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文和“場長”
“場長”叫李文才，是隨黑龍江煤城的“知青”到北大荒“上山下鄉”的。１９６９年秋，我們北京“知青”剛到農場那兩天，見有個五十來歲的老爺們兒，胡子拉碴，一身邋蹋黃棉襖褲，揣個手總在宿舍裏轉，也不說話，便好奇地問此人是誰？愛開玩笑的東北“知青”正色道：“‘場長’。”
“他？”剛剛初中畢業的北京小子們滿腹狐疑。當地幹部是土氣點兒，可他也太…太…，不但顯得土，而且傻氣，樣子奇醜！臉窄長，兩個大門牙齜在厚嘴唇外邊，眼睛又大又鼓，且眼白大，黑眼珠小。這麽說吧，他的頭似乎從耳朵兩邊被狠狠地擠壓，“變薄”的頭就成了這個德性。
“嘿嘿，我是假…假場長。嘿嘿，假…假場長。”他坐在炕沿上傻樂，說話象嘴裏含塊熱茄子。
對，對，農場裏是有個姓賈的農場副主任，還是上甘嶺戰鬥英雄呢！可他？！北京的小子們覺得不可思議，想著在朝鮮戰場時，他這副尊容確實能把美國鬼子嚇死幾個。邊上打趣的東北青年見狀便爆發出大笑。“場長”馬上尷尬，怒曰：“你逼養操的！”跟著哭將起來。
很快我們知道，“場長”者，半傻子也。他從小低智，盡管起名叫文才。當然，他沒有可能上學。還好，吃喝拉撒睡不成問題，個人生活基本自理，就這樣他在家裏晃蕩了三、四十年。此公長相老，又不修邊幅，所以看起來象個半老頭兒。那年頭兒“上山下鄉”，他那老工人的爸爸，尋思著總得給傻兒子找個自己養活自己的法子，於是托了熟人讓傻兒子隨著煤城的“知青”來到了農場。謔，李文才這叫“混入革命隊伍”！
李文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幹什麽農活都隻能幫倒忙。農場的幹部們皺著眉琢磨了很久，最後決定讓半傻子專職掏廁所。於是李文才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場區裏的所有的廁所掏乾淨。這麽說來他該叫“所長”才對，不知怎的成了“場長”。平心而論，“場長”掏廁所還是挺稱職的，他總在幹，沒見哪個廁所肮髒不堪。這是幾十年前的事了。為什麽我在美國會想起“場長”？因為眼前的卡爾文，就在我打工上夜班的那個工廠裏。
初次見到這位又高又胖的白人小夥子就覺得他不正常。他來工廠幹活為什麽後麵總站著條精壯漢子？而且每星期隻是五、六、日來幹三天活。難道他是個罪犯不成？需要有人監視他幹幾百小時的懲罰性社會服務？但我不能不推翻這毫無根據的揣測。卡爾文的圓臉上總是興致勃勃的表情，更重要的是，幾個星期後，他身後形影不離的漢子不見了。他多半有點兒傻！
他幹最簡單的活。“卡爾文！”工頭朝早早等候的傻小子喊一嗓子。他騰地站起來，快步上前，接過工作報告單，迫不及待地進入車間到指定的衝壓機前幹活。其實離交接班還差十幾分鍾呢！
幹活時，他就手舞足蹈，嘴裏嘟嘟囔囔，自編自演著誰也不知情節的故事，舉態和三、五歲的兒童無異。他可以玩兒得渾身是汗，仍不停的動，極其認真。一但發現人們看著他忍不住笑，他會不好意思地安靜一會兒，但幾分鍾後又忘乎所以。
大家終於明白，卡爾文不正常。早先跟著他的小夥子是卡爾文父母雇的，目的是監護，怕他惹事。或許雇小夥子的錢比卡爾文掙的還多！
既然不是罪犯，那肯定傻了叭唧。你看他胖得肚子滾圓，褲子總係不上，襯褲總露在外邊，上麵還沾著點自己的糞便。這回我又沒猜對。卡爾文不但受過良好的教育，識字的水平還不低！一日，我在讀工廠出的布告，卡爾文忽然在我背後糾正我的發音！那個詞拚寫很複雜，是個法律術語。意外！接著他又把這個詞拚了出來！卡爾文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當然，是在特殊教育中心完成他的學業。他的文化水平不低！我鄭重其事地謝了他的幫助，卡爾文晃晃頭，微笑一下。在中國的“場長”就沒這個福氣，他目不識丁。
初次和卡爾文搭話是在一次大家工間休息的時候。我主動來了句問候語，卡爾文立刻回一句，臉上擠出點笑容，手指尖動動算是客套，身子仍然挺得板兒直，眼睛瞅著地。
漸漸地，我們有了交談，成為他能信任的朋友。他告訴我，父母是大學裏的教工。兩個哥哥都已結婚。他隻能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家有這麽個頭腦不健全的孩子真是不幸！以後父母過世怎麽辦？在美國，殘疾人最終會由政府管。可卡爾文的父母要給他創造獨立生存的機會，想方設法讓他自食其力。真可謂用心良苦。可憐天下父母心，當年“場長”的老爹何嚐不是這樣？我認為卡爾文有自立的能力，關鍵是他周圍的人如何與他平等相待。
這麽說你還挺善解人意。怎麽說呢？在農場時，我曾和“場長”一起幹了兩年多的活，並因此有了“書記”綽號（有“場長”就得有“書記”嘛）。這可不是情願的。我因翻車受重傷，身體恢複得很差，一下子從樣樣農活不含糊的棒小夥子成為了“老病號”。分場裏決定讓我在場區裏打雜，也就是趕個小牛車幹點零活。這我沒意見，可偏偏讓“場長”跟著我一起幹活。農場的幹部說：“掏廁所的活交給個老頭兒幹了。你讓‘場長’隨便跟你幹點啥吧。”得，我成了“書記”。青年們說，隻有“書記”才能管“場長”。對這樣的編派我是無可奈何。
一開始我和“場長”誰也不理誰。每天我套牛車時，他揣個手在邊上齜牙戳著不動。套好車，我趕著牛車慢悠悠地出發，他就跟在後麵，嘴裏念念有詞，但不知所雲。幹完活中午卸車時，我趕著車往牛圈這邊來，“場長”就揣著手回宿舍。下午來幹活又是如此。看來“場長”和“書記”並不配合工作。這主要是他對我懷有很強的戒心。平日沒人不拿“場長”調侃，對他根本談不上尊重。
見他從不幫我套車、卸車，我有些氣惱，“你這樣像話嗎？”，“像畫（像話）早貼牆上了！”他頭也不回。你看，你看，“場長”是真傻還是裝的？我直搖頭。
那年冬天，“場長”回家探親過春節。人還沒有從家鄉返回農場，他的“婚變”已把人們樂得半死。事情大致是這樣的，“場長”的老爹用八百人民幣在山東給傻兒子說了房媳婦（在人均月工資幾十元的七十年代，這可不是小數）。可那山東大姑娘僅僅和“場長”睡了一晚上就逃之夭夭，還戴走了一塊做為彩禮的進口手表。莫非那女的是個騙子不成？我不這麽認為，“場長”太醜，太傻了！哪個女人願意和這種人生活在一起？實際上，這不是“場長”的錯，他那個愛憐傻兒的老父親辦事糊塗。
“場長”一回農場，小夥子們就圍著他沒完沒了地尋開心，細細地問他新婚之夜的過程，問他那“逃亡”的媳婦的長相，等等，問夠了就說：“‘場長’！你虧了！花了這麽多錢，媳婦還是跑了。”
“場長”語無倫次地回答著，聽到人們的譏笑，就勉強咧咧嘴，“不虧，不虧，還睡了一宿呢。”這下人們更覺得有趣了，大笑之後仍不肯放過“場長”。終於，我在邊上忍不住道：“別沒完沒了了。沒看見‘場長’有多難受嗎？”幾個人正在興頭上，其中一人笑嘻嘻，“喲，‘書記’也發話了。”我的頭“嗡”的一下，順手抄起個大棍子，“你再說一句，別說我不客氣！”人們正在愣神，那邊“場長”忽然爆發出嚎啕。人們知趣地勸解，我過去默默地拍拍“場長”的肩膀，他越發地哭得象個孩子。
此後“場長”當然把我當成保護神。我呢？對這種信賴產生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情感升華。神聖？正義？沒那麽崇高，就算是懂得了相互尊重吧。走到哪兒我都宣稱，“‘書記’就是要保護‘場長’。”對於“場長”說的一些傻話，我也就是笑笑，照過去早盡挖苦之能事了。
他愛含混不清地嘀咕，“我要是腦子不壞呀，我也上大學了（指“文革”時的“工農兵”上大學）。”“我幹不了（這活），勞模來幹吧。”“好吃不如倒著（意思是睡覺最舒服）。”還有那句“象畫（像話）早貼牆上了”。“場長”呀，“場長”，生來不是個正常人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過錯。
還有我們的卡爾文，你隻有不幸，沒有過錯。然而人們總是忽略這一點。工廠的人們漸漸和這個傻小子相熟。同廠的那些亞洲難民隻叫他“傻瓜”，並不斷取笑他。他不可控製的孩提行為，古怪的動作等等，都被譏笑。工頭兒給卡爾文工資支票時，一個越南姑娘大喊一聲，“把錢給我！”卡爾文極認真地回一句，“沒門！”趕緊把支票藏在身後。他兒童般的幼稚使那夥越南人笑得前仰後合。我忍不住喝道：“請你以後別和卡爾文開這種玩笑！你要懂得尊重人！”那姑娘一臉驚愕。卡爾文則象做錯了什麽事，低著頭，紅著臉，忽然站起來進車間去幹活。
他有心眼兒，從來都是離那些越南、老撾難民遠遠的。每次工間休息，他都坐在我邊上。見到我馬上打招呼，臉上掛著笑。真心慰，我們能彼此尊重。
“平時在家幹什麽？”我象問一個孩子，該不會讓他敏感吧？
“看電視，要不然就在外邊騎自行車，放鬆，放鬆！”卡爾文說罷哈哈一笑，聲音有些古怪。
“你上班也騎自行車嗎？”我問。在美國精神不正常的人是不能開車的。
“我騎摩托！”
“那你可得小心！”我真有些擔心，怕他不能集中精力駕車。
“我懂！我懂！”卡爾文馬上不自在。他朝我不自然地笑笑，眼睛轉向別處，又拿起一張報紙來看。他在掩飾內心的不安。我挺後悔，這不是刺激他嘛？
過了幾天，卡爾文的摩托壞了！他隻好騎自行車上班。我見到他就問，他的摩托什麽時候修好？他總說：“快了，快了！”那勁頭象是說，他有能力騎摩托。有時候，他冒雨騎車來上班，渾身精濕。“冷嗎？難受嗎？”我關切地問。“沒事！一點兒不難受！”他立刻道。那神情我很明白。象當年對待“場長”一樣，我拍拍他的肩膀。卡爾文則趴在桌子上不動。忽然，他抓住我的手放在他的背上，示意我再拍兩下。
忽一日卡爾文不來了。工廠不景氣，開工不足，他被辭退。我很悵然，連告別也沒有。這讓我想起“場長”和我的分別。一年開春，我在北京過完春節回農場，人們告訴我，“場長”在冬天的時候被他老父親辦回煤城了，並安排在一個招待所裏打掃衛生。人們把一雙新的棉手套遞過來，說是“場長”一定要給我。他臨走前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一到晚上就坐在炕沿上拿著這副棉手套發呆。
過不久我意外地收到“場長”父親的來信。他稱我為“賢侄”，說從“文才兒”那得知我對他的照顧，非常感激。老人真誠地寫道：“你一定要來我家一坐，那時我們爺倆得痛快嘮嘮。……”我的眼睛潮濕了。
看來卡爾文的父母不會給我寫信了，他們不知道我的地址。難道我尊重卡爾文就是希望得到他的回報？他會記著我的，如同當年的“場長”一樣。這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