成大人了吧。他或許已經留了洋，或者下了海，或者成了“大款”。此事他也許早已忘記了。我潛心默禱，希望不要再出這樣一個孩子，希望這兩個喜鵲窩能夠存在下去，希望在燕園裏千百棵大樹上都能有這樣黑蘑菇似的喜鵲窩，希望在這裏，在全中國，在全世界，人與鳥都能和睦融洽像一家人一樣生活下去，希望人與鳥共同造成一個和諧的宇宙。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
　　神奇的絲瓜
　　今年春天，孩子們在房前空地上，斬草挖土，開辟出來了一個一丈見方的小園。周圍用竹竿紮了一個籬笆，移來了一棵玉蘭花樹，栽上了幾株月季花，又在竹籬下麵隨意種上了幾棵扁豆和兩棵絲瓜。土壤並不肥沃，雖然也鋪上了一層河泥，但估計不會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過是玩玩而已。
　　過了不久，絲瓜竟然長了出來，而且日益茁壯、長大。這當然增加了我們的興趣，但是我們也並沒有過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牆外馬路上的車水馬龍和亞運會招展的彩旗，顧而樂之，隻不過順便看一看絲瓜罷了。
　　絲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麽神奇之處。可是忽然有一天，我發現絲瓜秧爬出了籬笆，爬上了樓牆。以後，每天看絲瓜，總比前一天向樓上爬了一大段；最後竟從一樓爬上了二樓，又從二樓爬上了三樓。說它每天長出半尺，絕非誇大之詞。絲瓜的秧不過像細繩一般粗，如不注意，連它的根在什麽地方，都找不到。這樣細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間輸送這樣多的水分和養料，供應前方，使得上麵的葉子長得又肥又綠，爬在灰白色的牆上，一片濃綠，給土牆增添了無量活力與生機。
　　這當然讓我感到很驚奇，我的興趣隨之大大地提高。每天早晨看絲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務，爬小山反而成為次要的了。我往往注視著細細的瓜秧和濃綠的瓜葉，陷入沉思，想得很遠，很遠……
　　又過了幾天，絲瓜開出了黃花。再過幾天，有的黃花就變成了小小的綠色的瓜。瓜越長越長，越長越大，重量當然也越來越增加，最初長出的那一個小瓜竟把瓜秧墜下來了一點，直挺挺地懸垂在空中，隨風搖擺。我真是替它擔心，生怕它經不住這一份重量，會整個地從樓上墜了下來落到地上。
　　然而不久就證明了，我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最初長出來的瓜不再長大，仿佛得到命令停止了生長。在上麵，在三樓一位一百零二歲的老太太的窗台上，卻長出來了兩個瓜。這兩個瓜後來居上，發瘋似的猛長，不久就長成了小孩胳臂一般粗了。這兩個瓜加起來恐怕有五六斤重，那一根細秧怎麽能承擔得住呢？我又擔心起來。沒過幾天，事實又證明了我是杞人憂天。兩個瓜不知從什麽時候忽然彎了起來，把軀體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從下麵看上去，活像兩個粗大彎曲的綠色牛角。
　　不知道從哪一天起，我忽然又發現，在兩個大瓜的下麵，在二三樓之間，在一根細秧的頂端，又長出來了一個瓜，垂直地懸在那裏。我又犯了擔心病：這個瓜上麵夠不到窗台，下麵也是空空的；總有一天，它越長越大，會把上麵的兩個大瓜也墜了下來，一起墜到地上，落葉歸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
　　然而今天早晨，我卻看到了奇跡。同往日一樣，我習慣地抬頭看瓜：下麵最小的那一個早已停止生長，孤零零地懸在空中，似乎一點分量都沒有；上麵老太太窗台上那兩個大的，似乎長得更大了，威武雄壯地壓在窗台上；中間的那一個卻不見了。我看看地上，沒有看到掉下來的瓜。等我倒退幾步抬頭再看時，卻看到那一個我認為失蹤了的瓜，平著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時築上的緊靠樓牆凸出的一個台子上。這真讓我大吃一驚。這樣一個原來垂直懸在空中的瓜怎麽忽然平身躺在那裏了呢？這個凸出的台子無論是從上麵還是從下麵都是無法上去的，絕不會有人把絲瓜擺平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絲瓜下麵，像達摩老祖一樣，麵壁參禪。我仿佛覺得這棵絲瓜有了思想，它能考慮問題，而且還有行動，它能讓無法承擔重量的瓜停止生長；它能給處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擔重量的地方，給這樣的瓜特殊待遇，讓它們瘋狂地長；它能讓懸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我上麵談到的現象。但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絲瓜用什麽來思想呢？絲瓜靠什麽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呢？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裏，從來也沒有人說過，絲瓜會有思想。我左考慮，右考慮，越考慮越糊塗。我無法同絲瓜對話，這是一個沉默的奇跡。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繩子，綠葉上照舊濃翠撲人眉宇。我站在絲瓜下麵，陷入夢幻。而絲瓜則似乎心中有數，無言靜觀，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麵對秋陽。一九九○年十月九日
　　三個小女孩
　　我生平有一樁往事：一些孩子無緣無故地喜歡我，愛我；我也無緣無故地喜歡這些孩子，愛這些孩子。如果我以糖果餅餌相誘，引得小孩子喜歡我，那是司空見慣，平平常常，根本算不上什麽“怪事”。但是，對我來說，情況卻絕對不是這樣。我同這些孩子都是邂逅相遇，都是第一次見麵，我語不驚人，貌不壓眾，不過是普普通通，不修邊幅，常常被人誤認為是學校的老工人。這樣一個人而能引起天真無邪、毫無功利目的、二三歲以至十一二歲的孩子的歡心，其中道理，我解釋不通，我相信，也沒有別人能解釋通，包括讚天地之化育的哲學家們在內。
　　我說這是一樁“怪事”，不是恰如其分嗎？不說它是“怪事”，又能說它是什麽呢？
　　大約在五十年代，當時老祖和德華還沒有搬到北京來。我暑假回濟南探親。我的家在南關佛山街。我們家住西屋和北屋，南屋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一兒二女，小女兒名叫華子，我們把這個小名又進一步變為愛稱：“華華兒。”她大概隻有兩歲，路走不穩，走起來晃晃蕩蕩，兩條小腿十分吃力，話也說不全。按輩分，她應該叫我“大爺”；但是華華還發不出兩個字的音，她把“大爺”簡化為“爺”。一見了我，就搖搖晃晃，跑了過來，滿嘴“爺”、“爺”不停地喊著。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腿，仿佛有無限的樂趣。她媽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強抱走，她就哭著奮力掙脫。有時候，我在北屋睡午覺，隻覺得周圍鴉雀無聲，闃靜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黃粱，猛一睜眼：一個小東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氣不出。一見我醒來，立即“爺”、“爺”叫個不停，不知道她已經等了多久了。我此時真是萬感集心，連忙抱起小東西，連聲叫著“華華兒”。有一次我出門辦事，回來走到大門口，華華媽正把她抱在懷裏，她說，她想試一試華華，看她怎麽辦。然而奇跡出現了：華華一看到我，立即用驚人的力量，從媽媽懷裏掙脫出來，舉起小手，要我抱她。她媽媽說，她早就想到有這種可能，卻沒有想到華華掙脫的力量竟是這樣驚人地大。大家都大笑不止，然而我卻在笑中想流眼淚。有一年，老祖和德華來京小住，後來聽同院的人說，在上著鎖的西屋門前，天天有兩個小動物在那裏蹲守：一個是一隻貓，一個是已經長到三四歲的華華。“可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華華大概還不知道什麽北京，不知道什麽別離。天天去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靈裏，不知是什麽滋味，望眼欲穿而不見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說不出，隻能意會而不能言傳了。
　　上麵是華華的故事，下麵再講吳雙的故事。
　　八十年代的某一年，我應邀赴上海外國語大學去訪問。我的學生吳永年教授十分熱情地招待我。學校領導陪我參觀，永年帶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吳雙來見我。吳雙大概有六七歲光景，是一個秀美、文靜、活潑、伶俐的小女孩。我們是第一次見麵，最初她還有點靦腆，叫了一聲“爺爺”以後，低下頭，不敢看我。但是，我們在校園中走了沒有多久，她悄悄地走過來，挽住我的右臂，扶我走路，一直偎依在我的身旁，她爸爸媽媽都有點吃驚，有點不理解。我當然更是吃驚，更是不理解。一直等到我們參觀完了圖書館和許多大樓，吳雙總是寸步不離地挽住我的右臂，一直到我們不得不離開學校，不得不同吳雙和她爸爸媽媽分手為止，吳雙眼睛中流露出依戀又頗有一點淒涼的眼神。從此，我們就結成了相差六七十歲的忘年交。她用幼稚卻認真秀美的小字寫信給我。我給永年寫信，也總忘不了吳雙。我始終不知道，我有什麽地方值得這樣一個聰明可愛的小女孩眷戀？
　　上麵是吳雙的故事，現在輪到未未了。未未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姓賈，爸爸是延邊大學出版社的社長，學國文出身，剛強、正直、幹練，是一個絕不會阿諛奉承的硬漢子。母親王文宏，延邊大學中文係副教授，性格與丈夫迥乎不同，多愁、善感、溫柔、淳樸、感情充沛，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感情超過了需要。她不相信天底下還有壞人，她是個才女，寫詩，寫小說，在延邊地區頗有點名氣，研究的專行是美學、文藝理論與禪學，是一個極有前途的女青年學者。十年前，我在北大通過劉烜教授的介紹，認識了她。去年秋季她又以訪問學者的名義重返北大，算是投到了我的門下。一年以來，學習十分勤奮。我對美學和禪學，雖然也看過一些書，並且有些想法和看法，寫成了文章，但實際上是“野狐談禪”，成不了正道的。蒙她不棄，從我受學，使得我經常觳觫不安，如芒刺在背。也許我那一些內行人絕不會說的石破天驚的奇談怪論，對她有了點用處？連這一點我也是沒有自信的。
　　由於她母親在北大學習，未未曾於寒假時來北大一次，她父親也陪來了。第一次見麵，我發現未未同別的年齡差不多的女孩不一樣。麵貌秀美，逗人喜愛，卻有點蒼白。個子不矮，卻有點弱不禁風。不大說話，說話也是慢聲細語。文宏說她是嬌生慣養慣了，有點自我撒嬌。但我看不像。總之，第一次見麵，這個東北長白山下來的小女孩，對我成了個謎。我約了幾位朋友，請她全家吃飯。吃飯的時候，她依然是少言寡語。但是，等到出門步行回北大的時候，卻出現了出我意料的事情。我身居師座，兼又老邁，文宏便從左邊扶住我的左臂攙扶著我。說老實話，我雖老態龍鍾，卻還不到非讓人攙扶不行的地步。文宏這一番心意我卻不能拒絕，索性倚老賣老，任她攙扶，倘若再遞給我一個龍頭拐杖，那就很有點舊戲台上佘太君或者國畫大師齊白石的派頭了。然而，正當我在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的時候，未未卻一步搶上前來，抓住了我的右臂來攙扶住我，並且示意她母親放鬆抓我左臂的手，仿佛攙扶我是她的專利，不許別人插手。她這一舉動，我確實沒有想到。然而，事情既然發生——由它去吧！
　　過了不久，未未就回到了延吉。適逢今年是我八十五歲生日，文宏在北大雖已結業，卻專門留下來為我祝壽。她把丈夫和女兒都請到北京來，同一些在我身邊工作了多年的朋友，為我設壽宴。最後一天，出於玉潔的建議，我們一起共有十六人之多，來到了圓明園。圓明園我早就熟悉，六七十年前，當我還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晚飯後，常常同幾個同學步行到圓明園來散步。此時圓明園已破落不堪，滿園野草叢生，狐鼠出沒，“西風殘照，清家廢宮”，我指的是西洋樓遺址。當年何等輝煌，而今隻剩下幾個漢白玉雕成的古希臘式的宮門，也都已殘缺不全。“牧童打碎了龍碑帽”，雖然不見得真有牧童，然而情景之淒涼、寂寞，恐怕與當年的明故宮也差不多了。我們當時還都很年輕，不大容易發思古之幽情，不過愛其地方幽靜，來散散步而已。
　　建國後，北大移來燕園，我住的樓房，僅與圓明園有一條馬路之隔。登上樓旁小山，遙望圓明園之一角綠樹蓊鬱，時涉遐想。今天竟然身臨其境，早已麵目全非，讓我連連吃驚，仿佛美國作家Washington Irving筆下的Rip Van Winkei“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等他回到家鄉的時候，連自己的曾孫都成了老爺爺，沒有人認識他了。現在我已不認識圓明園了，圓明園當然也不會認識我。園內遊人摩肩接踵，多如過江之鯽。而商人們又競奇鬥妍，各出奇招，想出了種種的門道，使得遊人如癡如醉。我們當然也不會例外，痛痛快快地暢遊了半天，福海泛舟，飯店盛宴。我的“西洋樓”卻如蓬萊三山，不知隱藏在何方了？
　　第二天是文宏全家回延吉的日子。一大早，文宏就帶了未未來向我辭行。我上麵已經說到，文宏是感情極為充沛的人，雖是暫時別離，她恐怕也會受不了。小蕭為此曾在事前建議過：臨別時，誰也不許流眼淚。在許多人心目中，我是一個怪人，對人呆板冷漠，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卻給我送了一個綽號：“鐵皮暖瓶”，外麵冰冷而內心極熱。我自己覺得，這個比喻道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是，我現在已屆望九之年，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天使和撒旦都對我垂青過。一生磨煉，已把我磨成了一個“世故老人”，於必要時，我能夠運用一個世故老人的禪定之力，把自己的感情控製住。年輕人，道行不高的人，恐怕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現在，未未和她媽媽就坐在我的眼前。我口中念念有詞，調動我的定力來拴住自己的感情，滿麵含笑，大講蘇東坡的詞：“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又引用俗語：“千裏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自謂“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然而，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文宏大概為了遵守對小蕭的諾言，淚珠隻停留在眼眶中，間或也滴下兩滴。而未未卻不懂什麽諾言，不會有什麽定力，坐在床邊上，一語不發，淚珠仿佛斷了線似的流個不停。我那八十多年的定力有點動搖了，我心裏有點發慌，連忙強打精神，含淚微笑，送她母女出門。一走上門前的路，未未好像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臂，伏在我懷裏，哭了起來。熱淚透過了我的襯衣，透過了我的皮膚，熱意一直滴到我的心頭。我忍住眼淚，捧起未未的臉，說：“好孩子！不要難過！我們還會見麵的！”未未說：“爺爺！我會給你寫信的！”我此時的心情，連才尚未盡的江郎也是寫不出來的，他那名垂千古的《別賦》中，就找不到對類似我現在的心情的描繪，何況我這樣本來無才可盡的俗人呢？我挽著未未的胳臂，送她們母女過了樓西曲徑通幽的小橋，又忽然臨時頓悟：唐朝人送別有灞橋折柳的故事。我連忙走到湖邊，從一棵垂柳上折下了一條柳枝，遞到文宏手中。我一直看她母女倆折過小山，向我招手，直等到連消逝的背影也看不到的時候，才慢慢地走回家來。此時，我再不需要我那勞什子定力，索性讓眼淚流個痛快。
　　三個女孩的故事就講完了。
　　還不到兩歲的華華為什麽對我有這樣深的感情，我百思不得其解。
　　五六歲第一次見麵的吳雙，為什麽對我有這樣深的感情，我千思不得其解。
　　十二歲下學期才上初中的未未，為什麽對我有這樣深的感情，我萬思不得其解
　　然而這都是事實，我沒有半個字的虛構。我一生能遇到這樣三個小女孩，就算是不虛此生了。
　　到今天，華華已經超過四十歲。按正常的生活秩序，她早應該“綠葉成蔭”了，不知道她是否還記得我這“爺”？
　　吳雙恐大學已經畢業了，因為我同她父親始終有聯係，她一定還會記得我這樣一位“北京爺爺”的。
　　至於未未，我們離別才幾天。我相信，她會遵守自己的諾言給我寫信的。而且她父親常來北京，她母親也有可能再到北京學習、進修。我們這一次分別，僅僅不過是為下一次會麵創造條件而已。
　　像奇跡一般，在八十多年內，我遇到了這樣三個小女孩，是我平生一大樂事，一樁怪事，但是人們常說，普天之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可是我這“緣”何在？我這“故”又何在呢？佛家講因緣，我們老百姓講“緣分”。雖然我不信佛，從來也不迷信，但是我隻能相信“緣分”了。在我走到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之前，這三個同我有著說不出是怎樣來的緣分的小姑娘，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保留一點甜美，保留一點幸福，給我孤寂的晚年塗上點有活力的色彩。遙遠的懷念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出了這樣一個絕妙的題目，實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寫這篇文章的任務。
　　唐代的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沒有領進門的師父，也是不行的。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父。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患為人師”），但是我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於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麵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關於國內的一些老師，我曾斷斷續續地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我現在想選一位外國老師，這就是德國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
　　我於一九三四年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畢業，在故鄉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一九三五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從一九三六年春天起，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我當時就對梵文發生了興趣。但那時在國內沒有人開梵文課，隻好畫餅充饑，徒喚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後，終於有了學習的機會，我簡直是如魚得水，樂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興。他當時年紀還很輕，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年輕，他剛在哥廷根大學得到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還懂漢文和藏文，對他研究工作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個中國人為什麽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的動機和理由。第一學期上梵文課時，班上隻有三個學生：一個鄉村牧師，一個曆史係的學生，第三個就是我。梵文在德國也是冷門，三人成眾，有三個學生，教授就似乎很滿意了。
　　教授的教學方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關於德國教外語的方法我曾在幾篇文章裏都談到過，我口頭對人“宣傳”的次數就更多。我為什麽對它如此地偏愛呢？理由很簡單：它行之有效。我先講一講具體的情況。同其他外語課一樣，第一年梵文（正式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每周二次，每次二小時。德國大學假期特長特多，每學期上課時間大約隻有二十周，梵文上課時間共約八十小時，應該說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第一學期就學完了全部梵文語法，還念了幾百句練習。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梵文恐怕是語法變化最複雜、最繁瑣，詞匯量最大的語言。語法規律之細致、之別扭，哪一種語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個小時內學完全部語法，是很難想像的。這同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次上課時，教授領我們念了念字母。我順便說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囉唆的，絕對不像英文字母這樣簡明，無論如何，第一堂我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壓力。我心裏滿以為就這樣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課就給了我當頭一棒。教授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麵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麽“我吃飯”，“我睡覺”等。梵文練習題裏麵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麵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後，就拚命預習。一句隻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裏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嚐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開始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十九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遊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遊泳就學會了。”這隻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誇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成了某一派“革命”群眾的眼中釘、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隻腳”，批判得淋漓盡致。我宣傳過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成為大罪狀之首，說是宣傳德國法西斯思想。當時一些“革命小將”的批判發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教學法興起時，連希特勒的爸爸都還沒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覺得這種教學法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盡早獨立自主地“親口嚐一嚐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這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都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裏古怪的規律都必須認真掌握，絕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也絕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複，有時候用不著死記，隻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律有時候近似數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麵是十分認真的。後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都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致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範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麵，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於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裏麵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致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係：一個主係和兩個副係。我的主係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係是斯拉夫語文係和英國語文係。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麵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作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裏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願意。他說，他早就有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後，我一方麵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係和斯拉夫語文係的課，另一方麵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麵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麵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子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裏，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裏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奸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裏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點，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麽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
　　我的論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寫下去的。我想，應當在分析限定動詞變化之前寫上一篇有分量的長的緒論，說明“混合梵語”的來龍去脈以及《大事》的一些情況。我覺得，隻有這樣，論文才顯得有氣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論文，做筆記，寫提綱。這個工作同做卡片同時並舉，經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寫成了一篇緒論，相當長。自己確實是費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文章分析源流，標列條目，洋洋灑灑，頗有神來之筆，是值得滿意的。我相信，這一舉一定會給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說不定還要把自己誇上一番。當時歐戰方殷，教授從軍回來短期休假。我就懷著這樣的美夢，把緒論送給了他。美夢照舊做了下去。隔了大約一個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臉上含有笑意，最初並沒有說話。我心裏咯噔一下，直覺感到情勢有點不妙了。我打開稿子一看，沒有任何改動。隻是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麵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一行最後一個字後麵畫上了一個後括號。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號括了起來，意思就是說，全不存在了。這真是“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掉了。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都是別人的意見，根本沒有你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麵麵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複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隻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我無法反駁。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鬥爭，心潮滾滾，衝得我頭暈眼花。過了好一陣子，我的腦筋才清醒過來，仿佛做了黃粱一夢。我由衷地承認，教授的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體會到：寫論文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我感激這一次打擊，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裏。空洞的廢話少說不說為宜。我現在也早就有了學生了，我也把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那裏接來的衣缽傳給了他們。
　　我的回憶就寫到這裏為止。這樣一個好題目，我本來希望能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但是事與願違，文章不怎麽樣。所幸我沒有虛構，全是大實話，這對青年們也許還不無意義吧。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晨
　　法門寺
　　法門寺，多麽熟悉的名字啊！京劇有一出戲，就叫做“法門寺”。其中有兩個角色，讓人永遠忘記不了：一個是太監劉瑾，一個是他的隨從賈桂。劉瑾氣焰萬丈，炙手可熱。他那種小人得誌的情態，在戲劇中表現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是京劇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賈桂則是奴顏婢膝，一副小人阿諛奉承的奴才相。他的“知名度”甚至高過劉瑾，幾乎是婦孺皆知。“賈桂思想”這個詞兒至今流傳。
　　我曾多次看“法門寺”這一出戲，我非常欣賞演員們的表演藝術。但是，我從來也沒想研究究竟有沒有法門寺這樣一個地方？它坐落在何州何縣？這樣的問題好像跟我風馬牛不相及，根本不存在似的。
　　然而，我何曾料到，自己今天竟然來到了法門寺，而且還同一件極其重要的考古發現聯係在一起了。
　　這一座寺院距離陝西扶風縣有八九裏路，處在一個比較偏僻的農村中。我們來的時候，正落著濛濛細雨。據說這雨已經下了幾天。快要收割的麥子濕漉漉的，流露出一種垂頭喪氣的神情。但是在中國比較稀少的大棵大朵的月季花卻開得五顏六色、絢麗多姿，告訴我們春天還沒有完全過去，夏天剛剛來臨。寺院還在修葺，大殿已經修好，彩繪一新，鮮豔奪目。但整個寺院還是一片斷壁殘垣，顯得破破爛爛。地上全是泥濘，根本沒法走路。工人們搬來了寶塔倒掉留下來的巨大的磚頭，硬是在泥水中墊出一條路來。我們這一群從北京來的秀才們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踏著磚頭，左歪右斜地走到了一個原來有一座十三層的寶塔而今完全倒掉的地方。
　　這樣一個地方有什麽可看的呢？千裏迢迢從北京趕來這裏難道就是為了看這一座破廟嗎？事情當然不會這樣簡單。這一座法門寺在唐代真是大大地有名，它是皇家燒香禮佛的地方。這一座寶塔建自唐代，中間屢經修葺。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漫長的時間內，年深日久，自然的破壞力是無法抗禦的，終於在前幾年倒塌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倒塌後的樣子。
　　倒塌本身按理說也用不著大驚小怪。但是，倒塌以後，下麵就露出了地宮。打開地宮，一方麵似乎是出人意料，另一方麵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內，在這裏發現了大量異常珍貴的古代遺物。遺物真可以說是豐富多彩，琳琅滿目，其中有金銀器皿、玻璃器皿、茶碾子、絲織品。據說，地宮初啟時，一千多年以前的金器，金光閃閃、光輝奪目，參加發掘的人為之吃驚，為之振奮。最引人矚目的是秘色瓷，實物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另外根據刻在石碑上的賬簿，絲織品中有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則天的裙子。因為絲織品都粘在一起，還沒有能打開看一看，這一條簡直是充滿了神話色彩的裙子究竟是什麽樣子。
　　但是，真正引起轟動的還是如來佛釋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世界上已經發現的舍利為數極多，我國也有不少。但是，那些舍利都是如來佛遺體焚化後留下來的。這一個如來佛指骨舍利卻出自他的肉身，在世界上從來沒有過。我不是佛教信徒，不想去探索考證。但是，這個指骨舍利在十三層寶塔下麵已經埋藏了一千多年，隻是它這一把子年紀不就能讓我們肅然起敬嗎？何況它還同中國曆史上和文學史上的一段公案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呢！唐朝大文學家韓愈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論佛骨表》。千百年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恐怕有千百萬。我自己年幼時也曾讀過，至今尚能背誦。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唐憲宗“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的佛骨竟然還存在於宇宙間，而且現在就在我們眼前，我原以為是神話的東西就保存在我們現在來看的地宮裏，虛無縹緲的神話一下子變為現實。它將在全世界引起多麽大的轟動，目前還無法預料。這一陣“佛骨旋風”會以雷霆萬鈞之力掃過佛教世界，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了。
　　我曾多次來過西安，我也曾多次感覺到過，而且說出來過：西安是一塊寶地。在這裏，中國古代文化仿佛陽光空氣一般，彌漫城中。唐代著名詩人的那些名篇名句，很多都與西安有牽連。誰看到灞橋、渭水等等的名字不會立即神往盛唐呢？誰走過丈八溝、樂遊原這樣的地方不會立即想到杜甫、李商隱的名篇呢？這裏到處是詩，美妙的詩；這裏到處是夢，神奇的夢；這裏是一個詩和夢的世界。如今又出現了如來真身舍利，它將給這個詩和夢的世界塗上一層神光，使它同西天淨土，三千大千世界聯係在一起，生為西安人，生為陝西人，生為中國人有福了
　　從神話回到現實。我們這一群北京秀才們是應邀來鑒定新出土的奇寶的。對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來說，如來真身舍利渺矣茫矣。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古代燦爛的文化遺物卻是活生生的現實。即使對於神話不感興趣的普通老百姓，對現實卻是感興趣的。現在法門寺已經嚴密封鎖，一般人不容易進來。但是，老百姓卻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價值觀。我曾在大街上和飛機場上碰到過一些好奇的老百姓。在大街上，兩位中年人滿麵堆笑，走了過來，
　　“你是從北京來的嗎？”　“是的。”　“你是來鑒定如來佛的舍利嗎？”
　　“是的。”　“聽說你們挖出了一地窖金子？！”
　　對這樣的“熱心人”，我能回答些什麽呢？
　　在飛機上，五六個年輕人一下子擁了上來。
　　“你們不是從北京來的嗎？”　“是的。”“聽說，你們看到的那幾段佛骨，價錢可以頂得上三個香港？！”
　　多麽奇妙的聯想，又是多麽天真的想法。讓我關在屋子裏想一輩子也想不出來。無論如何，這表示，西安的老百姓已經普遍地注意到如來真身舍利的出現這一件事，街頭巷尾，高談闊論，沸沸揚揚，滿城都說佛舍利了。
　　外國朋友怎樣呢？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的轟動，絕不亞於中國的老百姓。在新聞發布會上，一位日本什麽報的記者搶過擴音器，發出了連珠炮似的問題：“這個指骨舍利是如來佛哪一隻手上的呢？是左手，還是右手？是哪一個指頭上的呢？是拇指，還是小指？”我們這一些“答辯者”，誰也回答不出來。其他外國記者都爭著想提問，但是這一位日本朋友抓緊著擴音器，死不放手。我絕不敢認為，他的問題提得幼稚、可笑。對一個信仰佛教又是記者的人來說，他提問題是非常認真嚴肅的，又是十分虔誠的。據我了解到的，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印度，以及南亞和東南亞佛教國家，都紛紛議論西安的真身舍利。這個消息像燎原的大火一樣，已經熊熊燃燒起來了，行將見“西安熱”又將熱遍全球了
　　就這樣，我在細雨霏霏中，一邊參觀法門寺，一邊心潮起伏，浮想聯翩。多年來沒有背誦的《論佛骨表》硬是從遺忘中擠了出來，我不由地一字一句暗暗背誦。同時我還背誦著：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韓愈因諫迎佛骨，遭到貶逐，他的侄孫韓湘來看他，他寫了這一首詩。我沒有到過秦嶺，更沒有見過藍關，我卻仿佛看到了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忠君遭貶，我不禁感到一陣淒涼。此時月季花在雨中別具風韻，法門寺的紅牆另有異彩。我幻想，再過三五年，等到法門寺修複完畢，十三級寶塔重新矗立之時，此時冷落僻遠的法門寺前，將是車水馬龍，摩肩接踵，與秦俑館媲美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北京憶舊
　　我不是北京人，但是先後在北京住了四十六年之久，算得上一個老北京了。講到回憶北京舊事，我自覺是頗有一些資格的。
　　可是，回憶並不總是愉快的。俗話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遇到的也是這個困難，不是無可回憶，而是要回憶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一想到四十六年的北京生活，腦海裏就像開了幻燈鋪，一幕一幕，倏忽而過。論建築則有樓台殿閣，佛寺尼庵，陽關大道，獨木小橋，無窮無盡的影像。論人物則有男女老幼，國內國外，黑眼黑發，碧眼黃發，無窮無盡的麵影。再加上自然風光，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延慶密林，西山紅葉，混攪成一團，簡直像是七寶樓台，海市蜃樓，五光十色，迷離模糊。到了此時，我自己幾乎不知置身何地了。
　　現在先從小事回憶起吧。
　　我想回憶一下中關村電子一條街。
　　在我居京的四十六年中，有四十年我住在清華園和燕園，都同今天的電子一條街是近鄰。自從我國政府決定在海澱區成立一種經濟特區以來，電子一條街就名揚四海。今天，在這裏，幾乎日夜車水馬龍，熙熙攘攘，街兩旁店鋪鱗次櫛比，如雨後春筍，經營的幾乎都是先進技術。敏感之士已經感到，將來僅有的幾家不是經營先進技術的鋪子，比如說飯館、服裝店之類，將會逐漸被擠走，而代之以有能力付特高租金的店鋪，將來在海澱區吃飯穿衣都要遇到困難了。我佩服這些人的先見之明。我這個人雖然也還算敏感，但還沒有達到這樣高的水平，我還沒有這樣的杞憂。我隻是有時候回憶起幾十年前的這個地方，心中憬然若有所悟。可惜今天有我這種感覺的人恐怕很少很少了。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看到的隻是眼前的繁華景象，他們想的是躍躍欲試，逐鹿於電子戰場，成為勝利者，手揮微機，頭戴桂冠。至於此地過去如何，確定與他們無關，何必去傷這一份腦筋呢？
　　我生也早，現在已近耄耋之年。早生有早生的好處，但也有早生的包袱。我現在背的就是這樣的包袱。我看電子一條街，同中青年們不完全一樣。我既看到現在熱鬧的一麵，又看到過去與熱鬧截然相反的一麵。有時候這兩麵在我眼前重疊起來，我很自然地就起流光如駛之感，不禁大為慨歎。這種慨歎有什麽用處嗎？我說不出，看來恐怕不會有多大用處。明知沒有多大用處，又何苦去回憶呢？我是身不由己，無能為力。既然生早了，親眼看到這個地方原先的情況，就無法抑製自己不去回憶。這就是我現在的包袱。
　　將近六十年前，當我住在清華園讀書的時候，晚飯之後，有時候偕一兩好友漫步出校南門，邊走邊談，忘路之遠近，間或走得頗遠。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深秋時分，我們往往走到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煙，景象蕭森，舉目四望，不見人家。但見野墳數堆，暮鴉幾點，上下相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殘陽如血，餘暉閃熠在枯草葉上。此時我感到鬼氣森森，趕快收住腳步，轉身回到清華園，仿佛又回到了人間。
　　計算地望，我當年到的那個地方，應該就是今天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一帶。這一點我認為是可以肯定的。我離開清華以後，再也沒有到這裏來過。一九四六年回到北平，也沒有來過。一九五二年從城裏搬到燕園，時過境遷，我對這個地方，早已忘得幹幹淨淨了。我在藍旗營一公寓住了十年。初來時，門前的馬路還沒有。現在電子一條街修馬路更在以後。這裏修馬路時，我當時的想法是，修這樣寬的馬路幹嘛呀！到了今天，馬路擴展了一倍，仍然時有堵塞。僅僅三十幾年，這裏的變化竟如此巨大，我們的腦筋跟上時代的步伐竟如此困難。古人說滄海桑田，確有其事；論到速度，又是今非昔比了。
　　我從前讀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唐段成式《寺塔記》、劉肅《大唐新語》等等書籍，常作遐想。書中描繪洛陽、長安等城市升沉衍變的情況，作者一腔思古之幽情，流露於楮墨之間，讀來異常親切感人。我原以為這是古人的事，於今渺矣茫矣。但是，現在看來，我自己親身經曆的類似電子一條街這樣的變遷，豈非同古人一模一樣嗎？唯一的區別隻在於，我隻經曆了六七十年，而古人經曆的比較長而已。六七十年在人類曆史上不能算太長，但也不能說太短，中國曆史上有一些朝代也不過如此。我個人的經曆應該算得上一部短短的曆史了。
　　人是非常容易懷舊的，懷舊往往能帶來某一種愉快。但是，到了我這樣的年齡，我看到的經曆過的已經太多太多了，“悲歡離合總無情”，有時候我連懷舊都有點懶怠了。今天寫這一篇短文，一非想懷舊，二非想思古。不過偶爾想到，覺得別人未必知道，所以就寫了下來。這絕不會影響電子一條街的人士發財致富，也不會幫助他們財運亨通。當他們飽飲可口可樂之餘，對他們來說，這樣瑣細的回憶足資談助而已。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
　　咪咪
　　我現在越來越不了解自己了。我原以為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內心還是比較堅強的。現在才發現，這隻是一個假象，我的感情其實脆弱得很。
　　八年以前，我養了一隻小貓，取名咪咪。她大概是一隻波斯混種的貓，全身白毛，毛又長又厚，冬天胖得滾圓。額頭上有一塊黑黃相間的花斑，尾巴則是黃的。總之，她長得非常逗人喜愛。因為我經常給她些魚肉之類的東西吃，她就特別喜歡我。有幾年的時間，她夜裏睡在我的床上。每天晚上，隻要我一鋪開棉被，蓋上毛毯，她就急不可待地跳上床去，躺在毯子上。我躺下不久，就聽到她打呼嚕——我們家鄉話叫“念經”——的聲音。半夜裏，我在夢中往往突然感到臉上一陣冰涼，是小貓用舌頭來舔我了，有時候還要往我被窩兒裏鑽。偶爾有一夜，她沒有到我床上來，我頓感空蕩寂寞，半天睡不著。等我半夜醒來，腳頭上沉甸甸的，用手一摸：毛茸茸的一團，心裏有說不出來的甜蜜感，再次入睡，如遊天宮。早晨一起床，吃過早點，坐在書桌前看書寫字。這時候咪咪絕不再躺在床上，而是一定要跳上書桌，趴在台燈下麵我的書上或稿紙上，有時候還要給我一個屁股，頭朝裏麵。有時候還會搖擺尾巴，把我的書頁和稿紙搖亂。過了一些時候，外麵天色大亮，我就把咪咪和另外一隻純種“國貓”名叫虎子的黑色斑紋的土貓放出門去，到湖邊和土山下草坪上去吃點青草，就地打幾個滾兒，然後跟在我身後散步。我上山，她們就上山；我走下來，她們也跟下來。貓跟人散步是極為稀見的，因此成為朗潤園一景。這時候，幾乎每天都碰到一位手提鳥籠遛鳥的老退休工人，我們一見麵，就相對大笑一陣：“你在遛鳥，我在遛貓，我們各有所好啊！”我的一天，往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其樂融融，自不在話下。
　　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有一天，咪咪忽然失蹤了。我們全家都有點著急。
　　我們左等，右等；左盼，右盼，望穿了眼睛，隻是不見。在深夜，在淩晨，我走了出來，瞪大了雙眼，尖起了雙耳，希望能在朦朧中看到一團白色，希望能在萬籟俱寂中聽到一點聲息。然而，一切都是枉然。這樣過了三天三夜，一個下午咪咪忽然回來了。雪白的毛上沾滿了雜草，顏色變成了灰土土的，完全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一頭闖進門，直奔貓食碗，狼吞虎咽，大嚼一通。然後跳上壁櫥，藏了起來，好半天不敢露麵。從此，她似乎變了脾氣，拉尿不知，有時候竟在桌子上撒尿和拉屎。她原來是一隻規矩溫順的小貓咪，完全不是這樣子的。我們都懷疑，她之所以失蹤，是被壞人捉走了的，想逃跑，受到了虐待，甚至受到捶撻，好不容易，逃了回來，逃出了魔掌，生理上受到了劇烈的震動，才落了一身這樣的壞毛病。
　　我們看了心裏都很難受。一個純潔無辜的小動物，竟被折磨成這個樣子，誰能無動於衷呢？可是我又有什麽辦法？我是最喜愛這個小東西的，心裏更好像是結上了一個大疙瘩，然而卻是愛莫能助，眼睜睜地看她在桌上的稿紙上撒尿。但是，我絕不打她。我一向主張，對小孩子和小動物這些弱者，動手打就是犯罪。我常說，一個人如果自認還有一點力量、一點權威的話，應當向敵人和壞人施展，不管他們多強多大。向弱者發泄，算不上英雄漢。
　　然而事情發展卻越來越壞，咪咪任意撒尿和拉屎的頻率增強了，範圍擴大了。在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書上，紙上，隻要從高處往下一跳，尿水必隨之而來。我以耄耋衰軀，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縱深的暗處去清掃貓屎，鑽出來以後，往往喘上半天粗氣。我不但毫不氣餒，而且大有樂此不疲之慨，心裏樂滋滋的。我那年近九旬的老祖笑著說：“你從來沒有給女兒、兒子打掃過屎尿，也沒有給孫子、孫女打掃過，現在卻心甘情願服侍這一隻小貓！”我笑而不答。我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這一點我自己也解釋不清楚。
　　但是，事情發展得比以前更壞了。家人忍無可忍，主張把咪咪趕走。我覺得，讓她出去野一野，也許會治好她的病，我同意了。於是在一個晚上把咪咪送出去，關在門外。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再也睡不著。後來矇矓睡去，做起夢來，夢到的不是別的什麽，而是咪咪。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拿著電筒到樓外去找。我知道，她喜歡趴在對麵居室的陽台上。拿手電一照，白白的一團，咪咪蜷伏在那裏，見到了我咪噢叫個不停，仿佛有一肚子委屈要向我傾訴。我聽了這種哀鳴，心酸淚流。如果貓能做夢的話，她夢到的必然是我。她現在大概怨我太狠心了，我隻有默默承認，心裏痛悔萬分。
　　我知道，咪咪的母親剛剛死去，她自己當然完全不懂這一套，我卻是懂得的。我青年喪母，留下了終天之恨。年近耄耋，一想到母親，仍然淚流不止。現在竟把思母之情移到了咪咪身上。我心跳手顫，趕快拿來魚飯，讓咪咪飽餐一頓。但是，沒有得到家人的同意，我仍然得把咪咪留在外麵。而我又放心不下，經常出去看她。我住的朗潤園小山重疊，林深樹茂，應該說是貓的天堂。可是咪咪硬是不走，總臥在我住宅周圍。我有時晚上打手電出來找她，在臨湖的石頭縫中往往能發現白色的東西，那是咪咪。見了我，她又咪噢直叫。她眼睛似乎有了病，老是淚汪汪的。她的淚也引起了我的淚，我們相對而泣。
　　我這樣一個走遍天涯海角飽經滄桑的垂暮之年的老人，竟為這樣一隻小貓而失神落魄，對別人來說，可能難以解釋，但對我自己來說，卻是很容易解釋的。從報紙上看到，定居台灣的老友梁實秋先生，在臨終前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貓。我讀了大為欣慰，引為“同誌”，這也可以說是“貓壇”佳話吧。我現在再也不硬充英雄好漢了，我俯首承認我是多愁善感的。咪咪這樣一隻小貓就戳穿了我這一隻“紙老虎”。我了解到了自己的本來麵目，並不感到有什麽難堪。
　　現在，我正在香港講學，住在中文大學會友樓中。此地背山麵海，臨窗一望，海天混茫，水波不興，青螺數點，帆影一片，風光異常美妙，園中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兼又有主人盛情款待，我心中此時樂也。然而我卻常有“山川信美非吾土”之感，我懷念北京燕園中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書房，我那堆滿書案的稿子。我想到北國就要千裏冰封、萬裏雪飄，“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頭？”我歸心似箭，絕不會“回頭”。特別是當我想到咪咪時，我仿佛聽到她的咪噢的哀鳴，心裏顫抖不停，想立刻插翅回去。小貓吃不到我親手給她的魚肉，也許大惑不解：“我的主人哪裏去了呢？”貓們不會理解人們的悲歡離合。我慶幸她不理解，否則更會痛苦了。好在我留港時間即將結束，我不久就能夠見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燕園中又多了一個我，咪咪會特別高興的，她的病也許會好了。北望雲天萬裏，我為咪咪祝福。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會友樓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日重抄於北大燕園
　　老貓
　　老貓虎子蜷曲在玻璃窗外窗台上一個角落裏，縮著脖子，眯著眼睛，渾身一片寂寞、淒清、孤獨、無助的神情。
　　外麵正下著小雨，雨絲一縷一縷地向下飄落，像是珍珠簾子。時令雖已是初秋，但是隔著雨簾，還能看到緊靠窗子的小土山上叢草依然碧綠，毫無要變黃的樣子。在萬綠叢中赫然露出一朵鮮豔的紅花。古詩“萬綠叢中一點紅”，大概就是這般光景吧。這一朵小花如火似燃，照亮了渾茫的雨天。
　　我從小就喜愛小動物。同小動物在一起，別有一番滋味。它們天真無邪，率性而行；有吃搶吃，有喝搶喝；不會說謊，不會推諉；受到懲罰，忍痛挨打；一轉眼間，照偷不誤。同它們在一起，我心裏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樣，應對進退，謹小慎微；斟酌詞句，保持距離，感到異常地別扭。
　　十四年前，我養的第一隻貓，就是這個虎子。剛到我家來的時候，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蜷曲在窄狹的窗內窗台上，活動的空間好像富富有餘。它並沒有什麽特點，僅隻是一隻最平常的狸貓，身上有虎皮斑紋，顏色不黑不黃，並不美觀。但是異於常貓的地方也有，它有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兩眼一睜，還真虎虎有虎氣，因此起名叫虎子。它脾氣也確實暴烈如虎。它從來不怕任何人。誰要想打它，不管是用雞毛撣子，還是用竹竿，它從不回避，而是向前進攻，聲色俱厲。得罪過它的人，它永世不忘。我的外孫打過一次，從此結仇。隻要他到我家來，隔著玻璃窗子，一見人影，它就做好準備，向前進攻，爪牙並舉，吼聲震耳。他沒有辦法，在家中走動，都要手持竹竿，以防萬一，否則寸步難行。有一次，一位老同誌來看我，他顯然是非常喜歡貓的。一見虎子，嘴裏連聲說著：“我身上有貓味，貓不會咬我的。”他伸手想去撫摸它，可萬沒有想到，我們虎子不懂什麽貓味，回頭就是一口。這位老同誌大驚失色。總之，到了後來，虎子無人不咬，隻有我們家三個主人除外。它的“咬聲”頗能聳人聽聞了。
　　但是，要說這就是虎子的全麵，那也是不正確的。除了暴烈咬人以外，它還有另外一麵，這就是溫柔敦厚的一麵。我舉一個小例子。虎子來我們家以後的第三年，我又要了一隻小貓。這是一隻混種的波斯貓，渾身雪白，毛很長，但在額頭上有一小片黑黃相間的花紋。我們家人管這隻貓叫洋貓，起名咪咪；虎子則被尊為土貓。這隻貓的脾氣同虎子完全相反：膽小、怕人，從來沒有咬過人。隻有在外麵跑的時候，才露出一點野性。它隻要有機會溜出大門，但見它長毛尾巴一擺，像一溜煙似的立即躥入小山的樹叢中，半天不回家。這兩隻貓並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不知道是由於什麽原因，一進門，虎子就把咪咪看做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它自己本來沒有什麽奶，卻堅決要給咪咪喂奶，把咪咪摟在懷裏，讓它咂自己的幹奶頭，它眯著眼睛，仿佛在享著天福。我在吃飯的時候，有時丟點雞骨頭、魚刺，這等於貓們的燕窩、魚翅。但是，虎子隻蹲在旁邊，瞅著咪咪一隻貓吃，從來不同它爭食。有時還“咪噢”上兩聲，好像是在說：“吃吧，孩子！安安靜靜地吃吧！”有時候，不管是春夏還是秋冬，虎子會從西邊的小山上逮一些小動物，麻雀、蚱蜢、蟬、蛐蛐之類，用嘴叼著，蹲在家門口，嘴裏發出一種怪聲。這是貓語，屋裏的咪咪，不管是睡還是醒，聳耳一聽，立即跑到門後，饞涎欲滴，等著吃母親帶來的佳肴，大快朵頤。我們家人看到這樣母子親愛的情景，都由衷地感動，一致把虎子稱作“義貓”。有一年，小咪咪生了兩個小貓。大概是初做母親，沒有經驗，正如我們聖人所說的那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人們能很快學會，而貓們則不行。咪咪丟下小貓不管，虎子卻大忙特忙起來，覺不睡，飯不吃，日日夜夜把小貓摟在懷裏。但小貓是要吃奶的，而奶正是虎子所缺的。於是小貓暴躁不安，虎子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叼起小貓，到處追著咪咪，要它給小貓喂奶。還真像一個姥姥樣子，但是小咪咪並不領情，依舊不給小貓喂奶。有幾天的時間，虎子不吃不喝，瞪著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嘴裏叼著小貓，從這屋趕到那屋；一轉眼又趕了回來。小貓大概真是受不了啦，便辭別了這個世界。我看了這一出貓家庭裏的悲劇又是喜劇，實在是愛莫能助，惋惜了很久。
　　我同虎子和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它們倆搶著到我床上去睡覺。在冬天，我在棉被上麵特別鋪上了一塊布，供它們躺臥。我有時候半夜裏醒來，神誌一清醒，覺得有什麽東西重重地壓在我身上，一股暖氣仿佛透過了兩層棉被，撲到我的雙腿上。我知道，小貓睡得正香，即使我的雙腿由於僵臥時間過久，又酸又痛，但我總是強忍著，絕不動一動雙腿，免得驚了小貓的輕夢。它此時也許正夢著捉住了一隻耗子。隻要我的腿一動，它這耗子就吃不成了，豈非大煞風景嗎？
　　這樣過了幾年，小咪咪大概有八九歲了。虎子比它大三歲，十一二歲的光景。依然威風凜凜，脾氣暴烈如故，見人就咬，大有死不悔改的神氣。而小咪咪則出我意料地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常常到處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發上，無處不便。如果到醫院裏去檢查的話，大夫在列舉的病情中一定會有一條的：小便失禁。最讓我心煩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紙。我正寫著什麽文章，然而它卻根本不管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貓尿流在上麵，還閃著微弱的光。說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裏真急，但是，我謹遵我的一條戒律：絕不打小貓一掌，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打它。此時，我趕快把稿紙拿起來，抖掉了上麵的貓尿，等它自己幹。心裏又好氣，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對我的嘲笑，我置若罔聞，“全等秋風過耳邊”。
　　我不信任何宗教，也不皈依任何神靈。但是，此時我有點想迷信一下。我期望會有奇跡出現，讓咪咪的病情好轉。可世界上是沒有什麽奇跡的，咪咪的病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它不想回家，喜歡在房外荷塘邊上石頭縫裏待著，或者藏在小山的樹木叢裏。它再也不在夜裏睡在我的被子上了。每當我半夜裏醒來，覺得棉被上輕飄飄的，我惘然若有所失，甚至有點悲傷了。我每天淩晨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著手電到房外塘邊山上去找咪咪。它渾身雪白，是很容易找到的。在薄暗中，我眼前白白地一閃，我就知道是咪咪。見了我，“咪噢”一聲，起身向我走來。我把它抱回家，給它東西吃，它似乎根本沒有胃口。我看了直想流淚。有一次，我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幾裏路，到海澱的肉店裏去買豬肝和牛肉。拿回來，喂給咪咪，它一聞，似乎有點想吃的樣子；但肉一沾唇，它立即又把頭縮回去，閉上眼睛，不聞不問了。
　　有一天傍晚，我看咪咪神情很不妙，我預感要發生什麽事情。我喚它，它不肯進屋。我把它抱到籬笆以內，窗台下麵。我端來兩隻碗，一隻盛吃的，一隻盛水。我拍了拍它的腦袋，它偎依著我，“咪噢”叫了兩聲，便閉上了眼睛。我放心進屋睡覺。第二天淩晨，我一睜眼，三步並作一步，手裏拿著手電，到外麵去看。哎呀不好！兩碗全在，貓影頓杳。我心裏非常難過，說不出是什麽滋味。我手持手電找遍了塘邊，山上，樹後，草叢，深溝，石縫。有時候，眼前白光一閃。“是咪咪！”我狂喜。走近一看，是一張白紙。我嗒然若喪，心頭仿佛被挖掉了點什麽。“屋前屋後搜之遍，幾處茫茫皆不見。”從此我就失掉了咪咪，它從我的生命中消逝了，永遠永遠地消逝了。我簡直像是失掉了一個好友，一個親人。至今回想起來，我內心裏還顫抖不止。
　　在我心情最沉重的時候，有一些通達世事的好心人告訴我，貓們有一種特殊的本領，能知道自己什麽時候壽終。到了此時此刻，它們絕不待在主人家裏，讓主人看到死貓，感到心煩，或感到悲傷。它們總是逃了出去，到一個最僻靜、最難找的角落裏，地溝裏，山洞裏，樹叢裏，等候最後時刻的到來。因此，養貓的人大都在家裏看不見死貓的屍體。隻要自己的貓老了，病了，出去幾天不回來，他們就知道，它已經離開了人世，不讓舉行遺體告別的儀式，永遠永遠不再回來了。
　　我聽了以後，憬然若有所悟。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宗教家，但讀過不少哲學家和宗教家談論生死大事的文章。這些文章多半有非常精辟的見解，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我也想努力從中學習一些有關生死的真理。結果卻是毫無所得。那些文章中，除了說教以外，幾乎沒有什麽有用的東西。大半都是老生常談，不能解決什麽實際問題，沒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看來，倒是貓們臨終時的所作所為，即使僅僅是出於本能吧，卻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人們難道就不應該向貓們學習這一點經驗嗎？有生必有死，這是自然規律，誰都逃不過。中國曆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皇、漢武，還有唐宗，想方設法，千方百計，想求得長生不老。到頭來仍然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隻落得黃土一抔，“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我輩平民百姓又何必煞費苦心呢？一個人早死幾個小時，或者晚死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實在是無所謂的小事，絕影響不了地球的轉動，社會的前進。再退一步想，現在有些思想開明的人士，不想長生不死，不想在大地上再留黃土一抔；甚至開明到不要遺體告別，不要開追悼會。但是仍會給後人留下一些麻煩：登報，發訃告，還要打電話四處通知，總得忙上一陣。何不學一學貓們呢？它們這樣處理生死大事，幹得何等幹淨利索呀！一點痕跡也不留，走了，走了，永遠地走了，讓這花花世界的人們不見貓屍，用不著落淚，照舊做著花花世界的夢。
　　我忽然聯想到我多次看過的敦煌壁畫上的西方淨土變。所謂“淨土”，指的就是我們常說的天堂、樂園。是許多宗教信徒燒香念佛，查經禱告，甚至實行苦行，折磨自己，夢寐以求想到達的地方。據說在那裏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間萬萬得不到的快樂。我看了壁畫上畫的房子、街道、樹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總總，覺得十分熱鬧。可我覺得沒有什麽出奇之處。隻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那就是，那裏的人們都是笑口常開，沒有一個人愁眉苦臉，他們的日子大概過得都很愜意。不像在我們人間有這樣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時候辦點事，還要找後門，鑽空子。在他們的商店裏——淨土裏麵還實行市場經濟嗎？他們還用得著商店嗎？——售貨員大概都很和氣，不給人白眼，不訓斥“上帝”，不紮堆閑侃，不給人釘子碰。這樣的天堂樂園，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給我印象最深，使我最為吃驚或者羨慕的還是他們對待要死的人的態度。那裏的人，大概同人世間的貓們差不多，能預先知道自己壽終的時刻。到了此時，要死的老嬤嬤或者老頭，健步如飛地走在前麵，身後簇擁著自己的子子孫孫、至親好友，個個喜笑顏開，全無悲戚的神態，仿佛是去參加什麽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進墳墓。後事如何，壁畫不是電影，是不能動的。然而畫到這個程度，以後的事盡在不言中。如果一定要畫上填土封墳，反而似乎是多此一舉了。我覺得，淨土中的人們給我們人類爭了光。他們這一手比貓們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興高采烈，多麽豁達！多麽聰明！貓們能做得到嗎？這證明，淨土裏的人們真正參透了人生奧秘，真正參透了自然規律。人為萬物之靈，他們為我們人類在同貓們對比之下真正增了光！真不愧是淨土！
　　上麵我胡思亂想得太遠了，還是回到我們人世間來吧。我坦白承認，我對人生的奧秘參透得還不夠，我對自然規律參透得也還不夠。我仍然十分懷念我的咪咪。我心裏仿佛有一個空白，非填起來不行。我一定要找一隻同咪咪一模一樣的白色波斯貓。後來果然朋友又送來了一隻，渾身長毛，潔白如雪，兩隻眼睛全是綠的，亮晶晶像兩塊綠寶石。為了紀念死去的咪咪，我仍然為它命名“咪咪”，見了它，就像見到老咪咪一樣。過了大約又有一年的光景，友人又送了我一隻據說是純種的波斯貓，兩隻眼睛顏色不同，一黃一藍。在太陽光下，黃的特別黃，藍的特別藍，像兩顆黃藍寶石，閃閃發光，競妍爭豔。這隻貓特別調皮，簡直是膽大無邊，然而也因此就更特別可愛。這一下子又忙壞了虎子，它認為這兩隻小貓都是自己的親生女兒，硬逼著它們吮吸自己那幹癟的奶頭。隻要它走出去，不知在什麽地方弄到了小鳥、蚱蜢之類，就帶回家來，給兩隻小貓吃。好久沒有聽到的“咪噢”喚小貓的聲音，現在又聽到了。我心裏漾起了一絲絲甜意。這大大地減輕了我對老咪咪的懷念。
　　可是歲月不饒人，也不會饒貓的。這一隻“土貓”虎子已經活到十四歲。據通達世情的人們說，貓的十四歲，就等於人的八九十歲。這樣一來，我自己不是成了虎子的同齡“人”了嗎？這個虎子卻也真怪。有時候，頗現出一些老相。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裏忽然被一層薄膜蒙了起來。嘴裏流出了哈喇子，胡子上都沾得亮晶晶的。不大想往屋裏來，日日夜夜趴在陽台上蜂窩煤堆上，不吃，不喝。我有了老咪咪的經驗，知道它快不行了。我也跑到海澱，去買來牛肉和豬肝，想讓它不要餓著肚子離開這個世界。我隨時準備著：第二天早晨一睜眼，虎子不見了。結果虎子並沒有這樣幹。我天天淩晨第一件事就是來看虎子，隔著窗子，依然黑糊糊的一團，臥在那裏。我心裏感到安慰。有時候，它也起來走動了。我在本文開頭時寫的就是去年深秋一個下雨天我隔窗看到的虎子的情況。
　　到了今天，半年又過去了。虎子不但沒有走，而且頑健勝昔，仍然是天天出去。有時候在晚上，窗外的布簾子的一角驀地被掀了起來，一個醜角似的三花臉一閃。我便知道，這是虎子回來了，連忙開門，放它進來。大概同某一些老年人一樣——不是所有的老年人——到了暮年就改惡向善，虎子的脾氣大大地改變了，幾乎再也不咬人了。我早晨摸黑起床，寫作看書累了，常常到門外湖邊山下去走一走。此時，我冷不防腳下忽然踢著了一團軟乎乎的東西。這是虎子。它夜裏不知道在什麽地方待了一夜，現在看到了我，一下子竄了出來，用身子蹭我的腿，在我身前和身後轉悠。它跟著我，亦步亦趨，我走到哪裏，它就跟到哪裏，寸步不離。我有時故意爬上小山，以為它不會跟來了，然而一回頭，虎子正跟在身後。貓是從來不跟人散步的，隻有狗才這樣幹。有時候碰到過路的人，他們見了這情景，都大為吃驚。“你看貓跟著主人散步哩！”他們說，露出滿臉驚奇的神色。最近一個時期，虎子似乎更精力旺盛了，它返老還童了。有時候竟帶一個它重孫輩的小公貓到我們家陽台上來。“今夜我們相識。”虎子用不著介紹就相識了。看樣子，虎子一去不複返的日子遙遙無期了。我成了擁有三隻貓的家庭的主人。我養了十幾年貓，前後共有四隻。貓們向人們學習什麽，我不通貓語，無法詢問。我作為一個人卻確實向貓學習了一些有用的東西。上麵講過的對處理死亡的辦法，就是一個例子。我自己畢竟年紀已經很大了，常常想到死的問題。魯迅五十多歲就想到了，我真是瞠乎後矣。人生必有死，這是無法抗禦的。而且我還認為，死也是好事情。如果世界上的人都不死，連我們的軒轅老祖和孔老夫子今天依然峨冠博帶，坐著奔馳車，到天安門去遛彎，你想人類世界會成一個什麽樣子！人是百代的過客，總是要走過去的，這絕不會影響地球的轉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每一代人都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長途接力賽的一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宇宙常規。人老了要死，像在淨土裏那樣，應該算是一件喜事。老人跑完了自己的一棒，把棒交給後人，自己要休息了，這是正常的。不管快慢，他們總算跑完了一棒，總算對人類的進步做出了貢獻，總算盡上了自己的天職。年老了要退休，這是身體精神狀況所決定的，不是哪個人能改變的。老人們會不會感到寂寞呢？我認為，會的。但是我覺得，這寂寞是順乎自然的，從倫理的高度來看，甚至是應該的。我始終主張，老年人應該為青年人活著，而不是相反。青年人有接力棒在手，世界是他們的，未來是他們的，希望是他們的。吾輩老年人的天職是盡上自己僅存的精力，幫助他們前進，必要時要躺在地上，讓他們踏著自己的軀體前進，前進。如果由於害怕寂寞而學習《紅樓夢》裏的賈母，讓一家人都圍著自己轉，這不但是辦不到的，而且從人類前途利益來看是犯罪的行為。我說這些話，也許有人懷疑，我是不是碰到了什麽不如意的事，才說出這樣令某些人駭怪的話來。不，不，絕不。我現在身體頑健，家庭和睦，在社會上廣有朋友，每天照樣讀書、寫作、會客、開會不輟。我沒有不如意的事情，也沒有感到寂寞。不過自己畢竟已逾耄耋之年，麵前的路有限了，不免有時候胡思亂想。而且，我同貓們相處久了，覺得它們有些東西確實值得我們學習，我們這些萬物之靈應該屈尊一下，學習學習。即使隻學到貓們處理死亡大事這一手，我們社會上會減少多少麻煩呀！
　　“那麽，你是不是準備學習呢？”我仿佛聽到有人這樣質問了。是的，我心裏是想學習的。不過也還有些困難。我沒有貓的本能，我不知道自己的大限何時來到。而且我還有點擔心。如果我真正學習了貓，有一天忽然偷偷地溜出了家門，到一個旮旯裏、樹叢裏、山洞裏、河溝裏，一頭鑽進去藏了起來，這樣一來，我們人類社會可不像貓社會那樣平靜，有些人必然認為這是特大新聞，指手畫腳，嘁嘁喳喳。如果是在舊社會裏或者在今天的香港等地的話，這必將成為頭版頭條的爆炸性新聞，不亞於當年的楊乃武和小白菜。我的親屬和朋友也必將派人出去尋找，派的人也許比尋找彭加木的人還要多。這是多麽可怕的事呀！因此我就遲疑起來。至於最後究竟何去何從？我正在考慮、推敲、研究。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裏有雷陣雨，轉瞬即停。“薄雲疏雨不成泥”，門外荷塘岸邊，綠草坪畔，沒有積水，也沒有成泥，土地隻是濕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樣，沒有什麽特異之處。
　　我早晨出門，想到外麵呼吸點新鮮空氣，這也同平常一樣，並沒有什麽特異之處。然而，我的眼睛一亮，驀地瞥見塘邊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樹枝寫成的字：
　　季老好九八級日語
　　回頭在臨窗玉蘭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來訪九八級日語
　　我一時懵然，莫明其妙。還不到一瞬間，我恍然大悟：九八級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開迎新大會；下午，東方學係召開迎新大會。在兩大盛會之前，這一群（我不知道準確數目）從未謀麵的十七八九歲男女大孩子們，先到我家來，帶給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的這一番深情厚誼。但他們恐怕是怕打擾我，便想出了這一個驚人的匪夷所思的辦法，用樹枝把他們的深情寫在了泥土地上。他們估計我會看到的，便悄然離開了我的家門。
　　我果然看到他們留下的字了。我現在已經望九之年，我走過的橋比這一幫大孩子走過的路還要長，我吃過的鹽比他們吃過的麵還要多，自謂已經達到了“悲歡離合總無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這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卻真正動了感情，眼淚一下子湧出了眼眶，雙雙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一點勤奮，做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成績，對此我並沒有多大信心。獨獨對於青年，我卻有自己一套看法。我認為，我們中年人或老年人，不應當一過了青年階段，就忘記了自己當年穿開襠褲的樣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對青年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我們應當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幫助青年，愛護青年。不能要求他們總是四平八穩，總是溫良恭儉讓。我相信，中國青年都是愛國的，愛真理的。即使有什麽“逾矩”的地方，也隻能耐心加以勸說，懲罰是萬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對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它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這樣想，也努力這樣做。在風和日麗時是這樣，在陰霾蔽天時也是這樣。這要不要冒一點風險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輕，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圓珠筆以外，就隻是嘴裏那三寸不爛之舌，除了這樣做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
　　大概就由我最喜愛的書
　　我在下麵介紹的隻限於中國文學作品，外國文學作品不在其中。我的專業書籍也不包括在裏麵，因為太冷僻。
　　一、司馬遷《史記》
　　《史記》這一部書，很多人都認為它既是一部偉大的史籍，又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個人同意這個看法。平常所稱的《二十四史》中，盡管水平參差不齊，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記》之項背。
　　《史記》之所以能達到這個水平，司馬遷的天才當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無端受了宮刑，以致鬱悶激憤之情溢滿胸中，發而為文，句句皆帶悲憤。他在《報任少卿書》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世說新語》
　　這不是一部史書，也不是某一個文學家和詩人的總集，而隻是一部由許多頗短的小故事編纂而成的奇書。有些篇隻有短短幾句話，連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幾乎都有幾句或一句雋語，表麵簡單淳樸，內容卻深奧異常，令人回味無窮。六朝和稍前的一個時期內，社會動亂，出了許多看來脾氣相當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誕，內實懷憂。他們的舉動與常人不同。此書記錄了他們的言行，短短幾句話，而栩栩如生，令人難忘。
　　三、陶淵明的詩
　　有人稱陶淵明為“田園詩人”。籠統言之，這個稱號是恰當的。他的詩確實與田園有關。“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名句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從思想內容上來看，陶淵明頗近道家，中心是純任自然。從文體上來看，他的詩簡易淳樸，毫無雕飾，與當時流行的鏤金錯彩的駢文，迥異其趣。因此，在當時以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對他的詩的評價並不高，在《詩品》中，僅列為中品。但是，時間越後，評價越高，最終成為中國偉大詩人之一。
　　四、李白的詩
　　李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這一點是誰都承認的。杜甫對他的詩給予了最高的評價：“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白的詩風飄逸豪放。根據我個人的感受，讀他的詩，隻要一開始，你就很難停住，必須讀下去。原因我認為是，李白的詩一氣流轉，這一股“氣”不可抗禦，讓你非把詩讀完不行。這在別的詩人作品中，是很難遇到的現象。在唐代，以及以後的一千多年中，對李白的詩幾乎隻有讚譽，而無批評。
　　五、杜甫的詩
　　杜甫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千餘年來，李杜並稱。但是二人的創作風格卻迥乎不同：李是飄逸豪放，而杜則是沉鬱頓挫。從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較少見，而在杜集中則頗多。擺脫七律的束縛，李白是沒有枷鎖跳舞；杜甫善於使用七律，則是帶著枷鎖跳舞，二人的舞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在文學批評史上，杜甫頗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對李白則是絕無僅有。
　　六、南唐後主李煜的詞
　　後主詞傳留下來的僅有三十多首，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仍在江南當小皇帝，後期則已降宋。後期詞不多，但是篇篇都是傑作，純用白描，不作雕飾，一個典故也不用，話幾乎都是平常的白話，老嫗能解；然而意境卻哀婉淒涼，千百年來打動了千百萬人的心。在詞史上巍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藝批評家的讚賞。但是，對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讚美後主有佛祖的胸懷，我卻至今尚不能解。
　　七、蘇軾的詩文詞
　　中國古代讚譽文人有三絕之說。三絕者，詩、書、畫三個方麵皆能達到極高水平之謂也。蘇軾至少可以說已達到了五絕：詩、書、畫、文、詞。因此，我們可以說，蘇軾是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的最全麵的偉大天才。論詩，他為宋代一大家。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筆墨凝重，大氣磅礴。論書，他是宋代蘇、黃、宋、蔡四大家之首。論詞，他擺脫了婉約派的傳統，創豪放派，與辛棄疾並稱。
　　八、納蘭性德的詞
　　宋代以後，中國詞的創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名家輩出，風格不同，又都能各極其妙，實屬難能可貴。在這群燦若明星的詞家中，我獨獨喜愛納蘭性德。他是大學士明珠的兒子，
　　生長於榮華富貴中，然而卻胸懷愁思，流溢於楮墨之間。這一點我至今還難以得到滿意的解釋。從藝術性方麵來看，他的詞可以說是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
　　九、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適之先生給予《儒林外史》極高的評價。詩人馮至也酷愛此書。我自己也是極為喜愛《儒林外史》的。
　　此書的思想內容是反科舉製度，昭然可見，用不著細說。它的特點在藝術性上。吳敬梓惜墨如金，從不作冗長的描述。書中人物眾多，各有特性，作者隻講一個小故事，或用短短幾句話，活脫脫一個人就仿佛站在我們眼前，栩栩如生。這種特技極為罕見。
　　十、曹雪芹的《紅樓夢》
　　在古今中外眾多的長篇小說中《紅樓夢》是一顆璀璨的明珠，是狀元。中國其他長篇小說都沒能成為“學”，而“紅學”則是顯學。內容描述的是一個大家族的衰微的過程。本書特異之處也在它的藝術性上。書中人物眾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應有盡有。作者有時隻用寥寥數語而人物就活靈活現，讓讀者永遠難忘。讀這樣一部書，主要是欣賞它高超的藝術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無稽之談，都是不可取的。
　　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回憶陳寅恪先生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麽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汙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一九三○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係（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係）。西洋文學係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海因裏希？呂德斯，在國內隻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薄，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獲，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係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獲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麽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裏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麵談到的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之流中，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裏麵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麵，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裏，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獲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幹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裏，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饑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裏，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饑餓，到了一九四五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後來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複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裏住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隻能走海路，從那裏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隻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
　　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的係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麽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裏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裏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麽，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筏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征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裏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隻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先生隻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並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讚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事滄桑，轉眼就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這又成了某些人探討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產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產主義。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於對國民黨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上。一九四○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裏沒有動。他在台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台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其中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我們國家許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等，對陳師禮敬備至。他同陶鑄和老革命家兼學者的杜國癢，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卻是抑鬱之感。現在回想起來，他這種抑鬱之感能說沒有根據嗎？能說不是查實有據嗎？我們這一批老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話，同陳師比較起來，隻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麽話好說呢？
　　一九五一年，我奉命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將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我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謁。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陳師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師尊敬之真誠了。陳師是極富於感情的人，他對此能無所感嗎？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解放後不久，正當眾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判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對這一係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麽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裏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願意厚著麵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可是，從那以後，直到老師於一九六九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將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五年，算是壽登耄耋了。現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獲。我明確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哲人其萎，空餘著述。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看樣子離開為自己的生命畫句號的時候還會有一段距離，現在還不能就作總結，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之際，不想到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我身曆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現在隻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我並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確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我的悲劇不在於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驥伏櫪，誌在千裏”，而是在“老驥伏櫪，誌在萬裏”。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紜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了自己的年齡。這裏麵，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內在原因。清夜捫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一百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此中滋味，隻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應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地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躬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我隻舉一個小例子。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裏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在經濟和物質方麵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在精神方麵，是考試多如牛毛。在這裏也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麽全國統考，考得一塌糊塗。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內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麵，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於他為什麽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隻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曆史係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歎，不禁老淚縱橫矣。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掃傅斯年先生墓
　　我們雖然算是小同鄉，但我與孟真先生並不熟識，幾乎是根本沒有來往。原因是年齡有別，輩分不同。我於一九三○年到北京來上大學的時候，進的是清華大學。當時孟真先生已經是學者，是教育家，名滿天下了。我隻是一個無名小卒，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
　　我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不知是清華的哪一個團體組織了一次係列講座，邀請一些著名的學者發表演說，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時間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三院的一間教室裏。孟真先生西裝筆挺，革履鋥亮。講演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他那把雙手插在西裝坎肩的口袋裏的獨特的姿勢，卻至今曆曆如在目前。
　　在以後一段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沒有相知的可能，二沒有相知的必要，我們本來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卻別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國待了十年以後，陳寅恪師把我推薦給北京大學。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國住在南京。適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謁見。他讓我帶著我在德國發表的幾篇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當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見了麵，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告辭出來。我們第二次見麵就是這樣匆匆。
　　二戰期間，我被阻歐洲，大後方重慶和昆明等地的情況，我茫無所知。到了南京以後，才開始零零星星地聽到大後方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況，涉及麵非常廣，當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東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這種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當時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而且專揭國民黨的瘡疤。他被選為地位很高的參政員，是所謂“社會賢達”的代表。他主持正義，直言無諱，被稱為“傅大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在貪贓枉法方麵，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歸。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聲最壞。那一位“威”名遠揚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動遐邇，用飛機載狗逃難，而置難民於不顧。孟真先生不講情麵，不分場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醜事，引起了人民對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為“批孔”的專業戶，口碑載道，頌聲盈耳。
　　孟真先生的軼事很多，我隻能根據傳說講上幾件。他在南京時，開始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待人寬厚，而要求極嚴。當時有一位廣東籍的研究員，此人脾氣古怪，雙耳重聽，形單影隻，不大與人往來，但讀書頗多，著述極豐。每天到所，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上兩千字，便以為完成了任務，可以交卷了，於是悄然離所，打道回府。他所愛極廣，隋唐史和黃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數十萬言。對曆史地理特感興趣，尤嗜對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樣子連印度天城體字母都不認識。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積木，可以任意挪動。放在前麵，與對音不合，就改放在後麵。這樣產生出來的對音，有時極為荒誕離奇，那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位老先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裏做了一個學術報告，說《史記》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對音，佛教在秦代已輸入中國了。實際上，“禁不得”這樣的字眼兒在漢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樣一時糊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一位頗負盛名的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已有此說。老先生不一定看到過。孤明獨發，鬧出了笑話。不意此時遠在美國的孟真先生，聽到了這個信息，大為震怒，打電話給所裏，要這位老先生檢討，否則就炒魷魚。老先生不肯，於是便卷鋪蓋離開了史語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異常重視人才的，特別是年輕的優秀人才。他獎勵扶掖，不遺餘力。他心中有一張年輕有為的學者的名單。對於這一些人，他盡力提供或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安心研究，幫助他們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仍來所裏工作。他還盡力延攬著名學者，禮遇有加。他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能在上麵發表文章，是十分光榮的事。這個刊物至今仍在繼續刊行，舊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所僅見。
　　孟真先生有其金剛怒目的一麵，也有其菩薩慈眉的一麵。當年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的教師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住在同一所宿舍裏。在靛花巷（？）宿舍裏，陳寅恪先生住在樓上，一些年紀比較輕的教員和研究員住在樓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輕學者在樓下屋子裏閑談。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縱聲大笑。他們樂以忘憂，興會淋漓，忘記了時光的流逝。猛然間，樓上發出手杖搗地板的聲音。孟真先生輕聲說：“樓上的老先生發火了。”“老先生”指的當然就是寅恪先生。從此就有人說，傅斯年誰都不怕，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中，惟獨怕陳寅恪。我想，在這裏，這個“怕”字不妥，改為“尊敬”就更好了。
　　這一次，我由於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來到了台北，又聽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軼事。原來他離開大陸後，來到台灣，仍然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聲隆隆。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對自己的親信說：“那裏（指台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可見孟真先生仍然保留著他那一副剛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他真正繼承了中國曆代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
　　根據我上麵的瑣碎的回憶，我對孟真先生是見得少，聽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觸，就是我進北大時，他正是代校長，是他把我引進北大來的。據說——又是據說，他代表胡適之先生接管北大。當時日寇侵略者剛剛投降。北大，正確說是“偽北大”教員可以說都是為日本服務的。但是每個人情況又各有不同，有少數人認賊作父，覥顏事仇，喪盡了國格和人格。大多數則是不得已而為之。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孟真先生說，適之先生為人厚道，經不起別人的懇求與勸說，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這個“壞人”必須他做。他於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麵，把問題嚴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說，這是為適之先生掃清道路，清除垃圾，還北大一片淨土，讓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到北大來的。我對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這一次我們三個北大人來到了台灣。台灣有清華分校，為什麽獨獨沒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說，傅斯年擔任校長的台灣大學就是北大分校。這個說法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三個人中，除我以外，他們倆既沒有見過胡適之，也沒有見過傅孟真。但是，胡、傅兩位畢竟是北大的老校長，我們不遠千裏而來，為他們二位掃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謹以鮮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托我們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禮的時候，心裏想了很多很多。兩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為地被迫分開了五十多年，難道現在和好統一的時機還沒有到嗎？本是同根生，見麵卻如參與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飛台灣。這樣人為的悲劇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北大與台大難道還不應該統一起來嗎？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再來掃孟真先生墓時，這一出人間悲劇能夠結束。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
　　悼念沈從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後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並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傑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雲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麽的。可是，由於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於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了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後，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於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後，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於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是由於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雲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雲。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後，有很長的時間，我們並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係教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於什麽原因，我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於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於此時從雲南複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麵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畢生難忘的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麵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係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豔爭輝。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麽東西，隻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開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隻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
　　還有一件小事，也使我憶念難忘。有一次我們到什麽地方去遊逛，可能是中山公園之類。我們要了一壺茶。我正要拿起茶壺來倒茶，沈先生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隻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得均勻。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瑣細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嗎？
　　小事過後，來了一件大事：我們共同經曆了北平的解放。在這個關鍵時刻，我並沒有聽說，從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動的，雖然他並不故做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可是厄運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來。一個著名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在香港出版的一個進步的文藝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大概是什麽《文壇一瞥》之類，前麵有一段相當長的修飾語。這一位理論家視覺似乎特別發達，他在文壇上看出了許多顏色。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我沒有資格對這一篇文章發表意見。但是，沈先生好像是當頭挨了一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
　　一個慣於舞筆弄墨的人，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心裏是什麽滋味，我說不清；他有什麽苦惱，我也說不清。然而，沈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學作品不能寫，還可以幹別的事嘛。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什麽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憑了他那一股驚人的鑽研的能力，過了沒有多久，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那一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出版以後，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的讚揚。他成了這方麵權威。他自己也寫章草，又成了一個書法家。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他手中寫小說的筆被“瞥”掉的時候，從國外沸沸揚揚傳來了消息，說國外一些人士想推選他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我在這裏著重聲明一句，我們國內有一些人特別迷信諾貝爾獎，迷信的勁頭，非常可笑。試拿我們中國沒有得獎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同已經得獎的歐美的一些作家來比一比，其差距簡直有如高山與小丘。同此輩爭一日之長，有這個必要嗎！推選沈先生當候選人的事是否進行過，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樣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這裏提起這一件事，隻不過把它當做沈先生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幾篇文章中都講到，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點？），我不喜歡拜訪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師友，比如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非常敬佩，但在他們健在時，我很少去拜訪。對沈先生也一樣。偶爾在什麽會上，甚至在公共汽車上相遇，我感到非常親切，他好像也有同樣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樣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麽痕跡，說白了就是沒有留下傷痕。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他就喜形於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像一個大孩子。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意。我心裏曾幾次動過念頭：去看一看這一位可愛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終沒有行動。現在人天隔絕，想見麵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規律。我知道，這個規律是違抗不得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去違抗。古代許多聖君賢相，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想方設法，去與這個規律對抗，妄想什麽長生不老，結果卻事與願違，空留下一場笑話。這一點很清楚。但是，生離死別，我又不能無動於衷。古人雲：太上忘情。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隻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謂身體尚頗硬朗，並不服老。然而，曾幾何時，宛如黃粱一夢，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許多可敬可愛的師友相繼離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現在從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死而無憾矣。對我來說，憂思卻著實難以排遣。像他這樣一個有特殊風格的人，現在很難找到了。我隻覺得大地茫茫，頓生淒涼之感。我沒有別的本領，隻能把自己的憂思從心頭移到紙上，如此而已。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寫於香港
　　中文大學會友樓
　　憶念胡也頻先生
　　胡也頻，這個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學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閃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腦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動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個。
　　我初次見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的講台上。我當時隻有十八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個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時日軍剛剛退出了占領一年的濟南。國民黨的軍隊開了進來，教育有了改革。舊日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改為省立高中。校址由綠柳紅荷交相輝映的北園搬到車水馬龍的杆石橋來，環境大大地改變了，校內頗有一些新氣象。專就國文這一門課程而談，在一年前讀的還是《詩經》、《書經》和《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籍，現在完全改為讀白話文學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教員則由前清的翰林、進士改為新文學家。對於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大孩子來說，頓有耳目為之一新的感覺，大家都興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個什麽大衙門，崇樓峻閣，雕梁畫棟，頗有一點威武富貴的氣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裏麵有一個大花園。園子的全盛時期早已成為往事，花壇不修，水池幹涸，小路上長滿了草。但是花木依然青翠茂密，濃綠撲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開滿似錦的繁花，把這古園點綴得明麗耀目。枝頭、叢中時有鳥鳴聲，令人如入幽穀。老師們和學生們有時來園中漫步，各得其樂。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園門口旁邊，常見他走過花園到後麵的課堂中去上課。他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麽是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後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
　　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麽是現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那時候，“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兒是違禁的，人們隻說“普羅文學”或“現代文學”，大家心照不宣，誰也了解。有幾本書的作者我記得名叫弗裏茨，以後再也沒見到這個名字。這些書都是譯文，非常難懂。據說是從日文轉譯的俄國書籍。恐怕日文譯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轉為漢文，隻能像“天書”了。我們當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懷著朝聖者的心情，硬著頭皮讀下去。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高中的每一個角落，仿佛為這古老的建築增添了新的光輝。
　　我們這一批年輕的中學生其實並不真懂什麽“現代文藝”，更不全懂什麽叫“革命”。胡先生在這方麵沒有什麽解釋。但是我們的熱情是高昂的，高昂得超過了需要。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學校大權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最厭惡、最害怕的就是共產黨，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氣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張膽地宣傳“現代文藝”，鼓動學生革命，真如太歲頭上動土。國民黨對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我們閱世未深，對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會經曆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隻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麵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人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布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一樣。時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曆曆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回蕩，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絕不會是什麽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她是從上海去的。當時上海是全國最時髦的城市，領導全國服飾的新潮流。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麵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
　　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在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並沒有睡覺。他們的統治機器當時運轉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鬥爭經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鬥爭經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鬥誌超過革命經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麵對強大的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事情果然急轉直下。有一天，國文課堂上見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師。全班學生都為之愕然。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黨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隻有二十八歲。
　　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後，他怒發衝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曆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二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胡先生犧牲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八十七八歲，在今天還不算是太老，正是“餘霞尚滿天”的年齡，還是大有可為的。而我呢，在這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經曆了極其曲折複雜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內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在“空前的十年”中，幾乎走到窮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中學生變成了皤然一翁，心裏麵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現在眼前，我有點困惑。我真願意看到這個身影，同時卻又害怕看到這個身影，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了。我又擔心，等到我這一輩人同這個世界告別以後，腦海中還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徹底地從地球上消逝了。對某些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裏，我又有點欣慰：看樣子，我還不會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隻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願這一顆流星的光芒盡可能長久地閃耀下去。
　　一九九○年二月九日
　　湯用彤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在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每一個時代都誕生少數幾位大師，是這幾位大師標誌出學術發展的新水平，是這幾位大師代表著學術前進的新方向，是這幾位大師照亮學術前進的道路，是這幾位大師博古通今，又熔鑄今古。他們是學術天空中光輝璀璨的明星。
　　中國近現代，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看法，近現代同以前的許多時代，都有所不同。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俞曲園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們師徒兩人身上體現了中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學術發展的一個大轉變。俞曲園能熔鑄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鑄今古之外，又能會通中西。這隻要看一看曲園先生的文集，再讀一讀太炎先生《章氏叢書》，特別是其中的《文錄》和《別錄》中的許多文章，其區別立即呈現在眼前。太炎先生的文章如：《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送印度缽羅罕保什二君序》、《記印度事》、《無政府主義序》、《俱分進化論》、《無神論》、《大乘佛教緣起考》、《大乘起信論辯》、《梵文典序》、《法顯發現西半球論》等等，就是他會通中西的確鑿證據，他的老師是寫不出來的。
　　太炎先生以後，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的。他們有別於前一代大師的地方就在這裏。他們一方麵繼承了中國悠久的優秀的學術傳統，特別是考據之學；另一方麵又融會了西方的優秀傳統，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麵都是如此。他們發揚光大了中國的學術傳統，使中國的學術研究麵目為之一新，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絕非我一個人之私言。在錫予先生身上，熔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研讀造詣很高，對漢譯佛典以及僧傳又都進行過深刻徹底的探討，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如數家珍。又遠涉重洋，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習梵文，攻讀西方和印度哲學，再濟之以個人天資與勤奮，他之所以成為國學大師，豈偶然哉！
　　拿湯先生的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來作一個例子，加以分析。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一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在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典著作，它將永放光芒。
　　錫予先生的治學範圍，當然不限於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晉玄學的研究方麵也有精深的造詣，對隋唐佛教也作過深刻的探討，旁及印度哲學和歐美哲學。他完全當得起“會通中西”這一句話。
　　湯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真、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自己沒有得到機會立雪程門。我在德國住了十年以後，先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湯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我得以來到了北大，當上了教授。此後，我以學生教授或教授學生的身份聽過湯先生“魏晉玄學”的課。我覺得每一堂課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我不自量力，高攀為錫予先生的弟子，以此為榮。
　　一九九二年
　　周作人論
　　周作人論——兼及汪精衛
　　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周作人這個人是一個難以繞過的人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但是，偏偏這個人又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經曆十分跌宕的人。因此，在評論這個曆史人物時，在論者基本上調子一致的情況下，也時有雜音出現。我個人不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的人，但年輕時讀過周作人的許多書，也許是當時已經出版的全部的書，對此人頗感興趣，因此不揣譾陋，也想發表點意見。
　　促使我想發表一點意見的最直接的動力，來自我最近讀的一篇文章《另一個周作人》，作者傅國湧，見《書屋》，2001.11，頁23-27。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實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離的。”這裏使用了“真實的周作人”這樣一個詞兒，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是不“真實”的或者竟可以說是“虛假”的。如果想勉強把周作人劃分為幾“個”的話，那麽隻有兩“個”：一個是五四時期向著舊勢力衝鋒陷陣的勇猛的戰士，一個則是在日寇侵華後成為日本的華北教育督辦的民族敗類臭名永垂的大漢奸，兩者都是真實的。兩個周作人的曆史都是同一個周作人寫成的。從生理學上來講，一個人不可能劈成兩個。傅國湧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說，我們現在一般知道的周作人是後者，是不真實的，隻有前者真實。前者是“另一個周作人”。
　　我個人對於這種提法有不同的看法，現在想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我們感謝傅國湧先生對“另一個周作人”搜集了豐富翔實的資料。他在本文中有時也提出一些對周作人的看法，比如“其實起碼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周作人的血並沒有冷卻、凝固，沒有躲進他的書齋，品苦茶、寫小品文，而是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頁24t，二一開頭）又如傅先生講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汪精衛、鄧中夏等一大批非常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在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旨在反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等則大倡信教自由。傅先生說：“八十年後回過頭來看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廢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們‘少數’人無疑站在正確的一麵。”（頁25a）
　　傅先生在不厭其詳地列舉了前期周作人的豐功偉績之後，對他轉變的過程和原因也作了一些分析。他寫道：“他後期的變化（大致上在一九二七年冬天以後）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但李大釗的慘死，北新書局被迫停業，《語絲》被禁止（周作人和劉半農曾到一個日本朋友家避了一次難），這些變故對他的轉變恐怕都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周作人發表了《閉戶讀書論》，我把這看做是他生命的分界線，從此以後那個曾和民族共同體共命運，與大時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徹底告別了過去，回到書齋。那一年周作人僅僅四十四歲，離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也不到十年。”（頁27t）我認為，傅先生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他提到了“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更具有真知灼見。魯迅和周作人同出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幼年所受的教育和環境熏陶幾乎完全一樣。但是，到了後來，兩人卻走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其中思想和性格上的根源起著主導作用。這樣說，可能有背於某一些教條。但是，如果不這樣解釋，又當怎樣去解釋呢？
　　傅國湧先生的文章《另一個周作人》就介紹這樣多。我在上麵已經說到過，傅先生筆下“另一個周作人”是真實的，這裏指的是五四時期叱吒風雲的周作人。這當然是“真實的”。但是，日寇入侵後當了華北教育督辦的周作人也是“真實的”。看樣子，傅先生是想給前一個周作人打抱不平，“發潛德之幽光”。實際上，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第一個周作人，“另一個周作人”，現在也沒有完全被遺忘，在五四運動的資料中還能夠找到他的材料。我認為，我們所麵臨的困難是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像周作人這樣一個知識分子。這種人的生命曆程變動太大，幾乎是從一個極端變到另一個極端，令人抓不住重點，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
　　我在上麵的敘述中，好像是把周作人的生命曆程分為前後兩大部分，這是不夠精確的。實際上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五四運動到一九二八年。在這個階段中，周作人是那一群對準舊堡壘衝鋒陷陣的最英勇的戰士中的一員。第二階段，約莫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正式入侵。在這一個階段中，周作人回到了書齋，“閉戶讀書”，邀集了一批誌同道合者，“且到寒齋吃苦茶”，倡導小品文，寫寫打油詩。這一批人批閱新生國文試卷，發現了一些錯別字，如獲至寶，詩興大發，紛紛寫詩加以諷刺，引起了魯迅的強烈不滿。這可以說是一個過渡階段，主要原因是由周作人的思想和性格所決定的。第三階段就是日寇正式大舉入侵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垮台。令人奇怪的但也並不太奇怪的是，在第一階段，周作人風華正茂時就常常發表不喜歡談政治的言論。但是到了第三階段，他不但談了政治，而且身體力行當了大官，不是共產黨的官，也不是國民黨的官，而是外來侵略者的官。這一頂漢奸的帽子是他給自己戴上的，罄東海之水也是洗不清的。在這個問題上，同周作人境況類似的人往往祭起動機這個法寶來企圖逃脫罪責。我沒有研究過周作人，不敢亂說。即使他有的話，也自在意料之中。我們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但是歸根結底，效果起決定性的作用。
　　在這裏，我忽然想到了汪精衛。他同周作人有十分相似的經曆，但更為鮮明、突出。年輕的汪精衛，一腔熱血，滿懷義憤，到北京來想炸死攝政王，不幸失敗被俘。他寫了一首有名的詩：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詩句豪氣衝天，擲地可作金石聲。可惜他沒能如願，他被營救了出來。從那以後，在長達幾十年的漫長的時期中，汪精衛活躍在國民黨的政壇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極盡雲譎波詭之能事，最終充當了日偽政權的主席。我在什麽地方讀到過他的一番談話，大意是說：如果他不出來充當日偽政府的主席，日寇殺中國人將會更多。這就是汪精衛的動機論。這話大有佛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二字！
　　從周作人和汪精衛事件中，我想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的壽夭問題，一個是保持晚節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有區別，又有聯係。我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除非厭世自殺的極少數人以外，人類，同其他一切生物一樣，沒有不想壽而想夭的。在人們的口頭語中有大量這樣的話，比如“長命百歲”、“壽比南山”、“福壽雙全”等等。對皇帝則說“萬歲”、“萬壽無疆”等等頌詞。在許多年前中國造神運動達到頂峰的時候，我們不是也都狂呼“萬歲”和“萬壽無疆”嗎？總之，在一般人的思想中，長壽是一件好事。這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也是正確的。但對極少數的人來說，長壽不但不是好事，而是天大的壞事。比如，如果周作人在五四運動中或者其後不久就死掉的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成為一個新文化的鬥士。然而他偏偏長壽了，長壽到成為不齒於人類的大漢奸賣國賊。對周作人來說，長壽不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災難嗎？再比如汪精衛。如果他那“引刀成一快”的願望得以實現的話，他將成為同嶽飛等並列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然而他偏偏又長壽了，長壽到成為比周作人更令人憎恨的狗屎堆，遺臭萬年。對汪精衛來說，長壽也成了一場災難。這種想法，古代人也有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詩：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王莽就是死得太晚了。他因長壽而露了馬腳，成為千古巨奸。
　　談到這裏，就同第二個問題聯結上了：保持晚節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一向非常重視晚節的問題。《戰國策？秦策五》說：“詩雲：行百裏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宋代的大政治家韓琦在《在北門九日燕諸曹》一詩中寫道：“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寓意深遠，值得玩味。中國還有“蓋棺論定”的說法，意思是，人隻要活著，不管年紀多大，就有變的可能。隻有蓋棺以後，才能對他論定。周作人和汪精衛晚節不保，沒有蓋棺，即可論定了。我們從這兩個人身上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反麵教員。
　　我們的祖國早已換了人間。在今天的國勢日隆，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大好形勢下，保持晚節的問題還有什麽現實意義嗎？有，而且很迫切。一些曾經出生入死為人民立過大功的人，一旦晚節不保，立即墮落為人民的罪人，走上人民的法庭，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我們每個人都要警惕。二、名詞的泡沫>>>二、名詞的泡沫人生的命題編者注：原題為《人生》
　　在一個“人生漫談”的專欄中，首先談一談人生，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未可厚非的。
　　而且我認為，對於我來說，這個題目也並不難寫。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人生中已經滾了八十多個春秋了。一天天麵對人生，時時刻刻麵對人生，讓我這樣一個世故老人來談人生，還有什麽困難呢？豈不是易如反掌嗎？
　　但是，稍微進一步一琢磨，立即出了疑問：什麽叫人生呢？我並不清楚。
　　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眾生中也沒有哪一個人真清楚的。古今中外的哲學家談人生者眾矣。什麽人生意義，又是什麽人生的價值，花樣繁多，撲朔迷離，令人眼花繚亂；然而他們說了些什麽呢？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是越談越糊塗。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哲學家的哲學，至矣高矣。但是，恕我大不敬，他們的哲學同吾輩凡人不搭界，讓這些哲學，連同它們的“家”，坐在神聖的殿堂裏去獨現輝煌吧！像我這樣一個凡人，吃飽了飯沒事兒的時候，有時也會想到人生問題。我覺得，我們“人”的“生”，都絕對是被動的。沒有哪一個人能先製訂一個誕生計劃，然後再下生，一步步讓計劃實現。隻有一個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釋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眾生。先考慮要降生的國家，再考慮要降生的父母。考慮周詳之後，才從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輩凡人。
　　吾輩凡人的誕生，無一例外，都是被動的，一點主動也沒有。我們糊裏糊塗地降生，糊裏糊塗地成長，有時也會糊裏糊塗地夭折，當然也會糊裏糊塗地壽登耄耋，像我這樣。
　　生的對立麵是死。對於死，我們也基本上是被動的。我們隻有那麽一點主動權，那就是自殺。但是，這點主動權卻是不能隨便使用的。除非萬不得已，是絕不能使用的。
　　我在上麵講了那麽些被動，那麽些糊裏糊塗，是不是我個人真正欣賞這一套，讚揚這一套呢？否，否，我絕不欣賞和讚揚。我隻是說了一點實話而已。
　　正相反，我倒是覺得，我們在被動中，在糊裏糊塗中，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我勸人們不妨在吃飽了燕窩魚翅之後，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後，或者在卡拉OK、高爾夫之後，問一問自己：你為什麽活著？活著難道就是為了恣睢的享受嗎？難道就是為了忍饑受寒嗎？問了這些簡單的問題之後，會使你頭腦清醒一點，會減少一些糊塗。謂予不信，請嚐試之。壞人是不會變好的編者注：原題為《壞人》
　　積將近九十年的經驗，我深知世界上確實是有壞人的。乍看上去，這個看法的智商隻能達到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這就等於說“每個人都必須吃飯”那樣既真實又平庸。
　　可是事實上我頓悟到這個真理，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觀察與思考的。
　　我從來就不是性善說的信徒，毋寧說我是傾向性惡說的。古書上說“天命之謂性”，“ 性”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發展，這難免引起生物之間的矛盾，性善又何從談起呢？
　　那麽，什麽又叫做“壞人”呢？記得魯迅曾說過，幹損人利己的事還可以理解，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千萬幹不得。我現在利用魯迅的話來給壞人作一個界定：幹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幹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空口無憑，不妨略舉兩例。一個人搬到新房子裏，照例大事裝修，而裝修的方式又極野蠻，結果把水管鑿破，水往外流。住在樓下的人當然首蒙其害，水滴不止，連半壁牆都浸透了。然而此人卻不聞不問，本單位派人來修，又拒絕入門。倘若牆壁倒塌，樓下的人當然會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這是典型的損人又不利己的例子。又有一位“學者”，對某一種語言連字母都不認識，卻偏冒充專家，不但在國內蒙混過關，在國外也招搖撞騙。有識之士皆嗤之以鼻。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損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魯迅翻譯的《小約翰》裏講到一個有毒的蘑菇聽人說它有毒，它說：這是人話。毒蘑菇和一切蒼蠅、蚊子，臭蟲等等，都不認為自己有毒。說它們有毒，它們大概也會認為：這是人話。可是被群眾公推為壞人的人，他們難道能說：說他們是壞人的都是人話嗎？如果這是“人話”的話，那麽他們自己又是什麽呢？
　　根據我的觀察，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沒有辦法。天下哪裏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裏會有不變的人呢？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做“壞人基因”的東西？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隻能憑空臆斷。我但願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了我的嘴。老年十忌
　　忌，就是禁忌，指不應該做的事情。人的一生，都有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共性。老年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有一些獨特的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特性，老年禁忌不一定有十個。我因受傳統的“十全大補”、“某某十景”之類的“十”字迷的影響，姑先定為十個。將來或多或少，現在還說不準。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吧。
　　一忌：說話太多
　　說話，除了啞巴以外，是每人每天必有的行動。有的人喜歡說話，有的人不喜歡，這決定於一個人的秉性，不能強求一律。我在這裏講忌說話太多，並沒有“禍從口出”或“金人三緘其口”的含義。說話惹禍，不在話多話少，有時候，一句話就能惹大禍。口舌惹禍，也不限於老年人，中年和青年都可能由此致禍。
　　我先舉幾個例子。
　　大學有一位老教授，道德文章，有口皆碑。雖年逾耄耋，而思維敏銳，說話極有條理。不足之處是：一旦開口，就如懸河泄水，滔滔不絕；又如開了閘，再也關不住，水不斷湧出。在那個大學裏流傳著一個傳說：在學校召開的會上，某老一開口發言，有的人就退席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到會場，某老談興正濃。據說有一次博士生答辯會，規定開會時間為兩個半小時，某老參加，一口氣講了兩個小時，這個會會是什麽結果，答辯委員會的主席會有什麽想法和措施，他會怎樣抓耳撓腮，坐立不安，概可想見了。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著名的敦煌畫家。他年輕的時候，頭腦清楚，並不喜歡說話。一進入老境，脾氣大變，也許還有點老年癡呆症的原因，說話既多又不清楚。有一年，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新建的大禮堂中召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年會，開幕式必須請此老講話。我們都知道他有這個毛病，預先請他夫人準備了一個發言稿，簡捷而扼要，塞入他的外衣口袋裏，再三叮囑他，念完就退席。然而，他一登上主席台就把此事忘得一幹二淨，擺開架子，開口講話，聽口氣是想從開天辟地講起，如果講到那一天的會議，中間至少有三千年的距離，主席有點沉不住氣了。我們連忙采取緊急措施，把他夫人請上台，從他口袋裏掏出發言稿，讓他照念，然後下台如儀，會議才得以順利進行。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我不再舉了。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是每一個老人都有這個小毛病，有的人就沒有。我說它是“小毛病”，其實並不小。試問，我上麵舉出的開會的例子，難道那還不會製造極為尷尬的局麵嗎？當然，話又說了回來，愛說長話的人並不限於老年，中青年都有，不過以老年為多而已。因此，我編了四句話，奉獻給老人：年老之人，血氣已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
　　二忌：倚老賣老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中國政治生活還比較（我隻說是“比較”）正常的時候，周恩來招待外賓後，有時候會把參加招待的中國同誌在外賓走後留下來，談一談招待中有什麽問題或紕漏，有點總結經驗的意味。這時候剛才外賓在時嚴肅的場麵一變而為輕鬆活潑，大家都爭著發言，談笑風生，有時候一直談到深夜。
　　有一次，總理發言時使用了中國常見的“倚老賣老”這個詞兒。翻譯一時有點遲疑，不知道怎樣恰如其分地譯成英文。總理注意到了，於是在客人走後就留下中國同誌，議論如何翻譯好這個詞兒。大家七嘴八舌，最終也沒能得出滿意的結論。我現在查了兩部《漢英詞典》，都把這個詞兒譯為：To take advantage of one’sseniority or old age.意思是利用自己的年老，得到某一些好處，比如脫落形跡之類。我認為基本能令人滿意的；但是“達到脫落形跡的目的”，似乎還太狹隘了一點，應該是“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
　　人世間確實不乏“倚老賣老”的人，學者隊伍中更為常見。眼前請大家自己去找。我講點過去的事情，故事就出在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吳敬梓有刻畫人物的天才，著墨不多，而能活靈活現。第十八回，他寫了兩個時文家。胡三公子請客：
　　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麵席間先坐著兩個人，方巾白須，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
　　倚老賣老，架子可謂十足。然而本領卻並不怎麽樣，他們的詩，“且夫”、“嚐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采下來的幾個字眼。一直到今天，倚老賣老，擺老架子的人大都如此。
　　平心而論，人老了，不能說是什麽好事，老態龍鍾，惹人厭惡；但也不能說是什麽壞事。人一老，經驗豐富，識多見廣。他們的經驗，有時會對個人甚至對國家是有些用處的。但是，這種用處是必須經過事實證明的，自己一廂情願地認為有用處，是不會取信於人的。另外，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與觀察，一個人，老年人當然也包括在裏麵，最不喜歡別人瞧不起他。一感覺到自己受了怠慢，心裏便不是滋味，甚至怒從心頭起，拂袖而去。有時鬧得雙方都不愉快，甚至結下怨仇。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一個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取決於你有沒有值得別人尊敬的地方。在這裏，擺架子，倚老賣老，都是枉然的。
　　三忌：思想僵化
　　人一老，在生理上必然會老化；在心理上或思想上，就會僵化。此事理之所必然，不足為怪。要舉典型，有魯迅的九斤老太在。
　　從生理上來看，人的軀體是由血、肉、骨等物質的東西構成的，是物質的東西就必然要變化、老化，以至於消逝。生理的變化和老化必然影響心理或思想，這是無法抗禦的。但是，變化、老化或僵化卻因人而異，並不能一視同仁。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所謂老年癡呆症，隻是老化的一個表現形式。
　　空談無補於事，試舉一標本，加以剖析。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標本就是我自己。
　　我已屆九旬高齡，古今中外的文人能活到這個年齡者隻占極少數。我不相信這是由於什麽天老爺、上帝或佛祖的庇佑，而是享了新社會的福。現在，我目雖不太明，但尚能見物；耳雖不太聰，但尚能聞聲。看來距老年癡呆和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我也還沒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思想僵化的跡象我也是有的。我的僵化同別人或許有點不同：它一半自然，一半人為；前者與他人共之，後者則為我所獨有。
　　我不是九斤老太一黨，我不但不認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確信“雛鳳清於老鳳聲”。可是最近幾年來，一批“新人類”或“新新人類”脫穎而出，他們好像是一批外星人，他們的思想和舉止令我迷惑不解，惶恐不安。這算不算是自然的思想僵化呢？
　　至於人為的思想僵化，則多一半是一種逆反心理在作祟。就拿穿中山裝來作例子，我留德十年，當然是穿西裝的。解放以後，我仍然有時改著西裝。可是改革開放以來，不知從哪吹來了一股風，一夜之間，西裝遍神州大地矣。我並不反對穿西裝；但我不承認西裝就是現代化的標誌，而且打著領帶鋤地，我也覺得滑稽可笑。於是我自己就“僵化”起來，從此再不著西裝，國內國外，大小典禮，我一律藍色卡其布中山裝一襲，以不變應萬變矣。
　　還有一個“化”，我不知道怎樣稱呼它。世界科技進步，一日千裏，沒有科技，國難以興，事理至明，無待贅言。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幸福，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帶來了危害，也無法掩飾。世界各國現在都驚呼環保，環境汙染難道不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嗎？猶有進者。我突然感覺到，科技好像是龍虎山張天師鎮妖瓶中放出來的妖魔，一旦放出來，你就無法控製。隻就克隆技術一端言之，將來能克隆人，指日可待。一旦實現，則人類社會迄今行之有效的法律準則和倫理規範，必遭破壞。將來的人類社會變成什麽樣的社會呢？我有點不寒而栗。這似乎不盡屬於“僵化”範疇，但又似乎與之接近。
　　四忌：不服老
　　服老，《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承認年老”，可謂簡明扼要。人上了年紀，是一個客觀事實，服老就是承認它，這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反之，不承認，也就是不服老倒跡近唯心了。
　　中國古代的曆史記載和古典小說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勝數，盡人皆知，無須列舉。但是，有一點我必須在這裏指出來：古今論者大都為不服老唱讚歌，這有點失於偏頗，絕對地無條件地讚美不服老，有害無益。
　　空談無補，舉幾個實例，包括我自己。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解放軍進城還不太久，忘記了是出於什麽原因，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約我在他下榻的翠明莊見麵。我準時趕到，徐老當時年已過八旬，從樓上走下，衛兵想去扶他，他卻不停地用胳臂肘搗衛兵的雙手，一股不服老的勁頭至今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再一個例子是北大二十年代的教授陳翰笙先生。陳先生生於一八九六年，跨越了三個世紀，至今仍然健在。他晚年病目失明，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了他的活動，有會必到。有人去拜訪他，他必把客人送到電梯門口。有時還會對客人伸一伸胳臂，踢一踢腿，表示自己有的是勁。前幾年，每天還安排時間教青年英文，分文不取。這樣的不服老我是欽佩的。
　　也有人過於服老。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黃和動物內髒，怕膽固醇增高。這樣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欽佩的。
　　至於我自己，我先講一段經曆。是在一九九五年，當時我已經達到了八十四歲高齡。然而我卻絲毫沒有感覺到，不知老之已至，正處在平生寫作的第二個高峰中。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幾達兩年之久，風雪無阻。我已經有點忘乎所以了。一天早晨，我照例四點半起床，到東邊那一單元書房中去寫作。一轉瞬間，肚子裏向我發出信號：該填一填它了。一看表，已經六點多了。於是我放下筆，準備回西房吃早點。可是不知是誰把門從外麵鎖上了，裏麵開不開。我大為吃驚，回頭看到封了頂的陽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開。我於是不假思索，立即開窗跳出，從窗口到地麵約有一米八高。我一墮地就跌了一個大馬趴，腳後跟有點痛。旁邊就是洋灰台階的角，如果腦袋碰上，後果真不堪設想，我後怕起來了。我當天上下午都開了會，第二天又長驅數百裏到天津南開大學去做報告。腳已經腫了起來。第三天，到校醫院去檢查，左腳跟有點破裂。
　　我這樣的不服老，是昏聵糊塗的不服老，是絕對要不得的。
　　我在上麵講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講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然則何去何從呢？我認為，在戰略上要不服老，在戰術上要服老，二者結合，庶幾近之。
　　五忌：無所事事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必須細致地加以分析，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達官顯宦，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後，幽居府邸，“庭院深深深幾許”，我輩檻外人無法窺知，他們是無所事事呢，還是有所事事，無從談起，姑存而不論。
　　富商大賈，一旦錢賺夠了，年紀老了，把事業交給兒子、女兒或女婿，他們是怎樣度過晚年的，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能知道的隻是鈔票不能拿來炒著吃。這也姑且存而不論。
　　說來說去，我所能夠知道的隻是工、農和知識分子這些平頭老百姓。中國古人說：“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今天，我這個“儒者”卻無論如何也沒有膽量說這樣的大話。我隻能安分守己，夾起尾巴來做人，老老實實地隻談論老百姓的無所事事。
　　我曾到過承德，就住在避署山莊對麵的一個旅館裏。每天清晨出門散步，總會看到一群老人，手提鳥籠，把籠子掛在樹枝上，自己則分坐在山莊門前的石頭上，“閑坐說玄宗”。一打聽，才知道他們多是旗人，先人是守衛山莊的八旗兵，而今老了，無所事事，隻有提鳥籠子。試思：他們除了提鳥籠子外還能幹什麽呢？他們這種無所事事，不必探究。
　　北大也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鳥籠為業。過去他們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橋上，鳥籠也是掛在樹枝上，籠內鳥兒放聲高歌，清脆嘹亮。我走過時，也禁不住駐足諦聽，聞而樂之。這一群工人也可以說是無所事事，然而他們又怎樣能有所事事呢？
　　現在我隻能談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最了解情況的知識分子。國家給年老的知識分子規定了退休年齡，這是合情合理的，應該感激的。但是，知識分子行當不同，身體條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為，完全取決於自己，不取決於政府。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不敢瞎說。至於人文社會科學，則我是頗為熟悉的。一般說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時的迸發，而靠長期積累。一個人到了六十多歲退休的關頭，往往正是知識積累和資料積累達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一旦退下，對國家和個人都是一個損失。有進取心有幹勁者，可能還會繼續幹下去的。可是大多數人則無所事事。我在南北幾個大學中都聽到了有關“散步教授”的說法，就是一個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園裏溜達，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我沒同“散步教授”談過話，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想的。估計他們也不會很舒服。鍛煉身體，未可厚非。但是，整天這樣“鍛煉”，不也太乏味太單調了嗎？學海無涯，何妨再跳進去遊泳一番，再紮上兩個猛子，不也會身心兩健嗎？蒙田說得好：“如果大腦有事可做，有所製約，它就會在想像的曠野裏馳騁，有時就會迷失方向。”
　　六忌：提當年勇
　　我做了一個夢。
　　我駕著祥雲或別的什麽雲，飛上了天宮，在淩霄寶殿多功能廳裏，參加了一個務虛會。第一個發言的是項羽。他曆數早年指揮雄師數十萬，橫行天下，各路諸侯皆俯首稱臣，他是諸侯盟主，頤指氣使，沒有敢違抗者。鴻門設宴，嚇得劉邦像一隻小耗子一般。說到盡興處，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亂濺。這時忽然站起來了一位天神，問項羽：“四麵楚歌，烏江自刎是怎麽一回事呀？”項羽立即垂下了腦袋，仿佛是一個泄了氣的皮球。
　　第二個發言的是呂布，他手握方天畫戟，英氣逼人。他放言高論，大肆吹噓自己怎樣戲貂嬋，殺董卓，為天下人民除害；虎牢關力敵關、張、劉三將，天下無敵。正吹得眉飛色舞，一名神仙忽然高聲打斷了他的發言：“白門樓上向曹操下跪，懇求饒命，大耳賊劉備一句話就斷送了你的性命，是怎麽一回事呢？”呂布麵色立變，流滿了汗，立即下台，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雞。
　　第三個發言的是關羽。他久處天宮，大地上到處都有關帝廟，房子多得住不過來。他威儀儼然，放不下神架子。但發言時，一談到過五關斬六將，用青龍偃月刀挑起操捧上的戰袍時，便不禁圓睜丹鳳眼，猛抖臥蠶眉，興致淋漓，令人肅然。但是又忽然站起了一位天官，問道：“夜走麥城是怎麽一回事呢？”關公立即放下神架子，神色倉皇，臉上是否發紅，不得而知，因為他的臉本來就是紅的。他跳下講台，在天宮裏演了一出夜走麥城。
　　我聽來聽去，實在厭了，便連忙駕祥雲回到大地上，正巧落在紹興，又正巧阿Q被小D抓住辮子往牆上猛撞，阿Q大呼：“我從前比你闊得多了！”可是小D並不買賬。
　　誰一看都能知道，我的夢是假的。但是，在芸芸眾生中，特別是在老年中，確有一些人靠自誇當年勇來過日子。我認為，這也算是一種自然現象。爭勝好強也許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但一旦年老，爭勝有心，好強無力，便難免產生一種自卑情結。可又不甘心自卑，於是隻有自誇當年勇一途，可以聊以自慰。對於這種情況，別人是愛莫能助的。“解鈴還須係鈴人”，隻有自己隨時警惕。
　　現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軍的運動員有一句口頭禪：從零開始。意思是，不管冠軍或金牌多麽燦爛輝煌，一旦到手，即成過去，從現在起又要從零開始了。
　　我覺得，從零開始是唯一正確的想法。
　　七忌：自我封閉
　　這裏專講知識分子，別的界我不清楚。但是，行文時也難免涉及社會其他階層。
　　中國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其實不識字也有憂患。道家說，萬物方生方死。人從生下的一刹那開始，死亡的曆程也就開始了。這個曆程可長可短，長可能到一百年或者更長，短則幾個小時，幾天，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中年棄世者有之，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熬到了老年，早已心力交瘁了。
　　能活到老年，是一種幸福，但也是一種災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說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難處，所以說是災難。
　　老年人最常見的現象或者災難是自我封閉。封閉，有行動上的封閉，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閉，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異。老年人有事理廣達者，有事理欠通達者。前者比較能認清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了解到事物的改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千萬不要要求事物永恒不變。後者則相反，他們要求事物永恒不變；即使變，也是越變越壞，上麵講到的九斤老太就屬於此類人。這一類人，即使仍然活躍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麵，他們卻把自己嚴密地封閉起來了。這是最常見的一種自我封閉的形式。
　　空言無益，試舉幾個例子。
　　我在高中讀書時，有一位教經學的老師，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五經和四書背得滾瓜爛熟，據說還能倒背如流。他教我們《書經》和《詩經》，從來不帶課本，業務是非常熟練的。
　　可學生並不喜歡他。因為他張口閉口：“我們大清國怎樣怎樣。”學生就給他起了一個諢名“大清國”，他真實的姓名反隱而不彰了。我們認為他是老頑固，他認為我們是新叛逆。我們中間不是代溝，而是萬丈深淵，是他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了。
　　再舉一個例子。我有一位老友，寫過新詩，填過舊詞，畢生研究中國文學史，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他為人隨和，性格開朗，並沒有什麽乖僻之處。可是，到了最近幾年，突然產生了自我封閉的現象，不參加外麵的會，不大願意見人，自己一個人在家裏高聲唱歌。我曾幾次以老友的身份，勸他出來活動活動，他都婉言拒絕。他心裏是怎樣想的，至今對我還是一個謎。
　　我認為，老年人不管有什麽形式的自我封閉現象，都是對個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勸普天下老年人力矯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類”吧，他們身上的活力總會感染老年人的。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惡死，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們隻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評論。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別是耄耋之年，離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來越近了，此時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今人如此，古人何獨不然！中國古代的文學家、思想家、騷人、墨客大都關心生死問題。根據我個人的思考，各個時代是頗不相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似乎更為關注。粗略地劃分一下，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對死十分恐懼，而且十分坦蕩地說了出來。這一派可以江淹為代表。他的《恨賦》一開頭就說：“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最後幾句話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世說新語？任誕等二十三》第一條就講到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鹹、向秀和王戎“常集於竹林之中，肆意酣暢”。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劉伶命人荷鍬跟著他，說：“死便埋我！”對死看得十分豁達。實際上，情況正相反，他們怕死怕得發抖，聊作姿態以自欺欺人耳。其中當然還有逃避殘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淵明為代表。他的意見具見他的詩《神釋》中。詩中有這樣的話：“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此舉？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他反對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對常想到死。我認為，這是最正確的態度。最後四句詩成了我的座右銘。
　　我在上麵已經說到，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關鍵是：想到以後，自己抱什麽態度。惶惶不可終日，甚至飲恨吞聲，最要不得，這樣必將成陶淵明所說的“促齡具”。最正確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泰然處之。
　　魯迅不到五十歲，就寫了有關死的文章。王國維則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結果投了昆明湖。我之所以能泰然處之，有我的特殊原因。“十年浩劫”中，我已走到過死亡的邊緣上，一個千鈞一發的偶然性救了我。從那以後，多活一天，我都認為是多賺的。因此就比較能對死從容對待了。
　　我在這裏誠摯奉勸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達事情的人，偶爾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以陶淵明《神釋》詩最後四句為座右銘。
　　十忌：憤世嫉俗
　　憤世嫉俗這個現象，沒有時代的限製，也沒有年齡的限製。古今皆有，老少具備，但以年紀大的人為多。它對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會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
　　世事發生必有其因。憤世嫉俗的產生也自有其原因。歸納起來，約有以下諸端：
　　首先，自古以來，任何時代，任何朝代，能完全滿足人民大眾的願望者，絕對沒有。不管漢代的文景之治怎樣美妙，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怎樣理想，宮廷都難免腐敗，官吏都難免貪汙，百姓就因而難免不滿，其尤甚者就是憤世嫉俗。
　　其次，“學而優則仕”達不到目的，特別是科舉時代名落孫山者，人不在少數，必然憤世嫉俗。這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可以找出不少的典型。
　　再次，古今中外都不缺少自命天才的人。有的真有點天才或者才幹，有的則隻是個人妄想，但是別人偏不買賬，於是就憤世嫉俗。其尤甚者，如西方的尼采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又如中國的徐文長。結果無法滿足，隻好自己發了瘋。
　　最後，也是最常見的，對社會變化的迅猛跟不上，對新生事物看不順眼，是九斤老太一黨；九斤老太不識字，隻會說：“一代不如一代”，識字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老年人，便表現為憤世嫉俗，牢騷滿腹。
　　以上隻是一個大體的輪廓，不足為據。
　　在中國文學史上，憤世嫉俗的傳統，由來已久。《楚辭》的“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等語就是最早的證據之一。以後曆代的文人多有憤世嫉俗之作，形成了知識分子性格上的一大特點。
　　我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姑以我自己為麻雀，加以剖析。憤世嫉俗的情緒和言論，我也是有的。但是，我又有我自己的表現方式。我往往不是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正常現象而牢騷滿腹，怪話連篇，而是迷惑不解，惶恐不安。我曾寫文章讚美過代溝，說代溝是人類進步的象征。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可是到了目前，我自己也傻了眼，橫亙在我眼前的像我這樣老一代人和一些“新人類”、“新新人類”之間的代溝，突然顯得其闊無限，其深無底，簡直無法逾越了，仿佛把人類曆史斷成了兩截。我感到恐慌，我不知道這樣發展下去將伊於胡底。我個人認為，這也是憤世嫉俗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要不得的；可我一時又改變不過來，為之奈何！
　　我不知道，與我想法相同或者相似的有沒有人在，有的話，究竟有多少人。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毛澤東的兩句詩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常宜放眼量。”   傻瓜
　　天下有沒有傻瓜？有的，但不是被別人稱做“傻瓜”的人，而是認為別人是傻瓜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我先把我的結論提到前麵明確地擺出來，然後再條分縷析地加以論證。這有點違反胡適之先生的“科學方法”。他認為，這樣做是西方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首倡的演繹法，是不科學的。科學的做法是他和他老師杜威的歸納法，先不立公理或者結論，而是根據事實，用“小心的求證”的辦法，去搜求證據，然後才提出結論。
　　我在這裏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歸納法”。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體會，閱盡了芸芸眾生的種種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後，才提出了這樣的結論的。為了凸現它的重要性，所以提到前麵來說。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有一些人往往以為自己最聰明。他們爭名於朝，爭利於世，錙銖必較，斤兩必爭。如果用正麵手段，表麵上的手段達不到目的的話，則也會用些負麵的手段，暗藏的手段，來蒙騙別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有的人真能暫時得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大大地輝煌了一陣，然後被人識破，由座上客一變而為階下囚。有的人當時就能丟人現眼。《紅樓夢》中有兩句話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話真說得又生動，又真實。我絕不是說，世界上人人都是這樣子，但是，從中國到外國，從古代到現代，這樣的例子還算少嗎？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這些人都把別人當成了傻瓜。
　　我們中國有幾句盡人皆知的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這真是見道之言。把別人當傻瓜的人，歸根結底，會自食其果。古代的統治者對這個道理似懂非懂。他們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想把老百姓當傻瓜，但又很不放心，於是派人到民間去采風，采來了不少政治諷刺歌謠。楊震是聰明人，對向他行賄者講出了“四知”。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會有一個第五知：人知。他是不把別人當做傻瓜的。還是老百姓最聰明，他們中的聰明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不把別人當傻瓜。
　　可惜把別人當傻瓜的現象，自古亦然，於今尤烈。救之之道隻有一條：不自作聰明，不把別人當傻瓜，從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隻要能做到這一步，全社會就都是聰明人，沒有傻瓜，全社會也就會安定團結。
　　毀譽
　　好譽而惡毀，人之常情，無可非議。
　　古代豁達之人倡導把毀譽置之度外。我則另持異說，我主張把毀譽置之度內。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個人心胸開闊，但是，我有點擔心，這有可能表示一個人的糊塗或顢頇。
　　我主張對毀譽要加以細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誰毀你？誰譽你？在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由於什麽原因？這些情況弄不清楚，隻談毀譽，至少是有點模糊。
　　我記得在什麽筆記上讀到過一個故事。一個人最心愛的人，隻有一隻眼。於是他就覺得天下人（一隻眼者除外）都多長了一隻眼。這樣的毀譽能靠得住嗎？
　　還有我們常常講什麽“黨同伐異”，又講什麽“臭味相投”等等。這樣的毀譽能相信嗎？
　　孔門賢人子路“聞過則喜”，古今傳為美談。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為我要分析：是誰說的？在什麽時候，在什麽地點，因為什麽而說的？分析完了以後，再定“則喜”，或是“則怒”。喜，我不會過頭。怒，我也不會火冒十丈，怒發衝冠。孔子說：“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個粗線條的人物，心裏沒有像我上麵說的那些彎彎繞。
　　我自己有一個頗為不尋常的經驗。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學者，過去對於他的存在，我一點都不知道，然而，他卻同我結了怨。因為，我現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認為本來是應該屬於他的，是我這個“鳩”把他這個“鵲”的“巢”給占據了。因此，勃然對我心懷不滿。我被蒙在鼓裏，很久很久，最後才有人透了點風給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這種事，隻能一笑置之。不這樣又能怎樣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絲毫理由。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由於各人稟賦不同，遺傳基因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好惡觀等等，都不會一樣，都會有點差別。比如吃飯，有人愛吃辣，有人愛吃鹹，有人愛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愛紅，有人愛綠，有人愛黑，如此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話本來有點貶義，我們可以正用。每個人都會有友，也會有“非友”，我不用“敵”這個詞兒，避免誤會。友，難免有譽；非友，難免有毀。碰到這種情況，最好抱上麵所說的分析的態度，切不要籠而統之，一鍋糊塗粥。
　　好多年來，我曾有過一個“良好”的願望：我對每個人都好，也希望每個人對我都好。隻望有譽，不能有毀。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個人，人人都說他好，這個人很可能是一個極端圓滑的人，圓滑到琉璃球又能長隻腳的程度。
　　翻譯的貓膩
　　編者注：原題為《談翻譯》
　　題目雖然是“談翻譯”，但並不想在這裏談翻譯原理，說什麽信達雅。隻是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翻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翻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麽翻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隻是雜感堆在腦子裏。現在偶有所感，想把它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翻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隻是雜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係統裏麵去。以下就分兩方麵來談。
　　一、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隻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要翻譯不行。但我們不要忘記，翻譯隻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補救辦法。《晏子春秋？內篇》說：“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桔（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歎裏麵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麽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麵隻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卻一點影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變味的桔（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晏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麽。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像到它會變成多麽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麽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著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麽什麽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鉛筆記出哪是主詞，哪是動詞，哪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五裏霧中，再也難掙紮出來了。因而就很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麵還有好東西，但我寧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麽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隻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隻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麽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卻是汗牛又充棟。諸位隻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隻再舉一個例。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麵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隻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隻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隻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隻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隻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麵上隻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隻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麵，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麵往往也隻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麵，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卻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麵上隻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裏，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隻好逃到書裏麵一個角落裏去躲避。在雜誌的封麵上或裏麵的目錄有時我們隻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麵也隻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隻能在本文後麵一個括弧裏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譯者就害怕讀者隻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裏，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隻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客氣地把著者拚命往陰影裏擠了。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態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裏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兒。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諡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裏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麵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麵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讚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裏畫一個記號，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我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隻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裏一抹了。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輝映，各有千秋。至於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說不上來了。
　　我前麵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但這裏正像別處也並不缺少有勇氣的人。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裏麵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卻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書的序裏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翻譯。但丁先生絕對否認是“譯”，隻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東西進去。我又有點糊塗起來。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隻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但丁先生的大“著”並非毫無可取，裏麵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琅滿目。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畹華博士還差一籌。但我終於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於沒有機會，隻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裏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致謝。於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癮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麽？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於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質問，他才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別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別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麵隻是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隻是在我們國內耍這一套，關係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丟人。我上麵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德國漢學家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麵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裏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製裁這一群“英雄”！
　　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麽力量在背後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麵，前麵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絕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麽時候魚貫到我麵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嚐夠酸甜苦辣，經曆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黴。我隻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黴。不倒黴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曆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曆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正相反。幾千年的曆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曆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曆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型是什麽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家夥。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complex）。他們一方麵吹噓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籲短歎，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關鍵向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麵子問題。“麵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裏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麵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麵子”的主要衛道士。
　　盡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曆代統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創業的皇帝絕不會是知識分子，隻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麽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業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著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家。不用說國家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於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嚐到了當皇帝的滋味。
　　同麵子表麵上無關實則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處世問題，也就是隱居或出仕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怎麽能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因而寫出了有名的《隆中對》呢？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這不是麵子又是什麽呢？
　　我還想進一步談一談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古怪、很難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範進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中國曆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絕不會有麵團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而瘦的窮人的話，什麽“瘦骨嶙峋”，什麽“骨瘦如柴”，又是什麽“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槃”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拚命，喜歡拚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同“麵子”一樣，“骨氣”這個詞兒也是無法譯成外文的，是中國的國粹。要舉實際例子的話，那就可以舉出很多來。《三國演義》中的禰衡，就是這樣一個人，結果被曹操假手黃祖給砍掉了腦袋瓜。近代有一個章太炎，胸佩大勳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外大罵袁世凱，袁世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隻好欽贈美名“章瘋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點麵子。
　　中國這些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他們又仗著“骨氣”這個法寶，敢於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麽“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麽“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這種例子，俯拾即是。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留一點麵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台。須知麵子是古代最高統治者皇帝們的命根子，是他們的統治和尊嚴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卜，間或甚至有剝皮淩遲的曆史。
　　在外國知識分子中，隻有印度的同中國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種姓，為首的是婆羅門。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識就掌握在他們手裏，這個最高種姓實際上也是他們自封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卻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實在出人意料。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印度古典戲劇中，少數婆羅門卻受到極端的嘲弄和汙蔑，被安排成劇中的醜角。在印度古典劇中，語言是有階級性的。梵文隻允許國王、帝師（當然都是婆羅門）和其他高級男士們說，婦女等低級人物隻能說俗語。可是，每個劇中都必不可缺少的醜角也竟是婆羅門，他們插科打諢，出盡洋相，他們隻準說俗語，不許說梵文。在其他方麵也有很多嘲笑婆羅門的地方。這有點像中國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識分子——的地方。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是這種人物。為什麽中印同出現這個現象呢？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我在上麵寫了我對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寫曆史，連鑒往知今一類的想法我都沒有。倘若有人要問：“現在怎樣呢？”因為現在還沒有變成曆史，不在我寫作範圍之內，所以我不答複，如果有人願意去推論，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幹。
　　最後我還想再鄭重強調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盡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例證就是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有的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我自己對這個向題的看法是：這隻能是暫時的現象，久則必變。就連留在外國的人，甚至歸化了的人，他們依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依然要尋根，依然愛自己的祖國。何況出去又回來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呢？我們對這種人千萬不要“另眼相看”，當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隻要我們國家的事情辦好了，情況會大大地改變的。至於沒有出國也不想出國的知識分子占絕對的多數。如果說他們對眼前的一切都很滿意，那不是真話。但是愛國主義在他們心靈深處已經生了根，什麽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於前，迅雷震於頂，他們會依然熱愛我們這偉大的祖國。這一點我完全可以保證。隻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夠了。如果不愛自己的祖國，巴老為什麽以老邁龍鍾之身，嘔心瀝血來寫《隨想錄》呢？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可是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麽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
　　陳寅恪先生的一家是愛國之家，從祖父陳寶箴先生、父親散原老人到陳先生自己都是愛國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們的下一代，我想也是愛國的。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當時陳寶箴先生在城裏，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實際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國才拒絕服藥、拒絕吃飯而去世的。那麽，陳先生的愛國主義表現在什麽地方？我想就這個題目，談點我個人的看法，這裏麵牽涉到《柳如是別傳》。
　　愛國主義這個詞是一個很好的詞，大家一聽愛國主義，都是不會批判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權利愛自己的國家。但它同我們市場上的貨物一樣，有真貨，有假貨，有冒牌的。我以為愛國主義應該分兩種：一種是真正的，一種是假冒偽劣的。這個區別並不難。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要抗日。這個大家沒有否定。那麽日本人也高呼愛國主義，東條英機也高呼愛國，但是把中國的愛國主義與日本的愛國主義一對比，中間的區別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這樣：它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別的民族。因此，我認為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係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別人、壓迫別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我這裏舉日本軍國主義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喊得雷一般響，卻對別的國家發起了閃電戰。他愛什麽國呢？他愛他的法西斯國家，侵略別人，壓迫別人，奴役別人。所以愛國主義應該分成兩種，其道理是比較容易懂的。這真正的愛國主義呢？就是我剛才講的陳寶箴先生、陳散原老人、陳寅恪先生的。為什麽呢？因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義的。後來我又想這個問題，恐怕正義的愛國主義又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般人，我們中國受別人侵略，我們起來反抗，愛我們的國家，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我覺得這種愛國主義是一般的，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係起來。我想陳先生所撰的《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大家都看過，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麽說呢，王靜安先生與陳先生的歲數雖有差別，環境也不一樣，可是兩個人的關係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關，“心有靈犀一點通”。詩中講：“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從中可以知道，當年陳先生與王觀堂先生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寒夜中談論過去的事，兩人相對流淚，兩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為什麽？我今天想解釋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高層次的愛國主義。陳先生的這段挽詞同在清華立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的銘文（也出自陳先生之手）內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講的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我們高喊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究竟表現在什麽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盡一致，我自己感覺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表現就是愛國主義。這一點我在北京已經講過，可能有些同誌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專門搞哲學，嚴格講也不專門搞曆史，但是喜歡胡思亂想。我想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像中國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嶽飛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史可法等都是我們熟悉的。所以，在中國的曆史上，從漢至清有一係列愛國主義人物，深入人心。這種情況在別的國家很少見。我在歐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點，歐洲如舉一個著名的愛國者就不好舉。中國這個國家非常奇怪，立國幾千年，按道理講，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封建社會，天子、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隻允許侵略別人，不允許別人侵略，應該能夠這麽講。可事實並不是這樣子。大家都知道，從先秦的周代等時期開始，中國就被當時稱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所侵擾。秦始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為了抵禦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築長城。當然長城並不隻是秦始皇時代才修築的，在戰國時期就修了。長城的修築，有效地抵禦了匈奴的侵擾。到了漢代，開國之主劉邦也被匈奴包圍於平城；後來漢武帝時幾員著名大將，跟匈奴作戰，打了幾個勝仗。可無論如何，北方的威脅卻始終沒有解除。曹操時，北方威脅仍存；到了五胡亂華時代則更不必說了。唐朝是一個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卻對突厥秘密稱臣。後來，唐太宗覺得稱臣於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設法掩蓋這個事實。整個唐代，北方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遼，後是金。兩個北宋皇帝徽宗、欽宗讓人俘虜，這在中國曆史上是很少見的。後來宋廷偏安於中國東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統治民族蒙古族是我們今天的兄弟民族，在當時不能這樣看。蒙古在滅宋以前，已經建成了一個大帝國。我們不能把古代現代化。中華民族這個包括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明確形成的。滿族今天也是我們的兄弟民族，當時滿族的文化與我們不一樣，當然，滿族一入關就漢化，可畢竟是另一個文化體係。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因為有外敵，而且一直沒斷，原來一直在北方，後來是東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厲害的是明朝末年從澳門進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後來形成了帝國主義。還有南方。東西南北都有外敵。我們講曆史唯物主義，要講事實，存在決定意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然產生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必然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封建社會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沒有侵略過別人。封建時代的中國，漢族也侵略了別的不少民族，這是不能否定的。可總起來看，是禦外敵的。這是曆史決定的，不是中華民族天生就愛國，這也不符合曆史情況。歐洲則不是這種情況，歐洲長期是亂七八糟的，建國時間又短。美國的情況更特殊，它建國以來，基本上沒有外敵，所以美國講愛國主義，我不知道怎麽愛法。這是我信口談來。由此，我就想到陳先生在給王觀堂所撰的挽詞前的短序中講了這麽一個想法：中華文化是三綱六紀。據我的體會，裏麵就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說君臣這一綱，陳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賢與否，無關重要。他隻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國家。陳先生又講，三綱六紀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東西必然有所寄托，陳先生原文作“依托”。一個是依托者，一個是被依托者。作為文化的三綱六紀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現不出來，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麽東西呢？陳先生講的是社會製度，特別是經濟製度，總起來就是國家。文化必然依托國家，然後才能表現，依托者沒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現，因此，文化與國家成為了同義詞。再回過頭來，王國維先生之所以自殺，當時外麵議論很多，陳寅恪先生認為他不是為了具體的人，不是忠於清王室或宣統皇帝，認為他忠於清朝或宣統皇帝不過是流俗之見。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就是因為他是這個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個依托——國，以王國維先生而言，這個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滅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先生，按陳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麽，為這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陳先生認為王靜安先生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所依托的那個國不能存在了，具體的東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無法依存，於是執意自殺。
　　那麽，陳先生為什麽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麽寫《柳如是別傳》？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蒙古族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滿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態看得出來。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於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麽樂觀的。為什麽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麽，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別呢？我看區別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麽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麵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裏麵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麵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麵，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裏麵。表麵上看起來是繁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曆史係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曆史係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裏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麽大的力量，克服那麽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裏麵。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麵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麽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五十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四十五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讚揚。
　　羨林按：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曆史係的同誌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隻做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恐怖主義與野蠻
　　現在世界上反恐怖主義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首先聲明，我是堅決反對恐怖主義的，恐怖主義總是與野蠻相聯係的。
　　但是，我總覺得，這裏麵似乎有點問題。反恐怖主義活動應該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事實上，它卻變成了一場鬧劇，或者一出滑稽劇。因為，什麽叫“恐怖主義”？誰是恐怖主義分子？大家的理解並不一致，其中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見。有的人不肯說，有的人不敢說。我想，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都宣稱反恐怖主義；但是，並不是沒有潛台詞的。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對於什麽是恐怖主義，有一半人是有一致的看法的。劫持飛機，用人體做肉彈轟炸別國的摩天大樓，死傷數千人，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對此恐怕是沒有異議的。可是右手持大棒，左手托原子彈，駐軍全球，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為“邪惡軸心”，隨意派遣軍隊侵入別的國家，殺人當然不在話下，而自己還義形於道，恬不知恥。難道這不也是恐怖主義，而且比恐怖主義更恐怖的超恐怖主義嗎？是誰給你們的這種權力？難道就是你們的上帝嗎？世界上的政府和人民，並不是每一個都失掉了理智，他們能夠明辨是非。
　　我必須在這裏濃筆重彩地補上幾句。這個國家的人民，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一樣，也是有理智的，也是希望自己能過好日子也希望別人能過好日子的。
　　至於恐怖主義與野蠻的聯係，那也是非常明顯的，很容易理解的。拿活人當肉彈衝擊別國的大廈，這不是野蠻又是什麽呢？手托原子彈訛詐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隨意踐踏別的國家，視人民如群蟻，我認為，這不但是野蠻，而且是比前一個野蠻更為野蠻的野蠻。
　　但是，我認為，野蠻是有區別的。我杜撰了兩個詞兒：正義的野蠻與非正義的野蠻。仗義執言，反對強淩弱、眾暴寡的“西霸天”一類的國家，不得已而采用野蠻的手段，雖為我們反對，但不能不以“正義”二字歸之。至於手托原子彈嚇唬世人的野蠻，我隻能稱之為“非正義”的野蠻了。
　　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已經有了長期的文明發展的曆史。按理說，野蠻行為應該絕跡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說句公道話，兩個野蠻產生根源是不同的。正義的野蠻是被非正義的野蠻激發出來的。我雖然堅決反對，卻不能不認為情有可原。非正義的野蠻則一無是處。他們胡作非為，反而洋洋自得。中國古人說：“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根據無數曆史事實歸納出來的真理，絕不會落空的。回頭是岸，是我對那些非正義野蠻者一句最後的忠告
　　當時隻道是尋常
　　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話，卻道出了幾乎人人都有的感覺。所謂“當時”者，指人生過去的某一個階段。處在這個階段中時，覺得過日子也不過如此，是很尋常的。過了十幾二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回頭一看，當時實在有不尋常者在。因此有人，特別是老年人，喜歡在回憶中生活。
　　在中國，這種情況更比較突出，魏晉時代的人喜歡做羲皇上人。這是一種什麽心理呢？“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真就那麽好嗎？人類最初不會種地，隻是采集植物，獵獲動物，以此為生。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這樣的生活有什麽可向往的呢！
　　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發思古之幽情，幾乎是每個人都有的。到了今天，滄海桑田，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變化。人們思古的情緒卻依然沒變。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十幾年前，我重訪了我曾待過十年的德國哥廷根。我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夫婦都還健在。但已今非昔比，房子捐給梵學研究所，汽車也已賣掉。他們隻有一個獨生子，戰爭中陣亡。此時老夫婦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華的養老院裏。院裏設備十分齊全，遊泳池、網球場等等一應俱全。但是，這些設備對七八十歲八九十歲的老人有什麽用處呢？讓老人們觸目驚心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某一個房號空了出來，主人見上帝去了。這對老人們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來臨大出教授的意料，他簡直有點喜不自勝的意味。夫人擺出了當年我在哥廷根時常吃的點心。教授仿佛返老還童，回到了當年去了。他笑著說：“讓我們好好地過一過當年過的日子，說一說當年常說的話！”我含著眼淚離開了教授夫婦，嘴裏說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過幾年，我還會來看你們的。”
　　我的德國老師不會懂“當時隻道是尋常”的隱含的意蘊，但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有的這種懷舊追憶的情緒卻是有的。這種情緒通過我上麵描述的情況完全流露出來了。
　　仔細分析起來，“當時”是很不相同的。國王有國王的“當時”，有錢人有有錢人的“當時”，平頭老百姓有平頭老百姓的“當時”。在李煜眼中，“當時”是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遊上林苑的“當時”。對此，他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哀歎“天上人間”了。
　　我不想對這個概念再進行過多的分析。本來是明明白白的一點真理，過多的分析反而會使它迷離模糊起來。我現在想對自己提出一個怪問題：你對我們的現在，也就是眼前這個現在，感覺到是尋常呢還是不尋常？這個“現在”，若幹年後也會成為“當時”的。到了那時候，我們會不會說“當時隻道是尋常”呢？現在無法預言。現在我住在中國，享受極高的待遇。應該說，沒有什麽不滿足的地方。但是，倘若捫心自問：“你認為是尋常呢，還是不尋常？”我真有點說不出，也許隻有到了若幹年後，我才能說：“當時隻道是尋常。”
　　學術良心或學術道德
　　“學術良心”，好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這樣一個詞，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話，我是不信這樣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有人要問：既然你不承認人性本善，你這種想法是從哪裏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十分滿意的解釋。《三字經》上的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中的“習”字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隻想到自己，或都是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麽，社會就難以存在，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