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之水清兮

屈原既放, 遊於江潭, 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 形容枯稿。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屈原既放, 遊於江潭, 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 形容枯稿。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 眾人皆醉我獨醒, 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 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氵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 何不   哺其糟而其釃？何故深思高舉, 自令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 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複與言。 用現在的話來說：       屈原已遭到放逐，浪遊江邊，吟詠湖畔，麵容十分憔悴，身體骨瘦如柴。       漁父看見他，就問道：您不是三閭大夫嗎？為何落到這種地步？       屈原說：世人都濁我獨清，眾人都醉我獨醒，因此被放逐了。       漁父說：聖人不可拘泥於外物環境，而能夠與世俗共同變化。世人都混濁不清，你為何不攪泥沙揚波瀾？眾人都醉生夢死，你為何不吃酒糟喝薄酒？為何要憂國憂民舉止清高，自己弄得被放逐？       屈原說：我聽說，剛洗了頭，定要彈彈帽子；剛洗完澡，定要抖抖衣裳。怎麽能讓潔淨的身子，蒙受肮髒之物的玷汙？我寧可投赴湘江碧流，葬身在魚腹之中，怎能讓瑩潔的身軀，去蒙受世俗的塵埃？       漁父聽後微微而笑，搖起船櫓順流而去，唱道：滄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纓；滄浪之水濁啊，可以洗我的雙腳。於是徑自離去，不再與屈原說話。   這位漁夫所唱就是“滄浪歌”，見於《楚辭·漁父》。      “滄浪歌”在《孟子》中稱“孺子歌”。       《孟子·離婁上》：“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 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 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       意思是說：“不仁的人難道可以同他商議嗎？他們眼見別人的危險無動於中；利用別人的災難來取利；把荒淫暴虐這些足以導致亡國敗家的事情當作快樂來追求。不仁的人如果還可以同他商議，那怎麽會發生亡國敗家的事情呢？從前有個小孩歌唱道：‘滄浪的水清呀，可以洗我的帽纓；滄浪的水濁呀，可以洗我的兩腳。’孔子說：‘學生們聽著水清就洗帽纓水濁就洗腳這都是由水本身決定的。’所以人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為，別人才侮辱他；家必先有自取毀壞的因素，別人才毀壞它；國必先有自取討伐的原因，別人才討伐它。《尚書·太甲》篇說過：‘天給造作的罪孽還可以逃開，自己造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正是這個意思。”（楊伯峻《孟子譯注》）       “滄浪歌”和“孺子歌”，歌唱的都是我與滄浪之水的關係：水清時我該如何，水濁時我當怎樣？水濁時是隨波逐流，還是逆流而上？這實際上是一個人生哲學問題：作為生命主體的個人應當如何處理與水、與自然、與社會乃至與客觀外部世界的關係？       水與人生的關係十分密切。《老子》哲學中，水“幾於道”。老莊的守柔處下、不滿不盈、清心寡欲、心如“止水”等，都來自水的啟示。孔子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更是千古名句。       水是哲學思維的重要對象。《周易》號稱“群經之首”，八卦中的坎卦為水，兌卦為“澤”，也是水。箕子向周武王陳述經國大計，以水為五行之首。古代中國和西方的哲學家在追尋世界的本原時，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水。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把“水”作為世界的本原，《管子·水地篇》也提出“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的命題。       河水日夜奔流，觸發多少哲人靈感。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因為在第二次踏進河流時，人已不是上一次的人，水也不是上一次的水，人和水都變了。他認識到，無論是“人”還是“河”都處在不停的“永恒”的變化之中。流動、貫通、永恒，恰是河流文化生命的深刻內涵。       “滄浪水清，可以濯纓；滄浪水濁，可以濯足”，孔子以此警示弟子：水是水，人是人，無論水清水濁，也無論濯纓濯足，“皆自取也”。孟子強調的是自己、自我因素的主導和決定作用：“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屈原的態度和行動更堅決：麵對濁水，既不遂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汙，“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古代哲人對人水關係的論說，言簡意賅、語重心長，警示、啟迪、教育、引導著萬代子孫。那麽，滄浪之水在哪裏？       《尚書·禹貢》：“嶓塚導漾, 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意思是“從嶓塚山開始疏導漾水, 向東流成為漢水；又向東流，成為滄浪水……”一般認為漢水發源於陝西省寧強縣五丁關、陳家大梁一帶的嶓塚山，把嶓塚山的泉水稱為漾水, 東南流至沮口, 以下稱沔水, 到漢中稱為漢江。由此可知，漢江在漢中以上稱沔水，到漢中稱為漢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沔水“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縣西北四十裏，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餘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鄀，鹹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經傳，宜以《尚書》為正耳”（陳橋驛點校《水經注》）。       顯然，對滄浪之水的位置，《尚書》說的很籠統。酈道元《水經注》一方麵認為“宜以《尚書》為正”，一方麵又引《地說》“滄浪之水，是近楚都”即鄢、郢、紀、鄀等楚都的附近。但更多的曆史記載是，滄浪水在武當山東南、武當縣西北四十裏之處。       《武當山誌》：被丹江口水庫淹沒的古代建築中，有建於“滄浪水北岸石壁上”的“滄浪亭”。（清）王船山《楚辭通釋》：“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山東南。”（唐）李泰《括地誌》：“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雲武當縣西四十裏漢水有洲名滄浪洲也。”       如果“滄浪之水在武當縣西北四十裏”可以肯定，那麽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屈原是否到過這個地方？       當代著名楚辭學專家林庚先生在《民族詩人屈原傳》中考證，在屈原受到排斥、不受重用後，有一次“遠漸自疏”漢北之行。“漢北”是什麽地方呢？“按江陵乃楚之故郢，自郢北行即為漢南，越漢水即是漢北了。漢水經襄陽之東始折為南北流，襄陽以上原為東西向；襄陽在其南，樊城在其北，隔岸相峙，即所謂漢北之地了。又《史記·楚世家》：‘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按上庸今湖北鄖陽以南，即《史記》所謂‘漢中之半’（按另一半在陝西境），與漢北接壤，在樊城以西；故所謂漢北即正當故樊城一帶也”。       在這個問題上，著名學者錢穆先生在《〈楚辭〉地名考》中則旗幟鮮明地說屈原被放逐在漢北。       “餘讀《楚辭》，意屈原被讒放居，乃在漢北，非至湘南也。”       為什麽呢？《抽思篇》：“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兮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此指屈原居漢北最顯。       《湘君篇》：“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水經》：“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沔即漢水，涔陽即漢之陽也。《招魂》：“路貫廬江兮左長簿”，“與王趨夢兮課後先”。今考《漢誌》南郡有中廬縣，《水經》：“沔水東過中廬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中廬縣即春秋廬戌之國也。中廬正在今宜城縣北。        兩位學者的觀點距離很大，但都肯定有了屈原到過“漢北”。在這個基本前提下，屈原到過武當山東南之“滄浪之水”、武當縣西北之“滄浪洲”乃至漢江北岸之“滄浪亭”，而且聽到漁夫所唱的“滄浪歌”，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