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甘肅夾邊溝

                              甘肅夾邊溝：“右派分子”的死亡集中營

　　說來萬分慚愧，我聽到夾邊溝這個名字，竟然遲至2005年，還多虧天津作家楊顯惠的來訪。 
　　1946年出生的楊顯惠以他的年齡幸好趕不上反右的年代。他隻能當個上山下鄉的知青。1965年，隻有十九歲的他，剛剛高中畢業，離開蘭州，奔赴千裏之外的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到一個小宛農場全天候地開荒修渠、引水灌溉。農場除了很多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從別處轉移過來的右派。他們在解除勞動教養之後，不準回家，安置在農場裏繼續勞動。就是在這裏，和他們的閑談中，楊顯惠第一次聽到了“夾邊溝”這三個字。
　　此後多少年來，夾邊溝對於楊顯惠，如同一場夢魘，揮之不去。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四十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嚐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隻能“貼著地麵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裏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隻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裏，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係列。2000年開始，係列在《上海文學》和《小說界》上連載，引起全國轟動，《上海女人》和《逃亡》獲中國小說學會2003年首屆學會獎短篇小說獎（全國讀者投票評選）。係列結集時，全國多家出版社競相爭奪出版。後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為《夾邊溝紀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為《告別夾邊溝》（兩者稍為有些不同）。
　　結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隻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有一位八十二歲的夾邊溝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鍾，就老淚縱橫，無法繼續…… 
　　上海學者朱學勤把《夾邊溝紀事》看為他“精神年輪”裏的三本書中的一本。他說，有朋友稱此書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他以為還不夠。《古拉格群島》僅僅描述知識分子在集中營裏被虐待，卻還沒有觸及饑荒中知識分子相互蠶食之慘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曆的苦難，遠遠超過蘇俄。
　　中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文學批評家雷達為《告別夾邊溝》作序，標題是〈陰霾裏的一道閃電〉。他高度讚揚楊顯惠的貢獻，認為書中表現的曆史悲劇的精神本質和沉重教訓發人深省。 
　　二 
　　夾邊溝在甘肅河西走廊重鎮酒泉三十裏外，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開始收容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在大鳴大放期間因右派言論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
　　夾邊溝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嚴重鹽堿化”，“主要植物為蘆草”，“幾乎無降水”，這些長年的生態記錄一目了然。事實上，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隻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隻能養活這麽多人。但1957年甘肅當局卻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沒有人想及以後將會出現什麽樣的結局。
　　隻是三年半的時間！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饑餓史。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超過二千五百人成了餓殍！ 
　　根據幸存右派的回憶和楊顯惠的調查，1960年春播的時候，有一半的人已經累垮了，下不了地，隻能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他是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後來被借調到甘肅進行規劃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內向，不善言談。在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傅作恭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
　　就在這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麵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紮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隻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隻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個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麽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跡：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麵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穀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裏的條件比夾邊溝更為惡劣。右派們開始大麵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麽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肮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進入了生命的絕境，最為駭人聽聞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髒被取出…… 
　　這些“鑽沙包”的死者都有親人啊。古時唐詩有此淒美的名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其悲情非常動人，但現在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無定河邊骨”生前不管怎樣說也是為國捐軀的戰士；而自己卻已淪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敵人（右派分子的全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還有，自己會是千裏之外的“深閨夢裏人”嗎？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聞，“一張大被不可能蓋上兩個階級”，許多親人在高壓之下大義滅親劃清界限還唯恐來之不及。不過也有例外。楊顯惠書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會政治的上海女人，從遙遠的上海趕到夾邊溝時，活著的丈夫已經消失了。淚水已幹的這位女人非常堅強，抱著對丈夫的一腔忠貞，終於找到連屁股上一點點肉都已不知被誰吃去、幹巴得如同剝去了樹皮的樹幹似的丈夫的軀體。這位女人還是“幸運”的，她畢竟將她丈夫的遺骨帶回了上海；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運”的，他畢竟圓了生前的唯一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