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bin

作者的話 受近代鄉人馬益著先生的《莊農雜字》的啟發,我寫了這篇《 受近代鄉人馬益著先生的《莊農雜字》的啟發,我寫了這篇《保健雜韻》。希望感興趣的鄉親讀了之後,對常見病和多發病多一些了解。 受近代鄉人馬益著先生的《莊農雜字》的啟發,
個人資料
  • 博客訪問:
正文

難忘的一天

(2008-11-25 09:44:30) 下一個
難忘的一天 夫斌 一九七七年,山東省高考的語文試題是“最難忘的一天”。我寫的是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這是在那個年代的政治形勢下的習慣性撒謊,不是真心話。我一生最難忘的那一天發生在我八歲的那一年冬天,是我極想忘卻又苦於不能完全忘卻的一天。——它永遠齧齒著我的心。 幾十年來我隻能極力避免去想起這一天,然而這是徒勞的。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那“難以忘卻的記憶”——越是想忘卻的事反而記得更牢吧。我“習以為常的辦法”就是在剛開始回憶這一天的時候就想盡一切辦法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對這天的記憶模糊。久而久之我對這一天的記憶形成了 “一閃而過”的狀態。可是,今年春節回老家去拜年的時候,觸景生情,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天…… 今年大年初一我與弟弟起了個大早,驅車沿著這幾年才新建的,從縣城到俺莊的一條很寬很直的柏油路回老家去拜年。路上幾乎沒有車輛,也稀有行人。車子開得很快,遠處什麽也看不見;近處隻看見路兩旁籠罩在灰冷的霧氣裏的村落刷刷地向後撤去。大約十分鍾後,我們來到了村裏。似乎如今人們對拜年的傳統習俗已經淡漠,或許是計劃生育造成人口減少的原因,街上沒有見到我兒時常見的熙熙攘攘的拜年的人群。家家戶戶的房頂上的煙筒上也無過去那嫋嫋的炊煙,給我一種很冷清的感覺。 我們把車停在我們的房後邊,就沿著房後的那條我們村裏的主大街向西走去。不一會,就走到與一條南北胡同相交的十字路口。雖然腳下這條當年冬天總是擠滿冰疙瘩的土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平整的水泥路,周圍的土屋也都由磚房所取代,我仍然認出這是四十多年前我們莊裏的最重要的街口;它當時是村裏的經濟文化行政的中心。 那時的村支部、大隊部、醫療衛生室、供銷合作社和理發鋪都集中在這裏。上至中央下至大隊發下來的指示、通知、殺人抓人的布告,都貼在這裏的牆上。一年四季村裏人都湊到這裏來打探國家和莊裏的大事和別人家的小事。我不由自主地立定在那裏。 那陰陰的天,那刺骨的冷風,似乎一下子以下子擦去了我眼上的雲翳, 四十多年前發生在這裏的事頓時在我麵前鮮活起來。我沿著時間隧道一下子回到了一九六四年那個酷寒的冬天早晨。 四十四年前那天發生的事,清晰地出現在我的麵前……我對弟弟說,你給我在這裏照張相吧。弟弟說,在這裏有什麽好照的,還是等回到我們自家的院子裏照吧。“就在這裏照,你不懂”。他當然不懂,他雖然也在我母親的懷裏目睹了那天發生在我們家的事,可他如何記得住?那時他還是個吃奶的孩子,我也隻有八歲。 多數情況下,一個人的經曆都和他的家庭背景及其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間接或直接的聯係。要講那一天,就不能不講一點我們的家庭曆史和當時的政治大環境。 我們祖上在曆史上是一個以耕讀為主兼做一些實業的封建家庭,曾經家道頗豐。但在那戰亂頻發的年代裏,每經曆一次戰亂就經曆一次敗落。到我祖父這一輩上,解放前已經破落得幾乎沒有什麽家產,靠經營一點小生意和耕種不多的一些土地生活。家裏雇用一個長工,農忙時再請一個短工。我的兩個姑姑,我父親和我的伯父,從很小起農忙時就得全部參加農業勞動;隻有在農閑時我伯父和父親才能進本村的私塾去讀書。他們的文化程度最終也隻有小學水平。我們那時的家庭狀況隻能算耕種自足,並不富裕。但在我們那極為貧窮的沂蒙山區已算是比下有餘了。解放後共產黨領導人們分田分地劃成分。聽說因為我家裏有雇工和較多的土地,開始先被劃成地主富農一類;但在定成分前,膽小的祖父自動獻出了一些好地,又無民憤,雇工又是遠方的一位親戚, 重新劃成分時就給劃為中農。這段曆史,今天看來極為平淡無奇;但在那個‘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它確實是我們整個家族的脖頸上套著的一條很粗的繩索。繩索的一頭由當地政府和村裏的貧下中農牽著,他們想緊就緊想鬆就鬆,緊的時候令全家的大人還都喘不過氣來。我的祖父其實就是活活地讓這根繩子勒死的。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農業合作化前,我父母親與祖父分家獨立過日子。那時候勤勞又喜歡動腦筋的父親開著一個很是紅火的染坊,又有自己的土地。那時我們家的日子過得很殷實,父親多次對我們說他那時已經能吸在當地少見的煙卷。每次說起那時候的日子他臉上現出的發自內心的自豪不亞於一個曾統帥千軍萬馬的元帥回憶他的輝煌戰績。這大概是他一生最好的日月。這種殷實的日子一直持續到那場席卷全國的公私合營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使父親同成千上萬的農民一樣失去了他自己的土地,公私合營又使他失去了他的染坊。他又不願意加入到公私合營後的政府裏企業去當一名工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生產隊社員”。因為父親能幹,當上了生產隊長。這一年是一九五六年,這一年我出生。 一九六四年,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的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的“四清運動”。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的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壞右”,出現了利用當地人與人之間的積怨和家族矛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批判逮捕等現象。用抓現行反革命來催動各地運動的快速發展,成為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基本方法。無數的無辜平民被莫名其妙地扣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抓了起來。因為家庭的曆史問題和當生產隊長得罪了人,老賬新帳一起算,我父親就成為這無數個現行反革命當中的一員。 一個八歲的孩子當然無從知曉這些發生在全國的大事。但當這場運動直接波及到我的家庭的時候,雖然家裏人不想讓我知道,但我還是明顯地感到了。我那時跟父親睡一個床,父親每天晚上都去村裏開會,回來的很晚。有時我一覺醒來還看到他在油燈下寫東西,或者聽他在窗外和我爺爺唉聲歎氣地壓低了聲音說話。學校裏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多變化。本來大家都願意跟我在一起耍,現在大家都躲著我,連平時很好的本家也不讓他們的孩子跟我在一起耍。老師對我的態度也明顯改變,本來我用著全班唯一的一張木桌子,現在也不讓用了,讓我跟其他同學一樣用泥做的桌子,卻沒人願意跟我同桌……陰曆十月一個下午,爺爺找不到了,到晚上才被找到。他跳進水灣裏自殺不成後,拖著一身濕透的棉衣,走到一片墳地裏用他自己的腰帶在樹上吊死了,樹下集下一大灘水。是我的堂兄先找到了他。爺爺兩眼爆出,大張著嘴,長長的舌頭吐在外麵。大概是要喊出他那一腔對“新社會”的控訴。埋葬完爺爺後不久,爹就不見了。娘告訴我他去出夫了。但我是知道“大事不好”,因為學校裏已經有小孩開始叫我“小反革命”……老師特別“囑咐”平時愛“多嘴聊舌”的我說話要注意等等。 很快就進入了深冬。 記得這天早晨特別的冷。我同往常一樣很早就來到莊西頭的小學上早自習。快下早自習課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姓苗,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告訴我‘你回去收拾一下,上午就不用上學來了’,沒有告訴我什麽原因,我自然也不敢問。待我回到教室裏時本來亂唧唧的教室忽然靜了下來,大家都裝著讀書不去看我。我低著頭回到我的土課桌上把我的東西裝到那個破書包裏。接著就下課了,我隨著大家走到院子裏去排隊。排隊後就是例行地唱革命歌曲,歌名忘了,隻記得有一句歌詞是幹革命就要幹到底。唱完歌後大家排著隊向校外走去,一出校門同學們就有意地跟我拉開了距離,我孤零零地在前邊低著頭走。路麵都凍裂了,結滿了很多冰疙瘩。是村裏的人到莊東頭莊裏那唯一的一眼井裏挑水從這裏走,漾到路麵上的水結成的。 走著走著,一陣嘈雜的腳步聲音從前方傳來。我抬起頭,被眼前的情景驚得呆呆的:爹向著我走來,離我僅有幾步之遠,一條很粗的繩子把他的兩條胳膊反綁在背後,他光著頭,嘴裏呼出的熱氣凍在眉毛和長長的胡子上,形成厚厚的一層白霜。一邊一個威武的公安戰士押著他,把他的頭按得很低。公安戰士的槍斜被在肩上, 槍口烏黑。他們戴著那種當時軍人冬天戴的棉帽,帽子正中鑲著象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和尊嚴的國徽。我挪到路邊,讓他們從我身邊走過去,朝小學的方向。我似乎看到爹向我笑了一下,我不知到爹是否真看到了我。到今天我也沒問過他。我當時是嚇傻了,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後來看電影看到電影上那些小孩追著被壞蛋押著的父親跑的時候,我都慚愧得很。恨我當時為什麽沒有撲上去咬那些戰士救出我的爹)。不一會就聽到身後的同學喊,‘打小反革命了’!接著石頭就向我飛來。 我本能地撒腿就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去。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平常吃飯的廚屋裏一看:廚屋一點煙火也沒有,祖母,大姐,二姐都呆坐在那裏。母親披頭散發,懷裏揣著近兩歲的弟弟,死人似的眼神盯著廚房黑黑的牆。俺娘似看不看地看了我一眼。我走到娘跟前,跟她說‘我碰見爹被倆解放軍押到學校去了’。娘一點反應也沒有,她大概早就知道今天要發生的事。不一會比我高兩年級的三姐也背著書包悄悄的走進廚屋。我們一家人就坐在廚屋裏,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要吃飯,沒有人弄一 點動靜,廚屋裏死一般靜。連平時愛哭愛鬧的弟弟似乎也明白了些什麽,變得十分的安靜,躲在娘的懷裏一動不動,偶爾從娘的懷裏怯怯地伸出頭來,看一下周圍的 人,一雙剛剛開始認識探索周圍世界的又黑又大的眼裏顯出驚恐。忘了我們一家呆坐在廚屋裏有多麽些時候,一個村裏的民兵站在院子裏喊,‘都到北屋裏來吧’。 我們跟著祖母和娘,一同來到北屋也就是我家的正房。屋裏已經坐了很多人,都是村裏的地、富、反、壞。那個民兵說,今天縣裏在我村小學召開審判現行反革命分子大會,你們要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原來是怕他們造反,就把他們全都關到我們家來了。這些人坐在那裏哪裏敢動,男人不停地吱吱抽煙,女人們就呆坐著裏,大聲也不敢出。 太陽從敞著的門裏照進來,漂浮在陽光裏的灰塵顆粒清晰可見。 不知道經過了多久多久,陽光緩緩地自東挪到西。這時候祖母忽地站起來,走到娘的跟前大聲說,你男人一天都沒吃飯了,你不知道做點飯給他送去?娘一隻手扶著背後的牆,一隻手抱著揣在懷裏的弟弟,艱難的站起來。她看了門口那個民兵一眼,見他沒有阻止的意思,娘就揣著弟弟到廚屋裏去了。大概過了一頓飯的功夫,娘回來叫我和我的三姐到廚屋裏去,說是讓我們去給爹送飯。我們都不願意去,怕人看見丟人。娘大聲說:“你爹讓人家押著一天都沒吃飯了,讓你們去送飯都不去,你們這是些什麽孩子!”娘說這些話時臉上怕人得很。我們沒敢再回嘴,就算勉強願意去了吧。娘找出了一個比我平時戴的帽子更破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找出了一條非常破舊的圍脖給我三姐。已經知道愛好的三姐不圍,把圍脖拿在手裏。在祖母的監視下,娘把一碗麵條,一雙筷子放到一個破筐子裏,頂上蓋上了一塊黑黑的毛巾,懷裏揣著我弟弟,提著筐子,我和三姐在後邊跟著順著屋後的大街向西邊的小學走去。剛走到大隊前的十字路口,就遇上了公社的武裝部長和兩個民兵。這個武裝部長叫皋作勝,戰爭年代炸掉了一根胳膊。他很高,穿一件黑色的皮衣,一個袖管空著。斜背著駁殼槍,槍穗很長。一雙很亮的黑皮靴高到膝蓋,很像後來電影上見到的納粹軍官,很是怕人。他那個樣子大人見了都害怕,我的腿早就嚇得軟下去。皋和民兵一下子把我們娘仨堵在了十字路口。皋喝問俺娘:“你這是上哪? ”俺娘說:“孩子他爹一天都沒吃飯了,我要給他送點飯去。”皋說:“不行!”俺娘說,你就行行好吧,我和孩子給你跪下了。說著,俺娘懷裏揣著一歲多的弟弟拉著我,撲通一下就跪下了。看到我們跪下,我三姐猶豫了一會也很不情願的跪下了。我不敢抬頭,低著頭看著滿是冰疙瘩的不平的路和皋的不停地踢著俺娘手裏的筐子的黑皮靴。我們娘幾個下跪使得皋惱怒萬分,大聲嗬斥著:起來!起來!不要給共產黨臉上抹黑,這樣罪加一等。。。。。。可俺娘就是不起來,不停的求他行行好,讓我們把飯送去。這時候一些從西邊小學開完公審大會回來的人開始圍著我們看熱鬧,有大人也有孩子。這些孩子裏就有我的同學。我的頭跪得更低,真恨不得鑽進路上凍裂的縫裏。一個本家的二大爺走過來跟俺娘說,大會都開完了,人(指俺爹)也押走了,這麽冷的天你快帶著孩子回去吧。 聽到這些我娘放聲大哭起來。她大概現在才弄明白,不論是破圍巾,破帽子,還是婦弱子稚的跪求都是不會感動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的…… 我現在已不記得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在那裏跪了多長時間,也不記得我是怎麽起來的。但我知道我的做人的尊嚴永遠地凍在了這個十字路口的凍土上,殘留下來的是一生的自卑和不自信。這種自卑和不自信最終導致了我一生的病態的自尊。 冬天天短,我們回到家的時候,已是萬家燈火時分;但我們家無燈也無火,家裏一片漆黑。關在我們家的那些地富反壞們都已離去,家裏死一般的寂靜。回到家我就上了床,我不記得那天吃過喝過什麽東西。饑餓和疲勞使我很快就睡了過去。 半夜起來撒尿,看到屋裏的土爐子上有半死不活的火,娘呆呆地坐在爐旁。火光把娘毫無血色的臉映得慘白,她懷裏揣著睡了的弟弟,他的脖子枕在娘的胳膊上,頭向後耷拉著…… 這是我一生最長的一天! 八歲,正是一個少年心理開始發育成型的時期。這一天和此後十幾年裏, 我的家庭和我所經受的不僅僅是“從小康墜入困頓的途中看到了是人的真麵目”,人格遭受的誣辱和精神所受的摧殘無疑更扭曲了我的靈魂。我不知道我的反社會心理,狹小的心胸, 變態的自尊和我的病態的憤世嫉俗有多少來自那段曆史,有多少應由我自己的本性所決定。人們常說某某人心靈上有汙點,我就是心靈上有汙點的人。如果我是一棵樹,我寧願雷電把我劈開,讓電火燒去那些年輪;如果可行,我情願請人用手術刀把我的心靈深處的汙點和心靈深處的傷疤一點點地剔去。希望我能變得高尚一些,心胸開闊一些,對人類社會少一些憤世嫉俗。現在的史學家幾乎無一不把發生在中國的那段不光彩的曆史歸罪於某些大人物的大政策,似乎沒有人指出那些圍觀者,那些圍著阿Q的囚車喝彩起哄的人或多或少的也要承擔一些責任?當那些所謂的心底善良的鄉親們看著我們孤兒寡母跪在那裏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感到難過?還是因此為他們枯燥的生活添了一道風景而欣慰?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們認為邪惡之所以盛行,是因為正義者沒有行動。結論是每一個德國平民都應為納粹對人類所發的罪行懺悔。我已年過半百,不會時常扯起那些曆史的破補釘取揉我紅腫的眼睛。我隻是想提醒大家如果多數人不去做邪惡的幫凶,不去為邪惡鼓掌呐喊,甚至不去圍觀那些“熱鬧”的場麵,邪惡就會失去它的市場,或者不會猖獗起來。我不知道我的小文說明這一點了沒有! 我從沒有問我父親,那天早晨他是否看到了我。這無疑是在他那塊永遠不愈的傷疤上撒上一把鹽。作為父親, 還能有比因為自己的孩子受到委屈而又不能保護自己的孩子更令人難過的麽?我沒有問過我母親那天我們跪了多久,是怎麽站起來的;也沒有問過我三姐是否還記得那一天。我希望他們早已經把這一天忘的幹幹淨淨的了。  照完相後我們就與本家的幾個弟兄去拜年。每見到一個人我都會問我自 己,這個人是不是曾經參加了當年鬥爭我父親的大會?是不是看到過我當年跪在十字路口的樣子?見到那些當年對我和我家裏表示過同情的人我都流淚。弟弟說,哥哥這些年不在家好像變得特別得愛哭。我告訴他我這是在用我的眼淚祭奠那些遙遠的歲月,用這釀在心裏四十多年的陳年舊淚來衝洗我心口的瘡疤。但願它能洗淨我心中的汙垢……
[ 打印 ]
閱讀 ()評論 (1)
評論
Dalidali 回複 悄悄話 馮兄和我有許多類似的經曆。 我家也是反反複複在富農和中農之間被折騰過幾回。最終被劃為中農。
但我沒有馮兄文中那一天的經曆。我同班同學有馮兄類似的經曆。

“七七事變”徹底改變了我們家幾個孩子的命運。

馮兄保重!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