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好玩----李煒光《民國土匪征收過路費的“改革”》

民國土匪征收過路費的“改革”

李煒光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教授

　　1913年到1917年這段時間，民國才剛剛建立，四川廣漢這塊地麵很不素淨。川陝大道上，幾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設置關卡，攔路搶劫。一時間子彈橫飛，行旅惶然，紛紛逃命。很快，這條路上沒有人敢走了，貿易凋敝下來，土匪的財源也就斷了，整日裏端槍對著空無一人的道路發愁：從哪裏找回我的飯碗？

　　為了克服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幾撥平日裏很少來往的土匪竟破天荒湊在一起，開了個“經濟工作聯席會議”。會上，通過對各種提案進行充分的討論協商，最後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把這條路大體平均地分成幾段，在每段的入口處各設一個“收費站”，向來往行人收取保險費，收入就歸占據這段道路的土匪。收費標準明文規定，一挑鹽收保險費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塊錢，布販、絲幫則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行人商旅隻要按規定交了費，即可持他們發的路票通行，不受限製。土匪之間還約定，收費隻能進行一次，絕不可重複收費。收費之後，還要負責保護好該路段之內行人之安全，違者要接受處罰。

　　接下來，會議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貫徹執行，情況很快就開始發生變化：路上開始有了三三兩兩的行人，以後越來越多，川陝大道竟就恢複了往日的繁盛。這中間行旅和土匪雙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費，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馬亂的年代尤為可貴；土匪則坐地收錢，有了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源。這種奇妙的格局在當地延續了很多年，據過來人說，比地方政府、縣太爺治理得還有效。

　　這是個很有趣的製度改革案例，不少學者用它闡釋過深奧難懂的經濟學或政治學的道理。第一，土匪征收的“稅率”適中，不收“過頭費”。試想，如果行人還是像以前那樣負擔沉重，他怎麽可能願意回來重走這條路？第二，土匪也講信用，嚴格按“稅率”征收，決不超收，違規自我處罰。這種事兒真的發生過。某日有行人告發小匪重複收費，匪首竟就把那個家夥拉過來斃掉了，處理得比警察還要嚴厲。這是一種難得的糾錯意識。匪首所做並不過分，否則商旅們憑什麽相信你是玩兒真的？第三，不吃獨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費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會安全這種“公共服務”，收費的權力和所盡義務有對等之處，商旅自然願意交費，因為他也得到了好處。第四，在終止老辦法、實行新規定之間的這段過渡期內，土匪們不得不餓幾天肚子，土匪頭子還得先期給大家投入點飯費之類的“成本”，耐心等著境況的好轉，這些平時驕橫慣了的土匪們竟也做到了自我約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聰明的選擇，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樣啃“窩邊草”，土匪們最後怕是隻有西北風可吃了。

　　後來，土匪們又把這個“重要經驗”推廣到其他“領域”，據史料記載，效果也蠻不錯。廣漢素產土匪，農民怕收成被搶，不敢種地，因此遍地荒蕪，農業產量經常不足，當地貧困便由此而起。這時想通了某個道理的土匪就向農民保證：以後我們不搶你們了，你種地一畝地，我收一鬥穀。據吳思先生說，當時成都平原每畝的產量是兩石，隻收一鬥，“稅率”5%，低率征收，比政府收得還少。跟川陝大道上的做法一樣，土匪收了這筆保護費，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複收費。如果有人敲詐勒索，隻要農民告發，必嚴加追查。如果有別的土匪過來搶劫，老土匪負責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這裏人口又慢慢聚集起來，農產增加，農民生活也有了些許改善。

　　“仍是暴力掠奪，但已非刀刀見血”。這些陳年爛穀子的往事，得自當年做過袍哥大爺的侯少煊先生的《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一文。雖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資料》第16輯(四川省省誌編輯委員會等編，1979年版)，也有幾分可信度。

　　搶劫與稅收，其實也就隔著一堵牆。土匪建收費站而不是生搶豪奪，如“共容利益理論”奠基人、美國學者曼瑟·奧爾森所說，越來越依靠“持久的保護費而不是偶爾的劫掠”，而他“能夠控製那塊地盤的犯罪活動”，即向其領地提供的和平與秩序，則是一種公共品，它能使個人財產有一定的保障，使人民願意為積累財富而從事生產活動。這相當於某種製度的確立。如果有一天該土匪被“招安”，他就是當地坐穩江山的政府首腦，他的保護費征收也就差不多是稅收了。近代曆史上這類的例子數不勝數，其實，人類社會原本就是這樣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的。

　　征收有節製，不搞“竭澤而漁”，土匪的收入不但不再短缺，反而穩定增加，暗合了著名的“拉弗曲線”定理。該定理最簡單的解釋是，提高稅率，政府的確能多征到稅，但是當它提高到某個點後，如果繼續上升，稅收不僅不會繼續增加，反而開始下降。因為超過這個限度，人的可支配收入就會減少，工作積極性就會降低，逃稅的動機就會增強，而政府稅基就會縮小，能征到的稅就會減少。反之，邊際稅率的降低因其具有激勵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僅不會減少政府的稅收總量，反而會有所增加。

　　這其實是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為什麽有人又犯糊塗了呢？前段時間的368萬天價高速收費案已經告訴人們，高收費是我國物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物流行業的成本中，高速公路收費就占了1/3。2010年，中國物流總費用約占GDP的比重為18%，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有餘。而按照交通部某官員的說法，國外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費期可以延長至90年甚至100年。我國目前收費公路最長年限不過30年。要降低公路收費標準、隻能采取延長收費時間的辦法來實現。總之費是不能少收的，三天的費我勻在18天裏收，不就等於給你減負了麽？言下之意，我國收費的空間還很大。

　　有個基本的事實不能忘記了，人類在19世紀末才生產出第一輛汽車，世界上大量建設高速公路是在二戰以後，那個90年到100年的收費期是從哪裏得來的信息啊？目前實行高速公路收費的國家有60多個，但論收費路段之多、車輛通行費之高，中國在世界上絕對首屈一指，比“稅痛指數”還高，比起來，這個信息更可信。還有一個總是想不明白的問題：人一當官，想事兒的角度怎就跟草民百姓的差距這麽大呢？

原載《南方都市報》2011年3月27日“曆史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