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世祿先生赴日本講學時攝（1934年）
在“張世祿教授學術活動65周年慶祝會”上(1986年)。左起：倪海曙、羅竹風、張世祿、夏征農、林克、莊錫昌
1940年張世祿夫婦與同事合影於昆明雲南大學
1954年張世祿先生與家人合影於複旦校園
張世祿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是我在複旦大學中文係求學時的教授，也是我畢業以後在中文係語言教研室任助教時的導師。他熱愛祖國，學貫中西，學問淵博，畢生從事語言學研究和教育工作，為我國語言學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為培養大批語文人才，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正如他的學生、時任全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倪海曙在張世祿先生從教65周年慶祝會上的賀詞所說：“萬花如海 鬆柏長青”。
我最初認識張先生是受命去迎接他一家來滬，幫他搬行李。那是1952年10月下旬，全國高等院校實行院係調整，張先生從南京大學調至複旦大學。我接到中文係辦公室通知，要和其他兩位同學一起前往，等候先生的到來。我們在複旦第五宿舍門口大約等了半個小時，學校派去火車站接張先生的三輪車就到了。張先生的行李極為簡單，並沒有金籠玉箱，衣著也極為平常，並沒有西裝革履。先生穿一套整潔的灰色人民裝，中等身材，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溫文儒雅，用略帶浙江浦江鄉音的普通話，笑容可掬地對我們說：“煩勞大家了，謝謝！”我們幫張先生搬完了行李，完成了使命，就回學校宿舍了。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大名鼎鼎的大教授，竟如此簡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早年經曆
張世祿先生是我國現代語言學大師，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以來，張世祿先生就出版了《中國聲韻學概要》、《中國古音學》、《語言學原理》、《中國語與中國文》（譯文，瑞典高本漢著）、《音韻學》、《廣韻研究》、《語言學概論》、《語音學綱要》、《漢語詞類》（譯著，瑞典高本漢著）等著作，他與趙元任、黎錦熙、呂叔湘、王力等語言學家齊名，享譽中外。
抗日戰爭時期，半壁河山陷入敵手，上海成為孤島。在敵偽的控製占領下，人民過著煎熬的生活。先生目睹敵人殺害愛國誌士，蹂躪我國同胞，鐵蹄橫行，就冒著風險舉家離開上海，挈婦將雛，先乘船往香港，登報發表聲明，表明決不與日偽同流合汙。再經越南到達大後方重慶。
張世祿先生熱愛新中國，痛恨舊社會。1949年，當舊政權在大陸行將垮台時，有人勸先生去台灣，並給他買了機票，但先生目睹舊政權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官僚的貪汙，決定留在大陸，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服務，為學術研究做貢獻。他在當時所寫的一首《自嘲》詩中表明了磊落的心跡：“書劍飄零作客頻，蓮花落裏探真情。分明別有青雲路，猶把儒冠自誤身。”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願高官厚祿，決心把知識獻給新中國和人民。他是農工民主黨的成員。複旦大學農工黨的成員很多，周穀城先生和吳文祺先生都是農工黨市委的領導，當時伍蠡甫、嚴北溟、趙景深、蔣孔陽等先生，都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參加了農工民主黨。他們都是著名的學者和教授，思想進步。張世祿先生也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積極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的，並且積極參加了農工黨的組織生活和活動。他積極參加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舊思想，曾獲得學習模範稱號。
我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的“大鳴大放”、向黨交心的運動中，張先生為了向黨表忠心，寫了一份大字報，張貼在中文係辦公室的樓梯旁，意思是希望黨多聽取群眾的意見，才能變得更加正確偉大。他引用了李斯《諫逐客書》中著名的兩句話：“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本來是兩句很有名的話，用意很好，並無其他的含義，可在那時，竟遭到了批判，說是諷刺、攻擊黨，幸虧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他逃過了一劫。從此他抱定“嘴巴要讓人，手不要讓人”的宗旨，不再輕易表揚或批評人。
任教複旦
張世祿先生上世紀50年代在複旦大學任教期間，曾擔任語言教研室的主任，他開設的語言學的課程是最多的，教學任務是最重的，那時文、史、哲、新聞係高年級學生都要聽他的《古代漢語》課。同時，他在語言學的研究中，也是著作頗豐，成績最突出的。他把教學與科學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了教學與學術研究雙豐收。早在上世紀40年代，張世祿先生一麵在昆明雲南大學、桂林師範學院、重慶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任語言文字學教授，一麵著書立說，出版了《中國文字學概要》《中國訓詁學概要》，翻譯了法國房德律耶斯的英文版《語言論》。進入上世紀50年代，他著作了《小學詞匯教學基本知識講話》《普通話詞匯》《小學語法修辭》等三部語言學專著。他的目光注視著現代漢語詞匯和語法修辭的研究。可是當時頻繁的運動，影響了先生的研究，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先生隻合作出版了《現代漢語》，個人的語言學專著，一本也沒有出版。上世紀70年代，先生除參加二十四史標校注釋和《漢語大詞典》編寫工作外，僅出版《古代漢語》專著。
“文革”期間，他被剝奪了教學和著述的權利，受盡了精神的煎熬，12年之間，連一本語言學的著作也沒有出版，令人扼腕感歎。“文革”結束，先生精神振奮，曾想再寫十部專著書，然而先生已到耄耋老年，終因年齡身體和人才短缺的環境所致而未能如願。上世紀80年代初，先生開始帶博士研究生，並將曆年所寫的論文集結，出版《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音韻學入門》（合著），並為《浦江縣誌》作《浦江方言》，在《青島師專學報》發表《等韻學大綱》。這時，先生已高度近視，幾乎不能閱讀，而且體質衰老多病。1991年11月16日，在他的九十歲虛歲過了兩天之後，先生終於走完了人生曆程，與世長辭，也可說是歲登九十了。
1992年即先生逝世後的第二年，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教程》在嚴修等學弟的努力下出版。台灣方麵也拿去出版，國務院授予他有特殊貢獻的專家證書。如果先生地下有知，應該含笑九泉了。然而，這榮譽的得來，凝聚著先生多少的心血啊！
諄諄善誘
他是一位教育家，主張教學相長。張世祿先生講課形象生動，平易近人，基礎好的學生聽之不覺其淺，基礎差的學生聽之不覺其深，深受廣大同學的歡迎。他給我們開過《古代漢語》《漢語史》《語言概論》等課程，是中文係開課最多的教師之一。一次，他在課堂上講到古漢語中的“反訓”，隨意舉了一個例子說：“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臭’。”這裏的“臭”是“香”的意義，就是“反訓”，好比上海話中說小孩子聰明聽話，說他很“乖”，是“乖孩子”一樣，這“乖”也是“反訓”。這樣講解“反訓”就很通俗易懂，印象深刻，一輩子也不會忘掉。
在教學中，先生主張教學相長，認真備課，聽他上課，看他文章，實是一種享受。他認為，好學生不是教出來的，而是學出來的，老師隻能教他們學習的方法，指出學習的途徑，提高他們學習的主觀能動性和興趣，所以在教學中張先生采用深入淺出法，深入容易淺出難，分析容易綜合難。先生認為：學習、做學問，是很艱苦的，要化苦為樂，在戰略上要作長期奮鬥的準備和努力，在戰術上要“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積小樂為大樂。
作為一位導師，張世祿先生平易近人，和顏悅色，諄諄善誘，誨人不倦，讓我受益匪淺。我從複旦大學畢業後，留在中文係漢語教研室任助教，先生是導師，他毫無架子，給我開閱讀書目，指導我閱讀，為我改論文。他安排我一起參加編寫教材，讓我承擔《古代漢語》教材中南北朝民歌的部分，他指導我了解民歌中雙關的修辭方法和用韻的情況，給我教益良多，我老來能寫一點詩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得益於這次編寫南北朝民歌教材的實踐。他勉勵我多作科學研究，要我把教學和科學研究結合起來，不斷提高教學和研究水平。當他看到我在《語文知識》上發表的一篇小文章，就向我表示祝賀，給我鼓勵；我寫的一篇有關文言虛詞“其”的論文，向他請教，他就仔細閱讀，並用鉛筆寫了不少修改的意見；我與人合作，編著了一本有關標點符號的書，請他寫序，他不顧年邁，視力又很差，一口答應，認真審閱了全書，為之作序。他對我的關愛是恩重如山，使我終生難忘，幾十年過去了，先生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刻骨銘心。這是一種深沉的對青年教師的愛，是導師的責任心的具體表現，他熱切地希望我國的語言學研究後繼有人，青出於藍，一代勝過一代。
“文革”結束後，張世祿先生被任命為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在複旦指導兩位語言學博士生，雖然他已年過八旬，體弱多病，但他仍然全力以赴，細心指導，不辱使命。“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先生就像春蠶、紅燭，將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毫無保留，其崇高的精神境界真可謂高山仰止！這兩位語言學博士也不負先生所希望，勤奮學習，卓然成才，也可告慰於先生了。
遺澤後世
張世祿先生的語言學功底既深厚又廣博，他學貫古今，融會中西。他出生於浙江浦江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和叔叔都是秀才，從小閱讀“四書五經”，打下了閱讀古文的基礎。小學畢業後，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受著名語言學家金兆梓的影響，對語言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中學畢業以後，則考進南京國立東南大學中文係，在著名學者胡小石、吳宓等的教導下，他大量閱讀了清代著名語言學家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還大量閱讀了當代語言學家高元的《國音學》以及趙元任、林語堂、唐鉞的著作，聆聽了章太炎、梁啟超等著名學者的講學。從此，他走上了語言學研究的道路。而就在大學三年級時（1923年），先生在東南大學《國學叢刊》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文字上之古代社會觀》，論文不僅注視著中國語言學家的著作，同時也學習外國語言學家的語言著作，瑞士的高本漢，英國的斐爾司，法國的房德律耶斯，他們的語言學著作，都在其視野之內，並成功地翻譯出版，真正做到中外古今，兼收並蓄，奠定了先生深厚而廣博的語言學功底。
複旦中文係人稱有十大教授，他們中有陳望道、郭紹虞、劉大傑、張世祿、朱東潤、王欣夫等。張世祿先生的語言學研究，是全麵的，理論聯係實際的。他既有語言學的理論研究，又有語言學的分支研究，例如音韻、文字、訓詁、詞匯、語法、修辭，各個語言學的門類，他都作了精辟的闡述，這可以在他的著述中得到證明。所以，羅竹風在《語苑新論——紀念張世祿先生學術論文集》的“序”言中寫道：“我以為他是我國語言學界的多麵手，專著有20多種，譯書3種，專論100多篇。綜合張世祿教授的著譯加以分析，他的語言觀是理論聯係實際的，數十年如一日，始終抬頭向前看，為祖國語言現代化開辟道路。從《張世祿語文論文集》中，就清晰地貫穿著這個脈絡，充分表現出正確走向。”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進行了漢字改革和漢語拚音方案的製定，張世祿先生積極參加了漢字改革和漢語拚音的研究，著作出版了《漢字改革理論和實踐》《漢語拚音方案的公布和語文教學的改進》《漢字的特性及其對社會文化的作用》等文章，為漢字改革和漢語拚音指出正確的方向。張世祿先生的語言學研究總是緊密地聯係社會實際，聯係語文教學的實際，關注普及和提高。他的論著中有一大部分屬於中小學的語文教學，也有一部分屬於大學的古漢語教學和專業化的語言學論著。如《小學詞匯教學基本知識講話》《小學語法修辭》《普通話詞匯》等，都是普及性的語言學論著。一個大學教授、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甘願為小學的語文教學寫作，為語文知識的普及，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不惜嘔心瀝血，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對於外國的語言理論，他也是采取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的態度，批判地吸收。
他在《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的“前言”中說：“近年來，我認為漢語語言中語音、詞匯、語法三種要素，基礎不同，學習和研究的途徑也有差異。語音在語言學中物質性最強，與自然科學聯係較緊密，各民族的語音規律往往有相同之處，所以學習語音時，宜多多采用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方法。至於語法，民族的標誌作用特別顯著，所以研究漢語語法時，不應當生搬硬套西洋的語法學。至於詞匯，它的性質和基礎，我認為是介於語法和語音之間的，所以有一部分可以參考西洋詞匯學，另一部分必須強調漢語的獨特性，不應當一味模仿西洋詞匯學。”這種實事求是的對待西洋語言學的態度，對我國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具有指導意義。這也是先生深入研究西方語言學和漢語的經驗之談，十分珍貴。當時語言學界有“北有王力，南有張世祿”之說，可見先生在語言學研究中聲望之高。早在1958年，他擔任了《辭海》詞語部分主編，1977年“文革”結束，他就參加《漢語大辭典》的編寫工作，並任學術顧問。此後他參與撰寫集體的大部鴻篇巨著顯著增加了，而他個人的著述出版卻明顯減少了。
張世祿先生從教65年，著述65年，真是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為我國的教育和文化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86年在他從教65周年時，上海學術界隆重召開慶祝張世祿教授從事語言教學與研究65周年大會，並為他出版了學術論文集，複旦大學校長、著名數學家蘇步青先生為他的學術論文集題字：“黌門遺澤，辭苑流芳。”亦可謂一時之盛哉。
人生有限，天地無窮。張世祿先生逝世已19年了。時光匆匆，催人易老，我也已到了耄耋之年，然而恩師的音容笑貌猶在，他的教導猶在，他的學術業績猶在，並且將與天地共存。
（本文曾發表在國內的報章上，作者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人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本人受其委托將此文轉發在海外網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