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史鐵生》（ZT）

（轉自河北新聞網。作者：崔立秋）

(一）

2010年的日曆終於還是翻到了它的最後一頁。這一天，雖然北京的天氣依舊寒冷，但是那慘淡的陽光卻突然有了溫度，刹那間變得燦爛如夏花起來。是的，這是天堂裏的眾神在舉辦宴會歡迎一位偉大的中國作家光臨。不，不是光臨，他應該是回家，因為天堂原本就是他的家鄉。從此，天堂裏又多了一位思想者。史鐵生說：所謂天堂即是人的仰望。

是的，就在這一天的淩晨，當無邊的黑夜還靜靜地籠罩著北京城的時候，作家史鐵生悄然地離開了這個塵世。

我想，這位被中國的讀書人敬稱為“最具神性”的作家，是有意選擇了這樣的一個時刻與這個世界告別。“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史鐵生說過，徐誌摩這句詩雖未必牽涉生死，但在他看，卻是對生死最恰當的態度，作為墓誌銘真是再好也沒有。依著史鐵生的遺願，他的妻子陳希米沒有設靈堂，沒有開追悼會，沒有舉行遺體告別，並捐出了史鐵生的肝髒和大腦。史鐵生就這樣輕輕地與我們揮手作別，沒有帶走一片雲彩。

60年，一甲子。光陰荏苒，歲月輪回。輪椅上的史鐵生用自己殘缺的軀體，走完了苦難的一生。

1972年秋天，在史鐵生剛剛活到“人生最狂妄的年齡”的時候，他不幸雙腿癱瘓，隻能在輪椅上度過餘生。巨大的災難麵前，年輕的史鐵生也曾經自暴自棄，他的脾氣變得暴躁無常起來，他會突然把麵前的窗玻璃砸碎，也會一邊狠命捶打著那兩條可恨的腿，一邊高喊“活著有什麽勁”。他甚至多次想到過自殺。然而，命運之神並沒有就此放過劫難重重的史鐵生，後來他又患上了尿毒症，隻能靠著血液透析來維持生命。60年的人生本就不長，卻有近40年的病史。難怪史鐵生會自嘲地說，我的職業是“生病”，業餘寫點東西。

當苦難成為一種家常便飯的時候，苦難就不再是苦難，而是一種上天的恩賜了：因為它讓人學會了思考生命和死亡，學會了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就曾經這樣寫道：“生病也是生活體驗之一種，甚或算得上是一項別開生麵的遊曆。生病的經驗是一步步懂得滿足。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麽清爽。咳嗽了，才體會到不咳嗽的嗓子多麽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了褥瘡，一連數日隻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麽晴朗。後來又患了“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念起往日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麵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

有人說上天對史鐵生實在太殘酷了，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天將降大任”於史鐵生。

1978年，史鐵生在條條絕路之後終於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他正式開始寫作。從此，寫作成為史鐵生生命的重要構成，一次次幫助他擺脫生命的磨難與絕望，一次次在磨難與絕望之後讓他獲得生命的哲思和精神的升華，並創作出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我與地壇》、《務虛筆記》、《病隙碎筆》等傳世名篇。但是，有誰知道這些曾經感動了無數人的文字是在怎樣的狀況下創作出來的呢？史鐵生每周要做三次透析，他隻能在上午花兩三個小時進行創作，他寫得非常少，非常慢，《病隙碎筆》僅有十幾萬字，卻花去了他整整四年的時間。

悲傷？不，我不悲傷。生與死對於命運多舛的史鐵生而言，早已不是什麽問題，它隻不過是一個沉重的肉身罷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死亡對於每隔一天就要做一次透析的史鐵生未嚐不是一種解脫。史鐵生曾經這樣談論死亡：“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多少年來，史鐵生早已恭候死神多時了。在許多淡然又安靜的文字裏，他這樣寫道：“我常有這樣的感覺：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裏，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麽時候它就會站起來，對我說：嘿，走吧。”

這一次，史鐵生是真的走了，他在死神的引領下，去了那個不需要行走，卻可以飛翔的地方。

（二）

2011年1月4日，這一天命中注定要與文學有關。二十年前，台灣作家三毛以自殺的方式離開人世。六十年前，作家史鐵生降臨人間。這天下午，在北京的798時態空間，人們為剛剛離開塵世的史鐵生度過了一個缺少主人公的生日聚會。一個參加了紀念會的朋友，給我發來一條短信：“我來參加史鐵生老師最後的聚會。史鐵生六十歲了，許多朋友給他過生日，可他是缺席的。他讓我學習死，也在學著生。”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史鐵生說：未知死，焉知生。

在小說《命若琴弦》之後，史鐵生不再寫殘疾人，而是開始關注人的殘疾，開始在文學之外尋找文學，那就是所謂的靈魂的空間。史鐵生以他的存在和文字為生與死做了最好的詮釋。最近這幾天，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學者、媒體、讀者乃至無數的網友都在紛紛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這個殘疾作家的無限哀思，人們深切地懷念這個“用殘缺的身體，說出了最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的輪椅作家。是的，史鐵生所關注的不是身體的殘缺，而是人類精神的殘疾，他的文字指向的是人的靈魂和生命，他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往往會讓我們這些身體健全的人深感汗顏。

2002年，史鐵生獲得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頒獎辭這樣寫道：“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出的卻是存在的明朗和歡樂，他睿智的言辭，照亮的反而是我們日益幽暗的內心。”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史鐵生走後，我並不悲傷，因為明朗和歡樂是他畢生的實踐和追求。但是我的內心卻充滿了疼痛，因為史鐵生在當代文壇是一個獨特的、無可替代的作家。正如北京大學教授曹文軒先生所言，史鐵生對存在的始終不渝的追問構成了當代文學中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作品使當下中國文學的意義得以豐富。有評論者更是不吝讚美之辭，給出了極高的評價：“史鐵生樹起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參照、一個苦難民族的精神燈塔，更撐起了中華民族奮然前行的精神標杆。”我不知道這樣的評價是否有誇大和過譽之嫌，但是在當今這樣一個信仰缺失，精神匱乏的社會裏，史鐵生之後有誰能夠填補他作為一個最純粹的寫作者所留下的這個巨大的空白呢？這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鐵凝說：“史鐵生的離世，讓我們更加感覺到在當今文壇應當呼喚史鐵生的這種文學精神和對文學本身的敬畏。”史鐵生存在的意義不僅在文壇上如此重要，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亦然。

2003年夏天，在張家口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一位來自唐山的陌生朋友在半夜裏敲開了我的房門。他叫王誌勇，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大地震讓他失去了一條胳膊。從談話中，我知道他是一個樂觀豁達、善於思考、積極生活的人。我們坐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徹夜聊天，我們聊的最多的便是史鐵生，聊他的自傳體小說《務虛筆記》，聊他病榻上的哲思《病隙碎筆》，聊他的《我與地壇》。那一夜，他像史鐵生一樣，一根接一根地拚命吸著煙。這次夜談讓我清晰地知道了史鐵生的存在對於這個社會的意義：對很多身患殘疾的人來說，坐在輪椅上行走的史鐵生無疑是他們的“王”，是他們的精神教父，他的文字是有溫度的冬日陽光，照亮並溫暖著他們的本已黯淡無光的人生。

史鐵生走了，王誌勇們該是一種怎樣的哀傷呢？！

哲學家周國平說：“人與人之間一定是有精神上的親緣關係的。讀鐵生的作品，和鐵生聊天，我的感覺永遠是天然默契。”很遺憾，我與史鐵生並不相識，更沒有和他聊過天，但是我有著和周國平同樣的感受。在我的閱讀生活中，我總是把史鐵生視為鄰家大哥，是一個可以精神相通的朋友。我想，這種精神上的親緣可能與史鐵生的寫作總是在直麵人類恒久的生活與精神困境，致力於發掘生與死、愛與恨、自由與限度、獲得與承擔、欲望與道德等帶有終極性質的命題有關。

5年前，我和史鐵生曾有過一麵之緣。那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重點作品推介會上，出版社請來了中國文壇的“二鐵”：鐵凝和史鐵生。那一年，鐵凝推出了長篇小說《笨花》，史鐵生則推出了《我的丁一之旅》。當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出現在門口的時候，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他的輪椅從我的身邊輕輕輾過之時，我發現雖然他的臉色無法遮掩住被病痛百般折磨的疲憊、憔悴與虛弱，但是在他灰暗色的皮膚中卻分明透出了黑鐵般的光芒，從他的眼神裏，我感受到了他的平靜與從容，深邃與悲憫。

那些日子裏，我特別想寫出一篇關於《我的丁一之旅》的評論文章，或是做一期關於史鐵生的訪談。但遺憾的是我沒能很好地讀懂這部小說，史鐵生那不平凡的人生經曆和他對生命深度的終極追問，讓我不敢輕易下筆，隻好最終放棄了這個想法。在這部小說中，作為小說家和思想者的史鐵生將一個人拆成三個人，以“我”、“史鐵生”、“丁一”三個人物或同時或交叉出現，他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結構，寫人和靈魂的對話，試圖從不同層麵或角度來理解人。它已經不單單是一部小說，更是一首充滿哲理的生命詩篇，史鐵生是在用這部小說來尋找生命，扣問靈魂。

(三)

2004年秋天，我去北京采訪作家劉錫誠先生。約好下午3時麵談。時間尚早，我便在他家附近閑逛。一抬眼，猛然看見一個彩繪的石牌坊，地壇就這樣不經意間闖入了我的視野。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就是作家史鐵生在《我與地壇》裏所寫到的那個地壇吧，今天，我會不會在地壇看見史鐵生呢？

是的，在很多當代讀書人眼中，史鐵生與地壇是合二為一的，地壇雖然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但自從史鐵生出現後，它就成為史鐵生一個人的地壇。像我一樣，多年來有很多人都曾經到地壇裏尋找史鐵生。在史鐵生去世後的眾多紀念文章中，有很多媒體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那個在地壇裏玩耍的孩子走了”這樣的題目。由此可見，史鐵生和地壇之間的密切關係了。作家韓少功曾經這樣評價《我與地壇》：“這篇文章的發表，對於當年的文壇來說，即使沒有其他的作品，那年的文壇也是一個豐年。”

的確，談起史鐵生，自然繞不過他的名篇《我與地壇》。當年，自從失魂落魄的史鐵生在母親的注視之下搖著輪椅進入地壇後，地壇就與史鐵生之間默默地構成了某種張力。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仿佛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曆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每次去北京，總要抽空到地壇去轉轉，在我的潛意識裏有一個從未曾說出口的念頭：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地壇裏碰巧看見那個搖著輪椅的作家史鐵生。實際上，史鐵生生前已經很少去地壇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已不在地壇，地壇在我。”然而，地壇裏坐在輪椅上讀書的史鐵生，他筆下的那對玩耍的兄妹，那個唱歌的小夥子，那個長跑運動員，以及總是站在門口目送史鐵生去地壇的母親形象都已經永遠定格在了讀者的記憶中。

史鐵生去世後，天涯社區上很多網友倡議作家和讀者們自願捐款，在地壇公園為史鐵生建造一座扶輪遠眺的塑像，讓思念他的讀者能夠與他在地壇相逢。史鐵生的妻子陳希米也表示，以前家住地壇公園附近，鐵生一直很喜歡那裏，現在鐵生走了，她正與有關方麵商量，希望能夠將史鐵生的骨灰撒在地壇的樹林裏，不留任何的地上標誌。

地壇本來就是明清帝王們祭奠的場所，如今它卻成了人們紀念作家史鐵生的最好的去處。

夕陽就要落山了，它熄滅著走下山，收盡蒼涼殘照。此時，它正在另一麵燃燒著爬上山巔布散烈烈朝輝。史鐵生沉靜著走下山去，扶著他的拐杖。忽然，在某一處山窪裏，跑上來一個歡蹦的孩子，抱著他的玩具。分不清是夕陽的餘暉，還是朝陽的光芒中，史鐵生複活了。他說：“當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嗎？”“要是史鐵生死了，並不就是我死了。”史鐵生如是說：當有一種精神應對苦難的時候，我就複活了。

我們為什麽紀念史鐵生

史鐵生去世後，人們對他的懷念文字像潮水一樣湧來，世人對他的追思表現得非常深切和痛徹。而人們對史鐵生的評價之高也是我始料不及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說，在我們這樣一個不輕言“偉大”的時代，鐵生也無愧於“偉大的生命”這樣的評價。

人們為什麽如此懷念史鐵生呢？僅僅是因為史鐵生作為一個殘疾人，卻寫出了像《我與地壇》這樣的名篇佳作嗎？還是因為人們對他所遭遇的巨大的人生苦難深表同情呢？在學者陳福民看來，史鐵生是以自己的苦難為我們這些健全人背負了“生與死”的沉重答案，他用自己的苦難提升了大家對生命的認識，而我們則沒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在這個意義上，史鐵生堪稱當代文化英雄。

我想，在這樣一個呼喚英雄的年代裏，史鐵生隻是一個人。

史鐵生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他的一生從未曾成為社會的焦點或中心，他隻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寫作者，安安靜靜地在病床上寫著自己對人生、對生命、對靈魂的思考。作家何建明說，史鐵生“心向於靜，戒絕浮躁”的創作精神值得青年作家學習。史鐵生以自身的存在營建了一個靈魂的烏托邦，為我們這個越來越浮躁和喧囂的社會提供了令人珍視的精神向度，當今的人們越來越向往擁有史鐵生般沉靜、安靜而又純淨的生命。

史鐵生是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史鐵生看來，信仰和夢想差不多，它是一個完美的境界，它給人一種心靈的好處，它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寫作是他的信仰，靈魂是他的信仰，生命也是他的信仰。有朋友這樣評價說，史鐵生“證明了神性，卻不想證明神”。在信仰缺失的時代，史鐵生為我們重建了信仰的大廈。史鐵生說，人是應該有一個信仰的。

史鐵生是一個殘疾人，卻擁有一顆健康的心。正如史鐵生所說，“殘疾並非殘疾人所有”，就殘疾的本質而言，是人的局限、人的不能、人的不完美。在這個意義上，有誰不是殘疾的呢？與身體的殘疾相比，當前更值得關注、更可怕的是精神的殘疾。是的，史鐵生雖然坐在輪椅上，“卻比很多能夠站立的人看得更高”；史鐵生不曾走太遠的路，“卻比很多遊走四方的人擁有更遼闊的心”。

史鐵生就是這樣一個安靜的人，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心靈健康的人，而這些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所最缺失的東西，也恰恰是我們深切懷念史鐵生的最真實的緣由。


作家感懷

史鐵生的逝世，使中國文壇痛失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家。也許時間過去越久，越能夠體現出史鐵生作為一個作家的魅力和他的文學的價值。

——— 鐵 凝

鐵生對生命的解讀，對宗教精神的闡釋，對文學和自然的感悟，構成了真正的哲學。

——— 賈平凹

鐵生走了？這個最堅強、最善良的人，這個永遠笑對苦難的人，這個輪椅上的哲人，就這樣突然走了？不可能，絕不可能！我祈禱，我拒絕，我失聲慟哭。在這一瞬間，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世界荒涼了，我失去了人世間最好的兄弟。

——— 周國平

史鐵生無論活著，還是逝去，都為中國作家立下了精神標杆。作為一個純粹的作家，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史鐵生對人生，對世界都充滿關切，責任感。

——— 李敬澤

在當下喧囂浮躁的社會，鐵生文學作品中的那份沉靜更顯珍貴，他從容地閱讀了生命這本大書，堅守著自己的文學立場。他的生命痛苦，靈魂卻是那麽純淨。他總是讓我們那麽感動。

——— 張海迪

史鐵生走了，中國文壇失去了一名巨匠，那個在地壇裏玩耍與思索的孩子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天堂一路走好……

——— 汪國真

一個最純粹的小說家，史鐵生先生去世了，他是我最尊重的中國小說家，一直在和病魔抗爭，他的文字洗淨了自己，也感染了別人。文壇失去了一位幹淨的作家。

——— 石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