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事件說明一個基本問題，國家的國計民生，企業生存 依賴別人是不行的， 免不了受人掐脖子

這是一個利益攸關的問題，盡管是市場經濟， 有WTo的製約， 但各國的主權還是起 支配低位。 

鸕鶿捕魚

隻見“牧鷹人”（漁人）發令，魚鷹們便一頭紮進水裏，僅一會兒功夫，第一隻魚鷹鑽出了水麵，喉嚨裏塞滿了魚。捕魚時，魚鷹們的脖子上，通常套有一根麻織的細繩子，以防它們私吞大魚。眼疾手快的“牧鷹人”一手抄回子、把魚頭抄進去，一手抓鷹把魚扔進艙裏；順手拿出一條小魚填進魚鷹嘴，用手一抻皮條的活扣、將其皮囊解開，小魚便進了其胃中……

 

多虧中興進口美國的隻是芯片， 說實話， 對此我不以為然， 天塌不下來， 即使死一個中興也不是什麽大事。

盡管中國對進口美國大豆有嚴重的依賴性， 但慶幸的是中國14億的口糧沒有依賴 世界市場。

早在20多年前， 以 茅於賦為代表的買辦們崇洋媚外， 極力主張放棄耕地紅線， 把中國人的飯碗交給西方。如果 像一些買辦那樣做,中國糧食供應對外依賴性達到 20%， 30%的話， 一旦有事， 真不能想象會有什麽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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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為何反感“糧食安全”

中國網 | 時間： 2007-01-08  | 文章來源： 光明觀察

 

著名學者茅於軾先生以70多歲的年齡皈依市場經濟學術，言必稱“市場”。其虔誠程度、執著程度堪稱中國一現象。但經濟學畢竟不是宗教。宗教是個人的事情，而經濟學則關乎他人的福祉甚至生命。所以，在糧食安全這個人命關天的大問題上，還是嚴謹、謹慎一些為好。

茅先生多次撰文，強烈反對政府對糧食安全過度關注。認為“隻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因此，中國政府對糧食安全的一切保護、支持、補貼基本都是多餘的，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甚至是“利益集團”在作祟。1995年美國有個愛管閑事的學者布朗先生，對中國的糧食安全提出警告，認為中國會饑餓世界。結果受到了茅先生的強烈的反感。他撰文說“1995年一位名叫Lester R. Brown的人寫了一本書，書名為《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給中國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傷害，大大地推遲了糧食市場自由化的進程，還導致上千億元的經濟損失。”

姑且不論這個美國人是否在管閑事，是否有本事給中國造成“上千億元”的損失。但中國的糧食安全的確是一個天大的事情。中國是一個13億人的大國，盡管發展很快，但是也是在1984年以後才剛剛比較安全地解決了吃飯問題。並且，目前還有3000萬人在688元的貧困線以下，飯都吃不飽，營養都成問題。一旦糧食產量受天災人禍的影響而下降，那麽吃不飽飯的農民就會迅速增加。吃不飽飯的感覺和後果可能不是經常在五星級賓館開會的名流們所能體會到的。在中國的一些貧困地區，由於吃不飽飯，不少的老百姓甚至去賣血而染上了愛滋病。因此，茅先生力主“隻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多少有點坐著說話不腰痛的味道。退一步說，即使茅的話是真理，但也不要忘了中國仍然是一個“轉型”國家，美國、歐盟這些老牌市場經濟國家都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就是說中國要成為被人承認的市場經濟國家，至少也要在2016年以後。在這種“轉型”的非市場背景下，茅先生硬要以“市場”保障糧食安全，這不是在刻舟求劍又是什麽呢？

話說回來，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由於各屆政府在有關糧食安全的改革上杯弓蛇影、如履薄冰，“大大地推遲了糧食市場自由化的進程”，糧食安全才總算沒有出現大問題。政府的這種倍受主流詬病、抨擊的謹慎態度，受惠的自然不是恩格爾係數非常低的高收入階層人士，而是普通的民眾。特別是那些在溫飽線上徘徊的民眾。在這個意義上看，政府對糧食安全的投入，確實有對窮人轉移支付的意義。因此，20多年改革開放受到多數百姓擁戴（或者說沒有受到明顯的反對）就不奇怪了。否則，那些吃不飽飯的數以千萬計算饑民難免就會成為陳勝、吳廣麾下的起義大軍。在這個意義上看，政府為了糧食安全投入的數千億元資金，不管是“成本”也好，“虧損”也好，“浪費”也好，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它保障了絕大多數百姓吃飽飯，這是一個奇跡，怎樣高估都不為過。對此，茅先生的顯然認識不夠。茅先生雖然精通微、宏觀經濟學的要理，但並不知道糧食安全的“公共品”意義，所以一定要按照規範的市場經濟理論，要求政府退出市場，讓市場去保障糧食安全。這種錯位的泛市場思想大概是他根據在北京生活的經驗發現的。北京城裏的有錢人想吃烤鴨就吃烤鴨，想吃魚翅就吃魚翅，吃得來減肥藥都成為一大產業。所以推己及人，以為“隻要支付合理的價格”，自然就不會有短缺，全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會有糧食安全問題。“隻要商店開門營業，糧食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沒有什麽糧食安全問題可擔憂的。”

但茅苦口婆心的經濟學掃盲的作用不大。這至少說明其市場理論脫離了實際情況。上一屆政府雖然在糧食問題上的市場化動作很大，但沒有忘記利用國債修建500億斤中央直屬糧庫。政府有糧，百姓不慌。否則，茅先生家裏大概也得買一個“大米缸”來“存放應急儲備糧”了。2003年以後，麵對產量下降潛在危機，新一屆政府動作更大，“兩減免，三補貼”讓農民的機會成本得到了一定的補償。由此一些打工的農民回歸農業，糧食產量才止跌回升，全國都鬆了一口氣。這說明了政府“顧慮“農業生產和流通的重要性。但茅先生2004年又發現與市場理論有矛盾，於是警告“不要被糧食危機論誤導”。

 

茅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在“揣著聰明裝糊塗”。對糧食安全的“顧慮”的專利權恰恰是屬於市場經濟的“聖地”美國和歐洲，而並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中國政府首創。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政府頒布的《莫爾贈地法案》、《哈奇農業實驗站法案》就開始了農業保護的萌芽。發展到現在，美國、歐盟的“國內支持”的條文、規則越來越豐富，力度也越來越大。在這些國家，家庭農場主一半左右的收入都是來自政府的各種補貼，而非市場。這才是這些市場經濟國家農業生產的真相，才是其“生產過剩”的真正原因。由於必要的危機防範，“生產過剩”成為糧食安全的正常反映。也就是說，沒有“過剩”就沒有糧食安全。“過剩”正是對糧食危機的必要防範。由此在糧食安全的時期，才出現了補貼出口糧食的奇怪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減少損失，提高效率。因此，一個國家怎麽能夠指望它國通過大量的生產補貼、出口補貼為你提供長期、穩定的糧食供給安全呢？美國大力補貼出口小麥顯然不是因為是傻瓜，日本拚命補貼生產稻穀顯然也不是因為是笨蛋。但是茅先生熟視無睹、移花接木，居然把“過剩”歸因於市場。這種常識性的錯誤實在令人費解和懷疑（持這種認識的主流人士不少）。目前，WTO的多哈回合談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歐盟、美國骨子裏並不相信世界市場，因此不願意放棄對農業，尤其是對糧食安全的各種“顧慮”。可以肯定，假如多哈回合真的達成協議，歐、美承諾削減“國內支持”，那麽這些地區的農產品產量將急劇下降。但直到現在，還看不到一絲成功的跡象。這說明這些民主國家的政府和議會還真經得起考驗。

 

中國政府的農業“新政”，恰恰是在與美國、歐盟一貫的農業法規、政策“接軌”。盡管受到市場化理論的幹擾，但總算萬裏長征走完了正確的第一步。中國反反複複的農業改革也終於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是要不要顧慮糧食安全問題，而是顧慮的夠不夠的問題。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糧食是產業缺陷最明顯的農業部門，它的動態機會成本要求政府必須動態補償。否則聽任“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農民必然就會逃逸出去。這個道理筆者在“非對稱核算理論”中予以了係統論述。如果中國政府顧慮的不夠，補償得不夠，主產區的農民立馬就停止生產商品糧、撂荒土地，跑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憑什麽農民就一定要生產糧食呢？

 

茅先生認為“成本低”的地方的農民會繼續生產糧食。這與“比較優勢”理論如出一轍。但是，什麽地方的成本能“低”到農民能夠安之若素地繼續生產糧食呢？茅先生大概指不出來、也找不到。因為在中國最有“比較優勢”的河南、山東、湖南、湖北、吉林等“中部地區”，輕、壯年農民基本上跑出來打工了，生產糧食的多數是實在跑不出來的老人、中年人和婦女。筆者2004年在廣州組織學生調查時也驚奇發現，很多湖南、河南的老人、中年人、婦女，甚至孩子都跑到廣州“非正規就業”，當“走鬼”。這說明，這些地區成本再“低”，優勢再“比較”，農業的收益也不如在廣州當“走鬼”。其實，這個道理在美國也是如此。美國農業有幾乎無以匹敵的“比較優勢”，家庭農場的戶均耕地麵積多數在100公頃以上，但不妨礙美國布什政府將補貼水平提高了80%。所以，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是政府在決定農業商品產量，在決定糧食安全，而非“低成本”和“比較優勢”。這可能才是真正的農業市場經濟。

 

茅先生攻擊政府的耕地保護製度，就錯得更離譜了。耕地是糧食安全的物質基礎。慶幸的是，中國政府最近又重申“對耕地實施最嚴格的保護”，並向各個省派出土地督察。這種對百姓負責，對子孫負責的態度對於茅先生的泛市場理論，不啻是個否定。 (作者：胡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