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地馬拉完全自駕遊】（五 · 外一篇）內戰的創傷

（一）

在阿提特蘭湖邊的聖地亞哥小鎮裏，中午時分，我們走進了一所學校。

中南美洲的偏遠小鎮，學校經常建在教堂旁邊。說起來也正常，教堂在經濟與教育方麵都有很強的資源，能夠給與學校直接的幫助，有些學校本身就是教會辦的。

我們去的這所學校緊挨在教堂旁邊，應該是附屬於教堂的。其時正是中飯午休時間，走廊裏、操場上孩子們跑來跑去，也有一些校工坐在走廊上吃飯。我們走進一個教室，裏麵沒有幾個學生，有個校工正在打掃。

我們在教室裏坐坐、看看，順手拍了幾張照。

回家後看照片，我看到一張照片裏教室的牆上掛著大幅黑白肖像，將照片放大後，我看到了肖像上的題字：Padre Stanley Rother, Mártir: July 28, 1981, Santiago Atitlán, Guatemala

（斯坦萊·羅瑟，殉道於1981年7月28日，瓜地馬拉阿提特蘭地區，聖地亞哥鎮）

 

 

（二）

我們在聖地亞哥小鎮上閑逛著，我見到一麵巨幅牆畫，畫麵稚拙可愛，畫前坐著一個身穿瑪雅民族服裝的婦女。婦女背對著我，像是在看著牆畫。

我端起相機拍下了這個場景。

牆畫上畫著一隊士兵、一些婦女、一隻和平鴿與一隻小白兔。

在牆畫的角上標著一個日期：1990年12月2日。

 

 

（三）

我們叫了一個三輪突突車在聖地亞哥轉了一圈，中間司機把我們帶到一個叫做“和平公園”的地方，那是一塊很小的空地，說是“公園”實在勉強。

仔細看看那其實是一塊小小的墓地，我拍了一張照。

在外麵的牆壁上，同樣的日期再次出現。

和平公園，1990年12月2日。

 

 

 

 

（四）

是時候說說瓜地馬拉的內戰了，一個沉重而且難以說清的話題。

瓜地馬拉從1944年開始民主選舉，到了1954年左派政黨上台。左派政黨得到了瑪雅原住民以及底層農民的支持，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土地改革首先要分的土地來自於美國水果公司，這個公司不單是一個商業機構，它也是美國在瓜地馬拉的利益代言人與執行機構。左派政黨有著明顯的共產黨背景，為了維護美國利益、防止共產主義在中美洲擴散，CIA卷入了。他們策劃了軍人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扶植了軍人獨裁統治。

六年之後左派組成了遊擊隊，開始與政府軍對抗。

瓜地馬拉內戰從1960年開始，持續了36年，到1996年達成和平協議，是中美洲時間最長的內戰。期間，超過二十萬人死亡，其中大約83%是瑪雅人。戰爭期間，發生了大量的政府軍殘殺平民、強暴婦女、甚至被稱為種族滅絕的事件。同時，遊擊隊方麵也發動了大量針對政府非武裝工作人員以及家屬、甚至隻是為政府工作的平民的恐怖襲擊。

瓜地馬拉政府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但到了1977年卡特上台後，開始施壓，希望瓜地馬拉政府停止各種非法暴力行為。在施壓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1978年，美國國防部停止了對瓜地馬拉的軍售。到了1981年裏根上台，卡特的瓜地馬拉政策被推翻，軍售重新開放。

八十年代遊擊隊與政府軍的衝突加劇，各類暴行頻發。到了1994年，雙方開始和平談判，到1996年達成和平協議。瓜地馬拉和平進程是個極其複雜與困難的工作，政府與遊擊隊雙方都表現了極大的寬容與政治智慧，非常值得稱道。

1999年，克林頓總統為美國的瓜地馬拉政策道歉。

時至如今，一些瓜地馬拉人認為美國對瓜地馬拉的貧窮負有一定的責任，所以他們有資格進入美國尋找美好生活。

當年美國的瓜地馬拉政策真的錯了嗎？也許。但是，左派遊擊隊的背後有著古巴與蘇聯的支持，如果美國不支持政府軍，當初或許一個類似古巴的共產黨國家就在中美洲誕生了，那結果又會如何呢？

 

（五）

1935年3月27日，斯坦萊·羅瑟（Padre Stanley Rother）出生於美國中部的奧克拉荷馬州一個農民家庭。斯坦萊從一所教會學校高中畢業後，立誌要成為一名牧師。他去德克薩斯州的牧師培訓機構學習與實習了六年後，輾轉在幾個州當助理牧師，最後回到他的家鄉奧克拉荷馬當上了正式牧師。

1968年，斯坦萊聽說瓜地馬拉東南部的瑪雅地區缺少牧師，在他自己的請求下，斯坦萊被派往那裏一個叫聖地亞哥的小鎮當牧師。為此，他學習了西班牙語與當地的瑪雅方言。

斯坦萊在當地除了教會事務外，還開辦了一家廣播電台，他還在教會工作之餘將聖經新約翻譯成當地土語。到了1975年，他成了奧克拉荷馬州派駐瓜地馬拉宗教人員裏的實際領袖。

進入八十年代後內戰越來越激烈，政府搗毀了斯坦萊的電台，他教堂裏的教民經常失蹤或被殺害。1981年，右翼組織發布死亡恐嚇名單，斯坦萊名列第八並被要求立即離開瓜地馬拉。

斯坦萊短暫地回到美國述職後於四月重返瓜地馬拉，他說：“牧羊人不能一見到危險的信號就跑，我要與我教會的民眾在一起。”

1981年7月28日午夜，幾個武裝匪徒潛入斯坦萊的教堂，用槍指著一個留在教堂裏的少年的頭，威脅他帶路找到斯坦萊的住處。少年在槍口威逼下敲開了斯坦萊的房門，幾個歹徒對著斯坦萊的頭部連開兩槍，斯坦萊當場死亡。

斯坦萊是那年瓜地馬拉十個遭到殺害的牧師之一。他的遺體被運回美國安葬，他的心髒埋在了聖地亞哥小鎮他主持的教堂的聖壇下麵。

警察逮捕了三個人，這三個人坦承那天夜裏進入教堂偷竊，被斯坦萊發現後開槍打死了他。幾乎所有人都明白這三個人隻不過是政府找來的替死鬼，最後美國政府出麵施壓，改判這三個替死鬼無罪。

2014年8月30日我們在阿提特蘭湖邊的聖地亞哥小鎮參觀了斯坦萊的這座教堂，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斯坦萊的故事；後來我們在教堂隔壁的教室裏無意中發現了他的肖像，回來後才挖掘出這段故事。

2016年12月1日，教皇授予斯坦萊“殉道者”的稱號（Beautification）。

 

聖地亞哥教堂

 

聖地亞哥教堂，左邊牆上是斯坦萊的遺像

 

 

 

聖地亞哥教堂的廣場，也是學校的廣場

 

（六）

在阿提特蘭地區，遊擊隊與政府軍的衝突非常混亂，直到今天，在網上查找當年的情況依然顯得事實模糊。當地的瑪雅人大多是農民，政治上傾向於無政府主義。但這一帶又是遊擊隊的活躍地區，左派遊擊隊在當地農民中間發展他們的成員或支持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軍政府在對付這類情形時總是低能的，不管是瓜地馬拉獨裁者還是蔣介石政府。在瓜地馬拉，軍政府在各地設立軍營，派去駐軍，企圖控製局勢。

聖地亞哥小鎮的臨時軍營就設在今天“和平公園”所在地。

這些軍營裏的士兵，最小的隻有十四歲，他們背著槍在當地晃蕩，除了到處找茬還能幹些什麽，可以參照電影裏國共內戰時軍閥手下士兵的行為。

整個八十年代，當地人失蹤、被暗殺，各種案例層出不窮。這些人到底是不是共產黨或共黨同情分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在聖地亞哥，連美國牧師都可以被暗殺，隻因他庇護了在死亡名單上的遊擊隊成員。

當地人對於這一切並沒有激烈地反抗，直到1990年12月2日，事情發生了變化。

那天夜裏一個軍官帶著一夥士兵喝酒尋樂，酒後企圖闖入一個漂亮女孩的家，在這過程中這夥軍人與周圍居民發生衝突，遭到圍困，軍官朝天開槍，逃出了包圍圈。軍官逃回軍營後，當地居民想討回公道，在教堂廣場上聚集了三、五千人，拿著竹竿石塊包圍了兵營，要求將軍官繩之以法。

混亂中有人朝士兵扔石塊，有士兵朝人群直接開槍，人群開始潰逃，最後有14個人死亡，其中有婦女與兒童。

這個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最終當時的瓜地馬拉總統同意撤銷聖地亞哥的兵營，從此不在那裏駐軍。之後軍隊慢慢從整個阿提特蘭地區撤走了。

今天，有不少文章把這一事件稱為大屠殺，甚至是種族滅絕大屠殺；也有文章認為這隻是一場暴亂衝突。

我對瓜地馬拉內戰的看法很矛盾，軍政府確實大規模侵犯人權並造成很多無辜群眾的死亡；但另一方麵，如果遊擊隊取得成功，那就可能又是一個像古巴那樣的共黨國家。鐵幕之下會有多少生靈塗炭，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

在和平降臨瓜地馬拉的十八年後，我們來到了這個受內戰創傷最重的小鎮。在午間烈日的直射之下，我們有點睜不開眼。在那個小鎮拍的照片，也因為陽光太強太硬，而顯得缺乏層次。我們坐在那裏，看著學校午休的孩子們奔跑玩耍，穿著鮮豔瑪雅服裝的婦女們走來走去，一切顯得那麽寧靜安逸，一點也看不出當年內戰留下的痕跡。當地人民等待了三十六年的和平，是那麽的可貴，我希望它永不離開。

 

學校臨街的一麵

 

（七）

蔣介石政府、或是瓜地馬拉當年的獨裁政府，雖然腐敗無能，但他們經常會“迫於輿論壓力”而做或不做某些事情。

我一向認為，一個害怕輿論壓力的政府，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相比之下，一個根本就不懼怕輿論壓力、或者根本就沒有輿論壓力的政府，要壞得多。兩者在本質上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