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為什麽你不知道美聯儲是私有的中央銀行?
為什麽華爾街風險資本會選中希特勒作為“投資”對象?
為什麽美國總統遇刺的比例高於美軍諾曼底登陸一線部隊的傷亡率?
自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以來的300年間,幾乎每一場世界重大變故背後,都能看到國際金融資本勢力的身影。他們通過左右一國的經濟命脈掌握國家的政治命運,通過煽動政治事件、誘發經濟危機,控製著世界財富的流向與分配。可以說,一部世界金融史,就是一部謀求主宰人類財富的陰謀史。
通過描摹國際金融集團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雲覆雨的過程,本書揭示了對金錢的角逐如何主導著西方曆史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分配,通過再現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不斷掀起金融戰役的手段與結果,本書旨在告誡人們警惕潛在的金融打擊,為迎接一場“不流血”的戰爭做好準備。
隨著中國金融的全麵開放,國際銀行家將大舉深入中國的金融腹地。昨天發生在西方的故事,今天會在中國重演嗎?
作者簡介
宋鴻兵,20世紀90年代初赴美留學,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學,獲美利堅大學(AmericanUniversity)碩士學位。長期關注和研究美國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在美國媒體遊說公司、醫療業、電信業、信息安全、聯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機構供職。近年來,作者曾擔任美國最大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的高級谘詢顧問,主要從事房地產貸款自動審核係統設計,金融衍生工具的稅務計算分析,MBS(資產抵押債券)的風險評估等方麵的工作。
目錄
前言 起航的中國經濟航母,會一帆風順嗎?
第一章 羅斯切爾德家族:“大道無形”的世界首富
拿破侖的滑鐵盧與羅斯切爾德的凱旋門
羅斯切爾德起家的時代背景
老羅斯切爾德的第一桶金
內森主宰倫敦金融城
傑姆斯征服法蘭西
所羅門問鼎奧地利
羅斯切爾德盾徽下的德國和意大利
羅斯切爾德金融帝國
第二章 國際銀行家和美國總統的百年戰爭
刺殺林肯總統
貨幣發行權與美國獨立戰爭
國際銀行家的第一次戰役: 美國第一銀行(1791-1811)
國際銀行家卷土重來:美國第二銀行(1816-1832)
“銀行想要殺了我,但我將殺死銀行”
新的戰線:“獨立財政係統”
國際銀行家再度出手造成 “1857年恐慌”
美國內戰的起因源於歐洲的國際金融勢力
林肯的貨幣新政
林肯的俄國同盟者
誰是刺殺林肯的真凶?
致命的妥協:1863年國家銀行法
第三章 美聯儲:私有的中央銀行
神秘的哲基爾島
華爾街七巨頭:美聯儲的幕後推手
策立美聯儲的前哨戰:1907年銀行危機
從金本位到法定貨幣(Fiat Money):銀行家世界觀的大轉變
1912年大選烽煙
B計劃
美聯儲法案過關,銀行家美夢成真
誰擁有美聯儲?
美聯儲第一屆董事會
不為人所知的聯邦谘詢委員會
第四章 戰爭與大衰退:國際銀行家的“豐收時節”
沒有美聯儲,就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爭中的美聯儲
“為了民主和道德原則”,威爾遜走入戰爭
美國戰時的重要人物
凡爾賽和約:一份為期20年的休戰書
“剪羊毛”與美國1921年農業衰退
國際銀行家的1927年密謀
1929年泡沫破裂: 又一次“剪羊毛”行動
策劃大衰退的真正圖謀
第五章 廉價債務貨幣的“新政”
凱恩斯的 “廉價貨幣”
1932年總統大選
誰是富蘭克林. 德蘭諾.羅斯福
廢除金本位:銀行家賦予羅斯福的曆史使命
“風險投資”選中了希特勒
華爾街資助下的納粹德國
昂貴的戰爭與廉價的貨幣
第六章 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與“外交協會”
國際清算銀行:中央銀行家的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
統治世界的精英集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
三邊委員會
第七章 誠實貨幣的最後抗爭
總統令11110號: 肯尼迪的死亡證書
白銀美元的的曆史地位
銀本位的終結
“黃金互助基金”
特別提款權
廢除黃金貨幣的總攻
“經濟刺客”與石油美元回流
裏根:離心髒僅一毫米的子彈打碎了金本位的最後希望
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
1973年中東戰爭: 美元反擊戰
保羅.沃爾克:世界經濟“有控製地解體”
世界環保銀行: 要圈地球30%的陸地
金融核彈:目標東京
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黑客
狙擊歐洲貨幣的“危機弧形帶”
亞洲貨幣絞殺戰
中國未來的寓言
第九章 美元死穴與黃金一陽指
部分儲備金體係: 通貨膨脹的策源地
債務美元是怎樣“煉成”的
美國的“債務懸河”與亞洲人民的“白條”
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霸盤生意”
房利美和房地美: “第二美聯儲”
黃金:被軟禁的貨幣之王
一級警報:2004年羅斯切爾德退出黃金定價
黃金一陽指
第十章 謀萬世者
貨幣:經濟世界的度量衡
金銀:價格動蕩的定海神針
債務貨幣脂肪與GDP減肥
金融業: 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空軍”
未來的戰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金銀中國元:邁向世界儲備貨幣之路
後記 對中國金融開放的幾點看法
貨幣戰爭
序言起航的中國經濟航母,會一帆風順麽?
美國財長保爾森在訪華前夕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有線電視頻道CNBC訪問時指出,作為經濟大國,“他們已是全球經濟的領導者,世界其他國家不會再給他們很多時間”。毫無疑問,這個“他們”,就是中國。
顯然,今天的中國,正以驚人的速度,將自己變成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一部分。一係列的經濟數據和跡象都表明,龐大的中國經濟航母,已經起程。
如果說,三年前政治局請幾位學者進京講授大國崛起的曆史,還隻是在為中國可以預見的發展作準備,那麽從“崛起”到“發展”提法上的變化,就足以看出中國自信心的調整、看出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過了中央電視台那部叫作“大國崛起”的拍攝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對準中國:“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2040年左右,中國經濟實力將趕超美國”的說法不絕於耳,似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國經濟航母,會一帆風順麽?在未來至關重要的50年內,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現有的“航速”,勇往直前麽?可能影響航向、航線、航程的不可測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規分析,中國這艘巨型航母未來數十年最為險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過“台灣海峽”,以及在東亞相關海域能否獲得製海權。但是,筆者認為,中國能否在本世紀中葉成為真正世界經濟強國的最主要隱患,更有可能來自於一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即潛在的“金融大戰”的威脅。這種威脅的危險度,隨著中國加入WTO 五年屆滿、金融業將對外資的全麵開放而日益加劇。
即將對外資全麵開放的中國金融業,能夠有足夠的抗打擊能力包括實戰經驗,來防範金融衍生工具等一係列金融手段的“遠程精確打擊”麽?
以海戰作比:十年前,中國潛艇逼退美“尼米茲”號航母,今年10月底,中國“宋級”潛艇再次貼近至美軍“小鷹號”戰鬥群五英裏。中國在軍力暫時無法與美軍抗衡的現實情況下,製定出憑借潛艇戰術特性遏製美軍航母群的相應戰略。同樣,在中國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根本無法保證,某些認為中國強大有損於自身利益的國家不會在經濟領域,以金融戰爭的“核潛艇”,攻擊中國這艘已經起航的經濟航母,令中國經濟發展改變航向和航程。中國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強國目前隻是常規性的預測,並沒有包括對重大突發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壞與阻撓的評估,比如金融戰。
金融對外資開放,做個不恰當比喻,其風險甚至可能大於讓美國的所有航母編隊開到中國臨近海域。因為軍事攻擊最多摧毀建築設施消滅人體,以中國的疆域之廣,常規戰爭幾乎不可能造成中國經濟命脈的徹底損傷。而金融戰爭的隱蔽性和無戰例借鑒無實戰演練的殘酷性,對中國國家防務是一個巨大挑戰。一旦整個國家的經濟秩序遭到金融戰打擊,會迅即造成國內局勢動蕩,由“外患”引發“內亂”。
曆史和現實同樣嚴峻:蘇聯的解體、盧布的貶值;亞洲金融風暴、“四小龍”們偃旗息鼓;日本經濟仿佛被灌了迷魂藥似的一蹶不振。我們是否仔細想過:這一切隻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誰是幕後發力的真正推手?誰又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暗算的目標?最近幾個月來,前蘇聯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歐洲的銀行家接二連三被暗殺,這和前蘇聯的垮台有沒有聯係呢?決定蘇聯解體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還是金融打擊?
這不能不令人為中國金融體係的防禦能力擔憂,進而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前途擔憂。即便暫且擱置人民幣匯率和一萬億外匯儲備不談,那麽國家層麵的、國與國之間遊離於正常金融秩序視線之外的政治熱錢的博弈,中國到底處於怎樣的態勢,這不能不成為關注的重中之重。中華文明的善良隱忍,中國反複表達的“和平發展”的理念,能夠抵禦一貫具有顛覆性和攻擊性的“新羅馬帝國”的金融入侵麽?在現實層麵,中國目前是否具有這樣的專業人才儲備,足以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效防範潛在的金融攻擊呢?如果遭遇隱形的金融核訛炸甚至核攻擊,分布在世界金融領域的中國“海龜”中,會出現錢學森和鄧稼先這樣的國家棟梁麽?
保爾森將到中國進行一項“戰略性經濟對話”,伯南克也將隨行。美聯儲主席和財長同時抵達北京,這種出乎尋常的舉動背後的含義又是什麽呢?除了人民幣匯率,國與國之間還有怎樣不為外界所知的“較量”呢?保爾森在接受CNBC訪問時強調,為期兩天的對話將集中於討論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所帶來的長期挑戰。
那麽,這種所謂“長期挑戰”,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戰”呢?
本書的目的,就在於將世界18世紀以來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後的黑手曝光出來,回放、觀察、體會、對比、總結這些人的戰略目的和慣用手法,從而預測他們未來對中國打擊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討中國的反製之道。
戰爭已經開始,雖然看不見硝煙!
第一章羅斯切爾德家族 歐洲唯一的強權
隻要我能控製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製定法律。”
梅耶.羅斯切爾德
如果一個從事金融行業的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羅斯切爾德”(Rothschild)這個名字,就如同一個軍人不知道拿破侖,物理係的學生不知道愛因斯坦一樣。這個名字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對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所謂“大道無形”,羅斯切爾德家族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力是如此的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隱身能力讓人歎為觀止。
嚴密的家族控製,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鍾表一般精確的協調,永遠早於市場的信息獲取,徹頭徹尾的冷酷理智,永無止境的金權欲望,和基於這一切之上的對金錢和財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預見力,使得羅斯切爾德家族在兩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戰爭的殘酷漩渦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個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最為龐大的金融帝國。
內森是老羅斯切爾德的老三,也是五兄弟中最具膽識的一個。1798年被父親從法蘭克福派到英國開拓羅斯切爾德家族的銀行業務。內森是一個城府極深行事果決的銀行家,從沒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內心世界。憑著他驚人的金融天賦和神鬼莫測的手段,到1815年,他已成為倫敦首屈一指的銀行寡頭。他的大哥阿姆斯洛在法蘭克福打理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的大本營(M.A.RothschildandSons),他的二哥所羅門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建立了家族的另一分支銀行(S.M.RothschildandSons),他的四弟卡爾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另一個銀行,他的五弟傑姆斯在法國巴黎的銀行叫(MessieusdeRothschildFreres)。羅斯切爾德家族所構成的銀行體係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銀行集團。此時五兄弟正密切地注視著1815年的歐洲戰況。
這是一場關係著歐洲大陸命運和前途的重要戰爭。如果拿破侖取得了最終勝利,法國將不容置疑地成為歐洲大陸的主人。如果威靈頓勳爵打垮了法軍,那英國將主導歐洲的大國均勢。早在戰前,羅斯切爾德家族就非常具有遠見地建立了自己的戰略情報收集和快遞係統。他們成立了數量龐大的秘密代理人機製,這些類似戰略情報間諜的人被稱為“孩子們”。這些人被派駐歐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業中心,各種商業、政治和其它情報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維也納和那不勒斯之間往來穿梭。這個情報係統的效率、速度和準確度都達到令人歎為觀止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任何官方信息網絡的速度,其他商業競爭對手更是難以望其項背。這一切使得羅斯切爾德銀行在幾乎所有的國際競爭中處於明顯的優勢。
“羅斯切爾德銀行的馬車奔馳在(歐洲各地)的公路上,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船穿梭於海峽之間,羅斯切爾德銀行的間諜們遍布(歐洲的)城市街道,他們揣著大量現金、債券、信件和消息,他們最新的獨家消息在股票市場和商品市場中被迅速地傳播著。但所有的消息都沒有滑鐵盧戰役的結果更為寶貴。”[注1.1]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近郊展開的滑鐵盧戰役,不僅是拿破侖和威靈頓兩支大軍之間的生死決鬥,也是成千上萬投資者的巨大賭博,贏家將獲得空前的財富,輸家將損失慘重。倫敦股票交易市場的空氣緊張到了極點,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了滑鐵盧戰役的最終結果。如果英國敗了,英國的公債(Consols)的價格將跌進深淵;如果英國勝了,英國公債將衝上雲霄。
正當兩支狹路相逢的大軍進行著殊死戰鬥時,羅斯切爾德的間諜們也在緊張地在兩邊的內部收集著盡可能準確的各種戰況進展的情報。更多的間諜們隨時負責把最新戰況轉送到離戰場最近的羅斯切爾德情報中轉站。到傍晚時分,拿破侖的敗局已定,一個名叫羅斯伍茲(Rothworth)的羅斯切爾德快信傳遞員親眼目睹了戰況,他立刻騎快馬奔向布魯塞爾,然後轉往奧斯坦德(Ostende)港。當羅斯伍茲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別通行證的羅斯切爾德快船時,已經是深夜時分。這時英吉利海峽風急浪高,在付了2000法郎的費用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水手連夜幫他渡過了海峽。當他於6月19日清晨到達英國福克斯頓(Folkstone)的岸邊時,內森.羅斯切爾德親自等候在那裏。內森快速打開信封,瀏覽了戰報標題,然後策馬直奔倫敦的股票交易所。
當內森快步進入股票交易所時,正在等待戰報的焦急和激動的人群立刻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著內森那張毫無表情莫測高深的臉。這時的內森放慢了腳步,走到自己的被稱為“羅斯切爾德支柱”的寶座上。此時他的臉上的肌肉仿佛像是石雕一般沒有絲毫情緒浮動。這時的交易大廳已經完全沒有了往日的喧囂,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富貴榮辱寄托在內森的眼神上。稍事片刻,內森衝著環伺在身邊的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交易員們遞了一個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聲不響地衝向交易台,開始拋售英國公債。大廳裏立時就引起了一陣騷動,有些人開始交頭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這時,相當於數十萬美元的英國公債被猛然拋向市場,公債價格開始下滑,然後更大的拋單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債的價格開始崩潰。
這時的內森依然毫無表情地靠在他的寶座上。交易大廳裏終於有人發出驚叫“羅斯切爾德知道了!”,“羅斯切爾德知道了!”,“威靈頓戰敗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觸電一般醒過味來,拋售終於變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時候,跟隨別人的行為成了一種自我強製性行為。每個人都想立刻拋掉手中的已經毫無價值的英國公債,盡可能地留住一些殘餘不多的財富。經過幾個小時的狂拋,英國公債已成為一片垃圾,票麵價值僅剩下5%。
此時的內森像一開始一樣,仍然是漠然地看著這一切。他以一種不是經過長期訓練絕不可能讀懂的眼神輕微地閃動了一下,但這次的信號卻完全不同。他身邊的眾多交易員立即撲向各自的交易台,開始買進市場上能見到的每一張英國公債。
6月21日晚11點,威靈頓勳爵的信使亨利.波西(HenryPercy)終於到達了倫敦,消息是拿破侖大軍在8個小時的苦戰後被徹底打敗了,損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法國完了!
這個消息比內森的情報晚了整整一天!而內森在這一天之內,狂賺了20倍的金錢,超過拿破侖和威靈頓幾十年戰爭中所得到的財富的總和![注1.2]
滑鐵盧一戰使內森一舉成為英國zf最大的債權人,從而主導了英國今後的公債發行,英格蘭銀行被內森所控製。英國的公債就是未來zf稅收的憑證,英國人民向zf繳納的各種稅賦的義務變成了羅斯切爾德銀行向全民變相征稅。英國zf財政支出是靠發行公債來籌集,換句話說,英國zf因為沒有貨幣發行權而必須向私人銀行借錢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幣結算。當內森手裏攥著具有壓倒優勢的英國公債數量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決定著公債的價格,左右著整個英國的貨幣供應量,英國的經濟命脈被緊緊地捏在了羅斯切爾德家族的手中。
誌得意滿的內森毫不掩飾他征服了大英帝國的驕傲:“我不在乎什麽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製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製了大英帝國,而我控製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
“那些少數能理解這個係統(支票貨幣和信用貨幣)的人要麽是對這個係統所產生的利潤非常感興趣,要麽就是非常依賴這個係統的施舍(政治家),這個階層的人是不會反對我們的。在另一方麵,絕大多數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於這個係統所衍生出的資本所帶來的巨大優勢,他們將承受壓迫而且毫無怨言,甚至一點都不會懷疑這個係統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老羅斯切爾德生長在工業革命在歐洲迅猛發展,金融業空前繁榮的時代,全新的金融實踐和思想從荷蘭和英國向全歐洲輻射開來。隨著1694年英格蘭銀行的成立(BankofEngland),一個遠較過去複雜得多的金錢的概念和實踐被一大批富於冒險精神的銀行家創造了出來。在17世紀的一百年中,金錢的概念和形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從1694年到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時,人類曆史上銀行發行的紙幣量第一次超過了流通中的金屬貨幣總量[注1.3]。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對鐵路、礦山、造船、機械、紡織、軍工、能源等新興行業空前巨大的融資需求與傳統金匠銀行的古老低效和極為有限的融資能力之間產生了日益強烈的矛盾。以羅斯切爾德家族為代表的新興銀行家,抓住了這一曆史性的重要機遇,以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方式,全麵主導了現代金融業的曆史走向,而所有其他人的命運則不得不或毫無知覺地被這種製度所決定。1625年以來的兩次內戰和政局動蕩使英國國庫空虛,當1689年威廉一世入主英國(由於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才得到的王位)的時候麵對的是一個爛攤子,再加上他與法國路易十四正在進行的戰爭,使得威廉一世四處求錢幾近饑不擇食的程度。這時,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Paterson)為首的銀行家向國王提出一個從荷蘭學來的新生事物:建立一個私有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來為國王龐大的開支進行融資。這家私人擁有的銀行向zf提供120萬英鎊的現金作為zf的“永久債務”(PerpetualLoan),年息8%,每年的管理費4000英鎊,這樣每年zf隻要花10萬英鎊就可以立刻籌到120萬英鎊的現金,而且可以永遠不用還本錢!當然zf還要提供更多的“好處”,那就是允許英格蘭銀行發行國家認可的銀行券(BankNote)。人們長久以來就知道金匠銀行家(GoldsmithBanker)最有利可圖的就是發行銀行券,這些銀行券其實就是儲戶存放在金匠那裏保管的金幣的收據。由於攜帶大量金幣非常不便,大家就開始用金幣的收據進行交易,然後再從金匠那裏兌換相應的金幣。時間久了,人們覺得沒必要總是到金匠那裏存取金幣,後來這些收據逐漸成了貨幣。聰明的金匠銀行家們漸漸發現每天隻有很少的人來取金幣,他們就開始悄悄地增發一些收據來放貸給需要錢的人並收取利息,當借債的人連本帶息地還清借據上的欠款,金匠銀行們收回借據再悄悄地銷毀,好象一切都沒發生過,但利息卻是穩穩地裝進了他們自己的錢袋。一個金匠銀行的收據流通範圍越廣,接受程度越高,利潤就越大。而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銀行券的流通範圍和接受程度都是其它銀行遠遠無法比擬的,這些國家認可的銀行券就是國家貨幣。英格蘭銀行的現金向社會招募,認購2000英鎊以上的有資格成為英格蘭銀行的董事(Governor)。一共有1267人成為英格蘭銀行的股東,14人成為銀行董事,包括威廉.帕特森。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頒發了英格蘭銀行的皇家特許執照(RoyalCharter),第一個現代銀行就這樣誕生了。
英格蘭銀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國王和王室成員的私人債務轉化為國家永久債務,由全民稅收做抵押,由英格蘭銀行來發行基於債務的國家貨幣。這樣一來,國王有錢打仗或享受了,zf有錢做自己愛做的事了,銀行家放出了他們日思夜想的巨額貸款和得到了可觀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麵,隻有人民的稅收成了被抵押品。由於有了這樣強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國zf的赤字直線上升,從1670年到1685年,英國zf財政收入是2480萬英鎊,從1685到1700年,zf收入增加了一倍多,達到了5570萬英鎊,但英國zf的從英格蘭銀行的借貸從1685到1700年暴漲了17倍多,從80英鎊漲到了1380萬英鎊。[注1.4]
更妙的是,這個設計把國家貨幣的發行和永久國債死鎖在一起。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而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市場上將沒有貨幣流通,所以zf 也就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由於要償還利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必然導致需求更多的貨幣,這些錢還得向銀行借債,所以國債隻會永遠不斷增加,而這些債務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銀行家的錢袋,利息的負擔則由人民的稅收來負擔!
果然從此以後,英國zf就再也沒有還清債務,到2005年底,英國zf的欠債從1694年的120萬英鎊增加到了5259億英鎊,占英國GDP的42.8%。[注:1.5]
如此看來,為了這樣大的一筆巨款,如果有誰膽敢擋了私有化的國家銀行之路,砍掉個把國王的頭,或刺殺若幹個總統的風險,實在是值得冒一下。
1744年2月23日,梅耶.A.鮑爾出生在法蘭克福的猶太聚居區,他的父親摩西是一個流動的金匠和放貸人,常年在東歐一帶謀生。當梅耶出生以後,摩西決定在法蘭克福定居下來。梅耶從小就展現出驚人的智商,父親對他傾注了大量心血,悉心調教,係統地教授他關於金錢和借貸的商業知識。幾年以後,摩西去世了,年僅13歲的梅耶在親戚的鼓勵下來到漢諾威的歐本海默家族銀行當銀行學徒。
梅耶以其過人的悟性和勤奮迅速掌握了銀行的各類專門技能,在整整7年的歲月裏,他像海綿吸水一般吸收並消化著從英國傳來的種種金融業的奇思妙想。由於他的出色工作,梅耶被提拔成初級合夥人。在銀行工作的日子裏,他結識了一些很有背景的客戶,其中包括對他今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的馮.伊斯托弗將軍。正是在這裏,梅耶意識到把錢貸給zf和國王要比貸給個人的利潤和保險係數高得多,不僅僅貸款數額大得多,更有zf稅收做抵押。這種來自英國的全新的金融理念使梅耶的頭腦煥然一新。幾年以後,年青的梅耶回到了法蘭克福,繼續他父親的放貸生意。他還將自己的姓氏改為Rothschild(Rot是德文的紅色,Schild是德文的標記的意思)。當他得知馮·伊斯托弗將軍也回到法蘭克福並在威廉王子的宮廷中做事時,立刻想到要好好利用一下這層關係。當馮·伊斯托弗將軍再次見到梅耶時,也非常高興。將軍本人是一名錢幣收藏家,而梅耶對錢幣的研究更是幾代祖傳的,談起古代的各種錢幣那是如數家珍,直聽得將軍眉飛色舞。更讓將軍欣喜的是梅耶願意以很大的折扣賣幾枚罕見的金幣給將軍,很快馮·伊斯托弗將軍就把梅耶當做知己。工於心計的梅耶很快和宮廷的重要人物撚熟起來。終於有一天,經馮·伊斯托弗將軍引見,威廉王子召見了梅耶,原來王子本人也是金幣收藏家,梅耶用同樣的手段很快就讓王子對他青眼有加。在幾次以廉價賣給王子稀世罕見的金幣之後,王子也覺得不太好意思,就問梅耶有什麽需要幫忙的,梅耶不失時機地提出想要成為宮廷正式代理人,他終於如願以償了。1769年9月21日,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鑲上王室盾徽,旁邊用金字寫上:“M.A.羅斯切爾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一時間,梅耶的信譽大漲,生意越來越紅火。威廉王子本人在曆史上是一個嗜財如命的人,在18世紀的歐洲以“租借軍隊”給別的國家來“維護和平”而出名。他和歐洲各個王室都關係密切,他尤其喜歡和英國王室做生意,英國由於有很多海外利益,經常需要用兵,而自己的軍隊數量不敷使用,英國出的錢較多,也很少拖欠,所以和威廉王子一拍即合。後來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華盛頓對付的德國士兵比英國的還要多。後來威廉王子積攢下了歐洲曆史上王室最大的一筆遺產,大約相當於2億美元。難怪人們稱他是“歐洲最冷血的貸款鯊魚”。[注1.6]投身於威廉王子的帳下後,梅耶盡心竭力地把每件差事都辦得盡善盡美,因此深得王子信任。不久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1789-1799)爆發了,革命的浪潮從法國逐漸向周邊的君主製國家蔓延。威廉王子開始焦慮不安起來,他越來越擔心革命會在德國產生共鳴,暴徒們會洗劫他的財富。與王子的想法子相反,梅耶卻對法國革命非常高興,因為恐慌導致他的金幣生意量大漲。當革命的矛頭指向神聖羅馬帝國的時候,與英國的貿易中斷了,進口貨的價格飛漲。從英國販運商品到德國販賣使梅耶狠賺了一筆。梅耶一直是猶太社區非常積極的領袖人物。“每個星期六的晚上,當猶太教堂的禮拜結束之後,梅耶總是會邀請一些最具智慧的猶太學者到他的家裏,他們湊攏在一起,一邊慢慢地喝著葡萄酒一邊詳細地討論做一些事的順序直到深夜。“[注1.7]梅耶有句名言:“在一起祈禱的家庭將凝聚在一起。”後來的人們始終鬧不明白是什麽樣的力量能讓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人這樣執著於征服與權力。到1800年時,羅斯切爾德家族已成為法蘭克福最富有的猶太家族之一。梅耶還在這一年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授予的“帝國皇家代理”的稱號。這個稱號使他能通行帝國的各個地區,免除了加在其他猶太人身上的各種賦稅,他的公司人員還可以配帶武器等。
1803年,梅耶和威廉王子的關係日益密切,使梅耶的勢力大大地躍上一個台階。事情是這樣的,威廉王子的一位表兄是丹麥國王,他向威廉王子提出想借一筆款子,威廉王子怕露富就不願答應。當梅耶得知此事以後,認為是個很好的機會,就向王子提出一個解決方案,由王子出錢,梅耶出麵協商,以羅斯切爾德的的名義給丹麥國王貸款,利息梅耶可以提成。王子仔細想了想,覺得是個不錯的辦法,人怕出名豬怕壯,想放貸收錢又不想漏富。對於梅耶來說,放貸給國王的名氣是他夢寐以求的事,不僅得到可靠的回報,更是提高信譽的絕好機會。結果是貸款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緊接著,又有六筆丹麥王室的貸款通過梅耶成交。羅斯切爾德名聲鵲起,尤其是他與皇室的密切聯係在歐洲開始為人所知。拿破侖當政以後,曾經試圖將威廉王子拉到自己一邊,威廉王子首鼠兩端,不願在形勢明朗之前選邊站隊,最後拿破侖不厭其煩,宣布“要把赫思-凱瑟(威廉王子家族)從歐洲的統治者名單中清除出去”,隨即法軍大兵壓境,威廉王子倉皇流亡到丹麥,出逃之前,將一筆價值300萬美元的現金交給梅耶保管。就是這300萬現金為梅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財富,成為梅耶通往他的金融帝國的第一桶金。梅耶有比建立一個英格蘭銀行要大得多的雄心!當他在得到了威廉王子的這筆巨款的時候,他就要開始點兵遣將了。他的五個兒子像五把利箭射向歐洲的五個心髒地區。老大阿姆斯洛鎮守法蘭克福總部,老二所羅門到維也那開辟新戰場,老三內森被派往英國主持大局,老四卡爾奔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根據地並作為兄弟之間的信使往來穿梭,老五傑姆斯執掌巴黎業務。
“他們是世界金錢市場的主宰,當然也就是幾乎所有一切其它事物的主宰。他們實際上擁有整個南意大利地區的財政收入做抵押的資產,(歐洲)所有國家的國王和部長都在聆聽他們的教誨。”
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拉裏(BenjaminDisraeli)
倫敦金融城是大倫敦地區中心的一塊占地僅2.6平方公裏的地區。18世紀以來一直是英國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它擁有獨立的司法係統,與梵蒂岡很類似,頗像一個國中之國。這個彈丸之地雲集著包括英格蘭銀行總部在內的世界主要的金融機構,創造了當今英國GDP的六分之一。誰主宰著倫敦城,誰就主宰著英國。
內森初到英國正值法英對峙,互相封鎖。英國貨在歐洲價格賣得很高,內森開始與在法國的弟弟傑姆斯聯手把貨物從英國偷運到法國轉手,從中賺了很多錢。後來內森結識了英國財政部的官員約翰.哈裏斯,打聽到英軍在西班牙的困境。當時威靈頓公爵所統帥的英軍已經做好了進攻法軍的準備,唯一缺少軍餉。軍中的財務官拒絕接收銀行券,隻接收金幣,而當時威靈頓公爵的軍中黃金非常短缺。
內森靈機一動,決心要在此事上大撈一筆。他四處打聽黃金的貨源,正好東印度公司有一批黃金剛從印度運來,準備出售,而英國zf也想購買,隻是覺得價格太高,想等黃金價格降下來再購進。內森摸準了情況,立即將他帶到英國打天下的威廉王子的300萬現金和自己走私英國貨物賺來的大筆資金全部壓上,搶先與東印度公司成交購買黃金80萬磅。然後立刻抬高黃金價格,英國zf眼見黃金價格降不下來,前方軍情又十萬火急,隻有從內森手中以高價購進。這一筆讓內森賺得盆滿缽滿。
但內森的連環計後手不斷,他又提出要護送這批黃金到威靈頓公爵的軍中。當時法國對英國進行嚴密的陸上封鎖,此行風險極大,英國zf願意付很高的價錢來運送這批黃金。拿到這個差事之後,內森讓他的弟弟傑姆斯通知法國zf,內森想運送黃金到法國,結果英國zf非常憤怒,因為黃金流到法國會大大削弱英國的財政能力。法國方麵一聽這樣令人歡欣鼓舞的大好事,豈有不大力支持的道理,立即下令法國警察沿途保護,一路放行。個別瞧出破綻的法國官員也被重金賄賂,裝聾作啞。於是內森等人壓送的黃金,得到了英法兩國zf的支持,浩浩蕩蕩大搖大擺地進入巴黎的銀行,內森一麵參加法國zf的歡迎宴會,一麵悄悄派人把黃金兌換成威靈頓公爵能夠接受的金幣,再神不知鬼不覺地通過羅斯切爾德的運輸網絡運到了西班牙的英軍手中。其手法的高妙直追現代好萊塢的電影情節。
一位普魯士住英國的外交官這樣說道:“羅斯切爾德對這裏(倫敦)的金融事務影響力大得驚人。他們完全決定著倫敦金融城的外匯交易價格。作為銀行家,他們的權力令人瞠目。當內森發怒時,英格蘭銀行都在顫抖。”有一次,內森拿著他哥哥阿姆斯洛從法蘭克福羅斯切爾德銀行開的支票到英格蘭銀行要求兌換現金,銀行以隻兌換本銀行支票為由加以拒絕。內森勃然大怒,第二天一早,他領著自己的九名銀行職員,帶著大批英格蘭銀行的支票來要求兌現黃金,隻一天就使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明顯下降。第二天,內森帶來更多的支票,一名銀行的高級主管顫聲問內森還要兌換幾天,內森冷冷地回答:“英格蘭銀行拒絕接受我的支票,我幹嗎要它的?”英格蘭銀立即行召開緊急會議,然後銀行的高級主管非常客氣地告訴內森,英格蘭銀行今後將榮幸地兌換所有羅斯切爾德銀行的支票。
內森在滑鐵盧戰役中一舉奪得倫敦金融城的主導權,從而掌握了英國的經濟命脈。從此,包括貨幣發行和黃金價格等至關重要的決定權一直把持在羅斯切爾德家族的手中。
“當一個zf依賴銀行家的金錢時,他們(銀行家)而不是zf的領導人掌握著局勢,因為給錢的手始終高於拿錢的手。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道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利。”
拿破侖,1815
老羅斯切爾德的老五傑姆斯在拿破侖執政時期,主要來往於倫敦和巴黎之間,建立家族運輸網絡來走私英國貨。在幫助威靈頓運送黃金和英國國債收購戰之後,傑姆斯在法國名聲大噪。他建立了羅斯切爾德巴黎銀行,並暗地裏資助西班牙革命。
1817年,滑鐵盧戰敗之後,法國喪失了拿破侖戰爭中得來大片領土,政治上限於被圍堵的境地,國民經濟也日益凋弊。路易十八的zf四處貸款希望在財政上逐漸站穩腳跟。一家法國銀行和英國的巴林銀行得到了數目龐大的zf貸款項目,而聲名赫赫的羅斯切爾德銀行卻名落孫山,傑姆斯為此憤憤不平。
到了1818年,由於前一年發行的zf債券在巴黎和其他歐洲城市都行情見漲,法國zf嚐到了融資的甜頭,想再向這兩家銀行貸款。羅斯切爾德兄弟嚐試了一切辦法也得不到半點利益。原來,法國貴族們自恃出身顯赫血脈高貴,覺得羅斯切爾德家族不過是一群鄉巴老暴發戶,不願意和他們做生意。盡管傑姆斯在巴黎財雄氣粗,豪宅華服,但社會地位並不高,法國貴族的高傲令傑姆斯惱羞成怒。
他立即和其他幾個兄弟開始策劃製服法國貴族們的計劃。而法國的貴族們高傲卻不聰明,更低估了羅斯切爾德家族在金融方麵出類拔萃的戰略戰術,其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能力,並不低於拿破侖在軍事上的造詣。
1818年11月15日,一向穩健升值的法國公債突然開始頗不尋常地跌價。很快,zf的其它債券也開始受到影響,價格出現了不同程度地下滑。市場上的投資者開始議論紛紛。隨著日子地推移,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糟。交易所裏的議論逐漸演變成流言四起,有人說拿破侖可能再次上台,也有人說zf財政稅收不足以償還利息,還有人擔心新的戰爭。
路易十八的宮廷內部也是相當緊張,債券如果繼續大幅下滑,zf以後的開支將無從籌集。高傲的貴族們的臉上也堆滿了愁容,每個人都在擔心這個國家的未來。隻有兩個人在一邊冷眼旁觀,他們就是傑姆斯和他的哥哥卡爾。
由於有英國的前車之鑒,慢慢地有人開始懷疑羅斯切爾德家族在操縱公債市場。實際情況正是如此。從1818年的10月開始,羅斯切爾德家族開始以其雄厚的財力做後盾,在歐洲各大城市悄悄吃進法國債券,法國債券漸漸升值。然後,從11月5日開始,突然在歐洲各地同時放量拋售法國債券,造成了市場的極大恐慌。
當眼看著自己的債券價格像自由落體一般滑向深淵,路易十八覺得自己的王冠也隨之而去了。此時,宮廷裏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國王進言,為什麽不讓富甲天下的羅斯切爾德銀行試試挽救局麵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講不起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馬上召見傑姆斯兄弟。愛麗舍宮的氛圍為之一變,被冷落許久的傑姆斯兄弟處處被笑臉和尊敬迎接著。
果然傑姆斯兄弟一出手就製止住了債券的崩潰,他們成了法國上下矚目的中心,在法國軍事戰敗之後,而他們從經濟危機中拯救了法國!讚美和鮮花令傑姆斯兄弟陶醉不已,連他們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時裝。他們的銀行成了人們競相求貸的地方。
羅斯切爾德家族完全控製了法國金融。
“在他們(羅斯切爾德家族)的眼裏沒有戰爭與和平,沒有口號和宣言,也沒有死亡或榮譽,他們忽略了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東西。他們的眼中隻有墊腳石。威廉王子是一個,下一個就是梅特涅。”-福德裏克.默頓
所羅門是梅耶的老二,常年穿梭於歐洲各大城市之間,擔任家族各個銀行之間的協調角色。他在幾個兄弟中具有過人的外交才能,他說話用辭考究,巧於恭維。一位和所羅門打過交道的銀行家曾評論道“沒有人離開他時不是神清氣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弟兄們公推他到維也納開拓歐洲心髒地區的銀行業務。
維也納乃是當時歐洲的政治中心,幾乎所有的歐洲王室都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哈布斯堡王朝作為神聖羅馬帝國(1806年解體)的王室統治著包括的奧地利、德國、意大利北部、瑞士、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捷克、斯洛文尼亞以及法國東部地區長達400餘年,是歐洲最古老最正宗的王室血脈。
拿破侖戰爭雖然打垮了神聖羅馬帝國,但它的繼承者奧地利仍然以中歐的龍頭自居,傲視其他的王室。加之其正統的天主教教義,和英法等新教盛行的國家相比要僵化不少。和這樣的高貴家族打交道,那是要比威廉王子的檔次高得多了。雖然羅斯切爾德家族過去曾經幾次想和哈布斯堡建立商業關係,結果始終被王室擋在圈子之外,不得其門而入。
當拿破侖戰爭結束後,所羅門再次叩響維也納的大門時,情勢已經全然不同了。羅斯切爾德家族在歐洲已成為名噪一時的望族,挾征服英法之銳氣,底氣是足了不少。盡管這樣,所羅門也不敢造次去直接和哈布斯堡的人談生意,而是找到了一塊墊腳石,他就是名震19世紀歐洲政壇的奧地利外長梅特涅(KlemensvonMetternich)。
在打敗拿破侖之後的歐洲,由梅特涅牽頭建立的維也納體維係了19世紀歐洲最長的和平時期。他在奧地利日漸衰落而強敵環俟的不利態勢下,把製衡的精髓發揮到了極致。他利用哈布斯堡在歐洲殘存的皇家正統號召力,拉住鄰國普魯士和俄國組成神聖同盟,既達到了遏製法國的東山再起,又牽製了俄國擴張的躁動,還形成了聯合壓製境內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浪潮的機製,確保了奧地利境內多民族分裂勢力不致失控。
1818 年的亞琛會議(Aix-la-ChapelleCongress)是討論拿破侖戰爭之後歐洲未來的一次重要會議,來自英、俄、奧、普、法等國代表決定了法國的戰爭賠款和同盟國撤軍等問題。所羅門和他的弟弟卡爾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經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薦,所羅門結識了梅特涅,並很快地與梅特涅成為無話不談的密友,一方麵所羅門回腸蕩氣的讚美讓梅特涅極為受用,另一方麵,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羅斯切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兩人湊在一起一拍既合。所羅門和金斯更是鐵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極力推薦下,加之羅斯切爾德與威廉王子和丹麥王室密切的商業關係,哈布斯堡高大的圍牆終於被所羅門越過了。王室開始固定和頻繁地向所羅門的銀行貸款和融資,所羅門很快就成了“圈裏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羅斯切爾德四兄弟(內森除外)男爵封號。
在所羅門的大力資助之下,梅特涅開始擴張奧地利的影響力,四處派出軍隊去麻煩地區“保衛和平”,使原本國力日衰的奧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債務泥潭,從而更加依賴所羅門的銀箱。1814年到1848年的歐洲被稱為“梅特涅”的時代,而實際上控製著梅特涅的是背後的羅斯切爾德銀行。
1822 年,梅特涅、金斯、所羅門、傑姆斯和卡爾三兄弟參加了重要的維羅訥會議(VeronaCongress)。在會後,羅斯切爾德銀行得到了利益豐厚的資助第一條中歐鐵路的項目。奧地利人越來越感受到羅斯切爾德的影響力,人們開始說“奧地利有一個費迪南(Ferdinand)皇帝和一個所羅門國王。”1843年,所羅門收購了Vítkovice聯合礦業公司和奧地利-匈牙利冶煉公司,這兩家公司都名列當時世界10家最大的重工業公司。
到1848 年,所羅門已成為奧地利金融和經濟的主宰者。
自從拿破侖從德國撤軍之後,德國由過去300多個鬆散的封建小國合並成30多個較大的國家,並成立了德意誌邦聯(TheGermanConfederation)。留守法蘭克福的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為德意誌的首屆財政部長,1822年被奧地利皇帝加封為男爵。法蘭克福的羅斯切爾德銀行成為德國金融的中心。由於阿姆斯洛膝下無子,引為終生憾事,所以對後起之秀傾心扶持眷顧。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愛的年青人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現代史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vonBismarck)。
老四卡爾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個,擔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來歐洲各地傳遞信息和協助其他兄弟。在幫助五弟在法國1818年國債戰役取得輝煌勝利之後,被執掌家門的三哥內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銀行。他在意大利卻發揮了超出其他兄弟預期的水平。卡爾不僅資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鎮壓革命的軍隊,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當地zf承擔了占領軍的費用。他還幫朋友麥迪其策劃並奪回了那不勒斯財政大臣的要職。卡爾逐漸地成為意大利宮廷的財政支柱,影響力遍及意大利半島。他還與梵蒂岡教廷建立了商業往來,當教皇格裏高利十六世見到他時,破例伸出手讓卡爾親吻,而不是慣常地伸出腳來。
“隻要你們兄弟凝聚在一起,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家銀行能夠與你們競爭,傷害你們,或是從你們身上漁利。你們合在一起將擁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家銀行都要大的威力。”
戴維森給內森的信1814年6月24日
當老羅斯切爾德1812年去世之前,列下了森嚴的遺囑:
1 所有的家族銀行中的要職必須由家族內部人員擔任,決不用外人。隻有男性家族人員能夠參與家族商業活動。
2 家族通婚隻能在表親之間進行,防止財富稀釋和外流。這一規條在前期被嚴格執行,後來放寬到可以與其他猶太銀行家族通婚。
3 絕對不準對外公布財產情況。
4 在財產繼承上,絕對不準律師介入。
5 每家的長子作為各家首領,除非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選次子接班。
任何違反遺囑的人,將失去一切財產繼承權。
中國有句俗話,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羅斯切爾德家族通過家族內部通婚嚴格防止財富稀釋和外流。在100多年裏,家族內部通婚18次,16次是在第一表親(堂兄妹)之間。
據估計,1850年左右,羅斯切爾德家族總共積累了60億美元的財富,如果以6%的回報率計算,到15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的家族資產將至少在30萬億美元之上。[注1.8]
嚴密的家族控製,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鍾表一般精確的協調,永遠早於市場的信息獲取,徹頭徹尾的冷酷理智,永無止境的金權欲望,和基於這一切之上的對金錢和財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預見力,使得羅斯切爾德家族在兩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戰爭的殘酷漩渦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個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最為龐大的金融帝國。
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遍及歐洲主要城市,他們擁有自己的情報收集和快速傳遞係統,甚至歐洲國家的王室和貴族在需要迅速和保密地傳遞各種信息時,都是通過他們的係統。他們還首創了國際金融清算係統,利用他們對世界黃金市場的控製,他們在家族銀行體係中首先建立起不用實物黃金運輸的賬目清算係統。在這個世界上,隻怕沒有其他人比羅斯切爾德家族更能深刻理解黃金的真正意義。當2004年羅斯切爾德家族宣布退出倫敦黃金定價係統時,他們正在悄悄地遠離未來世界空前的金融風暴的中心,摘清他們與黃金價格之間的關係。負債累累的美元經濟和危機四伏的世界法定貨幣體係,以及世界外匯儲備體係很有可能將麵臨一場清算,隻擁有微不足道的黃金儲備的亞洲國家積累多年的財富,將被“重新分配”給未來的贏家。對衝基金將再次發動攻擊,隻不過這一次的對象將不再是英鎊和亞洲貨幣,而是世界經濟的支柱-美元。
對於銀行家而言,戰爭是天大的喜訊。因為和平時期緩慢折舊的各種昂貴設施和物品會在戰爭中頃刻之間灰飛煙滅,交戰各方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取得勝利,到戰爭結束時,zf無論輸贏都將深深地陷入銀行的債務陷阱之中。在英格蘭銀行成立到拿破侖戰爭結束的121年的時間裏(1694-1815),英國有56年處於戰爭之中,剩下的一半時間在準備下一場戰爭。策動和資助戰爭符合銀行家的根本利益,羅斯切爾德家族也不例外,從法國大革命(178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乎所有的近代戰爭的背後幾乎都閃動著他們的影子。羅斯切爾德家族是當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最大的債權人。在老羅斯切爾德的夫人(GutleSchnaper)去世之前說道:“如果我的兒子們不希望發生戰爭,那就不會有人熱愛戰爭了。”
到十九世紀中葉,英、法、德、奧、意等歐洲主要工業國的貨幣發行大權均落入了羅斯切爾德家族控製之中,“神聖的君權被神聖的金權所取代”。此時,大西洋彼岸美麗繁榮富庶的美利堅大陸早已落入了他們的視野。
第二章國際銀行家和美國總統的百年戰爭 上)
我有兩個主要的敵人:我麵前的南方軍隊,還有在我後麵的金融機構。在這兩者之中,後者才是最大的威脅。我看見未來的一場令我顫抖的危機正在向我們靠近,讓我對我們的國家的安危顫栗不已。金錢的力量將繼續統治並傷害著人民,直到財富最終積聚到少數人手裏,我們的共和國將會被摧毀。我現在對這個國家安危的焦慮勝過以往任何時候,甚至是在戰爭之中也是如此。”
林肯
如果說中國的曆史是圍繞著政治權力鬥爭而展開,不理解帝王心術就無法洞察中國曆史的精髓。那麽西方曆史則是沿著金錢角逐而進化的,不明了金錢的機謀就不能把握西方曆史的脈絡。
美國是曆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廣泛的影響力在人類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美國的成長曆程充滿了國際勢力的幹預和陰謀,其中,尤以國際金融勢力對美國的滲透和顛覆最令人驚心動魄,而卻最不為人所知。
民主製度的設計和建立幾乎是全神貫注地防範封建專製勢力的威脅,並在這方麵取得了可觀的成效,但是,民主製度本身對金錢權力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卻沒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製度對於國際銀行家通過控製貨幣發行權,來控製整個國家這一戰略主攻方向的判斷和防禦出現了重大漏洞。“金錢超級特殊利益集團”與美國民選zf在南北戰爭前後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裏,雙方在美國私有中央銀行係統的建立這一金融製高點上進行了反複的殊死搏鬥,前後共有7位美國總統因此被行刺,多位國會議員喪命。美國曆史學家指出,美國總統的傷亡率比美軍二戰期間,諾曼底登陸的一線部隊的平均傷亡率還要高!
隨著中國金融的全麵開放,國際銀行家將大舉深入中國的金融腹地,昨天發生在美國的故事,今天會在中國重演嗎?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艱難困苦和重重危機中度過了四年殘酷內戰的林肯總統,終於在5天前迎來了南軍將領羅勃特·李將軍向北方格蘭特將軍投降的勝利消息,總統高度緊張的神經一下子鬆弛下來,興致頗高地來到華盛頓的福特劇院看表演。10點15分,凶手潛入沒有守衛的總統包廂,在距離林肯不到兩英尺的後麵,用一把大口徑手槍向總統的頭部開槍,林肯總統中彈後倒向前方。第二天淩晨,林肯總統去世。
凶手是一個名叫布斯(JohnWilkesBooth)的在當時頗有名氣的演員。他在刺殺林肯之後倉皇出逃,4月26日凶手在逃亡途中被擊斃。在凶手的馬車裏,發現了很多用密碼寫成的信件和一些猶大·本傑明的私人物品,這個猶大是當時南方zf的戰爭部長和後來的國務卿,他也是南方金融方麵的實權人物,因為他和歐洲的大銀行家們過從甚密。他後來逃到了英國。林肯刺殺事件被廣泛認為是一個大規模的陰謀。參與陰謀的可能有林肯的內閣成員、紐約和費城的銀行家、南方的zf高官、紐約的報紙出版商和北方的激進分子。
凶手的孫女伊左拉在她的回憶錄中提到,林肯的被刺和歐洲的神秘人物有關,布斯在行刺之前,至少去過歐洲一次。凶手和猶大·本傑明關係很近,而猶大被廣泛地認為是羅斯切爾德銀行的代理人。
要理解林肯被刺殺的真正動機和圖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曆史縱深來審視美國立國以來,民選zf和金錢權力在控製貨幣發行權這一國家戰略製高點上的反複與殊死搏鬥。
在有關美國獨立戰爭的起源分析的曆史課本中,比較多地采取了全麵地和抽象地論述大的原則和意義。在這裏我們將從另一個視角,去闡述這場革命的金融背景和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最早到美洲大陸謀生的人大多是非常窮困的貧民,他們除了隨身的簡單行李,幾乎沒有什麽財產和金錢。當時的北美還沒有發現大型的金礦和銀礦,所以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極為短缺。加之與母國英國的貿易嚴重逆差使得大量金銀貨幣流向英國,更加劇了流通貨幣的稀缺[注2.1]。
北美的新移民通過辛勤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大量產品和服務由於流通貨幣短缺而無法進行充分和有效的交換,從而嚴重地製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應對這個難題,人們不得不使用各種替代貨幣進行商品交易。諸如動物的皮毛、貝殼、煙草、大米、小麥、玉米等接受程度較高的物品被各地用來當錢使。僅在北卡羅萊納州,1715年時就有多達17種不同的物品被當作法定貨幣(LegalTender),zf和民間可用這些物品進行稅務繳納、公私債務償還和商品服務買賣。當時所有這一切替代貨幣都以英鎊、先令作為會計結算標準。在實際運作中,由於這些物品的成色、規格、接受度和可保存性都相差很大,難以進行標準計量,所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沒有貨幣的燃眉之急,但仍然構成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
長期的金屬貨幣奇缺和替代實物貨幣應用的不便促使當地zf跳出傳統思維,開始了一種嶄新的嚐試,那就是由zf印刷和發行紙幣(Colonial*)來作為統一和標準的法幣。這種紙幣和歐洲流行的銀行券最大的區別就是它沒有任何金銀實物作抵押,是一種完全的zf信用貨幣。社會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向zf交稅,而隻要zf接受這種紙幣作為繳稅的憑證,它便具備了市場流通的基本要素。
新的貨幣果然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品貿易日趨繁榮。
同時代的英國的亞當.斯密也注意到了北美殖民地zf的這一新的貨幣嚐試,他相當清楚這種紙幣所帶來的對商業的巨大刺激作用,特別是對於缺少金屬貨幣的北美地區,“基於信用的買和賣,使得商家可以每月或每年定期結算相互之間的信用餘額,這將減少(交易的)不便。一個管理良好的紙幣係統,不僅不會產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況下擁有更多的優勢。”[注2.2]
但是,一種沒有抵押的貨幣是銀行家的天敵,因為沒有zf債務作抵押,zf就不需要向銀行借當時最為稀缺的金屬貨幣,銀行家手上最大的砝碼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
當本傑明.福蘭克林在1763年訪問英國時,英格蘭銀行的主管問他新大陸的殖民地如此興旺發達的原因時,福蘭克林回答:“這很簡單。在殖民地,我們發行自己的貨幣,名叫‘殖民券’。我們按照商業和工業的需要來發行等比例的貨幣,這樣,產品就很容易地從生產者那裏傳遞到消費者手中。用這種方式,創造我們自己的紙貨幣,並保證它的購買力,我們(的zf)不需要向任何人支付利息。”
這種新的紙貨幣必然會導致美洲殖民地脫離英格蘭銀行的控製。
憤怒的英國銀行家們立刻行動起來,在他們控製之下的英國議會在1764年通過“貨幣法案”(CurrencyAct),嚴厲禁止美洲殖民地各州印發自己的紙幣,並強迫當地zf必須使用黃金和白銀來支全部向英國zf的稅收。
福蘭克林痛苦地描述這個法案給殖民地各州帶來的嚴重經濟後果,“隻一年的時間,(殖民地的)情況就完全逆轉了,繁榮時代結束了,經濟嚴重衰退到大街小巷都站滿了失業的人群。”
“如果英格蘭不剝奪殖民地的發幣權,殖民地人民是樂意支付茶葉和其它商品額外的少量稅賦的。這個法案造成了失業和不滿。殖民地不能發行自己的貨幣從而將無法永久地擺脫國王喬治三世和國際銀行家的控製,是美國獨立戰爭最主要的原因。”[注2.3]
美國的開國奠基者們對於英格蘭銀行對於英國政治的控製和對人民的不公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年僅33歲就完成了萬古流芳的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也是美國第三屆總統的托馬斯.傑弗遜有一句警世名言:
“如果美國人民最終讓私有銀行控製了國家的貨幣發行,那麽這些銀行將先是通過通貨膨脹,然後是通貨緊縮,來剝奪人民的財產,直到有一天早晨當他們的孩子們一覺醒過來時,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家園和他們父輩曾經開拓過的大陸。”
當200多年後我們再來聆聽1791年傑弗遜的這一段話時,我們不禁驚歎他預見驚人的準確。今天,美國私有銀行果然發行了國家貨幣流通量的97%,美國人民也果然欠著銀行44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般的債務,他們也許真的有一天一覺醒來就會失去家園和財產,就像1929年發生過的一樣。
當美利堅的偉大先驅們用他們智慧和深邃的目光審視著曆史和未來時,他們在美國憲法第一章第八節開宗明義地寫下:“國會擁有貨幣的製造和價值規定的權利。”[注2.4]
(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1791-1811)
“我堅信銀行機構對我們的自由的威脅比敵人的軍隊更嚴重。”美國第三屆總統的托馬斯.傑弗遜1809
亞曆山大.漢密爾頓是一個與羅斯切爾德家族有著密切聯係的重量級人物。他出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在隱瞞了他的年齡、真名和出生地的情況下來到美國並與紐約望族的女兒成親,據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付款收據顯示,漢密爾頓接受過羅斯切爾德家族的資助。[注2.5]
1789年,漢密爾頓被華盛頓總統任命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他始終是美國中央銀行製度的主要推手。1790年,麵對獨立戰爭之後嚴重的經濟困境和債務危機,他強烈建議國會成立類似於英格蘭銀行的私有的中央銀行來完全負責發行貨幣的職責。他的主要思路是:私人擁有的中央銀行,總部設在費城,各地設立分支銀行,zf的貨幣和稅收必須放在這個銀行係統中,該銀行負責發行國家貨幣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向美國zf貸款並收取利息。該銀行總股本為1000萬美元,私人擁有80%的股份,美國zf擁有剩餘的20%。25人所組成的董事會中的20人由股東推舉,5人由zf任命。漢密爾頓代表著精英階級的利益,他曾經指出“所有的社會都分成極少數和大多數。前者出身良好而富有,後者則是普羅大眾。大眾是動蕩和改變的,他們很少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
而傑弗遜則代表著人民大眾的利益,對於漢密爾頓的觀點,他的回應是,“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1791年12月,當漢密爾頓的方案被提交國會討論時,立即引起了空前激烈的爭論。最終,參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了這項提案,而在眾議院也以39對20票過關。此時,被嚴重的債務危機壓得喘不過氣的總統華盛頓陷入了深深的猶豫,他征詢了當時的國務卿傑弗遜和麥迪遜的意見,他們明確的表示這個提案明顯與憲法衝突。憲法授權國會發行貨幣,但決沒有授權國會轉讓發幣權給任何私人銀行。華盛頓顯然被深深地觸動了,他甚至已決心要否決該法案。得知這個消息後,漢密爾頓立刻跑來遊說華盛頓,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的賬本似乎更有說服力,那就是如果不成立中央銀行以得到外國資金入股,zf將很快垮台。最終,迫在眉睫的危機壓倒了未來長遠的顧慮,華盛頓總統於1792年2月25日簽署了美國第一個中央銀行的授權,有效期20年。
國際銀行家終於取得了第一個重大勝利。到1811年,外國資本占到了1000萬股本中的700萬[注2.6],英格蘭銀行和內森.羅斯切爾德成為美國中央銀行的主要股東。
美國zf的債務在1781年僅有5.6萬美元,包括1.2萬美元的國際債務和4.4萬美元的國內債務,而從中央銀行成立的1791年到1796年短短的五年時間裏,美國zf的債務就增加了820萬美元。
漢密爾頓最終成為巨富。他後來與亞倫.波成立的紐約曼哈頓公司成為了華爾街的第一家銀行,它在1955年與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合並成為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ManhattanBank)。
傑弗遜在1798年懊惱地說:“我真希望我們能增加哪怕一條憲法修正案,取消聯邦zf借錢的權力。”
當傑弗遜當選第三屆美國總統(1801-1809)之後,他不遺餘力地試圖廢除美國第一銀行,到1811年銀行有效期滿的時候,雙方的角力達到了白熱化程度,眾議院以65對64僅一票否決了銀行授權延期的提案,而參議院是17對17打平。這次由副總統克林頓打破僵局投下關鍵的否決票,美國第一銀行於1811年3月3日關門大吉了。
這時坐鎮倫敦的內森.羅斯切爾德聞訊大發雷霆,他威脅道:“要麽給(第一美國)銀行授權延期,要麽美國將會麵對一場最具災難性的戰爭”。結果美國zf不為所動,內森立刻回應:“給這些放肆無理的美國人一場教訓,把他們打回到殖民地時代。”結果幾個月之後,爆發了英美之間的1812年戰爭。戰爭持續了三年,羅斯切爾德的目的非常明確,要打到美國zf債台高築,最後不得不屈膝投降,讓他們掌握的中央銀行繼續運作為止。結果,美國zf的債務從4500萬美元增加到1億2千7百萬美元,美國zf最終在1815年屈服了,麥迪遜總統在1815年12月5日提出成立第二家中央銀行,結果是1816年誕生的美國第二銀行(1816-1832)。
“銀行機構所擁有的對人民意識的支配必須被打破,否則這種支配將打破我們(的國家)。”
傑弗遜1815 年寫給門羅(美國第五屆總統)的信
美國第二銀行得到了20年的營業授權,這次總股本提高到3500萬美元,仍然是80%由私人占有,剩下的20%屬於zf。和第一銀行一樣,羅斯切爾德牢牢地把握了第二銀行的權力。
1828 年,安德魯.傑克遜參加了總統競選,在一次麵對銀行家發表演講時他不假顏色地說道:
“你們是一群毒蛇。我打算把你們連根拔掉,以上帝的名義,我一定會將你們連根拔掉。如果人民哪怕是知道我們的貨幣和銀行係統是何等的不公正,在明天天亮之前就會發生革命。”
當安德魯.傑克遜在1828年當選總統後,他決心廢除第二銀行。他指出“如果憲法授權國會發行貨幣,那是讓國會自己行使這個權力的,而不是讓國會授權給任何個人或公司的。”在11000人的聯邦zf工作人員中,他解雇了2000多與銀行相關的人員。
1832年是傑克遜總統競選連任的年頭,如果他連任,第二銀行的有效期將於1836年他的下一屆任期內結束,大家都知道總統對第二銀行的觀感,為了避免夜長夢多,銀行想在大選年趁亂提前再延續20年的經營特許權。與此同時,銀行家以300萬美元的重金不惜血本地資助傑克遜的競爭對手亨利.克雷(HenryClay),而傑克遜的競選口號是“要傑克遜,不要銀行。”最後傑克遜以壓倒優勢獲勝。
銀行經營權延期的提案在參議院以28對20獲得通過,在眾議院以107對85也成功過關,第二銀行主席彼托(Biddle)自恃有歐洲強大的羅斯切爾德金融帝國作為後援,並沒有將總統放在眼裏。當人們議論傑克遜可能會否決提案時,彼托毫不退讓地表示“如果傑克遜否決提案,我將否決他。”傑克遜總統當然毫無疑問地否決了第二銀行延期的提案,他還下令財政部長將所有zf儲蓄從第二銀行賬戶上立即取走,轉存進各州銀行。1835年1月8日,傑克遜總統還清了最後一筆國債,這是曆史上美國zf唯一的一次將國債降到了0,並且產生了3500萬美元的盈餘。曆史學家評論這一偉大成就為“這是總統最為燦爛的榮譽,也是他為這個國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波士頓郵報把這一成就和耶穌將放貸者(MoneyChangers)趕出神廟相提並論。
1835年1月30日,當美國第七屆總統安德魯.傑克遜來到國會山參加一位國會議員的葬禮。一位來自英國的失業油漆匠理查德.勞倫斯悄悄地跟隨著傑克遜總統,在他的口袋裏裝著兩把上好子彈的手槍。當總統進入葬禮儀式的房間時,勞倫斯距離總統距離較遠,他耐心地等待著更好的時機。儀式結束後,勞倫斯守候在兩根柱子之間,那裏是總統的必經之地。就在總統經過的一刹那,勞倫斯衝了出來,在距離總統不到兩米的地方開了槍,但是手槍炸了膛,子彈沒有射出。這時,周圍所有人都驚呆了。此時,戎馬一生的67歲的傑克遜總統並沒有驚慌失措,麵對窮凶極惡的殺手,他本能地舉起手杖自衛。這時,凶手已掏出第二把手槍開了火,結果仍然是個臭彈。命大福大的傑克遜險些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被刺殺的總統,兩把手槍都是臭彈的幾率據說僅為125000:1。
這位32歲的刺殺者號稱自己是英國國王的合法繼承人,美國總統殺死了他的父親,還拒絕讓他得到一大筆錢。後來在法庭上經過僅僅五分鍾的審理就斷定此人有精神病,沒有追究其法律責任。
從此以後,精神病就成為各種謀殺凶手最合適的借口了。
1835年1月8日,傑克遜總統還清了最後一筆國債,1月30日就發生了刺殺事件。關於凶手理查德.勞倫斯,格裏芬在他的書中寫道:“那個刺客要麽是真的瘋了,要麽是假裝瘋了來逃避嚴厲地懲罰。後來,他向別人誇口說他和歐洲有權勢的人有聯係,他得到許諾如果被抓住將會得到保護。”[注2.7]
1845 年6 月8 日,傑克遜總統去世。他的墓誌銘上隻有一句話,“我殺死了銀行。”
美國中央銀行的再度被廢,招致英國方麵的嚴厲報複,英國立刻停止了對美國的各種貸款,尤其厲害的殺招是收緊美國的黃金貨幣供應量。當時的英國金融在羅斯切爾德的運作下,擁有最大規模的黃金貨幣流通量,通過貸和美國中央銀行的運作,完全控製了美國的貨幣供應。當美國第二銀行的延期申請遭到總統否決之後,第二銀行主席彼托的對總統的“否決”啟動了。第二銀行宣布立即召回所有貸款,停止一切新貸款的發行。羅斯切爾德家族所把持的歐洲主要銀行也同時收緊了美國銀根,美國陷入了嚴重的“人為”貨幣流通量巨減的境地,最終引發了“1837年恐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長達5年之久,其破壞力之大前所未見,直追1929年美國大蕭條時期。
“1837年恐慌”以及後來的“1857年恐慌”,“1907年恐慌”再次印證了羅斯切爾德的一句名言:“隻要我能控製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製定法律。”
1837 年,當傑克遜總統大力支持的繼任者馬丁.馮.伯倫接手白宮時,他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克服由於國際銀行家緊縮貨幣供應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他針鋒相對的策略是建立“獨立財政係統”,將財政部所控製的貨幣從私人銀行係統中全部抽取出來,存放在財政部自己的係統中。史學家稱之為“財政與銀行的離婚。”
“獨立財政係統”的起因是傑克遜總統否決美國第二銀行經營權延期時,同時下令將zf的貨幣從該銀行全部取出,轉存到各州銀行之中。誰曾想,前麵剛躲過羅斯切爾德的魔掌,後麵的州級銀行也不是省油的燈。它們用zf的錢作為儲備(Reserve),然後大量發放信貸用於投機,這是導致“1837年恐慌”的另一個原因。馬丁.馮.伯倫提出的zf財政的錢應當與金融係統脫鉤,固然是為了保護zf的資金,也考慮到了銀行用人民的稅收進行大量投機放貸造成了經濟上的不公正。
“獨立財政係統”的另一個特點是所有進入財政係統的錢必須是金銀貨幣,這樣zf對國家的金銀貨幣的供應量就有了一個調控的支點,以對衝歐洲銀行家對美國貨幣發行的控製。這個思路從長遠來看應該不失是一個妙計,但是就短期而言卻引爆了眾多銀行的信用危機,加上美國第二銀行的煽風點火,危機變得無法控製。
亨裏.克雷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他是漢密爾頓私有中央銀行思想的重要衣缽繼承人,更是銀行家們的寵兒。他口才極佳,思路嚴密,頗具煽動力。他身邊聚集了一群支持銀行業並被銀行家所支持的議員,在他的組織下成立了輝格黨。輝格黨堅決反對傑克遜的銀行政策,並始終致力於重新恢複私有的中央銀行製度。
輝格黨1840年的總統大選中推出了戰爭英雄哈裏森(WilliamHenryHarrison),由於經濟危機民心思變,哈裏森順利當選第九屆總統。亨利.克雷以輝格黨領袖自居,多次“教導”哈裏森應該如何理政。在哈裏森當選總統之後,兩人矛盾日趨尖銳。亨利.克雷在列克星敦的家裏”召見“即將上任的總統,哈裏森為了顧全大局忍氣來到亨利.克雷的家,結果兩人因為國家銀行,獨立財政製度以及其它的問題鬧得不歡而散。原以為可以以太上皇身份發號施令的亨利.克雷,未經哈裏森同意就已經著人代筆總統的就職演說被哈裏森拒絕了,哈裏森還親自起草了長達8000多字的就職演說。他在這篇係統闡述治國思路的文件中,與亨利.克雷主張的私有中央銀行和廢除獨立財政的政策思路大唱反調,因而深深地刺痛了銀行家的利益[注2.8]。
1841年3月4日是個寒冷的日子,哈裏森總統在寒風中發表了就職演說,結果受了寒。對於戎馬生涯一輩子的哈裏森總統本不算什麽大事,誰知道他的病卻奇怪地日趨嚴重,到4月4日竟然不治而亡。剛剛上任的哈裏森總統正準備大展宏圖卻突然”受了涼“,一個月前還活蹦亂跳的總統突然就辭世了,無論如何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有曆史學者認為總統是被砒霜毒死的,可能下毒的時間是3月30日,6天以後,哈裏森總統去世。
圍繞私有中央銀行和獨立財政係統的鬥爭因為哈裏森總統的去世而更加激烈。亨利.克雷所主導的輝格黨於1841年兩次提出要恢複中央銀行和廢除獨立財政製度,結果兩次被哈裏森總統的接任者原副總統約翰.泰勒所否決。惱羞成怒的亨利.克雷下令將總統約翰.泰勒開除出輝格黨,結果泰勒總統有幸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開除出黨的”孤兒“總統。
到1849年,另一位輝格黨總統紮卡裏·泰勒當選後,恢複中央銀行的希望似乎近在咫尺。建立一個完全比照英格蘭銀行模式的私有中央銀行是所有銀行家最高的夢想,它意味著銀行家最終決定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鑒於哈裏森總統的前車之鑒,泰勒在重大的中央銀行問題上保持著相當大的模糊性,但他同時也不甘心成為亨利.克雷的傀儡。他曾私下裏明確表示:”建立中央銀行的主意是死定了,在我的任內是不會考慮它的。“結果死定的不是中央銀行的主意而恰恰是泰勒總統自己。
1850年7月4日,泰勒總統參加了在華盛頓紀念碑前舉行的國慶活動。當天的天氣非常炎熱,泰勒喝了些冰鎮牛奶,又吃了幾個櫻桃,結果有些鬧肚子,到7月9日這位健康魁梧的總統又神秘的死去了。
如此區區小病害得兩位軍人出身的總統死得不明不白,當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史學界為此爭論達百年之久,1991年,在征得泰勒總統後人的同意後,他的遺體被挖掘出來,總統的指甲和頭發被化驗,結果果然發現了砒霜,但當局很快下了少量的砒霜不足以致命的結論,然後匆匆結案。沒有人知道為什麽總統的體內會有這些砒霜。
第二章國際銀行家和美國總統的百年戰爭 下)
由於1836年美國第二銀行的關閉而導致國際銀行家突然出手,猛抽美國流通的金屬貨幣,造成美國持續5年的嚴重經濟危機。雖然在1841年,國際銀行家的代理人曾兩次試圖恢複私有中央銀行體係,但都沒有成功,雙方陷入僵持,美國的貨幣緊縮的狀態直到1848年才開始出現緩解。
情況開始好轉的原因當然不是由於國際銀行家大發慈悲,而是由於1848年,美國加州發現了巨大的金礦:舊金山。
從1848年開始持續9年美國的黃金供應量空前增長,僅加州就生產出價值5億美元的金幣。1851年澳大利亞也發現了大量金礦,世界範圍內的黃金供應量由1851年的1.44億先令猛增到1861年的3.76億先令。而美國國內的金屬貨幣流量從1840年的8300萬美元猛增到1860年的2.53億美元[注2.9]。
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黃金大發現打破了歐洲金融家對黃金供應量的絕對控製。被緊緊扼住貨幣供應量的美國zf長長地喘過一口氣。大量優質貨幣的供應大大增強了市場信心,銀行重新開始大規模擴張信貸,許多美國重要的工業、礦山、交通、機械等國家財富的最重要的基礎都是在這一段黃金般的歲月裏完成的。
眼看金融遏製難以奏效,國際銀行家早已有了新的對策。那就是,金融上控製,政治上分化。
早在危機結束之前,他們已經開始著手低廉地吸納美國的優質資產,到1853年,美國經濟蒸蒸日上時,外國資本,尤其是英國資本已經擁有了美國聯邦國債的46%,各州債券的58%,美國鐵路債券的26%,從而再度給美國經濟套上了籠頭,就等中央銀行製度一旦就位,美國經濟就和歐洲其它國家一樣被銀行家們所控製了。
國際銀行家再度施展他們的絕技,先使勁發放信貸,把泡沫吹起來,讓人民和其它行業拚命創造財富,然後突然猛踩信貸刹車,使得大量企業和人民因失血而破產,銀行家們就又有了一個好收成。果然,當看到收獲的季節到了,國際銀行家和他們在美國的代理人攜手再度收緊信貸,造成了”“1857年恐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此時的美國國力已非20年前可比,1857年恐慌並沒有重創美國經濟,僅一年就恢複了元氣。當看到美國的實力越來越強大,金融越來越難以操控時,挑動內戰,分裂美國就成了國際銀行家的當務之急。
“毫無疑問,把美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定好了的”。
德國首相俾斯麥美國是曆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廣泛的影響力在人類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美國的成長曆程充滿了國際勢力的幹預和陰謀,其中,尤以國際金融勢力對美國的滲透和顛覆最令人驚心動魄,而卻最不為人所知。
美國曆史上發生在其本土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當屬南北戰爭。這場曆時四年的血腥戰爭,南北雙方參戰人數高達300萬人,占其總人口的10%,,其中60萬人戰死,無數人員受傷,大量財產毀於戰火,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到14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完全平複。
今天,關於南北戰爭起源的爭論大多圍繞著戰爭的道義問題,即廢除奴隸製的正當性,恰如希特尼所說“如果沒有奴隸製,就不會有戰爭。如果沒有對奴隸製的道德譴責,就不會有戰爭。”(注:2.10)
其實,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關於奴隸製的爭論是經濟利益第一,道德問題第二。當時的南方經濟支柱就是棉花種植產業和奴隸製,如果廢除奴隸製,農場主就不得不按白人勞動力的市場價格支付工資給原來的奴隸,那麽整個產業就會陷入虧損,社會經濟結構勢必崩潰。
如果說戰爭是政治鬥爭的繼續,那麽政治利益衝突的背後正是經濟利益的較量。這種經濟利益的較量表麵上體現為南北方的經濟利益差異,但其實質是國際金融勢力為分裂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而玩弄“分而製之”(DivideAndConquer)的策略。
德國首相俾斯麥說得透徹“毫無疑問,把美國分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HighFinancialPowerofEurope)定好了的”。
其實“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軸心”的銀行家們正是美國南北戰爭的幕後黑手。
為了挑起美國內戰,國際銀行家們進行了長期縝密而周詳的策劃。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英國的紡織工業和美國南方的奴隸主階層逐漸建立起密切的商業聯係,歐洲的金融家們瞧準了這一機會,乘勢秘密發展起一個可以將來挑起南北衝突的人脈網絡。在當時的南方,到處都是英國金融家的各類代理人(Agents),他們和當地的政治勢力共同策劃脫離聯邦的陰並炮製各種新聞和輿論。他們巧妙地利用南北雙方在奴隸製的問題上的經濟利益衝突,不斷地強化、突出和引爆這一原本並非熱門的話題,並最終成功地把奴隸製問題催化成南北雙方水火不容的尖銳矛盾。
國際銀行家們做好了充分準備,就等戰爭開打,然後大發戰爭橫財。他們在策動戰爭的過程中,慣用打法是兩麵下注,無論誰勝誰負,巨額的戰爭開支所導致的zf 巨額債務都是銀行家們最豐盛的美餐。
1859年秋,法國著名銀行家索羅門·羅斯切爾德(SalomondeRothschild)(傑姆斯·羅斯切爾德BaronJamesdeRothschild 之子)作為一個旅遊者從巴黎來到美國,他是所有計劃的總協調人。他在美國南北奔走,廣泛接觸當地政界金融界要人,不斷地把收集到的情報反饋給坐鎮英國倫敦的表兄納薩尼爾·羅斯切爾德(NathanieldeRothschild)。他在與當地人士的會談中,公開表示將在金融方麵大力支持南方,並表示將盡全力幫助獨立的南方取得歐洲大國的承認。[注2.11]
國際銀行家在北方的代理人,是號稱紐約“第五大道之王”(TheKingofFifthAvenue)的猶太銀行家奧古斯特·貝爾蒙(AugustBelmont)。他是法蘭克福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的代理人,也是該家族的姻親。1829年,年僅15歲的奧古斯特就開始了銀行家生涯,他開始為法蘭克福的羅斯切爾德銀行工作,很快便顯露出出類拔萃的金融天賦。1832 年,他被提拔到那不勒斯的一家銀行工作以便曆煉他國際金融業務的經驗。他精通德、英、法、意大利語。他在1837年被派往紐約,由於他大手筆吃進zf 債券,很快便成為紐約金融界的領袖級人物,並被總統任命金融顧問。他代表英國和法蘭克福的羅斯切爾德銀行表態願意從金融上支持北方的林肯。
為了增大對北方的軍事壓力,1861年底英國增兵8000人到加拿大,隨時準備策應南軍的進攻,從北部邊界威脅林肯zf。1862年,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聯軍在墨西哥港口登陸,在美國南方邊境地區完成集結,必要時將進入美國南方直接與北方開戰。1863年10月3日,法軍將領耶列又增兵3萬,並占領了墨西哥城。
在戰爭爆發初期,南方的軍事進攻節節得手,英法等歐洲列強又強敵環俟,林肯陷入了極大的困難。銀行家們算準了此時的林肯總統國庫空虛,不進行巨額融資戰爭將難以為繼。自1812與英國的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國庫收入連年赤字,到林肯主政之前,美國zf預算的赤字都是以債券形式賣給銀行,再由銀行轉賣到英國的羅斯切爾德銀行和巴林銀行,美國zf需要支付高額利息,多年積累下來的債務已使zf舉步維艱。
銀行家們向林肯總統提出了一攬子融資計劃並開出了條件,當聽到銀行家們開出的利息要求高達24%到36%的時候,驚得目瞪口呆的林肯總統立即指著門讓銀行家們離開。這是一個徹底陷美國zf於破產境地的狠招,林肯深知美國人民將永遠無法償還這筆天文數字的債務。
沒有錢就無法進行戰爭,而向國際銀行家借錢無疑是把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林肯苦思冥想解決方案。這時,他在芝加哥的老友迪克·泰勒給林肯出了一個主意,zf 自己發行貨幣!
“讓國會通過一個法案,授權財政部印發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貨幣,支付士兵工資,然後去贏得你的戰爭。”林肯問美國人民是否會接受這種新貨幣,迪克說“所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將別無選擇,隻要你使這種新貨幣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zf賦予他們完全的支持,它們將會和真正的錢一樣通用,因為憲法授予國會發行和規定貨幣價值的權力。“
林肯聽了這個建議後,大喜過望,立即讓迪克籌劃此事。這個石破天驚的辦法打破了zf必須向私人銀行借錢並付高額利息的慣例。這種新貨幣使用綠色的圖案以區別與其它的銀行貨幣(BankNote),史稱“綠幣”(Greenback)。這種新貨幣的獨特新穎之處在於它完全沒有金銀等貨幣金屬做抵押,並在20年裏提供5%的利息。在內戰期間,由於這種貨幣的發行,克服了zf在戰爭初期嚴重缺乏貨幣的狀況,極大和高效地調動了美國北方的各種資源,為最終戰勝南方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同時,由於這種低成本的貨幣依法成為北方銀行的儲備貨幣,北方的銀行信貸得以大幅擴張,軍事工業、鐵路建設、農業生產和商業貿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1848年以來的黃金大發現,使美國的金融逐漸擺脫了完全被歐洲銀行家控製的極端不利的局麵,也正是由於大量的優質貨幣作為信心基礎,林肯的新幣才能夠廣為人民接受,為贏得南北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礎。更加令人吃驚的是,林肯發行的新幣並沒有造成類似獨立戰爭時期的嚴重通貨膨脹,從1861年內戰爆發到1865年結束,整個北方的物價指數僅僅溫和地從100增長到216。考慮到戰爭的規模和破壞程度的嚴重,以及與世界上其它同等規模的戰爭相比,不能不說是一種金融奇跡。相反,南方也采用了紙幣流通方式,但效果真是天壤之別,南方物價指數在同期內從100飆升到2776。
在整個南北戰爭期間,林肯zf一共發行了4億5千萬美元的新貨幣。這種新的貨幣機製運行得如此之好,以至於林肯總統非常認真地考慮要把這種無債貨幣(DebtFreeMoney)的發行長期化和法製化。而這一點則深深地刺痛了國際金融寡頭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zf都不用向銀行借錢而“悍然”自己發行貨幣,那銀行家對貨幣發行的壟斷將不複存在,銀行豈不是要喝西北風了嗎?
難怪在聽到這個消息後,代表英國銀行家的倫敦時報立即發表聲明,“如果源於美國的這種令人厭惡的新的財政政策得以永久化,那麽zf就可以沒有成本地發行自己的貨幣。它將能夠償還所有的債務並且不再欠債,它將獲得所有必要的貨幣來發展商業,它將變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國家,世界上的優秀人才和所有的財富將湧向北美。這個國家必須被摧毀,否則它將摧毀世界每一個君主製國家。”
英國zf和紐約銀行協會(NewYorkAssociationsofBanks)憤怒表示要實施報複。1861年12月28日,他們宣布停止向林肯zf支付金屬貨幣(Specie)。紐約的一些銀行還停止了黃金儲蓄者提取黃金,並宣布撤銷用黃金購買zf債券的承諾。美國各地銀行紛紛響應,他們跑到華盛頓向林肯總統提出變通方案,仍然采取過去的做法,把高利息的債券賣給歐洲銀行家們;把美國zf的黃金存到私人銀行作為信貸發放的儲備(Reserve),銀行家好大發其財;美國zf向工業部門和人民征稅去支持戰爭。(注2.12)
林肯總統理所當然地堅決拒絕了銀行家們這個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他的政策深得民心,美國人民踴躍購買了全部債券,並根據法律把它們當作現金使用。
銀行家們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發現國會發行林肯新幣的法案中並沒有提到國債利息支付是否使用黃金。銀行家們於是和國會議員達成了一項妥協,即允許林肯新幣購買國債,但利息部分要用金幣支付。這是一個完整計劃的第一步,先把美國國內的林肯新幣和黃金的價值掛鉤,而作為當時擁有世界儲備貨幣的英鎊係統的歐洲銀行家們,擁有遠遠多於美國的黃金貨幣。美國銀行家和國會的妥協,使國際金融勢力利用對美國黃金進出口總量的控製,間接達到操縱美國貨幣價值的效果。
當歐洲的國王們在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前後向美洲大量派兵準備分裂美國的最危險的時刻,林肯立刻想到了歐洲君主們的宿敵-俄國。林肯派出特使向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求救。當沙皇收到林肯的信,他並沒有立刻打開,隻是在手上掂了掂,然後說道:“在我們打開這封信或知道它的內容之前,我們將事先同意它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注:2.13)
沙皇準備軍事介入美國內戰有幾方麵的原因。一是唇亡齒寒的擔憂,在亞曆山大二世時期,橫掃歐洲的國際金融勢力已經叩響了克裏姆林宮的大門。銀行家們強烈要求比照歐洲“先進”金融國家的經驗,成立私有的中央銀行,沙皇早已瞧破了其中的殺招,堅決拒絕了這個要求。當看到岌岌可危的另一個反對國際金融勢力的林肯總統陷入危險境地時,亞曆山大二世如不出手相助,隻怕下一個就輪到他了。另一個原因是在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之前的1861年3月3日,亞曆山大二世宣布了解放農奴的法律,在廢除奴隸製這個方麵,雙方有些同氣連枝,惺惺相惜。還有一層就是俄國剛在1856年結束的克裏米亞戰爭(TheCrimeanWar) 中敗於英法之手,亞曆山大二世雪恥之心未泯。
未經宣戰,俄國的艦隊在裏維斯基(Liviski)將軍的率領下,在1863年9月24日開進了紐約港。波波夫將軍所統領的俄國太平洋艦隊在10月12日到達舊金山。對於俄國的行為,基丁.威爾士評論道:“他們是在南方正處於高潮而北方處於低潮時來到的,他們的出現造成了英國和法國的猶豫不決,最終給林肯扭轉局麵贏得了時間。”
內戰結束以後,為了支付俄國艦隊總計720萬美元的費用,美國zf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為總統沒有憲法授權去支付外國zf戰爭費用,當時的總統約翰遜與俄國達成了以購買俄國的阿拉斯加的土地來支付戰爭費用的協議。這件事在曆史上稱為“西華德的蠢事”(Seward’sFolly),西華德是當時的國務卿,人們強烈批評他不應該花720萬美元去買當時看起來不值一文的荒地。
由於同樣的原因,亞曆山大二世在1867年被行刺,但沒有成功。1881年3月1日亞曆山大二世終於還是死於刺客之手。
“他(林肯)從國會那裏得到授權通過向人民出售國債來進行借債,這樣zf和國家就從外國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來。當他們(國際金融家)明白過來美國將逃出他們的掌握時,林肯的死期就不遠了”。
當林肯解放了黑奴,統一了南方以後,立即宣布南方在戰爭中所負的戰爭債務全部一筆勾銷。在戰爭中一直為南方提供巨額金融支持的國際銀行家們,損失慘重。為了報複林肯,更是為了顛覆林肯的貨幣新政,他們糾集了對林肯總統不滿意的各種勢力,嚴密策劃了刺殺行動。最後發現和指派幾個行刺的狂熱分子實在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林肯被刺後,在國際金融勢力的操縱下,國會宣布廢除林肯的新幣政策,凍結林肯新幣的發行上限為不超過4億美元。
1972年,有人問美國財政部,林肯發行的4億5千萬美元的新幣到底節省了多少利息。經認真計算,幾個星期之後財政部的回答是:因為林肯發行美國zf自己的貨幣一共為美國zf節省了40億美元的利息。[注:2.14]
美國的南北戰爭,從根本上看,是國際金融勢力及其代理人與美國zf激烈爭奪美國國家貨幣發行權和貨幣政策的利益之爭。在南北戰爭前後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裏,雙方在美國中央銀行係統的建立這個金融製高點上進行反複的殊死搏鬥,前後共有7位美國總統因此被刺殺,多位國會議員喪命。直至1913年,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係統的成立,最終標誌著國際銀行家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損失。美國可能沒人能夠沿著他偉大的足跡前行,而銀行家們將會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擔心外國銀行家以他們高超和殘酷的手腕會最終得到美國的富饒,然後用它來係統地腐蝕現代文明。”
——德國首相俾斯麥
“我在催生國家銀行法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我一生中最嚴重的財政錯誤。它(國家銀行法)所產生的(貨幣供應)壟斷將影響這個國家的每一個方麵。它應該被廢除,但是在此之前,國家將會分裂成兩邊,人民在一邊,而銀行家在另一邊,這種情況在這個國家的曆史上還從未出現過。”
所羅門.切斯美國財政部長(1861-1864)
南北戰爭爆發以後,林肯拒絕了羅斯切爾德及其美國代理人利息高達24%到36%的金融絞索,轉而授權財政部發行自己的“美國zf券”(UnitedStatesNotes),又稱綠幣(Greenback)。1862年2月通過的法幣法案(LegalTenderAct)授權財政部發行1.5億綠幣,隨後又於1862年7月和1863年3月,再度被授權發行1.5億綠幣,在內戰期間,綠幣總共發行了4.5億。
林肯綠幣的發行就像捅了國際銀行業的馬蜂窩,銀行家們對此深惡痛絕,正相反,普通人民和其它工業部門則對綠幣持非常歡迎的態度,林肯綠幣在美國貨幣係統中一直流通到1994 年。
1863年,當戰爭到了最緊要的關頭,林肯需要更多的綠幣去贏得戰爭,他為了獲得第三次綠幣發行的授權,不得不向國會的銀行家勢力低頭,做出了一個重要的妥協,簽署了1863年《國家銀行法》。該法案授權zf批準國家銀行(NationalBank)發行統一標準的銀行券(除了發行銀行名稱不同),這些銀行實際上將發行美國的國家貨幣。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銀行以美國zf債券(GovernmentBond)作為發行銀行券的準備金(Reserve),實際上將美國的貨幣發行和zf債務死鎖在一起,zf將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內戰結束以後的許多年裏,聯邦zf財政每年都獲得了大量盈餘。但是,它卻無法還清它的債務,清償發行出的zf債券,因為這樣做意味著沒有債券去做國家貨幣的抵押。還清債務就等於摧毀了貨幣流通。”
國際銀行家把英格蘭銀行模式複製到美國的陰謀終於得逞了。從此償還美國zf永久的和永遠增加的債務利息,就像一根絞索牢牢地套在美國人民的脖子上,越掙紮越緊。到2006年,美國聯邦zf共欠下8萬6千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的債務,平均每一個四口之家,要攤上11萬2千美元的國債,而且國債總額正以每秒2萬美元的速度增長!美國聯邦zf對國債利息的開支僅次於健康醫療和國防,2006年將達到4000億美元之巨。
從1864年開始,銀行家們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國債利息這一美餐。僅僅是由於zf直接發行貨幣還是zf發行債券而銀行發行貨幣這一點看似不起眼的差別,就造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銀行家間接繳稅,為了原本是他們血汗勞動所創造的財富和貨幣!
到目前為止,中國是世界上僅存的為數不多的由zf直接發行貨幣的國家。zf和人民為此而節省下來的巨額利息開支是中國能夠高速長期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人民銀行必須用zf的國債作為抵押來發行人民幣,中國人民就需要當心了。
林肯並非不知道這個永久的威脅,隻是迫於眼前的危機不得不做出的權宜之計。林肯本來打算在1865年獲得連任之後廢除該法案,結果他大選獲勝之後僅41天就被刺殺。銀行家們在國會的勢力乘勝追擊,必除掉林肯的綠幣而後快,1866年4月12日,國會通過了《緊縮法案》(ContractionAct),試圖召回所有的流通中的綠幣,兌換成金幣,然後把綠幣踢出貨幣流通領域,恢複國際銀行家占絕對優勢的金本位體係。
在一個剛剛經過空前戰爭浩劫百廢待興的國家,沒有比實施緊縮貨幣更為荒謬的政策了。貨幣流通量從1866年的18億美元(每人50.46美元),降到1867年的13億美元(每人44.00美元),1876的6億美元(每人14.6美元),最後降到1886年的4億美元(每人6.67美元),在美國戰爭創傷亟待醫治,經濟急需恢複和發展,同時人口大量增加的時期,卻人為造成貨幣供應嚴重短缺。大多數人民總是覺得繁榮和衰退是經濟發展的規律,但事實上操縱在國際銀行家手中的貨幣供應時緊時鬆才是問題的根源。
1872年冬,國際銀行家們派出歐內斯德。塞德(ErnestSeyd)帶著大筆金錢從英國來到美國,通過賄賂促成了《1873年硬幣法案》(CoinageAct),史稱“1873年惡法”(Crimeof1873),歐內斯德本人起草了法案全文,該法案把銀幣從貨幣流通中踢了出去,金幣成為了貨幣中唯一的主宰。這一法案無疑對本已嚴重短缺的貨幣流通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應。事後,歐內斯德本人洋洋自得地說:“我1872年冬去了一趟美國,我確保了廢除銀幣的硬幣法案的通過。我所代表的是英格蘭銀行董事們的利益。到1873年,金幣成為了唯一的金屬貨幣。”
事實上,廢除銀幣在國際貨幣流通領域的作用是為了確保國際的銀行家們對世界貨幣供應量的絕對控製力,相對於越來越多的銀礦發掘,金礦的勘探和產量要稀有得多,在完全掌握了世界金礦開采之後,國際銀行家當然不希望難以控製的銀幣流通量來幹擾他們主宰世界金融的霸權地位。所以從1871年開始,白銀在德國、英國、荷蘭、奧地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被普遍廢除,導致各個國家的貨幣流通量大幅緊縮,從而引發了歐洲長達20年的嚴重經濟大衰退(LongDepression1873-1896)。
在美國,《緊縮法案》和《硬幣法案》直接觸發了1873到1879年的經濟大衰退。在三年時間裏,美國的失業率高達30%,美國人民強烈要求回到林肯綠幣和銀幣共同構成貨幣的時代。美國民眾自發成立了白銀委員會(USSilverCommission),綠幣黨(GreenbackParty)等組織,推動全國恢複銀幣和金幣雙軌製,重新發行受到人民歡迎的林肯綠幣。美國白銀委員會的報告指出:“黑暗的中世紀時代正是由於貨幣短缺和價格下降所造成。沒有貨幣,文明就不可能發生,貨幣供應減少,文明必將消亡。在羅馬的基督徒時代,帝國共有相當於18億美元的金屬貨幣流通,到了15世紀末,(歐洲)的金屬貨幣流通量隻剩下了2 億美元。曆史表明沒有任何災難性的變化能夠與從羅馬帝國變為黑暗的中世紀相比。”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銀行家協會(TheAmericanBankersAssociation)的態度。該協會在發給所有會員的信中指出,“我們建議你們竭盡全力去支持著名的日報和周刊,特別是農業和宗教方麵的媒體,堅決反對zf發行綠幣,你們要停止資助那些不願表示反對zf綠幣發行的候選人。廢除銀行發行國家貨幣或恢複zf發行綠幣都將使(國家)能夠向人民提供貨幣,這將嚴重傷害我們作為銀行家和放貸者的利潤。立刻去約見你們地區的國會議員,要求他們保護我們的利益,這樣我們就能夠控製立法。”
1881 年,在一片經濟蕭條之中上台的美國第二十屆總統傑姆斯.加菲爾德已經明確地把握住了問題的要害,他說道:“在任何一個國家裏,誰控製著貨幣供應,誰就是所有工業和商業的絕對主人。當你明白整個(貨幣)係統非常容易地由極少數人用這樣或那樣的方法來控製時,你就不用別人告訴你通貨膨脹和緊縮的根源了。”
這番話落地才幾個星期,加菲爾德總統就被另一個“精神病患者”查爾斯.吉托於1881年7月2日行刺,總統被打中了兩槍,最後在9月19日去世。
國際銀行家們在整個19世紀中,成功地在歐洲以“神聖的金權取代了神聖的王權”,在美國,“神聖的金權也逐步瓦解了神聖的民權”。當國際銀行家與美國民選zf經曆了長達百年的激烈較量之後,已經完全占了上風。美國曆史學家指出,美國總統的傷亡率比美軍諾曼底登陸的第一線部隊的平均傷亡率還要高。
當銀行家們躊躇滿誌地手握1863年國家銀行法時,他們距離最終的目標,在美國完全複製一個英格蘭銀行的計劃隻剩一步之遙。一個完全控製美國貨幣發行的私有的中央銀行,一個銀行家的銀行已經出現在美利堅的地平線上。
第三章美聯儲 私有的中央銀行(上)
“一個偉大的工業國家被信用係統牢牢地控製著。這個信用係統高度地集中。這個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我們已經淪為最糟糕地統治之下,一種世界上最完全最徹底的控製。zf不再有自由的意見,不再擁有司法定罪權,不再是那個多數選民選擇的zf,而是在極少數擁有支配權的人意見和強迫之下(運作)的zf。
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某種東西。他們知道這種看不見的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如此的悄然無形、如此的無孔不入、如此的互鎖在一起、如此的徹底和全麵,以至於他們不敢公開去譴責這種權力。”[3.1]
美國第28屆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不算誇張地說,直到今天,中國可能也沒有幾個經濟學家知道美聯儲其實是私有的中央銀行。所謂“聯邦儲備銀行”,其實既不是“聯邦”,更沒有“儲備”,也算不上“銀行”。
多數中國zf的官員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是美國zf發行著美元,實際情況是,美國zf根本沒有貨幣發行權!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美國zf最終喪失了僅剩的“白銀美元”的發行權。美國zf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須將美國人民的未來稅收(國債),抵押給私有的美聯儲,由美聯儲來發行“美聯儲券”,這就是“美元”。
“美聯儲”的性質和來曆在美國的學術界和新聞媒體中,是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禁區”。媒體每天可以長篇累牘地辯論“同性戀婚姻”這類無關痛癢的問題,而對到底誰控製著貨幣發行,這樣一個關係到每一個人、每一天、每一分錢收入、每一項貸款利息支付的“利益攸關”的問題,幾乎隻字不提。
讀到這裏,如果您有吃驚的感覺,說明這一問題是重要的,而您居然不知道。這一章將講述被美國主流媒體刻意“過濾”掉的美聯儲成立的辛秘,當我們拿著放大鏡,用慢鏡頭回放這一影響世界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最後關頭時,事件發展將精確到以小時為單位。
1913年12月23日,美國民選zf終於被金錢權力所顛覆。1.神秘的哲基爾(Jekyll)島1910年11月22日夜,紐約城外一節完全密封的火車車廂裏,所有的車窗全部被窗簾嚴密地遮擋住,列車緩緩向南駛去。車廂裏坐著的全是美國最重要的銀行家,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此行的目的地。列車的終點是數百英裏之外的佐治亞州的哲基爾島。
佐治亞州的哲基爾島是一群美國超級富豪擁有的冬季度假勝地,以JP摩根為首的大腕們成立了一個哲基爾島打獵俱樂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財富聚集在這個俱樂部會員的手中,會員身份隻能繼承,不可轉讓。此時,該俱樂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樂部場所大約兩個星期,所有會員不能在這段時間內使用會所。會所的所有服務人員全部從大陸調來,對所有到達會所的客人一律隻稱呼名,而絕對不能使用姓氏。會所周圍50英裏的範圍內被確保不會出現任何記者。
當一切準備就緒,客人們出現在會所中。參加這個絕密會議的有:
尼爾森.奧利奇(NelsonAldrich),參議員,國家貨幣委員會(NationalMonetaryCommission)主席,尼爾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
皮亞特.安德魯(A.PiattAndrew),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
弗蘭特.範德裏普(FrankVanderlip),紐約國家城市銀行總裁(NationalCity
Bank of New York)
亨利.戴維森(Henry P. Davison),J.P 摩根公司高級合夥人
查爾斯.諾頓(CharlesD.Norton),紐約第一國家銀行(FirstNationalBank
of New York)總裁
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J.P 摩根的左膀右臂
保羅.沃伯格(PaulWarburg),德國猶太移民,1901年到美國,庫恩雷波公司(KuhnLoebandCompany)的高級合夥人,英國和法國的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代理
人,美聯儲的總設計師,第一任美聯儲董事。
這些重要人物來到這個偏僻的小島,對來此打獵毫無興趣,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ReserveAct)。
保羅.沃伯格是銀行方麵的高手,精通幾乎所有的銀行運作細節。當其他人有各類問題時,保羅不僅耐心解答,更是滔滔不絕地講解每一個細節概念的曆史淵源。所有的人無不為他在銀行方麵的淵博知識所折服。保羅自然成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釋者。
尼爾森.奧利奇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外行,他負責要讓文件內容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能夠在國會被接受。其他人則代表不同的銀行集團的利益,他們圍繞著保羅提出的方案細節進行了長達9 天的激烈爭論,最後終於達成了共識。由於1907年銀行危機以來,銀行家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形象太差,以至國會議員沒有人膽敢公開支持由銀行家參與製定的法案,所以這些人不遠千裏從紐約躲到這個僻靜的小島來起草這個文件。另外,中央銀行這個名稱過於樹大招風,自傑弗遜總統以來,中央銀行的名稱始終與英國的國際銀行家陰謀聯係過緊,所以保羅建議用聯邦儲備係統(FederalReserveSystem)的名稱來遮人耳目。但是,它具有一切中央銀行的職能,和英格蘭銀行一樣,美聯儲被設計成私人擁有股份,並將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與第一銀行和第二銀行不同的是,美聯儲的股份構成中,原來20%的zf股份被拿掉了,它將成為一個“純粹”的私有中央銀行。
為了使聯邦儲備係統聽起來更有欺騙性,在誰控製美聯儲的問題上,保羅巧妙地提出“國會控製美聯儲,zf在董事會中擁有代表,但是董事會的多數成員由銀行協會直接或間接控製。”
後來,保羅在最後的版本中改為“董事會成員由美國總統任命”,但是董事會的真正功能由聯邦谘詢委員會(FederalAdvisoryCouncil)所控製,聯邦谘詢委員會與董事會定期開會“討論”工作。聯邦谘詢委員會成員將由12家聯邦儲備銀行的董事決定,這一點被有意的向公眾隱瞞了。
另一個保羅要應付的難題是如何隱藏紐約的銀行家將主導美聯儲這個事實。19世紀以來,美國中西部廣大中小商人,農場主飽受銀行危機的浩劫,對東部銀行家深惡痛絕,這些地區的議員不可能支持紐約銀行家占主導的中央銀行。保羅為此設計了一套12家美聯儲地區銀行構成整個係統的天才解決方案。在銀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明白,在美國貨幣和信貸發放高度集中在紐約地區這一基本情況下,提議建議各地區聯儲銀行隻不過是給人造成中央銀行的業務並沒有集中在紐約的假象罷了。
還有一個體現保羅深謀遠慮之處的就是將美聯儲總部設在政治首都華盛頓,而有意遠離它真正接受指令的金融之都紐約,以進一步分散公眾對紐約銀行家的顧慮。
第四個保羅的困擾是如何產生12家地區美聯儲銀行的管理人員,尼爾森.奧利奇的國會經驗終於派上了用場。他指出中西部的議員普遍對紐約銀行家有敵意,為了避免失控現象,所有地區銀行的董事應該由總統任命,而不要由國會插手。但是這造成了一個法律漏洞,憲法第一章第八節明確規定由國會負責管理發行貨幣,將國會排除在外,意味著美聯儲從一開始就違背了憲法。後來果然這一點成為了很多議員攻擊美聯儲的靶子。
在經過這一番頗具匠心的安排以後,該法案儼然以模擬美國憲法分權與製衡的麵目出現。總統任命,國會審核,獨立人士任董事,銀行家做顧問,真是滴水不漏的設計!
“華爾街的七個人現在控製了美國大部分基礎工業和資源。其中JP摩根,傑姆斯.希爾,喬治.貝克(紐約第一國家銀行的總裁),屬於所謂摩根集團;其餘四人,約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傑姆斯.斯蒂爾曼(國家城市銀行總裁),雅各布.謝夫(庫恩雷波公司),屬於標準石油城市銀行集團。他們所構成的資本的核心樞紐控製著美國。”
約翰.穆迪(著名的穆迪投資評估體係的創始人)1911
華爾街的七位大腕們正是建立美聯儲的真正幕後推手。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與歐洲的羅斯切爾德家族的秘密協調最終建立了英格蘭銀行在美國的翻版。
摩根家族的興起
摩根銀行的前身是不太為人所知的英國喬治.皮博迪公司(GeorgePeabodyandCompany)。喬治.皮博迪原是美國巴爾的摩的一個幹貨商,在發了一些小財之後,於1835年來到英國倫敦闖世界。他瞧準了金融行業是個發財的行業,就開始在倫敦和一些商人一起做起承兌銀行(MerchantBank)的生意,這是當時的一種非常時髦的“高級金融”(HighFinance)業務,客戶主要包括zf,大公司和大富豪們。他們提供國際貿易貸款,發行股票和債券,經營大宗商品,這就是現代投資銀行的前身。
喬治.皮博迪通過巴爾的摩的布朗兄弟公司在英國分號的引薦,很快打入了英國的金融圈子。不久,喬治.皮博迪非常吃驚地收到內森.羅斯切爾德男爵的邀請前去做客。誠惶誠恐的喬治.皮博迪覺得能被名震世界銀行界的內森請去做客,就好像天主教徒被教皇接見一般榮幸。內森開門見山地提出希望喬治.皮博迪幫他一個忙,做羅斯切爾德家族的秘密公關代理人。由於羅斯切爾德家族在歐洲巧取豪奪,雖然家財萬貫,可也被很多人痛恨和鄙視。倫敦的貴族階級就不屑於與內森為伍,屢次三番地拒絕內森的邀請,雖然羅斯切爾德在英國勢力很大,但始終有些被貴族孤立的感覺。內森看中喬治.皮博迪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為人謙和,人緣頗佳,又是美國人,今後還可以派上大用。喬治.皮博迪對內森的提議自然是滿口應承,一應公關開銷全由內森買單,喬治.皮博迪的公司很快就成為倫敦著名的社交中心。特別是每年7月4日在喬治.皮博迪家舉辦的美國獨立節宴會,更是倫敦貴族圈子裏的一件盛事[注3.2]。客人們可能沒有想到,富麗堂皇和氣派奢華的招待開銷,豈是一個幾年前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商人所能負擔得起的。
直到1854年,喬治.皮博迪還隻是一個百萬英鎊級別的銀行家,在短短的6年之內,他卻發了一筆近2000萬英鎊的橫財,一舉成為美國重量級的銀行家。原來在羅斯切爾德家族策動的美國1857年經濟危機中,喬治.皮博迪由於大量投資在美國鐵路債券和zf債券上,當英國的銀行家突然狂拋和美國沾邊兒的一切債券時,喬治.皮博迪也被深度套牢。奇怪的是,英格蘭銀行在他瀕臨破產邊緣的時候,仿佛天使從天而降,緊急提供了80萬英鎊的信用額度,不僅把他從死神身邊奪了回來,更鬼使神差般地使一貫極端謹慎和早已失魂落魄的喬治.皮博迪賭出全部身家,大筆吃進被驚恐萬狀的美國債券投資者當作垃圾拋售的各類債券,1857年的危機全然不同於1837年的10年蕭條,僅一年時間,美國的經濟就完全走出衰退的陰影。結果,喬治.皮博迪手中的美國債券使他很快成為超級富豪,這與1815年內森的英國國債戰役驚人的相似。在沒有內線準確信息的情況下,剛從破產噩夢中驚醒過來的喬治.皮博迪,是斷然不敢大量吃進美國債券的。
喬治.皮博迪一生沒有子嗣,龐大的產業無人繼承,他為此煞費苦心,終於決定邀請年青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Morgan)入夥。在喬治.皮博迪退休以後,朱尼厄斯.摩根接掌了全部生意,並將公司改名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JuniusS.MorganandCompany),仍然設在倫敦。後來,朱尼厄斯的兒子JP摩根接掌了公司,後來他將美國的分支改名為JP摩根公司(J.P.MorganandCompany)。1869年,JP摩根和佐格索(Drexel)在倫敦與羅斯切爾德家族會麵,摩根家族完全繼承了喬治.皮博迪與羅斯切爾德家族的關係,並將這種合作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1880年,JP摩根開始大量資助重組鐵路公司的商業活動。
1891年2月5日,羅斯切爾德家族和英國的其他一些銀行家成立了秘密組織“圓桌會議集團”,美國也建立了相應的組織,牽頭的就是摩根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圓桌會議集團”更名為“外交協會”(CouncilonForeignRelation),英國改為“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美英兩國zf的許多重要官員就是從這兩個協會中被挑選出來的。
1899年,J.P.摩根和佐格索(Drexel)到英國倫敦參加國際銀行家大會。當他們回來時,J.P.摩根已經被指派為羅斯切爾德家族在美國利益的首席代理人。倫敦會議的結果就是,紐約的J.P.摩根公司,費城的佐格索公司,倫敦的格倫費爾(Grenfell)公司,巴黎的摩根.哈傑斯.希公司(MorganHarjesCie),德國和美國的沃伯格公司(M.M.WarburgCompany),和羅斯切爾德家族完全聯係在一起了。”[注3.3]
在1901年,J.P.摩根以5億美元的天價收購了卡內基的鋼鐵公司,並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巨無霸,美國鋼鐵公司(UnitedStatesSteelCorporation)。JP摩根被當時認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據國家臨時經濟委員會(TemporaryNationalEconomicCommittee)的報告,他僅擁有自己公司9%的股份。看來,聲明赫赫的摩根還隻是一個前台人物。
洛克菲勒:石油大王
老約翰.洛克菲勒在美國曆史上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被人們冠以“最冷酷無情的人”。他的名字自然是和大名鼎鼎的標準石油公司密不可分的。他的石油生涯開始於美國內戰時期(1861-1865),直到1870年他成立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時,生意做得仍然屬於一般水準。自從得到克裏夫蘭國家城市銀行的一批種子貸款後,他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覺,尤其是在惡意競爭方麵展現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在他非常看好的石油精煉行業中,他很早就悟出石油精煉雖然短期利潤極高,但由於沒有控製的激烈競爭,終將陷入自殺般的惡性競爭。辦法隻有一個,毫不留情地消滅競爭對手,為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具體方法是,首先由其控製但不為人所知的中間公司提出低價現金收購競爭對手,如果遭到拒絕,競爭對手將麵臨慘烈的價格戰,直到對方屈服或破產。如果還不奏效,洛克菲勒最後將祭出拿手絕招:暴力破壞。毆打競爭對手的工人,放火焚燒對手廠房等,幾個回合下來,幸存者寥寥無幾。如此霸道的壟斷行為,雖然引起了同行的公憤,但也招來了紐約銀行家的高度興趣。酷愛壟斷的銀行家非常欣賞洛克菲勒的實現壟斷的高度執行力。
羅斯切爾德家族一直煞費苦心想控製日益強大的美國,但屢屢失手。控製一個歐洲的國王比控製一個民選zf要簡單得多。美國內戰以後,羅斯切爾德家族開始部署控製美國的計劃。在金融業,有摩根銀行和庫恩雷波公司,在工業界還一直沒有物色到合適的代理人選,洛克菲勒的所作所為,讓羅斯切爾德家族眼前一亮。如果在金融方麵給予大量輸血,洛克菲勒的實力會遠遠超出小小的克裏夫蘭地區。
羅斯切爾德家族派出他們在美國最重要的金融戰略家庫恩雷波公司的雅各布.謝夫(JacobSchiff)。1875年,雅各布.謝夫親赴克裏夫蘭去指點洛克菲勒下一步的擴張計劃。雅各布.謝夫帶來了洛克菲勒想都不敢想的空前支持,由於羅斯切爾德此時通過摩根銀行和庫恩雷波公司已經控製了美國95%的鐵路運力,雅各布.謝夫擬定了一個由影子公司(SouthImprovementCompany)出麵,給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提供非常低廉的運費折扣,在這個運費折扣壓力之下,沒有幾家煉油公司還能夠繼續生存。洛克菲勒很快就完全壟斷了美國石油行業,成了名符其實的“石油大王”。
雅各布.謝夫(JacobSchiff):羅斯切爾德的金融戰略家
羅斯切爾德家族和謝夫家族之間的密切關係可以上溯到1785年,當老羅斯切爾德舉家搬到法蘭克福的一幢五層樓房時,與謝夫家族合住了多年。同為德國猶太銀行家,兩家有長達百年的通家之好。
1865年,當年僅18歲的雅各布.謝夫在英國羅斯切爾德銀行見習了一段時間以後,來到美國。在林肯總統被刺殺之後,雅各布將協調在美國的歐洲銀行家代理人之間的利益,共同推動建立美國的私有中央銀行製度。他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發現、培養歐洲銀行的代理人,並將他們輸送到zf、法院、銀行、工業、新聞等各種重要的位置上,以待時機。1875年1月1日,雅各布加盟庫恩雷波公司,並從此成為公司的核心。在強大的羅斯切爾德支持之下,庫恩雷波公司最終成為美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最著名的投資銀行之一。
傑姆斯.希爾(JamesJ.Hill):鐵路大王
鐵路的建設是嚴重依賴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礎行業,美國龐大的鐵路工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賴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資本市場的金錢才得以實現的。控製美國鐵路債券在歐洲的發行,就成為掌握美國鐵路工業命脈的直接手段。1873年由於國際銀行家們對美國突然實施金融緊縮,狂拋美國債券,美國鐵路債券也未能幸免。當危機結束的1879年時,羅斯切爾德家族已成為美國鐵路最大的債權人,隻要他高興,可以隨時掐斷任何美國鐵路公司的金融命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靠汽船運輸和煤礦起家的傑姆斯.希爾必須投靠在金融家的旗下,才可能在鐵路行業慘烈的競爭中生存和壯大,摩根正是他的背後金融靠山。在摩根的大力扶持下,利用1873年危機後大量鐵路公司倒閉的機會,傑姆斯.希爾實現了迅速兼並和擴張的計劃。
到1893年,傑姆斯.希爾擁有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夢想終於實現了。在爭奪中西部鐵路控製權時(Chicago,BurlingtonandQuincyRailroad),傑姆斯.希爾遭遇到了強大的對手,由洛克菲勒財團支持的太平洋聯合鐵路(UnionPacificRailroad)向他發動了突然襲擊。太平洋聯合鐵路的總裁哈裏曼開始秘密收購傑姆斯.希爾控製的北方太平洋鐵路公司(NorthernPacific)的股票,當傑姆斯.希爾驚覺即將失去控製權時,哈裏曼還差40000股就大功告成了。傑姆斯.希爾立即向正在歐洲度假的後台老板摩根緊急求救,摩根馬上指令手下反擊洛克菲勒的挑戰。一時間華爾街烽煙四起,對北方太平洋鐵路公司股票的爭奪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每股價格一度達到1000美元的天價。
兩強相鬥必有一傷,最後國際銀行家們不得不出麵調停,達成的最終結果是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司,北方證券公司(NorthernSecuritiesCompany),兩強共同控製美國北方的鐵路運輸。在公司成立當天,麥金利總統被刺殺,副總統老羅斯福繼任。在老羅斯福的強力反對下,北方證券公司被美國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壟斷法》強製解體。受挫之後,傑姆斯.希爾的發展方向掉頭向南,收購了從科羅拉多直抵得克薩斯的鐵路。到1916年去世時,傑姆斯.希爾積累了5300萬美元的財產。
沃伯格(Warburg)兄弟
1902年,保羅和費裏克斯兄弟從德國法蘭克福移民到美國。出身於銀行世家的兩兄弟,對銀行業務十分精通,尤其是保羅,堪稱當世金融頂尖高手。羅斯切爾德非常看重保羅的天分,特意從歐洲戰略聯盟的沃伯格家族銀行(M.M.WarburgandCo)將兩兄弟抽調到急需人才的美國戰線。此時,羅斯切爾德家族在美國推行私有中央銀行的計劃已近百年,始終起起伏伏沒有最終得手。這一次,保羅將承擔主攻任務。在抵達美國不久,保羅加盟先頭部隊雅各布.謝夫(JacobSchiff)的庫恩雷波公司,並娶了謝夫妻妹的女兒,費裏克斯則娶了謝夫的女兒。
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兩朝金融顧問加裏森(ColonelElyGarrison)指出:“在奧利奇計劃在全國招致憤恨和反對的情況下,是保羅.沃伯格先生把美聯儲法案重新組合起來的。這兩份計劃的背後的天才智慧都來源於倫敦的阿爾弗雷德.羅斯切爾德。”
1903 年,保羅將一份如何將歐洲中央銀行的“先進經驗”介紹到美國的行動綱領交給雅各布.謝夫,這份文件隨後又被轉交給紐約國家城市銀行(後來的花旗銀行)總裁傑姆斯.斯蒂爾曼和紐約的銀行家圈子,大家都覺得保羅的思想真如醍醐灌頂,使大家頓開茅塞。
問題是美國曆史上反對私有中央銀行的政治力量和民間力量相當強大,紐約銀行家在美國工業界和中小業主的圈子裏口碑極差。國會的議員們對銀行家提出的任何有關私有中央銀行的提案都像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想通過有利於銀行家的中央銀行法案勢比登天。
為了扭轉這種不利的態勢,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開始被構想出來。
首先是新聞輿論導向開始大量出現宣傳新金融理念的文章。1907年1月6日發表了保羅的文章,題目是“我們銀行係統的缺點和需要”(DefectsandNeedsofOurBankingSystem),從此保羅成為美國倡導中央銀行製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後不久,雅各布.謝夫在紐約商會宣稱“除非我們擁有一個足以控製信用資源的中央銀行,否則我們將經曆一場前所未有而且影響深遠的金融危機。”
蒼蠅不叮沒縫的雞蛋,和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一樣,銀行家們早已瞧出經濟過熱發展中出現的嚴重泡沫現象,這也是他們不斷放鬆銀根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整個過程形象的說就像銀行家在魚塘裏養魚,當銀行家向魚塘裏放水時就是在放鬆銀根,向經濟體大量注入貨幣,在得到大量的金錢之後,各行各業的人就開始在金錢的誘惑之下日夜苦幹,努力創造財富,這個過程就像水塘裏的魚兒使勁吸收各種養分,越長越肥。當銀行家看到收獲的時機成熟時,就會突然收緊銀根,從魚塘中開始抽水,這時魚塘裏的多數魚兒就隻有絕望地等著被捕獲的命運。但是,什麽時候開始抽水撈魚卻隻有幾個最大的銀行寡頭知道,當一個國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銀行製度以後,銀行寡頭對放水抽水的控製就更加得心應手,收獲也就越加精確。經濟發展與衰退和財富積累與蒸發都成為銀行家科學飼養的必然結果。
摩根和他背後的國際銀行家們精確地計算著這次金融風暴的預估成果。首先是震撼美國社會,讓“事實”說明一個沒有中央銀行的社會是多麽脆弱。其次是擠垮和兼並中小競爭對手,尤其是令銀行家頗為側目的信托投資公司。還有就是讓他們垂涎已久的重要企業。
時髦的信托投資公司在當時享有許多銀行不能經營的業務,zf監管方麵又非常寬鬆,這一切導致了信托投資公司過度吸納社會資金並投資於高風險的行業和股市。到1907年10月危機爆發時,紐約一半左右的銀行貸款都被高利息回報的信托投資公司作為抵押投在高風險的股市和債券上,整個金融市場陷入極度投機狀態。
摩根在此之前的幾個月裏一直在歐洲的倫敦與巴黎之間“度假”,經過國際金融家們精心策劃,摩根回到美國。不久,紐約突然開始廣泛流傳美國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Trust)即將破產,流言像病毒一般迅速傳染了整個紐約,驚恐萬狀的存款市民在各個信托公司門口徹夜排隊等候取出他們的存款。銀行則要求信托公司立即還貸,受到兩麵催款的信托公司隻好向股票市場借錢(MarginLoan),借款利息一下衝到150%的天價。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幾乎限於停盤狀態。
摩根此時以救世主的麵目出現了,當紐約證交所主席來到摩根的辦公室求救時,他聲音顫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3點之前籌集到2500萬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將會破產,他除了關閉股票市場將別無選擇。下午兩點,摩根緊急召開銀行家會議,在16分鍾裏,銀行家們籌足了錢。摩根立即派人到證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將以10%敞開供應,交易所裏立即就是一片歡呼。僅過了一天,緊急救助的資金告罄,利息再度瘋長。八家銀行和信托公司已經倒閉。摩根趕到紐約清算銀行,要求發放票據作為臨時貨幣以因應嚴重的現金短缺。
11月2日星期六,摩根開始了他蓄謀已久的計劃,“拯救”仍在風雨飄搖之中的摩爾斯萊(MooreandSchley)公司。該公司已陷入2500萬美元的債務,瀕臨倒閉。但是它卻是田納西礦業和製鐵公司(TennesseeCoalandIronCompany)的主要債權人,如果摩爾斯萊被迫破產清償,紐約股市將完全崩潰,波及後果不堪設想。摩根將紐約金融圈子裏的大腕悉數請到他的圖書館,商業銀行家被安排在東書房,信托公司老總被安排在西書房,惶惶不可終日的金融家們焦急地等待著摩根給他們安排的命運。
摩根深知田納西礦業和製鐵公司擁有的田納西州、亞拉巴馬州和佐治亞州的鐵礦和煤礦資源將大大加強摩根自己創辦的鋼鐵巨無霸:美國鋼鐵公司的壟斷地位。在反壟斷法的製約之下,摩根始終對這塊大肥肉無法下嘴,而這次危機給他創造了一個難得的兼並機會。摩根的條件是,為了拯救摩爾斯萊公司和整個信托行業,信托公司必須集資2500 萬美元來維持信托公司不至崩潰,美國鋼鐵公司從摩爾斯萊手中買下田納西礦業和製鐵公司的債權。焦慮煩躁的心情,瀕臨破產的壓力,和整夜未眠的極度疲倦的信托投資的老總們終於向摩根繳械投降。
在拿到田納西礦業和製鐵公司這塊肥肉之後,喜不自勝的摩根還有最後一關要過,那就是對反壟斷一點不含糊的老羅斯福總統。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趕往華盛頓,務必在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場開盤之前,拿到總統的批準。銀行危機,大批企業倒閉,失去一生積蓄的成千上萬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權危機,老羅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來穩定大局,他在最後時刻被迫簽下城下之盟。此時距星期一股市開盤僅剩5分鍾!
紐約股市聞訊大漲。
摩根以4500萬美元的超低價吃下田納西礦業和製鐵公司,而該公司潛在價值按照約翰.穆迪的評估至少在10億美元左右。[注:3.5]
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是蓄謀已久的精確定向爆破,熠熠奪目的嶄新金融大廈總是建築在成千上萬破產者的廢墟之上。
十九世紀末以來,國際銀行家對金錢的認識再一次實現重大飛躍。
原有的英格蘭銀行模式,即以國債作為抵押來發行貨幣,通過兩者的死鎖,實現zf舉債,銀行發行貨幣。確保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從而保證了銀行家不斷增長的巨額收益,在金本位體係之下,銀行家堅決反對通貨膨脹,因為任何貨幣貶值都直接傷害了銀行家的利息實際收入。這種思路還是比較原始的放貸吃利息的辦法,主要的缺點就是財富積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準備金製度(FractionalReserve),仍然不足以滿足銀行家們日漸膨脹的胃口。特別是黃金和白銀增加緩慢,這就等於給銀行放貸總量設了一個上限。
二十世紀之交的歐洲,銀行家們已經摸索出一套更為高效也更為複雜的法定貨幣體製。法定貨幣徹底擺脫了黃金和白銀對貸款總量的剛性製約,讓貨幣控製更加彈性(Elastic),也更加隱秘。當銀行家逐漸明白通過無限製增加貨幣供應來獲得的收益遠比通貨膨脹帶來的貸款利息損失要大得多時,他們隨即成為法定貨幣最熱烈的擁護者。通過急劇增發貨幣,銀行家們等於掠奪整個國家儲蓄者的巨額財富,而比起原來銀行強製拍賣別人財產的方式,通貨膨脹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難以為人察覺。在銀行家的資助之下,通貨膨脹的經濟學探討逐漸被引導到純數學遊戲的軌道上,由於增發紙幣所導致的通脹(CurrencyInflation)的概念已經在現代完全被價格上漲的通脹(PriceInflation)理論所淹沒。
這時,銀行家們手中發財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儲備金”(FractionalReserve)製度,貨幣與國債死鎖之外,又增加了一個更為強大的工具:貨幣通脹(CurrencyInflation)。從此,銀行家實現了從黃金的衛道士到黃金的死敵這一戲劇性的轉變。
凱恩斯就通貨膨脹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用這個辦法zf可以秘密地和難以察覺地沒收人民的財富,一百萬人中也很難有一個人能夠發現這種偷竊行為。”
準確地說在美國使用這個辦法是私有的美聯儲而不是zf
第三章美聯儲 私有的中央銀行(下)
“星期二,普林斯頓的校長將會當選你們(新澤西州)的州長。他不會完成他的任期。在1912年11月,他將當選美國總統。1917年3月,他將連任總統。他將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1910盧比.萬斯(RabbiStephenWise)在新澤西的演講
這個後來成為威爾遜總統親密智囊的萬斯能在兩年前準確預測總統大選的結果,甚至準確預測六年之後的總統大選結果,並不是因為他的手中真有神奇的水晶球,而是因為所有的結果都是事先銀行家們精確謀劃出來的。
不出國際銀行家們所料,1907年的銀行危機的確極大地震撼了美國社會。人們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憤怒,對銀行倒閉的恐慌,與對華爾街金融寡頭勢力的戒懼攙和在一起,一股反對一切金融壟斷的強大民意潮流席卷全國。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伍德羅.威爾遜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對金融壟斷的活躍分子。紐約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CityBankofNewYork)的總裁範德裏普(FrankVanderlip)曾這樣說道:“我寫信邀請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參加一個晚宴並發表演講。為了讓他知道這是一次重要的機會,我提到了參議員奧利奇(Aldrich)也要到場並發表演講。我的朋友威爾遜博士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拒絕和奧利奇參議員同台發表演說。”[注:3.6]
參議員奧利奇當時權傾朝野,40年的國會生涯,其中36年為參議員,又是權力極大的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主席,身為小約翰.洛克菲勒的嶽父,與華爾街銀行界過從甚密。1908年,他提議在緊急情況下,銀行可以發行貨幣,並以聯邦zf、州zf和地方zf的債券和鐵路債券作抵押。天下竟有如此好事,風險由zf和人民扛著,好處全是銀行家得,讓人不得不佩服華爾街的手段。該法案被稱為“緊急貨幣法案”(EmergencyCurrencyAct),這個法案成為5年以後的美聯儲法案的立法基礎。他被社會認為是華爾街的代言人。
伍德羅.威爾遜1879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後進入弗吉尼亞大學深造法律,於1886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02年就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學究氣十足的伍德羅.威爾遜一貫高調反對金融壟斷,自然不肯與金融寡頭的代言人親近。學術上的精深造詣和理想主義的情懷並不能彌補他極度缺乏金融行業的知識,對華爾街銀行家們的賺錢技巧更是一竅不通。銀行家們正是看中了威爾遜的單純而容易被利用的特點,又是社會公認的反金融壟斷的著名活動家,形象清新可人,真是一塊難得的璞玉。銀行家們準備在他身上投下重金,悉心“雕琢”,以備大用。
正好,紐約國家城市銀行的董事克裏夫蘭.道奇(ClevelandDodge)是威爾遜在普林斯頓的大學同學,1902年威爾遜能夠順利當上普林斯頓的校長就是財大氣粗的道奇鼎力相助的結果。有了這一層不淺的關係,道奇在銀行家們的策劃下開始在華爾街放風說威爾遜是一塊當總統的料。
一個上任才幾年的校長突然被人捧為是總統的料,一陣竊喜也是人之常情。當然被捧紅總是要付代價的,威爾遜開始背地裏和華爾街黏糊起來。果然,威爾遜很快在華爾街大佬們的扶持下,於1910 年當選新澤西州的州長。
公開的場合下,威爾遜仍然義正詞嚴地抨擊華爾街金融壟斷,私下裏也明白他的地位和政治前途完全要依賴銀行家的勢力。銀行家們對威爾遜的抨擊出奇地容忍和克製,雙方保持了一種微妙而不可言傳的默契。
正當威爾遜聲譽日隆的時候,銀行家正緊鑼密鼓地為他籌措競選總統的經費。道奇在紐約百老匯大道42號設立了為威爾遜籌款的辦公室,並建立了銀行賬戶,道奇捐上第一張1000美元的支票。很快,道奇通過直郵的方式,迅速在銀行家的圈子裏征集到了大筆經費,其中三分之二的經費來源於7個華爾街銀行家。[注:3.7]
威爾遜在獲得總統競選提名後,難耐激動的心情,他在給道奇的信中說“真是無法想象我的高興”。自此,威爾遜已經完全撲進了銀行家的懷抱。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的威爾遜寄托著民主黨的莫大希望,失去總統寶座多年的民主黨對權力的饑渴和威爾遜一樣強烈。
威爾遜挑戰的是現任總統塔夫特,與當時在全國範圍內還名不見經傳的威爾遜相比,塔夫特擁有很大的優勢。正當躊躇滿誌準備著就任第二屆總統的塔夫特表示不準備對奧利奇法案開綠燈時,一件前所未見的怪事發生了,塔夫特的前任總統老羅斯福突然橫刀殺出,居然又要參加總統競選,對於老羅斯福自己挑選的接班人和同是共和黨的塔夫特而言,真是天大的噩耗。當年老羅斯福迫使北方證券解體而名聲大噪,享有反壟斷決不手軟的勝譽,他的突然出現將會嚴重侵蝕塔夫特的選票。
事實上,三個競選人背後全都是銀行家在支持,隻不過在三個人中間暗地偏向最具可控製性的威爾遜罷了。在華爾街的安排下,老羅斯福果然“不小心”重創塔夫特,使得威爾遜順利當選。這一幕和1992年老布什被佩裏搶走大量選票而意外地敗於新手克林頓有異曲同工之妙。
銀行巨頭們在哲基爾(Jekyll)島的策劃十分機密,出於嚴謹的職業本能,他們準備了兩份計劃。第一份就是由奧利奇(NelsonAldrich)參議員主持的計劃,負責佯攻,以便吸引反對派的火力,共和黨是奧利奇計劃的支持者。另一份被稱為“B計劃”的方案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這就是後來的美聯儲法案,民主黨是主要推動力量。其實這兩份計劃並無本質區別,隻是措辭有所不同而已。
總統大選也是圍繞這個核心目標而展開的。奧利奇參議員和華爾街的關係是盡人皆知的事,在當時全國普遍強烈的反華爾街的氛圍中,他所提出的金融改革法案必然失敗。而遠離權力中心已有多年的民主黨,一直扮演著強烈批評金融壟斷的角色,再加上形象清新的威爾遜,這一切使得民主黨所支持的美聯儲法案有著更大的機會被接受。1907年的危機設計巧妙地達成了金融體製必須改革的兩黨共識,“順應”了民意,此時銀行家們犧牲共和黨,而成全民主黨就成為邏輯上的必然。
為了進一步迷惑公眾,銀行家們使出了讓實際上是支持同一內容,不同版本的兩派互相攻擊的高招。奧利奇參議員率先發難,他嚴詞厲色地指責民主黨的提案對銀行懷有敵意,而且不利於zf。他宣稱一切背離金本位的法定貨幣政策都是對銀行家的嚴重挑戰。國家(Nation)雜誌在1913年10月23日指出:“奧利奇先生所反對的沒有黃金支撐的zf法定貨幣,恰恰是他自己在1908年所提出的法案(緊急貨幣法案)所要做的事。他還應該知道,zf事實上與貨幣發行毫無關係,(討論中的法案規定)聯邦儲備委員會全權控製貨幣發行。”
民主黨對奧利奇提案的指責同樣令人大開眼界,他們聲稱奧利奇維護的是華爾街銀行家的利益和金融壟斷地位,而民主黨所提出的美聯儲提案旨在打破這種壟斷,建立起一套地區分立、總統任命,國會審核,銀行家提供專家意見的相互製約,分權分立的完美的中央銀行係統。不揞金融事務的威爾遜誠心實意地相信了這個方案打破了華爾街銀行家們對金融的壟斷。
正是由於奧利奇和範德裏普以及華爾街不遺餘力地反對和指責,反而使得民主黨的美聯儲法案贏得了民眾的好感,銀行家們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謀發揮到了令人拍案稱絕的程度。
威爾遜當選總統的同時,B計劃正式啟動。1913年6月26日,即威爾遜入主白宮僅三個月,由弗吉尼亞的眾議員銀行家格拉斯(CarterGlass)在眾院正式拋出了B計劃:格拉斯提案(TheGlassBill),他刻意避免了中央銀行等過於刺激的用詞,代之以美聯儲。9月18日,該提案在多數眾議員不知就裏的情況下以287對85票獲得通過。
該提案被轉送到參議院後變成格拉斯-歐文提案(Glass-OwenBill),參議員歐文也是一位銀行家。參院的提案於12月19日獲得通過。此時,兩份提案中尚有40多處分歧有待解決,按照兩院的慣例,聖誕節前的一周之內不會通過重要法案,按照當時兩院提案的差距估算,在正常情況下,隻能等到第二年再討論了,所以許多重要的反對該法案的議員紛紛離開華盛頓回家過節去了。
此時,在國會山設有一個臨時辦公室,戰地直接指揮的保羅.沃伯格瞧準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發動了一場閃電戰。在他的辦公室裏,每隔一個小時就有一批議員趕到商討下一步的計劃。12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參眾兩院召開聯席會議繼續商討重要分歧。此時,國會彌漫著一種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在聖誕節前通過美聯儲法案的氣氛。白宮甚至在12月17日宣布已經開始考慮第一屆美聯儲董事成員名單。但是直到20日深夜,重要的分歧一個也未能解決。看起來,要在12月22日星期一通過美聯儲法案已經不太可能了。
在銀行家們的催逼之下,聯席會議決定21日星期天全天繼續開會,不解決問題決不休會。
到20日深夜,參眾兩院在若幹重要問題上仍然沒有達成一致。這些分歧包括:美聯儲地區銀行的數量;如何確保儲備金;黃金儲備的比例;國內國際貿易中的貨幣結算問題;準備金更改提案;美聯儲發行的貨幣能否成為商業銀行的儲備金;zf債券作為聯儲貨幣發行抵押品的比例;通貨膨脹問題等。[3.8]
在經過21日緊張的一天之後,22日星期一紐約時報頭版登出“貨幣提案今天可能成為法律”的重要新聞,這篇文章熱情洋溢地稱讚國會的效率,“以這種幾乎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聯席會議修正了兩院提案的差異,在今天早晨全部完工。”這篇文章提到的時間段大約是星期一的淩晨一點半到四點。一個即將影響每一個美國人的每一天生活的重要法案就是在這樣一種倉促和壓力之下進行的,絕大多數議員根本沒有來得及仔細閱讀修改之處,更別提提出修正案了。
22 日淩晨4 點30 分,最後文件被送交打印。
7 點整,最後較稿。
下午2 點,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議員的辦公桌上,並通知下午4 點開會。
下午4 點,會議開始。6 點整,最後聯席會議報告提交,此時大多數議員已經去吃晚飯了,會場上議員寥寥無幾。
晚7點30分,格拉斯開始20分鍾演講,然後進入辯論階段。
晚11點開始表決,最後以298對60通過眾院。
23日,聖誕節前兩天,參院表決以43對25票(27人缺席)通過了美聯儲法案。威爾遜總統為報華爾街的知遇之恩,在參院通過美聯儲法案僅一小時,就正式簽署了該法案。
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頓時一片歡騰。
銀行家們對這個法案卻好評如潮,美利堅國家銀行(AmericanNationalBank)的總裁奧裏弗(OliverSands)熱情洋溢地說:
“這個貨幣法案的通過將對整個國家帶來有益的影響,它的運作將幫助商業活動。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普遍繁榮時代的開始。”
美聯儲的始作俑者奧利奇參議員在1914年7月《獨立》雜誌對他的采訪中透露:
“在這個法案(美聯儲法案)之前,紐約的銀行家隻能控製紐約地區的資金。現在,他們可以主宰整個國家的銀行儲備金。”
對美聯儲法案持堅決反對意見的議員林德伯格(Lindbergh)在這一天對眾議院發表演講:
“這個法案(美聯儲法案)授權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當總統簽署這個法案後,金錢權力這個看不見的zf將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內不會知道這一點,但幾年以後他們會看到這一切的。到時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獨立宣言》才能將自己從金錢權力之下解放出來。這個金錢權力將能夠最終控製國會。如果我們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不欺騙國會,華爾街是無法欺騙我們的。如果我們擁有一個人民的國會,人民將會有穩定(的生活)。國會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貨幣係統法案(美聯儲法案)。這個銀行法案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立法犯罪。兩黨的頭頭和秘密會議再一次剝奪了人民從自己的zf得到益處的機會。”
經過與美國zf一百多年的激烈較量,國際銀行家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徹底控製了美國的國家貨幣發行權,英格蘭銀行的模式終於在美國被複製成功了。
許多年以來,究竟誰擁有美聯儲一直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美聯儲自己總是支吾其詞。和英格蘭銀行一樣,美聯儲對股東情況嚴守秘密。眾議員賴特.帕特曼(WrightPatman)擔任眾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主席長達40年,在其中20年裏,他不斷地提案要求廢除美聯儲,他也一直在試圖發現究竟誰擁有美聯儲。
這個秘密終於被發現了,《美聯儲的秘密》一書的作者尤斯塔斯(EustaceMullins)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研究終於得到了12個美聯儲銀行最初的企業營業執照(OrganizationCertificates),上麵清楚地記錄了每個聯儲銀行的股份構成。
美聯儲紐約銀行是美聯儲係統的實際控製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貨幣審計署(ComptrolleroftheCurrency)報備的文件上記錄著股份發行總數為203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庫恩雷波公司所控製下的紐約城市國家銀行(NationalCityBankofNewYork),即花旗銀行前身,擁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 股;JP 摩根的第一國家銀行(FirstNationalBank)擁有15000 股;當這兩家公司在1955 年合並成花旗銀行後,它擁有美聯儲紐約銀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實際上決定著美聯儲主席的候選人,美國總統的任命隻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而國會聽證會更像一場走過場的表演。
保羅.沃伯格的紐約國家商業銀行(NationalBankofCommerceofNewYorkCity)擁有21000 股;
羅斯切爾德家族擔任董事的漢諾威銀行(HanoverBank)擁有10200 股;
大通銀行(ChaseNationalBank)擁有6000 股;
漢華銀行(ChemicalBank)擁有6000 股;
這六家銀行共持有40%的美聯儲紐約銀行股份,到1983年,他們總共擁有53%
的股份。經過調整後,他們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銀行15%,大通曼哈頓14%,摩根信托(MorganGuarantyTrust)9%,漢諾威製造(ManufacturersHanover)7%,
漢華銀行(ChemicalBank)8%。
美聯儲紐約銀行注冊資本金為一億四千三百萬美元,上述這些銀行究竟是否支付了這筆錢仍然是個謎。有些曆史學家認為他們隻付了一半現金,另一些曆史學家則認為他們根本沒出任何現金,而僅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們自己所擁有的美聯儲的賬戶上隻是幾個數字的變動而已,美聯儲的運作其實就是“以紙張做抵押發行紙張”。難怪有的曆史學家譏諷聯邦儲備銀行係統既不是“聯邦”,又沒有“儲備”,也不是銀行。
1978年6月15日,美國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GovernmentAffairs)發布了美國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鎖問題的報告,該報告顯示,上述銀行在美國130家最主要公司裏擁有470個董事位置,平均每個主要公司裏有3.6個董事位置屬於銀行家們。
其中,花旗銀行控製了97個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製了99個;漢華銀行控製了96個;大通曼哈頓控製了89個;漢諾威製造控製了89個。
1914 年9 月3 日,紐約時報在美聯儲出售股份的時候,公布了主要銀行的股份構成:
紐約城市國家銀行發行了250000股票,傑姆斯.斯蒂爾曼擁有47498股;JP摩根公司14500;威廉.洛克菲勒10000股;約翰.洛克菲勒1750股;
紐約國家商業銀行發行了250000股票,喬治.貝克擁有10000股;JP摩根公司7800股;瑪麗.哈裏曼5650股;保羅.沃伯格3000股;雅各布.謝夫1000股,小JP摩根1000股。
大通銀行,喬治.貝克擁有13408 股。
漢諾威銀行,傑姆斯.斯蒂爾曼擁有4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540股。
從1913年美聯儲建立以來,無可辯駁的事實顯示了銀行家們操縱著美國金融命脈、工商業命脈和政治命脈,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而這些華爾街的銀行家都與倫敦城的羅斯切爾德家族保持著密切聯係。
銀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Trust)的總裁本傑明.斯特朗被選為第一任美聯儲紐約銀行董事會主席。“在斯特朗的控製下,聯儲係統與英格蘭銀行和法蘭西銀行形成了互鎖(Interlocking)關係。本傑明.斯特朗作為紐約美聯儲銀行董事直到1928年他突然死亡,當時國會正在調查美聯儲董事和歐洲中央銀行巨頭們的秘密會議,而這些秘密會議導致了1929年大衰退。”[注3.9]
威爾遜後來自己承認,他隻被允許指定一名美聯儲董事,其餘都是由紐約的銀行家挑選。在提名和任命保羅.沃伯格擔任董事的過程中,參議院要求他於1914年6月到國會回答質詢,主要是了解他在美聯儲法案擬定過程中的角色,結果被他斷然拒絕。他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宣稱如果他被要求回答任何問題,都會影響他在美聯儲董事會的作用,因此他寧願拒絕出任美聯儲董事的提名。紐約時報立即跳出來為保羅鳴冤,1914年7月10日的報道中譴責參議院不該無中生有地質詢保羅。保羅自然是美聯儲係統的核心人物,沒有他隻怕當時沒有第二個人知道美聯儲到底該如何運轉,在他強硬的態度麵前,國會隻有低頭,提出可以事前提供所有問題的清單,如果保羅覺得某些問題“會影響他的作用”,他可以不予回答。保羅最後勉強答應了,但要求非正式見麵。
委員會問:我知道你是一個共和黨人,但是當羅斯福先生參選時,你卻成了威爾遜先生的同情者並且支持他(民主黨)?
保羅答:是的。
委員會問:但是你的哥哥(費裏克斯.沃伯格)卻支持塔夫特(共和黨)?”
保羅答:是的。有意思的是庫恩。雷波公司的三個合夥人卻支持了三個不同的總統候選人,其中奧圖(OttoKahn)支持老羅斯福,保羅的解釋是他們三人彼此不幹涉對方的政治
理念,因為“金融與政治無關”。保羅順利通過國會聽證,成為美聯儲第一屆董事,後成為董事會副主席。除了保羅以外,另外任命的四名董事成員是:阿道夫.米勒(AdolphMiller),經濟學家,出身於洛克菲勒資助的芝加哥大學
和摩根資助的哈佛大學。查爾斯.哈姆林(CharlesHamlin),曾任助理財政部長。腓特烈.戴拉諾(FrederickDelano),羅斯福的親戚,鐵路銀行家哈丁(W.P.GHarding),亞特蘭大第一國家銀行總裁威爾遜總統自己提名的托馬斯.瓊斯被記者發現正在被美國司法部調查和起訴,
後來瓊斯自己提出退出董事會提名。另外兩名成員是財政部長和貨幣審計員。
聯邦谘詢委員會是保羅.沃伯格精心設計的一個秘密的遙控裝置來操控美聯儲董事會。在美聯儲90多年的運作中,聯邦谘詢委員會非常出色地實現了保羅當年的構想,幾乎沒有人注意過這個機構和它的運作,也沒有大量文獻可供研究。
1913 年格拉斯議員在眾院大力推銷聯邦谘詢委員會的概念,他說:“這裏麵不可能有什麽邪惡的東西。每年(聯儲董事會)與銀行家的谘詢委員會談四次,每個成員代表自己所在的聯儲地區。我們還能比這種安排更加保護公眾的利益嗎?”格拉斯議員自己就是銀行家,他沒有解釋或提供任何證據來表明銀行家在美國的曆史上何曾保護過公眾的利益。
聯邦谘詢委員會由12家聯儲地區銀行各推選一名代表組成,每年在華盛頓與美聯儲董事會的成員會談四次,銀行家們向美聯儲的董事們提出各種貨幣政策的“建議”,每名銀行家都代表本地區的經濟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權,在理論上簡直無懈可擊,但在銀行業激烈殘酷的現實中卻全然是另一套“潛規則”。難以設想一個辛辛納提的小銀行家和保羅.沃伯格、摩根這樣的國際金融巨頭坐在一個會議桌前,向這些巨頭提出“貨幣政策的建議”?這兩個巨頭中的任何一個隨便從口袋裏摸出一張支票劃上兩筆就足以使這個小銀行家傾家蕩產。事實上,12個聯儲地區中的每一個中小銀行的生存都完全取決於華爾街的五大銀行巨頭的恩賜,五巨頭有意地把和歐洲銀行的大筆交易化整為零交給自己的在各地的“衛星銀行”去辦理,“衛星銀行”為得到這些高回報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五巨頭也擁有這些小銀行的股份。當這些“代表各自地區利益”的小銀行們和五巨頭坐在一處探討美國貨幣政策的時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知道探討的結果了。
盡管聯邦谘詢委員會的“建議”對美聯儲的董事決策沒有強製約束力,但是華爾街五巨頭每年四次不辭勞苦地跑到華盛頓不會是僅僅和聯儲的幾位董事喝喝咖啡。要知道,像摩根這樣身兼63個公司的董事職務的超級大忙人,如果他們的“建議”得不到任何考慮,而他們仍然樂此不疲地來回奔波,那實在是奇怪之極了。
“絕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真正理解國際放貸者的運作方式。美聯儲的賬目從來就沒有被審計過。它完全運作在國會控製的範圍之外,它操縱著美國的信用(供應)。”
參議員巴裏.苟德沃特(BarryGoldwater)
“為了製造高價格,美聯儲隻需要降低利率,來擴張信用和造就一個繁榮的股市。當工商業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利率環境之後,美聯儲又將通過任意提高利息來中止這種繁榮。它(美聯儲和擁有美聯儲的銀行家們)可以用輕微調息使市場的價格鍾擺溫柔地起伏,也可以猛烈調息來使市場價格劇烈波動,無論哪種情況,它將擁有金融狀況的內部信息和事先得知即將到來的變化。
這是一種任何政府從未給予的,少數特權階層所擁有的最怪異和最危險的(市場信息)先知權。
這個係統是私有的,它運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別人的金錢來獲得最大可能的利潤。
他們事先知道什麽時候製造恐慌來創造對他們最有利的情況。他們同樣知道什麽時候停止恐慌。當他們控製了金融的時候,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他們的目的同樣有效率。”
眾議員查爾斯.林德伯格
“每一元流通中的美聯儲券(FederalReserveNote,美元)都代表欠著美聯儲一美元的債務。”
貨幣報告,眾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
“美聯儲地區銀行不是政府機構,而是獨立的,私人擁有的和地方控製的公司。”
Lewisvs.UnitedStates,680F.2d12399thCircuit1982
“美聯儲是世界上最為腐敗的機構之一。所有能聽見我講話(國會演講)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我們的國家實際上是被國際銀行家統治著。
有些人以為美聯儲銀行是美國政府的機構。它們(美聯儲銀行)不是政府機構。它們是私有的信貸壟斷者,美聯儲為了它們自己和外國騙子的利益盤剝著美國人民。”
眾議員麥克法丹(LouisMcFadden)
“當你和我寫支票的時候,我們的賬戶上必須要有足夠的錢來支撐支票的金額。但是,當美聯儲寫支票時,賬戶上是沒有任何錢作支撐的。當美聯儲寫支票時,它是在創造貨幣。”(注:美聯儲“創造債務美元”的詳細過程將在本書第9章介紹)波士頓美聯儲銀行
“從1913年到1949年,美聯儲的資產由1.43億美元暴漲到450億美元,這些錢直接進了美聯儲銀行股東們的腰包。”
埃斯塔克.穆林斯
如此眾多的總統對金錢權力的威脅反複發出過警告,如此大量的國會記錄和法律案例明白無誤地說明了美聯儲的私有性質,可是有多少美國人、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知道這一點呢?這才是問題的可怕之處!我們以為“自由公正”的西方權威新聞媒體會報道一切真相,原來真相是大量的事實被它們有意地“過濾”掉了。那麽美國的教科書書呢?原來各種以國際銀行家們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們在為美國的下一代挑選著“內容健康”的教科書。
在威爾遜總統去世之前,他承認自己在美聯儲的問題上是被“欺騙”了,他內疚地表示“我在無意之中摧毀了我的國家”。
當1914年10月25日美聯儲正式開始運作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又一個完美的時間“巧合”,美聯儲的股東們注定要大發一筆橫財了!
第四章一戰與大衰退:國際銀行家的 豐收時節 (上)
我們共和國的真正威脅是這個看不見的政府,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章魚將它無數的粘稠的觸角緊緊裹挾著我們的城市、州和國家。這個章魚的頭是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集團和一小撮被稱為國際銀行家的具有極大能量的金融寡頭,他們實際上操縱著美國政府來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欲。
通過控製貨幣供應來控製政府,這樣使剝削一個國家的公民和資源變得更加容易。這就是為什麽這些大家族從這個國家誕生之初就竭盡全力來使權力(他們將我們的“領導者”玩弄於鼓掌之間)和財富(他們通過美聯儲的貨幣發行來汲取社會財富)高度集中。
這些國際銀行家和洛克菲勒標準石油控製了這個國家大多數的報紙和雜誌。他們用這些報紙的專欄評論來鉗製政府官員,對於那些不肯就範的人,他們則通過輿論將這些官員趕出政府機構。
他們(銀行家)實際上控製著兩黨(共和黨與民主黨),草擬(兩黨的)政治綱領,控製政治領導人,任用私有公司的頭頭,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層安插順從於他們腐敗的大生意的候選人”。[4.1]
1927 紐約市市長約翰.黑侖(JohnHylan)
打仗就要花錢,越大的戰爭花錢越多,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問題是,誰花誰的錢?由於歐美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政府必須也隻能向銀行家借錢。戰爭使物資消耗達到燃燒的速度,戰爭使交戰國砸鍋賣鐵也要堅持,戰爭使不惜一切代價的政府不計條件地向銀行家融資,難怪戰爭始終是銀行家的最愛。他們策劃戰爭,他們挑動戰爭,他們資助戰爭,國際銀行家們華麗的大廈,從來就是建立在死傷枕籍的廢墟之上。
國際銀行家另一個賺大錢的手段就是製造經濟衰退。首先是擴大信貸,將泡沫吹起來,等人民的財富大量投入投機狂潮後,然後猛抽銀根,製造經濟衰退與資產暴跌,當優質資產價格暴跌到正常價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時,他們再出手以超級低廉的價格收購,這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術語中叫作“剪羊毛”。當私有中央銀行成立後,“剪羊毛”行動的力度和範圍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最近的一次“剪羊毛”行動,發生在1997年的亞洲小龍和小虎們身上。中國這隻大肥羊最終能否避免被“剪羊毛”的惡運,就要看中國是否認真去研究發生在曆史上的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剪羊毛”慘劇了。
外資銀行全麵進入中國之後,與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從前的國有銀行雖然有推動資產通貨膨脹來賺取利潤的衝動,但決沒有惡意製造通貨緊縮來血洗人民財富的意圖與能力。中國建國以來之所以從未出現重大經濟危機,其原因就是沒有人有惡意製造經濟危機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能力,國際銀行家全麵進入中國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Diplomacy)一書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論,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令人驚訝之處,並不是其爆發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一件與以前其它危機相比顯得無足輕重的事件,而是因為它(戰爭)拖了這樣久才爆發。”[4.2]
1914年6月28日,歐洲正統王室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儲斐迪南大公來到1908年被奧地利並吞的波斯尼亞視察,被一位年輕的塞爾維亞刺客刺殺。這原本隻是一件性質單純的恐怖組織策劃的複仇行為,當時隻怕沒有任何人會想到這件事竟然成為引爆了一場涉及30多個國家,卷入15億人口,傷亡高達3000多萬人的世界級戰爭的導火索。
自普法戰爭以來,法國與德國成了世仇,當英國不得不從“光榮孤立”的歐洲大陸政策中走出來時,麵臨的是德強法弱的局麵。德國已是歐洲第一強國,若不加以遏製,勢必成為英國的心腹大患。於是,英國拉上對德國也頗為忌憚的俄國,與法國一起成立了三國協約(TripleEntente),德國則與奧地利結盟,歐洲兩大對立集團就此成型。
兩大陣營不斷擴軍備戰,保持著大規模的常備軍,各國政府都因此陷入深深的債務泥潭。“一項詳細的歐洲公共債務收入報告顯示各種債券的利息支出和本金償付每年高達53億4300萬美元。歐洲各國的金融已深陷其中,政府不禁要問,盡管戰爭有各種可怕的可能,但是比起如此昂貴和不穩定的和平來說,戰爭或許是一種更值得考慮的選擇。如果歐洲的軍事準備最終不是以戰爭來結束,那就必然是以各國政府破產而告終。”[4.3]
從1887年到1914年,這種不穩定和昂貴的和平僵持著,高度武裝但已接近破產邊緣的歐洲各國政府仍在怒目對視著。俗話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由羅斯切爾德家族發展並建立起來的歐洲銀行體係向對立的各方提供信貸,全力促成了這種軍事對峙。戰爭實際上打的是錢糧,到1914年時,很明顯歐洲的主要國家都已經不能負擔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了。他們雖然擁有龐大的常備軍,普及的軍事動員體製,和現代化的武器係統,但他們的經濟卻無力支撐巨額的戰爭費用。情況恰如俄國樞密院大臣在1914年2月向沙皇的進言中所指出的那樣,“作戰的花費無疑將超出俄羅斯的有限財力所能負擔。我國勢必需要向盟邦及中立國借貸,不過代價不菲。如果戰爭結果對我國不利,則戰敗的經濟後果將難以估量,全國的經濟將陷於全麵癱瘓。即使是戰爭取得了勝利,對我國的財政也極為不利,德國一敗塗地後將無力賠償我國的軍費。和約將受製於英國的利益,不會給德國經濟充分複蘇來償還我們的債務的機會,甚至戰爭結束很久以後也不可能。”[4.4]
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是無法想象的。如果真的開戰,也隻能是局部的、短暫的和低烈度的,可能更像是持續10個月左右的1870年的普法戰爭。但這樣的戰爭結果,隻能緩解而無法解決歐洲的對立局麵。於是,開戰的時間就隻有在不穩定和昂貴的和平中拖延著,直至美聯儲的成立。
大洋彼岸的美國雖然當時已是世界第一的工業強國,擁有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豐富的資源,但是,直到1913年以前卻仍是一個依賴外債的國家,很少能向國外提供信貸。原因正是由於缺少中央銀行,紐約的銀行家們難以集中調動全國的金融資源(MobilizationofCredit)。但是,銀行家的天性使得他們對大規模戰爭興趣濃厚,戰爭能夠毫無疑問地為銀行家帶來豐厚的利潤。當美聯儲法案通過後,國際銀行家們立即行動起來,1914年8月3日,羅斯切爾德在法國的銀行就給摩根發報,建議立即組織1億美元的信貸用於法國向美國購買物資。威爾遜聞訊立即表示反對,國務卿威廉.布萊恩(WilliamJenningsBryan)譴責這項貸款為“最惡劣的非法交易”。
德國與美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麵素無過節,當時的美國有大約800萬德國後裔,約占全國人口的10%,在美國建國之初,德語差一點成為美國官方語言,德裔美國人擁有著不小的政治影響力,加之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對英國素無好感,美國政府又曾和英國幾度交戰,所以在戰爭之初,美國政府對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戰爭抱著事不關己的觀望態度。與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的銀行家相比,美國政府顯得冷靜和正常得多。情況居然是,銀行家積極主張對德宣戰,政府則堅決反戰,嚴守中立。
這時銀行家們想出一個權宜之計,那就是區別對待為協約國提供發售債券而進行的貸款行為與為協約國提供信用來購買美國物資。在銀行家的威迫之下,威爾遜隻有答應了後者。隨著大選連任時間的逐步接近,威爾遜在參戰問題上逐漸向銀行家的立場傾斜。
1913年12月23日,美聯儲法案通過,爆發世界級別戰爭的條件終於成熟了。
基辛格博士所說的拖了許久的戰爭機器終於可以啟動了。
1914年11月16日美聯儲正式開始運作。12月16日,摩根的左右手戴維森(Davison)來到英國與當時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H.Asquith)商談美國提供信貸一事。1915年1月15日,摩根銀行與英國達成信貸協議,數額為1000 萬英鎊,這在當時對美國而言已是一筆相當可觀的的大生意,當時沒有任何人能料到最終的貸款總額會達到令人震驚的30億美元!摩根銀行收取了1%的手續費,3000萬美元落入腰包,摩根在戰爭中的吃得缽滿盆滿。同年春天,摩根又與法國政府簽訂了信貸協議。
1915年9月,考驗華爾街是否能夠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時刻到來了。5億美元的盎格魯-法蘭西(Anglo-FrenchLoan)貸款正式拉開了序幕。原本堅決反對的威爾遜總統,架不住銀行家和內閣成員兩麵夾擊,他的新國務卿羅伯特.藍辛警告說:“如果沒有貸款,結果將是生產受限,工業衰退,資本和勞動力閑置,大規模破產,財政危機,民怨沸騰和不滿滋生。”[4.5]
威爾遜聽得出了一身冷汗,隻得再次讓步。對於這次規模空前的債券出售,華爾街的銀行家們也使出了渾身解數,61家債券承銷商(Underwriter)和1570家金融機構加入了發售業務[4.6]。這是一次極為艱難的任務,特別是向美國中西部推銷這些債券就更為困難。美國人民普遍不認為歐洲的戰爭與他們有什麽直接關係,而不願意把錢投到歐洲的戰火中去。為了打消這種疑慮,銀行家們大力宣稱這些錢會留在美國。盡管采用了種種方法,中西部地區隻有一家芝加哥的銀行願意加入華爾街陣營,這個行為立即激怒了當地的德裔儲戶,他們發動了抵製銀行運動。到1915年底,仍有1.87億美元的債券沒有賣出。
當戰爭打到關鍵時刻,為了得到更多的金錢,英國政府宣布將對英國國民所持有的美國債券的利息收入征稅,英國人立刻賤價出售這些債券。英格蘭銀行很快堆滿了美國債券,英國政府立刻讓他們的美國代理摩根公司將這些美國債券在華爾街足額出售,美國投資者對本國的債券接受度自然很高,很快30億美元的債券變了現,英國又得到一筆巨款來支撐戰事。但是,英國對美國積累的一百多年的債權人地位,也隨之煙消雲散了。從此,英美之間的債權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
美國的信貸猶如烈火烹油,戰火開始迅速蔓延,戰爭慘烈程度也急劇上升。僅僅是在馬恩河戰役,協約國一天就要消耗了20萬發炮彈,人類終於見識了在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和後勤係統之下,如果再有現代化的金融手段,戰爭將會是何等慘烈,何等曠日持久。
戰爭使物資消耗達到燃燒的速度,戰爭使交戰國砸鍋賣鐵也要堅持,戰爭使不惜一切代價的政府不計條件的向銀行貸款,難怪戰爭始終是銀行家的最愛。
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開始引起公眾矚目是在1904年當他成為銀行家信托(BankersTrust)的董事長的時候。當時,摩根的親信戴維森對日益崛起的信托公司越來越擔心,這些信托公司業務範圍比商業銀行更加廣泛,所受的政府監管卻更少,因此能夠以更高的利息吸引資金。為了應付這種新的競爭,戴維森在得到摩根的授意後,於1903年也幹起了信托的買賣,斯特朗成為戴維斯的具體執行人。在隨後的1907年風暴中,銀行家信托還加入拯救其它金融機構的行動,斯特朗因此而名聲大噪。1913年美聯儲成立之後,戴維斯和保羅.沃伯格找到斯特朗進行了一次深談,希望斯特朗出任美聯儲紐約銀行董事長這一關鍵位置,斯特朗爽快地答應了。從此,斯特朗成為美聯儲係統實質上的首腦人物,摩根、保羅、謝夫等華爾街巨擎的意圖在美聯儲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
斯特朗迅速適應了新的角色,他成立了非正式的美聯儲董事論壇的組織,定期聚會商討戰爭時期的美聯儲行動準則。他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操縱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並將分散於12個美聯儲地區銀行的權力集中到美聯儲紐約銀行手中。美聯儲係統表麵上允許各地12家聯儲銀行根據本地區實際需要製定各自的貼現率和商業票據抵押政策,換句話說,各地聯儲董事會有權決定何種商業票據可以作為抵押而獲得何種貼現率。到1917年,至少13種不同類別的商業票據抵押準則被建立起來。[4.7]
但是,由於戰爭,美聯儲紐約銀行事實上隻將迅速增加的國債作為抵押票據,由於國債數額遠遠大於其它商業票據的總和,並且增長迅猛,很快就將美聯儲其它地區銀行的票據抵押政策邊緣化,在斯特朗控製下的“公開市場操作”,很快就將國債確定為主要和唯一的抵押票據,從而全麵控製了整個美聯儲係統。
由於資助歐洲戰爭的大規模的債券發售,使得美國貨幣流通量巨減,中央銀行的威力開始顯現出來。美國政府開始海量增加國債,美聯儲也以驚人的胃口吃進,巨額的美聯儲券(FederalReserveNote)如江河決堤一般撲向了流通領域,彌補了歐洲戰爭債券所導致的貨幣緊縮。代價是美國國債的直線上升,結果僅美聯儲開始全速運作的短短4年中(1916年到1920年),美國的國債就由10億美元暴漲25倍到250億美元[4.8],所有的國債都是用美國人民的未來納稅作為抵押,結果是在戰爭中,銀行家們爆賺其錢,而人民卻出錢、出力和流血。
當德國駐土耳其大使滿腹狐疑地問他的美國同僚,為什麽美國要和德國打仗,美國大使答曰:“我們美國人是為了道德原則而投入戰爭的。”這樣的回答讓世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給人們解釋的,“美國自開國以來始終自詡與眾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兩種相互矛盾的態度:一是美國在國內使民主更趨於完美;二是美國的價值觀使美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向全世界推廣這些價值。”[4.9]
美國的經曆的確與眾不同,美國的民主價值理念也的確為世人稱道,但是要硬說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僅僅是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著明白說糊塗了。1917 年3 月5 日,美國駐英國大使佩傑(WalterHinesPage)給威爾遜總統的密信中說:“我認為正在到來的危機的壓力已經超越了摩根公司提供給英國和法國貸款的承受能力。我們能夠提供給盟國最大的幫助是信用。除非我們與德國開戰,我國政府將無法(向盟國)提供直接信用。”[4.10]
此時,美國的重工業係統已經為參戰準備了一年的時間了,美國陸軍和海軍部門已經從1916年起開始大量采購軍事裝備。為了進一步增加財源,銀行家們和他們掌中的政治家開始考慮更多的措施,“當前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我們考慮進一步發展收入所得稅的概念,這是一個尚未被開發的重要資源。收入所得稅的法案已經為戰爭的需要建立起來了。”[4.11]
注意,這裏的收入所得稅是指公司收入而言,而不是個人收入所得稅。銀行家們在1916年兩次試圖通過個人收入需要交稅的法案,但兩次均被最高法院駁回。在美國,個人收入需要交稅的規定,從來就沒有法律依據。2006年7月28日在美國各地公映的電影《美國,從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FREEDOMTOFASCISM)中,曾6次獲得奧斯卡提名的美國著名導演艾朗.拉索(AaronRusso)以令人震撼的鏡頭展示了這一鐵的事實。該電影在2006年嘎納電影節放映時引起了觀眾的強烈震撼,當人們麵對一個真實的,與美國媒體宣傳完全不同的美國政府和其背後金融勢力之後,所有人的第一感覺就是難以置信。美國3000多家電影院中隻有區區5家敢於公開放映。但是,當這部大片被放到互聯網上之後,在美國還是產生了巨大影響,94萬人下載了該片,參與評分的8100人幾乎一致給出了最高評價。[4.12]
《美國,從自由到法西斯》(來源:http://www.freedomtofascism.com)
1917年10月13日,威爾遜總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迫在眉睫的任務是必須使美國的銀行資源徹底動員(Mobilization)起來。(對盟國貸款)的壓力和權利必須由這個國家的每一個銀行機構來承擔。我相信這樣的銀行合作在此刻是一種愛國責任,美聯儲的成員銀行就是這樣獨特和重要的愛國主義的證明。”[4.13]
大學教授出身的威爾遜身上帶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本不足為奇,他略帶迂腐但並不愚蠢,他深知是誰把他送進了白宮,他也懂得投桃報李。威爾遜總統自己也不相信所謂的“民主拯救世界”的聖戰,他後來承認“世界大戰為的是經濟競爭”。
事實是,美國對協約國提供了30億美元的貸款和60億美元的出口物資,這筆巨款尚未償還。如果德國取勝,銀行家手中的協約國債券就會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羅.沃伯格和謝夫為了保護他們的貸款而竭盡全力將美國推向戰爭。
當美國在1917年4月6日進入戰爭以後,威爾遜將國家的主要權力交給了他競選時出力最大的三套人馬:保羅.沃伯格掌握了美國的銀行係統;伯納德.巴魯出任戰時工業委員會(WarIndustriesBoard)主席;尤金.梅耶控製了戰時金融公司(WarFinanceCorporation)。
沃伯格兄弟
保羅的大哥麥克斯(MaxWarburg)時任德國情報部門的首腦,而保羅則是美國最高的金融決策者,美聯儲副主席;三弟費裏克斯是雷波庫恩公司的高級合夥人,四弟弗裏茲是漢堡金屬交易所主席,曾代表德國與俄國秘密媾和。哥四個全都是猶太銀行家族中的頂尖人物。
關於保羅兄弟的信息,1918年12月12日美國海軍的秘密報告稱:“保羅.沃伯格:紐約,德國裔,1911年歸化為美國公民。1912年,被德國皇帝嘉獎。曾任美聯儲副主席。有一個兄弟擔任德國情報部門首腦”[4.14]。另一份報告中提到“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曾經拍著桌子對著麥克斯咆哮,‘難道你總是正確嗎?’,但隨後還是會仔細聆聽麥克斯對金融的意見。”[4.15]
令人奇怪的是保羅在1918年5月已辭去美聯儲的職位,這份報告中並未提及。在美國參戰之後,因為保羅的哥哥擔任德國情報部門的首腦,保羅理論上可能被指控有通敵罪,但是實際上美國沒人能動得了掌握著金融命脈的保羅。1918年6月,保羅在辭去美聯儲的職務之後,給威爾遜寫了個便條:“我有兩個兄弟在德國是銀行家。他們現在自然在盡其所能地幫助他們的國家,就像我在幫助我的國家一樣。”[4.16]
伯納德.巴魯(BernardBaruch):戰時美國工業的沙皇
以投機起家的巴魯在1896年合並了6家美國的主要煙草公司,成立了聯合煙草公司(ConsolidatedTobaccoCompany),隨後,他又幫助古根漢姆(Guggenheim)家族合並了美國銅礦工業。他還與謝夫旗下的哈裏曼合作控製了紐約的運輸係統。1901年,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了巴魯兄弟公司。
當1917年威爾遜總統任命巴魯為美國戰時工業委員會主席時,他立刻擁有了美國所有工業公司的生殺大權。他每年的采購額高達100億美元,幾乎一人決定著美國政府戰爭物資采購的價格。在後來1935年的國會聽證會上,巴魯說道:“威爾遜總統交給我一封信,授權我接管任何一家工廠和工業企業。我和美國鋼鐵公司的總裁蓋奇.加裏(JudgeGary)有過一些不愉快,當我給他看了這封信後,他說:‘看來我們需要解決我們之間的過節’,他確實這樣做了。”[4.17]
有些國會議員對巴魯行使美國工業生殺大權的資格表示質疑,認為他既不是工業家,又沒有在工廠呆過一天,他自己在國會聽證會上也表示他的職業是“投機商”(Speculator)。《紐約客》報道過巴魯在得知華盛頓流傳的虛假的和平消息後,曾在一天中掙了75 萬美元。
尤金.梅耶(EugeneMeyer)的戰時金融公司(WarFinanceCorporation)
尤金.梅耶的父親是著名的國際銀行利德.福裏勒(LazardFreres)公司的合夥人,尤金對出任公職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他曾與巴魯合辦過一家阿拉斯加的金礦公司,還在一起共謀過一些其它的金融事件,也算是老熟人了。
戰時金融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發售美國國債,為戰爭提供金融支持。
尤金的戰時金融公司最令人瞠目的行為莫過於做假賬了。後來國會對該公司調查時,該公司居然幾乎每天晚上都臨時修改賬目,第二天再給國會調查人員過目。在麥克法丹(McFadden)議員主導的1925和1930年兩次針對該公司的調查中發現了大量問題賬目:“重複債券數量達2314組,重複折扣券數量達4698組,麵值從50美元到1萬美元不等,兌換日期到1924年7月。其中有些重複是錯誤造成,另一些則是作假。”[4.18]
難怪一戰結束以後,尤金居然能夠收購聯合化學和染料公司(AlliedChemicalandDyeCorporation),後來又收購了華盛頓郵報。
據估計,尤金的假賬至少造成了數億美元國債的差額[4.19]。
斯泰提涅斯(EdwardStettinius):美國軍工複合體的開山鼻祖
斯泰提涅斯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執著於細節,早年在芝加哥做穀物投機生意發了大財。他在戰爭期間被摩根看中並主管出口部(ExportDepartment),主要負責軍火采購。他在戰爭期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每天采購高達1000萬美元的軍事物資,然後把這些物資裝船,上保險,啟運到歐洲。他不遺餘力地提高生產效率和運輸效率,他在華爾街23號的總部一聲令下,無數軍事部件的代理商和生產商就湧入他的辦公樓,他在幾乎每一道門前都設立了警衛。每一個月,他的采購量就相當於20年前的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德國人從未想到美國能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就轉入軍事工業生產軌道。
摩根的親信戴維森
為摩根帝國立下汗馬功勞身為J.P摩根公司高級合夥人的戴維森得到了美國紅十字會這塊肥肉,從而控製了美國人民捐贈的高達3億7千萬美元的巨款。
第四章一戰與大衰退:國際銀行家的 豐收時節 (下)
1918年11月11日,血腥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落下了帷幕。德國作為戰敗國將喪失13%的領土,賠償320億美元的的戰爭賠款,外加每年5億美元的利息,出口產品被征收26%的額外費用,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陸軍隻能保留10萬人,海軍主力戰艦不得超過6艘,不得擁有潛艇、飛機、坦克或重炮等攻擊性武器。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LloydGeorge)曾宣稱“搜遍德國人的口袋也要把錢找出來”,但私下裏,他承認“我們所起草的文件(和約)將注定20年後的戰爭。當你們把這樣的條件強加在德國人民的身上,這隻能導致德國人要麽不遵守條約,要麽發動戰爭。”英國外相克容(LordCurzon)持相同的看法,他說:“這不會帶來和平,這隻是一份為期20年的休戰書。”
美國總統威爾遜看到這份協議也皺著眉說:“如果我是德國人,我想我決不會簽署這份協議。”
問題不在於政治家們是否都意識到了問題的本質,問題在於他們背後的“師爺們”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陪同威爾迅來到巴黎的銀行家們有:首席金融顧問保羅.沃伯格、摩根和他的律師弗蘭克、摩根公司的高級合夥人托馬斯.萊蒙、戰時工業委員會主席的巴魯,杜勒斯兄弟(一個是後來的CIA的頭頭,一個是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英國首相的身後是飛利浦.賽鬆爵士(SirPhilipSassoon),他是羅斯切爾德家族的嫡係子孫。法國總理克萊蒙梭的高參是喬傑斯.曼德爾(GeorgesMandel),他的真名是傑洛波.羅斯切爾德(JeroboamRothschild)。德國的代表團首席代表就是保羅的大哥麥克斯.沃伯格。當國際銀行家們齊集巴黎的時候,後來的“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BaronEdmonddeRothschild)作為東道主提供了熱情的接待,他將美國代表團的頭麵人物安排在自己在巴黎的豪華莊園裏。
巴黎和會其實是一場國際銀行家們的狂歡節,在大發戰爭橫財之後,隨手就播下了下一場戰爭的種子:第二次世界大戰。
“1894年9月1日,我們將停止一切貸款的延長。那一天,我們將索還我們的錢。我們將擁有並拍賣尚未清嚐的財產。我們會以我們自己定的價格得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三分之二的農田和以東的成千上萬的土地。農民將(失去土地)變成受雇用,就像英國那樣。”
1891年美國銀行家協會(收錄於1913年4月29日的國會記錄)
剪羊毛是銀行家圈子裏的一個專用術語,意思是利用經濟繁榮和衰退的過程所創造出的機會,以正常價格的幾分之一擁有他人的財產。當銀行家控製了美國的貨幣發行大權,經濟的繁榮和衰退變成了可以精確控製的過程,此時的剪羊毛行為對於銀行家來說,就像從靠打獵為生的遊牧階段進化到了科學飼養的穩產高產階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美國帶來了普遍繁榮,大規模的戰爭物資采購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各行業的生產與服務。美聯儲從1914年到1920年向經濟領域投放了大量貨幣,紐約聯儲利率由1914年的6%降到了1916年的3%,並一直保持到1920年。
為了向歐洲協約國提供貸款,銀行家們在1917和1918兩年中進行了四次大規模債券募集,稱為“自由債券”(LibertyBond),債券利息從3.5%到4.5%不等。這些債券發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吸收美聯儲已經嚴重超量發行的貨幣和信用。
在戰爭中,工人得到了高工資,農民的糧食在戰爭中賣到了很高的價錢,勞工階層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提高。當戰爭結束時,由於生活和消費節儉,農民手中握有大量現金,而這筆巨額財富卻不在華兒街銀行家的控製之下。原來,中西部的農民普遍把錢存在保守的當地銀行,這些中小銀行家對紐約的國際銀行家普遍是抵觸和對抗態度,既不參加美聯儲銀行係統,也不支持對歐洲戰爭貸款。華爾街的大佬們早就想找機會好好修理一下這些鄉巴佬,再加上農民這群“肥羊”又膘肥體壯,早已看著眼熱的華爾街銀行家們準備動手剪羊毛了。
華爾街銀行家們首先采用了“欲擒故縱”的計策,建立了一個被稱為“聯邦農業貸款委員會”(FederalFarmLoanBoard)的機構專門“鼓勵”農民把他們的血汗錢投資於購買新的土地,該組織負責提供長期貸款,農民當然是求之不得。於是大量農民在該組織的協調下向國際銀行家們申請了長期貸款,並繳納了高比例的首付款。
農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掉進了一個精心設計的陷阱。在1920年的4、5、6、7四個月內,工業和商業貿易領域獲得了大額度的信用增加以幫助他們渡過即將到來的信貸緊縮。隻有農民的信用申請被全部拒絕。這是一次華爾街精心設計的金融定向爆破!旨在掠奪農民的財富和摧毀農業地區拒絕服從美聯儲的中小銀行。
參議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主席歐文(聯署1913年美聯儲法案)在1939年的參議院白銀聽證會上說:“在1920年年初,農民們是非常富裕的。他們加速償還著按揭,大量貸款購置新土地。1920年下半年,突如其來的信用和貨幣緊縮使他們大批破產。1920年所發生的一切(農民破產)與應該發生的完全相反。”[4.20]
對於因為戰爭而過多發放的信貸,本應在若幹年裏逐步解決,但是美聯儲董事會在1920年5月8日聚在一起開了一個公眾完全不知情的秘密會議。他們在一起密謀了一整天;會議記錄多達60頁,這些記錄最終於1923年2月19日出現在參議院的文檔中。(美聯儲)A類董事,美聯儲谘詢委員會的成員參加了會議,但是B類董事,代表商業、貿易和農業的董事沒有被邀請。C類代表美國人民的董事同樣沒有被邀請。
隻有大銀行家參加了這個秘密會議,而他們當天的會議直接導致了信貸緊縮,並最終導致了第二年國民收入減少了150億美元,幾百萬人失業,土地和農場價值暴跌了200億美元。
威爾遜的國務卿布萊恩一語點破了問題的根源:“美聯儲銀行本應是農民最重要的保護者,卻成為了農民最大的的敵人。對農業的信貸緊縮是一次蓄謀的犯罪。”[4.21]
在對農業的“剪羊毛”行動喜獲豐收之後,中西部地區附隅頑抗的中小銀行也被清剿得滿目蒼夷,美聯儲又開始放鬆銀根。
本傑明.斯特朗是在摩根公司和雷波庫恩公司聯合扶持下坐上了美聯儲紐約銀行的董事長的寶座,他與英格蘭銀行的董事長諾曼(MontaguNorman)一起密謀了盎格魯-薩克遜金融業的許多重要事件,其中包括1929年世界範圍的大衰退。
諾曼的爺爺和外祖父都曾擔任過英格蘭銀行的董事長,這樣顯赫的身世在英國曆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在《金錢的政治》一書中,作者約翰遜寫道:“作為親密朋友的斯特朗和諾曼經常在法國南部一起度假。1925年到1928年,斯特朗在紐約的貨幣寬鬆政策是他和諾曼之間的一個私下協定,目的是使紐約的利率低於倫敦。為了這個國際合作,斯特朗有意壓低紐約的利率一直到無法挽回的後果發生。紐約的貨幣寬鬆政策鼓勵了美國20年代的繁榮,引發了投機狂潮。”[4.22]
關於這個秘密協定,眾院穩定聽證會(HouseStabilizationHearing)在1928年由麥克法丹(LouisMcFadden)議員領導下進行了深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國際銀行家通過操縱黃金的流動來製造美國的股票崩盤。
麥克法丹議員:請你簡單陳述一下是什麽影響了美聯儲董事會的最後決定(指1927年夏的降息政策)?
美聯儲董事米勒:你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麥克法丹:或許我可以澄清一下,導致去年夏天改變利息的決定的建議是從何而來的?
米勒:三個最大的歐洲中央銀行派他們的代表來到這個國家。他們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諾曼)、雅爾瑪·沙赫特博士(德國中央銀行的總裁)和法蘭西銀行的李斯特教授(Rist)。這些先生們和美聯儲紐約銀行的人在一起開會。大約一兩個星期以後,他們出現在華盛頓呆了大半天。他們一天晚上來到華府,第二天美聯儲的董事們接待了他們,他們下午就回紐約了。
麥克法丹:美聯儲的董事們午宴時都在場嗎?米勒:噢,是的。美聯儲董事會有意安排大家聚在一起的。麥克法丹:那是一種社交性質的活動呢,還是嚴肅的討論?米勒:我覺得是主要是一種社交活動。從我個人來講,在午宴之前,我和雅爾
瑪·沙赫特博士談了很久,也和李斯特教授聊了半天,飯後,我和諾曼先生與紐約的斯特朗(紐約美聯儲銀行董事長)也談了一陣。麥克法丹:那是一種正式的(聯儲)董事會會議嗎?米勒:不是。
麥克法丹:那隻是紐約會談結果的非正式討論嗎?米勒:我覺得是這樣。那隻是一個社交活動。我所講的隻是泛泛而談,他們(歐洲中央銀行的董事們)也是這樣。
麥克法丹:他們想要什麽呢?
米勒:他們對各種問題很誠懇。我想和諾曼先生談一下,我們飯後都留下來了,其他人也加入進來。這些先生們都非常擔心金本位的運作方式。所以他們渴望看到紐約的貨幣寬鬆政策和低利率,這將阻止黃金從歐洲流向美國。
Beedy 先生:這些外國銀行家和紐約美聯儲銀行的董事會達成了諒解了嗎?
米勒:是的。
Beedy 先生:這些諒解居然沒有正式記錄?
米勒:沒有。後來公開市場政策委員會(OpenMarketPolicyCommittee)開了一個會,一些措施就這樣定下來了。我記得按照這個計劃,僅8月份就有大約8000萬美元的票據被(紐約美聯儲銀行)買進(發行基礎貨幣)。”
麥克法丹:這樣一個政策改變直接導致了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最為嚴重的金融係統不正常狀態(1927-1929股票市場投機風潮)。在我看來,這樣一件重大的決策應該在華盛頓有個正式的記錄。
米勒:我同意你的看法。
斯特朗眾議員:事實是他們來到這裏,他們開了秘密會議,他們大吃大喝,他們高談闊論,他們讓美聯儲降低了貼現率,然後他們拿走了(我們的)黃金。
斯特格先生:這個政策穩定了歐洲的貨幣但顛覆了我們的美元,是這樣的嗎?
米勒:是的,這個政策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4.23]
紐約美聯儲銀行事實上完全掌握著整個美聯儲的運作,美聯儲在華府的7人董事會僅僅是擺設,歐洲的銀行家與紐約美聯儲銀行舉行時間長達一周的實質性的秘密會議,而僅僅在華盛頓呆了不到一天,還隻是社交活動,紐約秘密會議的決策所導致的價值5億美元的黃金流向歐洲,如此重要的決策竟然在華盛頓完全沒有書麵記錄,由此可見7人董事會的實際地位。
毫無疑問,1929年的股票暴跌是在1927年的秘密會議上就敲定的事,由於紐約的利率被人為地壓低,倫敦的利率被有益地拔高,兩地之間的利差導致美國的黃金流向英國,以幫助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恢複金本位。
其實,歐洲的金融家早就知道以通貨膨脹的手段掠奪財富的效率要遠勝於放貸所得到的利息收入。以黃金作為貨幣發放的基石,並且紙幣可自由兌換為黃金,這一切無疑會大大製約銀行家放手使用通貨膨脹這種高效能武器的效力。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麽當時以英國銀行家為代表的歐洲金融界要恢複金本位呢?
原來,國際銀行家們在下一盤大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戰敗而告終,龐大的戰爭賠款當然不能由德國羅斯爾德家族和沃伯格家族銀行來承擔,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大發一筆國難財。所以,第一步棋,就是由德國銀行家啟動通貨膨脹這部財富絞肉機來迅速掠奪德國人民的積蓄,人類第一次見識了超級通貨膨脹的威力。從1913年到1918年,在戰爭期間,德國貨幣發行量增加了8.5倍,德國馬克相對於美元僅貶值了50%,從1921年開始,德國中央銀行的貨幣發放量呈火山噴發的態勢,1921年比1918年增加5倍,1922年比1921年增加10倍,1923年比1922年增加7253萬倍。從1923年8月起,物價達到天文數字,一片麵包或一張郵票的價格高達1000億馬克。德國工人每天的工資必須支付兩次,拿到錢之後要在一個小時之內花出去。[4.28]
德國銀行家血洗中產階級的儲蓄,使大量社會主流人士一夜之間淪為赤貧,從而奠定了日後納粹上台的群眾基礎,並深深種下了德國人對猶太銀行家的痛恨。比起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後法國的境遇,德國人民所遭受的悲慘苦難要深重得多,下一場更為慘烈的世界大戰的所有誘因已在1923年全部到位了。
當德國人的財富被搜刮得差不多了,德國的馬克也該穩定下來了。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度之下,美國人民的黃金成了穩定德國貨幣的救生圈。
第二步棋輪到英國銀行家大展拳腳了。由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潛艇在大西洋的頻繁襲擊,英國運送黃金的船隻無法出港,導致了英格蘭銀行不得不宣布暫時停止黃金兌換,英鎊的金本位已名存實亡。
1924年,後來名震英侖的丘吉爾就任英國財政大臣,對金融事務完全沒有感覺的丘吉爾在倫敦銀行家的鼓噪之下準備恢複金本位,理由是必須捍衛英鎊在世界金融領域絕對的權威地位。1925年5月13日,英國通過了金本位法案(GoldStandardAct)。當時英國的國力經過戰爭的劇烈消耗早已嚴重受損,其經濟實力已遠遜於新興的美國,甚至在歐洲也已不是一家獨大的局麵,強行恢複金本位勢必導致英鎊堅挺,嚴重打擊本已日益喪失競爭力的英國出口競爭力,同時還會造成國內物價下降,工資縮水,失業率大幅上升等經濟後果。
這時,一代宗師凱恩斯橫空出世了。凱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曾擔任英國財政部的代表,他堅決反對對德國的嚴厲條款,並不惜以辭職來抗議。他力主廢除金本位,與倫敦的銀行家勢力形成水火不容的態勢。在英國政府調查金本位的可行性的麥克米蘭委員會上,凱恩斯慷慨激昂,痛陳金本位的弊端,在他看來,黃金隻是“野蠻的遺跡”,是經濟發展的製約。英格蘭銀行的諾曼也不示弱,堅稱金本位對於誠實的銀行家是不可或缺的,無論英國的負擔有多重,無論多少行業嚴重受損,不然何以體現倫敦金融城銀行家的超級信譽。英國人民被聽糊塗了。和美國的情況一樣,倫敦銀行家在人民當中也是名譽不佳,既然是銀行家支持的,想必是不好的,而猛烈抨擊銀行家的觀點,應該是向著人民的。
這才是戲的精彩部分。來曆很不簡單的凱恩斯扮演了為民請命的角色,而銀行家們則以黃金衛道士的形象出現,這出雙簧演得出神入畫,輿論和民心就這樣被輕鬆地操縱著。
果然不出凱恩斯的“預言”和銀行家的計劃,英國經濟在恢複金本位之後一落千丈,失業率由1920年的3%猛漲到1926年的18%,各種罷工此起彼伏,政局陷入混亂,英國政府麵臨嚴重的危機。
而銀行家們要的就是危機!
隻有製造危機才能推動“金融改革”,在一片強烈呼籲修改法律的呼聲中,通過了1928年貨幣和銀行券法案(CurrencyandBankNotesAct1928),該法案砸碎了套在英格蘭銀行頭上長達84年的以國債為抵押的貨幣發行上限的緊箍咒,1844年法案規定英格蘭銀行以國債為抵押的英鎊發行上限為1975萬英鎊,其餘的英鎊紙幣發行必須用黃金作抵押。以國債為抵押發行“債務”貨幣而繞開討厭的黃金製約,就像後起之秀美聯儲一樣,這實在是一個讓倫敦銀行家夢牽魂繞的境界。在新法案通過後僅幾個星期,英格蘭銀行就發行了2億6000萬“債務”英鎊。新法案還授權英格蘭銀行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無限製發行“債務”英鎊,隻要財政部和議會事後認可就行了[4.29]。美聯儲的近乎無限製的發行貨幣的大權終於被英格蘭銀行也搞到手了。
第三步棋就是美國這隻肥羊又到了該爆翦羊毛的季節了。1927年的秘密會議之後,由於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國價值5億美元的巨額黃金外流,在1929年美聯儲猛然提高利率之後,造成銀行缺乏黃金儲備而無法有效發放信貸,美國這隻健壯的肥羊由於極度失血而休克。國際銀行家們隨後一擁而上,以正常價格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的超低價格大舉吃進藍籌股和其它優質資產。麥克法丹議員這樣描述道:“最近僅一個州就有60000處房產和農場在一天中被拍賣。在密西根州的奧克蘭郡,有71000戶房主和農場主被掃地出門。類似的情況正發生在美國的每一個郡縣。”
在這場美國空前的經濟浩劫中,隻有最核心圈子裏的少數人事先知道美國曆史上最大的投機大戲即將落幕,這些人得以及時拋出所有股票轉而大量持有政府債券,他們都與倫敦羅斯切爾德家族保持著密切聯係。這個圈子以外的人,有些即使是超級富豪,也未能幸免於難。這個圈子裏包括JP摩根和庫恩雷波公司,以及他們選定的“優先客戶”,如夥伴銀行、和他們保持親善的著名實業家、重要政客、和友好國家的統治者。
當銀行家默裏森從美聯儲辭職時,1936年5月30日的《新聞周刊》是這樣評價他的:“大家一致認為美聯儲失去了一位能幹的人。在1929年(股票崩盤之前),他召集了一個會議,命令他屬下的幾家銀行在9月1日之前全部結束對證券交易商的貸款業務。所以,在隨後的衰退中乘風而起。”[4.30]
喬伊.肯尼迪(JoeKennedy)的身家從1929年的4百萬美元,增加到1935年的1億美元,翻了25倍。伯納德.巴魯在大崩潰前賣掉了所有股票轉而持有國債。亨利.莫金撒(HenryMorgenthau)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前幾天匆匆趕到銀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Trust),命令他的公司在3天之內賣掉總價值達6000萬美元的所有股票。他的手下困惑不已,建議他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逐步清倉,這樣至少要多賺500萬美元。亨利.莫金撒勃然大怒,衝著手下人怒吼:“我到這裏來不是和你討論!照我說的去做!”
當我們在經過近80年後回過頭來看這段曆史,我們仍然要驚歎這些國際銀行家們的智商,他們毫無疑問的是人類最為聰明的一群人,這樣的手法,這樣的權謀,這樣絲絲入扣的設計,這樣玩弄天下於鼓掌之中的膽略,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數人都完全不相信他們的命運實際上是操縱在極少數人的手中。
在國際銀行家們羊毛喜獲豐收之後,凱恩斯的“廉價貨幣思想”成為了銀行家們的最新財富收割機,在他們主導下的“羅斯福新政”開啟了一個銀行家們新的收獲季節。
第五章廉價貨幣的 新政 (上)
“列寧曾說過顛覆資本主義製度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貨幣貶值。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沒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貨膨脹)這樣如此隱蔽和可靠地來顛覆現政權了。這個過程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規律中的破壞因素,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5.1]
凱恩斯1919
凱恩斯稱黃金為“野蠻的遺跡”,這一“膾炙人口”的評價在中國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凱恩斯妖魔化黃金的動機是什麽?曾經堅決反對通貨膨脹的凱恩斯,怎麽會變成了黃金的死敵?
格林斯潘40歲時,仍然是金本位堅定不移的捍衛者,等當上了美聯儲主席之後,對黃金問題就開始顧左右而言它。雖然到2002年時,他仍然承認“黃金是所有貨幣的最終支付手段”,但是他卻“旁觀”了90年代西方中央銀行家們聯合打壓黃金價格的陰謀。
為什麽國際銀行家和他們的“禦用”理論家們如此厭惡黃金?為什麽凱恩斯的“廉價貨幣”理論如此受寵?
在人類長達5000年的社會實踐中,無論什麽時代,無論什麽國家,無論什麽宗教,也無論什麽種族,黃金被世人公認是財富的最終形式。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決不是凱恩斯等人幾句輕飄飄的“黃金是野蠻的遺跡”就能化解的。
人民對黃金與財富的必然聯係早已成為生活中的自然邏輯。當人民對政府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不看好時,他們可以選擇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金幣,以等待惡劣的形勢出現好轉。紙幣自由兌換黃金實際上成為了人民最基本的經濟自由的基石,隻有在此基礎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實際意義。當政府強行剝奪人民將紙幣兌換黃金這一與生俱來的權力的時候,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清楚,黃金決不是普通的貴金屬,從本質上看,黃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負曆史傳承的“政治金屬”,處理不好黃金問題,是會在世界範圍內掀起金融風暴的。在正常的社會狀況下,廢除金本位勢必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是暴力革命,隻有在極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無奈才會被迫暫時放棄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麽銀行家需要嚴重的危機和衰退。在危機和衰退的威脅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協,團結最容易被打破,輿論最容易被誤導,社會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銀行家的計謀最容易得以實現。所以危機和衰退被銀行家們當作對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曆史上被反複使用。
1929年以來的嚴重經濟危機被國際銀行家們“因勢利導”地達成了正常狀態下極難實現的“廢除金本位”的大業,從而鋪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金融大道。
很明顯,凱恩斯在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時就已經認識到了通貨膨脹對人民和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的潛在傷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冊子《和平的經濟後果》中,深刻而尖銳地指出了通貨膨脹的實質,而德國1923年的超級通貨膨脹已經完全驗證了通貨膨脹的巨大殺傷力。
這一點恰如40歲發表《黃金和經濟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對通貨膨脹的見地與凱恩斯如出一轍,他指出:
“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身地。這就是那些福利統計學家激烈反對黃金的秘密。赤字財政簡單地說就是沒收財富的陰謀,而黃金擋住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充當著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人們抓住了這一核心要點,就不難理解有人對金本位的惡意誹謗了。”[5.2]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樣,金本位牢牢地遏製了通貨膨脹的泛濫勢頭。從這個意義上講,凱恩斯和格林斯潘都應該是金本位的堅定擁護者,他們又何以一個後來將黃金貶低為“野蠻的遺跡”,另一個平步青雲之後幹脆絕口不提黃金的貨幣地位了呢?
對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格林斯潘投入了JP摩根的懷抱,榮任JP摩根公司和其它華爾街銀行的董事的時候,他開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規矩。當全世界的聚光燈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測的皺紋裏的時候,恐怕隻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他這個漢獻帝背後的曹操——紐約美聯儲銀行才是真正的決策者。2002年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德州議員保羅(RonPaul)追問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從未背叛1966年的觀點,他至今仍然認為黃金是所有貨幣中的“最終支付手段”,美聯儲隻是“模擬”(Mimic)著金本位製度。
凱恩斯的情況與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國著名學者莫瑞.羅斯帕德(MurrayRothbard)對凱恩斯的人格特征有一個深刻的描述,他認為凱恩斯的極端自我中心主義、以英國統治精英自居和對社會道德的蔑視,對他的思想體係有著直接的影響。
尤其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秘密組織“使徒會”(Apostle),對凱恩斯的影響尤為巨大。歐美大學中的這種秘密組織,決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學同鄉會或文學社之類的鬆散社團,它們更像是深負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曆史長達百年,並且是終生保持緊密聯係,構成了西方社會統治階層最堅不可摧的利益集團。
■■■劍橋的“使徒會”由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的最優秀的12名成員所組成,這些人不僅要絕頂聰明,而且要出身顯赫,每一個人都注定會成為英國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他們每周六在一處秘密會所聚會,討論範圍從哲學、美學到政治、商業。他們有自己嚴格的清規戒律,同時也蔑視社會的普通道德,他們自認為擁有人類最智慧的頭腦,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統治者,並相互之間反複灌輸這一信念。凱恩斯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我們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來就看不見任何事物(的本質)(因為)他們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5.3]
在這個圈子裏,除了凱恩思和著名哲學家羅素這樣的學者型精英,還包括羅斯切爾德男爵這樣的金融巨頭。離開劍橋之後,每周六仍然參加“使徒會”秘密會議的成年使徒被稱為“天使”,他們積極參與選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動。
■■■比凱恩斯小幾歲的維克多.羅斯切爾德(Victor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著整個大英帝國貨幣發行權的內森.羅斯切爾德的嫡孫,男爵封號的第三代繼承人。維克多與凱恩思同是美國“外交協
會”(CouncilofForeignRelationship)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的積極倡導者,這兩個組織可謂是歐美政界的“中央黨校”,近百年來為歐美統治集團輸送了大批“幹部”。
維克多按歐美家族銀行的慣例在美國JP摩根銀行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華爾街非常熟悉。他還是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維克多曾任英國情報部門(MI5)的高官,後來擔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安全顧問,他的叔叔愛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被稱為“以色列之父”。在維克多的引見和提攜下,悟性極高的凱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價的債務貨幣和通貨膨脹理論,才是當時國際銀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凱恩斯對他自己政治上的謊言很少感到不安,因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規範約束。他習慣性地假造數據來符合他的經濟理念。恰如羅斯帕德指出的那樣,“他認為原則隻會妨礙他在正確的時刻取得權力的機會。因此,他願意隨時改變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為了一枚硬幣,他也會這樣做。”[5.4]
凱恩斯明白一個經濟學家要想他的學說成為“顯學”,就必須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們在幕後和台前叫好,按現在的名詞叫被“捧紅”。當凱恩斯辨明“曆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之後,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賦:雄辯的口才和驚人的推銷能力。
在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歇爾的光環之下,劍橋似乎理所當然的會成為世界經濟理論的發源地。作為馬歇爾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凱恩斯處在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貨幣、利息和就業通論》(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出版之後,國際銀行家對這樣對他們心思體察入微的經濟學理論當然是愛不釋手,政治家們對這種“借錢、印錢、花錢”的廉價貨幣政策則表現出欲就還推的姿態,爭論與叫好立刻席卷了學術界。
凱恩斯早已確信他的廉價貨幣思想必將得到國際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損害的普通人民本來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剩下來就是搞定學術界了。
首先凱恩斯宣布了以他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理論和老舊傳統經濟理論兩大陣營的對立,然後進一步宣稱,他那本艱澀的新經濟“聖經”隻有“30歲以下的年青經濟學家才能看懂”。這一宣稱立刻受到青年經濟學家的歡呼,保羅.撒繆爾森在給朋友的信中喜不自勝慶幸自己還不到30歲,他說:“年青真好”。但就是這個撒繆爾森也承認《通論》是一本“寫得很糟,組織混亂,充滿混淆的書。
[5.5]
美國的學者認為,如果這本書是美國中西部一個偏遠學院教授寫的,可能連發表都困難,更不要說名垂青史了。
1932年的總統大選在一片經濟蕭條的肅殺之中拉開了序幕,1300萬的失業人口、25%的失業率,讓現任總統胡佛倍感壓力。麵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對1928年以來經濟政策的猛烈抨擊以及對胡佛總統與華爾街銀行家勢力的緊密關係的嚴厲指責,胡佛總統保持了耐人尋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備忘錄這樣記錄了他的真實想法:
“在回應羅斯福對我應該為(1929年的)投機風潮負責的聲明時,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應該把美聯儲1925年到1928年在歐洲勢力的影響下故意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的責任曝光,我當時是反對這種政策的。”[5.6]
胡佛總統的確有些冤枉,他雖然貴為美國總統,但是對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卻沒有太大的影響力。由於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如果私人擁有的紐約美聯儲銀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談。
胡佛總統在華爾街失寵始於在德國賠款的問題上偏離了銀行家的既定方針。原來,在1929年由摩根策劃的楊計劃(YoungPlan)以增加德國債務負擔為代價,通過在華爾街發行德國債券的方式為德國募集戰爭賠款,自己在承銷債券發行的過程中爆賺一筆。1931年5月,不曾想該計劃開始執行不久,就趕上德國和奧地利的金融危機,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拯救行動未能遏製危機的蔓延,摩根等華爾街銀行家不願看到剛開了個好頭的楊計劃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夥人拉蒙(Lamont)給胡佛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政府同意給德國政府償還戰爭債務放個短假,等德國金融危機消停一些再恢複。拉蒙還警告說如果歐洲金融係統一旦崩潰,美國的衰退也會加劇。
胡佛總統早已答應法國政府任何涉及德國戰爭賠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國政府的意見,作為政治家的胡佛豈能出爾反爾,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氣地回答:“我會考慮這件事,但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這件事不太現實。你呆在紐約是不能了解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對這些政府之間債務的情緒的。”[5.7]
拉蒙也毫不客氣地撂下話:“這些天你肯定聽到了不少傳言,有人準備在1932年的(共和黨)大會上,讓你的班子靠邊站。如果你照著我們的計劃來做,這些傳言就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最後,拉蒙還遞上一根胡蘿卜,如果事成,功勞全歸總統。總統考慮了一個月,最後隻得低頭。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宮告訴總統應該重新考慮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這一次胡佛忍無可忍,他充滿怨憤和沮喪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個搞錯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國人民所痛恨和反對的話,那就是這種合謀(豁免或推遲德英法對美國的債務)觸犯了他們的利益。拉蒙並不理解席卷全國的(對銀行家的)憤怒情緒。他們(銀行家)是想我們(政治家)也成為‘黑幫’的同謀。或許他們(銀行家)已經和德國人就賠款達成了協議,但卻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5.8]結果胡佛拒絕了華爾街的要求,法國出現了償付拖欠。更令華爾街銀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總統對股票市場做空行為的窮追猛打所牽出的一係列金融醜聞,再加上空前的失業率、凋敝的經濟和慘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種力量集聚成一股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強烈憤怒。胡佛總統自恃民意可用,於是與銀行家撕破麵子,一心要把問題搞大。胡佛直斥紐約股市是一個由銀行家操盤的大賭場,市場做空的投機分子阻礙了市場信心的恢複。他警告紐約股票交易所總裁惠特尼,如果不限製股市做空行為,他將啟動國會調查行動並對股票市場進行監管。
華爾街對總統的要求回答得簡單而幹脆:“荒謬!”
準備拚個魚死網破的胡佛總統於是下令參議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開始調查股市做空行為。氣急敗壞的華爾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宮與總統與國務卿共進午餐以求中斷調查行動,總統不為所動。[5.9]
當調查擴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盤黑幕後,大案要案紛紛被抖落出來,高盛集團、摩根公司等諸多股市醜聞被大白於天下。■■■當股市暴跌與經濟大蕭條的邏輯關係被清晰地展現在公眾麵前時,人民的怒火終於聚焦在了銀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總統和他的仕途也同時斷送在銀行家和人民的雙重怒火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被稱為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總統–佛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
3.誰是佛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樣,真實的情況是巨大的(權力)核心中的金融力量從安德魯.傑克遜總統時代開始就控製了政府,這個國家將要重複傑克遜時代與銀行的鬥爭,隻是在更大和更廣的基礎上罷了。”[5.10]
1933年11月21日羅斯福
羅斯福的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當年的威爾遜,如果說威爾遜的確是學者出身而不諳銀行家們的手法,那麽以羅斯福的經曆說出這樣一番高論則多少有些做作。對現任總統與華爾街曖昧關係作為攻擊的突破口,在曆年的總統大選中對挑戰的一方永遠是百試不爽的法寶。1932年8月20日羅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競選演講中聲情並茂地說道:“我們發現2/3的美國工業集中在幾百家公司手中,實際上這些公司被不超過5個人控製著。我們發現30來家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證券交易商決定著美國資本的流動。換句話說,我們發現一個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力被操控在集少數人手中,這一切與總統先生(胡佛)所說的個人主義正好相反。”[5.11]
■■■羅斯福盡可能使自己感覺起來更像被美國人民衷心熱愛的與銀行家勢不兩立的傑克遜總統,一個願意為小人物挑戰金融大鱷的勇敢總統,可惜羅斯福的經曆卻表明他與國際銀行家的瓜葛比胡佛總統隻多不少。
羅斯福的曾祖父傑姆斯.羅斯福(JamesRoosevelt)於1784年創建了紐約銀行(BankofNewYork),可謂美國最古老的銀行家族之一,正是該銀行在2006年美國國債拍賣市場上,涉嫌操縱國債價格而遭到指控。該銀行的業務直到羅斯福競選總統時由他的堂兄喬治打理。羅斯福的父親也叫傑姆斯,是美國工業界的大亨,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擁有煤礦、鐵路等多處龐大產業,更是美國南方鐵路證券公司(SouthernRailwaySecurityCompany)的創始人,該公司是美國第一批以兼並鐵路產業為主的證券持有公司。羅斯福本人也是哈佛畢業,律師出身,主要客戶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強大的銀行背景支持下,年僅34歲的羅斯福就於1916年出任美國海軍部助理部長,正是摩根的高級合夥人,經常敲打胡佛總統的拉蒙給羅斯福在華盛頓安排的新家。
羅斯福還有一個當過總統的叔叔,列奧納多.羅斯福。他們的另一個表兄喬治.愛姆倫.羅斯福也是華爾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鐵路大合並的時代至少重組了14家鐵路公司,同時身為摩根麾下的“擔保信托投資公司”(GuarantyTrustCompany),漢華銀行(ChemicalBank),紐約儲蓄銀行董事之職,他所擔任的其它公司的董事名單可以打出一本小冊子。
羅斯福母親德拉諾(Delano)家族也是簪纓世家,一共有9位總統與他們家沾親。
■■■在美國近代史上,沒有一位總統比羅斯福擁有更為強大的政治和銀行資源。
1921 年羅斯福從政府衙門轉到了華爾街,成為多家金融機構的董事或副總裁,他利用政界和銀行界廣泛的人脈關係,為所在的公司謀得了巨額利益。在為一家金融公司拉政府債券生意的過程中,羅斯福給老朋友眾議員梅赫的信中直言不諱:“我希望我能利用我們之間的長久的友誼來請求你的幫助,我們希望從布魯克林的大佬們手中爭到一些債券合同。大量的債券與市政工程有關,我希望我的朋友們能夠記得我。我不能此時去叨擾他們,但是因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有一個傾向性,那將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幫助。你的幫助我會銘記在心。”[5.12]
在給一位得到海軍部一筆大生意的朋友的信中,羅斯福提到:“我在海軍部的朋友和我偶然聊起一個給予你們公司的8英寸火炮的合同,這使我想起在我擔任海軍部助理部長時我們之間愉快的合作。我想你能否讓我的公司在承銷一些你們的債券。我非常希望讓我的銷售代表給你打個電話。”[5.13]
在一些利益極大的生意上,羅斯福曾露骨表示“純粹的私人友誼是不夠的”。當讀到這些公司內部的往來信件時,一個更加鮮活的羅斯福就躍然紙上了。
1922 年,羅斯福參與成立了聯合歐洲投資公司
(UnitedEuropeanInvestors,Ltd),並出任總裁。該公司的董事和顧問中包括了一手製造了1923年德國超級通貨膨脹的德國前首相威赫穆.庫諾(WilhelmCuno)和麥克斯.沃伯格,麥克斯的弟弟保羅正是美聯儲的總設計師和副主席。在該公司發行的60000優先股中,羅斯福是最大的個人股持有者。該公
司主要從事在德國的各種投機生意,在德國人民被超級通貨膨脹洗劫得一貧如洗時,羅斯福的聯合歐洲投資公司卻在熱火朝天地發著國難財。[5.14]
■■■■■超級通貨膨脹從來都是“超級財富收割機”,在該國貨幣劇烈的貶值過程中發生了大規模的財富轉移。“通貨膨脹最嚴重的道德崩潰發生在1923年的德國。任何一個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鎊的人,在德國都可以生活得像國王。幾個美元可以使人過得如同百萬富翁一般。外國人蜂擁而至,四處以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搶購(德國人的)家庭財富,不動產,珠寶和藝術品。”[5. 15]
如同90年代初前蘇聯的超級通貨膨脹中所發生的一樣,巨大的社會財富遭到瘋狂洗劫,中產階級傾家蕩產,美元或英鎊的購買力被成千上萬倍的放大,財富在這貨幣之間的狂跌和暴漲過程中,悄然易手。恰如凱恩斯所言,“用這種辦法(超級通貨膨脹)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這個過程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規律中的破壞因素,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
當羅斯福義正詞嚴地痛批胡佛的華爾街背景時,把自己標榜成廉潔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隻怕他的經曆和背景離事實差之遠矣。
(肮髒的資本主義!每個毛孔中都流著血和肮髒的東西。)
在金本位的製約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讓歐洲各國嚴重負債,如果不是美聯儲成立,從而集中調動起美國的金融資源,戰爭規模隻能是局部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國際銀行家們大快朵頤,早已翹首以待下一頓美餐。但是,即便是美國有了美聯儲以後,在金本位的嚴格製約之下,金融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難以支撐另一場世界級別的大戰,廢除金本位於是就成了歐美各國銀行家的當務之急。
黃金在人類社會五千年的演化過程中逐漸成為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貨幣的最終形式,人民對黃金與財富的必然聯係早已成為生活中的自然邏輯。當人民對政府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不看好時,他們可以選擇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金幣,以等待惡劣的形勢出現好轉。紙幣自由兌換黃金實際上成為了人民最基本的經濟自由的基石,隻有在此基礎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實際意義。當政府強行剝奪黃金與紙幣的自由兌換權力的時候,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
在正常的社會狀況下,廢除金本位勢必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是暴力革命,隻有在極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無奈才會被迫暫時放棄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麽銀行家需要嚴重的危機和衰退。在危機和衰退的威脅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協,團結最容易被打破,輿論最容易被誤導,社會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銀行家的計謀最容易得以實現。所以危機和衰退被銀行家們當作對付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武器在曆史上被反複使用。
(毛主義恰恰是在危機和衰退之中重塑人民力量的最有效工具)
第五章廉價貨幣的 新政 (下)
1812年,美國第一銀行被廢除而招來了羅斯切爾德的報複,爆發了英美1812年戰爭,最後以美國政府屈服,成立了美國第二銀行而告終。
1837 年,傑克遜總統廢除美國第二銀行,銀行家們立刻在倫敦狂拋美國債券,招回各種貸款,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直至1848 年。
1857,1870,1907年為迫使美國政府重新建立私有的中央銀行,國際銀行家再度出手製造衰退。最後終於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從而完全控製了美國的貨幣發行權。
1929 年的大衰退的最終目的直指廢除金本位,實施廉價貨幣政策,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平金融通道。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就任美國第32屆總統。上任伊始,羅斯福就扯起與華爾街勢不兩立的大旗,他就任當天就宣布全國銀行從3月6日起停業整頓(BankHoliday),直至調查清賬工作完成才能重新開業,這是美國曆史上首次關閉了全國金融大動脈的創舉,立時讓美國人民的精神為之一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幾乎完全沒有銀行營業的空前狀態下,持續了至少10天。[5.16]
緊接著,羅斯福又緊緊扭住胡佛時代就已經開始針對華爾街的調查不放,矛頭直指摩根家族。在一係列的聽證會上,傑克.摩根和他的合夥人在全美國人民麵前被弄得灰頭土臉垂頭喪氣。
羅斯福對華爾街銀行家的重拳一招猛過一招,他於1933年6月16日又簽署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Act),最後導致摩根公司被分拆為摩根銀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前者隻能從事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後者則隻能從事投資銀行業務。
羅斯福對紐約股票交易所也是毫不手軟,先後通過了《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建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負責對股票市場進行監管。
羅斯福的新政一開頭就以雷霆手段博得了社會輿論的普遍好評,出了人民心中積壓已久的對華爾街銀行家的惡氣。■■■■■連摩根家族也承認:“整個國家都充滿了對羅斯福總統的崇拜。他就任總統僅一個星期的成就簡直匪夷所思,我們從來都沒有經曆過類似的過程。”[5.17]
1933 年紐約股票市場開張大吉,錄得了54%的驚人回報。
■■■■■英雄一般的羅斯福激昂地宣稱:“金錢販子們(MoneyChangers)從文明聖殿的寶座上逃跑了,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恢複這個神聖殿堂古老的真貌了。”[5.18]
問題在於,曆時的真相與媒體刻意塑造的公共感受之間,常常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人們對精心編導的場景難免出現錯覺。
還是看看羅斯福雷厲風行的表麵文章之下的實情吧。
銀行長假之後,許多堅決拒絕加入美聯儲的中西部地區銀行再也沒能開業,大片市場讓了出來,被華爾街銀行家重新洗牌。羅斯福的財政部長人選就是前邊提到在1929年股票大崩盤之前就已經得可靠消息,不惜損失500萬美元,也要在3天之內全部撤出股市的老亨利.莫金撒(HenryMorgenthauSr.)之子,小莫金撒,也是華爾街的圈內人。
羅斯福挑選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的人選更是讓人哭笑不得,SEC的首任主席竟是那位當年在1929年股票暴跌之前拚命作空股市的著名投機家約瑟夫.肯尼迪(JosephKennedy)。他的資產由1929年的400萬美元,經過大股災之後到1933年短短4年中暴漲25倍,超過1億美元。約瑟夫.肯尼迪也是傑克.摩根的圈內人,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總統。
以分拆摩根公司而聲譽鵲起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提案人,就是當年策劃美聯儲法案的格拉斯參議員,該法案並沒有重創摩根公司,事實是摩根公司的業務量猛增,生意更加興隆。JP摩根公司的425名員工中,撥出了25人組建了摩根斯坦利公司,傑克.摩根和拉蒙保持了90%的控股權。實際上,分拆後的兩家公司,仍然完全在傑克.摩根的掌握之下。1935年,摩根斯坦利開張的第一年就獲得了驚人的10億美元債券承銷生意,席卷了全部市場份額的25%[5.19]。實際上,各大公司發行債券仍然衝著摩根這塊金字招牌來的,摩根手中握著紐約美聯儲銀行這個超級大棒,美國任何大公司對摩根都要忌憚三分。
而最具戲劇色彩的國會對摩根的聽證會,也是最吸引公眾注意的熱點新聞。在一片熱鬧喧囂之中,羅斯福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悄悄地通過了廢除金本位的幾項重要法令。在他就職之後僅一個星期的3月11日就發布了行政命令以穩定經濟為名,停止銀行的黃金兌換。緊接著在4月5日又下令美國公民必須上繳他們所有的黃金,政府以20.67美元兌換一盎司的價格收購。除了稀有金幣和黃金首飾之外,任何私藏黃金的人,將被重判10年監禁和25萬美元的罰款。雖然羅斯福辯稱這隻是緊急狀態下的臨時措施,但該法令直到1974年才被廢除。1934年1月又通過了《黃金儲備法案》,金價定位在35美元一盎司,但美國人民無權兌換黃金。人民剛剛上繳了黃金,多年的積蓄就狂貶了大半!而在1929年股市大崩潰之前得到內幕消息的國際銀行家的“優先客戶”們,得以將大筆資金撤離股市並兌換成黃金,這些黃金被運到倫敦,此時,當這些黃金在倫敦出售時,卻能賣到35美元一盎司,頃刻之間就爆賺了69.33%。
當羅斯福向美國議員中學識最淵博的盲人參議員托馬斯.戈爾詢問對他廢除金本位的看法時,戈爾冷冷地回答:“這是明顯地偷竊,不是嗎?總統先生?”對於戈爾參議員的坦率,羅斯福一直梗梗於懷。這位參議員就是後來的美國副總統戈爾的爺爺。
另一位終其一生都在追求恢複金本位的眾議員霍華德.巴菲特在1948年指出:“我警告你們,兩黨的政治家都將反對恢複金本位,那些這裏和國外靠美國持續貨幣貶值而大發其財的人,也會反對恢複誠實貨幣的製度。你們必須準備智慧和機警的麵對他們的反對。”[5.20]
對黃金作為最終貨幣有著終生信念的老巴菲特沒能看到金本位的恢複,但這種信念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兒子,當今鼎鼎大名的股神沃倫.巴菲特的腦海中。當巴菲特瞧破法幣製度最終必將走向崩潰的曆史必然後,在1997年銀價跌到靠近曆史最低點時,果斷地吃進了世界上1/3的實物白銀存量。
精彩!!!
要徹底拔除黃金在貨幣中的地位並不是一件簡單而輕鬆的事,這個過程被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步就是廢除金幣在美國國內的流通與兌換,第二步則是在世界範圍內廢除黃金的貨幣功能,1944年布雷頓體係所建立的美元兌換體係(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黃金兌換體係(GoldExchangeStandard)實現了第二步,後來尼克鬆在1971 年才最終完成了第三步。
凱恩斯搖旗呐喊,銀行家推波助瀾,羅斯福瞞天過海終於拔掉了金本位這個鎮魔瓶蓋,赤字財政與廉價債務貨幣這一對孿生怪獸終於從牢牢的禁錮中掙紮了出來。隻看重眼前的權力,“哪怕死後洪水濤天”的凱恩斯有一句名言:“就長久而言,我們都會死”,但是人們的行為及其後果將永遠載入曆史。
1933年11月24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了一本名為《西德尼.沃伯格》(SidneyWarburg)的小冊子。這本書最早是1933年在荷蘭出版,在書架上隻擺了幾天就被取締了。幾本幸存的書被翻譯成英文,該書的英文版曾在大英博物館展出過,後來被禁止向公眾和研究人員開放。該書的作者“西德尼.沃伯格”據信就是美國最大的銀行家族之一的沃伯格家族的成員,後來該書的內容被沃伯格家族堅決否認。
這本神秘的小冊子揭露了美英兩國的銀行家族資助和扶持希特勒掌權的秘史。據該書記載,1929年前後,華爾街通過道威斯計劃(DawesPlan)和楊計劃(YoungPlan)來幫助德國償還戰爭賠償。從1924年到1931年,華爾街通過這兩個計劃總共向德國提供了1380億馬克的貸款,而德國在此期間總共僅支付了860億馬克的戰爭賠款,德國實際上是得到了美國的巨額金融資助以重新整軍備戰。對德國的貸款實際上是通過在華爾街銷售德國債券募集公眾資金而來,摩根和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得到了豐厚的利潤。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法國政府在德國賠償問題上的高壓政策。這種政策使得美國的貸款在德國和奧地利有相當一部分被凍結了,而且法國得到了德國賠償的主要部分,這些錢的最終來源都是華爾街。瞅著法國越來越不順眼的華爾街銀行家們在1929年6月召開了一次會議,摩根係、洛克菲勒係的銀行家和美聯儲的頭頭們聚在一起,商議該如何把德國從法國的高壓之下“解放”出來。會議達成一致意見,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來擺脫法國的鉗製。一個可能的領袖人選就是希特勒。手持美國外交護照,懷揣胡弗總統和洛克菲勒親筆信的西德尼.沃伯格受命去和希特勒進行私人接觸。
西德尼與納粹的接觸並不順利,美國駐慕尼黑的領事館辦事不力,後來還是借助慕尼黑市長的幫助才見到希特勒。在初次會議上,華爾街銀行家開出的條件是“主張進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動報複法國的情緒”,希特勒的要價也不低,給1億馬克什麽都好說。西德尼把希特勒的報價傳回紐約,銀行家們覺得希特勒獅子大張口,2400萬美元實在高得離譜,他們提出1000萬美元的反報價。當時還未成氣候的希特勒一口答應下來。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這筆錢被打到荷蘭一家銀行(Mendelsohn&Co.Bank),然後分成數批支票寄到德國的10個城市。當西德尼回到紐約向銀行家們匯報時,洛克菲勒對希特勒的納粹主張深深地著了迷。緊接著,一向對希特勒不甚介意的紐約時報突然開始對納粹學說和希特勒的演講定期介紹,1929年12月,哈佛大學也開始研究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當1931年胡佛總統答應法國政府任何債務解決方案都會首先征求法國的意見時,他立刻在華爾街失寵了,很多曆史學家認為胡佛總統後來大選失利與這件事有著直接關係。
1931年10月,希特勒給西德尼發了一封信。於是華爾街的銀行家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這次與會者還有英格蘭銀行的董事長諾曼。會上形成了兩派意見,以洛克菲勒為首的人傾向希特勒,另一些人則不太肯定。諾曼認為花在希特勒身上的1000萬美元已經夠多了,他懷疑希特勒永遠也不會行動。會議最終決定進一步支持希特勒。
西德尼再一次來到德國,在希特勒的支持者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向他提出納粹衝鋒隊和黨衛隊非常匱乏機關槍、卡賓槍和手槍。這時,大量的武器裝備都已經屯放在德國邊境的比利時、荷蘭和奧地利的城市,隻要納粹支付現金,立刻可以提貨。希特勒對西德尼說他有兩個計劃,暴力奪權和合法執政。希特勒問道:“暴力奪權需要5億馬克,合法執政需要2億馬克,你們銀行家會怎麽決定?”
5天以後,華爾街的回電指出:“這樣的金額完全無法接受。我們不想也不能接受。對此人解釋說這樣規模的資金調動到歐洲會震動整個金融市場。”
西德尼作了進一步的報告,三天以後,華爾街的回電稱:“報告收到。準備支付1000萬,最多1500萬美元。建議這個人對外政策采取進攻性的必要性。”
1500萬美元的合法執政道路被華爾街銀行家們最終敲定下來。付款方式必須隱匿資金來源,其中500萬付給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的蒙德鬆銀行 (Mendelsohn&Co.Bank),500萬付給鹿特丹銀行(RotterdamseheBankvereinigung),500萬付給意大利銀行(BancaItaliana)。
1933年2月27日,德國國會縱火案的當天晚上,西德尼和希特勒進行了第三次會談,希特勒提出還需要至少1億馬克來完成最後的奪權行動,華爾街隻答應最多700萬美元。希特勒提出500萬打到羅馬的意大利銀行,另外200萬打到杜塞爾多夫的瑞納尼亞公司(RenaniaJointStockCompany)。
在最終完成使命之後,西德尼不禁感慨道:“我嚴格執行了我的使命直到最後一個細節。希特勒是歐洲最大的獨裁者。這個世界已經觀察他有幾個月的時間了。他的行為最終會證明他的好壞,我認為他是後者。對德國人民而言,我真心希望我是錯的。這個世界仍然要屈從於希特勒,可憐的世界,可憐的人類。”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首相,德國不僅完全擺脫了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的經濟災難,也從席卷全球的嚴重衰退中快速恢複過來,在承擔著巨額戰爭賠款的巨大經濟壓力下,以驚人的速度裝備起來歐洲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並在1939年9月1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僅僅用了六年時間!
而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仍然在1929年大衰退的泥沼中苦苦掙紮,直到1941年美國直接參戰,美國的經濟狀況才得到根本扭轉。
德國以區區6年的時間迅速完成經濟複蘇和大規模戰爭準備,如果沒有外來強大的金融資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此龐大的外來資金挹注如果不是為了準備發動戰爭,就難以有合乎邏輯的解釋。
實際上,華爾街就是納粹德國最大的資金來源。
早在1924年德國超級通貨膨脹剛剛平息下來的時候,華爾街的銀行家就開始籌劃如何幫助德國整軍備戰。1924年開始的道威斯計劃和1929年的楊計劃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完美地符合德國參謀本部軍事經濟學家的計劃。”[5.22]
摩根係的美國通用電氣總裁歐文.楊(OwenYoung)還是羅斯福創辦的聯合歐洲投資公司最主要的金融後盾。也是這個歐文.楊創辦了協調國際銀行家合作關係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ofInternationalSettlement)。恰如克林頓在喬治城大學的恩師著名曆史學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Quigley)所指出的那樣:“它(國際清算銀行)是在製造一個金融係統來控製世界,一個被少數人控製的、能夠主宰政治體製和世界經濟的(機製)。”[5.23]
從1924年到1931年,華爾街通過這兩個計劃總共向德國提供了1380億馬克的貸款,而德國在此期間總共僅支付了860億馬克的戰爭賠款,德國實際上是得到了一筆美國資助的520億馬克的巨額金融資助,整個德國軍事工業得以迅猛發展。早在1919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就預見到了凡爾賽和約中的德國無法承擔的巨額賠款,最終必然導致德國人要麽賴賬,要麽發動戰爭,不幸的是兩者最後都發生了。
麵對納粹德國一排排嶄新的現代化軍事工廠,再看看美國在大衰退中鏽跡斑斑的生產車間,難怪美國議員麥克法丹痛斥華爾街銀行家和美聯儲拿著美國納稅人的金錢去資助德國的戰爭機器:
“主席先生,如果德國的諾貝爾公司出售給日本軍隊用在滿洲(中國東北)或其它的地方,它可以把售貨票據用美元結算,然後送到紐約公開貼現市場,美聯儲銀行將對該票據進行貼現,並以此為抵押發行新的美元紙幣,美聯儲實際上就是在幫助德國的公司把它的庫存塞進了美國的銀行係統。既然是這樣,我們為什麽還要派代表到日內瓦參加(德國)裁軍的會議呢?美聯儲委員會和美聯儲銀行不正在讓我國政府為日本軍隊償還德國軍火公司的債務嗎?”[5.24]
除了在紐約商業票據貼現市場上對德國和日本軍事工業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資,美聯儲還將美國的黃金儲備直接運往德國。
“本屬於美國銀行儲戶的數量巨大的金錢被送給了德國,而且沒有任何抵押。美聯儲委員會和美聯儲銀行僅僅是靠德國人的商業票據就發放美國貨幣。幾十億美元的資金被注入進德國的經濟體,這個過程到今天仍在繼續。德國廉價的商業票據在這裏(紐約)被定價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國政府的信譽,而支付費用的是美國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聯儲運出了價值75萬美元的本屬於美國人民的黃金給德國。一個星期之後,另外30萬美元的黃金以同樣的方式運往德國。僅在5月中旬就有高達1200萬美元的黃金被美聯儲委員會和美聯儲銀行運往德國。幾乎每個星期都有駛往德國的黃金運輸船。主席先生,我相信美國銀行的儲蓄者有權知道美聯儲用他們的錢在幹什麽。”[5.25]
除了華爾街的巨額資助,希特勒的金融製度改革也起到了相當的作用,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從德國私有中央銀行手中收回了貨幣發行權。在擺脫了以國債為抵押才能發行貨幣的低效率高消耗程序之後,德國的經濟如火箭般地竄升,德國的失業率在1933年時高達30%,到1938年卻出現了勞工緊缺。
美國公司對德國在技術和金融方麵的巨大扶持早已不是什麽秘密,這些扶持被後來的曆史學家解釋為“意外事件或短視行為”。正是這些“意外的短視”極大地提高了德國軍事工業的生產能力。
1934年,德國石油生產能力為30萬噸天然石油和80萬噸合成汽油(煤轉油),剩餘部分完全仰賴進口。在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的氫化石油專利轉讓給德國之後,到1944年,德國竟能生產550萬噸合成汽油和100萬噸天然石油。
“盡管德國軍事計劃部門要求工業企業安裝現代化的生產設備來進行大規模的生產,但是德國的軍事經濟專家和工業企業並沒有完全理解大規模生產的涵義,直到美國兩家主要的汽車生產廠為打入歐洲市場在德國建立新式工廠之後,才讓他們大開眼界。德國專家被派到底特律去學習模塊生產的專業技術和流水線作業。德國工程師不僅參觀了飛機製造廠,還被允許觀看了其它重要軍事設施,他們從中學到了大量的技術,並最終用這些技術來對付美國。”[5.26]
與德國軍事工業生產體係保持密切合作關係的美國公司還有通用汽車、福特汽車、通用電氣、杜邦公司等,它們都是屬於摩根銀行、洛克菲勒大通銀行或沃伯格的曼哈頓銀行的麾下。
丘吉爾曾有一句名言:“發動戰爭要遠比結束戰爭困難得多”。乍聽起來,此話不合常理,仔細品味才發現確是至理名言。結束一場戰爭往往隻需要交戰雙方政府的秘密代表坐在一起討價還價一番,無非是結束衝突的條件而已,或虧一些,或賺一點,沒有談不成的交易。
但是發動戰爭就困難多了,凝聚社會共識在民主社會是一件極端費神的事,這一點的確愁壞了國際銀行家們。
正如默頓所指出的那樣,“在他們(國際銀行家)的眼裏沒有戰爭與和平,沒有口號和宣言,也沒有犧牲或榮譽,他們忽略了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東西。”
看清了國際銀行家本質的拿破侖也曾一針見血的說道:“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道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利。”
飽受華爾街銀行家洗劫的美國人民,在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之後,也不那麽容易上當了,沒有人願意充當銀行家的炮灰再把子女送到歐洲去打仗,於是舉國上下充滿了被銀行家痛恨的“孤立主義”氣氛。
1935年,參議員奈伊(GeraldNye)領導的特別委員會發布了厚達1400多頁的報告,詳細披露了美國參加一戰的辛密,曆數銀行家和軍火公司在參戰過程中的陰謀和不法行為,再加上不久前摩根聽證會對華爾街在29年股票暴跌中的種種醜聞披露,使得人民反戰情緒極為強烈。此時,米裏斯的暢銷書《邁向戰爭之路》更激起了民眾對參戰問題的激辯。在此民意之下,美國在1935年到1937年先後通過三項中立法案,嚴禁美國再次被誘騙而卷入戰爭。
在國內經濟方麵,羅斯福新政已經開始5年多了,美國經濟始終不見起色,失業率仍然高達17%,到1938年美國再次陷入嚴重的衰退。
銀行家們和羅斯福都認為隻有凱恩斯所提倡的超級赤字財政,狂發廉價貨幣才能挽救經濟,而隻有大規模戰爭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在1933年廢除金本位之後,所有通往戰爭之路上的障礙都已被搬開,萬事俱備隻欠戰爭借口。
喬治城大學曆史教授查爾斯.湯塞(CharlesC.Tansill)認為對日本的作戰早在1933年羅斯福上台之前就已經計劃好了。1932年,美國海軍就已經證實了從珍珠港海域60英裏發動襲擊可以重創太平洋艦隊。美國情報部門於1940年8月破譯了日本軍方的密碼,並可以解碼所有早前截獲的日本電報記錄。美國製造的破譯密碼機被送到了世界各地,唯獨漏掉了珍珠港這個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海軍基地。許多曆史學家都相信,羅斯福事先就已經知道日本海軍將偷襲珍珠港。
1943年1月13日,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卡薩布蘭卡發表了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的聲明,這個聲明令德國內部反對希特勒,主張與盟國媾和的勢力大吃一驚。德國本來早在1942年8月就提出了和盟國媾和的條件,德國退回1939年9月1日之前的邊境,以結束這一場德國必敗的戰爭。[5.27]
德國內部主張推翻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力量已經在著手策劃軍事政變,羅斯福的聲明嚴重打擊了德國內部反戰力量的影響力。基辛格是這樣解釋羅斯福卡薩布拉卡宣言的動機的:
“羅斯福基於若幹理由而做出這項聲明(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他擔心討論對德和平條件可能使盟國內部意見分歧,他希望盟國先集中力量打贏戰爭再說,他也急於向陷於斯大林格勒戰役僵局的斯大林擔保,絕不單獨對德議和。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羅斯福力圖避免日後德國的修正主義人士起來聲稱,德國當年是被空口承諾誑騙才停戰的。”[5.28]
基辛格說的當然有道理,但是事實是殘酷和代價高昂的戰爭被延長了兩年多,無數生命和財富化為灰燼。其中就包括600萬死於納粹之手的猶太人,如果戰爭於1943年結束,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非常可能得以幸存,畢竟在德國有條件投降的協議上,盟國可以有很大的發言權。
但是,剛剛才熱了熱身的國際銀行家豈可輕易結束發大財的好機會。當戰火在1945年8月最終熄滅時,美國的國債從1930年僅160億美元狂漲到1946年的2690億美元,凱恩斯的赤字財政和廉價貨幣的主張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得到“驗證”。國際銀行家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次爆發一筆橫財
第六章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上)
“金融資本勢力有一個極為長遠的的計劃,它旨在建立一個金融係統來控製世界,一個被少數人控製的、能夠主宰政治體製和世界經濟的(機製)。
這個係統是以封建專製的模式被中央銀行家們所控製,它們通過頻繁的會議所達成的秘密協議來進行協調。
這個係統的核心就是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這是一家私有的銀行,而控製它的中央銀行們本身也同樣是私有公司。
每個中央銀行都致力於通過控製財政貸款、操縱外匯交易、影響國家經濟活動水平、在商業領域對保持合作的政治家提供回報等方式來控製各自的政府。”[6.1]
喬治城大學著名曆史學家卡洛.奎格雷1966
在我們的生活中,“世界政府”、“世界貨幣”之類的詞匯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如果沒有相關的曆史背景,您將非常可能把這樣的提法當成普通的新聞炒作,其實,一個巨大的計劃正在啟動。令人憂慮的是,中國對此仍然知之甚少。
1944年7月,當整個歐亞大陸還被滿天的烽火所籠罩,就在英美在歐洲大陸開辟第二戰場後僅一個多月,來自世界各地的44個國家的代表來到美國新罕布什內爾州的著名度假勝地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後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藍圖。國際銀行家們開始實施他們策劃已久的計劃:控製全世界的貨幣發行!
此時的國際銀行家們已經建立起一係列核心的組織機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和美國外交協會(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後來,由這兩個核心機構又衍生出兩個新的分支:經濟領域由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Group)執掌大政方針,負責政治掛帥的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Committee)。
這些組織的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由極少數英美精英分子所統治的世界政府
和建立最終統一的世界貨幣發行體係,然後是對所有地球公民征收“世界稅”,這就是所謂“新世界秩序”(NewWorldOrder)!
在這樣的體係之下,所有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經濟內政決策權都必須被剝奪,所有主權國家及其人民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必須被操縱。被套在現代人民身上的枷鎖不再是鐵鏈而是債務。為了使每一個現代“奴隸”產生最大的效益,粗放的經營管理必須向高效的科學“飼養”階段過渡,無現金社會、電子貨幣、國際統一的射頻卡身份證(RFIDIdentifier)、人體內植入身份證等技術將成為最終把現代人變成“奴隸”的標誌。依靠射頻識別技術,國際銀行家最終將可以監控每一個地球人在任何時間的任何位置。當現金從社會中消失之後,隻需要輕敲幾下計算機鍵盤,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隨時剝奪取得自己財富的權力。對於一切珍惜自由權力的人來說,這是一幅超級恐怖的景象。但對於國際銀行家來說,這才是“新世界秩序”的最高境界。
精英們認為他們的計劃不是“陰謀”,而是“陽謀”(OpenConspiracy)。與傳統陰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明確的領導機構,隻是“鬆散”的“誌趣相投的社交圈子”。但是,讓普通人不安的是,這些“誌趣相投”的重量級人士,似乎總是以犧牲普通人的利益來“充實”他們的“理想”。
美國外交協會的創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聯盟的首倡者豪斯上校就是這一計劃在美國的一位重要操盤手。
“在華盛頓,真正的統治者是看不見的,他們從幕後來行使權力。”[6.2]
費利克斯.佛蘭克特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豪斯上校名叫愛德華.豪斯(EdwardHouse),上校的稱號是德克薩斯州州長對他在德州地方選舉方麵所作貢獻的表彰。豪斯生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富裕的銀行家的家庭,豪斯的父親,托馬斯在美國內戰期間是歐洲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早年在英國讀書,和很多20世紀初的美國銀行家一樣,豪斯更願意視英國為祖國,並與英國的銀行圈子保持著密切關係。
1912 年,豪斯發表了一本後來引起史學家強烈興趣的匿名小說《菲利浦.杜:管理者》(PhilipDru:Administrator),在小說中,他構思了一個仁慈的獨裁者掌握了美國兩黨的權力,成立了中央銀行,實施了聯邦累進收入所得稅,廢除了保護性關稅,建立了社會安全體係,組成了國際聯盟(LeagueofNations)等。他在書中所“預測”的未來世界與後來美國所發生的一切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其“預見力”直追凱恩斯。
其實,豪斯上校和凱恩斯所寫的與其說是未來的預言書,不如說是未來政策實施的計劃書來得更加準確。
豪斯上校的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美國上流社會的矚目,書中對美國未來的預測與國際銀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豪斯上校很快成為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為1912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提名問題,民主黨的大佬們專門安排豪斯上校“麵試”候選人之一的威爾遜。當威爾遜來到豪斯在約紐的賓館,兩人詳談了一個小時,彼此深感相見恨晚,用威爾遜自己的話說就是:“豪斯先生是我的第二秉性。他是我自己的另一個獨立存在。他的想法和我的難以分別。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會做他建議的一切事情。”[6.3]
豪斯在政治家和銀行家之間起著溝通與協調的作用,威爾遜當選之前,在華爾街銀行家舉行的宴會上,豪斯向金融大佬們保證“民主黨這頭驢由威爾遜騎著,決不會在路上尥蹶子的…謝夫、沃伯格、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豪斯身上。”[6.4]謝夫把豪斯比作摩西,而自己和其他銀行家就是亞倫。
1912年11月的總統大選之後,當選總統的威爾遜來到百慕大度假,在此期間,他仔細閱讀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從1913年到1914年,威爾遜的政策和立法,幾乎就是在翻版豪斯的小說。
當1913年12月23日《美聯儲法案》通過後,華爾街的銀行家謝夫在寫給豪斯的信中說:“我想對你在這次貨幣法案通過的過程中所做的默默而卓有成效的貢獻道一聲感謝。”[6.5]
當完成建立私有的美國中央銀行這一重任之後,豪斯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國際事務。在歐美有著廣泛人脈關係的豪斯很快成為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級人物。“他(豪斯)和紐約的國際銀行家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他的影響力遍及很多金融機構和銀行家,他們包括:保羅.沃伯格和菲利克斯.沃伯格兄弟、奧圖.坎,路易斯.馬保,亨利.麥金薩,雅各布和莫提墨.謝夫兄弟以及赫伯特.李曼。豪斯在歐洲有著同樣強大的銀行家和政治家圈子。”[6.6]
1917年威爾遜委托豪斯組織了名叫“調查”(TheInquiry)的班子來負責未來和平協議的製定問題。1919年5月30日,愛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在法國巴黎的一家賓館召集了一個會議,參加者包括“調查”小組成員和英國圓桌會議(TheRoundTable)的成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整合英國和美國的精英分子的力量。6月5日,這些人再次開會,最後決定還是組織形式分離,統一協調行動比較有利。6月17日,豪斯作為召集人在紐約發起成立了“國際事務協會”(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21年7月21日,豪斯將“國際事務協會”改組為“外交協會”(CouncilonForeignAffairs),“調查”的成員、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和參與建立美聯儲的270名政界和銀行界精英加入了該協會,華爾街的銀行家慷慨解囊,一個致力於控製美國社會和世界政治的組織由此誕生了。
當羅斯福還是威爾遜手下的海軍部助理部長的時候,就拜讀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並且深受啟發。書中所描述的“溫和的獨裁者”恰是羅斯福後來真實的寫照。當羅斯福當選總統後,豪斯立刻成為白宮不可或缺的高參。
羅斯福的女婿在他的回憶錄寫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認為是羅斯福自己想出了很多主張和辦法,來使美國受益。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他的大多數想法,他的政治‘彈藥’,都是外交協會和主張世界單一貨幣的組織事先為他精心炮製好的。”[6.7]
保羅.沃伯格之子,銀行家傑姆斯.沃伯格曾任羅斯福的金融顧問,也是外交協會成員,他在1950年2月17日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上說:“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無論人們是否喜歡它。唯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政府究竟是經由(和平的)共識或是(武力的)征服來產生。”[6.8]
芝加哥論壇報1950年12月9日的一篇社論指出:“(外交)協會的成員對社會具有著遠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響力。他們用財富、社會地位、教育背景的優勢所建立起來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把這個國家引向經濟破產與軍事崩潰的道路。他們應該看看他們的雙手,那上麵沾滿著上一次戰爭已經陰幹的和最近一次戰爭仍然鮮紅的血跡。”[6.9]
1971 年,路易斯安娜的眾議員約翰.羅瑞克(JohnRarick)這樣評價道:“外交協會致力於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幾家免稅基金會從財政上支持,它揮舞著權力和影響力的大棒,在金融、商業、勞工、軍事、教育和大眾傳媒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每一個關心致力於保護和捍衛美國憲法和自由商業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因該了解它(外交協會)。■■■我們國家捍衛知情權的新聞媒體一向在揭露醜聞方麵非常有進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協會及其成員活動方麵始終保持著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協會是一個精英組織。它不僅在政府的最高決策層麵上擁有著權力和影響力來保持自上而下的壓力,它還通過資助個人和機構從下麵往上施加壓力,來支持把主權的憲法共和國變成一個獨裁的世界政府的仆從。”[6.10]
外交協會對美國政治具有著絕對的影響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除了3人例外,幾乎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是該協會會員。幾十年來,兩黨輪番執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夠保持一致,是因為外交協會的成員把持了政府中幾乎所有重要職位。從1921年以來,絕大多數的財政部長都由該協會包辦了,艾森豪威爾以降的國家安全顧問基本就是由該協會內定,除此之外,外交協會還產生了14個國務卿(1949年以來包辦了所有國務卿人選),11個國防部長,和9個中央情報
局局長。
從這個角度來看,外交協會就是美國精英們的“中央黨校”。“一旦外交協會的核心成員決定美國政府的某項特定政策後,外交協會規模龐大的研究機構就開始全速運轉,他們推出各種理性的和感性的論點,來加強新政策的說服力。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去混淆和貶低任何反對意見。”[6.11]
每當華盛頓的官場上出缺(重要位置),白宮首先播打的就是紐約外交協會的電話,基督教科學緘言報聲稱,幾乎半數的外交協會成員都曾被邀請進入政府,或擔任政府的谘詢顧問。
外交協會的成員已有3600名之眾,成員必須是美國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銀行家,大公司的領導層,高級政府官員,媒體精英,知名的大學教授,頂尖智庫的智囊,軍隊的高級將領等。這些人組成了美國政治精英的“堅強核心”。
在美國主流媒體“輿論導向”方麵,1987年的外交協會報告中指出,有多達262名記者和傳媒專家是其會員,這些人不僅是“解讀”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在“製定”這些政策。外交協會的成員把持了CBS、ABC、NBC、PBS等電視網絡。
在報紙方麵:外交協會成員控製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洛杉磯時報》等大報。
在雜誌領域,外交協會成員控製著:《時代》、《財富》、《生活》、《金錢》、《人物》、《娛樂周刊》、《新聞周刊》、《商業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讀者文摘》、《富布斯》、《大西洋周刊》等主流雜誌。
在出版領域,外交協會成員控製著:邁克米蘭、藍德、西蒙舒斯特、哈波兄弟、麥格羅.希爾等最大的出版公司。[6.12]
美國參議員威廉.金納(WilliamJenner)曾說過:“今天在美國通向獨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國會、總統和人民既聽不到也看不見。從表麵上看,我們有一個憲法之下的政府,但是,在我們政府和政治係統之中,還有一種權力,它代表著‘精英們’的觀點,他們認為我們的憲法已經過時了,時間在他們一邊。”
美國的內外事務的決定權已經不在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級精英俱樂部的小圈子裏。
著名的貨幣專家弗蘭茲.皮克曾經說:“貨幣的命運最終也將成為國家的命運。”
同樣,世界貨幣的命運,最終也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盡管國際清算銀行實際上是世界最早成立的國際銀行組織,但它卻刻意保持著低調,幾乎不被公眾所注意,因此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工作非常不足。
除了8月和10月,每年有10次來自倫敦、華盛頓和東京的一批衣冠楚楚神秘人士來到瑞士的巴塞爾,然後悄然住進尤拉賓館(EulerHotel)。他們來參加的是世界上最秘密、最低調,但影響重大的定期會議。這十幾個人每人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和秘密的專線電話通往各自的國家。300多人的固定團隊為他們提供從司機、廚師、警衛、信差、翻譯、速記、秘書和研究工作的全套服務,同時配備給他們的還有超級計算機,全封閉的鄉村俱樂部,網球場、遊泳池等設施。
能夠加入這個超級俱樂部的人有嚴格限製,隻有那些製定各國每日利率、信貸規模、和貨幣供應的中央銀行家才有資格加入。他們包括美聯儲、英格蘭銀行、日本銀行、瑞士國家銀行和德國中央銀行的董事們。這個機構擁有400億美元的現金,各國政府債券,和相當於世界外匯儲備總量10%的黃金,其黃金擁有量僅次於美國國庫。僅出借黃金所帶來的利潤就可以完全支付銀行的全部開銷。每月的秘密會議的目的旨在協調和控製所有工業國的貨幣活動。
國際清算銀行的總部大樓擁有能抵禦核襲擊的地下建築,完備的醫院設施,三套冗餘的防火係統,即使在發生大火的情況下,也不必動用外來的救火人員。大樓的最高層是一個豪華的餐廳,僅供這十幾個參加“巴塞爾周末”的超級貴賓使用。站在餐廳的巨大玻璃望台上極目四望,德國、法國和瑞士三個國家的美麗景色盡收眼底。
在大樓的計算機中心,所有計算機都有專線直接連接各個國家中央銀行的網絡,國際金融市場的數據可以實時顯示在大廳的屏幕上。18個交易商不間斷地處理著歐洲貨幣市場上的短期貸款交易。另一層的黃金交易商則幾乎就是永遠在電話上交割著中央銀行間的黃金頭寸。
國際清算銀行在各種交易中間幾乎沒有任何風險,因為所有的貸款和黃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銀行的存款作為抵押,在交易中國際清算銀行收取高額的手續費。問題是,為什麽這些中央銀行願意把這些並不複雜的業務呢交給國際清算銀行來做,並任由它賺取極高的手續費呢?
答案隻有一個:秘密交易。
國際清算銀行成立於1930年,席卷世界的大蕭條正處在最嚴重的時期,而國際銀行家們已經開始構思一個美聯儲的放大版,建立一個中央銀行家的銀行。根據1930年的海牙協議,它的運作完全獨立於各國政府,無論戰爭或和平時期完全免於向各國政府繳稅。它隻接受各國中央銀行的存款,並對每一筆交易收取可觀的費用。當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和動蕩的30和40年代,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紛紛把自己的黃金儲備存放在國際清算銀行,相應地,各種國際支付和戰爭賠償也都經由國際清算銀行來進行結算。
整個計劃的策劃者是德國的雅爾瑪·沙赫特(HjalmarSchacht),就是這個沙赫特曾於1927年與紐約美聯儲的斯特朗和英格蘭銀行的諾曼共同密謀策劃1929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年開始追隨納粹信仰。他所設計的國際清算銀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個可供各國中央銀行家為了一些秘密的資金調動提供難以追蹤的平台。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美國的國際銀行家正是通過這個平台為納粹德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扶持,以幫助德國將戰爭盡可能拖得更長一些。
在德國對美國宣戰之後,大批美國的戰略物資打著中立國的旗號,先運往法西斯的西班牙,再轉運德國。其中的金融業務很多都是經由國際清算銀行結算的。
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會竟然是由交戰雙方的銀行家所組成,美國的托馬斯.麥奇立克(ThomasMcKittrick)與納粹德國工業托拉斯I.G.Farben的首腦人物赫曼.施密茨(HermannShmitz),德國銀行家馮.克特.施羅德男爵,德國帝國銀行的沃塞.方克(WaltherFunk)和埃米爾.普爾(EmilPauhl)一起擔任董事,後兩位甚至是希特勒親自提名的。
1938 年3 月,當德軍占領奧地利後,大肆洗劫了維也納的黃金,這些黃金與後來在捷克和被德國占領的其它歐洲國家所搶劫的黃金一起被存放在國際清算銀行的金庫之中。納粹德國的董事禁止在清算銀行的董事會上討論這一議題。其中,捷克的黃金在德國占領之前已經被轉移到英格蘭銀行,納粹占領軍迫使捷克銀行向英格蘭銀行索取這筆黃金,英格蘭銀行的諾曼立刻照辦了,這批黃金被德國用來購買了大批戰略物資。
當消息被一名英國記者披露出來,立刻引起了輿論的關注。美國財政部長亨利.麥金薩親自給英國財政部長約翰.西蒙打電話核實情況,西蒙百般推諉。後來首相張伯倫被問及此事時,張伯倫的回答是,沒有的事。原來,張伯倫乃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ImperialChemicalIndustries)的大股東,而該公司和納粹德國的I.G.Farben 是密切的商業夥伴。
美國財政部派到國際清算銀行核查情況的科克然(Cochran)是這樣描述國際清算銀行敵對國家的董事之間的關係的:
“巴塞爾的氣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數中央銀行家彼此熟識已經多年,大家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潤的事。他們有人提出應該放棄彼此的相互詰難,大家或許應該和羅斯福總統一起去釣釣魚,克服大家的驕傲和複雜的情緒,而進入一個良好的狀態,這樣才能使當前複雜的政治關係簡單化。”[6.13]
後來英格蘭銀行被迫承認捷克黃金被轉交德國的事實,他們的解釋是,那隻是技術上的操作,黃金實物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英國。當然,由於國際清算銀行的存在,輸送黃金給納粹德國隻需要在清算銀行的賬目上改動幾個數字就可以了。人們不得不佩服雅爾瑪·沙赫特在1930年就能設計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來支持德國未來的戰爭。
1940 年,美國人麥基垂克(ThomasH.McKittrick)被任命為國際清算銀行的總裁,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曾任英美商會主席,精通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與華爾街關係密切,曾對德國進行過大量貸款業務。他上任後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國中央銀行和蓋世太保舉行過秘密會議,討論一旦美國與德國進入戰爭狀態,銀行業務應該如何繼續進行。
1941年5月27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財政部長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給美國駐英國大使發電,詳細調查英國政府和納粹控製下的國際清算銀行之間的關係。調查結果讓莫金撒大為光火,英格蘭銀行的諾曼一直是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其實,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銀行機構與他們在戰場上的死敵德國人在清算銀行的董事會裏確是友好而親切的,這種古怪的關係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
1942 年2 月5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2 個月,美國已經全麵進入對德戰爭,奇怪的是德國中央銀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國人麥基垂克繼續擔任國際清算銀行的總裁直至戰爭結束,而美聯儲仍然與國際清算銀行保持業務來往。
英國工黨一直對英格蘭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的不清不白的關係持懷疑態度,多次敦促財政部有個說法,財政部解釋說:“這個國家在國際清算銀行擁有多種權利和利益,這些安排都是基於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切斷與該銀行的關係不符合我們的最佳利益。”在一個烽火連天硝煙彌漫的戰爭時代,連國家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都隨時可以廢棄的時代,英國財政部卻嚴守各國銀行家之間的協議,讓人不能不“佩服”英國人對法律的“認真態度”。問題是,在1944年人們最終發現了德國獲得了清算銀行絕大部分紅利,英國的大方又不禁讓人生疑。
1943年春天,麥基垂克“不顧個人安危”往來於各交戰國之間。盡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國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給予他外交簽證,並由希姆萊的秘密警察全程護衛著來到交戰國首都羅馬,然後經由裏斯本搭乘瑞典船隻回到美國。4月,他來到紐約與美聯儲官員進行磋商,然後他手持美國護照前往德國首都柏林向德國中央銀行的官員傳達機密的金融情報和美國高層的態度。
1943年3月26日,加州眾議員傑瑞.沃裏斯(JerryVoorhis)在眾議院提出調查國際清算銀行的提案,試圖搞明白“一個美國公民擔任由軸心國設計和運作的銀行總裁的原因”,美國國會和財政部都沒有興趣進行調查。
到了1944年1月,另一個“好事”的眾議員約翰.考斐憤怒地表示:“納粹政府有8500萬瑞士金法郎存在國際清算銀行。大多數董事都是納粹官員,而我們美國的金錢卻在一直流向那裏。”[6.14]
■■■■■!!!人們一直不理解為什麽瑞士能在四麵戰火的環境下保持著“中立”,而同樣弱小的比利時、盧森堡、挪威、丹麥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難逃納粹的鐵蹄。其實問題就在於國際清算銀行位於瑞士,它的實際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銀行家向德國提供戰爭融資以便使戰爭打得更長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廢除國際清算銀行的議題終於擺到了桌麵上。凱恩斯和懷特(HarryDexterWhite)這兩位總設計師考慮到國際清算銀行在戰爭中的種種可疑行為,開始都曾支持廢除該銀行,但他們的態度很快久發生了變化。當凱恩斯敲開美國財政部長莫金撒的房門時,莫金撒吃驚地看著平素態度和風範都無可挑剔的凱恩斯情緒激動,滿臉漲紅,他用盡可能平和的口氣說他認為國際清算銀行應該繼續保持運作直到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立,凱恩斯夫人也在一邊遊說莫金撒。當覺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國際清算銀行的巨大政治壓力時,凱恩斯退一步承認該銀行應該關閉,但是關閉的時機也很重要。莫金撒則堅持“越快越好”。沮喪的凱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間,立刻召集了一個英國代表團的緊急會議,會議開到淩晨2點,凱恩斯親筆草擬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國際清算銀行繼續運作。
第二天的會議上,莫金撒的代表團令人吃驚地通過了解散國際清算銀行的決議。當得知這一決定時,麥基垂克立即給莫金撒和英國財政大臣寫信,強調戰爭結束後國際清算銀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時又表示國際清算銀行的賬目不能公開。事實上它的賬目從1930年到現在的76年中從未向任何政府公開過。
盡管麥基垂克在戰爭中的種種可疑行徑,他卻備受國際銀行家們的欣賞,他後來被洛克菲勒任命為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而國際清算銀行最終也沒有被解散。
戰後,國際清算銀行的活動更加隱秘。它是由一個被稱之為“核心俱樂部”的六七個中央銀行家組成,其中有美聯儲、瑞士國家銀行、德意誌聯邦銀行、意大利銀行、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法國銀行和其它國家的中央銀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樂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國政府堅決排除在國際貨幣決策過程之外。瑞士國家銀行本來就是私有銀行,完全不受政府控製。德意誌聯邦銀行幾乎和瑞士銀行一樣我行我素,在利率變動這樣重大的決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總裁普爾甚至不願坐政府安排的飛機到巴塞爾開會,他寧願自己座他的豪華轎車到瑞士。美聯儲雖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製約,但是在貨幣問題決策上白宮和國會完全無緣致啜。意大利銀行在理論上必須接受政府控製,但它的總裁從來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脅要逮捕意大利銀行總裁帕羅.巴非(PaoloBaffi),在國際銀行家們的壓力之下,政府卻沒之奈何。日本銀行的情況較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崩潰之後,大藏省對日本中央銀行的幹預被形容成罪魁禍首,日本銀行趁此機會掙脫了政府的鉗製。英格蘭銀行被政府看得很緊,但他的總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員。■■■■■法國銀行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堅決排除在核心之外。
第六章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下)
“他們會說IMF非常傲慢。他們會說IMF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致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他們會說IMF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們會說IMF的經濟‘療法’經常使問題更加惡化–使(經濟發展)緩慢惡化為不景氣,從不景氣惡化為衰退。他們說的不錯。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曆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我親眼目睹了IMF和美國財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6.15]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和IMF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表了這一針對這兩個最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抨擊,他當即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強製退休”了。其實,開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財政部部長薩摩斯(LawrenceSummers),而美國財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製著世界銀行的運作。薩摩斯對斯蒂格利茨厭倦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願強製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動用“趕走”(Removal)的極端形式來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於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還曾擔任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
問題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水平不夠,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場”有問題,主要是對國際銀行家分外熱心的“全球化”持消極態度。他對這兩家國際金融機構的評價和見解當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製造和利用這些問題”正是這兩家金融機構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陰謀論”的觀點,同樣的,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工作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方麵的人員,也不認同他們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陰謀”。事實上,從操作層麵(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和嚴謹的,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每一種算法都有科學分析,每一個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說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存在著“陰謀”,那確實是冤枉了,換任何人用同樣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都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這正是高手設計的高明之處!細節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學化,幾近無懈可擊,而真正的“陰謀”出在政策層麵(PolicyLevel)上。經典戰例就是,波蘭和前蘇聯的經濟轉型效果大相徑庭。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一同炮製了“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製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嚐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結果在波蘭“振蕩療法”實施的過程中,美國財政部和國際銀行家在金錢上給予了實質性地支持,在大筆金錢的“輸血”下,波蘭的“振蕩療法”大見成效。
等到“北極熊”被經濟“大夫”們放上手術台上,一陣開膛破肚之後,美國的援助和國際銀行家們原本答應好的金融“輸血”,卻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場可想而知。難怪薩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蘭案例驗證過的成功“手術”卻出了意外,“北極熊”病人竟然一命嗚呼了。
其實,波蘭“振蕩療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個套兒,這種“政策層麵”上的陰謀,就不是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層麵”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頓體係設計之初,這兩家金融機構的建立為的是確立美元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國際銀行家廢除金本位的理想分為三大步驟來實現,羅斯福在1933年廢除了傳統的金本位體係後,黃金與美元的直接兌換關係(GoldStandard)被黃金間接兌換(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廢除黃金的第一步。在國際流通市場中,外國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將美元兌換成黃金。而布雷頓體係更進了一步,用美元兌換(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黃金被黃金間接兌換,即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隻有外國中央銀行才能拿美元兌換黃金,黃金進一步被擠出了貨幣流通領域,自此,廢除黃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銀行都是由美國實際控製,IMF是歐洲人坐頭把交椅,為了防止局麵失控,美國財政部設計了在諸多重大議題上,必須達到讚成票85%以上才能實施的條款,從而相當於賦予了美國財政部(17%投票權)一票否決權。而在世界銀行,由於是美國財政部挑選行長,在完全掌握人事權的情況下,隻有很少的情況下才設置85%讚成票的門檻,以便提高“效率”。這就是玩“政策設計”和僅局限於“操作流程”二者之間層次的落差。
布雷頓體係的總設計師凱恩斯還構思出一個更“精彩”的概念:“特別提款權”(SpecialDrawingRights)來構築未來的世界貨幣框架,“特別提款權”就是所謂的“紙黃金”,以彌補美國由於長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黃金實物短缺。這可是人類曆史上一項空前的“發明”,人為地規定某種“紙幣”永不“貶值”,等同於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這個概念在1969年美國發生嚴重的黃金支付危機時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沒能挽救美元與黃金兌換關係的國際承諾的崩潰。布雷頓體係解體之後,“特別提款權”又被重新定義與“一籃子”貨幣匯率掛鉤。至今,這一凱恩斯40年代就構想出來的“世界貨幣”也沒能發揮太大用場。
當1971年尼克鬆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係後,IMF和世界銀行的曆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了IMF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裏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借到緊急貸款。■■■■■這就是為什麽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在隻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曆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湧到葉利欽那裏。”
斯蒂格利茨並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隻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於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產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隻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幹。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隻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幹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年印尼由於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玻利維亞由於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於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SocialUnrest)。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隻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隻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製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於“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製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6.16]
2004 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conomicHit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注。
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形象而細致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的秘密金融戰爭的始末。作為當事人,作者於60年代末被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NSA(國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經過一些列的測試之後,作者被認為是非常合適的“經濟刺客”的人選。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派往世界各國,去進行“經濟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計劃敗露,由於完全沒有官方背景,當事國隻能歸罪於私人公司的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遊說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大量舉債,債務要遠遠高於實際需求,以確定債務必將出現無法償還的情況。為了讓當政者嚐到甜頭,數億美元的金錢賄賂隨時現金支付。當債務無法清償時,世界銀行和IMF代表國際銀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鮮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條件就是出讓國家重要資產,供水係統、天然氣、電力、交通、通訊等產業。
如果“經濟刺客”的工作不見效,則派出中央情報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殺國家領導人,如果“豺狗”也失敗了,最後就是動用軍事機器發動戰爭。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經濟刺客”的任務,導致印尼嚴重負債。後來作者又前往沙特,親自操盤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國”(RecyclingofPetrodollar)的計劃,為基辛格後來成功遊說沙特,離間OPEC組織立下汗馬功勞。後來,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馬、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國,屢立奇功。當2001年911事件讓作者痛楚地感覺到美國遭世人痛恨正是由於像他這樣一批“經濟刺客”的出色工作時,作者終於決心說出真相。紐約各大出版社竟無人敢出版他的自傳,原因就是書中的內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寫書的事很快在“圈子裏”傳開了,一家國際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請他“坐冷板凳”,條件就是不要發表該書,這算是一種“合法”的賄賂。當2004年,作者頂著風險和壓力出版該書後,幾乎一夜之間,該書就成為美國最暢銷的小說。之所以選擇小說形式,也是出於不得已,出版社擔心如果以紀實體出現的話,難免招惹無妄之災。
[6.17]
我們最好自下而上地來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廈”,而不是相反。終結國家主權(的工作),可以用一點一點進行蠶食的辦法,這會比老辦法更快地達到我們的目的。
[6.18]
裏查德.加納《外交事務》雜誌,1974年4月
1992年7月16日,當克林頓在民主黨大會上接受競選總統提名後,發表了一番
並無新意的有關團結、理想、人民和國家之類的高調。但是在演講結尾,克林頓
突然提到了他在喬治城大學讀書時代的恩師,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Quigley)對他的影響,並將這種影響與肯尼迪總統對他的影響相提並
論[6.19]。克林頓在隨後的總統生涯裏反複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
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張讓克林頓如此刻骨銘心呢?
■■■■原來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組織的權威,他認為這些秘密組織決定性地影響了世界上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換句話說,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陰謀論”大師。
奎格雷教授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布魯金斯智庫、美國國防部、海軍部任職,並與眾多中央情報局的高官過從甚密。作為“圈內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觸最高機密的文獻和秘密檔案,他對英美極少數統治精英對全世界命運安排的“理想”並不反感,隻是對其中的一些具體做法持有保留態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澀深奧,所以並沒有遭到“主流”學者的圍剿,另一個原因是由於他長達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觸過大量絕密文獻,美國史學界沒有第二個人有機會重複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鮮有挑戰者,隻要他的學說不危及同時代的當權者,精英圈子也沒有必要動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美國外交協會(CFR),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Group),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Commission)顯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縱世界局勢的核心組織。擁有3600名會員的外交協會相當於美國的“中央黨校”,加入該協會就等於邁進美國政界的大門,成為未來世界政策的製定者。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加上了歐洲的精英分子,而擁有325名會員的三邊委員會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的精英分子。美國外交協會的重量極成員往往也是其它組織的成員。這些組織中的精英們包括叱詫世界風雲的重量級人物: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JP摩根國際委員會的戴維·洛克菲勒、納爾遜·洛克菲勒、英國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總統政府內任美國國防部長後來又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麥克納馬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法國前總統(和歐洲憲法的主要製訂者)德斯坦、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有就是一代宗師凱恩斯。國際銀行家正是這些組織幕後的大老板,羅斯切爾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屆彼爾德伯格會議。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聖地薩爾特舍巴登的會議由沃伯格家族主辦。
正在讀大學的克林頓聽了恩師的指點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頭地,個人奮鬥注定會失敗,必須進入權力核心的圈子才能達到“好風憑借力,任我上青雲”的境界。
果然,克林頓先後加入了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還是“羅德學者”(RhodesScholar),這是一個專門培養未來“世界政府”重要“幹部”的培訓班。克林頓在1989年加入外交協會,1991年,時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又出現在當年在德國召開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6.20],要知道美國有眾多的大州州長削尖腦門兒想要參加這個“超級精英聚會”,果然僅1年之後,名不見經傳的偏遠的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竟然擊敗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當選總統,難怪克林頓對恩師的教誨念念不忘。
“如果那些年我們就向公眾開放,我們就不可能為世界製定發展計劃。不過,世界越來越複雜,並準備向世界政府邁進。由知識精英和世界銀行家組成的超國家主權實體肯定好過過去數世紀實踐的國家自決。”[6.21]
戴維·洛克菲勒1991 年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名字取自荷蘭一家旅館,由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
(PrinceBernhard)於1954 年一手創立。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美國外交協會的
“國際版”,由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家、政治家、商業領袖、媒體巨擎和著名學者
所組成。他們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由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撿選出來的,這
些人很多同時又是美國外交協會、朝聖協會(PilgrimsSociety)、圓桌協會(RoundTable)、和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幾
乎所有歐洲聯合機構的策源地,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6.22]
該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神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總部設在荷蘭西部的萊頓市(Leiden),甚至還有電話號碼。但沒有網站。少數獨立偵探,如英國的東尼·戈斯林(TonyGosling)或美國的詹姆斯·塔克(JamesTucker)要費盡心機才能獲得有關彼爾德伯格會議位址和議程的消息,塔克跟蹤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關於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書。曆史學家皮埃爾·維勒馬雷斯特(PierredeVillemarest)和記者威廉·沃爾福(WilliamWolf)已經聯合出版了《拒不讓公眾了解的事實和紀事》(FactsandChroniclesDeniedtothePublic),其中卷1和卷2講述了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秘密發展史。比利時社會學家吉尤因斯(GeoffreyGeuens)所著的一本書有一章也是專門講述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
歐洲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達維格農(EtienneDavignon)堅持說“這不是資本家操縱世界的陰謀”。法國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加入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近30年的蒂埃裏·蒙布利亞爾(ThierrydeMontbrial)說這隻不過是個“俱樂部”而已。例如,彼爾德伯格2002年會議的正式新聞稿說,“俱樂部的唯一活動是舉行年會。會上不提出任何決議,也不進行投票,不發表任何政策聲明。”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隻是一個“靈活、非正式的小型國際論壇。與會者在論壇上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觀點,增進彼此了解。”英國經濟學家威爾·赫頓(WillHutton)說,每屆彼爾德伯格會議達成的一致意見是“製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這個說法相當接近事實。彼爾德伯格會議上做出的決定稍後會成為8 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既定方針。
媒體在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麵前總是溫順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時報》以典型的手法搶先報道,對沸沸揚揚的陰謀論淡化處理。■■■■■事實上,任何質疑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俱樂部的人都會被嘲笑成陰謀論者。英國議員或美國決策者等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說它“隻不過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地方”,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論壇。
恩達爾(FWilliamEngdahl)在其《百年戰爭: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戰》(ACenturyofWar:AngloAmericanoilpoliticsandtheNewWorldWar)一書中詳細講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開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發生的一段鮮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頓體係崩潰之後的最初幾年裏,美元的地位在世界範圍內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的信譽和價值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在世界金融風暴之中隨風而逝。當時的國際銀行家還遠未做好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極度混亂,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貨幣“特別提款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根本無人問津。眼看局麵即將失控,國際銀行家們在1973年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緊急磋商,試圖遏製當時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國的金融戰略家沃特.雷維(WalterLevy)提出了一個大膽而驚人的計劃,放手讓世界石油價格暴漲400%,並規劃如何從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財團的84名成員參加了是次會議。恩達爾得出的結論是:
這些權貴聚集在彼爾德伯格目的是使權力平衡重新向有利於美國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發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決定利用他們最珍視的武器-全球石油供應的控製權。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就是引發全球石油禁運,迫使全球油價激增。從1945年起,按照國際慣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價,原因是美國石油公司控製著戰後石油市場。因此,全球油價突然上漲意味著世界對美元(用以購買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應激增,從而穩定美元貨幣的價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斷的石油美元流入”來形容油價飆升的結果。
“我們的國家能夠擁有偉大的民主製度,我們也能夠創造大量的財富並使它們積聚在極少數人手中,但是我們不可能兩者同時擁有。”
路易斯.布蘭德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顯然是三邊委員會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維.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議下,洛克菲勒決心將“將世界上最優秀的大腦整合起來解決未來的問題”。該想法在1972年初被首次提出,並在1972年的彼爾德伯格年會上,被“集體”廣泛討論並接受下來。
布熱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了著名的《兩個時代之間》(BetweenTwoAges),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係和世界政府,該書被認為是三邊委員會的“聖經”。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理所當然地“慷慨解囊”,從財務上大力支持三邊委員會的運作。
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先生。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
布熱津斯基曾向戴維·洛克菲勒力薦時任佐治亞州州長的卡特加入三邊委員會,卡特在戴維洛克菲勒親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納進三邊委員會。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台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熱津斯基成為莫逆之交的基礎和開端。
年青時代的克林頓在恩師奎格雷的指點之下,一直努力向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等組織積極靠攏,最終實現了他的總統夢。
三邊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一樣都是美國外交協會的外圍機構,最機密和最重要的決策隻是在倫敦和華爾街極少數人的圈子裏敲定下來。三邊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起到的是“統一思想”、“協調步伐”的作用。
三邊委員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遺餘力地宣揚“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宏偉理想,最終為一個倫敦-華兒街軸心控製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鋪平道路。1975年三邊委員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在一份名為《重塑世界貿易與金融概要》(AnOutlineforRemakingWorldTradeandFinance)報告中指出:“緊密的三邊(美、歐、日)合作,維護和平,管理世界經濟,培育經濟發展,和減少世界貧困,將增加和平過渡到一種世界係統的機會。”
三邊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吸納了當時的經濟後起之秀日本的諸多知名企業家和銀行家,擴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礎。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懂得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對未來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這一“偉大事業”的重要性。後來隨著亞洲其它國家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這些地區的“精英分子”也成為國際銀行家們青睞的對象。問題不是一個“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誰主導這個“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實現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富裕和社會進步。從200多年來的社會實踐來看,普羅大眾似乎指望不上“精英們”的許諾。
經過許許多多的戰亂和衰退,小老百姓們終於搞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隻是擺設;沒有經濟平等,民主製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錢玩弄的道具。
如果說自由的本質就是人民能夠擁有選擇的權力,那麽未來的“世界政府”的道路隻有一條,“世界精英”已經替世界人民選擇了好了。按照保羅.沃伯格之子,銀行家傑姆斯.沃伯格的話說:“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無論人們是否喜歡它。唯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政府究竟是經由(和平的)共識或是(武力的)征服來產生。”
第七章誠實貨幣的最後抗爭(上)
對於美國人來說,1963年11月22日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肯尼迪總統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遇刺身亡。噩耗傳來,整個美國都陷入了震驚和悲傷之中。幾十年以後,人們在說起這一時刻時,很多人都能清楚地記得當時自己在幹什麽。究竟是誰,為什麽刺殺肯尼迪至今仍眾說紛紜。美國官方的沃倫委員會的最終結論是一個名叫奧斯瓦德的凶手單獨作案,但是此案的疑點實在太多,幾十年來社會上流傳著各種陰謀論。
最明顯的疑點是凶手被警方抓獲不到48小時,就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另一名猶太殺手近距離槍殺,上百萬人在電視機旁看到了謀殺全過程,而該凶手的動機竟然是“要向全世界的人展示猶太人的膽量”。
另一個巨大的疑點是到底幾個人參與了謀殺肯尼迪,沃倫委員會的結論是奧斯瓦德在5.6秒的時間裏連發三槍,其中一發子彈打飛,一發擊中肯尼迪的頸部,另外一發致命的子彈命中頭部。幾乎沒有人相信奧斯瓦德能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準確射擊三次,更奇怪的是打中肯尼迪的頸部的子彈是先擊中了肯尼迪後,再射中坐在肯尼迪前方的德州州長的,而這樣的幾率幾乎為零,所以人們稱之為一發“神奇的子彈”。更多的專家相信,不隻一人從不同的方向朝肯尼迪開槍,而且不止三發子彈。
據後來護衛肯尼迪車駕的一名巡警回憶,“當肯尼迪在機場忙著和歡迎的人群握手時,約翰遜(副總統)的秘密特勤(SecreteService)走過來給我們做安全工作指示。最讓我吃驚的是他們說總統在德利廣場(刺殺現場)的行車路線臨時作了修改。如果保持原來的路線,殺手可能完全沒有機會下手。他們還給我們下了一個聞所未聞的命令,通常情況下,我們四個摩托護警應該緊靠總統座車的四周,但是他們這次讓我們全部退到車後,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總統座車的後輪。他們說這是為了讓大家有一個‘沒有遮攔的視野’……我的另一位朋友(保護副總統約翰遜)看見他(約翰遜)在聽到第一發子彈前30或40秒時,開始在車裏彎下身來,甚至在車隊拐上休斯敦大街之前。也許他在車裏的地毯上找什麽東西,但是他看起來就好像預感到會有子彈飛過來一樣”。[7.1]
當第一夫人傑奎琳隨著丈夫的遺體乘空軍一號到達華盛頓機場時,她仍然穿著濺滿肯尼迪鮮血的大衣,她堅持這樣做就是為了讓“他們看看犯下的罪惡”,此時的凶手奧斯瓦德仍被警方看押,傑奎琳所說的“他們”又是誰?傑奎琳在自己的遺囑中說道,在她死後50周年(2044年5月19日),如果她的最小的孩子已經去世,她授權肯尼迪圖書館公開一份500頁的關於肯尼迪的文件。讓她沒有想到的是她最小的兒子在1999年的一次飛機失事中喪了命。
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著名的民權運動推動者,在1968年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後,幾乎肯定可以最終當選總統,但是就在他歡慶勝利的時候,又是在大庭廣眾的場合被亂搶打死。
在肯尼迪被刺殺後的短短三年中,18名關鍵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人被槍殺,3人死於車禍,2人自殺,1人被割喉,1人被擰斷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英國的一名數學家在1967年2月的倫敦星期日時報聲稱,這種巧合的概率為10萬萬億分之一。從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7.2]
沃倫委員會讓人生疑的還有封存所有文件、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文件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家安全局)、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它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2003年肯尼迪遇刺40周年,美國ABC廣播公司搞了一次調查,70%的美國人認為刺殺肯尼迪是一個更大規模的陰謀。
如此大規模地協調和組織,如此明顯的證據和證人的封殺都說明肯尼迪刺殺事件其實已經不是一次秘密謀殺,而更像是公開處決,意在警告今後的美國總統們要搞清楚誰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主宰。
問題是,肯尼迪家族也是國際銀行家集團中的“圈裏人”,其父約瑟夫.肯尼迪就是1929年股票崩盤時大發其財,後來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的首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主席,早在40年代就躋身在億萬富豪的行列中了,如果不是這樣顯赫的家境,肯尼迪也不可能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總統。那麽肯尼迪何以開罪了整個統治精英階層,以至於落得殺身之禍呢?
毫無疑問,肯尼迪是一位富有雄心和才幹的人物,當年紀青青的他坐上了總統的寶座,就碰上了古巴導彈危機這樣的重大挑戰,他的表現堅定陳穩,可圈可點,麵對和蘇聯可能爆發核戰爭的巨大危險而毫不妥協,最終逼退了赫魯曉夫。肯尼迪還意氣風發地推動了美國航天計劃,最終使人類的足跡第一次踏上了月球,盡管他沒能親眼看到這一偉大的時刻,但他的神奇的感召力卻伴隨著整個計劃。在推動民權運動方麵,肯尼迪兄弟更是功勳卓著。1962年當第一名黑人大學生試圖到密西西比大學注冊時,引發了當地白人的激烈反對,全美國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民權運動的這個焦點上。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動400名聯邦執法人員和3000名國民警衛隊護送這名黑人學生上學,此舉震驚美國社會,肯尼迪頓時深得人民愛戴。在他的號召下,美國青年踴躍參加和平隊(PeaceCorps),誌願奔赴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去幫助當地的教育、衛生和農業的發展。
在肯尼迪主政的短短3年中,能有如此耀眼的政績,的確堪稱一代豪傑。這樣雄才大略的抱負,如此果斷堅毅的心誌,再加上美國人民的熱愛和世界各國的敬仰,肯尼迪豈是願做“傀儡”的人物?!
當肯尼迪越來越強烈地想按照自己良好的意願來運作這個國家時,他就必然與他背後的強大而無形的統治精英集團產生尖銳的衝突。當衝突的焦點涉及到國際銀行家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貨幣發行權的時候,肯尼迪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經到了。
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簽署了一份鮮為人知的11110號總統令(ExecutiveOrder)[7.3],著令美國財政部“以財政部所擁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銀,包括:銀錠、銀幣和標準白銀美元銀幣(SilverDollar)作為支撐,發行‘白銀券’(SilverCertificate)”,並立刻進入貨幣流通。肯尼迪的意圖十分明顯,從私有的中央銀行美聯儲手中奪回貨幣發行權!如果該計劃最終得以實施,美國政府將逐步擺脫必須從美聯儲“借錢”並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謬境地,並且以白銀為支撐的貨幣不是“透支未來”的債務貨幣,而是基於人們已有勞動成果的“誠實貨幣”。“白銀券”的流通將逐漸降低美聯儲發行的“美元”(FederalReserveNote)的流通度,很可能最終迫使美聯儲銀行破產。
如果失去控製貨幣發行的權力,國際銀行家對美國這個最大的財富創造國將失去
大部分影響力,這是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要搞清楚11110號總統令的由來和意義,我們必須從白銀美元在美國的幾起幾落說起。
白銀在美國成為合法貨幣始於1792年的《1792年鑄幣法案》(CoinageActof1792),該法案奠定了美元的法律地位。一美元包含純銀24.1
克,金銀比價1比15。美元作為美國貨幣最基準的度量衡是基於白銀之上的。
此後美國長期保持金銀貨幣雙軌製。[7.4]
到了1873年2月,《1873年鑄幣法案》[7.5]在歐洲羅斯切爾德家族的壓力下,廢除了白銀的貨幣地位,實行了單一的金本位,由於羅斯切爾德家族掌握著世界上大部分的黃金礦產和黃金供應,他們實際上控製了整個歐洲的貨幣供應。白銀的產地比黃金更為分散,產量和供應量也大得多,控製起來難度更大,所以在1873年前後,羅斯切爾德家族先後脅迫歐洲大部分國家廢除白銀的貨幣地位,實行完全的金本位。美國也是這個總體步驟中的一步。這個法案在美國西部產銀州激起了強烈反對,人們稱這個法案為“1873年惡法”(Crimeof1873),隨後產生了轟轟烈烈的支持白銀的民間草根運動。
美國國會為了平衡紐約地區歐洲勢力背景的銀行家的影響力,又通過了《1878年布蘭德-埃勒森法案》[7.6],要求美國財政部必須每月購買價值200到400萬美元的白銀,金銀比價重新設定為1比16。銀幣與金幣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用於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債務。和“黃金券”一樣,財政部同樣發行“白銀券”,一美元的“白銀券”直接對應一美元的銀幣,以便於流通。後來《1878年布蘭德-埃勒森法案》被《1890年謝爾曼白銀采購法》[7.7]所取代,新法案增加了財政部必須購買白銀的數量,在以前的基礎上,財政部必須每月增加450萬盎司的購買量。
1913年美聯儲成立以來,“美聯儲券”(FederalReserveNote)開始發行,到1929年大衰退時,“美聯儲券”已經逐漸占有貨幣流通的主要份額。到1933年時,“美聯儲券”仍能兌換等價黃金。
在1933年時,在貨幣流通領域中還有“黃金券”(GoldCertificate)和“美國政府券”。
“美國政府券”(UnitedStatesNote)就是林肯在內戰時期發行的美國第一種法幣,即“林肯綠幣”(Greenbacks)。它的總發行量被限定在$346,681,016。1 960年,它僅占美國貨幣流通總量的1%。
除了上述4種主要貨幣,還有少量的其它貨幣形式共存。
在1933年羅斯福廢除金本位並宣布擁有黃金非法之後,黃金券即退出流通。美國貨幣流通領域僅剩下“美聯儲券”、“白銀券”和“美國政府券”,由於“美國政府券”先天不足,有發行上限,所以不被國際銀行家視作重大威脅。“白銀券”就麻煩多了。
由於美國財政部被法律規定常年購買白銀,到30年代,美國財政部已經擁有高達60多億盎司(TroyOnce)的白銀,大致接近20萬噸的龐大儲備,再加上白銀礦產遍布世界,生產量也頗為可觀,要是全部實現貨幣化由美國財政部直接發行“白銀券”,勢必成為國際銀行家最大的夢靨。
1933年羅斯福幫助國際銀行家廢除了金本位之後,美國貨幣流通實際上是處在“銀本位”之下,三種主要貨幣都可以自由兌換成白銀。
不廢除白銀的貨幣地位,“廉價貨幣”和“赤字財政”的“大業”就會受到嚴重掣肘,國際銀行家夢寐以求的通過通貨膨脹這種更高效率的金融工具來神不知鬼不覺地掠奪公民財富的計劃就會受到牽製。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規模赤字財政的推行,再加上戰後重建歐洲經濟的龐大開支以及朝鮮戰爭的卷入和越南戰爭升級,美聯儲大規模發行國債貨幣逐漸被市場發覺,美國人民從40年代開始不斷用紙幣兌換成銀幣和銀錠,導致財政部天文數字的白銀儲備急劇縮水。5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電子工業和航天工業對白銀的需求量急劇增長,更是雪上加霜,到60年代初肯尼迪入主白宮時,財政部的白銀儲備已銳減到19億盎司。同時白銀的市場價格猛漲,已逐漸逼近銀幣的貨幣價值1.29美元。當“白銀券”被兌換成白銀實物後,“白銀券”也就自然退出流通,“劣幣驅除好幣”的“格雷欣法則”的效應顯現了出來。
這一切就是肯尼迪簽署11110號總統令的大背景。
保衛白銀和廢除白銀的貨幣地位成為肯尼迪和國際銀行家鬥爭的焦點。
對於國際銀行家而言,徹底廢除黃金的貨幣地位已在全盤計劃之中,但解決白銀問題擁有著更高的優先級別。由於白銀的潛在礦藏資源非常巨大,一旦世界各國在市場價格引導下開始更大規模的勘探和開發,不僅廢除黃金貨幣的目標將難以實現,而且還將陷入與黃金和白銀的兩線作戰。一旦白銀供應量大漲,“白銀券”很可能死灰複燃,重新與“美聯儲券”一爭高下,由於美國政府掌握著發行“白銀券”的大權,到時候鹿死誰手尚無定論。“白銀券”如果占了上風,美聯儲的生存就麵臨著極大的風險。
所以國際銀行家最緊迫的任務是盡最大可能壓低銀價,一方麵讓世界銀礦行業處在虧損或是微利狀態,從而延緩銀礦的勘探和開發,減少供應量;另一方麵促使工業用銀量猛增,由於白銀價格極其低廉,使得替代白銀材料的研究和應用變得毫無必要,從而以最快速度消耗美國財政部僅存的白銀儲備。當財政部拿不出白銀的時候,“白銀券”自然就不戰而降,廢除白銀的貨幣地位也就順理成章了。關鍵是爭取時間。
肯尼迪自然是對此心知肚明,他一方麵對國際銀行家表態適當時機可以考慮廢除白銀的貨幣地位,另一方麵卻另作安排。不幸的是,他的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第倫(DouglasDillon)並非他的心腹,第倫出身於華爾街銀行大家族,身為共和黨人被國際銀行家強塞到肯尼迪的民主黨內閣中,主要財政大權由第倫向國際銀行家們負責。在第倫上任後,他的首要工作就是以最快速度消耗財政部的白銀儲備。果然第倫不負眾望,他以91美分一盎司的超低市場價向工業用戶大量傾銷白銀。1947年成立的美國白銀用戶協會(TheSilverUsersAssociation)與第倫遙相呼應,強烈要求“賣掉(財政部)剩餘的存銀來滿足白銀用戶的需求”。
[7.8]
1961年3月19日的紐約時報這樣報道:
參議員抱怨美國(財政部)低價拋售(白銀)
參議員艾倫.百博(AlanBible)今天向財政部提出重新審查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大量拋售白銀的政策。這位內華達的民主黨議員在給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第倫的信中說,美國國內的銀礦開發已經落後於消費需求,而財政部的傾銷行為是控製一個不現實的價格上限。世界性的白銀短缺隻有通過在北美和南美地區大量開發新產能來解決。他說‘隻有當財政部緩解對國內市場和鄰國的嚴酷的價格壓力後,這一切才談得上。”
1961年8月19日的紐約時報還登載了這樣一篇消息:主要來自產銀州的13個西部民主黨參議員今天向肯尼迪總統提交了一封聯名信,信中要求財政部立刻停止拋售白銀的行為。財政部的傾銷壓低了國際和國內市場的白銀價格。
1961年10月16日,紐約時報:
財政部拋售白銀儲備已經對白銀市場的價格加上了一個緊緊的蓋子。工業用戶知道他們可以從財政部得到每盎司91到92美分的白銀,所以他們拒絕支付更多的錢給新的白銀生產商。
1961年11月29日,紐約時報:
白銀生產商們昨天欣喜地聽到一則消息,肯尼迪總統已經下令財政部體停止向工業界拋售非貨幣白銀。白銀的工業用戶被震驚了。
1961年11月30日,紐約時報:
白銀的價格衝上了41年來紐約市場的最高價位,隨著星期二肯尼迪總統宣布全麵改變美國政府的白銀政策,決定由市場來決定白銀的價格。第一步就是立刻停止財政部傾銷不必支撐紙幣(“白銀券“)的白銀。[7.9]
肯尼迪總統終於出手了,雖然時間已經稍顯晚了一些,因為財政部的白銀此時已剩下不足17億盎司了。但是他的果斷措施已經使市場銀價向世界各地的白銀生產廠家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白銀產量的上升和財政部的存量企穩都是可以預期的事。白銀公司的股票一飛衝天。
肯尼迪的這一行為顛覆性地破壞了國際銀行家的圖謀。
1963 年4 月,美聯儲主席威廉.馬丁在國會聽證會上說:“美聯儲委員會確信,沒有必要在美國貨幣係統中使用白銀。盡管有人覺得把白銀從支撐我們一部分貨幣係統中抽出可能會造成貨幣貶值,我不能認同這種觀點。”[7.10]
按照一般規律,當白銀市場得到明確的價格上漲的信號,到重新開始新的資源勘探,新增設備擴大生產規模,最後提高總供應量,需要5年左右的周期,所以能否最終保住白銀的貨幣地位,從而保留下美國政府直接發行貨幣的希望,關鍵時刻將是1966年。
肯尼迪與國際銀行家爭奪的製高點就是白銀的貨幣地位,整個戰役關係著美國民選政府是否能夠最後保留住貨幣發行權。一旦白銀重新開始大量供應,肯尼迪就可以與西部白銀生產州聯手進一步推動美元貨幣的白銀含量重估的立法,加大“白銀券”的發行量,“白銀券”勢必再度崛起。
到那時,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簽署的11110號總統令就會立刻成為對付“美聯儲券”的利害殺招。可惜的是,國際銀行家也同樣看出了肯尼迪的部署。這個深受選民熱愛的總統幾乎可以肯定會在1964年底的大選中獲得連任,如果肯尼迪再作4年總統,局麵將變得無法收拾。
除掉肯尼迪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國際銀行家中意的副總統約翰遜在肯尼迪被刺當天在飛機上繼任美利堅第36屆總統時,他深知國際銀行家們對他的期許是什麽,他不能也不敢辜負這種“期許”。
1964年3月,約翰遜上台後不久,就下令財政部停止“白銀券”與實物白銀的兌換,從而事實上廢除了“白銀券”的發行。財政部又開始以1.29美元為支撐點,向工業界大量拋售白銀儲備,以繼續壓製白銀價格,打壓白銀生產商的生產動力,防止白銀供應量上升。
緊接著,約翰遜又在1965年6月下令稀釋銀幣純度,進一步降低白銀在硬幣流通中的地位,他說:“我想絕對明確地聲明,這些變化(稀釋銀幣的純度)不會影響我們硬幣的購買力。在美國境內,新的銀幣將可以與同等麵值的紙幣相互兌換。”[7.11]
華爾街日報1966年6月7日的一篇報道譏諷地回應道:“確實如此!但是那個著名的紙幣的購買力,在同樣的政府30多年來的通貨膨脹政策下已經被逐步地侵蝕掉了。正因為如此,難怪我們的貨幣完全和金銀分道揚鑣了。”[7.12]
美聯儲自己也承認,每年有計劃地、“科學地”讓美元的購買力下降3%到4%,以便讓勞工階層能“看到”工資在上漲。
到1967年夏天,財政部基本沒有“閑置”的白銀可供拋售了。
終結白銀貨幣的大業終於在約翰遜手中實現了。
在廢除金銀的貨幣地位的進程中,國際銀行家采取了“先銀後金”的戰略方針。先取白銀的主要原因在於到60年代初,世界上隻剩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還在使用白銀作為貨幣,從美國貨幣係統中“摘除白銀”隻是一個局部手術,所遭遇的阻力和波及麵都有限。
黃金的問題則複雜和困難得多。在人類長達5000年的社會實踐中,無論什麽時代,無論什麽國家,無論什麽宗教,也無論什麽種族,黃金被世人公認是財富的最終形式。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決不是凱恩斯等人幾句輕飄飄的“黃金是野蠻的遺跡”就能化解的。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清楚,黃金決不是普通的貴金屬,從本質上看,黃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負曆史傳承的“政治金屬”,處理不好黃金問題,是會在世界範圍內掀起金融風暴的。在白銀戰役尚未結束之前,必須穩住黃金這邊的戰線。
由於美聯儲自3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通貨膨脹政策導致美聯儲貨幣發行嚴重超量,超量的紙幣在追逐有限的金銀貨幣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推高了金銀價格。在美國國內,由財政部負責出麵壓住白銀價格,在國際上,必須有一個相對應的組織來代行財政部的功能,負責向市場拋售黃金,將洶湧的黃金攻勢壓製在灘頭陣地。
噴氣飛機時代的到來使得國際銀行家能夠經常碰麵,秘密商量對策。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於是成為他們著名的“巴塞爾周末”會議所在地。
1961年11月,經過密集協商,國際銀行家達成一個“高明”的計劃,由美國和7個歐洲主要國家建立了“黃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壓住倫敦市場的黃金價格。該基金由參加國的中央銀行出份子,總額為2億7000萬美元的等價黃金,其中美國最為財大氣粗,獨家承擔一半,德國戰後經濟起飛,荷包也日漸鼓脹起來,加之戰敗國自覺矮人一截,所以認捐數額僅次於美國,達3000萬美元。英法意都是2500萬,瑞士、比利時與荷蘭為1000萬。由英格蘭銀行實際負責操盤,先由它自己的金庫中墊支黃金,然後月末和其它入夥的央行按比例結算。[7.13]
“黃金互助基金”的首要目標就是如果金價超過35.20美元時,予以迎頭痛擊,絕不允許越雷池一步。35.20美元的價格中包括了從紐約調運黃金的運輸成本。
所有參與該基金的中央銀行都保證不從倫敦市場上購買黃金,也不得從南非、蘇聯等第三國購買黃金,美國還保證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遊說其它國家的中央銀行也采取同樣的政策。
所有“黃金互助基金”的內容在當時均為最高金融機密,與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傳統秘密會議一樣,不得有任何書麵記錄,一張紙片的記錄都不允許。任何協議都是口頭達成,就如同老摩根以握手和口頭協議來完成巨額交易一樣,國際銀行家們的口頭承諾擁有與法律合同同等甚至更高的約束力。
在“黃金互助基金”開始運作的最初幾年裏,大獲成功,甚至好到完全超出預先的想象。黃金生產大國蘇聯1963年秋農業嚴重歉收,不得不大量拋售黃金來進口糧食,蘇聯在1963年最後一個季度總共出售驚人的4億7000萬美元的等價黃金,大幅超過“黃金互助基金”的全部黃金家底,在21個月中,“黃金互助基金”的黃金彈藥庫暴漲到13億美元,國際銀行家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氣。
[7.14]
但是,越南戰爭的不斷升級導致美聯儲不斷加大美元的供應量,洪水泛濫的美元很很快就吞噬了“黃金互助基金”的盈餘和大部分家底。法國眼看大勢已去,率先退出“黃金互助基金”,不僅如此,法國政府加緊把手中的大把日漸喪失購買力的美元換成黃金,從1962年到1966年,法國從美聯儲手中兌換了近30億美元的黃金並運回巴黎儲存。到1967年11月底,“黃金互助基金”總共損失了10億美元的黃金,接近900噸。此時的美元已處在世界範圍內的信心危機之中。
約翰遜總統終於沉不住氣了,他想做點什麽了。
在約翰遜總統身邊有一群國銀行家作為他的高參,他們反複向總統灌輸一個主意,那就是長痛不如短痛,與其這樣一點一點被其他國家吸幹黃金儲備,不如孤注一擲搏一把,拿出全部黃金家當,把倫敦金屬交易市場給淹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黃金對美元升值的問題,重拾世界對美元的信心。約翰遜接受了這個近乎瘋狂的建議,美聯儲的全部黃金儲備被押上了這場空前規模的賭桌。上萬噸的金磚被裝船運往英格蘭銀行和紐約美聯儲銀行,準備給看好黃金的全世界投機者一個慘痛的教訓。如果計劃順利,英格蘭銀行和紐約美聯儲銀行聯手海量拋售黃金,造成黃金突然超量供應,將金價打到35美元以下,投機者勢必陷入全麵恐慌,並最終擊穿他們的止損線,造成更大規模的拋售黃金。待徹底打垮黃金買家的人氣之後,再以低價逐漸買回黃金,人不知鬼不覺地把黃金還回金庫。這實在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
在1968年年初的幾個星期之內,該計劃付諸執行。讓約翰遜總統和所有人極度驚駭的是,市場全部吸收了黃金的賣盤。該役,美聯儲總共損失9300噸黃金。酷愛權力卻輸得一塌糊塗的約翰遜總統,不久即宣布不再競選總統連任
第七章誠實貨幣的最後抗爭(下)
1968 年3 月,“黃金互助基金”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3 月9 日,總統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在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
大家(總統經濟顧問)的結論是:一致反對讓黃金漲價來應對當前的危機。多數人傾向保持‘黃金互助基金’運轉,但是他們認為和歐洲方麵協調有困難,很難恢複市場的平靜。所以他們認為我們最終不得不關閉‘黃金互助基金’。大家的想法比較混亂,不知如和勸說非‘黃金互助基金’的國家與我們合作,他們覺得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能派上用場。他們認為我們必須在30天之內對何去何從有一個清楚的想法並采取行動。
評語:您可以看出,這些想法和我們的沒有太大的不同。本周末的巴塞爾會議(國際清算銀行)之後,我們將可以更準確地了解到歐洲人的想法。
3 月12 日,在另一份備忘錄中,羅斯托寫道:
總統先生:
我對比爾.馬丁(BillMartin,美聯儲主席,剛參加晚巴塞爾會議)的理解是以下幾點:
1 對於黃金價格的變化,英國和荷蘭人可能讚同這種選擇(保持‘黃金互助基金’)。德國人猶豫不決。意大利、比利時和瑞士人強烈反對。
2 億美元的黃金並以承諾另外5 億美元來保證基金的繼續運轉。(以目前倫敦市場黃金損失速度來看,這些黃金隻能支持幾天時間)
3 歐洲人意識到我們很快就會麵臨非常不愉快的選擇。他們準備不得已時關閉倫敦黃金市場,讓黃金隨行就市。
4 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部、國務院、美聯儲、和總統經濟顧問們忙了一整天來考慮一旦我們宣布關閉‘黃金互助基金’後,各國以後如何協調。
5.我們還不知道約福勒(財政部長)和比爾的個人觀點。我們會在今晚或明早與他們交換意見。我個人的感覺是,我們離真相到來的時刻越來越近了。
3月14日,在黃金問題上,羅斯托進一步報告:您的高級顧問達成以下一致:
5 現在的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希望事情能有好轉。
6 我們這個周末需要在華盛頓召開一個“黃金互助基金”參與國的會議。
7 我們將討論:黃金在過渡期間的規則,保持金融市場持續的措施,加緊推行特別提款權(SDR’s)
8 在過渡期間,我們將對官方央行美元持有者按原價兌換。
9 如果不能達成任何協議,我們將中止官方美元兌換黃金,至少暫時如此。然後召開緊急會議。
10 這將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場在一段時間內陷入混亂,但這是唯一能迫使其他國家接受一個長遠方案的辦法。我們一致認為讓黃金價格上漲是最糟糕的後果。
您現在必須下決心是否立即關閉倫敦黃金市場。[7.16]
無論采取什麽措施也挽救不了“黃金互助基金”破產的命運。1968年3月17日,“黃金互助基金”計劃終於關門大吉了。倫敦黃金市場應美國要求關閉了整整兩個星期。
在美聯儲黃金大戰慘敗的同時,越南戰爭的情況也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1968年1月30日越南遊擊隊對南越30個省的省會同時發動大規模進攻,甚至占領了西貢境內的一些重要目標,順化古都也被攻陷。基辛格認為,這次進攻雖然北越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但是從軍事角度來看卻是北越的最大敗筆,遊擊隊放棄了自己擅長的飄忽不定的打法,而集中主力與美軍打起了陣地戰,在美軍優勢火力之下,遊擊隊傷亡慘重。如果美軍對業已失去了遊擊隊掩護的北越主力部隊進行大規模進攻,越南戰場的前景可能會有根本改觀[7.17]。讓基辛格扼腕長歎的是,約翰遜放棄了這樣一次機會。此時的約翰遜在金融戰場上的慘敗,已經使他喪失了堅持越南戰爭的底氣。
倫敦黃金市場的慘敗,讓美國的決策精英們陷入了全麵恐慌,堅持金本位的保守人士與要求廢除金本位的主流派產生了激烈爭論。但雙方都認為在如此混亂的金融局麵下,越南戰爭該收場了。
於是,美國的新聞輿論導向開始發生根本轉變。1968年2月27日克朗凱特(WalterCronkite)“預言”美國將會失敗。華爾街日報質問“事態是否已經弄
亂了我們原先可駕馭的目標?如果還沒有準備好的話,美國人民應該準備接受越南事件的黯淡前景。”《時代周刊》3月15日說,“1968年已使得美國人覺悟到,在越南獲勝,或甚至隻有取得有利的局麵,已經不是(美國)這一世界強權力所能及的了。”這時,熟睡已久的參議員們也蘇醒過來,富布賴特議員開始質疑:“政府有權不經過國會同意就擴大戰爭嗎?”曼斯菲爾德則宣布:“我們在
一個錯誤的地方,從事一場錯誤的戰爭。”
1968年3月31日,約翰遜宣布對北緯20度線以北地區中止轟炸行動,他還表明不再增派大量軍隊前往越南,並宣稱“我們在越南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消滅敵人”。他又宣布放棄競選連任總統。越南戰爭結束的本質原因乃是倫敦黃金戰場的慘敗導致統治精英階層的金融“底氣”損耗殆盡。
貨幣學家們在反複發作的美元危機中始終堅稱是黃金短缺造成了貨幣危機,從金本位的曆史來看,這顯然是倒果為因,黃金短缺並不是問題的原因,無節製的美元過量增發才是危機的根源。和白銀價格長期被壓製一樣,黃金價格被長期扭曲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在於造成黃金產量不足的窘境。當危機來到時,奇怪的是人們通常采取的竟是掩耳盜鈴的伎倆,而不是誠實地麵對問題的本質。在“黃金互助基金”打光所有“子彈”之後,國際銀行家們又想起凱恩斯在40年代最早提出的“紙黃金”的思想,對之加以重新包裝,最後提出“特別提款權”這個“偉大發明”。
正如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雅克.魯夫所指出:“同時,貨幣學家們發明了一種新玩意兒來掩蓋美國貨幣的破產狀態的事實。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被分配到一種特殊的國際儲備貨幣。但是為了不引發通貨膨脹,特別提款權必須被嚴格限量。這樣,甚至在特別提款權的扶持下,美國仍然無法償還它的美元債務的一小部分。”[7.18]
但是華爾街則是另一派喜氣洋洋的麵孔,它歡呼這是個現代金融史上的創舉:
美國獲得了紙黃金的勝利
財政部次長保羅.沃爾克滿麵笑容地告訴新聞媒體,‘我們終於實施了它(特別提款權計劃)。”華爾街日報歡呼這是美國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大勝利,因為它是對老舊的黃金必須是貨幣價值的唯一指揮棒和經濟萬能藥的直接打擊。[7.19]
但是,華爾街日報忘了說既使是特別提款權也是以黃金含量來定義的,所以黃金仍然是貨幣的指揮棒,而且特別提款權不能被“貶值”。
對於特別提款權,霍普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總有一天,它(特別提款權)會被曆史學家與約翰.勞(JohnLaw)的密西西比陰謀所造成的‘南海泡沫’一樣並列在人類偉大‘發明’之列。把它定義為等同黃金而卻不能兌換成黃金簡直可以申請荒謬專利了。任何紙幣或信用單位隻有在固定比例下毫無限製地可兌換黃金才能被視作‘等同於’黃金。[7.20]
德國經濟學家帕爾義對‘紙黃金’的概念也提出了尖銳地批判:
這種新的SDR儲備貨幣隻能在世界範圍內刺激更加魯莽的金融擴張和通貨膨脹。采用SDR是通貨膨脹分子的勝利。它搬開了擋在完全受控製的‘世界貨幣’道路上的最後一塊石頭,它永遠不會在世界上‘短缺’。[7.21]
1969年3月18日,美國國會取消了美聯儲發行的美元必須擁有25%的黃金支撐的強製要求,這一行為切斷了黃金和美元發行的最後法律強製關係。
世界離最後的真相不遠了。
當然,國際銀行家的計劃並不是每次都能如願實現,凱恩斯40年代以特別提款權為未來的“世界貨幣”的構想確實有些過於“前衛”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們當年的樂觀也並非全然沒有道理,二戰結束剛結束,聯合國這個“世界政府”的“原型”已經如期實現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一對“世界統一的貨幣發行機構”也同時就位了,如果特別提款權再如期成為世界貨幣,大業成矣。隻可惜計劃趕不上變化,英國凱恩斯版本的未來世界“美好的藍圖”,與懷特的美國版本有不小的出入,美國人占著天時地利人和,又是財大氣粗,既然有現成的美元霸權,又怎會熱心凱恩斯的計劃,雙方有些離心離德了。另外就是沒有估計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浪潮來勢凶猛,亞洲的崛起又動搖了世界力量的基本對比,特別提款權始終沒有修成正果。
尼克鬆不理解或不想去理解黃金何以如決堤的江河奔湧外逃,無論美國政府如何阻擋都無濟於事。問題的本質在於美國收支賬目出現了爆炸性的赤字,美國實際上已無力保持對黃金的固定匯率。不是黃金數量太少,而是美國的銀行係統創造出了太多的美元。
美聯儲的約翰.埃克斯特講述了這場黃金決戰的最後一段故事:
“1971年8月10日,一群銀行家、經濟學家和貨幣專家在新澤西海邊舉行了一次非正式討論,探討貨幣危機問題。大約下午3點,保羅.沃爾克的車來了。他當時是財政部次長,負責貨幣問題。
我們在一起討論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你知道,我一向支持保守的貨幣政策,所以我所提出的大幅提高利率的意見被大多數人否決了。其他人認為美聯儲不會放慢信貸擴張,擔心會導致衰退甚至更糟。我又建議提高黃金價格,保羅.沃爾克認為有道理,但是他覺得國會很難通過。像美國這樣的世界領導人不願意向他們的人民承認貨幣被貶值的實際情況,不論問題有多嚴重。這實在是太讓他們尷尬了,到這時為止,我們所遇到的(貨幣)危機,人民大多還毫無知覺。這不像是1933 年國家處在緊急狀態下,羅斯福可以為所欲為。
這時,保羅.沃爾克轉過來問我,如果我來決策應該怎樣做。我告訴他因為他不願升息,又不願黃金漲價,那就隻有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繼續以35美元一盎司出售國庫的黃金已經毫無意義了。5天以後,尼克鬆就關閉了黃金窗口。”[7.22]
1971 年8 月15,最後的真相終於來到了。美國已經無力履行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國際承諾了,這是美國繼1933年羅斯福對美國國內人民賴賬以來,再次對國際社會賴賬。尼克鬆在當天晚上發表的演說中,猛烈抨擊了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分子製造了金融市場的混亂,為了保衛美元必須“暫時”放棄美元兌換黃金。問題是,誰是尼克鬆所指的“投機分子”呢?要知道,當年索羅斯們還小,外匯市場由於布雷頓體係的製約,匯率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並不是每一個投資人都可以找美國兌換黃金的,隻有各國的中央銀行才有這個資格。而當年挑頭“鬧事”的自然是法國政府了。
當黃金和美元的最後一絲聯係在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鬆總統斬斷之後,讓國際銀行家緊張激動的時刻終於來到了,這是人類有史以來,全世界第一次一起進入法幣時代,這對人類社會和文明究竟是福是禍,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
以美聯儲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在掙脫了黃金這一緊箍咒之後,果然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貸擴張時代,貨幣發行已達到毫無節製隨心所欲的程度,到2006年為止,美國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債總額已經高達44萬億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僅償還利息就高達2萬2000億美元。
問題是這樣的債務已經到了無法償還的程度,而債務又必須被償還,如果不是欠錢的人還,就是借錢的人還,更糟的是,最後會由辛勤勞動的世界各國納稅人來償還。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和敘利亞同時對以色列發動進攻。果然不出國際銀行家所料,由於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政策,10月16日中東地區的伊朗、沙特和4個阿拉伯國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時宣布油價上漲70%。此舉對70年代以後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國家部長會議上,伊拉克代表強烈要求鎖定美國為主要打擊目標,他建議其他國家一起沒收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商業財產並實施國有化,對美國進行石油禁運,從美國的銀行係統中撤出所有資金,他認為這將造成美國陷入29年以來的最大經濟危機。雖然這些過激的提議沒有被采納,但在10月17日他們達成了削減5%的石油產量,並持續每月減少5%的產量,直至他們的政治目標得以實現。
10月19日,尼克鬆總統要求國會立即向以色列提供22億美元的緊急援助。10月20日,沙特和其它阿拉伯國家宣布完全停止向美國出口石油。國際石油價格應聲暴漲,從1970年的1.39美元一桶原油衝到1974年的8.32美元。雖然石油禁運隻持續了5個月到1974年3月結束,但是,這次事件極大地震動了西方社會。國際銀行家則千方百計地謀劃讓流進沙特等國的石油美元必須流回美國。
經過仔細分析,美國決定采取“分而製之”的策略,從內部分化和瓦解中東石油出產國。而主要突擊方向被選定為沙特。沙特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盛產石油,地處中東腹地,伊朗、敘利亞、伊拉克、以色列等強鄰環伺,軍事防禦力量極端單薄,沙特王室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洞察了這一弱點之後,美國向沙特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拉攏條件,全麵的政治支持,必要時的軍事保護,並提供技術支援、軍事訓練,以確保沙特王室永續存在。條件是,石油交易必須以美元結算,沙特必須用賺來的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庫券,確保美國的石油供應,石油價格波動必須經過美國認可,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尼或委內瑞拉對美國進行石油禁運,沙特有義務彌補由此產生的石油供應量缺口,沙特還需要從中“勸阻”其它國家對美國的石油禁運。
“經濟刺客”帕金先生被派往沙特去做這個計劃的具體操盤手。作為一家世界著名工程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帕金先生的任務就是“盡最大的想象力來使大量投資在沙特經濟中顯得非常有前景,前提是,必須由美國的工程和建築公司中標。”
[7.23]
在經過一番苦思冥想之後,帕金突然產生了一個靈感,沙特首都利雅得大街上的羊群與現代化的氣息差距太大,大規模城市建設能夠賺回很多石油美元。另一方麵,帕金深知歐佩克成員國的經濟學家大聲疾呼要求對石油進行深加工,擁有自己的石油精煉工業,以獲得比出售原油更高的利潤。帕金想到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滿意的解決方案,從處理羊群入手,石油美元收入可以用來支付美國最昂貴的現代化的垃圾處理設備,美化利雅得的市政建設也需要大批高精尖的美國產品。在工業方麵,石油美元將被用於運輸原油,加工原油的基礎設施方麵,巨大的石油加工工業區將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們的四周則是大型工業園,大型發電廠,變電輸電係統,高速公路,石油管道,通訊係統,機場,海港改造,和與之配套的巨大的服務業體係。
在帕金的計劃中分成了兩大類項目,一類是基礎硬件設施建設的合同,一類是長期服務與管理合同,MAIN、Bechtel、Brown&Root、Halliburton、Stone&Webster 等美國各類公司將在未來幾十年都會賺得盆滿缽滿。
帕金還想到了更遠的前景,保護阿拉伯半島所產生的巨大產業鏈。美國軍事基地建設,國防工業合同和其它相關的一切活動的合同,還包括更加龐大的管理與服務合同。而這一切又會產生新一波的工程建設合同,諸如軍用機場、導彈基地、人員培訓中心等所有與之相關的項目。
帕金的目標是,不僅要讓石油美元絕大部分流回美國,還要使這筆巨款所產生的利息收益全部花在美國公司身上。沙特人會對這樣“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設施和城市市容倍感驕傲,其它歐佩克國家將豔羨沙特如此迅速地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然後這一套計劃將被用於其它國家。
帕金的出色計劃和遊說能力令幕後大老板非常滿意,在這樣一個大計劃之下,基辛格博士於1974 年來到沙特,最終敲定了石油美元的大政方針。
脫離了金本位庇護之下的風雨飄搖中的美元終於找到了石油這個避難所。
盡管在世界範圍內,金本位已經被全麵廢除,除了瑞士金法郎等極少數國家,黃金與紙幣已經全然沒有任何聯係,但是最讓國際銀行家吃不香睡不好的還是黃金的價格在整個70年代的持續上漲,防止金本位複辟乃是國際銀行家最高優先級的工作。
1975年1月1日,為了向世人展現黃金不過是一種普通金屬,增加人們對純紙幣美元的信心,美國政府決定解除對美國人民實行了長達40年的黃金持有禁令。其它國家對黃金則采取課以重稅的辦法來減少人民對黃金的需求,有的甚至征收高達50%的黃金增值稅(ValueAddedTax)。美國人在黃金消失了40年後,已經對黃金非常生疏了,再加上購買的繁瑣與不便,黃金解禁並沒有產生預想的緊張局麵,國際銀行家終於長長地鬆了一口氣。當後來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看到前中央銀行家約翰.埃克斯特手中玩弄的金幣時,不禁好奇地問道:“約翰,你的金幣是從哪裏買的?”
歐內斯特.威爾克在《為什麽要黃金》一書中點出了國際銀行家打壓黃金的實質:
“從1975年開始,美國在IMF的主要成員國的配合下開始了‘打壓’世界黃金市場的征途。打壓黃金價格的目的在於使主要國家的人民信服紙幣比黃金更好。成功(控製黃金價格)的操作,將確保超量發行紙幣的過程能夠無限進行下去。”
經濟學家們也異口同聲地認為在失去政府官方的購買需求之後,黃金會被證明是一種幾乎沒有什麽價值的東西。有些人甚至認為25美元一盎司才是黃金的“內在價值”。
1975年8月,為了進一步消除黃金的影響力,美國和西方工業國決定各國的黃金儲備量不再增加,而IMF的黃金需要拋售5000萬盎司來壓低金價。但是黃金價格依舊堅挺,並在1979年9月衝到了430美元一盎司,此時的金價比起1971年布雷頓體係解體時的價格已經上漲了十幾倍。
美國財政部於1975年1月開始第一次拍賣黃金,後來從30萬盎司的拍賣量增加到75萬盎司,仍然難以抵擋黃金的買盤。隻有當財政部1978年11月宣布空前的150萬盎司的拍賣量時,市場價格才少許回落。到1979年10月16日,美國財政部終於撐不住了,宣布定期拍賣改為“意外”拍賣。
400美元的黃金價格被普遍認為合理地反映了美元從1933年以來嚴重超量發行的事實,應該是穩定而可持續的價位。
但是1979年11月爆發的“伊朗人質危機”改變了黃金的長期價格走向。美聯儲在危機爆發後迅速宣布凍結伊朗在美國的黃金儲備,這一舉動讓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從心底冒出一絲寒意,如果伊朗的黃金可以被凍結,大家存在美國的黃金也都不安全。於是各國紛紛購買黃金並直接運回本國儲存。伊朗更是驚恐萬狀地在國際市場上狂買黃金,伊拉克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超級買家的行列,金價在幾個星期之內就跳上了850美元一盎司的雲端。
目睹了這一切滄桑巨變的裏根總統,開始確信隻有恢複金本位才能挽救美國經濟。1981年1月,裏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國會成立“黃金委員會”(GoldCommission)研究恢複金本位的可行性。此舉直接觸犯了國際銀行家的禁區,1981年3月30日,入主白宮僅69天的裏根就被一名叫辛克利的追星族一槍打中,子彈距心髒僅1毫米。據說此人這樣做是為了吸引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當然,和絕大多數刺殺美國總統的凶手一樣,此人被認為神經有問題。
1981 年3 月30 日,裏根遇刺
這一槍不僅打明白了裏根總統,也打碎了恢複金本位的最後希望。1982年3月,17人組成的“黃金委員會”以15比2的差距,否決了恢複金本位的思路,裏根總統趕緊“從善如流”。
從此,再也沒有一位美國總統敢動金本位的念頭了。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上)
“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為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8.1]
美國時代周刊1997
眾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乃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為什麽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他們最高的境界就是壟斷全世界的貨幣發行權。
為了確保控製世界貨幣發行這一金融戰略製高點,國際銀行家從70年代起,發動了一係列旨在鞏固美元信心、“肢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打垮潛在競爭對手的貨幣戰爭,其最終的戰略目的就是:讓世界經濟“有控製地解體”,為完成一個由倫敦-華爾街軸心控製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奠定堅實的基礎。
請注意,國際銀行家是一個“超級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忠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相反,他們控製國家和政府。他們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內利用美元和美國的力量,但是,當他們的準備工作就緒後,就可能隨時攻擊美元,從而製造世界範圍內1929年級別的經濟危機,以嚴重的危機促使和脅迫各國政府放棄更多的主權,施行區域貨幣和區域政府。
打擊中國的金融體係,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重中之重。對中國下手,決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麽時候,什麽方式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何僥幸的想法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他們可能采取的的戰略戰術和打擊日本的有著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製造中國的超級資產泡沫,中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幫助下”,將會有幾年的極度繁榮時期,類似於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後他們將痛下殺手,實施“遠程非接觸式”的金融核打擊,打垮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國際和國內資金嚇得四散奔逃。最後再以跳樓價收購中國的核心資產,並對中國經濟進行“徹底解體”,完成統一世界過程中的最艱難的一步。
當然,要想經濟上“肢解”中國,“民主化”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沒有共產黨這個孫悟空,中國人民的唐僧肉吃起來就順當多了。
其實,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並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84位國際銀行家、跨國公司巨頭和被選中的政客會商如何應付令人頭痛的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頹勢。戴維.洛克菲勒帶來了心腹謀士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必須重振美元信心,奪回業已失控的金融戰場的主導權。
國際銀行家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計劃,讓國際油價上漲400%![8.2]
這一大膽的計劃將達成幾個目的:一方麵,由於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石油價格暴漲4倍,將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後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麵,由於前幾年“經濟刺客”們的出色工作,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經中了過度貸款的狠招,一旦石油價格猛漲,美國順勢大幅提高利率,這些經濟落後而資源豐富的國家將成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這個計劃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禍於人”。挑動埃及和敘利亞進攻以色列,美國再公開支持以色列來激怒阿拉伯人,最後導致阿拉伯國家一怒之下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石油價格必將一飛衝天,而全世界的怒氣全部都發到了阿拉伯國家身上。國際銀行家們一麵坐山觀虎鬥,一麵清點著石油美元回流的鈔票,不僅一舉挽回美元頹勢,重奪金融戰場主動權,還順手牽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國的羊毛。此計堪稱妙到毫顛。
縱觀曆史上國際銀行家的曆次出手,可以發現他們始終遵循著“最優算法”,每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都會同時達成3項以上的主要目標,用“一石三鳥”來形容也決不過分。國際銀行家從來就是打“組合拳”的高手。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國際銀行家的哼哈二將全力協同,整個事件發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熱津斯基出謀劃策,基辛格作為尼克鬆政府的情報“沙皇”直接參與執行。威廉.恩格(WilliamEngdahl)在《世紀戰爭》一書中尖銳地指出:
“基辛格持續地壓製流向美國的(中東地區)情報,包括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阿拉伯官員對戰爭準備的確認。華盛頓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確地執行了彼爾德伯格5月會議的路線。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成為全世界泄憤的替罪羊,而盎格魯-美國的利益卻悄悄地躲在幕後。”[8.3]
在基辛格的誘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國家,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從而實現“石油美元回流”。然後基辛格過關斬將,到1975年,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隻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世界貨幣於是進入了“石油本位”的時代。
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於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有力支撐。
從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一直穩定在1.9美元一桶。從1970年到1973年,油價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歐佩克將油價調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價又上漲了一倍,到11.65美元。從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之前的油價到1974年1月,石油價格果然上漲了近400%。
1974 年,不明就裏的尼克鬆總統還試圖讓美國財政部向歐佩克施加壓力,讓油價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內情的官員在備忘錄中寫道:“銀行家把這個建議置之不理,而強調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對付高油價,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
在隨後而來的高油價時代,造成了西方各國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幅洗劫。更為不幸的是毫無防範意識的發展中國家,恩格解釋道:
“石油價格400%的暴漲對於以石油為主要能源的經濟造成了很大衝擊。大多數缺乏石油資源的經濟體,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難以支付的400%的進口能源成本,還不必說農業使用的從石油而來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貿易是順差,處在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到1974年,印度的外匯儲備為6.29億美元,卻要支付兩倍於此的進口石油費用,即12億4100萬美元。同樣到1974年,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麵臨著貿易赤字。據IMF統計,1974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了35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並不奇怪的是,這個赤字總和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4倍,也就是說與石油價格上漲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強勁的工業生產和貿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範圍內的工業與貿易萎縮所取代,其嚴重程度是二戰結束以來之最。”[8.4]
70 年代中,許多正在實施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陷入對世界銀行低息貸款的
嚴重依賴,石油價格猛漲使得這些國家的大量資金被高油價所吞噬。發展中國家麵臨著要麽停止工業化進程,從而無法償還世界銀行過量的貸款,要麽就得向世界銀行借更多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償還巨額債務的本息。
而與IMF聯手作套的國際銀行家早已張網以待,IMF開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條件,再強逼著這些稀裏糊塗就倒了大黴的發展中國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藥”,即國家核心資產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大部分國家喝下這幾副藥非死即傷,個別抵抗力強的國家也落得元氣大傷,民貧國弱。
就在發展中國家掙紮著到處借美元進口昂貴的石油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在等待著他們。
“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是因為他是華爾街的人選。這是他們的開價。為人所知的是他很聰明和保守,不為人所知的是他即將掀起一場巨變。”
曆史學家查爾斯.吉斯特
1973 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為了加強北美、西歐和日本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的倡議和協助下組建了一個名叫美、歐、日三邊委員會的團體。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並在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作為戴維·洛克菲勒的心腹謀士的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布熱津斯基有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臘斯克,是佐治亞州人,肯尼迪·約翰遜掌管白宮時曾擔任國務卿。他向布熱津斯基建議邀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參加三邊委員會,並一再讚美卡特的創業魄力和政治遠見。
在臘斯克的熱情撮合下,布熱津斯基同卡特見了兩麵。布熱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將他網羅在身邊,但以卡特當時的職位和聲望要想成為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在執行委員會表決時恐很難通過。於是,布熱津斯基便當麵向戴維·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薦,著力將卡特大大稱讚了一番。三邊執行委員會主席采納了他的意見,並親自提名。就這樣,小小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邊委員會美國成員的名單中。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台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他的“入黨介紹人”布熱津斯基順理成章地成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實際上是代表國際銀行家進行“攝政”,其角色與尼克鬆時代的基辛格類似。
1978 年,美聯儲主席職位出缺,這可是國際銀行家非常看重的一個要角,戴維·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薦手下名將保羅.沃爾克擔當此任,卡特總統無法拒絕這一要求。
紐約時報稱“沃爾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蘭克福和瑞士的歐洲銀行的認可”,熊氣彌漫已久的紐約股票市場還少有地上升了9.73點,美元在國際市場上一下子堅挺起來。
自從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Meyer)從美聯儲辭職以來,國際銀行家族的成員已經全部從金融市場的第一線撤到了幕後,他們主要通過嚴格挑選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人選來控製美聯儲的運作。沃克爾非常符合他們的選擇條件。他早年就讀於普林斯頓和哈佛,後赴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進一步深造,50年代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的經濟學家,後到大通曼哈頓任經濟學家,60年代在財政部工作,在尼克鬆時代是廢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盤手之一。1974年開始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重要位置,實際負責美聯儲的全盤運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氣風發的沃爾克在英國沃維克大學(WarwickUniversity)發表的一篇演講中透露:“世界經濟中某種程度的‘有控製的解體’是80年代的一項合理的目標。”[8.5]
問題是,解誰的體?如何解體?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嚴重負債的第三世界國家,其次是蘇聯與東歐。
沃爾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擊“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這麵光鮮的大旗,與緊密同盟英國一道使美元借貸變得昂貴無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從1979年的11.2%一口氣漲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達21.5%,國債衝上17.3%。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於1979年5月當選,她發誓“要把通貨膨脹從經濟中驅除出去”,她上任僅一個月就把基準利率從12%在12個星期之內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時間之內把所有行業的借貸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時期的工業化國家中可謂史無前例了。她也因此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
在“反通貨膨脹”的大旗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人民和商業承受著痛苦的代價,美國和英國的銀行家卻大發利市。
削減政府開支、減稅、開放行業管製、打破工會力量等口號響徹雲天,沉重債務負擔之下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哀鴻遍地,死傷枕藉。此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已經由彼爾德伯格1973年5月會議時的1300億美元,暴漲了5倍,到1982年時達到了驚人的6120億美元。當美國和英國在“反通貨膨脹”的口號下,突然將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巨額債務在如此驚人的“高利貸”壓榨之下,已經使他們注定成為國際銀行家刀板上的魚肉了。毫無金融戰爭防範意識的亞非拉國家將為他們的疏忽付出慘痛的代價。
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聯合國會議上指出,IMF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還債嚴加監督,他敦促發展中國家應該使出口產品“更吸引西方”,隻有“自由貿易”才能拯救他們,還有加大出售他們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債務清償的過程。
墨西哥總統波提羅(LopezPortillo)則針鋒相對地指出,英美國際銀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與之相隨的低原材料價格這對“剪刀的雙刃來扼殺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的建設成就,並泯滅其餘國家取得進步的可能。”他進一步威脅要帶領發展中國家停止債務支付。他指出:
“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夠按照與現實情況差異巨大的條件來按時償還債務。我們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我們不能夠癱瘓我們的經濟或讓我們的人民陷入更悲慘的境地來償還這些債務,在沒有我們參與的情況下,這些債務償還的費用已經漲了3倍,我們對此沒有責任。我們旨在消除饑餓、疾病、無知和依賴方麵的努力並沒有造成國際危機。”[8.6]
不幸的是,波提羅在聯合國發言後僅2個月就被國際銀行家看中的人選所取代,IMF作為“維護貸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債務清償,恩格這樣描述了這段曆史:
“現代曆史上最具規模的有組織搶劫行動開始了,其規模遠超20年代的類似活動。與西歐或美國媒體精心掩飾的情況正相反,債務國償付了好幾遍欠債,他們正是以血和‘一磅鮮肉’來償還給現代紐約和倫敦的夏洛克們的。1982年8月以後發展中國家不再還債並非實情。他們的頭上被頂著槍,在IMF的威逼下,簽署了銀行家們美其名曰‘債務解決方案’的協議,參與的都是著名的紐約花旗銀行或大通銀行。”[8.7]
IMF 的貸款隻有在債務國簽署了一係列“特別條款”之後才能得到,這些條款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提高稅收,貨幣貶值。然後債務被重新延展,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再支付一筆“服務費”給國際銀行家,並被記入債務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減對醫藥、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補貼,同時比索被貶值到令人慘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羅總統一係列經濟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對美元比價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對美元已貶到2300比1,墨西哥經濟已經事實上被國際銀行家們“有控製地解體”了。
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個債務國僅向國際銀行家支付利息一項就高達3260億美元,本金償付又支付了3320億美元,總共發展中國家為4300億美元(1980年)的債務支付了6580億美元的費用。盡管這樣,到1987年,109個債務國還欠國際銀行家13000億美元。在如此驚人基礎上進行利滾利,隻怕發展中國家永遠沒有還清債務的時候了。於是,國際銀行家與IMF就開始對債務國實施破產清償。接受銀行家“債務解決方案”的國家被迫以跳樓價出賣大量核心資產,如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話、石油、銀行等。
人們終於見識到國際銀行家所策劃的世界經濟“有控製地解體”具有何等地殺傷力!
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泥潭之際,國際銀行家開始策劃一個更大的行動,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極限,正常智力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環境保護”竟然是一個更大圖謀的切入點。
如果不從曆史的角度看問題,就不可能明白國際銀行家令人眼花繚亂的“組合拳”的巨大威力!
1963年8月初,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著名大學裏,一位化名為“約翰.竇”(JohnDoe)的社會學教授,接到一個華盛頓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一項秘密研究課題,參與該計劃的15名專家都是美國著名大學的頂尖學者。“約翰.竇”教授帶著好奇來到了一個名叫“鐵山”(IronMountain)的地方報到。“鐵山”靠近紐約州的哈德迅城(Hudson),這裏有當年冷戰期間為防禦蘇聯核打擊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設施,幾百家美國最大公司的總部都在此處設有臨時辦公地點。這些公司包括: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和漢諾威製造信托公司等。如果核戰爭爆發,這裏將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商業運作中心,以確保核戰爭之後,美國商業體係仍然能夠生存下來。平時,這裏是這些公司儲存機密文件檔案的地方。
這個神秘的研究小組要研究的課題是,如果世界進入了“永久和平”階段,美國將麵臨什麽樣的挑戰,以及美國的對應策略。這項研究工作持續了2年半的時間。
1967年,這個15人的課題組完成了一份絕密報告,這份報告的作者們被政府要求對該報告嚴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約翰.竇”教授覺得這份報告實在太重要了,不應該向公眾隱瞞。他於是找到著名作家裏歐.萊文(LeonardLewin),在裏歐.萊文的幫助下,這本名叫《來自鐵山的報告》(ReportFromIronMountain)被戴爾出版公司(DialPress)於1967年正式出版。該書一經麵世,立刻震驚美國社會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誰是“約翰.竇”。該報告被認為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McNamara)策劃,麥克納馬拉是外交協會的成員,後來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運作的研究機構被認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Institute),該機構的創始人赫曼.凱恩(HermanKahn)也是外交協會成員。
對於這次泄密事件,約翰迅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立刻站出來進行緊急“消毒”,他指出該報告純屬子虛烏有。同樣是外交協會成員亨利.魯斯(HenryLuce)控製下的《時代》也說該報告是“巧妙的謊言”。該報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國社會到今天仍然爭論不休。
不過,1967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曾經在《書評》欄目中介紹過這本書。介紹該書的就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加布雷斯(JohnKenneth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協會成員,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信息證明該報告是真實的,因為他本人就在被邀請之列。後來盡管他沒能參加這個項目的工作,但該項目一直在向他谘詢各種問題,他也被告知要對外保密。“我願意將我個人的名譽擔保這個文件(‘鐵山報告’)的真實性,我也願意證實它的結論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隻是將它公布給沒有準備的公眾是否明智。”[8.9]後來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體上兩次重申該報告的真實性。
那麽,該報告究竟有什麽驚人的結論,讓“精英們”如此緊張呢?
原來,該報告詳實地透露了“世界精英們”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規劃。報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討論對與錯的問題,也不考慮自由與人權之類的空洞概念,一切諸如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宗教立場都不占有任何位置,這是一份“純粹客觀”的報告。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
“持續的和平,盡管從理論上說並非不可能,但是卻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和平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選擇...戰爭是我們社會穩定的一種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夠被發展出來,否則戰爭係統應該被保持和強化。”[8.10]
報告認為,隻有在戰爭時期,或者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爭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態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為是背叛行為。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討厭政府過多幹預私人生活。
“戰爭係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係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曆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爭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致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於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體因素。戰爭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8.11]
但是該報告認為,傳統的戰爭方式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在這種狀態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將難以實現,特別是在核戰爭時代,戰爭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態。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為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爭”的新方案。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爭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1)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須是一種和戰爭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3)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於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60年代還缺乏可信度,於是又被放棄了。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汙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汙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爭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汙染環境的確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為的是“拯救地球母親”,非常符合邏輯。這實在是一個絕妙的選擇!
經過科學地估算,環境汙染問題要達到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強烈危機的時間大約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報告的發表時間是1967年。
20年後......
1987 年9 月,世界野生環境保護委員會(WorldWildernessCongress)第四次大
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召開,來自60多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這一次
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1500名代表驚訝地發現,一份名為《丹佛宣言》(DenverDeclarationforWorldwide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
《丹佛宣言》指出:
“因為新的資金必須被籌集起來以擴大環境保護的活動範圍,我們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銀行模式,以便將對環境管理的國際援助與受援國的資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這種新的銀行模式就是“世界環保銀行”的方案。
與以前類似會議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國際銀行家出席了這次會議,為首的就是艾德蒙.羅斯切爾德(EdmundDeRothschild)男爵,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JamesBaker)。這些超級大忙人居然在一個環保會議上盤桓了整整6天,向大會介紹和推銷“世界環保銀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羅斯切爾德在大會上發言將這個“世界環保銀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它的建立將把發展中國家從債務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能保護生態環境。[8.12]
請注意,截止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高達13000億美元。
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Debt-for-NatureSwap)。國際銀行家們計劃將發展中國家的1萬30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再貸款,將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賬上,債務國將瀕臨生態危機的土地作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裏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SoftCurrencyLoan),被國際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麵積高達5000萬平方公裏,相當於5個中國的麵積,占地球陸地麵積的30%!
70年代發展中國家向IMF和國際銀行家的貸款絕大多數沒有抵押品,僅以國家信用為憑證,當債務危機爆發後,國際銀行家不太容易進行破產清償。當這些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頭上後,國際銀行家們賬目上原本很難看得呆帳一下變成了優質資產。由於世界環保銀行擁有著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麵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於世界環保銀行了,而控製著世界環保銀行的國際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以人類圈地運動的規模來看,世界環保銀行堪稱前無古人。
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難怪如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這般人物也要“關心”此次環保大會長達6 天之久。
巴西財政部高級官員克斯塔博士(JosePedrodeOliveiraCosta)在聽到羅斯切爾德的世界環保銀行提議之後,一夜未眠。他認為,如果環保銀行提供軟貸款,在短期內可能對巴西的經濟有幫助,至少經濟發動機可以再度啟動,但是從長遠來看,巴西無論如何是無法償還這些貸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作為貸款抵押品的風水寶地亞馬遜地區將不再為巴西所擁有。
被抵押的資源還不僅限於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麵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環保銀行的名稱比較紮眼,最終以全球環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義於1991年成立,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而美國財政部是世界銀行最大的股東。國際銀行家們的長遠規劃目前正在逐步實施。
“日本在國際上已經積累了巨額財富,而美國則欠下了空前的債務。裏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隻是一種幻覺,它是以喪失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放貸者地位為代價的。盡管日本企圖繼續躲在美國的陰影裏悄悄地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銀行家。
日本崛起為世界主導的金融強權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8.13]
1987 年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鍾,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幣的任何潛在競爭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產品出口競爭力、還是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財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產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產成本,最後反過來占領歐美市場。日本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器人,將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產的8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集成電路和計算機芯片的製造技術,在工業機器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計算機硬件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製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特爾隻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產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器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產品80年代大舉進占美國市場的局麵。
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中)
1985年9月,國際銀行家終於開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國財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Hotel)簽署了“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有控製”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財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內,日元對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
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台將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卜,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什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2.5%,日本銀行係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泛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產,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產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貨幣兌換發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將日本的出口生產商打得五髒六腑大出血,為了彌補由於日元升值所導致的出口下降的虧空,企業紛紛從銀行低息借貸炒股票,日本銀行的隔夜拆借市場迅速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年之內漲了300%,房地產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產總值。日本的金融係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蕩,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著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鑒於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並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係統進行致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製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IndexFutures)。
1982 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製”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當人們在芝加哥買賣對紐約股票指數信心時,不必再向紐約股票交易商支付傭金。股票指數無非就是一組上市公司的清單,經過加權計算得出的數據,而股票指數期貨就是賭這個清單上的公司的未來股票價格走勢,買賣雙方都不擁有,也不打算擁有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場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規模做空股指期貨必然導致股票市場崩盤,這一點已經在1987年10月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驗證。
80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人多少產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優越感。當日本股票價格高到沒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評論家能夠理解的程度時,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一名當時在日本的美國投資專家這樣說道:“在這裏有一種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時仍然是這樣。他們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東西存在於他們的(股票)市場中,存在於整個日本民族之中,這種特殊的東西能夠使日本違背所有存在於世界各地的規律。”
在東京的股票市場上,保險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者。當國際銀行家們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資銀行作為主要突擊力量深入日本時,他們手握大量現金四處尋找潛在的目標,他們的公文包裏塞滿了“股指認沽期權”(StockIndexPutOption)這種當時在日本聞所未聞的金融新產品。日本的保險公司正是對此頗有興趣的一幫人,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美國人必定是腦子裏進了水,用大量現金去買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結果日本保險業爽快地承諾下來。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指數上升,情況正好反過來。
可能連日本的大藏省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這種無人察覺的“金融病毒”,在一個幾乎沒有監管的、秘密的、類似櫃台交易的地下市場上,在一片繁榮的虛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著。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達到了曆史巔峰,日經指數衝到了38915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於開始發威。日經指數頓挫。1990年1月12日,美國人使出了殺手鐧,美國交易所突然出現“日經指數認沽權證”(NikkeiPutWarrants)這一新的金融產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將其賣給權證的購買者,並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丹麥王國在這裏隻是讓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譽,對高盛手中的日經指數期權銷售起著超級加強的作用。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日經指數認沽權證”上市熱銷不到一個月就全麵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場的崩潰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銀行業和保險業,最終是製造業。日本的製造業從前可以在股票市場上以比美國競爭對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籌集資金,這一切都隨著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成為昨日黃花。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產連續14年下跌。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為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後果相當。
威廉.恩格在評價日本在金融的潰敗時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持裏根時代的財政赤字和巨額花銷的政策了。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的滿足過。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產和其它資產,最終換來的報償竟是世界曆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金融災難。”[8.14]
2006 年夏,美國新任財政部長保爾森訪華,當聽到他熱情洋溢地“祝中國成功”時,人們背後不禁冒出絲絲寒氣。不知他的前任貝克當年拉著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時,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於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為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為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眾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隻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注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Carucao),從而可以隱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調度蹤跡,這裏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鑒於美國證券法規定衝基金的“複雜”(SophisticateInvestors)投資人不得超過99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確保這99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在這樣一個離岸對衝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隻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如果美國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諉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RichardKatz),凱茲是倫敦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切爾德家族意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Taube)是倫敦銀團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裏斯-莫格(WilliamLordRess-Mogg),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控製下的St.JamesPlaceCapital 的合夥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爭議的人物,被稱為“日內瓦最聰明的銀行家”。皮西托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RepublicBankofNewYork)的擁有者沙夫拉(EdmundSafra),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確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並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裏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裏其(MarcRich)和特爾.艾維(TelAviv),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ShaulEisenberg) 。
索羅斯與羅斯切爾德圈子的秘密關係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創建者,國際情報網絡的祖師爺,華爾街5家最大銀行的後台,世界黃金價格的製定者(LondonGoldFix),現在仍然主掌著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當羅斯切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財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係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Group)中投入了1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什、美國前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早在80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CIA) 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製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製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
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製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製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製住亞洲的局麵後,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為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麵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製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製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讚。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Gillesd’Aymery)精確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麵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將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製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眾觀點,以控製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製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著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一同炮製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製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嚐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8.15]
調整產業結構相當於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麵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幣供應,等於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產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鬆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產。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20年未能恢複元氣。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著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態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蘇聯“有控製的解體”戰略目標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灶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互別苗頭。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形成對美元體係的霸權產生嚴重的動搖作用。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幣衝突日趨激烈。
■■■■■■■■■■!!!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頓體係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幣體係的嚴重失序。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係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匯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財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財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係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致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產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財富增加。這一優美的自然循環和控製係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複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幣風險對衝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條件。在黃金製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的工作來積累財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
當失去黃金這一定海神針之後,國際貨幣體係自然大亂,在經過人為製造的“石
油危機”造成對美元的強烈需求之下,再由79 年以來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漸
站穩了腳跟。作為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幣的美元,其價格如此上竄下跳,而其操縱
權完全掌握在倫敦-華爾街軸心的手上,被迫跟著坐貨幣過山翻滾車的歐洲國家
自然滿腹苦水。於是,70年代末,德國財政部長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
國總統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歐洲貨幣係統(EuropeanMonetarySystem)來消除歐洲國家之間貿易中令人頭痛的匯率不穩定
問題。
1979 年歐洲貨幣係統開始運轉,並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了加入的興趣。對於這個係統未來可能演變成歐洲統一貨幣的憂心,開始強烈地困擾著倫敦-華爾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1977年開始,德國和法國就開始插手歐佩克事務,他們計劃向特定的石油輸出國提供高技術產品和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作為交換條件,阿拉伯國家保證西歐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並將石油收入存進歐洲的銀行體係。倫敦方麵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德法的另起爐灶的計劃,在所有努力全部失敗後,拒絕加入歐洲貨幣係統。
德國當時還有更大的圖謀,那就是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勢必最終主導歐洲大陸。為此目的,德國開始接近蘇聯,準備和蘇聯保持溫和而互利的關係與合作。
為了對付德法的企圖,倫敦-華爾街的謀士們提出了“危機弧形帶”(ArcofCrisis)這一理論,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蘭激進勢力,使中東產油地區動蕩起來,其餘波甚至可以波及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地區,此計既打擊了歐洲與中東的合作前景,阻礙了歐洲統一貨幣的步伐,又牽製了蘇聯,並為美國今後軍事介入海灣地區做了準備,實在是有一石三鳥之效。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萬斯果然把事情辦得很漂亮,中東形勢出現嚴重動蕩,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世界出現第二次石油危機。其實,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石油供應短缺,伊朗中斷的每天300萬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夠由美國嚴密控製之下的沙特與科威特的產量補足。倫敦華爾街的石油兼金融寡頭任由油價暴漲,當然也是為了進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們一手把持著石油產業,一手控製著美元發行,有時左手出招,右手獲利增加,有時則是相反,通過兩手交替運作,世界豈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熱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國牌”,1978年12月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中國不久又重回聯合國。這一手嚴重刺激了蘇聯,蘇聯立刻覺得四麵皆敵,東麵有北約,西邊是中國,南麵還有“危機弧形帶”。激靈靈打了個冷戰的蘇聯立刻中斷了與德國原本就脆弱的合作關係。
當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德國人歡慶統一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國的經濟學家這樣評價道:
“確實,當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曆史被書寫的時候,分析家可能會把柏林牆的坍塌比作令人長期恐懼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蕩。這堵牆的倒掉意味著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會流向一個60餘年來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地區。
盡管德國近年來並不是美國主要的外來投資國家,自從1987年以來,英國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投資國,但是美國人不應該掉以輕心的是,如果沒有得到德國的大量儲蓄,英國是不可能對美國進行如此規模的投資的。”[8.16]
倫敦方麵的感受更加強烈一些,撒切爾的謀士們甚至驚呼“德國第四帝國”出現了。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編輯在1990年7月22日這樣評論道:
“讓我們假設統一後的德國將會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們再假設統一的德國教導俄國也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實上,這樣的威脅隻會更大。即便一個統一的德國決心按照我們的規則進行競爭,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效地阻止德國奪走我們的權柄呢?”[8.17]
1990 年夏天,倫敦方麵組建了新的情報部門,大幅增加對德國的情報活動。英國的情報專家強烈建議美國的同行們應該從東德的舊情報人員中招募成員,來建立美國在德國的情報“資產”。
德國方麵對俄羅斯最終支持德國統一心存感激,決心幫助俄羅斯重建癱瘓的經濟。德國財長設想著未來新歐洲美好的前景,一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起巴黎、漢諾維和柏林,最終通到華沙和莫斯科,統一的貨幣,水乳交融的經濟體,歐洲再也不會有戰火和硝煙,隻有夢幻一般的未來。但這決不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夢想,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打垮馬克和尚未成型的歐元
構想,決不能讓新德國重建成功。
這就是90年代初在倫敦-華爾街策劃之下,索羅斯阻擊英鎊和裏拉的大背景。
1990 年,英國政府居然不顧倫敦金融城的反對,悍然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係(ERM),眼看歐元體係逐漸成型,日後必然會成為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重大隱患,
國際銀行家於是策劃各個擊破的打法,欲將歐元體係絞殺在搖籃之中。
1990 年柏林牆被推倒了,德國重新實現統一。隨之而來的巨額開支卻是德國始
料不及的,德國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對付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同一年加入歐洲貨
幣兌換體係的英國情況也不太好,通貨膨脹率是德國的3倍,利率高達15%,80
年代的泡沫經濟正瀕臨破滅。到1992 年,英國和意大利由於雙赤字壓力,貨幣
已呈現出明顯高估的態勢,以索羅斯為首的投機商瞧準這一機會於1992 年9 月
16 日發起總攻,做空英鎊的總價值高達100 億美元,到晚上7 點,英國宣布投
降,此役索羅斯斬獲高達11 億美元,一舉將英鎊和裏拉踢出了歐洲貨幣兌換體
係。緊接著,索羅斯乘勝進軍想一鼓作氣擊潰法郎和馬克,在這次高達400億美
元的豪賭中,並沒有占到便宜。索羅斯能夠以25 倍的杠杆借到數額如此龐大的
資金,其背後實力強大的秘密金融帝國起著決定性作用。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下)
90年代初,倫敦-華爾街軸心在東麵戰線上,重挫了日本經濟咄咄逼人的勢頭,在西麵戰線上,打垮了東歐和蘇聯的經濟,德法的歐洲統一貨幣的夢想也隨著索羅斯的攪局而暫時擱淺,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誌得意滿之下,環顧四海之內,唯有瞧著蒸蒸日上的東南亞地區的“亞洲經濟模式”越來越不順眼。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大政方針,國家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性領域,以出口為導向,人民高儲蓄,為主要特色的發展模式,從70年代開始,在東南亞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其運行的效果是,各國經濟空前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這種完全背離了“華盛頓共識”所極力推銷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著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興趣,嚴重阻撓了國際銀行家製定的“有控製的解體”這一基本戰略方針。
發動一場亞洲貨幣絞殺戰旨在達到的主要戰略目的是:敲碎“亞洲發展模式”這個招牌,讓亞洲貨幣對美元嚴重貶值,既壓低了美國的進口價格以便於操控通貨膨脹率,又可將亞洲國家的核心資產賤價拋售給歐美公司,加快“有控製的解體”的執行進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亞洲國家對美元的需求。對經曆過金融風暴的亞洲國家來說,美元儲備在關鍵時刻是何等“寶貴”,慘痛的教訓會讓他們永遠不敢動拋棄美元儲備的念頭。
1994年12月,格魯曼的大作“亞洲奇跡的迷思”(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發表在《外交事務》上,文章預言亞洲經濟必然會撞上高牆。文章所指出的如亞洲國家對生產率提高的投資普遍不足,僅靠擴大規模終會有其極限等觀點,當然都有道理。但問題是亞洲國家的起點普遍很低,發展的關鍵在於因地致宜,因時致宜,因勢利導,揚長避短。這些問題本身也是這些國家快速上升勢頭中出現的自然現象,完全可能在發展過程中良性地得以解決。從格魯曼文章的效果來看,其作用相當於亞洲貨幣絞殺戰的信號彈。
國際銀行家的目標首先鎖定在泰國身上。
時代周刊曾采訪過一名曾直接導致泰銖狂貶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殘酷而又真實,“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為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1994年以來,在人民幣和日元貶值的上下擠壓之下,泰國出口已顯疲弱,而與美元掛鉤的泰銖又被強勢美元拖到了極為空虛的程度,危機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時,大量外來的熱錢持續湧入,不斷推高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價格。與此同時,泰國的外匯儲備雖然有380億美元之多,但其外債總額更高達1060億美元,從1996年起,泰國淨流出的資金相當於其GDP的8%。為對付通貨膨脹,泰國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這一措施,更使深陷債務的泰國的處境雪上加霜。
泰國隻有一條出路了,那就是主動迅速地讓泰銖貶值。國際銀行家們估算,其損失主要在於美元債務變得更加昂貴,外匯儲備會減少100億美元左右,但這種損失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對其果斷應對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複。但是金融黑客們斷定泰國政府必會拚死一戰,力保泰銖,決不會束手就擒的。
後來情況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斷非常準確。與當年對付日本的情況不同,日本有著極其雄厚的金融實力和外匯存底,直接打擊日本貨幣無異於以卵擊石,所以國際銀行家采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時間上的“遠距離”和“超視距”打擊,其效果恰如以二戰期間新的航空母艦戰術對付戰列艦一般,使日本巨型戰列艦強大的艦炮威力無從發揮就葬身海底。泰國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死拚陣地戰,戰略意圖完全暴露,戰術缺乏靈活性和突然性,最終的失敗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對付泰國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戰役中,主要打擊方向是其貨幣本身,通過本幣遠期合約和股指期貨形成鉗形攻勢,在6個月的時間裏橫掃東南亞地區和韓國。
泰國在與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麵戰場全麵失利之後,又錯誤地主動投入了IMF的圈套。對“國際組織”的盲目信任,將國家的安危輕易交給外人來裁決,再次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
巨額外債是發展中國家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治國與治家其實是同樣的道理,高負債必然導致經濟健康狀態的脆弱,當外界金融環境完全不可控的情況下,得以生存隻能憑僥幸。在現實世界中,國際銀行家操縱著國際地緣政治的走勢,可以輕易使原來看起來很可靠的金融環境突然逆轉,從而大幅度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債務的負擔,金融黑客再乘勢發動猛攻,得手的概率相當大。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毫無心理準備。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致先敗於金融黑客,後慘遭IMF宰割,相當於失敗了兩次。東南亞國家普遍重複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後,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台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收購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之後,賣給其它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產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企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內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適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美國財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致詞時堅持,“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著真正的風險”。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這是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作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於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財政部長三塚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afundwithoutfunds)。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隻得表示,“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複蘇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盡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麵有所貢獻,並將繼續這麽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並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製於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產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幣交易製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隻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麽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拋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製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製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麵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確確地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裏的疑團。
另一個美國冷戰時期的堅定夥伴韓國被金融風暴掃到之後,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國的拒絕來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堅決。在國際銀行家看來,與韓國的親密關係已經成為冷戰遺留的殘骸。美國政府對於此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以國務卿奧布賴特和國家安全顧問的意見是應該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華爾街的財政部則堅決反對,甚至指斥奧布賴特不懂經濟學。最後,克林頓服從了財政部的看法。
在財政部長魯賓看來,這個危機正是踹開韓國經濟大門的絕佳時機,他嚴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韓國施加比傳統的苛刻條件更加嚴厲的措施來對待這個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國財政部的壓力之下,對“援助”韓國的條件層層加碼,包括韓國必須立刻以對美國有利的條件解決與美國之間的所有貿易糾紛,韓國人憤怒地指責,IMF總在為美國提出種種不合理的條件。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韓國陷入金融危機源於美國財政部當初竭盡全力地逼迫韓國進行全麵和快速的金融資本市場開放。作為克林頓首席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堅決反對這種魯莽行為,他認為這種開放無助於美國的安全利益,而有利於華爾街的銀行家。
■■■■■韓國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諸多苛刻條件,允許美國建立銀行分支機構,外國公司可以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從26%上升到50%,外國個人可擁有公司的股份從7%上升到50%,韓國企業必須使用國際會計原則,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國際會計事務所的審計,韓國中央銀行必須獨立運作,完全資本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進口許可證程序透明化,公司結構監督,勞工市場改革等。美國銀行家對韓國企業早已垂涎三尺,隻待韓國簽署協議,就準備蜂擁而入將獵物撕得粉碎。
但是,國際銀行家小看了韓國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有這種意識支撐的國家很難被外來勢力所統治。陷於孤立無援境地的韓國人紛紛向國家捐獻自己的黃金和白銀,在耗盡全部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黃金和白銀這兩種金錢的最終支付手段,毫無阻礙地成為外國債權人非常樂於接受的償債方式。令國際銀行家更為吃驚的是,韓國居然沒有出現他們設想中的大規模公司和銀行的倒閉潮,西方公司幾乎沒能收購到任何大型韓國企業。■■■■■當韓國終於挺過了最難熬的1998年春天,韓國的出口贏餘迅速回升,已經徹底看透華爾街把戲的韓國政府,毅然決然地拋棄了IMF那幾副毒藥。所有準備申請破產的大型企業案件一律凍結,政府果斷出麵從銀行係統中衝銷了700到1500億美元的壞帳,當政府接手這些壞賬之時,銀行的控製權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從而將IMF排除在銀行係統重建之外。
國際銀行家和美國財政部不僅空歡喜了一場,而且使韓國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政府主導經濟的絕對必要性。微軟並吞韓國最大軟件公司的圖謀落空了,8家韓國地方軟件公司最終得手。福特收購韓國KIA汽車公司的計劃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夢。外國銀行接管兩家大型地方銀行的行動被中止了,韓國政府暫時把兩家銀行管理起來。
在政府的全力主導下,韓國的經濟強勁回升。
滑稽的是,韓國竟然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處宣揚。
當2003年,泰國提前償清120億美元債務,終於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贖身後,泰國總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國旗前麵發誓,泰國將“永遠不能再做(國際資本)受傷的獵物”,決不會再乞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泰國政府甚至私下鼓勵泰國企業拒絕償還國際銀行家的債務,以報複1997年外國銀行的瘋狂掠奪。2006年9月,泰國發動軍事政變,他信下台。
居民馬哈蒂爾找到小區片警格林斯潘報案,說家裏東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慣犯索羅斯。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說:“也不能全怪小偷嘛,應該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誰讓你們家的鎖好撬呢?”
居民馬哈蒂爾不滿地說:“那小偷怎麽不去偷中國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歎了一口氣,說:“中國和印度的院牆太高了,索羅斯爬進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來出了人命,不還是我的事嗎?”
小偷索羅斯在旁邊聽了之後,冷笑一聲:“在他們的院牆上掏幾個洞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片警格林斯潘趕緊看看四周,小聲說:“已經派保爾森去中國了,聽說2006年底就可以挖開幾個大窟窿。”
小偷索羅斯聽了大喜,拿出手機就開始給同伴們發短信,“人傻,錢多,速去中國。”
第九章美元死穴與黃金一陽指(上)
“如果所有銀行的貸款都被償還,銀行存款將不複存在,整個貨幣流通將會枯竭。這是一個令人驚愕的想法。我們(美聯儲)完全依賴商業銀行。我們貨幣流通中的每一個美元,無論是現鈔還是信用,都必須有人來借才能產生出來。如果商業銀行(通過發放信貸)製造出足夠的貨幣,我們的經濟就會繁榮;否則,我們就會陷入衰退。我們絕對沒有一種永久性的貨幣係統。當人們抓住了整個問題的關鍵之處,我們(貨幣係統)可悲的荒謬之處,以及(美聯儲)令人難以置信的無助,就會變得如此明顯。貨幣是人們最應該調查和思考的問題,它的重要性在於,除非人民廣泛地理解這個(貨幣)係統並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則我們現在的文明將會崩潰。”[9.1]
羅伯特.漢姆費爾,美聯儲亞特蘭大銀行
貨幣就其本質而言,可分為債務貨幣與非債務貨幣兩大類。債務貨幣就是當今主要發達國家所通行的法幣(FiatMoney)係統,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貨幣化”的債務所構成。
美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美元在債務產生的同時被創造出來,在債務償還的同時被銷毀。流通中的每一個美元,都是一張債務欠條,每一張欠條在每一天裏都在產生債務利息,而且是利滾利地增加著,這些天文數字的利息收入歸誰呢?歸創造出美元的銀行係統。債務美元的利息是原有貨幣總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現有貨幣總量之外再創造出新的債務美元,換句話說,人民借錢越多,就必須借更多的錢。債務與貨幣死鎖在一起,其邏輯的必然結果就是,債務永遠增加,直到其債務貨幣遭人徹底拋棄或其利息重負壓垮自身經濟發展,導致整個體係的最終崩潰。債務的貨幣化乃是現代經濟最嚴重的潛在不穩定因素之一,它是通過透支未來來滿足現在的需要。中國有句老話,寅吃卯糧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另一類貨幣,就是以金銀貨幣為代表的非債務貨幣。這種貨幣不依賴於任何人的許諾,不是任何人的債務,它代表的是人類已經完成的勞動成果,是人類數千年社會實踐中自然進化而來的。它不需要任何政府力量的強製,它可以跨越時代與國界,它是貨幣中的最終支付手段。在所有貨幣中,金銀貨幣意味著“實際擁有”,而法幣則代表“欠條+許諾”。二者的價值“含金量”有著本質區別。
中國的人民幣則介於二者之間。盡管人民幣目前也存在著“債務化貨幣”的成分,但就其主體而言,仍然是體現過去已經完成的產品與服務的度量。人民幣的發行並非像美元一樣必須以國債作抵押,由私有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所以得以避免了落入私人腰包的巨額利息支出,從這個角度來講,人民幣的屬性更接近金銀貨幣。同時,由於人民幣沒有金銀作為支撐,它又有法幣的基本屬性,必須依靠政府的強製力才能保證貨幣價值。
真正理解西方法幣製度,尤其是美元製度的內在本質,是人民幣未來改革的必要前提。
“(現代)銀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它帶著罪惡降生。銀行家們擁有著地球。剝奪他們的一切,但留下創造儲蓄(Deposit)的權力,他們隻需要動動筆,就能創造出足夠的儲蓄來贖回他們丟失的一切。但是,如果剝奪了他們創造儲蓄的權力,一切財富的好運都會消失,也包括我自己的,它們(創造儲蓄的權力)應該消失,因為這將帶來一個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們願意繼續成為銀行家們的奴隸,並為你們的被奴役支付費用,那就讓他們繼續創造儲蓄好了。”
約四亞.斯坦普爵士英格蘭銀行行長,英國第二富豪
最早的金匠銀行家們提供的是純粹的“金幣存放業務”,當儲戶將金幣交給銀行家時,銀行家提供標準格式的收據,這些收據就是“銀行券”,這些金幣的“衍生物”逐漸成為社會交易的媒介,被稱之為貨幣。
此時的銀行是處在完全儲備金體係之下,它隨時可以將“銀行券”兌換成金幣。其主要收入就是儲戶繳納的“托管費”。
久而久之,“聰明的”金匠銀行家發現平時隻有很少的儲戶前來要求將“銀行
券”兌換成金幣,眼看著金窖裏的黃金躺在那裏睡大覺,銀行家不禁開始心癢起來,如何才能“盤活”這些沉睡的資產呢?
社會上總有一些人急需用錢,於是銀行家就告訴他們可以到銀行來借錢,隻要在規定期限內償還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當借錢的人來到銀行,銀行家就用多開“收據”的辦法,增發“銀行券”來進行貸款,坐收利息。隻要不增發得太過份,一般不會引起儲戶懷疑。長期的經驗說明,增發比如10倍的“銀行券”是安全的。由於貸款利息收入是無中生有的意外之財,當然是多多益善,於是銀行家開始到處拉儲戶,為了吸引人,他們開始對原本收費的存放托管業務支付利息。
當從事金幣儲藏業務的金匠銀行家開始進行貸款業務時,他實際上為原來的儲戶提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服務產品,第一種是純粹“金幣存放”,第二種是“投資儲蓄”。這二者的本質區別在於“金幣的所有權”。在第一種情況下,儲戶對在銀行家那裏儲放的金幣擁有絕對的所有權,銀行家必須承諾儲戶可以隨時拿收據來兌換金幣。而第二種則是儲戶在一段時間內,喪失對儲放金幣的所有權,由銀行家進行風險投資,當收回投資之後,儲戶才能重新獲得所有權。
第一種“金幣存放”所對應的銀行券是“事實存在”,是全額儲備,而第二種“投資儲蓄”所對應的銀行券則是“欠條+許諾”,銀行券發行的數量多於銀行實際的金幣擁有量,是部分儲備。而這種“欠條+許諾”的銀行券與生俱來就帶有風險係數和通貨膨脹的天性,這種天性注定了這種銀行券非常不適合於承當社會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媒介。
部分儲備金係統天生就有模糊兩種銀行服務產品界限的衝動。銀行家們在銀行券的設計上推行“標準化”,讓普通人很難區分兩種銀行券的本質差異,數百年來,盎克魯-薩克遜國家因此而產生的法律訴訟汗牛充棟。當憤怒的儲戶狀告銀行家未經許可,擅自將儲戶認為的“托管金幣”貸款給別人時,銀行家則聲稱,他們有權支配儲戶的金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48年的“佛雷對希爾及其他人”(FoleyvsHillandOthers)一案:
“當(儲戶的)金錢存入銀行時,就完全不再屬於儲戶了;此時,金錢屬於銀行家,他則有義務在儲戶要求時歸還相應數額的金錢。存放在銀行,被銀行家所管理的金錢,在所有的意義和內涵上,都是銀行家的金錢,他有權任意處置。他沒有義務回答儲戶這些錢是否處於危險境地,他是否進行有害的投機,他沒有義務像對待別人財產那樣保存和對待它;但是,他當然對(儲戶存放金錢的)數額有義務,因為他被合約所約束。”[9.2]
在英美法係之下,英國法官的這個判決無疑成為了一個金融曆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儲戶存放在銀行的自己辛苦掙來的金錢突然失去了法律保護,這嚴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在此之後,盎克魯-薩克遜國家的銀行完全拒絕承認“儲蓄托管”的合法性,全額儲備金失去了合法地位,一切儲蓄都變成了“風險投資”。從法律上奠定了部分儲備金體係的壟斷地位。
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以早於英國官方24小時的時間差得知戰爭結局,從而一舉掌握了英國國債市場,控製了大英帝國的貨幣發行,隨後不久,又相繼控製了法國、奧地利、普魯士、意大利等國的貨幣發行,把持世界黃金市場定價權長達近200年。羅斯切爾德、謝夫、沃伯格和其他猶太銀行家族在各國設立的銀行網絡,事實上形成了最早的國際金融體係和世界清算中心,隻有加入他們的結算網絡,其它銀行的支票才能跨國流通,他們逐步形成了銀行家的卡特爾集團。這些家族的銀行準則成為了當今世界金融業的“國際慣例”。
銀行卡塔爾是部分準備金製度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當這種“金融特殊利益集團”的能量達到相當規模時,他們勢必要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對自身最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遊戲規則。
1913 年,當國際銀行卡塔爾在美國終於成功地建立了部分準備金體係的“楷模”-美聯儲之後,全額準備金製度的貨幣逐漸在競爭中被“劣幣”所驅逐。當時的美國政府發行的“白銀券”和“黃金券”堪稱全額準備金製度的幸存者,兩種紙幣背後,都有美國政府100%足額的真金白銀做抵押,一盎司的黃金白銀對應著等值的紙幣,即使銀行係統的所有債務同時被償還,市場上仍然有全額儲備的“金銀美元”在流通,經濟照樣能夠發展,就像1913年美聯儲存在之前一樣。
1913年以來,部分儲備的美聯儲“劣質美元”就開始在市場上逐漸驅逐全額儲備的真金白銀“優質美元”,國際銀行家就是要製造一種部分儲備金製度壟斷現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實,並將政府從貨幣發行領域徹底踢出去,所以他們使出渾身解數來妖魔化黃金和白銀,並最終在20世紀60年代成功地廢除了白銀美元,並在1971年砍斷了黃金與美元的最後關聯,從此,部分準備金製度終於完成了壟斷。
美聯儲紐約銀行是這樣描述美元的,“美元不能夠兌換財政部的黃金或其它任何資產。關於支撐‘美聯儲券’的資產問題沒有實際意義,它隻有記賬方麵的需要…銀行在借款人承諾還錢時(IOU),產生出貨幣。銀行是通過將這些私人和商業債務‘貨幣化’來創造金錢的。”
美聯儲芝加哥銀行的解釋是,“在美國,無論是紙幣還是銀行存款,都不像商品一樣具有內在價值,美元僅僅是一張紙。銀行存款也隻是記賬簿中的若幹數字。硬幣雖然擁有一定的內在價值,但通常遠低於它們的麵值。
那究竟是什麽使得這些支票、紙幣、硬幣等工具在償還債務和其它貨幣用途中,能夠被人們按照它們的麵值來接受呢?主要是人們的信心,人們相信在他們願意的情況下,他們隨時可以用這些貨幣換成其它的金融資產以及真實的產品與服務。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用法律規定,這些‘法幣’必須被接受。”[9.3]
也就是說,債務的“貨幣化”創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麵價值必須由外力來強製。那麽債務究竟是如何變成美元的呢?要搞清“債轉錢”的細節,我們必須拿著放大鏡來仔細觀察美國的貨幣運作機製。
作為非金融專業的讀者,可能需要反複閱讀以下的內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聯儲和銀行機構的“造錢過程”。這是西方金融業最核心的“商業機密”。
由於美國政府沒有發幣權,而隻有發債權,然後用國債到私有的中央銀行美聯儲那裏做抵押,才能通過美聯儲及商業銀行係統發行貨幣,所以美元的源頭在國債上。
第一步,國會批準國債發行規模,財政部將國債設計成不同種類的債券,其中一年期以內的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這些債券以不同的頻率在不同的時間裏,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拍賣。財政部最後將拍賣交易中沒有賣出去的國債全部送到美聯儲,美聯儲照單全收,這時美聯儲的賬目上將這些國債記錄在“證券資產”(SecuritiesAsset)項下。
因為國債由美國政府以未來稅收作為抵押,因此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資產”。當美聯儲獲得了這一“資產”之後,就可以用它產生一項負債(Liability),這就是美聯儲印製的“美聯儲支票”。這是“無中生有”的關鍵步驟。美聯儲開出的這第一張支票背後,沒有任何金錢來支撐這張“空頭支票”。
這是一個設計精致和充滿偽裝的步驟,它的存在使政府拍賣債券時更加易於控製“供求”,美聯儲得到借錢給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貨幣,但又不顯露大量印鈔票的痕跡。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聯儲,在會計賬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國債的“資產”與貨幣的“負債”正好相等。整個銀行係統被巧妙地包裹在這一層外殼之下。
正是這一簡單而至關重要的一步,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人民的未來稅收被政府抵押給私有中央銀行來“借出”美元,由於是向私人銀行“借錢”,政府就欠下了巨額利息。其不公體現在:
一,人民未來的稅收不應被抵押,因為錢還沒有被掙出來,抵押未來必然導致貨幣購買力貶值,從而傷害了人民的儲蓄。
二,人民的未來稅收更不應該抵押給私有中央銀行,銀行家們在幾乎完全不出錢的情況下,就突然擁有了人民未來稅收的承諾,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三,政府憑白無故地欠下巨額利息,這些利息支出最終又成為人民的負擔。人民不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來,而且現在就要立刻交稅來償還政府欠私有中央銀行的利息。美元的發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負擔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遠無法還清!
第二步,當聯邦政府收到並背書美聯儲開出的“美聯儲支票”後,這張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聯儲銀行並搖身一變,成了“政府儲蓄”(GovernmentDeposits) 並存在政府在美聯儲的賬戶上。
第三步,當聯邦政府開始花錢,大大小小的聯邦支票構成了“第一波”貨幣浪潮湧向經濟體。收到這些支票的公司和個人紛紛將它們存到自己的商業銀行賬戶上,這些錢又變成了“商業銀行儲蓄”(CommercialBankDeposits)。此時的它們呈現出“雙重人格”,一方麵它們是銀行的負債,因為這些錢屬於儲戶,早晚要還給別人。但在另一方麵,它們又構成銀行的“資產”,可以用於放貸。從會計賬目上一切都還是平衡的,同樣的資產構成了同樣的負債。但是,商業銀行在此開始借助“部分準備金”(FractionalReserveBanking)這一高倍放大器,開始準備“創造”貨幣了。
第四步,商業銀行儲蓄在銀行賬目上被重新分類為“銀行儲備”(BankReserves)。此時,這些儲蓄已經由銀行的普通“資產”,一躍為生錢種子的“儲備金”。在“部分準備金”體係之下,美聯儲允許商業銀行隻保留其10%的儲蓄做“儲備金”(一般而言,美國銀行隻保留相當於總儲蓄額的1%到2%的現金和8%到9%的票據在自己的“金庫”裏,作為“儲備金”),而將90%的儲蓄貸出。於是,這90%的錢就將被銀行用來發放信貸。這裏麵存在著一個問題,當90%的儲蓄被貸款給別人之後,原來的儲戶如果寫支票或用錢怎麽辦?
其實,當貸款發生的時候,這些貸款並不是原來的儲蓄,而是完全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的“新錢”。這些“新錢”使銀行擁有的貨幣總量比“舊錢”立刻增加了90%。與“舊錢”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新錢”可以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這就是“第二波”湧到經濟體中的貨幣。當“第二波”貨幣回到商業銀行中時,就產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錢”創造,其數額呈遞減趨勢。
當“第20幾個波次”結束時,一美元的國債,在美聯儲和商業銀行的密切協同下,已經創造出了10美元的貨幣流通增量。如果,國債發行量及其創造貨幣的餘波所產生的貨幣流通增量大於經濟增長需要時,所有“舊錢”的購買力都會下降,這就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當2001年到2006年,美國新增了3萬億美元國債時,其中相當部分直接進入了貨幣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國債贖買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後果就是美元劇烈貶值和大宗商品、房地產、石油、教育、醫療、保險價格的大幅上漲。
但是,大多數增發的國債並沒有直接進入銀行係統,而是被外國中央銀行,美國的非金融機構,和個人所購買。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購買者花的是已經存在的美元,所以並沒有“創造出”新的美元。隻有當美聯儲和美國的銀行機構購買美國國債時,才會有新美元的產生,這就是美國能夠暫時控製住通貨膨脹的原因。不過,掌握在非美國銀行手中的國債,遲早會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 年國債),這時,美聯儲將無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從本質上看,部分準備金製度加上債務貨幣體係是長期通貨膨脹的元凶。在黃金本位下,其結果必然是銀行券發行量逐漸大幅超過黃金儲備量,而導致金本位必然解體。在布雷頓體係下,則是必然導致黃金兌換體係的崩潰。而在純粹法幣製度下,最終將無可避免地產生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導致世界範圍的嚴重衰退。
在債務貨幣之下,美國將永遠無法償還國債、公司和私人債務,因為還清債務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時。美國的總債務非但不會減少,隨著債務利息利滾利的雪球效應和經濟自然增長的貨幣需求,美國的債務總量將會持續上升,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美國80年代發行的規模空前的國債,由於利息頗高,極大地吸引了私人和非銀行機構的投資者,外國中央銀行也趨之若鶩,在這個現有美元的回流重新使用的過程中,新美元創造較少。到了90年代,由於打垮了世界主要競爭貨幣,美元國債仍然搶手,進口日常商品的價格在第三世界國家貨幣普遍貶值的情況下,也顯得格外便宜,美國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歲月。2001年以來,由於反恐戰爭的龐大開支和80年代以來大量發行的各種期限的國債紛紛到期,以及越來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國發行更多的國債來替換老國債。從1913年到2001年,美國在87年裏一共積累了6萬億美元的國債,而從2001年到2006年,短短的5年多的時間裏,美國竟增加了近3萬億美元的國債,美國聯邦國債總量已高達8萬8000億美元,並以每天25.5億的速度增加著。美國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開支中高居第三位,僅次於醫療健康和國防,每年高達近4000億美元,占其財政總收入的17%。
美國國債
從1982年到1992年,美國貨幣增發尚處在“溫和增加”狀態,年均增加8%。但從1992年到2002年,美國貨幣增發進入“快車道”,達到了12%。從2002年開始,由於反恐戰爭和刺激瀕臨衰退的經濟的需要,在戰後利率接近最低點的情況下,美國貨幣增發速度達到了驚人的15%。其實,從美國國債增發的陡度來看,一切已屬必然。美聯儲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M3廣義貨幣統計報告並不是偶然的。
(人類曆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如此嚴重地透支過未來,美國不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財富,也同樣嚴重地透支著其它國家人民的未來財富,任何一個熟悉股票投資的人,都可以清楚的預見到這種陡度的曲線最終將意味著什麽。)
2001年911以來,葛林斯潘為挽救股市和債券市場,不顧後果的把利率從6%迅速降到1%所造成的美元信貸暴漲,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濫成災,人們終於明白了,原來美元其實是印著綠色花紋的紙片。全世界的主要美元持有者幾乎同時撲向了房地產,石油,黃金,白銀,大宗商品等美聯儲變不出來的東西。一位法國投資者說:“紐約人能發行美元紙幣,但隻有上帝才能發行石油和黃金。”其後果就是,原油價格從22美元一桶上漲到60美元,黃金、白銀、白金、鎳、銅、鋅、鉛、大豆、糖、咖啡、可可等價格分別是2002年價格的120%到300%。但經濟學家仍然信誓旦旦的說通貨膨脹隻有1-2%,人們不禁想起馬克.吐溫的一句名言:
世界上有三種謊言: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字。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國的總債務已高達44萬億美元,這些債務包括聯邦國債,州與地方政府債務,國際債務,私人債務的總和。這些債務平攤到每一個美國人身上高達近15萬美元,一個四口之家要負擔近60萬美元的債務。在私人債務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數目龐大的住房按揭貸款和信用卡欠款。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計算,44萬億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達2.2萬億美元的利息,幾乎相當於美國聯邦政府全年的財政總收入。在全部債務中,近70%的債務都是1990年以後“創造”出來的。現在的美國已經不可能再發動80年代初的高利率戰爭來套牢第三世界國家了,因為美國本身已經嚴重負債,任何高利率的政策都無異於經濟自殺。
債務“金錢化”,再加上部分儲備金這一超級放大器,已經嚴重透支了美國人民未來的財富。到2006年,美國人所上繳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的總額,在聯邦政府那裏僅稍事停留,就立刻全部轉入銀行係統以支付債務美元的利息。個人繳納的所得稅沒有一分錢用到了政府身上,各地區的教育開支主要靠當地的地產稅收入,全美國的高速公路建設和維護用的是汽油稅,對外用兵的戰爭費用恰好等於美國公司繳納的公司稅。換句話說,3億美國人被銀行家“間接征稅”了幾十年,而且還要年複一年被繼續盤剝下去。美國人民的儲蓄,則通過長期通貨膨脹被銀行家的“潛在稅收”再刮掉一層皮。
先不論美國的債務人是否還能還得清這利滾利的債務,問題是美國政府壓根兒就沒有打算償還國債。美國政府隻是不斷地用永遠增加的新債券去替換老債券(DebtRollover)以及老債務所累積的利息,循環往複,直至永遠。正如美聯儲費城銀行指出,“在另一方麵,日益增加的眾多分析家現在認為國債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經濟的)福音。他們認為國債完全不需要減少。”
是啊,如果一個人可以不斷靠借越來越多的債務來過著奢侈的生活,而且可以永遠不用還錢,天底下隻怕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好事了。這種聽起來類似“經濟永動機”的“好事”,現在正在美國大行其道。這些經濟學家們認為可以用不斷增加債務來永遠享受“美好生活”的想法,與認為一國可以靠多印鈔票就能致富的思路,並沒有本質區別。
這些學者們還進一步指責亞洲和其它國家過多的儲蓄才是造成世界經濟結構失調的根本原因,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論調已足以證明其學術道德已墮落到何等觸目驚心程度。亞洲國家過多的儲蓄?他們哪裏還有過多的儲蓄呢?這些幾十年辛苦積攢的儲蓄正在源源不斷地通過購買美國國債,被美國吸進了這個人類曆史上規模空前的“經濟永動機”的“偉大試驗”中去了。
亞洲國家“出口導向”的經濟對美國國債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癮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會周身不通泰。而美國也樂得拿這種實質上“永不償還”的國債來給亞洲人民打白條。不過,亞洲國家最終必然會意識到,為了區區5%的美國國債名義回報,冒的卻是美元資產無法挽回的劇烈貶值的實質風險,無論如何不是一件合算的投資。
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指出,如果中國停止平均每星期幾十億美元國債的購買量,美國經濟就會有大麻煩,但是中國經濟由於向美國出口萎縮也會有大麻煩,事實上,雙方已經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狀態。
如果每年以利滾利方式增加的至少2萬億美元的利息支出遲早會被“創造”出來進入貨幣係統的話,盡管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更高債務的代價往未來堆積,另外一部分利息美元增發也足以造成顯著的通貨膨脹,但奇怪的是,美國的通脹(CPI) 似乎並不明顯。國際銀行家的魔術是怎樣玩兒的呢?
竅門在於必須有吸納大量貨幣增發的去處,這就是近十幾年來畸形膨脹起來的金融衍生品市場。
20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產品的名義價值(NotionalValue)總額幾乎為零,到2006年,這個市場的總規模已經達到37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世界的GDP總和的8倍多。其增長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大足以撐破任何正常的人類想象力。
金融衍生產品的本質是什麽呢?和美元一樣,也是債務!它們是債務的打包,它們是債務的集合,它們是債務的集裝箱,它們是債務的倉庫,它們是債務的喜馬拉雅山。
這些債務被作為資產充斥著對衝基金的投資組合,也是這些債務被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當做資產放在賬戶上。這些債務被交易著,延期著,擠壓著,拉伸著,滾動著,填充著,掏出著,這是一個債務的盛宴,也是一個賭博的盛宴。在紛繁的數學公式背後,隻有空和多兩個選擇,每一張合同都是一次賭博,每一次賭博都必見輸贏。
既然是數百萬億美元的豪賭,這個賭場上必有莊家。誰是莊家呢?就是美國的最大的5家銀行,它們不僅是重量級的玩家,而且是做的是“霸盤”生意。
美國財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業銀行金融衍生市場報告中指出,美國最大的5家銀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花旗集團等,占全部902家銀行金融衍生產品總和的97%,收入占94%。在所有銀行金融衍生產品類別中,規模最大的是“利率產品類”(InterestRate),占整個盤子的83%,名義價值為98.7萬億美元。[9.4]
在利率產品類別中,“利率掉期”(InterestRateSwap)占絕對優勢。“利率掉期”的主要形式是,在一定期限內,用“浮動利息現金流”去交換“固定利息現金流”,交易一般不涉及本金。其主要用途是以“更低的成本”來“模擬”長期固定利率債券的運作。使用這種工具最多的就是美國兩大GSE(GovernmentSponsoredEntity)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這兩家超級金融公司用發行短期債券來資助30年固定利息的房地產貸款,輔之以“利率掉期”來對衝未來利率變化的風險。
在98.7萬億美元的利率衍生產品中,摩根大通獨占鼇頭,占有74萬億的分額。在金融領域中,10:1的資金杠杆比例進行投資已屬非常“冒進”了,1
00:1則是“瘋狂型”投資,90年代著名的超級對衝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基金”(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在兩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指導下,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複雜的風險對衝數學模型,擁有著世界上最先進的計算機硬件設施,在以這一杠杆比例投資時,一不留神就輸了個精光,還險些拖垮整個世界的金融體係。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產品時的杠杆潛在比例竟然高達626:1,堪稱世界之最[9.5]。
摩根大通實際上做的是利率衍生產品市場的“霸盤”生意,它是幾乎所有對衝利率走高風險公司的對家。換句話說,絕大多數人需要在投資時防止未來利率突然暴漲,而摩根大通則向所有人保證利率不會暴漲,它賣的就是這樣一種保險。
是什麽神秘的水晶球能讓摩根大通敢冒如此驚天動地的風險,來預測隻有格林斯潘和美聯儲到時候才知道的利率變化呢?合理的答案隻有一個,摩根大通本身就是美聯儲紐約銀行最大的股東之一,而美聯儲紐約銀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私營公司,摩根大通不僅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得知利率變化的消息,更是利率變化政策的真正製定者,而遠在華盛頓的美聯儲“委員會”僅僅是個執行機構而已,利率政策的變化並非像世人想像的那樣在美聯儲定期會議上才投票臨時決定的。當然,投票過程是逼真的,但是投票人從一開始就是被國際銀行家們安插好的。
所以摩根大通做的是穩賺不賠的買賣。這就好比摩根大通是一家能夠人工控製降雨量的公司,而它賣的是洪水泛濫的保險,它當然知道洪水什麽時候泛濫,它甚至知道洪水要淹沒哪個地區。愛因斯坦曾說過,上帝不擲骰子。摩根大通敢玩金融衍生市場的“霸盤”生意,同樣不會擲骰子。
第九章美元死穴與黃金一陽指(中)
隨著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規模爆炸性的成長,政府的監管早已遠遠落後了。大量衍生產品的合同是在正規交易市場之外進行的,也叫做“櫃台交易”(OvertheCounter),在會計製度上,也很難將衍生產品的交易與常規商業交易相類比,更不用說稅務計算和資產負債核算了。由於其規模龐大,金融杠杆比例嚴重偏高,對家風險難以控製,政府監管疏鬆,對於金融市場而言不啻為一枚定時核彈。
正是由於這個投機市場的空前繁榮,大量吸呐了美國債務利息支付所“創造”的天文數字的流動性。隻要巨額新增發的美元和海外回流的美元被這個高速旋轉的市場所裹攜進去,而不至於大量泄露到其它市場上,核心通貨膨脹指數就會奇跡般地被控製住。同理,一旦金融衍生市場崩盤,我們將見識到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
“許多金融機構似乎並不理解這些(GSE所發行的短期)債券的風險性質。投資者們誤以為他們的投資完全可以避免(GSE)的信用風險,原因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他們認為有足夠的預警時間可以等這些短期債券在幾個月後到期時從容套現。問題在於,當金融危機出現時,GSE的短期債券會在短短的幾個小時最多幾天之內完全喪失流動性。盡管任何一個投資者可以選擇退出,但當所有投資者同時逃離時,誰也跑不掉。就像銀行擠兌時發生的情況一樣,由於這些短期債券所依托的房地產資產無法快速變現,從整體上來說,爭相拋售GSE的債券的嚐試不會成功。”[9.6]
美聯儲聖路易斯銀行總裁威廉.波爾,2005年
政府特許機構(GovernmentSponsoredEntity)在這裏指美國政府特許授權的最大的兩家房地產貸款的公司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這兩家公司負責建立美國房地產貸款的二級市場,其發行的以房地產為抵押品的債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總額高達4萬億美元。實際上美國銀行係統所發放的7萬億美元的房地產貸款中的大部分,都轉賣給了這兩家公司。他們把這些長期的房地產按揭打成包,做成MBS債券,然後在華爾街出售給美國的金融機構和亞洲的中央銀行。在他們所發行的MBS債券和他們從銀行手中收購的房地產按揭貸款之間存在著一個利差,這就構成了這兩家公司的利潤來源。據統計,美國有60%的銀行持有這兩家公司的債券的資金超過銀行資本的50%。[9.7]
作為上市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以追求利潤為導向,對他們而言,直接持有房地產按揭貸款更加有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利率波動、按揭提前償還和信用風險都將由他們自己承擔。當美聯儲從2002年開始漫長的升息過程時,房利美和房地美卻開始大量吃進並直接持有房地產按揭貸款,其總額到2003年底已高達1.5萬億美元。
作為承擔如此龐大債務的金融機構本該小心謹慎規避風險,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資產和債務的期限(Duration)吻合,否則利率波動的風險將難以控製。其次,應該避免以短期融資支持長期債務。傳統的保守方式就是發行長期可回收債券(CallableBonds),使得資產和債務時限達到同步,同時鎖定利差,這樣就可以完全避免利率波動、按揭提前償還兩大風險。但是,實際上這兩家公司卻主要使用長期固定債券和短期債券來進行融資,其短期融資的規模高達每周必須滾動(RollOver)300億美元的短期債券,從而使他們自己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下。
為了規避利率波動的風險,他們必須采取複雜的對衝策略,如使用債務和“利率掉期”(InterestRateSwap)產生一種短期債務+未來固定利息現金流的組合,來“模擬”長期債券的效果。用“掉期期權”(Swaption)來對衝按揭提前償還風險。除此之外,他們還使用“不完備動態對衝”(ImperfectDynamicHedging)策略,對短期可能的利率劇烈波動來個“重點防守”,對長期不太可能的利率振蕩則是“疏於設防”。通過這些措施,一切看起來都是固若金湯,成本也頗低廉,似乎是個完美的方式。
在追求利潤的強烈欲望之下,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投資組合中,他們還大量吃進自己發行的MBS債券。乍聽起來似乎不合乎常理,哪有自己發行短期債券購買自己長期債券的道理?
怪事自有怪事的道理。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國政府授權的房地產貸款二級市場的壟斷經營商,美國政府對這兩家公司提供著間接的擔保。所謂間接,就是美國政府對這兩家公司提供一定數量的信用額度(LineofCredit),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動用。另外,美聯儲可以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債券進行貼現,也就是說中央銀行可以直接將他們的債券進行貨幣化,近半個世紀以來,除了美國國債,還沒有任何公司的債券有此殊榮。當市場得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所發行的債券幾乎等於美元現金時,其信譽度就僅次於美國國債了。所以他們所發行的短期債券的利息僅比國債略高,既然有如此低廉的融資來源,當然購買自己的長期債券仍然有套利的空間。
可以不算誇張地說,這兩家公司的債券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美國財政部債券的角色,他們實際上成為了“第二美聯儲”,為美國銀行係統提供大量的流動性,尤其在政府不方便的時候。這就是為什麽在美聯儲進行了17此連續升息之後,金融市場上仍然呈現出流動性泛濫,原來被美聯儲吸回來的流動性又通過GSE大舉吃進銀行房地產貸款而流回了金融市場。這種情形恰似電影《地道戰》中鬼子從井裏不斷抽水然後灌入村裏的地道,聰明的遊擊隊通過暗道又把灌進地道的水送回了井裏,搞得鬼子直納悶,不知道地道到底有多深。
GSE的以短期債券購買長期MBS債券的套利行為,再加上國際銀行家們從日元市場上以極低成本融資,再以高倍杠杆購買美國國債的期權的行為,人為地造成了美國長期債券(國債和30年MBS債券)異常搶手的“繁榮景象”,從而壓低了長期債券的殖利率,經過粉飾之後,看上去市場對長期通貨膨脹的憂慮顯得杞人憂天了。於是,外國投資者猶豫一陣之後,還會回到美國長期債券市場上來,於是,別國的儲蓄可以繼續資助美國的“經濟永動機試驗”,於是,欲望的盛宴上人們繼續狂歡著。
隻是再美妙的幻覺終究是幻覺。當GSE們繼續為狂歡節供應酒精時,不知不覺間,他們的自有資本金已經下降到極度危險的3.5%的水平上。在背負著數萬億美元的沉重債務之下,在劇烈動蕩的國際利率市場之中,其資本量是如此之低,已經到了足以讓格林斯潘失眠的程度。想起當年“長期資本管理基金”在世界上號稱“最懂經濟”的大師指導下和擁有最完備最複雜的風險對衝模型,一個俄羅斯債務危機就使這個國際仰慕的完美對衝基金頃刻之間灰飛煙滅。高度依賴金融衍生工具的GSE對衝策略,究竟能不能抗得住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呢?
GSE的軟肋在於對短期利率突變防範有嚴重缺陷。美聯儲聖路易斯銀行總裁威廉.波爾對GSE的抗利率震蕩能力憂心忡忡,他在分析了25年來美國國債每日利率波動幅度的情況之後得出的結論是:
“在超過1%的國債價格波動中,大約有3/4的情況其絕對值超過了3.5的標準偏差,這比通常的正態分布模式估算的高出16倍。假設一年有250個交易日,發生這種強度的利率波動的概率是一年兩次,而不是人們估計的8年1遇。正態分布模式完全誤判了利率劇烈波動的風險。超過4.5或更大的標準偏差的超大強度的波動,不是人們預期的百萬分之七,而是在6573個交易日中發生了11次,這種級別的波動將足以震垮一個高度依賴金融杠杆的公司。還有一點,劇烈的波動傾向於集中爆發。這一特點是重要的,它意味著一家公司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被劇烈震蕩好幾次。不完備對衝在利率劇烈波動的情況下,會導致這家公司徹底的失敗。”[9.8]
如果由於金融黑客突然攻擊美元,恐怖分子對美國進行核襲擊或生化襲擊,黃金價格持續暴漲等突發事件,美國國債市場勢必劇烈震撼,GSE要是一旦出了問題,數萬億美元的債券可能在幾個小時之內喪失流動性,美聯儲甚至來不及出手相救,而這樣的規模崩潰即便是美聯儲也隻能是有心而無力救助。最終60%的美國銀行可能被拖垮,高度脆弱的370萬億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將會發生雪崩,世界金融市場將會出現恐怖的瘋狂逃亡景象。
GSE 所折射出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巨大風險僅僅是冰山一角。
《窮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在《債務的奢欲》一文中是這樣描述當今世界的“債務經濟繁榮”的:
“在我看來,問題在於這些被(天價)收購的公司並不是被金錢和資本買下的,它們是被債務買下的。我的常識告訴我,將來一定有人得償還這些債務。西班牙帝國的最終崩潰是由於對戰爭與征服的過度貪婪,我擔心當今世界會由於對債務的昂貴奢欲而最終重蹈覆轍。所以我的建議是什麽呢?對於目前而言,盡興地在(欲望盛宴的)晚會上狂歡吧,但是,別喝得太多,要站在出口附近。”[9.9]
在一個五光十色熱鬧非凡的巨大的賭場之中,人們都在聚精會神地賭著被清崎稱之為“滑稽貨幣”的美元,此時,尚未喝醉的頭腦清醒的人已經看到賭場的角落開始冒煙了,他們此時悄悄地盡可能平靜地走向賭場狹窄的出口。這時火苗已經依稀可見,人們都還渾然不覺,隻是有更多的人聞到了煙味,他們四下張望,有人開始小聲議論。賭場老板生怕大家發現已經出現的火苗,於是大聲吆喝並擺出更加驚險刺激的賭局,大多數人又被重新吸引到賭桌旁。火苗終於漸漸成了火焰,更多人的開始騷動,有人開始奔跑,大多數人則不知所措。賭場老板開始喊話,說有一些火苗和煙霧是正常的,能夠刺激賭場生意,而且火苗(通脹)是完全可控的,1971年以來就是如此。喊話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於是人們繼續賭錢。隻不過,越來越多的人擠向出口方向。此時最怕的就是一聲尖叫……
當災難發生時,每個人都會尋找自己的出口。對於清崎而言,賭場的出口就是黃金和白銀。他在《賭黃金,別賭滑稽貨幣》一文中指出:
“我覺得黃金很便宜,當石油價格上升以及俄羅斯、委內瑞拉、阿拉伯國家和非洲越來越不願接受我們的美元的時候,黃金就會漲價。目前,我們還可以用我們‘滑稽的貨幣’來支付其它國家的產品和服務,但是世界已經逐漸厭倦美元了。我多年以來的策略是:投資真錢,它們就是黃金和白銀。我同樣繼續借出滑稽貨幣來購買房地產。每當金銀價格大跌時,我就買進更多的實物。什麽樣的聰明投資者會不願意借滑稽貨幣來購買低廉的真錢呢?”[9.10]
“黃金擁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幾個大國政府一直試圖震蕩黃金價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關注一下過去20年來政府對黃金的政策,就會發現在金價高達800美元一盎司(1980年)的時候,沒有政府出售黃金。那時出售應該是很合算的買賣,而且可以穩定金價。但是政府卻在最低價時出售(1999年)黃金,英國政府正是如此。政府的這種在最低價拋售黃金的做法正是造成金價不穩定的因素之一。”[9.11]
1999 年羅伯特.蒙代爾
蒙代爾所說的黃金不穩定因素,正是1980年以來國際銀行家妖魔化黃金的整體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對黃金價格的操縱卻是一個布置嚴密,手法高超,令人難以察覺的天才計劃,能在20多年的時間段裏成功壓製黃金價格,在人類曆史上還是頭一回。
最讓人無法理解的要算英格蘭銀行在1999年5月7日悍然宣布賣掉一半的黃金儲備(415噸)的聲明了。這是英國自拿破侖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黃金拋售。這一石破天驚的消息使本已疲軟的國際金價狂跌到280美元一盎司。
人們不禁狐疑,英格蘭銀行究竟要幹嗎?投資嗎?不像。要是投資它應該在1980年以850美元一盎司賣出,再買進當時高達13%回報率的美國30年國債,那早就賺大發了。結果英格蘭銀行硬要在1999年以280美元的接近曆史最低價出售黃金,再去投資當時回報不到5%的美國國債,難怪蒙代爾大呼看不懂。
是英格蘭銀行不懂做生意嗎?當然不是。英格蘭銀行從1694年成立算起,雄霸國際金融市場近300年,堪稱現代金融業的老祖宗,什麽樣的大風大浪沒見過,美聯儲在它的麵前還隻是小學生,要說它不懂低買高賣的道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英格蘭銀行違背基本的商業規律行事,隻因為一件事,那就是恐懼!它恐懼的倒不是金價持續下跌而導致黃金儲備貶值,恰恰相反,它害怕的是黃金持續上漲!因為在英格蘭銀行的賬目上記錄在案的黃金早已不翼而飛,那些被標注成黃金應收帳目下的黃金,可能永遠也收不回來了。
瑞士銀行家費迪南.利普斯(FerdinandLips)曾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如果英國人民得知他們的中央銀行是怎樣瘋狂和輕率地處置人民積累幾百年的真正財富-黃金的話,斷頭台下將是人頭滾滾。其實,更為準確地說,要是世界人民最終知道了中央銀行家們是如何操縱黃金價格的話,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行為將大白於天下。
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到哪裏去了呢?原來,早已被“租借”給了“金錠銀行家們”(BullionBankers)。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當90年代初,倫敦-華爾街軸心成功地打垮了日本經濟,
遏製住了歐洲統一貨幣進程之後,雖然春風得意,輝煌一時,但是,對黃金這一真正的敵人卻時刻不敢掉以輕心。要知道,歐元與日元對於倫敦-華爾街軸心而言,隻是疥癬之疾,黃金才是心腹大患。要是黃金一旦翻盤,所有法幣體係都會臣服。黃金雖然已經不是世界貨幣,可黃金始終是製約國際銀行家通過通貨膨脹劫掠世界人民財富的最大障礙。它雖然無聲無息地被“軟禁”在貨幣體係之外,但它的曆史地位和作為真正財富的象征卻無時無刻不在輻射出強大的吸引力。國際上稍有風吹草動,人們就不由自主地奔到黃金的周圍,接受它堅實的庇護。要想完全廢黜這個“貨幣之王”,即使是一手遮天的國際銀行家也是不敢奢望的,他們也隻能試圖“永遠軟禁”黃金。
要做到“軟禁黃金”,就必須使世人“看到”黃金這個“貨幣之王”是多麽無能與軟弱,它既不能保護人民的儲蓄,也無法提供穩定的指標,甚至不能吸引投機之徒的興趣。
所以黃金的價格必須被嚴格控製。
在吸取了1968年“黃金互助基金”慘敗的教訓後,國際銀行家痛定思痛,決不會再犯用實物黃金對抗龐大的市場需求這樣愚蠢的錯誤了。在1980年采用極端的20%的利率暫時壓製住了黃金價格,恢複了美元信心之後,他們開始大量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這種新的武器。
兵法上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國際銀行家頗得此道。黃金也好,美元也罷,或是股票,債券,房地產,玩到最高境界,都是玩信心!而金融衍生產品則是超級信心武器。在1987年股災中成功試爆“金融衍生核彈”之後,1990年這一高效能武器又被再次在東京股市上使用,其殺傷力令國際銀行家喜出望外。但是,用核爆炸的方式有短期和強烈的效果,對於黃金這種慢性和長期的威脅,則必須使用多種信心武器,並以“雞尾酒”式的混合方式進行攻擊。
被私有銀行控製的中央銀行“出租”國家的黃金儲備就是其中之一。在9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開始推銷一種說法,黃金放在中央銀行的倉庫裏,沒有任何利息收入,除了落滿灰塵之外,保存還需要另外一筆開支,不如“出租”給信譽好的“金錠”銀行家,利息可以低到1%,但好歹也是一筆穩定的收入,果然此法在歐洲很快蔚然成風。
誰是所謂的“金錠銀行家”呢?JP摩根公司為首的國際銀行家當仁不讓。他們以自己“良好”的信譽從中央銀行手中以1%的超低利息“借來”黃金,再到黃金市場上出售,拿到手的錢轉手就購買5%回報率的美國國債,穩吃4%的利差,這被稱為“黃金套利交易”(GoldCarryTrade)。這樣一來,拋售中央銀行的黃金既打壓了黃金價格,又吃到了利差的美餐,還同時刺激了美國國債的需求,壓低了長期利率,真可謂一箭數雕的妙計。
不過,這裏麵有一個風險。金錠銀行家從中央銀行借來的黃金大多是6個月左右的短期和約,但投資的很可能是長期債券,如果中央銀行到期索要黃金,或金價持續上漲,金錠銀行家的處境就危險了。
為了“對衝”這種風險,華爾街的金融天才們把主意打到了黃金生產商身上。他們向黃金生產商反複灌輸黃金價格長期必然走低的“曆史必然”,隻有現在就鎖定未來的出售價格,才能避免將來的損失。另外,國際銀行家還可以提供4%左右的低息貸款,供黃金生產商繼續勘探和開發之用,這樣的利息實在是令人難以拒絕,再加上眼看國際金價一年不如一年,與其等到將來減價出售,還不如現在就把未來的尚在地下待開采的黃金產量賣個好價錢。這叫做“黃金遠期合約”(GoldForwardSale)。
於是,金錠銀行家手中就有了黃金生產商未來的產量作為償還中央銀行黃金租借的抵押。再加上,中央銀行家和金錠銀行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租借合約”幾乎可以無限延長下去(LoanRollOver)。於是,金錠銀行家就有了雙保險。
在這個最初的主意開始運作後不久,天才的華爾街銀行家又不斷推出新的衍生產品,比如延交現貨合同(SpotDeferedSales),條件遠期合約(ContingentForward),變量遠期合約(VariableVolumeForward),德爾塔對衝(DeltaHedging),和各種期權合約。
在投資銀行的推波助瀾之下,黃金生產商紛紛陷入這個前所未有的金融投機活動之中。各國黃金生產商紛紛“透支”未來,將地下可能的儲量統統折算成現有產量進行“預售”。澳大利亞的黃金生產商甚至將未來7年的黃金產量賣了出去。西非加納的重要黃金生產商Ashanti更是在高盛和16家銀行的“參謀”之下購買了總量高達2500張金融衍生產品的合約,到1999年6月,其對衝賬目上的金融資產高達2億9千萬美元。評論家紛紛指出,當代的黃金生產商,與其說是在開采黃金,還不如說是以開采黃金為噱頭進行危險的金融投機。
在黃金生產商掀起的“對衝革命”浪潮中,巴裏克黃金(BarrickGold)公司可算是名副其實的大哥大。巴裏克的對衝規模早已超越了風險控製的合理範疇,說它的策略是金融豪賭也絕不誇張。在其海量的單向賣空黃金的行動中,巴裏克無形之間造成了同行之間競相殺價的局麵,其結果必然是自毀市場。在巴裏克的年報上,係統性地誤導了投資人,它吹噓自己複雜的對衝策略使其總能以高於市場的價格賣出黃金。其實,巴裏克賣到市場上的黃金中有相當部分就是通過“金錠銀行家”向各國中央銀行低息“借來”的黃金,它在市場上拋售這些“借來”的黃金所得的收入,用於購買美國財政部的債券,其中的利差收益,就是所謂的“複雜的對衝工具”所產生的奇妙效果的真正來源。這構成了典型的財務欺詐。
在幾個方麵的合力之下,黃金價格不斷下跌,這符合所有參加方的利益。黃金生產商由於早已鎖定出售價格,在金價下跌時,他們賬麵上做空黃金的各類“金融資產”,還會升值。於是,黃金生產商就奇怪地成為金價下跌的同謀者。生產商得到的隻是短暫的甜頭,失去的卻是長遠的利益。
黃金反壟斷行動委員會(GoldAnti-TrustActionCommitee)主席比爾.莫菲將這個蓄謀打擊黃金價格的特殊利益集團稱之為“黃金卡特爾”(GoldCartel),它的核心成員包括:JP摩根公司,英格蘭銀行,德意誌銀行(DeutscheBank),花旗銀行,高盛公司,國際清算銀行(BIS),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
當金價被強大的市場需求不斷推高時,中央銀行就會衝到第一線,公開拋售大量黃金,直到嚇退投資者為止。
第九章美元死穴與黃金一陽指(下)
格林斯潘在1998年7月的眾議院銀行委員會(HouseBankingCommittee)的聽證會上宣稱:“黃金是另一種有大量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場外交易的商品,投資者無法控製黃金的供應量,如果黃金價格上漲,中央銀行們隨時準備‘出租’黃金儲備來增加供應量。”換句話說,格林斯潘公開承認,如果有必要,黃金價格完全處於中央銀行家們的控製之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戰爭爆發,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北約的空襲遲遲未能奏效,黃金價格在強大購買力的支撐下開始積蓄爆發力。如果金價一旦失控而持續走高,“金錠銀行家”則必須從市場上高價買回黃金,歸還給中央銀行家們。如果市場上沒有這樣多的現貨,或者當初以“地下未來”黃金產量做抵押的黃金生產商破產,又或許地下根本沒有足夠的黃金,不僅國際銀行家要承受巨大損失,中央銀行家們的黃金儲備賬目也會出現巨大的虧空,如果事情敗露,人民得知實情,隻怕真的會有人上斷頭台。情急之下,英格蘭銀行終於在1999年5月7日,衝到了第一線。如果能夠嚇退投資者,金價繼續下跌,自然皆大歡喜,即便失手,壞賬的黃金索性賣出,到時候也死無對證。正所謂“黃金壞賬,一賣了之”。這就是為什麽中央銀行家們出售黃金時,人們從來不知道誰是買主的原因。
盡管科索沃戰爭在1999年6月10日結束,驚出一身冷汗的中央銀行家們覺得玩得太過火了,再加上國際黃金市場的投資者已經開始聲稱要告中央銀行家們操縱黃金價格,各國政治家們也開始關注黃金價格問題。事情看來要鬧大了。
在這種情況下,1999年9月歐洲的中央銀行家們達成了“華盛頓協議”(WashingtonAgreement),限製各國在未來5年內出售或出租黃金的總量。消息傳來,黃金“租借”利率在幾個小時之內從1%跳升到9%。做空黃金的生產商和投機商的金融衍生產品損失慘重。
黃金近20 年的熊市終於劃上了句號,它預示著商品市場大牛市的到來。
1999年是黃金戰場的重要戰略轉折點,其意義相當於二戰中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從此以後,打壓金價的企圖,再也未能取得黃金戰場的戰略主動權。以美元為首的法幣體係將在黃金的強大攻勢麵前,不斷敗退,直至最終崩潰。
在控製黃金價格的主戰場之外,國家銀行家還開辟了第二戰場,那就是輿論戰和學術戰。國際銀行家最成功之處就在於係統性地對經濟學界進行洗腦,將學術界的熱點引導到與實際世界經濟運行嚴重脫節的數學公式遊戲之中。當多數現代經濟學家疑惑地問黃金究竟有何用處的時候,國際銀行家應該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製之下。
人們自然會問,法幣製度有何不好?我們不已經在法幣體係下生活了30多年了嗎?經濟不在照樣發展嗎?
原美聯儲紐約銀行副總裁和花旗集團副總裁約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
“在這樣一個係統之下,沒有國家需要向另外一個國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貨幣。因為他們沒有兌換(金幣)的紀律約束。我們可以用紙幣去購買石油,不管我們印多少這樣的紙幣。他們(經濟學家)選擇忽視人民對一種能夠儲藏財富的堅實貨幣的渴望。事實上,他們拒絕承認黃金是貨幣,而武斷地認定黃金隻是一種普通商品,就像鉛和鋅一樣在貨幣係統中沒有任何位置。他們甚至建議財政部沒有必要繼續儲存黃金,應該逐漸在市場上拋售。拿掉黃金之後,他們任意地定義紙幣價值。他們不曾告訴我們這種永遠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條如何能夠實現貨幣保值的功能。他們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以這種神奇速度增發的紙幣會有一天造成債務問題。
凱恩斯和弗裏德曼隻是20世紀的約翰.勞的翻版。他們選擇漠視紙幣兌換黃金這一鐵律,而故意以某些經濟學家或政治家的思維定式中的速度來印刷紙幣,他們認為這樣就能夠欺騙自然規律,無中生有地‘創造’財富,消除商業周期,確保全民就業和永遠繁榮。這意味著某些經濟學家為著特定政治傾向而製定政策,在不用他們自己的金錢在市場中冒險的前提下,以當年約翰.勞一般的智慧,對經濟事務無所不知,任意決定貨幣、財政、稅收、貿易、價格、收入等政策,還告訴我們這樣對我們最好。於是他們就‘微調’了我們的經濟。
當今大多數經濟學家們都是凱恩斯的徒子徒孫培養出來的,包括那些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如著名的教材《經濟學》的作者保羅.薩繆爾森。他的教材裏充滿了數學公式和各種彩色圖表。但是當讀到他對黃金的觀點時,才發現他的看法幾乎沒有任何曆史縱深而顯得非常膚淺。他是20世紀學術界的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學家們完全忽略了對金錢曆史的研究,或者是為了某些理由而選擇故意忽略。”[9.12]
薩繆爾森在他著名的對1968年以後的黃金價格雙軌製的評論(TheFree-markettier)中說:
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黃金最終被完全去貨幣化了。它的價格完全由供需關係決定,就像銅、小麥、銀或鹽一樣。
一個中東的酋長如果在55美元一盎司的價位上購買了黃金而在68美元的價位上賣出的話,他一定能掙不少錢。但是,如果他是55美元買進,而38.5美元甚至33美元拋出的話,他就會輸掉身上的襯衫。
薩繆爾森堅信一旦黃金被踢出貨幣係統,那麽對黃金的需求就隻限於很少的幾種工業需求,如首飾業。所以,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關閉黃金窗口,布雷頓體係垮台之後,黃金已不再是貨幣,誰還會需要黃金呢?到1973年,這位大教授出版這段宏論時,他認定1972年75美元一盎司的金價肯定維持不住,黃金最終可能跌到35美元以下。讓教授下巴脫臼的是7年以後,黃金的價格衝到了850美元一盎司。
還好,薩繆爾森不是華爾街的對衝基金經理,否則的話他輸掉的就不僅僅是上身的襯衫了。
一切霸權的力量源泉和最終形式都體現於定價權。
通過控製價格的過程來實現有利於己而不利於人的財富分配方式。定價權的搏鬥恰似帝位爭奪一般劇烈,充滿權謀和機詐,價格鮮有在平等自由合理的市場運作過程中自然產生,擁有優勢的一方從來就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來確保自己的利益,這和戰爭沒有任何本質區別。
討論價格問題必須用研究戰爭和戰例的思路才能接近事情的本像。製定價格、推翻價格、扭曲價格、操縱價格都是各路當事人反複激烈較量的結果,沒有人的因素作為參照背景,就不可能明白價格形成的軌跡。
人們比較容易理解的是為什麽有人座在老板的位置上發號施令,而多數人隻能服從,因為一切都有切膚之感。但老板的老板通過控製老板來間接控製眾人,就不是那麽明了和直觀了,順著這個權力鏈條越往上人數越少。定價權的取得也是如此,控製一種商品的價格從來就是自上而下的行為。
就黃金而言,誰控製了世界最大的黃金交易商,誰就控製了黃金的價格。所謂控製,就是交易商們為了利益或迫於威勢,主動或被動地接受權力上層的安排。
羅斯切爾德家族從1815年拿破侖戰爭中一舉奪取黃金定價權至今已有近200年的曆史。現代的黃金定價體製建立於1919年9月12日,當五名各大財團的代表聚集在羅斯切爾德銀行時,金價被定在4磅18先令9便士的價位上,約合7.5美元。盡管1968年改為美元報價,但其運作模式基本未變。參加第一次金價製定的代表除了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人,還有Mocatta&Goldsmid,Pixley&Abell,SamuelMontagu&Co.,SharpsWilkins.。羅斯切爾德家族隨後成為固定的主席和召集人。從這一天開始,五位代表每天在羅斯切爾德銀行會麵兩次討論實物黃金的交割價。由主席建議一個開盤價,這個價格立即通過電話傳到交易室,主席然後詢問誰想買賣多少400盎司的標準金條,數量是多少,根據雙方出價和最終達成交易的價格,主席這時宣布金價被”敲定“(TheLondonGoodFix)了。
這個黃金定價製度一直運作到2004 年。
2004年4月14日,羅斯切爾德家族突然宣布退出倫敦黃金定價體係,這一石破天驚的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的投資者。戴維.羅斯切爾德解釋道:“我們在倫敦商品市場(包括黃金)交易的收入在過去5年中已經下降到不足我們業務總收入的1%,從戰略分析的角度看,(黃金交易)已經不是我們的核心業務,所以我們選擇退出這個市場。”
英國《金融時報》立刻在4月16日大聲附和這一說法,“正如凱恩斯所說,(黃金)這一‘野蠻的遺跡’正在走進曆史的塵封。當我們看到令人尊敬的羅斯切爾德家族從黃金市場中退出,連號稱最鐵杆的‘黃金蟲子’的法蘭西銀行也不得不斟酌它的黃金儲備時,黃金作為投資品已經更加接近它的盡頭了。”
無獨有偶,白銀交易市場的大哥大AIG集團於6月1日宣布退出白銀市場定價,自願降級為普通交易商。
這兩件事從裏到外透著蹊蹺。
莫非羅斯切爾德家族真的看淡黃金嗎?若是如此,為何不在1999年金價跌到曆史最低點退出,反而要在黃金白銀氣勢如虹的2004年金盆洗手呢?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黃金和白銀的價格最終將會失控,一旦控製金銀價格的陰謀敗露,操控價格的人將會成為世界公敵。早早地摘清與黃金之間的任何關係,如果10年以後,金銀價格果然出了大問題,誰也怪不到羅斯切爾德家族的身上。
不要忘記,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過去而且現在仍然擁有著世界上組織最嚴密效率最高的戰略情報網絡,他們掌握著常人無法窺知的信息資源。深謀遠慮加上龐大的金融資源,和對信息高效的收集分析能力,使得他們在過去200年來幾乎左右著整個世界的命運。
當他們突然宣布退出苦心經營了200多年的家族核心業務時,這是一件相當不尋常的事。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倫敦-華爾街軸心眾口一辭,都說是中國經濟發展惹的禍,無非是要挑起世人對中國的不滿,掩蓋石油暴漲是為了刺激美元需求這個事實。結果謠言不攻自破,為了中期選舉,硬是放了一顆一夜之間發現了“特大油田”的衛星。這與1973年他們策劃讓石油漲價400%從而刺激美元需求,同時將油價暴漲的責任嫁禍於中東國家的石油禁運如出一輒。
由於美元泛濫的無法避免的本質,很快,中東核問題又會升溫,伊朗戰爭最終將無法避免,以色列動手也好,美國出手也罷,總之是激惹伊朗用水雷或導彈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切斷世界2/3的石油通道,於是石油價格會輕易衝上100美元大關,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又會大增,這次罪魁禍首是伊朗。隻要世人不要對美元發行產生“不健康”的聯想就好。
從70年代黃金遭到“軟禁”開始,世界的證券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呈現出反向關係。大宗商品市場極為火暴的70年代,也正是證券市場表現奇差的10年。從80年代初開始的證券市場18年大牛市,則代表著大宗商品市場熊氣彌漫的時代。而從2001年開始,大宗商品市場開始了牛氣衝天的征途,與此同時,股市、債市、房地產、金融衍生市場也同步狂長。表麵上看是美元資產增值,實際上是債務美元的爆炸性擴張所致,而所有的債務必須支付利息,這種債務以利滾利的方式膨脹的結果必然是,原來隻需要大宗商品或證券市場中的一個水缸增加容量,就能夠消化過剩的美元,而現在,當所有的水缸都被泛濫成災的美元裝滿後,還要往外溢出。
問題是到哪裏去找這麽大的水缸呢?於是華爾街的天才們又開始談論金融衍生市場的無限容量概念。他們不斷地推出成百上千的新的“金融產品”,不僅在貨幣、債券、商品、股指、信用、利率等方麵動腦筋,更是異想天開地創造出像天氣賭博這樣的新玩意兒,當從理論上講,他們可以把未來1年中每一天的好壞都貼上美元標簽賣到市場上來,他們同樣可以將世界未來100年的每一天的每一個小時,甚至每一分鍾的地震、火山、水災、旱災、蟲災、流行感冒、交通事故、婚喪嫁娶都做成“金融衍生產品”,名碼實價的在金融市場上交易。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衍生市場的確是“無可限量”。隻是這種論調聽起來多少有點像1999年IT泡沫登峰造極時,華爾街分析家們信誓旦旦地說要為地球上每一粒沙子分配一個IP地址,同樣是這些人的祖先在“南海泡沫”時代,還曾發愁世界的金錢太多,沒有好的項目來投資,於是有人提出抽幹紅海的海水看看埃及法老王追摩西和猶太人時,到底有多少金銀財寶葬身海底。
當人們已經“高燒”到這種溫度時,金融風暴就已經近在咫尺了。
黃金這個長期和係統地被妖魔化為“野蠻的遺跡”的貨幣“真龍天子”,如同一個飽經滄桑曆盡磨難的智者,他並不急於張揚,他隻是冷眼旁觀。夫為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詆毀,嘲笑,打壓,咒罵,諷刺,當“偽貨幣皇帝”耍盡一切手段後,黃金仍然金光燦燦,而“強勢的美元”則早已成強弩之末。
人民終於看出些門道了。
其實,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來不乏對真實財富的的直覺。人們稱和錢有關的活動為“金”融,儲放財富的所在叫“銀”行,貨真價實的東西為“真金白銀”。當世界人民再度認識到債務貨幣的本質隻不過就是一張欠條+許諾,所謂美元財富隻是“一個被超級誇大的白條”和“對財富的無限許諾”而已,這些債務白條從來就是永遠貶值的,而貶值的快慢取決於印刷它們的人的貪婪程度。完全不懂金融的普羅大眾,最終將會用他們的直覺和常識去選擇存放他們辛勤汗水所創造的財富的“諾亞方舟”-黃金和白銀。用金融衍生工具“武裝到牙齒”的國際銀行家,最終將遭遇“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倔強而持續上漲的黃金價格將會無情地推高美國長期債務利率,由於國際銀行家們向金融市場兜售了數十萬億美元的“利率保險”合同,保證長期利率不會上漲,一旦長期債務利率出現被金價逼著走高的局麵,國際銀行家們將會被暴露在他們自身的貪婪所營造的極度風險之中。
最先被黃金持續上漲戳破的將是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弄潮兒-“利率掉期”(InterestRateSwap)這個74萬億美元(僅僅是美國商業銀行所申報的數據)的超級大泡泡。手中資金隻有3.5%的GSE們的情勢將危如壘卵,黃金價格的猛撲來的如此突然而猛烈,國債利率波動將異常劇烈和集中,GSE脆弱的利率對衝防線將率先被突破,高達4萬億美元的GSE短期債券會在“幾個小時最多幾天”的時間內完全喪失流動性,同時陷入困境的還有摩根大通,這個金融衍生市場和黃金衍生市場“霸盤生意”的超級玩主,試圖壓製黃金價格和長期利率的操盤手。
率先崩盤的金融衍生市場將產生前所未有的流動性恐慌,當驚恐萬狀的世界投資者一起試圖將手中的各種“保險合同”拋售變現時,所有這些衍生品的生長基地:貨幣、債券、商品、石油、股票將同時遭到“電擊”,國際金融市場將爆發更大規模的流動性恐慌。為了拯救已不可救藥的金融市場廢墟,美聯儲勢必如黃河決堤一般地增發美元來“抗洪救災”,當數十萬億增發的美元如海嘯一般衝向世界經濟體係時,世界經濟將陷入一片混亂。
國際銀行家蓄謀廢除黃金貨幣之後僅僅30多年,美國就已經透支了世界80%的儲蓄。到今天,美國必須每天繼續從世界各國人民的身上“吸血”20億美元的儲蓄才能使美國這部“經濟永動機”繼續運轉,美國的債務和利息增加的速度早已遠遠超過了世界經濟的增長能力。當所有國家真金白銀的“過剩儲蓄”都被抽光之日,也就是世界金融崩潰之時。這一天的到來,其實已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何時以何種方式發生的問題。貌似龐然大物的美元泡沫體係,其致命的死穴就在信心二字,而黃金則是點中這一命門的“一陽指”。
第十章謀萬世者(上)
“如同自由一樣,黃金從來不屈居於低估其價值的地方。”
莫裏爾,1878
1850年,倫敦毫無疑問的是世界金融體係的太陽,1950年,紐約成為了全球財富的中心,2050年,誰將問鼎國際金融霸主的寶座呢?
人類有史以來的經驗表明,崛起中的國家或地區總是以更加旺盛的生產力創造出巨大的財富,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在貿易中不被別人稀釋的貨幣所竊取,這些地區有著保持高純度貨幣的內在動力,恰如19世紀堅挺的黃金英鎊和20世紀傲視全球的黃金白銀美元,而世界的財富從來就是自動流向能夠保護其價值的地方。堅挺穩定的貨幣反過來又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分工和市場資源的合理分布,從而形成更加有效率的經濟結構,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反之,當強盛的國家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社會生產力不斷萎縮,龐大的政府開銷或戰爭費用逐漸掏空了從前的積蓄,政府總是從貶值貨幣開始,企圖逃避高築的債台和搜刮人民的財富,此時,財富將不可逆轉地外流去尋找其它能夠庇護它們的地方。
貨幣是否堅挺成為一個國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現的征兆。當1914年英格蘭銀行宣布停止英鎊的黃金兌換時,大英帝國的雄風就一去不複返了。當尼克鬆1971年單方麵關閉黃金窗口時,美利堅的輝煌業已到了盛極而衰的轉折點。英國的國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迅速地消散,而美國幸運的是在一個沒有重大戰爭的世界裏,還能夠保持一段時期的繁榮。但表麵上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大宅門,裏子卻已逐漸被巨額債務所掏空了。
從曆史上看,凡是操弄貨幣貶值來試圖欺騙財富的國家,最終也必將被財富所拋棄。
貨幣是整個經濟領域最基本最核心的度量衡,貨幣的作用就相當於物理世界中的千克、米、秒等最重要的尺度一樣,一個每天都在劇烈動蕩的貨幣體係,就如同千克、米、秒的定義時時刻刻都不停的變化一樣荒謬而危險。
一個工程師手中的尺子每天長短都不一樣,他該怎麽修建幾十層的高樓呢?即便是修起來了,又有誰敢住?
如果體育比賽的秒表計時標準隨時都在更改,運動員如何能夠比較不同場地進行的比賽成績?
一個商人在賣東西時,如果稱重的千克標準每天都在縮水,就好像不斷地調換秤砣,哪個買家願意從他這買東西?
當今世界經濟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在於沒有一個穩定而合理的貨幣度量衡標準,從而導致政府無法準確測算經濟活動的規模,公司難以正確地判斷長期投資的合理性,人民對財富的任何長遠規劃喪失了安全的參照係。貨幣對經濟的作用在銀行家任意和武斷的操控下,已經嚴重扭曲了市場資源的合理分配。
當人們計算投資股票、債券、房地產、生產線、商品貿易的投資回報時,幾乎無法核算真正的投資回報率,因為難以估算貨幣購買力的縮水程度。
美國的美元從1971年完全脫離黃金之後,其購買力已經下降了94.4%,今天的一美元隻值70年代初的5.6 美分。
中國80年代的“萬元戶”是富裕的標誌,90年代的“萬元戶”隻是城市收入的平均水平,現在家庭年收入1萬元可能就接近“貧困線”了。
經濟學家隻“關心”消費物價的通貨膨脹水平,可是高得嚇人的資產通貨膨脹現象卻沒有人注意。這樣的貨幣製度是對儲蓄者的殘酷懲罰,這就是為什麽盡管股票和房地產市場非常危險,但不投資將更加危險。
當人們買房時,向銀行申請的貸款隻是一張欠條,銀行的賬戶上本沒有這樣多的錢,但在債務產生的同時,卻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了”錢,這張欠條立刻被銀行係統“貨幣化”了,於是貨幣供應將立刻增加幾十萬的流通量,這些增發的貨幣實時地推高了全社會的平均物價水平,尤其是在資產領域。所以在沒有房地產貸款時,房價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水平,銀行聲稱是為了幫助人民能夠負擔得起住房,但結果正好相反。銀行房地產貸款相當於一下子透支了人民未來30年的收入,將“未來”的30年的錢拿到今天一起發放成貨幣,如此海量的貨幣暴增,房價、股市、債市豈有不暴漲的道理?
當透支了人民未來30年的財富積累之後,房價已經高到普通人無法企及的程度。為了“幫助”人民能夠負擔更多的債務來支撐更高的房價,銀行家們正在英國和美國試點“終身房產債務”的“偉大創新”,英國將推出長達50年的房貸,美國加州準備試點45年的按揭,如果試點獲得成功,更大規模的債務貨幣增發即將決口而出,房地產將迎來一個更加“燦爛的春天”,向銀行貸款的人,將終身被債務的鎖鏈緊緊束縛,沒有購買房子的人下場則更為不妙,最終他們將貧窮到連銀行的債務鎖鏈都不屑於去光顧的程度。當人民50年的債務美餐還不能喂飽銀行家的胃口呢?隻怕終有一天,“父債子還”、“爺債孫還”的“跨世代按揭貸款”也會被創造出來。
當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讓人們欣喜之時,8萬億的人民幣必須增發出來購買這些“沉重的美國白條”,而這些新增的貨幣如果完全進入銀行體係,將有6倍的放大,這要“感謝”從“西天取來”的部分準備金製度這部“聖經”。政府隻能選擇增發國債來(或央行票據)有限地吸納這些來勢迅猛的貨幣增發浪潮,問題是,國債需要償還利息,誰來還呢?還是“光榮的”納稅人。
當教育和醫療也進行“產業化”時,由於這些社會資源原本嚴重不足,在從全社會共享的公共資源一下子變成了“獨占的資產”,在貨幣泛濫的浪潮中,其利潤又怎會不一飛衝天呢?
當公司之間的交易憑據成為這種“欠條”時,銀行將對其進行“貼現”,將這些“欠條”以一定折扣收為銀行的“資產”,同時“創造出”新的貨幣。
當人們刷信用卡消費時,每一個簽字後的紙片都成為一張欠條,每一個欠條都成為銀行的“資產”,每一筆銀行的“資產”都成為增發的貨幣,換句話說,每一次刷卡都“創造”了新貨幣。
債務,債務,還是債務。人民幣正在迅速滑向債務貨幣的深淵。
與美國情況不同的時,中國沒有美國如此“發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來吸納這些增發的貨幣,這些流動性的泛濫將集中在房地產和股市債市,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能夠遏製這些領域的“超級資產通貨膨脹”。日本當年的股市神話,房地產狂熱將在中國重現。
國際銀行家正等著看另一場東亞經濟超級泡沫的好戲。當“圈裏人”撒切爾夫人不屑地說中國經濟難成大器的時候,她決非危言聳聽或妒火中燒,他們對這種債務拉動型泡沫經濟可謂見多識廣。當債務貨幣泡沫膨脹到一定程度時,國際著名經濟學家們就會從各個角落鑽出來,對中國經濟的各種負麵消息和高聲警告將鋪天蓋地般堆滿世界主流媒體的通欄大標題,在一邊磨牙霍霍早已等得不耐煩的金融黑客們將如惡狼一般一擁而上,國際與國內的投資者將驚得四散奔逃。
在部分準備金製度和債務貨幣這對危險的孿生魔鬼一旦被放出鎮魔瓶後,世界的貧富分化就已經注定了,債務貨幣在部分準備金製度的高倍放大器的作用之下,將會造成向銀行借錢購買資產的人“享受”到了資產通貨膨脹和被債務套牢的“好處”,篤信無債一身輕的傳統觀念的人必然承受資產通貨膨脹的慘重代價。在這對孿生兄弟壟斷了國際銀行“慣例”之後,儲蓄者失去了保護自己財富的任何其它選擇,而銀行業注定成為了最大的贏家。
債務貨幣和部分準備金製度毫無懸念地將造成這種“欠條+許諾”貨幣的貶值,在這樣的持續貶值的“度量衡”之下,經濟如何能夠穩定與和諧地發展?
在一個凡事都要談“標準化”的時代,貨幣度量衡卻沒有任何標準,這豈不是咄咄怪事?
當人們徹底了解了債務貨幣和部分準備金製度的本質,其荒謬、不道德、不可持續的本質就暴露無疑了。
沒有穩定的貨幣度量衡,就不會有均衡發展的經濟,就不會有合理分配的市場資源,就必然造成社會的貧富分化,就注定會使社會財富逐漸向金融行業集中,和諧社會也就隻能是無法實現的空中樓閣。
(貨幣戰爭:凱恩斯曾經說過一句大實話,"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同樣,格林斯潘在1966年也曾說過,“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身地。這就是那些福利統計學家激烈反對黃金的秘密。赤字財政簡單地說就是沒收財富的陰謀,而黃金擋住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充當著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人們抓住了這一核心要點,就不難理解有人對金本位的惡意誹謗了。”
通貨膨脹的本質就是通過使貨幣購買力貶值來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能夠在基礎貨幣被稀釋之前就取得貨幣的人成為了最大的贏家,毫無疑義銀行業是通貨膨脹最大的獲益者。其次,距離銀行信貸越近的人,占到的便宜越大,越遠的人吃虧越大,而節儉儲蓄的人和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將是通貨膨脹最大的犧牲品。貧富分化乃是當今世界金融係統設計上就確定好的,通過將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財富悄悄地吸到少數人的口袋中,通貨膨脹實現了偷竊他人財富而不必入室盜竊的境界!)
1974年7月13日,《經濟學家》雜誌發表了一份令人震驚的英國整個工業革命時代的物價統計報告。從1664年到1914年的250年間,在金本位的運作下,英國的物價在長達250年的漫長歲月中保持著平穩而略微下降的趨勢。當今世界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國家能夠連續不間斷地保持了這樣長久的物價數據了。英鎊的購買力保持了驚人的穩定性。如果1664年的物價指數被設定為100的話,除了在拿破侖戰爭期間(1813年),物價曾短暫地上漲到180之外,在絕大部分時間裏,物價指數都低於1664年的標準。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的物價指數為91。換句話說說,在金本位的體製下,1914年的一英鎊比250年前的1664年的等值貨幣的購買力更強。
在金銀本位之下的美國,情況也非常類似。1787年,美國憲法第一章第八節(ArticleISection8)授權國會發行和定義貨幣。第十節(ArticleISection10)明確規定,任何州不得規定除金銀之外的任何貨幣用以支付債務,從而明確了美國的貨幣必須是以金銀為基礎。《1792年鑄幣法案》(CoinageActof1792)確立了一美元是美國貨幣的基本度量衡,一美元的精確定義為含純銀24.1克,10美元的定義為含純金16克。白銀作為美元貨幣體係的基石。金銀比價為15:1。任何稀釋美元純度,使美元貶值的人都將麵臨死刑的處罰。
1800年,美國的的物價指數約為102.2,到1913年時,物價下降到80.7。在整個美國工業化的巨變時代,物價波動幅度不超過26%,在1879年到1913年的金本位時代,物價波動幅度小於17%。美國在生產飛速發展,國家全麵實現工業化的曆史巨變的113年裏,平均通貨膨脹率幾乎為零,年均價格波動不超過1.3%。[10.1]同樣是在金本位之下,歐洲主要國家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經濟空前發展的關鍵時代,它們的貨幣同樣保持了高度的穩定性。
法國法郎,從1814年到1914年,保持了100年的貨幣穩定。
荷蘭盾,從1816年到1914年,保持了98年的貨幣穩定。
瑞士法郎,從1850年到1936年,保持了86年貨幣穩定。
比利時法郎,從1832年到1914年,保持了82年貨幣穩定。
瑞典克朗,從1873年到1931年,保持了58年的貨幣穩定。
德國馬克,從1875年到1914年,保持了39年的貨幣穩定。
意大利裏拉,從1883年到1914年,保持了31年的貨幣穩定。
[10.2]
難怪奧地利學派的米賽斯將金本位高度評價為整個西方文明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最高成就。沒有一個穩定合理的貨幣度量衡,西方文明在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階段所展示出來的巨大的財富創造力,將是一件無法想象的事。黃金與白銀在市場的自然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高度穩定的價格體係,可以讓所有20世紀以來的“天才”經濟規劃者們汗顏。黃金和白銀作為貨幣是自然進化的產物,是真正市場經濟的產物,是人類信賴的誠實的貨幣。
所謂貨幣度量衡,就是不以金融寡頭的貪婪本性為轉移,不以政府的好惡為轉移,不以“天才”經濟學家的利益投機為轉移,曆史上隻有市場自然進化而來的黃金和白銀貨幣做到了這一點,未來也隻有黃金和白銀才能擔當這一曆史重任,隻有黃金和白銀才能誠實地保護人民的財富和社會資源的合理分布。
當代的經濟學家有一種普遍流行的觀點,認為黃金和白銀增加的速度趕不上財富增加的速度,在黃金和白銀貨幣體係之下,將會導致通貨緊縮,而通貨緊縮則是所有經濟體的大敵。這實際上是一種先入為主為主的錯覺。“通貨膨脹有理”的歪論完全是國際銀行家與凱恩斯們共同炮製出來,用以廢除金本位,從而通過通貨膨脹的手段向人民“隱蔽征稅”,不露痕跡地進行搶劫和偷竊人民財富的理論依據。英美等歐美主要國家從17世紀以來的社會實踐,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了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並不會必然造成通貨膨脹,事實上,英美兩國都是在輕度通貨緊縮狀態下完成了工業革命。
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到底是黃金和白銀增加的速度趕不上財富增加的速度呢,還是趕不上債務貨幣增加的速度?債務貨幣的濫發真的對社會發展有益處嗎?
以GDP增加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恰如以體重增加為健康核心任務的生活方式。政府以財政赤字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就好比是靠注射激素來刺激體重增加。而債務貨幣呢,就是增生出來的脂肪。
一個看起來越來越越臃腫的人,真的非常健康?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由儲蓄積累起來真正的財富,然後這些真金白銀的資本被用於投資,從而產生更多的實實在在的財富,社會經濟由此進步,這種增長帶來的是經濟肌肉的發達,經濟骨骼的強健,經濟營養分布的均衡。雖然見效較慢,但增長的質量高,副作用小。另一種模式就是債務拉動型經濟增長,國家、企業和個人大量負債,這些債務經過銀行係統的貨幣化之後,巨額債務貨幣增發產生了泡沫財富感,貨幣貶值無可避免,市場資源配置被人為扭曲,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其後果是經濟脂肪大量增生。債務驅動型經濟猶如依靠注射激素迅速增肥,雖然從短期來看,頗有奇效,但其潛在的副作用終會導致各種並發症叢生,到那時,經濟體必須服用越來越多的各種藥物,從而進一步惡化經濟體自身的內分泌係統,造成體內生態環境的徹底紊亂,最終將無可救藥。
■■■■■債務貨幣脂肪增生,首先產生的就是經濟高血糖-通貨膨脹現象,尤其是資產通貨膨脹。這種經濟高血糖在另一方麵,又導致生產領域產能過剩,重複建設嚴重,極大地浪費了市場資源,製造了生產領域慘烈的價格戰,壓低了消費品價格,使得資產通貨膨脹與消費品通貨緊縮同時存在。家庭作為經濟體的基本單元,在受到資產通貨膨脹擠壓的同時,很可能還會受到雇主在生產領域不景氣所產生的裁員行動的波及,從而降低了普通家庭的消費能力和欲望,導致了經濟體內的大量細胞失去活力。
另一種由債務貨幣脂肪造成的問題就是經濟血液的高血脂。
當債務貨幣化之後,貨幣將變得不再稀缺,貨幣增發所導致的流動性泛濫將堆積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們會發現“錢”越來越多,但可以投資的機會卻越來越少。在金本位之下,股票市場的主要特征是,上市公司財務結構堅實,公司負債情況良好,自有資本充足,公司收益穩定增長,股票分紅逐年增加,股票市場雖有風險,但卻是一個真正值得投資的市場。
■■■■而當今世界的主要股票市場已經被堆積如山的債務貨幣所淹沒,處於被嚴重高估的狀態,幾乎沒有投資者指望得上股票分紅的收益,而是將所有希望寄托在股票價格上漲的預期上,即所謂“博傻理論”。證券市場日漸失去投資性的一麵,而逐漸演變成一個擁擠異常的超級賭場。房地產領域的情況也非常類似。
■債務本身造成了經濟血管壁變得更脆,擁擠的債務貨幣增發則使得經濟血液黏稠,沉澱在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大量資金使得經濟血管更加臃塞,經濟體的高血壓症狀將無法避免。
長期處於經濟高血壓狀態之下,將加重經濟心髒的負擔。■■■■■經濟心髒就是人民用以創造財富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資源。
沉重的債務貨幣負擔將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日趨嚴重的透支,環境汙染、資源枯竭、生態破壞、氣候反常、災害頻繁就是債務貨幣滾雪球般增加的利息支出。貧富分化、經濟動蕩、社會矛盾、貪汙腐化則是債務貨幣對和諧社會的罰款單。
當債務貨幣脂肪所誘發的這些經濟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等並發症同時存在時,整個經濟體的天然內分泌係統將處於紊亂狀態,營養吸收不良,內髒器官嚴重受損,新陳代謝無法正常運轉,自身免疫係統失去抵抗力。如果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將產生更大的藥物依賴性,從而更加惡化經濟體的內分泌係統。當我們認清了債務貨幣的本質及其危害之後,就必須對經濟發展的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以GDP增長為導向,以債務貨幣為基礎,以赤字財政為手段的增長舊模式,應該轉變為以社會和諧發展為中心,以誠實貨幣為度量衡,以積累帶動增長的新模式。
■■■■■逐步建立一個以金銀為支撐的穩定的中國貨幣度量衡體係,將債務分步從貨幣流通中驅逐出去,穩步提高銀行儲備金比例作為金融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使金融行業的利潤率保持在社會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上。隻有根治債務貨幣和部分準備金製度這兩個頑疾,才能最終保證社會公平與和諧。
將債務擠出貨幣流通的過程勢必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這就像減肥一樣。減少飲食,調整膳食結構,增加體育運動量,這一切比起賴在債務貨幣增生的溫暖的被窩裏,的確要痛苦一些。
隨之而來的輕度通貨緊縮,就好比早上起來冬泳,是對人意誌和耐力的考驗。當最初的痛苦逐步被克服之後,經濟體的靈活性將明顯增強,抵抗各種經濟危機衝擊的防禦係統將更加健全,生態環境壓力減輕,市場資源分配趨於合理,經濟體中的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壓症狀,將得到有效緩解,經濟體的天然內分泌係統將逐步恢複平衡,社會本身將更加和諧與健康。
在中國全麵開放金融領域的同時,必須認清西方金融製度的優勢和弊端,采取開放的心態,揚棄的態度,要有全麵創新的勇氣和膽略。
大凡曆史上崛起之中的大國,必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中國正處在這一特殊的“戰略拐點”之上。
世界儲備貨幣地位是所有主權國家發行貨幣的最高境界,它代表著無與倫比的權威,它擁有普天之下的信賴。對儲備貨幣國的經濟而言,它的澤被將無遠弗界。
人們經常困惑於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為何缺少定價權。沃爾瑪可以將中國企業產品的利潤率壓榨到令人心碎的程度,經濟學家解釋說因為它是最大的消費者,而且代表著美國這個最大的消費市場,消費者擁有著定價權。也有人解釋說沃爾瑪掌握著美國市場的銷售渠道,渠道權決定了定價權。
那麽鐵礦石呢?石油呢?藥品呢?客機呢?視窗軟件呢?中國幾乎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也完全掌握著中國市場的銷售渠道,作為最大的消費者,怎麽別人說漲就漲,說多少中國就必須老老實實地掏腰包呢?
■■■■■實際上,中國缺少定價權的關鍵問題是沒有金融的戰略製空權!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很長的曆史階段中都是依賴外國資金,沒有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政策,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但是外資可以選擇中國,也同樣可以選擇印度,外資可以選擇進入,也同樣可以選擇撤走。控製著資金流動權的一方才是真正的定價權的擁有者。
世界上的企業無論是100強還是500強,也無論是什麽汽車工業的霸主,還是電腦業的巨擎,所有的企業必須進行融資,金錢對於企業來說就像空氣和水一樣,須臾不可或缺。■■■■■金融行業對於全社會的各行各業而言,是絕對的主人。誰控製著金錢的流動,誰就可以決定任何一個企業的興衰存亡。
對於壟斷著美元貨幣發行權的國際銀行家而言,如果需要澳大利亞的鐵礦公司降價,一個電話就足夠了。還要不要融資?如果不答應的話,這家公司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將到處碰壁。更簡單一些,就是在國際證券市場上,顛覆其股票債券價格,直到該公司跪地求饒為止。金融行業的殺手鐧就是可以隨時切斷企業的“糧道”,以迫使對手就範。
■■■■金融行業就像一個國家的戰略空軍,沒有空中打擊的支援,地麵的各行各業勢必陷入與其他國家慘烈的肉搏戰,甚至自相殘殺。拚價格低廉、拚資源消耗,拚工作環境惡劣。
一句話,在國際市場中,沒有金融的製空權,就沒有產品的定價權,也就沒有經濟發展戰略的主動權。
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的貨幣必須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原因。
那麽,什麽樣的貨幣堪當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幣呢?英鎊和美元都曾是世界貨幣群雄之中的翹楚,它們成為儲備貨幣的曆史,其實就是英美國內經濟在穩定的貨幣度量衡所構建起來的經濟坐標係下,物質生產迅猛發展,最終逐步主導世界貿易結算體係的曆史。英鎊和美元的良好聲譽的基石就是黃金和白銀。在兩國崛起的過程中,其銀行網絡逐步遍布世界各地,英鎊和美元在國際上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兌換成黃金,深受市場追捧,固被人們稱為“硬通貨”。美國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一度擁有世界上70%的黃金,美元於是被世人譽為“美金”。金銀本位所提供的穩定財富度量衡,不僅是英美經濟崛起的保障,也是英鎊和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曆史前提。
在1971年,世界貨幣體係最終與黃金脫鉤之後,各國貨幣的購買力在黃金燦爛光芒照耀之下,就像冰棍一樣無法挽回地競相融化掉。在1971年,一盎司黃金價值35美元,到2006年的一盎司黃金則價值630美元(2006年11月23日)。35年以來,相對於黃金的價格而言:
意大利裏拉的購買力下降了98.2%(1999年以後折算為歐元)瑞典克朗的購買力下降了96%英磅的購買力下降了95.7%法國法郎的購買力下降了95.2%(1999年以後折算為歐元)加元的購買力下降了95.1%美元的購買力下降了94.4%德國馬克的購買力下降了89.7%(1999年以後折算為歐元)日元的購買力下降了83.3%瑞士法郎的購買力下降了81.5%
美元體係最終走向崩潰乃是邏輯上的必然,如果債務化的美元靠不住的話,那麽
世界憑什麽去相信其它債務貨幣最終能夠比美元做得更好呢?
在西方所有“現代”債務貨幣中,最堅挺的莫過於瑞士法郎。全世界對瑞士法郎高度信賴的原因簡單之極,瑞士法郎曾100%的被黃金所支撐,具有和黃金等同的信譽。人口僅720萬的彈丸之地,其中央銀行的黃金儲備曾高達2590噸(1990年),占世界所有央行黃金總儲備量的8%,在當時的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德國、和IMF。當1992年瑞士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時,IMF禁止會員國的貨幣與黃金掛鉤,瑞士最終迫於壓力被迫將瑞士法郎與黃金脫鉤,隨後瑞士法郎的黃金支撐度逐年下降,到1995年時,僅剩下43.2%。到2005年,瑞士僅剩下1332.1噸黃金,這個數量仍然是中國官方黃金儲備(600噸)的2倍多。隨著瑞士法郎的黃金支撐度的下降,瑞士法郎的購買力也逐漸日薄西山了。
日本的黃金儲備在2005年時僅有765.2噸,倒不是日本不願意增加黃金儲備,而是被美國禁止增加黃金擁有量,原因就是日本不得不服從美國保衛美元的意誌。世界黃金問題專家費迪南.利普斯是瑞士著名銀行家,與羅斯切爾德家族一起成立了蘇黎世羅斯切爾德銀行(RothschildBankAGinZurich),並執掌該銀行多年,他於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銀行利普斯銀行(BankLipsAGinZurich),算是國際金融帝國的“圈內人”。在他的《黃金戰爭》一書中披露,1999年世界黃金協會(WorldGoldCouncil)在巴黎召開的年會上,一位不願公布姓名的日本銀行家向利普斯抱怨說,隻要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還在日本“保護他們的安全”,日本政府就被禁止購買黃金。[10.3]
目前,中國已經擁有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正確使用這筆巨額財富將關乎未來中國的百年國運,這決不僅僅是分散金融風險這樣簡單的問題。重要的是中國應該考慮如何在即將到來的國際金融戰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權,最終實現在一個國際“後美元體係”中的貨幣霸主地位。
2006年底,中國將全麵開放金融領域,國際銀行家們早已磨刀霍霍,一場不見硝煙的貨幣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這一次,人們看不見洋槍洋炮,也聽不到戰場撕殺,但這場戰爭的最後結局將注定中國未來的命運。不管中國是否意識到了,也不管中國是否準備好了,中國已經處於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狀態下了。隻有清
晰和準確地判斷國際銀行家的主要戰略目的和主攻方向,才能製定出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
國際銀行家大舉進入中國的根本戰略目的有兩個,控製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和製造中國經濟的“有控製的解體”,最終為建立一個由倫敦-華兒街軸心主導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掃平最後一個障礙。
眾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乃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為什麽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他們最高的境界就是壟斷全世界的貨幣發行權。
從整體態勢來看,國際銀行家處於明顯戰略攻勢狀態,中國的銀行業無論是金融理念,人才資源,經營模式,國際經驗,技術基礎設施,配套法律體係,都與玩錢超過幾百年的國際銀行家差了幾個數量級。■■■■■要想避免全麵戰敗,唯一的選擇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決不能按照對方劃定的規則來打。
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幣戰爭,戰爭隻有戰勝者和戰敗者兩種出路。中國不是在這場戰爭中被“新羅馬帝國”所征服,就是在打垮對手的過程中,建立起一個合理的世界貨幣新秩序
第十章謀萬世者(下)
“如同自由一樣,黃金從來不屈居於低估其價值的地方。”
——莫裏爾,1878 年
當中國逐步增加官方和民間的黃金擁有量的同時,中國可以開始貨幣改革,逐步將黃金和白銀引入貨幣體係。中國的貨幣體製逐步實現金銀本位下的“中國元”轉化,將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一大重要貢獻
在中國全麵開放金融領域的同時,必須認清西方金融製度的優勢和弊端,采取開放的心態,揚棄的態度,要有全麵創新的勇氣和膽略。
但凡曆史上崛起之中的大國,必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中國正處在這一特殊的“戰略拐點”之上。
“高築牆”
要建立對內金融防火牆和對外金融防洪牆兩條防禦體係。
國際銀行家即將大舉深入中國金融腹地,中國已無險可守。當人們談論外資銀行進入時,多數人關注的焦點隻是外資銀行與內地銀行爭奪居民儲蓄大餅,其實,更加危險的是外資銀行通過向中國企業和個人提供信貸將直接介入中國的貨幣發行領域。外資銀行透過部分準備金製度,將大舉推進中國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債務的貨幣化進程,這些外資銀行增發的“信貸人民幣”,將通過銀行支票、銀行票據、信用卡、房地產按揭貸款、企業流動資金貸款、金融衍生產品等多種方式進入中國的經濟體內。
如果說幾十年來對貸款望眼欲穿而飽受國有銀行怠慢的中小企業和個人,對資金的渴求猶如幹柴,那麽服務殷勤出手大方的外資銀行就如同烈火,雙方一拍即合之下,中國的信貸洪水泛濫將完全可以預期,大量的資金又將導致更大規模的重複建設,消費物價緊縮和資產通貨膨脹同時惡化的情況將更為嚴重,前者將中國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而後者則是把中國置於火爐上燒烤。當產能嚴重過剩和資產泡沫化急劇升高時,國際銀行家就將開始剪中國人民的羊毛了。國際銀行家最賺錢之時從來就是經濟崩潰之日。
美國立國元勳托馬斯.傑弗遜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國人民最終讓私人銀行控製了國家的貨幣發行,那麽這些銀行將先是通過通貨膨脹,然後是通貨緊縮,來剝奪人民的財產,直到有一天早晨當他們的孩子們一覺醒過來時,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家園和他們父輩曾經開拓過的大陸。”
時隔兩百多年,傑弗遜的警告今天聽起來仍然是那麽清晰,那麽有震撼力。
■■■■■外資銀行全麵進入中國之後,與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從前的國有銀行雖然有推動資產通貨膨脹來賺取利潤的衝動,但決沒有惡意製造通貨緊縮來血洗人民財富的意圖與能力。中國建國以來之所以從未出現重大經濟危機,其原因就是沒有人有惡意製造經濟危機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能力,國際銀行家全麵進入中國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地變化。
中國對內的金融防火牆,旨在防範外資銀行惡意製造通貨膨脹推高中國資產泡沫化,繼而猛抽銀根製造通貨緊縮,迫使大批企業倒閉和人民破產,從而以正常價格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來賤價收購中國的核心資產。金融管理部門必須嚴格監控外資銀行的信貸發放規模和方向,以儲備金比例和儲備金成份來進行金融宏觀調控,嚴防外資銀行大量將國內債務進行貨幣化。
對於外資銀行與國際對衝基金這樣的金融黑客聯手,更要嚴加防範。中國境內的所有公司的金融衍生合約必須上報金融管理部門,尤其是與外資銀行所簽定的金融衍生合約更需要加倍當心,謹防國際金融黑客在海外對中國金融體係實施遠程非接觸打擊,1990年國際銀行家遠程“核”打擊日本股市和金融市場的殷鑒不遠。
中國對外的金融防洪牆,主要針對的是美元體係的崩潰危機。在近乎天文數字的44萬億美元債務的沉澱之下,美國經濟猶如河床高於地麵數十米的“地上懸河”一般,龐大的債務複利支出所創造出的流動性泛濫,日夜衝擊著越來越危險的河堤,給生活在“地上懸河”之下低窪地帶的中國和其它東亞國家和地區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中國必須緊急行動起來,準備進行金融“抗洪救災”和“保護人民財產安全”。美元資產的迅速貶值早已不是什麽預測,而是每天正在發生著的事實,現在的狀況還隻是洪水泄漏而已,一旦發生“塌壩事故”,後果將不堪設想。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已經處於高度風險之中。
在下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國際金融風暴中,風眼將是已經超級泡沫化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和美元體係,黃金和白銀將是世界財富最安全的“諾亞方舟”。大量增加中國的黃金儲備和白銀儲備,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
廣積糧就是官民並舉,大幅度提高中國官方和民間的黃金白銀儲備。中國境內的所有金礦和銀礦資源,必須作為最重要的戰略資產加以嚴密保護,並逐步實行全麵國有化。
在國際上,應該大力收購黃金和白銀的生產公司,作為中國未來黃金白銀資源的補充。中國貨幣的改革的最終方向就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黃金、白銀支撐下的“雙軌製貨幣體係”,實現穩定的貨幣度量衡,完成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戰略準備。
“緩稱王”
■■■■就是必須充分考慮到中國自身的困難和局限。世界強國崛起無不是以無與倫比的創新能力獨步世界,所謂強國就是能夠大量生產出別國無法替代的全新產品和全新服務,大量孕育出世界領先的技術與科學創新,大量產生引領世界文明方向的偉大思想和理念。中國目前還僅僅是在大規模模仿西方生產技術方麵很有進展,在思想理念與科學技術創新方麵還差之甚遠。■■■■■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嚴重缺乏文明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重要表現就是無法辨別西方製度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缺乏批判其明顯荒謬之處的道德勇氣,不敢嚐試西方沒有的東西,缺乏試圖建立新的世界規則的膽略。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問題。所以中國隻能徐圖緩進。
如果中國政府與人民每年以2000億美元的規模吃進黃金的話,如果以650美元一盎司的價格計算,中國將可購買9500噸黃金,相當於一年買光美國(8136噸)所有的黃金儲備。戰役的開始階段,國際銀行家勢必通過金融衍生工具拚命壓製黃金價格,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可能聯合出麵拋售黃金,金價可能暫時出現暴跌。如果中國方麵看穿對手的底牌,壓低金價將成為西方曆史上對中國最慷慨的金融援助。
要知道,全世界6000年全部開采的黃金總量隻有14萬噸,全部歐美中央銀行的賬麵黃金儲備量隻有2萬1千噸,考慮到90年代,歐洲中央銀行瘋狂的出租黃金的行為,其全部家底可能遠低於2萬噸。以現在金價(650美元一盎司)折算,這不過是個4000億美元的小盤子,中國貿易盈餘量是如此的巨大,消化400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不過是2、3年的事。歐美中央銀行的子彈會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全部打光。
如果中國以這樣的胃口連續5年吃進黃金,國際金價的飛漲將會刺穿國際銀行家所設置的美元長期利息上限的鎧甲,人們將會有幸親眼目睹世界上貌似最強大的美元貨幣體係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問題不是中國能不能用黃金價格打垮美元體係,而是要不要的問題。黃金價格問題對美元而言乃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中國不要說是真的吃進2000億美元的黃金,隻是放出話來,美國財政部部長和美聯儲主席就會立刻高血壓發作。
困擾中國數十年的台灣問題將轉化為美國是“要台灣,還是要美元”的問題。中國自然不能真的和美國在金融上“同歸於盡”,隻要美國開出的條件合理,必要的時候,可能還可以幫美元一把。
當中國逐步增加官方和民間的黃金擁有量的同時,中國可以開始貨幣改革,逐步將黃金和白銀引入貨幣體係。中國的貨幣體製逐步實現金銀本位下的“中國元”轉化,將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一大重要貢獻。
“中國元”的實施可以分階段進行。首先可以做的就是,發行財政部“金邊債券”和“銀邊債券”,以實物黃金和白銀結算債券本金和利息。比如5年期的“金邊債券”,利息可以定在1%到2%,由於黃金實物本身作為本息最終結算手段,人民將會踴躍購買這一真正擁有“財富保值”作用的金融產品。
“金邊債券”和“銀邊債券”在債券交易市場上的殖利率與同期同額普通國債的殖利率之差,將會真實反映市場對黃金、白銀貨幣的認受程度。這一重要參數,將作為下一階段試點的參照係。
第二階段的工作可以進行銀行係統儲備金結構的重新調整。無論外資還是國有銀行,其儲備金必須包括一定比例的黃金或白銀,同時減少債務票據在儲備金中的比例,儲備金中金銀比例越高者,將獲得較高的貸款放大係數,同樣,債務票據比例越大,貸款能力將被調降。中央銀行應該停止對黃金和白銀之外的一切票據進行貼現。這一措施將強化黃金和白銀在中國貨幣體係中的地位,增加銀行對黃金和白銀資產的需求程度。沒有金銀作儲備將嚴重製約其發放信貸的能力。同時,銀行係統將逐漸把債務票據從貨幣流通中驅趕出去。銀行也將有興趣向人民開辦實物黃金白銀的儲存托管和買賣業務。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實物黃金白銀的流通市場。
全國所有高利潤行業,如房地產、銀行、煙草、電信、石油等,在其營業稅中必須包括一定比例的黃金和白銀,這將進一步刺激黃金和白銀的市場需要量。
第三階段,以財政部的黃金和白銀作為全額抵押發行“中國金元”和“中國銀元”紙幣,一元“中國金元”為中國貨幣基準度量衡,根據中國的黃金白銀儲備情況,每一元“中國金元”含純金若幹克。“中國金元”主要用於大宗貿易結算,銀行之間轉賬,和大額現金支付。一定額度以上的“中國金元”可到財政部兌換實物黃金。“中國銀元”可作為輔幣,每一元中含純銀若幹克,主要用於小額支付。一定額度以上的“中國銀元”,也可到財政部兌換等值白銀。“中國金元”與“中國銀元”之間的比價由中央銀行公布並定時調整。
一般認為的“劣幣必然在流通中驅除好幣”的原理,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那就是政府介入,以強製力規定劣幣與好幣等值。在自然的市場中,情況正好相反,好幣必然驅除劣幣,因為市場中沒人會願意接受劣幣。
當中國通行金銀中國元時,市場上仍然流通著含有債務成份的普通人民幣。政府需要規定所有稅收必須以金銀中國元繳納,市場可自由選擇金銀中國元定價或是普通人民幣定價,金融市場將根據供需關係決定金銀中國元與普通人民幣的比價。此時,人們將會發現,由商業銀行發放的含有債務成份的普通人民幣信貸購買力,與金銀中國元相比,將逐漸貶值。金融市場兩種貨幣的比價將清晰地顯露這一信息。
最終控製金銀中國元發行的必須是財政部,而不是商業銀行係統,原因很簡單,財富的創造始於人民,也終於人民,任何私人不得壟斷和染指貨幣發行。
盡管中國出口的旺盛勢頭將隨著中國元的日益堅挺而逐步下滑,但實際上這是GDP減肥必不可少的一環。出口拉動型經濟本身副作用太大,其本質是靠美國的債務增加來拉動本國經濟發展,而美國人民早已不堪債務重負了,持續透支他們的債務負擔能力,將會造成中國出口經濟結構更大的失衡,產能過剩將更加嚴重,將來調整過程必然更為痛苦。這樣的結果實際上是最終的雙輸。
當黃金白銀背書的中國元發行量越來越大時,中國元勢必成為全世界金融行業關注的焦點。由於中國元可自由兌換成黃金或白銀,它將是世界上最為堅挺和強勢的貨幣,它將理所當然的成為“後美元”時代世界各國首選的儲備貨幣。
財富從來就是自動流向能保護並能使之升值的地方,強大的財富創造力和穩定的貨幣,必將使中國成為世界財富匯聚的中心。
(全書完)
附:
日本慘敗後的這一站:“貨幣戰爭”貼身緊逼中國
宋鴻兵
如今,幾乎一模一樣的藥方又被“熱心和急切”的美國金融大夫們介紹到了中國,所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的身子骨遠不如當年的日本
糟糕的是,中國現在的早期症狀與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極其類似
金融開放的本質實際上是一場“貨幣戰爭”,缺乏戰爭的意識和準備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
想當然地把金融領域的開放理解成普通行業的開放是極端危險的。
貨幣是一種商品,而它不同於其他一切商品之處就在於它是一種社會中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商品,對貨幣發行的控製是所有壟斷中的最高形式。
中國的貨幣發行原本為國家所控製,也隻有國家控製貨幣才能保障社會結構的基本公平。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後,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將處於危險境地。
外資銀行們會引進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創新”金融產品,以各種方式創造債務工具並使之貨幣化,這就是貨幣的類似物“流動性”。這些金融貨幣完全具備實體經濟領域貨幣的購買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外資銀行將參與中國人民幣的貨幣發行。
如果當外資銀行“創造”的人民幣信貸總量超過國有商業銀行時,它們實際上就架空了中國的中央銀行,控製了中國貨幣的發行權!它們將有能力和意圖來惡意製造貨幣供應的波動,從而先是通過通貨膨脹然後是通貨緊縮來血洗中國人民的財富,就像曆史上反複出現的經濟危機一樣。
當外國銀行勢力日漸做大之後,通過金錢與權力的交易,金錢與金錢的交易,實現“金融超級特殊利益集團”的“強強聯合”,通過資助地方經濟發展來拉攏地方政府,物色和重點栽培“有潛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圖長期政治回報。通過投資來控製電信、石油、軍工等國有壟斷行業,畢竟沒有法律規定國有壟斷行業隻能從國有銀行貸款,當這些行業主要依靠外資銀行的資金時,它們的資金鏈將有可能會“突然”斷裂。
外資銀行還會建立各種“基金會”逐步滲透到中國的教育事業、新聞媒體業、圖書出版業、司法執法係統、醫療製藥行業、甚至軍隊係統。它們將廣泛捐助社會公益項目,廣泛培植人脈關係,以潤物細無聲般的耐心和細心,默默地推廣著有利於它們的社會價值觀念。
金融開放所麵臨的戰略風險遠不是金融業本身那麽簡單,它涵蓋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麵,稍有閃失則後果不堪設想。
建議組建“國家金融安全委員會”將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者的職能統一起來,直屬最高決策層。增加金融情報研究部門,加強對外資銀行中的人員背景、資金調動、戰例收集等方麵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國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級(SecurityClearance)製度,重要金融決策者必須通過該製度審核。
要貨幣主權還是要貨幣穩定?
貨幣主權理應高於一切外來因素,包括所有國際慣例和國際協議,以及外來政治壓力。貨幣主權隻應服務於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貨幣穩定指的是維護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幣值穩定,以便向國內行業提供良好和平穩的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對於中國而言,目前是采取緊盯美元的政策。
目前,中國的困境在於貨幣主權與貨幣穩定隻能二者擇一。
中國現在的政策是為了經濟發展而不得不追求貨幣穩定,從而放棄貨幣主權。問題的要害是,美聯儲實際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著中國的貨幣供應量,由於中國是采用強製結匯製度,美國可以通過增加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來迫使中國央行增發基礎貨幣,而這些基礎貨幣經過商業銀行的放大,會產生若幹倍的貨幣增發效應,造成流動性泛濫,推高了股市和房地產泡沫,極大地惡化了中國金融生態環境。
為了對衝這樣的貨幣增發,政府和央行隻能被迫增發國債和央行票據來吸納過剩的流動性,但是這又將增加政府的債務負擔,這些債務早晚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反之,如果美國需要製造中國的貨幣供應緊縮效應,當然目前更嚴重的問題是前者。
這樣一種完全被動的金融戰略態勢對中國極端不利。隻要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中國就無法擺脫這樣的局麵。從根本上講,隻有推動黃金的重新貨幣化,才能給世界各國創造出一個自由、公平與和諧的金融生態環境。如果難以一步到位,也應該大力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貨幣升值與金融係統“內分泌紊亂”
如果說有誰可作為貨幣劇烈升值的反麵教材的話,日本無疑是最恰當的人選了。
日本《金融戰敗》的作者吉川元忠哀歎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損失相當。
日本和中國一樣,是老老實實一手一腳努力創造物質財富的典型,對於虛無縹緲的金融財富的理念向來持懷疑態度。
1985年到1990年,日本國內經濟和出口貿易空前紅火,股市房地產連年暴漲,大批收購海外資產,日本人的自信也達到了空前程度,超過美國似乎隻是十年之遙。
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訂時1美元兌250日元的匯率,在3個月內劇烈貶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貶值高達20%,到1987年1美元貶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這是日本金融業最重要的外在生態環境的巨變。
美國的金融大夫們早就明白,強迫日元短時間內劇烈升值,其療效類似於強迫日本吞服大劑量的激素,後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經濟出現“金融係統內分泌”嚴重紊亂。再脅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達兩年之久,則療效更佳。
果然,日本的經濟在金融內分泌失調和大劑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產等脂肪組織迅速增生,生產出口行業的肌肉組織嚴重萎縮,然後的經濟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症狀如期出現,最後導致了金融係統患上了心髒病和冠心病。
為了更加容易地誘發這些並發症,1987年國際銀行家們在國際清算銀行又研製出針對日本的新型特效藥——巴塞爾協議,要求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自有資本率必須達到8%。而美國和英國率先簽署協議,然後脅迫日本和其他國家必須遵守,否則就無法同占據著國際金融製高點的美英銀行進行交易。日本銀行普遍存在著資本金偏低的問題,隻有依靠銀行股票高價格所產生的賬外資產才能達標。
高度依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日本銀行係統終於將自己的軟肋暴露在美國金融戰爭的利劍之下。沼讜?990年1月12日,美國在紐約股票市場利用“日經指數認沽權證”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發動了對日本東京股市的“遠程非接觸式”戰略打擊。
日本金融係統的心髒病和冠心病經受不住這樣的強烈刺激,終於發生了中風,然後導致了日本經濟長達17 年的偏癱。
如今,幾乎一模一樣的藥方又被“熱心和急切”的美國金融大夫們介紹到了中國,所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的身子骨遠不如當年的日本。
糟糕的是,中國現在的早期症狀與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極其類似。
對等開放下的外線作戰
“國際慣例”眼下是個頗為時髦的詞匯,仿佛遵循了“國際慣例”,天下就從此太平了,金融開放就像田園牧歌般的優美舒暢了。如此天真爛漫的想法隻怕會誤國誤民的。
“國際慣例”的形成完全在業已形成壟斷地位的國際銀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條件下,也非常可能為中國量身製作一套全麵封殺中國銀行業生存壯大的“國際慣例”,這一手已經成為居於金融行業壟斷製高點的美英銀行封殺競爭對手的有效武器。
當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業擴張勢頭的老巴塞爾協議,已經改頭換麵地升級為2004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國銀行係統的頭上,從而成為阻止中國金融行業海外發展的重要障礙。
如果中國本土的銀行尚未實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意味著這些銀行在美國和歐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製甚至關閉,中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海外金融網絡存在著被一網打盡的危險。
來而不往非禮也。
中國的對策就是,也隻能是,“對等開放下的外線作戰”。如果所在國利用不管何種“國際慣例”來封殺中國的海外銀行分支,中國也將如法炮製,製定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銀行業規定,限製乃至關閉其銀行在中國的運作。
回顧英美成為國際銀行業的主導力量的曆程,我們不難發現建立國際銀行網絡是必經之路。中國的銀行業與其隻在中國本土與國際接軌,不如實施外線作戰,去直接收購歐美的銀行或擴張分行,建立中國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網絡,在戰爭中去學習戰爭。
藏匯於民不如藏金於民
麵對美元的長期貶值的趨勢,許多學者提出要藏匯於民,以分攤國家的外匯儲備損失的風險。
與其藏匯於民,不如藏金於民。任何外匯從長期來看都會對黃金貶值,隻是貶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將中國已經創造出的巨大財富實現購買力保值,唯有變外匯儲備為黃金白銀儲備。國際黃金價格波動其實不過是個假象而已,看破了這一層,哪怕它匯率市場掀起千重浪,中國自有萬噸黃金作為定海神針。
藏金於民從根本上保護了人民的財富安全,無論是商品還是資產形式的通貨膨脹都無法侵蝕老百姓的真實購買力,這是所有致力於和諧與平等社會構建所不可或缺的經濟自由的基石。
黃金作為中國的鎮國之寶,具有所有貨幣中最高等級的流動性。黃金不僅在人類5000年的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政體的社會公認為財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將在未來的社會擔當起經濟活動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曆史重任。
在世界曆史上,人們曾四次嚐試拋棄黃金作為貨幣體係的基石,而試圖“發明”更為聰明的貨幣製度,前三次已經失敗,而我們當今的世界正在經曆第四次失敗。人類與生俱來的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觀意識來標定客觀經濟活動的嚐試不會成功。
藏金於民以待天下有變,以黃金為支撐的“中國元”將在一片由過度債務貪婪所造成的國際金融廢墟上卓爾屹立,中華文明自有出頭之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