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哺育近代湖湘名人的近代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它是從古代湖湘文化漸次演變而來，同時又吸收了西學的養料，使之得以充實和發展，因而它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它植根於湖南這塊土地，使它具有區別於其他地區文化的結構和特征。研究這個問題，不僅為探討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原因提供了鑰匙，而且對於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
湖南省位於長江中遊南部，東鄰江西，西接貴州，南靠兩廣，北接湖北，西北與重慶市交界。境內有湘、資、沅、澧四水。因大部分地區位於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又因境內最大的河流湘江流貫全省而簡稱湘。湘江與漓江同源，又會合瀟水，蒸水，人們把漓湘、瀟湘、蒸湘合稱“三湘”，以“三湘四水”泛指湖南。湘江流域多植水芙蓉（荷花），唐代詩人譚用之有“秋風萬裏芙蓉國”之句，故湖南又有“芙蓉國”之美稱。毛澤東的《七律·贈友人》一詩中有“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的詩句，就是詩人想象中的充滿浪漫色彩的湖南大地的圖景。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因其與湖湘學派的淵源關係也被稱為湖湘文化，遠比湖南文化、湘文化的說法更加普通。一種文化往往是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產物，這種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便構成了特定文化的生態和人文環境係統。湖湘文化的形成同樣有其自然地理和人文曆史背景。
從地理環境來說，湖南作為南方的內陸省份，東、西、南三麵環山，僅北麵經洞庭湖與長江溝通。關於湖南的地理因素對湖湘文化的影響，錢基博先生有過精辟的概括：“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的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為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1]
從人文曆史背景來看，湖南是外來居民大規模移入的省份，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兩次大移民，使近代湖南人在族源和血緣方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素質實現了更新，使湖南人具備了移民的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精神。加上長期與苗、侗、土家、壯、回、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互相影響和聯姻，使湖南人繼承了他們強韌、獷悍、吃苦耐勞的遺傳基因。這種基因“在眾多有抱負，有作為的學子士人中，即滋長為質樸篤實、不尚浮靡、勇於任事，銳意進取，但也多有尚氣任性的士氣文風；在同耆舊豪紳的守舊習氣相抵牾衝撞的過程中，這種士氣文風又彌堅彌篤。其延伸外鑠，附麗於近代一係列事變中，即構成為近代湖湘文化。”[2]
概而言之，湖湘文化是空間和時間的產物。“就空間而言，湖南三麵環山，一麵臨水，是一塊馬蹄形的地域。後有重山，前有大澤，在古代相對於中原地區來說是信息比較閉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麵又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地方。環境的艱苦鍛煉了人的堅強勇毅的性格。環境的閉塞，培育了人的獨立思考，不隨人俯仰的精神。古代所謂‘深山大澤，實產龍蛇’，即此之謂也。從時間來看，楚人含有古蠻族的血統，後與炎黃文化融合，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又保有蠻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遺風。而地域的封閉性，更使這種獨特的基因得以綿延不絕。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環境的產物，於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文化性格的湖南人就在這一特殊的土壤中應運而生。”[3]了解湖湘文化產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我們才能對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和湖湘文化性格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
（一）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
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間，漸次形成了湖南勁直尚氣的民風和與之相應的樸質進取的湖湘士氣。恰當其時，湮沒百餘年的船山學說開始廣泛傳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學說思想和經世致用的主張，為湖南士人輾轉傳習，前後師承。從而進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別於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幹方麵有異於他省的氣質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鑠，遂在近代經世—維新—革命的三個曆史階段上，造成了令人矚目的形勢和成就，導致湖南獲得近代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聲譽。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
近代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發展到近代的產物。要了解近代湖湘文化，就有必要對湖湘文化的淵源作一番探究。
湖湘文化是近二十餘年來研究區域文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概念，其名稱與湖湘學派的名稱有關。對什麽是湖湘文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有人指出：“湖湘文化是一種區域性的曆史文化形態，它有著自己穩定的文化特質，也有自己的時空範圍。從空間上說，它是指湖南省區域範圍內的地域文化；從時間上說，它是兩宋以來建構起來並延續到近現代的一種區域文化形態。”[4]有人認為：“湖湘文化是在湖南這塊土地上所形成的一種區域性亞文化……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它不僅始終保持了自己的自身特色和自身相對穩定的文化特質，而且還兼收了中國文化中其他亞文化的重要成果，並吸收了西方新學的豐富養料，從而在開放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5]有人對湖湘文化的內涵和外延作了這樣的概括：“它主要指宋代以來，形成於洞庭湖以南地區，即今湖南省區範圍之內的區域性文化。它雖然毫無例外地包括雅與俗兩個層次、精神與物質兩個部分，但其內涵和本質仍然是一種理學型的文化，有著推崇理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愛國主義、敢為天下先的奮鬥與創新精神，兼收並蓄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等特點。”[6]
根據上述和其他有關論述，盡管對某些具體問題還存在分歧，但對湖湘文化的外延和內涵似乎已達成以下共識：一、它是宋代以來在湖南這塊土地上形成的一種文化或亞文化，具備有別於其他區域文化的鮮明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質。二、它的形成和湖南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曆史人文背景有密切關係；三、它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湖湘學派的重要影響，又吸收了其他文化（包括中華文化的其他亞文化和世界近代文化）的精華；四、它本質上是一種理學型文化，貫穿著經世致用、愛國奉獻、博采眾長、敢為人先的精神。
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和湖湘學派有密切關係。關於湖湘學派，曆代學者多有評述。一般認為湖湘學派是以二程（程顥、程頤）為代表的宋代理學的一個派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把它稱為“湖南一派”，近代史學家梁啟超則明確把它命名為“湖湘學派”。當代史學家候外廬也明確指出：“湖南是宋代理學湖湘學派的發源地，以衡麓（衡山）、嶽麓（潭州，今長沙）為中心，由胡宏開其端。張栻主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眾，因而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候外廬：《宋明理學史》湖湘學派所開創的學風綿延不絕，有“千年學府”之稱的嶽麓書院在其傳承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晚清“開一代風氣”的思想家魏源，這些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嶽麓書院的學生。
雖然湖湘學派在湖湘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它和湖湘文化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人指出：湖湘學派是起源於南宋的一個理學學派，而湖湘文化則是一種區域性文化形態，起源比湖湘學派早，分布的地域也更廣。作為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係的曆史文化形態，它雖然主要是兩宋以後組合和建構的，但其源頭之一，可以追溯到屈原、賈誼的先秦、兩漢時代的楚文化。但是另一方麵，雖然湖湘文化和湖湘學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由於湖湘學派對湖湘文化的重要影響，不少人把宋代湖湘學派的形成等視為湖湘文化的形成，而湖南的書院在其中又起了關鍵作用。
提到湖南的書院，從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後出現了石鼓、嶽麓兩書院，其中嶽麓書院對於湖南和中國的作用，有人認為好比牛津、劍橋之於英國，哈佛、耶魯之於美國，而它的年代則比牛津、劍橋更早，更比哈佛、耶魯久遠。至於嶽麓書院作為湖湘文化的思想發祥地和人才的搖籃，更是許多人公認的事實。許多碩儒和名將從這裏走出。晚清以後，這裏更是培養出了一大批影響中國曆史的風雲人物，其中有以魏源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為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為代表的“中興將相”，以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蔡鍔、陳天華、程潛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等等。青年毛澤東也曾寓居嶽麓書院，和蔡和森、鄧中夏、何叔衡、謝覺哉、李達、羅章龍等人一起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真可謂人才輩出，文武兼備，群星熣燦，蔚為大觀。難怪曆史學家譚其驤認為：“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輩出，舉世無出其右者。”文化學者餘秋雨在嶽麓書院講學時也說：“近百多年來的中國曆史，不就在這裏決定得差不多了嗎？”
近代湖湘文化指中國進入近代以後的湖湘文化。林增平先生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漫長的古代，湖南沒有出現過幾樁足以影響全國局勢的大事；屬於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後），就迥然不同。在諸如太平天國起義，戊戍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變中，湖南所產生的反映，著實引人矚目；且人才輩出，為人們所稱道，延續現代，更呈現出鼎盛的局勢。”[7]
近代湖湘文化由古代湖湘文化演變而來，和兩宋以來的湖湘文化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是湖湘文化發展到近代，在政治、經濟以及西學東漸諸因素的影響下，吸收了其他區域文化和西學的養料而產生的，是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複合體。一般認為，近代湖湘文化的發展大體上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開始到甲午戰爭為止，為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文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等。其中魏源和曾國藩更具典型性，因為前者往往被人們當作經世派的代表，後者被當作洋務派的代表，研究兩人的異同對於了解經世派和洋務派的異同有重要意義。首先應當承認兩人都屬於同一文化營壘，在思想和主張方麵同多於異。第一，兩人都屬於地主階級，同處於封建末世，雖然都產生了某些革新的思想，目的仍在於維護封建製度和倫理。第二，兩人對西方政治製度的認識都有局限。雖然曾國藩認為“以夷狄之不知禮義，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過犯上作亂，逐君弑君，蔑綱常，逆倫理，又安足法”，而魏源則樂於介紹英國的議會製度和美國的民主共和製度，並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欽佩和向往，但與後來資產階級維新派對議會的認識相距甚遠。第三，在改革的途徑上，兩人都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提出的 “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著名主張，和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為了強國禦侮，維護封建製度和綱常，其手段都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西學為用”）而保持中國傳統的思想體係和價值觀念（“中學為體”）。雖然“中體西用”的主張對西方的學習隻限於技術層麵，但代表了當時地主階級學習西方的最高覺悟。如果說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主要是一種理念，曾國藩等擁有重權的洋務活動家則有條件通過辦軍械所、製造局，譯介西書，派遣留學生等將魏源這一思想付諸實施。
第二階段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到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文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章士釗等。這兩個政治派別分別屬於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與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相比，他們主張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廣闊的範圍內向西方學習，在繼續強調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的同時，更多地關注西方的政治體製。因此，他們更加注重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譚嗣同、宋教仁、章士劍等人是這種新思潮的典型代表。譚嗣同是傳統文化哺育的封建士人，但他深感時勢維艱，為救亡圖存，“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又廣泛涉獵西方的社會科學，寫出《以太說》等自然科學論文和糅合中西的政治哲學著作《仁學》。他不但接受進化論，而且主張民權平等，喊出了“君為獨夫民賊”的口號。宋教仁留日六年，先後翻譯了《日本憲法》、《國際私法》等有關國家製度和法律的著作。章士釗留英主攻政治、經濟學，著有《論中國政黨內閣當應時發生》、《何為政黨》等政治論文，寄回國內發表。他們的著述對當時關心政治製度改革的人們以巨大的啟迪，對廣大士人是一種政治上的啟蒙，促進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第三階段從辛亥革命失敗到五四運動前後，為無產階級新文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蔡和森、鄧中夏、毛澤東、易白沙、李達、羅章龍等。這一時期的湖湘文化以反孔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為標記。易白沙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述墨》、《孔子評議》等多篇論文，向以孔子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宣戰，為新文化運動鳴鑼開道。蔡和森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從法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在留學生中廣為散發。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並與上海、北京、南京和省內各地建立聯係，發行《共產黨宣言》、《科學社會主義》、《勞動界》、《新青年》等書刊，推進五四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了湖南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8]
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出，近代湖湘文化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到學習、宣傳以至實施西方民主共和製度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再到高舉反孔旗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自始至終貫穿一種愛國主義傳統，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和敢為人先的創新膽識。近代湖南士人不但幾乎都視天下為己任，把救亡圖存，愛國圖強當作自己神聖的使命，而且把強國禦侮和學習西方有機結合起來。在中國近代史上，湖南不但出現了魏源這樣的“開一代風氣”的睜眼看世界、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人，而且出了曾國藩、左宗棠這樣的將這種主張付諸實施的洋務派人士；不但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郭嵩燾、曾紀澤就是這一方麵的先行者；不但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創這樣的西方政治製度的宣傳家，也出現了黃興、宋教仁、蔡鍔這樣的實幹家。當民主共和製度被後來軍閥政客偷梁換柱，變得徒有其名時，毛澤東、蔡和森等愛國誌士又應運而生，把反帝愛國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結合起來，將愛國主義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湖湘士人的這種愛國情懷、開放心態和敢為人先的勇氣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精神的體現，也是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的深層動因。
（二）文武兼備、群星璀璨的人才群體
湘省士風，雲興雷奮，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自是以來，薪盡火傳，綿延不絕。近歲革新運動，湘人靡役不從，舍身殉國，前仆後繼，固由山國之人氣質剛勁，實亦學風所播，誌士朋興。夫支持國勢原不限於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勢所趨，亦未始無偏重之處。
楊昌濟：《湖南人在中國之地位》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靈氣曾鍾此。
毛澤東：《送縱宇一郎東行》
湖南，奇山秀水，鍾靈毓秀，特有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和氣質，孕育了一代代青史留名的英才。尤其是近百餘年來，從湖南走出大批活躍在的曆史舞台上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外交家、文學家，可謂燦若星辰，歎為觀止。“一部中國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寫就”，正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自魏源開近代人才之先河始，百餘年來，湖湘人才層出不窮，在思想、文化領域披荊斬棘，在政治、軍事舞台上呼風喚雨，對近現代中國產生強大的衝擊波。據統計，在湘軍鼎盛時期，上至朝臣，下至疆吏，官至巡撫以上的湘籍人士達27人（其中總督14人，巡撫13人）。戊戌變法時期，湖南湧現了譚嗣同、唐才常等一批維新誌士，時人稱湖南為“全國最富朝氣之一省”。在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革命誌士又為全國之冠，黃興、宋教仁、蔡鍔、陳天華、劉道一、劉揆一、禹之謨、蔣翊武、譚人鳳、楊毓麟、焦達峰等人，成了名聞遐邇的民主革命領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自鴉片戰爭爆發至中華民國建立，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湖南湧現的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劉坤一、郭嵩燾、譚嗣同、唐才常、楊度、熊希齡、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無數名字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所以曆史學家譚其驤認為：“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競出的勢頭進入現代以後有增無減。不必說李達、金嶽霖、蔡儀、李澤厚這樣的哲學家，周穀城、翦伯讚、呂振羽、楊榮國這樣的史學家，蕭三、謝冰瑩、丁玲、周立波、田漢這樣的文學家，齊白石、黎錦暉、賀綠汀、呂驥這樣的美術家、音樂家，僅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領袖人物和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就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彭德懷、賀龍、羅榮桓、李富春、陶鑄、胡耀邦……等許多人。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湖南人占了3位；10名大將，湖南人占了6位；57名上將，湖南人占了19位；176名中將，湖南人占了45位。200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前夕，《北京青年報》開辟“共產黨人的故事”專版，從建黨以來數以千萬計的共產黨員中精選出80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湘籍人士就有23位，占30%。
據統計，從1840年到1949年，活躍在中國近現代史舞台的1238個知名人物中，湖南有119人，占9.45 %；在761位曆史名人中，湖南有83人，占10.9%；在495名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黨的傑出領導人和創建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有13人，占48%。[9]在紐約出版的《北美日報》1986年7月1日的社論稱：“湘籍曆史名人學者、政治家人數之多，近百年一直屬名省之冠。”證之中國近現代史，深知此言之不虛。
學者們一般認為近代湖南先後出現了4批人才，或者說4個人才群體。第一批人才出現在鴉片戰爭前後，以陶澍為先導，賀長齡、賀熙齡、唐鑒、湯鵬、魏源、鄧顯鶴、歐陽中鵠、羅堯典群起呼應，形成全國矚目的湘籍“經世致用”派。第二批出現在鹹、同年間，以曾國藩為統帥，以胡林翼、左宗棠為首領，包括彭玉麟、羅澤南、郭嵩燾、劉蓉、江忠源、李續賓、曾國荃、劉坤一等在內的一大批湘軍人物和湘籍士子。第三批出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楊毓麟、蔡鍔以及稍後的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蔣翊武為主，成為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叱吒風雲的人物。第四批出現在五四時期，包括毛澤東、蔡和森、易白沙、劉少奇、李達等人，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改變了中國現代史的進程。
綜觀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發現其在人才素質和人才格局方麵呈現出鮮明的特點。就人才素質而言，最基本的特征是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從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的經世派，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等湘軍人物，到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等維新和革命誌士，到從青年時代就尋求救國真理，立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毛澤東以及蔡和森、劉少奇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湖湘英才無不是懷抱強烈的參與意識登上曆史舞台，成為影響曆史進程的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的。與這種參與意識相關聯的是鮮明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天下為己任，以強國禦侮、救亡圖存為終生追求。另外，這些人物無論政治上是進步還是保守，都體現出勤勉務實，實幹苦幹的品質，許多人不但勤於著述，著作等身，在政治上也是躬行實踐的實幹家。如曾國藩以“誠”、“篤”、“敬”為處世之道；黃興以“篤實”二字為座右銘；譚人鳳“尤厭清談”，積極參與實際鬥爭；毛澤東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徐特立身體力行，40多歲還和青年人一道赴法勤工儉學，尋求新知和救國的真理，等等。
就人才格局而言，人們驚奇地發現，近代湖湘人才以政治家和軍事家為主體，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學家、文學藝術家、教育家，但極少經濟界、實業界和科學技術界的人才，這和沿海地區如江、浙、閩、粵等省的人才格局有明顯的差別。就地域分布而言，有人認為近代湖南人才以人才群落出現，存在著分別以湘軍首領曾國藩、維新誌士譚嗣同、革命先驅黃興、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為首的4個人才圈，以這四人的籍貫湘鄉（今雙峰）、瀏陽、長沙、湘潭等縣為中心畫四個圓圈，會發現與這4個圓圈相連的縣市內的名人達百餘人，為同期全省名人的一多半。近代湖南人才以政治、軍事人才為主體，和以經世致用為基本特征的湖湘學風有密切關係。經世致用之學強調對現實政治的參與，關注的是治國救民之道。同時，近代中國又麵臨強國禦侮、變革政治製度的任務。經世之學的價值取向和近代中國社會現實的迫切需要，影響和造就了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結構。至於人才分布相對集中，形成人才群落這一點，則是因為在三麵環山，一麵臨水，環境閉塞，交通不便的湖南，湘江下遊以長沙、湘潭為中心的地區經濟、文化相對發達，與外界溝通相對便利，在曆史的變革時期容易得風氣之先的緣故。
關於近代湖南人才崛起的原因，學者們從地理環境、種族來源、教育發展、文化基因等方麵進行探討，得出了一些相同和不同的結論。這裏值得指出的是，湖湘文化的曆史傳承，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近代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傳統，使近代湖湘人士有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正是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們擺脫空談義理，隻重修身養性的治學道路，而強調對現實政治的參與。從“師夷長技以製夷”（魏源）的見地和膽識，到“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譚嗣同）的氣魄，到“振支那者唯湖南”（唐才常）的自信，到“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楊度）的使命感，到“改造中國與世界”（毛澤東）的抱負，無不反映湘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誌，而這正是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和愛國主義精神孕育的結果。就是因為湖湘文化為人才成長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和精神的養料，才出現“一部中國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寫就”的人才奇觀。
（三）經世致用、知行一致的實幹傳統
對於湖湘文化而言，經世之學不僅是連接古代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的橋梁，而且積澱為一種士人學者的學術心理、學術傳統和學術政治取向的標準，凝聚為一種經世務實的文化精神，成為近代湖湘文化價值取向和近代湖湘人才政治價值選擇的決定因素。
王繼平：《湘軍集團與晚清湖南》
湖湘文化有一種實事求是、經世致用、自強不息的實幹傳統。湖湘文化的傳統是鼓勵人做實幹家。湖湘文化中的憂世之心和憂患意識，使得湖南人有一種改造天下的衝動。湖湘子弟對地理態勢、攻守之策長久以來有超乎尋常的興趣，好像是為了火上房的急事一樣，慨然承擔起天下興亡的匹夫之責，他們不僅指點江山，而且親自到中流擊水，是真正的實幹家。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
近代湖湘文化有一種勤勉樸實、勇於任事、苦幹實幹的傳統。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不管政治上是進步的還是守舊的，都以實幹的精神著稱。魏源、曾國藩等人一生勤於筆耕，著述宏富，是著名的學問家，又是政治參與意識十分強烈的實幹家。尤其是曾國藩，在朝政紛繁、戌馬倥傯的政治生涯中不忘治學修身，一生的著述、奏稿、家書多達1千餘萬字。黃興、宋教仁投身辛亥革命，也是 以舍生忘死、埋頭苦幹而稱頌一時，黃興還以“篤實”二字勉勵其子。蔡和森祈盼“今日之中國多出做事之人”，毛澤東倡導“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都是這種知行統一的務實精神的體現。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在他的言誌詩中有“從來緯地經天業，皆在躬行實踐身”的名句，這實際上是對他本人也是對諸多近代湖湘名人一生功業的總結。
近代湖湘人士的這種務實精神，追根溯源，來自近代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經世致用”又稱通經致用，是儒家哲學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同於西方哲學中那種純理性的探討和以求知本身為目的的學術宗旨，而是強調既要通曉經典，又要學以致用，要關注社會問題，齊家治國，這一取向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以儒家思想為精髓的中國文化的實踐品格。
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濫觴於宋代的湖湘學派。湖湘學派創立之初，胡宏、張栻就不僅以其學術思想精湛稱頌一時，更以其堅持“留意經濟之學”，不尚空談，講求實用而卓然獨立。胡宏論證了體與用，致知與力行的關係，強調通經是為了致用，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的重社會實踐的主張。張栻主張“致知力行，相互發也”，他的辦學宗旨是“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即把學習的落腳點放到社會的人倫和政治上去。湖湘學派的經世致用的宗旨到明清時期又有發展。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致力於“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實”，重視實踐，強調力行，指出“力行而後知之真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到了近代，以賀長齡、賀熙齡、陶澍、魏源、曾國藩為代表的湖湘學者又把這一傳統推向新的高潮。魏源發出“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的詰問，主張力行致知。他對清代以來在思想文化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漢學、宋學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主張學術麵向社會現實，“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以經術為治術”，為此編印了《皇朝經世文編》，提倡實學。與魏源的經世思想相呼應，賀長齡、賀熙齡、陶澍等擔任地方大員的人士也倡導經世之學，並將其付諸實踐，進行一係列社會改革。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官佐群體不但講求經世致用之學，而且身體力行，豐富了近代湖湘文化務實精神的內涵。曾國藩主張“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致力於調和漢宋之學，落腳點在經世致用。左宗棠提倡“縱讀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為識字”。他從小受賀長齡、賀熙齡和陶澍的影響，留心經世之學，科場失意後更是潛心研究輿地、兵學、農學、荒政、鹽政、吏治等有關社會現實的學問。胡林翼、羅澤南、李續宜等人也有同樣的學術主張和麵世態度。概而言之，“由陶澍、魏源等人倡導的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的學術態度和學風，經過湘軍人物的弘揚，已成為一種學術傳統和風格，成為一種定勢的文化心理積澱，影響著湖湘文化的價值選擇目標，也就決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發展趨勢和基本特征。”[10]
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倡導的洋務運動是向西方學習的近代化運動。洋務派學習西方的思想是和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他們和魏源一樣，也深受經世致用傳統的影響，正是經世致用的麵世態度使他們麵對現實，對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但由於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洋務派人士沒有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局限，即對西方的學習隻停留在技術層麵，而不涉及思想、價值觀念和政治製度的改變。由於這種思想的局限，使得洋務事業在湖南收效甚微。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學風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已日見其局限。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湖湘學風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這個時期湧現的一大批維新和革命誌士，如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黃興、宋教仁、蔡鍔等，雖然並不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但同樣受到湖湘文化的經世學風的熏陶，正是經世學風的麵世態度和參與意識，促使他們直視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投身改革和革命。他們繼承了前輩學者的學術傳統，並把它發揚光大，豐富了經世之學的內涵，從傳統的學問轉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進過時務學堂學習新學，甚至留洋學習西方的知識，尋求救國的道理。正是這一批湖湘士人把湖湘文化的經世學風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
湖湘文化的這種麵世務實精神，代代傳承，直到五四運動前後，對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尋求救國新道理的湖湘愛國誌士產生影響。青年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受到楊昌濟先生的深刻影響，楊先生主講倫理學時介紹的中西學說，湖湘文化中的實學思潮，尤其是王船山實學對毛澤東早期實踐觀的形成發揮了重要影響。另外，他還多次到嶽麓書院寓居學習，深受嶽麓書院“實事求是”學訓的影響。1937年他還仿嶽麓書院的學訓，為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書寫“實事求是”的校訓。從湖湘文化傳承的曆史來考察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人的革命實踐活動，可以看出他們與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務實傳統的淵源關係，正是麵對社會現實、尋求救國之道的經世之學促使他們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前後湖南經世派人士反對繁瑣空疏的漢宋之學，主張經世之用、躬行實踐、改革社會的學術和政治取向，是近代湖湘學風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從本質上說，經世致用屬於傳統學術的範疇，但是它倡導的積極麵世的態度，又使它成為連接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的橋梁。鴉片戰爭驚醒了經世學者的“泱泱大國”夢，促使他們睜眼看世界，以求實的態度去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到曾國藩等洋務派人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映了湖湘文化經世學風的近代變化和演進，而這種順應時代變化而發展的開放性，正是鴉片戰爭以後湖湘文化的新特點，反映了湖湘文化經世傳統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適應能力和強大生命力。
（四）心憂天下、勇於獻身的愛國情杯
有人把湖湘精神用填寫在三湘熱土上的豪邁詩句作了概括：那是屈原仰首問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那是範仲淹把酒臨湖的襟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是譚嗣同以血昌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那是楊度的少年狂歌，“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那是毛澤東閑庭信步的偉岸堅強，“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求索，奮鬥，勇敢，犧牲，忍辱負重，以天下為己任，以血色為旗幟，這便是湖南人異乎尋常的精神。
蔣祖烜：《湖南辣椒與湖南人》
近代湖湘文化的又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對國家、民族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救國圖強、為國獻身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貫徹中國近代文化發展曆史始終的時代和民族精神。近代湖湘文化和整個近代中國文化一樣，也滲透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而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始見，與近代湖湘文化的開端在時間上是一致的。
鴉片戰爭以後，麵對外國列強的侵略和民族危機，愛國人士萌發了強烈的挽救民族危亡、抵禦外國侵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魏源對鴉片戰爭的失敗十分悲憤，認為麵對這種奇恥大辱，“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悱者所宜講劃”[11]。他編撰《海國圖誌》有非常明確的目的，那就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而作。”[12]因此左宗棠說此書乃魏源“發憤而作”之書。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集團，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以忠君觀念為核心，也表現出鮮明的愛國意識。曾國藩興辦洋務就體現了富國強兵、抑禦外侮的愛國主義思想。左宗棠不但主張興辦洋務，而且在沙俄侵占伊犁、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時，以年邁之軀率兵西征，收複新疆，為祖國統一建立了不朽的功績。郭嵩燾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走出國門實地考察和學習西方的外交家和思想家，其學習和考察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有著明確的目的，那就是學習西方的長處，改革中國的弊端，達到富國強國的目的。外交家曾紀澤毅然赴俄改訂崇厚與俄國簽訂的賣國條約，“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被譽為清季外交史上“罕見的一人”[13]，無疑也是受到愛國精神的驅使。
甲午戰爭以後，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湖湘進步人士更加強化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責任感和愛國心。湖南維新誌士的愛國之心表現突出，迫切要求救亡、變革的士氣民風極度高漲。譚嗣同對《馬關條約》的恥辱表現出極大的憤慨，主張“以爪還爪，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並且在變法失敗以後，拒絕出逃，甘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唐才常從小立誌“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誌銳。”[14]“在以救亡、變法為旗幟的維新運動中，湖南出現了‘人思自奮，家議維新’的生機勃勃的局麵，早先以‘守舊閉化名聞天下’的湖南，一變而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風氣之開，幾為各行省冠’。”[15]
在辛亥革命時期，湖湘革命誌士的愛國激情更發揮得淋漓盡致。“《辛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廷，湖南眾多的新士子迅速從維新變法轉向革命反清，還有一些人繼續強化愛國反帝的宣傳。楊毓麟精心著作《新湖南》，首倡‘欲新中國，先新湖南’。楊度寫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高唱：‘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誌，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陳天華聲淚俱下地撰成《猛回頭》、《警世鍾》，旗幟鮮明地號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黃興、宋教仁、禹之謨、譚人鳳、焦達峰、蔡鍔等一大批革命誌士，活躍於中國的政治舞台。他們的革命熱情高昂激越，感天動地；戰鬥實踐艱苦卓絕，愈挫愈奮。”[16]辛亥革命前後短短15年的時間裏，竟有陳天華、姚宏業、楊毓麟、彭超、易白沙蹈海投江，以激勵國人猛醒，表現了高昂的愛國誌氣和犧牲精神。
五四運動中，湖南誌士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鬥爭。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一方麵英勇無畏地開展反帝愛國宣傳，另一方麵以更開放的姿態探索和學習各種新思想、新學說。一些人還在走出國門，投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經過比較、鑒別、試驗、實踐，終於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並把它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把愛國主義弘揚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尋繹近代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傳統，不難發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一種深重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首先是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一種忘我的社會責任感，曆史責任感，是一種對國家、社會潛在危機的洞見和預防，在湖湘文化中，很難找到‘歌舞升平’、‘粉飾太平’的東西。”[17]這種憂患意識有來自屈原的久遠的傳統，數千年來綿延不絕，成為湖湘文化的一種主導精神。“你看屈原，那千古絕唱的《離騷》，是何等的震撼人們的心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也大概隻有範仲淹到了湖湘之地，才能麵對浩蕩的洞庭湖水喊出！”[18]“魏源針對當時中國社會文恬武嬉、茫然自大的狀況，發出振聾發聵的呼喚：‘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海國圖誌序》），實為‘警世明言’。”[19]
與這種憂患意識密切相關的是一種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深重的曆史使命感。屈原是湖湘文化愛國精神的源頭，他雖然不是湖南人，但他生命曆程中最後的日子是在長沙一帶度過的，“或許可以說，他之所以能成為可與日月爭輝的偉人，是與瀟湘山水的陶冶和啟發分不開的。”[20]“從屈原開始，無論是以後的賈誼、張栻、朱熹、陶澍、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譚嗣同、唐才常、黃興、陳天華、蔡鍔、楊昌濟，還是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等，其愛國的情懷和深刻的責任感，是一以貫之的。構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第一道主脈。”[21]
第二個特點是一種勇於獻身的犧牲精神。對此，20世紀初陳獨秀在一篇《歡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有高度的評價：“湖南人底精神是什麽？‘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的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曆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仗’的書生！黃克強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鬆坡帶著病體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仗；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
湖湘文化中的確有一種屈原在《國殤》裏歌頌的為國犧牲的獻身精神，有一種楊度在《湖南少年歌》裏張揚的類似斯巴達的“勇士精神”和普魯士的“鐵血精神”的“死士精神”，有一種為了理想和目標而奮不顧身，“雖百萬人軍中，吾往矣”的英雄氣概。左宗棠抬棺西行，經過兩年苦戰，以赴死的決心和勇氣，收複新疆，捍衛了祖國的統一。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隻有譚嗣同坦然對梁啟超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獄壁上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詩句，從容就義。庚子自立軍起事泄密，有人有意縱容唐才常逃脫，唐才常厲聲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豈苟脫者！”坦然自若，笑而受縛。就義之時慷慨如平生，臨死還幾次發出“天不成吾事”的感歎。辛亥革命前後，先後有五位湖南誌士蹈海投江：1905年12月陳天華不滿日本人橫蠻對待中國人，自沉於日本東京大森海灣；1906年3月姚宏業投身於上海黃浦江；1911年8月楊毓麟在英國利物浦大西洋海灣自盡；1915年彭超自沉於長沙湘江；1921年6月易白沙縱身投入廣東新會海灣。“他們的自盡既不是由於個人命運的坎坷，也不是出於對愛國、革命事業悲觀絕望，而純然是為著激勵國人爭取愛國、革命事業必勝。其行為也許並不理智，不足為訓，其精神卻感昭日月，激勵後人！”[22]
湖湘文化中這種為了國家和民族、為了理想和信仰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精神在現代史中得到進一步的弘揚，書寫了無數感天動地的英雄篇章。在抗日戰爭中，四次長沙會戰，日本人三次敗北，傷亡慘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長沙會戰，湖南人以死不妥協的精神，誓與湖南共存亡的勁頭，給了不可一世的日本軍以沉重的打擊，讓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日本人領教了湖南人死士精神的厲害。長沙失陷後，沒有出現漢奸維持會。湖南人在最危難的關頭，寧可舍生取義，也決不苟且偷生，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氣概。”[23]至於以毛澤東、劉少奇等為代表的為了國家和民族而赴湯蹈火、前仆後繼的湖湘無產階級革命者更是數不勝數，他們為新中國的誕生拋頭顱、灑熱血，把湖湘文化的愛國犧牲精神發展到一個新的頂峰。
第三個特點向西方學習的態度與禦侮反帝的精神相結合。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愛國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一方麵表現為堅決地禦侮、反帝反侵略，另一方麵集中地體現在向西方學習，爭取民族富強獨立，而兩者共同的出發點是愛國圖存，自強自立。以禦侮而論，魏源麵對鴉片戰爭失敗的奇恥大辱，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以夷款夷，以夷攻夷”；在西北疆土遭沙俄蠶食瓜分的緊急關頭，左宗棠暮年抬棺出關，率軍西征，收複新疆；在抗擊法國侵略的中法戰爭中，左宗棠、彭玉麟以滿腔熱忱籌防禦侮；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劉坤一親率湘軍出關在遼東抵抗日軍，並堅決反對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戊戌變法運動中，譚嗣同對《馬關條約》的“酷毒”深惡痛絕，主張“以爪還爪，以牙還牙”，針鋒相對地堅決抵抗和鬥爭；辛亥革命時期，陳天華麵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瓜分中國的陰謀，以滿腔激憤撰寫《警世鍾》，最後不惜以死來喚醒國人……在愛國禦侮、反帝反侵略的鬥爭中，有魏源這樣的高瞻遠矚的思想家，有左宗棠這樣的鏖戰沙場的名將，有郭嵩燾、曾紀澤這樣的折衝樽俎的外交家，更有眾多像譚嗣同、陳天華這樣的以死報國的熱血誌士。
以學習西方而論，魏源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自他以後，有遠見的湖湘士人根據曆史條件的變化不斷加深對西方的認識，豐富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內涵。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曾紀澤等人提供洋務，學習西方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豐富和發展了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郭嵩燾實地考察西方，以對西方政治製度的新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思想模式。在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中，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宋教仁、章士釗等湖湘維新和革命人士在他們的論著和言論中都以明確的語言表達了學習西方君主立憲製度和民主共和製度的思想，有些人還奮不顧身地投身於實際的政治鬥爭，充分體現了他們的學習西方的明確的愛國動機和決心。
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到“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到“救中國必自湖南始”，不同的表述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主題——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曆史的使命感，而其根源就是已經滲透到湖湘文化中的強烈的愛國主義。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種思想和精神財富，在今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的進程中仍然不可或缺，這也許是為什麽長沙今天以“心憂天下，敢為人先”作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激勵全市人民為國家和民族擔起責任，再創輝煌的口號的原因吧。
（五）思變求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魏源、曾國藩、蔡鍔三人分別從科技、教育、製度三個方麵，推進了中國走向世界的近代化進程。探討一下他們的所思所為，可以發現這裏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即順應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合乎時代的前進潮流。
其實，順應潮流，不僅是上述三人所思所為的特色，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從陶澍改革鹽政、開創海運，賀長齡策劃《皇朝經世文編》，到左宗棠創辦馬尾船政局；從郭嵩燾首開出使西方的先聲，並勇敢地提出學西方的政治製度，到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作序，替這部驚世之作鼓吹呐喊；從譚嗣同衝決羅網維新變法，到黃興、宋教仁等集會組黨，以革命手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直至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親手創建一個新世界。這一條湖湘士人救國救民之路上的每一個裏程碑，都可以讓人清晰地悟出“與時俱進”的真諦來。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
近代湖湘文化中弘揚著一種通變求新、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這種精神使湖湘士人有別於他省而浩然獨立。對此，許多學者有過論述。國學大師、史學家錢基博先生認為湖南“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右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為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24]馮友蘭、陳寅恪、魯迅、錢穆、陳獨秀等學者也都對湘人的浩然獨立、求新求變的創新精神多有讚譽。這種精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是海納百川、博采眾長的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具有一種融匯百家、兼收並蓄的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的這種融合精神既表現為湖湘學者與不同學派之間學術思想上的溝通與融合，也表現在湖湘文化與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溝通與融合。以學術思想的融合而論，“朱熹與張栻在嶽麓書院舉行著名的‘朱張會講’，使湖湘學兼容諸學之長，學問更趨精萃。宋代至清代，我國學術有過兩次大的學術綜合。一次是儒融佛道而產生的新的儒學即理學，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學術大總結。開創理學的是湘人周敦頤，明末清初實現學術大總結的也是湘人王夫之。實現這兩次學術大綜合的都是湘人，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湖湘文化具有兼收並蓄的融合精神的結果。”[25]
進入近代以後，湖湘文化的這種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現在向西方學習上。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閉關鎖國的中華帝國時，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率先喊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中國人是湖南人魏源，倡辦洋務、最先把這一主張付諸實踐的是湖南人曾國藩、左宗棠，而第一個出使西方，帶著學習西方的明確目的親身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的是湖南人郭嵩燾。在20世紀初的留學活動中，湘籍學生成了一支主力軍，足跡遍及日本和歐美各國。據1904年《清國留日學生會館》第五次統計，當時中國留日學生2395人，湘籍學生占373人。1921年至1929年間，全國留法勤工儉學者約1600人，湖南人占346人，居各省之首。至於五四運動以後毛澤東、蔡和森等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中國而向西方尋求革命的真理，把馬克思主義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更是湖湘文化的開放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大發揚。[26]湖湘文化的這種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是通變求新、與時俱進的條件和思想基礎。
其二是思變求新、與時俱進的先進思想和務實態度。湖湘文化有一種來自王船山的“道莫盛於趨變”的思變求新的精神傳統。王船山認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他針對“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的思想，提出“事隨勢遷而法必變”和“趨時更新”的主張。王船山的思變求新的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主張因時因勢進行變革的湖湘人士。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曾紀澤等人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勢下，及時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不但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譚嗣同號召衝決羅網，進行變法維新，並棄官回湘，參與新政。在進入民主革命階段時，湖南不但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一大批宣傳西方民主共和製度的宣傳家，還出現了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為民主共和的實現而浴血奮戰的實幹家。提倡變法革新、與時俱進，反對因循守舊、泥古不化，是湖湘文化的生機和活力的所在，是湖湘文化適應時代、永葆青春的一個原因。
其三是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和魄力。敢為天下先是近代湖湘文化又一個突出的特點。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是湖南人魏源。他在鴉片戰爭時候就“舉世皆睡我獨醒”，明確地主張“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為中國圖強禦侮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提出要把人才送到國外去培養的是湖南人曾國藩。他與李鴻章一道給朝廷上奏折稱：“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習，然後可以漸圖自強。”通過派遣出國留學人員來培養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才，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不失為救國圖強的一劑好的藥方。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出使歐洲，實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技諸方麵成就，並且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的是湖南人郭嵩燾。他在考察西方政體之後指出：“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自議紳，民權常重於君權”；“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27]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喊出“衝決一切羅網”，並且為了維新變法而流血的人是湖南人譚嗣同。政變發生後，不少人勸他出逃，他滿懷豪情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中國近代史上勇猛奮進、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還可以舉出許多。
敢為天下先，需要有膽識、魄力、眼光，更要有犧牲精神。對於湖南人的這種精神。不少學者有過專門的論述。著名的革命家、長沙人楊毓麟在1903年發表的《新湖南》中指出“我湖南有特別獨立之根性”，“其岸異之處，頗能自振於他省之外”。他還舉出周敦頤、王船山、魏源、郭嵩燾等人的例子，說明湖南人的卓爾獨立、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周敦頤“師心獨往，以一人之意識經緯成一學說，遂為兩宋道學不祧之祖”，為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達千年之久的宋明理學奠定了基礎。王船山“以其堅貞刻苦之身進退宋儒自立宗主，當時陽明學說遍天下，而湘學奮然自異焉”。談到魏源、郭嵩燾時，楊毓麟指出：“道（光）、鹹（豐）之間，舉世以談洋務為恥，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陰郭嵩燾遠襲船山，近接魏氏，其談海外政藝時措之宜，能發你之所未見，冒不韙而勿惜。”這些人都是有眼光、有膽識，浩然獨立的湖南人，是湖湘文化的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奮進精神的表現。陳獨秀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雜誌上撰文《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他所讚揚的湖南人的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從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到王夫之的‘實有之學’；從郭嵩燾、譚嗣同的‘天變道亦變’到青年毛澤東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達出湘學的原道精神與學術成就。這種原道精神不僅體現了湘人‘大氣’的精神氣質，也標誌著湖湘文化是一種有著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28]事實上，這種原道觀念也是湖湘文化的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在思想和學術領域的鮮明反映。
湖湘文化尤其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勇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與奮鬥精神與湖南人的性格、與湖南的士風民氣有著顯然的關係。關於湘人的倔強、剛直、猛進、善變的性格特點，曆代人士都有所觀察和評述。湖南人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有“中通外直，不枝不蔓”之語，這可以說是率直、真誠的湘人性格的生動寫照。早在19世紀中葉，一個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國地質學家在七次深入中國考察後評價說：“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中國的軍人主要出生在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員也出生在湖南。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粗獷、反抗心更是他們的性格特征，湖南不僅是中國最優秀的軍人的故鄉，而且是政治家的搖籃，當代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幾個都出於湖南。”[29]1925年，宮廷璋在《湖南近年來之新文化運動》一文中也論及湘人性格：“中國民族性以中庸調和聞於世界，惟湘、粵人獨殊，倔強偏激，猛進善變，酷類法國人。當其信以為是也，犧牲一切以為之，必達極端而後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趨，必達極端而後已。知無不行，行則義無反顧，縱前後異致，絕不以為歉。故近百年間，湘、粵文化進步，湘、粵人之活動能力增加，中國遂無役不有湘、粵人參加。”[30]
綜上所述，“湖湘的文化人具有一係列獨特的秉性，陳獨秀稱其為‘湖南人底精神’，楊毓麟則稱之為湖南人‘特別獨立之根性’，這種‘精神’、‘獨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體的方式崛起於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湖湘士人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隻有他們才能喊出‘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邁口號，並且一代又一代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救國濟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紮硬寨’、‘打死戰’的書生群體，他們普遍具備著堅毅頑強，踔厲敢死的強悍之氣，故而能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犧牲。湖湘士人還有一種敢於爭先的任勇之氣，他們勤勉、堅忍、大膽開拓而敢於爭天下之先。”[31]湖湘士人的這種種精神，是湖湘知識群體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近代湖湘文化大放異彩、世人矚目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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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基博：《湖南近百年學風》（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頁。
[2]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試探》。見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頁。
[3]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2頁。
[4] 朱漢民：《湖湘文化三談》。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5] 王耀中 李金龍：《湖湘文化的開放性及其現實意義》。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9頁。
[6] 鄧洪波：《宋代湖南書院與湖湘文化的形成》。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118頁。
[7]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試探》。見湖南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第1頁。
[8] 參看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見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第38-55頁。
[9] 參看蔣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
[10] 王繼平：《湘軍集團與晚清湖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頁。
[11] 《海國圖誌·後敘》。
[12] 《海國圖誌·原序》。
[13] 參看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見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第52頁。
[14] 康有為：《唐才常墓誌銘》。
[15]⑥劉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風民氣》。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88頁。
[17]②③ 廖進中：《魏源思想管窺》。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07、208頁。
[20]⑤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第233、234頁。
[22] 劉泱泱：《近代湖南的士氣民風》。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88、89頁。
[23]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第154頁。
[24] 錢基博：《湖南近百年學風》，第1頁。
[25] 劉克利：《湖湘文化的優秀精神傳統》。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7頁。
[26] 參見劉克利：《湖湘文化的優秀精神傳統》。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8頁。
[27] 《郭嵩燾日記》等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179頁。
[28]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第38頁。
[29] 轉引自蔣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頁。
[30] 轉引自劉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風民氣》。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89頁。
[31] 朱漢民：《湖湘文化三談》。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45頁。
近代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它是從古代湖湘文化漸次演變而來，同時又吸收了西學的養料，使之得以充實和發展，因而它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它植根於湖南這塊土地，使它具有區別於其他地區文化的結構和特征。研究這個問題，不僅為探討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原因提供了鑰匙，而且對於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
湖南省位於長江中遊南部，東鄰江西，西接貴州，南靠兩廣，北接湖北，西北與重慶市交界。境內有湘、資、沅、澧四水。因大部分地區位於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又因境內最大的河流湘江流貫全省而簡稱湘。湘江與漓江同源，又會合瀟水，蒸水，人們把漓湘、瀟湘、蒸湘合稱“三湘”，以“三湘四水”泛指湖南。湘江流域多植水芙蓉（荷花），唐代詩人譚用之有“秋風萬裏芙蓉國”之句，故湖南又有“芙蓉國”之美稱。毛澤東的《七律·贈友人》一詩中有“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的詩句，就是詩人想象中的充滿浪漫色彩的湖南大地的圖景。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因其與湖湘學派的淵源關係也被稱為湖湘文化，遠比湖南文化、湘文化的說法更加普通。一種文化往往是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產物，這種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便構成了特定文化的生態和人文環境係統。湖湘文化的形成同樣有其自然地理和人文曆史背景。
從地理環境來說，湖南作為南方的內陸省份，東、西、南三麵環山，僅北麵經洞庭湖與長江溝通。關於湖南的地理因素對湖湘文化的影響，錢基博先生有過精辟的概括：“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的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為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1]
從人文曆史背景來看，湖南是外來居民大規模移入的省份，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兩次大移民，使近代湖南人在族源和血緣方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素質實現了更新，使湖南人具備了移民的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精神。加上長期與苗、侗、土家、壯、回、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互相影響和聯姻，使湖南人繼承了他們強韌、獷悍、吃苦耐勞的遺傳基因。這種基因“在眾多有抱負，有作為的學子士人中，即滋長為質樸篤實、不尚浮靡、勇於任事，銳意進取，但也多有尚氣任性的士氣文風；在同耆舊豪紳的守舊習氣相抵牾衝撞的過程中，這種士氣文風又彌堅彌篤。其延伸外鑠，附麗於近代一係列事變中，即構成為近代湖湘文化。”[2]
概而言之，湖湘文化是空間和時間的產物。“就空間而言，湖南三麵環山，一麵臨水，是一塊馬蹄形的地域。後有重山，前有大澤，在古代相對於中原地區來說是信息比較閉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麵又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地方。環境的艱苦鍛煉了人的堅強勇毅的性格。環境的閉塞，培育了人的獨立思考，不隨人俯仰的精神。古代所謂‘深山大澤，實產龍蛇’，即此之謂也。從時間來看，楚人含有古蠻族的血統，後與炎黃文化融合，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又保有蠻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遺風。而地域的封閉性，更使這種獨特的基因得以綿延不絕。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環境的產物，於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文化性格的湖南人就在這一特殊的土壤中應運而生。”[3]了解湖湘文化產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我們才能對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和湖湘文化性格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
（一）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
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間，漸次形成了湖南勁直尚氣的民風和與之相應的樸質進取的湖湘士氣。恰當其時，湮沒百餘年的船山學說開始廣泛傳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學說思想和經世致用的主張，為湖南士人輾轉傳習，前後師承。從而進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別於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幹方麵有異於他省的氣質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鑠，遂在近代經世—維新—革命的三個曆史階段上，造成了令人矚目的形勢和成就，導致湖南獲得近代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聲譽。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
近代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發展到近代的產物。要了解近代湖湘文化，就有必要對湖湘文化的淵源作一番探究。
湖湘文化是近二十餘年來研究區域文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概念，其名稱與湖湘學派的名稱有關。對什麽是湖湘文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有人指出：“湖湘文化是一種區域性的曆史文化形態，它有著自己穩定的文化特質，也有自己的時空範圍。從空間上說，它是指湖南省區域範圍內的地域文化；從時間上說，它是兩宋以來建構起來並延續到近現代的一種區域文化形態。”[4]有人認為：“湖湘文化是在湖南這塊土地上所形成的一種區域性亞文化……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它不僅始終保持了自己的自身特色和自身相對穩定的文化特質，而且還兼收了中國文化中其他亞文化的重要成果，並吸收了西方新學的豐富養料，從而在開放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5]有人對湖湘文化的內涵和外延作了這樣的概括：“它主要指宋代以來，形成於洞庭湖以南地區，即今湖南省區範圍之內的區域性文化。它雖然毫無例外地包括雅與俗兩個層次、精神與物質兩個部分，但其內涵和本質仍然是一種理學型的文化，有著推崇理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愛國主義、敢為天下先的奮鬥與創新精神，兼收並蓄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等特點。”[6]
根據上述和其他有關論述，盡管對某些具體問題還存在分歧，但對湖湘文化的外延和內涵似乎已達成以下共識：一、它是宋代以來在湖南這塊土地上形成的一種文化或亞文化，具備有別於其他區域文化的鮮明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質。二、它的形成和湖南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曆史人文背景有密切關係；三、它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湖湘學派的重要影響，又吸收了其他文化（包括中華文化的其他亞文化和世界近代文化）的精華；四、它本質上是一種理學型文化，貫穿著經世致用、愛國奉獻、博采眾長、敢為人先的精神。
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和湖湘學派有密切關係。關於湖湘學派，曆代學者多有評述。一般認為湖湘學派是以二程（程顥、程頤）為代表的宋代理學的一個派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把它稱為“湖南一派”，近代史學家梁啟超則明確把它命名為“湖湘學派”。當代史學家候外廬也明確指出：“湖南是宋代理學湖湘學派的發源地，以衡麓（衡山）、嶽麓（潭州，今長沙）為中心，由胡宏開其端。張栻主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眾，因而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候外廬：《宋明理學史》湖湘學派所開創的學風綿延不絕，有“千年學府”之稱的嶽麓書院在其傳承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晚清“開一代風氣”的思想家魏源，這些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嶽麓書院的學生。
雖然湖湘學派在湖湘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它和湖湘文化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人指出：湖湘學派是起源於南宋的一個理學學派，而湖湘文化則是一種區域性文化形態，起源比湖湘學派早，分布的地域也更廣。作為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係的曆史文化形態，它雖然主要是兩宋以後組合和建構的，但其源頭之一，可以追溯到屈原、賈誼的先秦、兩漢時代的楚文化。但是另一方麵，雖然湖湘文化和湖湘學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由於湖湘學派對湖湘文化的重要影響，不少人把宋代湖湘學派的形成等視為湖湘文化的形成，而湖南的書院在其中又起了關鍵作用。
提到湖南的書院，從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後出現了石鼓、嶽麓兩書院，其中嶽麓書院對於湖南和中國的作用，有人認為好比牛津、劍橋之於英國，哈佛、耶魯之於美國，而它的年代則比牛津、劍橋更早，更比哈佛、耶魯久遠。至於嶽麓書院作為湖湘文化的思想發祥地和人才的搖籃，更是許多人公認的事實。許多碩儒和名將從這裏走出。晚清以後，這裏更是培養出了一大批影響中國曆史的風雲人物，其中有以魏源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為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為代表的“中興將相”，以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蔡鍔、陳天華、程潛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等等。青年毛澤東也曾寓居嶽麓書院，和蔡和森、鄧中夏、何叔衡、謝覺哉、李達、羅章龍等人一起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真可謂人才輩出，文武兼備，群星熣燦，蔚為大觀。難怪曆史學家譚其驤認為：“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輩出，舉世無出其右者。”文化學者餘秋雨在嶽麓書院講學時也說：“近百多年來的中國曆史，不就在這裏決定得差不多了嗎？”
近代湖湘文化指中國進入近代以後的湖湘文化。林增平先生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漫長的古代，湖南沒有出現過幾樁足以影響全國局勢的大事；屬於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後），就迥然不同。在諸如太平天國起義，戊戍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變中，湖南所產生的反映，著實引人矚目；且人才輩出，為人們所稱道，延續現代，更呈現出鼎盛的局勢。”[7]
近代湖湘文化由古代湖湘文化演變而來，和兩宋以來的湖湘文化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是湖湘文化發展到近代，在政治、經濟以及西學東漸諸因素的影響下，吸收了其他區域文化和西學的養料而產生的，是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複合體。一般認為，近代湖湘文化的發展大體上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開始到甲午戰爭為止，為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文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等。其中魏源和曾國藩更具典型性，因為前者往往被人們當作經世派的代表，後者被當作洋務派的代表，研究兩人的異同對於了解經世派和洋務派的異同有重要意義。首先應當承認兩人都屬於同一文化營壘，在思想和主張方麵同多於異。第一，兩人都屬於地主階級，同處於封建末世，雖然都產生了某些革新的思想，目的仍在於維護封建製度和倫理。第二，兩人對西方政治製度的認識都有局限。雖然曾國藩認為“以夷狄之不知禮義，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過犯上作亂，逐君弑君，蔑綱常，逆倫理，又安足法”，而魏源則樂於介紹英國的議會製度和美國的民主共和製度，並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欽佩和向往，但與後來資產階級維新派對議會的認識相距甚遠。第三，在改革的途徑上，兩人都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提出的 “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著名主張，和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為了強國禦侮，維護封建製度和綱常，其手段都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西學為用”）而保持中國傳統的思想體係和價值觀念（“中學為體”）。雖然“中體西用”的主張對西方的學習隻限於技術層麵，但代表了當時地主階級學習西方的最高覺悟。如果說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主要是一種理念，曾國藩等擁有重權的洋務活動家則有條件通過辦軍械所、製造局，譯介西書，派遣留學生等將魏源這一思想付諸實施。
第二階段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到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文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章士釗等。這兩個政治派別分別屬於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與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相比，他們主張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廣闊的範圍內向西方學習，在繼續強調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的同時，更多地關注西方的政治體製。因此，他們更加注重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譚嗣同、宋教仁、章士劍等人是這種新思潮的典型代表。譚嗣同是傳統文化哺育的封建士人，但他深感時勢維艱，為救亡圖存，“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又廣泛涉獵西方的社會科學，寫出《以太說》等自然科學論文和糅合中西的政治哲學著作《仁學》。他不但接受進化論，而且主張民權平等，喊出了“君為獨夫民賊”的口號。宋教仁留日六年，先後翻譯了《日本憲法》、《國際私法》等有關國家製度和法律的著作。章士釗留英主攻政治、經濟學，著有《論中國政黨內閣當應時發生》、《何為政黨》等政治論文，寄回國內發表。他們的著述對當時關心政治製度改革的人們以巨大的啟迪，對廣大士人是一種政治上的啟蒙，促進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第三階段從辛亥革命失敗到五四運動前後，為無產階級新文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蔡和森、鄧中夏、毛澤東、易白沙、李達、羅章龍等。這一時期的湖湘文化以反孔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為標記。易白沙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述墨》、《孔子評議》等多篇論文，向以孔子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宣戰，為新文化運動鳴鑼開道。蔡和森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從法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在留學生中廣為散發。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並與上海、北京、南京和省內各地建立聯係，發行《共產黨宣言》、《科學社會主義》、《勞動界》、《新青年》等書刊，推進五四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了湖南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8]
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出，近代湖湘文化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到學習、宣傳以至實施西方民主共和製度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再到高舉反孔旗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自始至終貫穿一種愛國主義傳統，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和敢為人先的創新膽識。近代湖南士人不但幾乎都視天下為己任，把救亡圖存，愛國圖強當作自己神聖的使命，而且把強國禦侮和學習西方有機結合起來。在中國近代史上，湖南不但出現了魏源這樣的“開一代風氣”的睜眼看世界、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人，而且出了曾國藩、左宗棠這樣的將這種主張付諸實施的洋務派人士；不但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郭嵩燾、曾紀澤就是這一方麵的先行者；不但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創這樣的西方政治製度的宣傳家，也出現了黃興、宋教仁、蔡鍔這樣的實幹家。當民主共和製度被後來軍閥政客偷梁換柱，變得徒有其名時，毛澤東、蔡和森等愛國誌士又應運而生，把反帝愛國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結合起來，將愛國主義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湖湘士人的這種愛國情懷、開放心態和敢為人先的勇氣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精神的體現，也是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的深層動因。
（二）文武兼備、群星璀璨的人才群體
湘省士風，雲興雷奮，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自是以來，薪盡火傳，綿延不絕。近歲革新運動，湘人靡役不從，舍身殉國，前仆後繼，固由山國之人氣質剛勁，實亦學風所播，誌士朋興。夫支持國勢原不限於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勢所趨，亦未始無偏重之處。
楊昌濟：《湖南人在中國之地位》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靈氣曾鍾此。
毛澤東：《送縱宇一郎東行》
湖南，奇山秀水，鍾靈毓秀，特有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和氣質，孕育了一代代青史留名的英才。尤其是近百餘年來，從湖南走出大批活躍在的曆史舞台上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外交家、文學家，可謂燦若星辰，歎為觀止。“一部中國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寫就”，正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自魏源開近代人才之先河始，百餘年來，湖湘人才層出不窮，在思想、文化領域披荊斬棘，在政治、軍事舞台上呼風喚雨，對近現代中國產生強大的衝擊波。據統計，在湘軍鼎盛時期，上至朝臣，下至疆吏，官至巡撫以上的湘籍人士達27人（其中總督14人，巡撫13人）。戊戌變法時期，湖南湧現了譚嗣同、唐才常等一批維新誌士，時人稱湖南為“全國最富朝氣之一省”。在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革命誌士又為全國之冠，黃興、宋教仁、蔡鍔、陳天華、劉道一、劉揆一、禹之謨、蔣翊武、譚人鳳、楊毓麟、焦達峰等人，成了名聞遐邇的民主革命領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自鴉片戰爭爆發至中華民國建立，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湖南湧現的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劉坤一、郭嵩燾、譚嗣同、唐才常、楊度、熊希齡、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無數名字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所以曆史學家譚其驤認為：“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競出的勢頭進入現代以後有增無減。不必說李達、金嶽霖、蔡儀、李澤厚這樣的哲學家，周穀城、翦伯讚、呂振羽、楊榮國這樣的史學家，蕭三、謝冰瑩、丁玲、周立波、田漢這樣的文學家，齊白石、黎錦暉、賀綠汀、呂驥這樣的美術家、音樂家，僅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領袖人物和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就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彭德懷、賀龍、羅榮桓、李富春、陶鑄、胡耀邦……等許多人。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湖南人占了3位；10名大將，湖南人占了6位；57名上將，湖南人占了19位；176名中將，湖南人占了45位。200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前夕，《北京青年報》開辟“共產黨人的故事”專版，從建黨以來數以千萬計的共產黨員中精選出80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湘籍人士就有23位，占30%。
據統計，從1840年到1949年，活躍在中國近現代史舞台的1238個知名人物中，湖南有119人，占9.45 %；在761位曆史名人中，湖南有83人，占10.9%；在495名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黨的傑出領導人和創建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有13人，占48%。[9]在紐約出版的《北美日報》1986年7月1日的社論稱：“湘籍曆史名人學者、政治家人數之多，近百年一直屬名省之冠。”證之中國近現代史，深知此言之不虛。
學者們一般認為近代湖南先後出現了4批人才，或者說4個人才群體。第一批人才出現在鴉片戰爭前後，以陶澍為先導，賀長齡、賀熙齡、唐鑒、湯鵬、魏源、鄧顯鶴、歐陽中鵠、羅堯典群起呼應，形成全國矚目的湘籍“經世致用”派。第二批出現在鹹、同年間，以曾國藩為統帥，以胡林翼、左宗棠為首領，包括彭玉麟、羅澤南、郭嵩燾、劉蓉、江忠源、李續賓、曾國荃、劉坤一等在內的一大批湘軍人物和湘籍士子。第三批出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楊毓麟、蔡鍔以及稍後的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蔣翊武為主，成為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叱吒風雲的人物。第四批出現在五四時期，包括毛澤東、蔡和森、易白沙、劉少奇、李達等人，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改變了中國現代史的進程。
綜觀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發現其在人才素質和人才格局方麵呈現出鮮明的特點。就人才素質而言，最基本的特征是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從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的經世派，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等湘軍人物，到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等維新和革命誌士，到從青年時代就尋求救國真理，立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毛澤東以及蔡和森、劉少奇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湖湘英才無不是懷抱強烈的參與意識登上曆史舞台，成為影響曆史進程的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的。與這種參與意識相關聯的是鮮明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天下為己任，以強國禦侮、救亡圖存為終生追求。另外，這些人物無論政治上是進步還是保守，都體現出勤勉務實，實幹苦幹的品質，許多人不但勤於著述，著作等身，在政治上也是躬行實踐的實幹家。如曾國藩以“誠”、“篤”、“敬”為處世之道；黃興以“篤實”二字為座右銘；譚人鳳“尤厭清談”，積極參與實際鬥爭；毛澤東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徐特立身體力行，40多歲還和青年人一道赴法勤工儉學，尋求新知和救國的真理，等等。
就人才格局而言，人們驚奇地發現，近代湖湘人才以政治家和軍事家為主體，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學家、文學藝術家、教育家，但極少經濟界、實業界和科學技術界的人才，這和沿海地區如江、浙、閩、粵等省的人才格局有明顯的差別。就地域分布而言，有人認為近代湖南人才以人才群落出現，存在著分別以湘軍首領曾國藩、維新誌士譚嗣同、革命先驅黃興、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為首的4個人才圈，以這四人的籍貫湘鄉（今雙峰）、瀏陽、長沙、湘潭等縣為中心畫四個圓圈，會發現與這4個圓圈相連的縣市內的名人達百餘人，為同期全省名人的一多半。近代湖南人才以政治、軍事人才為主體，和以經世致用為基本特征的湖湘學風有密切關係。經世致用之學強調對現實政治的參與，關注的是治國救民之道。同時，近代中國又麵臨強國禦侮、變革政治製度的任務。經世之學的價值取向和近代中國社會現實的迫切需要，影響和造就了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結構。至於人才分布相對集中，形成人才群落這一點，則是因為在三麵環山，一麵臨水，環境閉塞，交通不便的湖南，湘江下遊以長沙、湘潭為中心的地區經濟、文化相對發達，與外界溝通相對便利，在曆史的變革時期容易得風氣之先的緣故。
關於近代湖南人才崛起的原因，學者們從地理環境、種族來源、教育發展、文化基因等方麵進行探討，得出了一些相同和不同的結論。這裏值得指出的是，湖湘文化的曆史傳承，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近代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傳統，使近代湖湘人士有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正是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們擺脫空談義理，隻重修身養性的治學道路，而強調對現實政治的參與。從“師夷長技以製夷”（魏源）的見地和膽識，到“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譚嗣同）的氣魄，到“振支那者唯湖南”（唐才常）的自信，到“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楊度）的使命感，到“改造中國與世界”（毛澤東）的抱負，無不反映湘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誌，而這正是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和愛國主義精神孕育的結果。就是因為湖湘文化為人才成長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和精神的養料，才出現“一部中國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寫就”的人才奇觀。
（三）經世致用、知行一致的實幹傳統
對於湖湘文化而言，經世之學不僅是連接古代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的橋梁，而且積澱為一種士人學者的學術心理、學術傳統和學術政治取向的標準，凝聚為一種經世務實的文化精神，成為近代湖湘文化價值取向和近代湖湘人才政治價值選擇的決定因素。
王繼平：《湘軍集團與晚清湖南》
湖湘文化有一種實事求是、經世致用、自強不息的實幹傳統。湖湘文化的傳統是鼓勵人做實幹家。湖湘文化中的憂世之心和憂患意識，使得湖南人有一種改造天下的衝動。湖湘子弟對地理態勢、攻守之策長久以來有超乎尋常的興趣，好像是為了火上房的急事一樣，慨然承擔起天下興亡的匹夫之責，他們不僅指點江山，而且親自到中流擊水，是真正的實幹家。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
近代湖湘文化有一種勤勉樸實、勇於任事、苦幹實幹的傳統。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不管政治上是進步的還是守舊的，都以實幹的精神著稱。魏源、曾國藩等人一生勤於筆耕，著述宏富，是著名的學問家，又是政治參與意識十分強烈的實幹家。尤其是曾國藩，在朝政紛繁、戌馬倥傯的政治生涯中不忘治學修身，一生的著述、奏稿、家書多達1千餘萬字。黃興、宋教仁投身辛亥革命，也是 以舍生忘死、埋頭苦幹而稱頌一時，黃興還以“篤實”二字勉勵其子。蔡和森祈盼“今日之中國多出做事之人”，毛澤東倡導“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都是這種知行統一的務實精神的體現。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在他的言誌詩中有“從來緯地經天業，皆在躬行實踐身”的名句，這實際上是對他本人也是對諸多近代湖湘名人一生功業的總結。
近代湖湘人士的這種務實精神，追根溯源，來自近代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經世致用”又稱通經致用，是儒家哲學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同於西方哲學中那種純理性的探討和以求知本身為目的的學術宗旨，而是強調既要通曉經典，又要學以致用，要關注社會問題，齊家治國，這一取向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以儒家思想為精髓的中國文化的實踐品格。
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濫觴於宋代的湖湘學派。湖湘學派創立之初，胡宏、張栻就不僅以其學術思想精湛稱頌一時，更以其堅持“留意經濟之學”，不尚空談，講求實用而卓然獨立。胡宏論證了體與用，致知與力行的關係，強調通經是為了致用，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的重社會實踐的主張。張栻主張“致知力行，相互發也”，他的辦學宗旨是“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即把學習的落腳點放到社會的人倫和政治上去。湖湘學派的經世致用的宗旨到明清時期又有發展。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致力於“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實”，重視實踐，強調力行，指出“力行而後知之真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到了近代，以賀長齡、賀熙齡、陶澍、魏源、曾國藩為代表的湖湘學者又把這一傳統推向新的高潮。魏源發出“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的詰問，主張力行致知。他對清代以來在思想文化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漢學、宋學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主張學術麵向社會現實，“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以經術為治術”，為此編印了《皇朝經世文編》，提倡實學。與魏源的經世思想相呼應，賀長齡、賀熙齡、陶澍等擔任地方大員的人士也倡導經世之學，並將其付諸實踐，進行一係列社會改革。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官佐群體不但講求經世致用之學，而且身體力行，豐富了近代湖湘文化務實精神的內涵。曾國藩主張“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致力於調和漢宋之學，落腳點在經世致用。左宗棠提倡“縱讀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為識字”。他從小受賀長齡、賀熙齡和陶澍的影響，留心經世之學，科場失意後更是潛心研究輿地、兵學、農學、荒政、鹽政、吏治等有關社會現實的學問。胡林翼、羅澤南、李續宜等人也有同樣的學術主張和麵世態度。概而言之，“由陶澍、魏源等人倡導的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的學術態度和學風，經過湘軍人物的弘揚，已成為一種學術傳統和風格，成為一種定勢的文化心理積澱，影響著湖湘文化的價值選擇目標，也就決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發展趨勢和基本特征。”[10]
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倡導的洋務運動是向西方學習的近代化運動。洋務派學習西方的思想是和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他們和魏源一樣，也深受經世致用傳統的影響，正是經世致用的麵世態度使他們麵對現實，對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但由於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洋務派人士沒有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局限，即對西方的學習隻停留在技術層麵，而不涉及思想、價值觀念和政治製度的改變。由於這種思想的局限，使得洋務事業在湖南收效甚微。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學風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已日見其局限。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湖湘學風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這個時期湧現的一大批維新和革命誌士，如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黃興、宋教仁、蔡鍔等，雖然並不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但同樣受到湖湘文化的經世學風的熏陶，正是經世學風的麵世態度和參與意識，促使他們直視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投身改革和革命。他們繼承了前輩學者的學術傳統，並把它發揚光大，豐富了經世之學的內涵，從傳統的學問轉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進過時務學堂學習新學，甚至留洋學習西方的知識，尋求救國的道理。正是這一批湖湘士人把湖湘文化的經世學風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
湖湘文化的這種麵世務實精神，代代傳承，直到五四運動前後，對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尋求救國新道理的湖湘愛國誌士產生影響。青年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受到楊昌濟先生的深刻影響，楊先生主講倫理學時介紹的中西學說，湖湘文化中的實學思潮，尤其是王船山實學對毛澤東早期實踐觀的形成發揮了重要影響。另外，他還多次到嶽麓書院寓居學習，深受嶽麓書院“實事求是”學訓的影響。1937年他還仿嶽麓書院的學訓，為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書寫“實事求是”的校訓。從湖湘文化傳承的曆史來考察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人的革命實踐活動，可以看出他們與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務實傳統的淵源關係，正是麵對社會現實、尋求救國之道的經世之學促使他們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前後湖南經世派人士反對繁瑣空疏的漢宋之學，主張經世之用、躬行實踐、改革社會的學術和政治取向，是近代湖湘學風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從本質上說，經世致用屬於傳統學術的範疇，但是它倡導的積極麵世的態度，又使它成為連接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的橋梁。鴉片戰爭驚醒了經世學者的“泱泱大國”夢，促使他們睜眼看世界，以求實的態度去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到曾國藩等洋務派人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映了湖湘文化經世學風的近代變化和演進，而這種順應時代變化而發展的開放性，正是鴉片戰爭以後湖湘文化的新特點，反映了湖湘文化經世傳統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適應能力和強大生命力。
（四）心憂天下、勇於獻身的愛國情杯
有人把湖湘精神用填寫在三湘熱土上的豪邁詩句作了概括：那是屈原仰首問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那是範仲淹把酒臨湖的襟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是譚嗣同以血昌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那是楊度的少年狂歌，“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那是毛澤東閑庭信步的偉岸堅強，“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求索，奮鬥，勇敢，犧牲，忍辱負重，以天下為己任，以血色為旗幟，這便是湖南人異乎尋常的精神。
蔣祖烜：《湖南辣椒與湖南人》
近代湖湘文化的又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對國家、民族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救國圖強、為國獻身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貫徹中國近代文化發展曆史始終的時代和民族精神。近代湖湘文化和整個近代中國文化一樣，也滲透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而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始見，與近代湖湘文化的開端在時間上是一致的。
鴉片戰爭以後，麵對外國列強的侵略和民族危機，愛國人士萌發了強烈的挽救民族危亡、抵禦外國侵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魏源對鴉片戰爭的失敗十分悲憤，認為麵對這種奇恥大辱，“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悱者所宜講劃”[11]。他編撰《海國圖誌》有非常明確的目的，那就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而作。”[12]因此左宗棠說此書乃魏源“發憤而作”之書。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集團，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以忠君觀念為核心，也表現出鮮明的愛國意識。曾國藩興辦洋務就體現了富國強兵、抑禦外侮的愛國主義思想。左宗棠不但主張興辦洋務，而且在沙俄侵占伊犁、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時，以年邁之軀率兵西征，收複新疆，為祖國統一建立了不朽的功績。郭嵩燾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走出國門實地考察和學習西方的外交家和思想家，其學習和考察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有著明確的目的，那就是學習西方的長處，改革中國的弊端，達到富國強國的目的。外交家曾紀澤毅然赴俄改訂崇厚與俄國簽訂的賣國條約，“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被譽為清季外交史上“罕見的一人”[13]，無疑也是受到愛國精神的驅使。
甲午戰爭以後，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湖湘進步人士更加強化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責任感和愛國心。湖南維新誌士的愛國之心表現突出，迫切要求救亡、變革的士氣民風極度高漲。譚嗣同對《馬關條約》的恥辱表現出極大的憤慨，主張“以爪還爪，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並且在變法失敗以後，拒絕出逃，甘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唐才常從小立誌“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誌銳。”[14]“在以救亡、變法為旗幟的維新運動中，湖南出現了‘人思自奮，家議維新’的生機勃勃的局麵，早先以‘守舊閉化名聞天下’的湖南，一變而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風氣之開，幾為各行省冠’。”[15]
在辛亥革命時期，湖湘革命誌士的愛國激情更發揮得淋漓盡致。“《辛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廷，湖南眾多的新士子迅速從維新變法轉向革命反清，還有一些人繼續強化愛國反帝的宣傳。楊毓麟精心著作《新湖南》，首倡‘欲新中國，先新湖南’。楊度寫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高唱：‘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誌，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陳天華聲淚俱下地撰成《猛回頭》、《警世鍾》，旗幟鮮明地號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黃興、宋教仁、禹之謨、譚人鳳、焦達峰、蔡鍔等一大批革命誌士，活躍於中國的政治舞台。他們的革命熱情高昂激越，感天動地；戰鬥實踐艱苦卓絕，愈挫愈奮。”[16]辛亥革命前後短短15年的時間裏，竟有陳天華、姚宏業、楊毓麟、彭超、易白沙蹈海投江，以激勵國人猛醒，表現了高昂的愛國誌氣和犧牲精神。
五四運動中，湖南誌士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鬥爭。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一方麵英勇無畏地開展反帝愛國宣傳，另一方麵以更開放的姿態探索和學習各種新思想、新學說。一些人還在走出國門，投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經過比較、鑒別、試驗、實踐，終於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並把它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把愛國主義弘揚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尋繹近代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傳統，不難發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一種深重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首先是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一種忘我的社會責任感，曆史責任感，是一種對國家、社會潛在危機的洞見和預防，在湖湘文化中，很難找到‘歌舞升平’、‘粉飾太平’的東西。”[17]這種憂患意識有來自屈原的久遠的傳統，數千年來綿延不絕，成為湖湘文化的一種主導精神。“你看屈原，那千古絕唱的《離騷》，是何等的震撼人們的心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也大概隻有範仲淹到了湖湘之地，才能麵對浩蕩的洞庭湖水喊出！”[18]“魏源針對當時中國社會文恬武嬉、茫然自大的狀況，發出振聾發聵的呼喚：‘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海國圖誌序》），實為‘警世明言’。”[19]
與這種憂患意識密切相關的是一種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深重的曆史使命感。屈原是湖湘文化愛國精神的源頭，他雖然不是湖南人，但他生命曆程中最後的日子是在長沙一帶度過的，“或許可以說，他之所以能成為可與日月爭輝的偉人，是與瀟湘山水的陶冶和啟發分不開的。”[20]“從屈原開始，無論是以後的賈誼、張栻、朱熹、陶澍、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譚嗣同、唐才常、黃興、陳天華、蔡鍔、楊昌濟，還是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等，其愛國的情懷和深刻的責任感，是一以貫之的。構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第一道主脈。”[21]
第二個特點是一種勇於獻身的犧牲精神。對此，20世紀初陳獨秀在一篇《歡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有高度的評價：“湖南人底精神是什麽？‘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的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曆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仗’的書生！黃克強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鬆坡帶著病體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仗；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
湖湘文化中的確有一種屈原在《國殤》裏歌頌的為國犧牲的獻身精神，有一種楊度在《湖南少年歌》裏張揚的類似斯巴達的“勇士精神”和普魯士的“鐵血精神”的“死士精神”，有一種為了理想和目標而奮不顧身，“雖百萬人軍中，吾往矣”的英雄氣概。左宗棠抬棺西行，經過兩年苦戰，以赴死的決心和勇氣，收複新疆，捍衛了祖國的統一。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隻有譚嗣同坦然對梁啟超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獄壁上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詩句，從容就義。庚子自立軍起事泄密，有人有意縱容唐才常逃脫，唐才常厲聲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豈苟脫者！”坦然自若，笑而受縛。就義之時慷慨如平生，臨死還幾次發出“天不成吾事”的感歎。辛亥革命前後，先後有五位湖南誌士蹈海投江：1905年12月陳天華不滿日本人橫蠻對待中國人，自沉於日本東京大森海灣；1906年3月姚宏業投身於上海黃浦江；1911年8月楊毓麟在英國利物浦大西洋海灣自盡；1915年彭超自沉於長沙湘江；1921年6月易白沙縱身投入廣東新會海灣。“他們的自盡既不是由於個人命運的坎坷，也不是出於對愛國、革命事業悲觀絕望，而純然是為著激勵國人爭取愛國、革命事業必勝。其行為也許並不理智，不足為訓，其精神卻感昭日月，激勵後人！”[22]
湖湘文化中這種為了國家和民族、為了理想和信仰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精神在現代史中得到進一步的弘揚，書寫了無數感天動地的英雄篇章。在抗日戰爭中，四次長沙會戰，日本人三次敗北，傷亡慘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長沙會戰，湖南人以死不妥協的精神，誓與湖南共存亡的勁頭，給了不可一世的日本軍以沉重的打擊，讓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日本人領教了湖南人死士精神的厲害。長沙失陷後，沒有出現漢奸維持會。湖南人在最危難的關頭，寧可舍生取義，也決不苟且偷生，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氣概。”[23]至於以毛澤東、劉少奇等為代表的為了國家和民族而赴湯蹈火、前仆後繼的湖湘無產階級革命者更是數不勝數，他們為新中國的誕生拋頭顱、灑熱血，把湖湘文化的愛國犧牲精神發展到一個新的頂峰。
第三個特點向西方學習的態度與禦侮反帝的精神相結合。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愛國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一方麵表現為堅決地禦侮、反帝反侵略，另一方麵集中地體現在向西方學習，爭取民族富強獨立，而兩者共同的出發點是愛國圖存，自強自立。以禦侮而論，魏源麵對鴉片戰爭失敗的奇恥大辱，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以夷款夷，以夷攻夷”；在西北疆土遭沙俄蠶食瓜分的緊急關頭，左宗棠暮年抬棺出關，率軍西征，收複新疆；在抗擊法國侵略的中法戰爭中，左宗棠、彭玉麟以滿腔熱忱籌防禦侮；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劉坤一親率湘軍出關在遼東抵抗日軍，並堅決反對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戊戌變法運動中，譚嗣同對《馬關條約》的“酷毒”深惡痛絕，主張“以爪還爪，以牙還牙”，針鋒相對地堅決抵抗和鬥爭；辛亥革命時期，陳天華麵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瓜分中國的陰謀，以滿腔激憤撰寫《警世鍾》，最後不惜以死來喚醒國人……在愛國禦侮、反帝反侵略的鬥爭中，有魏源這樣的高瞻遠矚的思想家，有左宗棠這樣的鏖戰沙場的名將，有郭嵩燾、曾紀澤這樣的折衝樽俎的外交家，更有眾多像譚嗣同、陳天華這樣的以死報國的熱血誌士。
以學習西方而論，魏源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自他以後，有遠見的湖湘士人根據曆史條件的變化不斷加深對西方的認識，豐富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內涵。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曾紀澤等人提供洋務，學習西方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豐富和發展了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郭嵩燾實地考察西方，以對西方政治製度的新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思想模式。在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中，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宋教仁、章士釗等湖湘維新和革命人士在他們的論著和言論中都以明確的語言表達了學習西方君主立憲製度和民主共和製度的思想，有些人還奮不顧身地投身於實際的政治鬥爭，充分體現了他們的學習西方的明確的愛國動機和決心。
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到“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到“救中國必自湖南始”，不同的表述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主題——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曆史的使命感，而其根源就是已經滲透到湖湘文化中的強烈的愛國主義。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一種思想和精神財富，在今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的進程中仍然不可或缺，這也許是為什麽長沙今天以“心憂天下，敢為人先”作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激勵全市人民為國家和民族擔起責任，再創輝煌的口號的原因吧。
（五）思變求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魏源、曾國藩、蔡鍔三人分別從科技、教育、製度三個方麵，推進了中國走向世界的近代化進程。探討一下他們的所思所為，可以發現這裏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即順應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合乎時代的前進潮流。
其實，順應潮流，不僅是上述三人所思所為的特色，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從陶澍改革鹽政、開創海運，賀長齡策劃《皇朝經世文編》，到左宗棠創辦馬尾船政局；從郭嵩燾首開出使西方的先聲，並勇敢地提出學西方的政治製度，到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作序，替這部驚世之作鼓吹呐喊；從譚嗣同衝決羅網維新變法，到黃興、宋教仁等集會組黨，以革命手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直至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親手創建一個新世界。這一條湖湘士人救國救民之路上的每一個裏程碑，都可以讓人清晰地悟出“與時俱進”的真諦來。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
近代湖湘文化中弘揚著一種通變求新、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這種精神使湖湘士人有別於他省而浩然獨立。對此，許多學者有過論述。國學大師、史學家錢基博先生認為湖南“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自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右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為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24]馮友蘭、陳寅恪、魯迅、錢穆、陳獨秀等學者也都對湘人的浩然獨立、求新求變的創新精神多有讚譽。這種精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是海納百川、博采眾長的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具有一種融匯百家、兼收並蓄的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湖湘文化的這種融合精神既表現為湖湘學者與不同學派之間學術思想上的溝通與融合，也表現在湖湘文化與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溝通與融合。以學術思想的融合而論，“朱熹與張栻在嶽麓書院舉行著名的‘朱張會講’，使湖湘學兼容諸學之長，學問更趨精萃。宋代至清代，我國學術有過兩次大的學術綜合。一次是儒融佛道而產生的新的儒學即理學，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學術大總結。開創理學的是湘人周敦頤，明末清初實現學術大總結的也是湘人王夫之。實現這兩次學術大綜合的都是湘人，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湖湘文化具有兼收並蓄的融合精神的結果。”[25]
進入近代以後，湖湘文化的這種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現在向西方學習上。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閉關鎖國的中華帝國時，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率先喊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中國人是湖南人魏源，倡辦洋務、最先把這一主張付諸實踐的是湖南人曾國藩、左宗棠，而第一個出使西方，帶著學習西方的明確目的親身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的是湖南人郭嵩燾。在20世紀初的留學活動中，湘籍學生成了一支主力軍，足跡遍及日本和歐美各國。據1904年《清國留日學生會館》第五次統計，當時中國留日學生2395人，湘籍學生占373人。1921年至1929年間，全國留法勤工儉學者約1600人，湖南人占346人，居各省之首。至於五四運動以後毛澤東、蔡和森等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中國而向西方尋求革命的真理，把馬克思主義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更是湖湘文化的開放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大發揚。[26]湖湘文化的這種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是通變求新、與時俱進的條件和思想基礎。
其二是思變求新、與時俱進的先進思想和務實態度。湖湘文化有一種來自王船山的“道莫盛於趨變”的思變求新的精神傳統。王船山認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他針對“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的思想，提出“事隨勢遷而法必變”和“趨時更新”的主張。王船山的思變求新的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主張因時因勢進行變革的湖湘人士。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曾紀澤等人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勢下，及時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不但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譚嗣同號召衝決羅網，進行變法維新，並棄官回湘，參與新政。在進入民主革命階段時，湖南不但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一大批宣傳西方民主共和製度的宣傳家，還出現了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為民主共和的實現而浴血奮戰的實幹家。提倡變法革新、與時俱進，反對因循守舊、泥古不化，是湖湘文化的生機和活力的所在，是湖湘文化適應時代、永葆青春的一個原因。
其三是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和魄力。敢為天下先是近代湖湘文化又一個突出的特點。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是湖南人魏源。他在鴉片戰爭時候就“舉世皆睡我獨醒”，明確地主張“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為中國圖強禦侮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提出要把人才送到國外去培養的是湖南人曾國藩。他與李鴻章一道給朝廷上奏折稱：“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習，然後可以漸圖自強。”通過派遣出國留學人員來培養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才，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不失為救國圖強的一劑好的藥方。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出使歐洲，實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技諸方麵成就，並且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的是湖南人郭嵩燾。他在考察西方政體之後指出：“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自議紳，民權常重於君權”；“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27]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喊出“衝決一切羅網”，並且為了維新變法而流血的人是湖南人譚嗣同。政變發生後，不少人勸他出逃，他滿懷豪情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中國近代史上勇猛奮進、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還可以舉出許多。
敢為天下先，需要有膽識、魄力、眼光，更要有犧牲精神。對於湖南人的這種精神。不少學者有過專門的論述。著名的革命家、長沙人楊毓麟在1903年發表的《新湖南》中指出“我湖南有特別獨立之根性”，“其岸異之處，頗能自振於他省之外”。他還舉出周敦頤、王船山、魏源、郭嵩燾等人的例子，說明湖南人的卓爾獨立、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周敦頤“師心獨往，以一人之意識經緯成一學說，遂為兩宋道學不祧之祖”，為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達千年之久的宋明理學奠定了基礎。王船山“以其堅貞刻苦之身進退宋儒自立宗主，當時陽明學說遍天下，而湘學奮然自異焉”。談到魏源、郭嵩燾時，楊毓麟指出：“道（光）、鹹（豐）之間，舉世以談洋務為恥，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陰郭嵩燾遠襲船山，近接魏氏，其談海外政藝時措之宜，能發你之所未見，冒不韙而勿惜。”這些人都是有眼光、有膽識，浩然獨立的湖南人，是湖湘文化的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奮進精神的表現。陳獨秀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雜誌上撰文《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他所讚揚的湖南人的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從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到王夫之的‘實有之學’；從郭嵩燾、譚嗣同的‘天變道亦變’到青年毛澤東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達出湘學的原道精神與學術成就。這種原道精神不僅體現了湘人‘大氣’的精神氣質，也標誌著湖湘文化是一種有著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28]事實上，這種原道觀念也是湖湘文化的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在思想和學術領域的鮮明反映。
湖湘文化尤其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勇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與奮鬥精神與湖南人的性格、與湖南的士風民氣有著顯然的關係。關於湘人的倔強、剛直、猛進、善變的性格特點，曆代人士都有所觀察和評述。湖南人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有“中通外直，不枝不蔓”之語，這可以說是率直、真誠的湘人性格的生動寫照。早在19世紀中葉，一個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國地質學家在七次深入中國考察後評價說：“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中國的軍人主要出生在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員也出生在湖南。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粗獷、反抗心更是他們的性格特征，湖南不僅是中國最優秀的軍人的故鄉，而且是政治家的搖籃，當代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幾個都出於湖南。”[29]1925年，宮廷璋在《湖南近年來之新文化運動》一文中也論及湘人性格：“中國民族性以中庸調和聞於世界，惟湘、粵人獨殊，倔強偏激，猛進善變，酷類法國人。當其信以為是也，犧牲一切以為之，必達極端而後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趨，必達極端而後已。知無不行，行則義無反顧，縱前後異致，絕不以為歉。故近百年間，湘、粵文化進步，湘、粵人之活動能力增加，中國遂無役不有湘、粵人參加。”[30]
綜上所述，“湖湘的文化人具有一係列獨特的秉性，陳獨秀稱其為‘湖南人底精神’，楊毓麟則稱之為湖南人‘特別獨立之根性’，這種‘精神’、‘獨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體的方式崛起於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湖湘士人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隻有他們才能喊出‘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邁口號，並且一代又一代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救國濟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紮硬寨’、‘打死戰’的書生群體，他們普遍具備著堅毅頑強，踔厲敢死的強悍之氣，故而能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犧牲。湖湘士人還有一種敢於爭先的任勇之氣，他們勤勉、堅忍、大膽開拓而敢於爭天下之先。”[31]湖湘士人的這種種精神，是湖湘知識群體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近代湖湘文化大放異彩、世人矚目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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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基博：《湖南近百年學風》（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頁。
[2]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試探》。見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頁。
[3]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2頁。
[4] 朱漢民：《湖湘文化三談》。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5] 王耀中 李金龍：《湖湘文化的開放性及其現實意義》。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9頁。
[6] 鄧洪波：《宋代湖南書院與湖湘文化的形成》。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118頁。
[7]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試探》。見湖南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第1頁。
[8] 參看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見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第38-55頁。
[9] 參看蔣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
[10] 王繼平：《湘軍集團與晚清湖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頁。
[11] 《海國圖誌·後敘》。
[12] 《海國圖誌·原序》。
[13] 參看饒懷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結構及其特征》。見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編：《麓山論史萃編》，第52頁。
[14] 康有為：《唐才常墓誌銘》。
[15]⑥劉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風民氣》。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88頁。
[17]②③ 廖進中：《魏源思想管窺》。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07、208頁。
[20]⑤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第233、234頁。
[22] 劉泱泱：《近代湖南的士氣民風》。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88、89頁。
[23]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第154頁。
[24] 錢基博：《湖南近百年學風》，第1頁。
[25] 劉克利：《湖湘文化的優秀精神傳統》。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7頁。
[26] 參見劉克利：《湖湘文化的優秀精神傳統》。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28頁。
[27] 《郭嵩燾日記》等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179頁。
[28] 周興旺：《湖南人，憑什麽》，第38頁。
[29] 轉引自蔣祖烜：《辣椒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頁。
[30] 轉引自劉泱泱：《近代湖南的士風民氣》。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89頁。
[31] 朱漢民：《湖湘文化三談》。見庾建設主編：《湖湘文化論壇》，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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