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亭路上莫徘徊
歲月如水，流到什麽地方，就有什麽樣的風景。
大雜院以及和大雜院有關的往事
(一) 姥姥家
六十年代的北京人，就算沒住過大雜院，也一定和大雜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我對大雜院最早的記憶是從姥姥家開始的，說到姥姥家難免要囉嗦幾句。其實這些陳芝麻爛穀子的往事，都是我小時候從姥姥嘴裏東一句，西一句聽來的。人在年輕的時候對隔代的故事是不耐煩聽的，而現在想聽她講了，卻已然是陰陽相隔，無從聽起了。
姥姥生長在書香門第，畢業於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孩子能接受到這樣的教育，已經算是很了不起了。姥姥上師範的時候和鄧穎超同學，可那會兒不時興同學會，姥姥畢業以後也從沒跟她聯係過。我記得我們之間還有過這樣的對話。姥姥說：“你看，我跟鄧穎超一塊兒上學，我們的命運這麽不同，就因為她革命了，我沒革命。”我逗她：“那您當初怎麽不革命呢？”她回答說：“我是‘解放腳（被裹過腳，後來又放開了）’，不方便啊。”我暗笑。我看過姥姥的腳，跟正常的腳也沒什麽區別，裹是裹過的，但當初她娘疼她，根本就沒下狠手，再說，沒過幾個月就趕上好時候，給徹底解放了。於是我心說：得了吧您，別找轍了，您是沒那覺悟！要真想革命，就是腳不解放，心也得先解放了不是？
姥姥畢業以後，當了多年小學教師，30歲的時候才嫁給我姥爺，那個年代就敢這麽晚婚，真不知她怎麽想的。姥爺文革之前就去世了，我對他沒印象，隻見過他的照片，很慈祥很英俊的樣子。
解放前姥姥、姥爺住在北京，他們卻在河北鄉下擁有許多土地，靠收租過著富裕的生活。姥爺同時還在舊政府做個小官，相當於小科長吧，玩兒票而已。
我姥姥一共生了五個孩子，我媽媽是老四。老大老二小時候是過過好日子的。那時候，每年租戶們按時上京來給姥爺交租，姥姥家住的是三進的跨院兒，家裏雇著傭人，請著奶媽。日子過得很是滋潤。
我姥爺喜歡城裏的生活，懶得往鄉下跑，好幾年都不回鄉一趟，一有租戶來哭窮他還陪著人抹眼淚兒，幾句話就免了人家租金。他自己不去收租，讓租戶們每年上京城給他送來，這事兒就擱現在也不靠譜兒啊。你想，這收租要是件容易的事，當初那黃世仁也就用不著興師動眾、大年三十的不好好在家過年，非跑人楊白勞家逼債逼出人命來不是？
果然，後來交租的人越來越少，他也懶得計較，收多少算多少。可人都是占便宜沒夠的，租戶們看他仁慈，不但不來交租，幹脆就鳩占鵲巢，明目張膽將土地占為己有了。姥姥家就這樣慢慢敗落了。先是從三進的跨院兒搬到了兩進的，沒幾年又從兩進搬進了普通的小四合院兒。到了解放前夕，鄉下的土地已然化為烏有，隻能靠典當家裏的老家當過日子了。那時候大人好麵子，自己不願拿東西出去賣，我幾個姨姨都會上典當鋪，也都很精通鬼市上的交易。
有意思的是，也正因為沒了土地，因禍得福，解放以後，我姥爺得以免遭淪為地主的厄運，而強占他土地的那幾位當年的租戶卻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在運動中被整得很慘。福兮禍兮全是命，人生啊！
原本壞事變好事，加上解放前幾年，我姥爺恰好又失了業——政府的小科長也沒能混下去，如果一切就到這裏，那真是皆大歡喜，解放後評定成分的時候，大概也就算個城市平民。可誰都沒想到我姥爺他老人家又節外生枝整了一出……
話說我姥爺賦閑在家，靠典當度日，好生無聊，隻出不進，又恐坐吃山空。此時北京城解放了，新政府給居民發下表格，讓大家填表登記，那表格想必是我們習慣的那套吧：姓名別名曾用名，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社會經曆什麽的。
我姥爺居然以為是天賜良機：天無絕人之路啊，我這英雄終於要有用武之地了。既是新政府缺人才，那我還窩家裏幹嘛？我得把我這經曆寫好點兒，興許還能被委以重任呢，以我這資曆，再不濟了，在新政府裏混個一官半職總該可以吧？他老人家越想越激動，填表的時候居然靈機一動，把他當過小科長的經曆就直接填成了處長。
這還了得！吹牛也沒這麽個吹法兒不是？您想，那是個改朝換代的敏感時期，但凡有點兒政治頭腦的人，也知道避風頭，誰像他非往那風口浪尖兒上衝，這不是自己把辮子（還是個吹牛吹出來的假辮子）往人家手裏送嗎？這能有個好兒嗎？您一定猜出了故事的結局：我可憐的姥爺非但沒能在新政府大展宏圖，反而成了曆次運動的靶子，吃了不少苦。說起來不幸中也有萬幸，那就是姥爺文革前就病逝了，人死如燈滅，兩眼一閉，才算是沒人再來找麻煩了。他若是活到文革，還不知要多受多少罪呢。
有個道理值得玩味：生命純乎個體行為，不會見風使舵，不能刻意迎合朝政的，往往是那個時代的不合時宜者，在當時的帷幕下淪為笑柄。然而也正是這些不合時宜的人，讓我們後人看到了人性的本色。
姥姥家的四合院從此也被政府收了去，還算是辦事的人心慈手軟吧，總算給他們留下了三間北房。我小時候去姥姥家的時候，她家就已經從一家一戶的四合院變成了亂七八糟的大雜院。
那時候姥姥家隻有我姥姥和舅舅兩個人住，姨姨們早已成了家出去過自己的小日子了。院子裏新住進來的那兩家都是鐵杆兒的無產階級，根兒紅苗正，家裏人多勢力大。他們經常盛氣淩人地教訓我姥姥和舅舅。我小時候不懂事，有時跟鄰居的小孩兒玩兒著玩兒著吵了嘴，姥姥總要帶著我給人家賠禮道歉，不管我占不占理，我當時一直不明白這是為什麽，現在想來那個年代很多話兒是要反著說的，比如“在人屋簷下，怎能不低頭”這句話，就應該改為“在人屋簷下，低頭是房東”。
在姥姥家的大雜院裏，快樂的時候也是有的，姥姥在她家牆根兒下，開了一小塊兒‘自留地’，她種的都是些皮實的花草，好養活，像喇叭花兒啊，“死不了（一種很皮實的花，屬於給點兒陽光就燦爛那種）”什麽的，那些花兒好像永遠都開不敗似的，給大雜院帶來了一些生氣。我們幾個表兄妹來了，也拿這兒當試驗田，想種什麽就種什麽。看著自己播下的種子開花結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每年的春節在姥姥家的飯桌上有我們全家聚會的盛宴。幾個姨姨帶領全家去姥姥家吃年夜飯。一進院門，姥姥做的黃燜肉、紅燒魚、油燜大蝦香氣撲鼻。媽媽和幾個姨姨那時候還那麽年輕，那麽漂亮，站在她們麵前我常常感覺自己象醜小鴨一樣難看。爸爸和幾個姨父湊在一起聊得火熱，我們幾個表兄妹笑鬧成一團。後來當我學“天倫之樂”這個詞的時候，腦海中出現的畫麵就是姥姥家的春節。
春節的聚會的時候姥姥在院裏走來走去，腰杆兒硬了不少，嗓門也大了許多。在大雜院生活，人丁興旺是很重要的，何況姥姥的這些女兒女婿們，都在大學任教，個個知書達理，他們對院子裏每個人都彬彬有禮，慢慢就得到了院裏那兩戶人家的尊重。我覺得雖然在那個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的年代，其實人們的內心深處也還是尊重有知識的人的。
鄰裏關係好了，大雜院才能住出點滋味兒來，最方便的是缺油鹽醬醋的時候，一轉身就能借到。下雨家裏沒人的時候，鄰居會幫你收晾在外麵的衣服。搬個家具，全院的男人都出來搭把手。織件毛衣，全院的女人都幫你纏毛線。
我這說的都是大雜院好處，當然也有我最懼怕、最不能忍受的地方，就是上胡同裏的公廁。那個地方真是……，想想還是不說了吧。總之，那種地方是很摧殘人的神經的。直到現在我偶爾還會做公廁的噩夢，醒來總是一身的冷汗。
後來落實房產政策，我們希望能收回姥姥家的四合院，然而到現在也隻收回了一部分，它現在依然還是個大雜院。我舅舅繼承了這點祖業，我們多希望他一家人能住回那棟老宅四合院裏去，姥姥已經不在了，可是姨姨、姨父們都還健在，我們一家人多想再在那裏團聚一次啊！那個在謝家胡同的小四合院，有著我們表兄妹們童年的記憶，有著對姥姥親切的回憶。可如今卻因為院裏住著別家，舅舅隻好自己住公寓，把那幾間收回的房子出租給別人。
我想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像一股股巨浪，而我們隻是巨浪中的小泥點兒，左右不了什麽，隨波逐流地活下來也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盡管很多事情不盡如人意，盡管很多時候對生命無奈，但這畢竟就是人生的過程。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永垂不朽，四合院也好，大雜院也好。
我在香港街邊買夏威夷產的papaya,10港幣3個，（7.5港幣大約1美元）十分甜美，比在美國買的papaya香甜很多。我想，也許您在夏威夷也買不到這麽物美價廉的papaya吧。同情ing！居夏威夷不易。
回複長亭路MM：
盼下集！
謝謝！
是這樣的，住在夏威夷真的很貴。一切用品都要從外麵運過來。因為當地的土地和人工都貴，所以買當地的農產品比外地運來的還要貴。
房子也貴，一個小單元賣掉，可以在本土很多地方買個大house,可居住環境和氣候得天獨厚。得看你覺得什麽重要。
嗬嗬！你跟我一樣對公廁恐懼，那不住就對了。
我跟你的感覺是一致的。大雜院是當時年代的產物，不得已而為之，絕不是理想的居住環境。說大雜院好的，恐怕是懷念那個年代相對純淨人心，相對簡單的人際關係吧。其實那時候就算不住大雜院，人與人交往也比現在顯得真誠。
謝謝你的評論。真正認識一個人、一個城市、一種生活方式，需要眼睛、頭腦、腳及其長久的時光，日積月累。有些當時看不準的，隔著歲月，反而映像變得更清晰起來。
有個問題，夏威夷的物價太貴了！
和美國本土的物價有點離譜，
在加拿大，夏威夷的木瓜比在夏威夷買還便宜。
是我們的錯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