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料報道看， 此人可能精神狀態不很正常，至少是抑鬱症， 當時人們對這類情況了解不多。
沙飛是有大功的， 但從前邊網友貼的攝影作品看， 此人才藝非凡， 作品精湛。
我對這些作品印象深的有：
他的作品真實的記錄了八路軍， 共產黨抗戰的輝煌成就， 共產黨宣傳，動員全民抗戰的豐功偉績。
他的作品記載了八路軍抗戰的輝煌成就， 八路軍抓了那麽多日偽軍俘虜， 還成立了反戰同盟， 僅冀中軍區醫院就有200餘日軍反戰人員工作。
國軍抓了多少日軍俘虜？ 好像沒見過任何資料照片啥的？這裏不是有人給國軍喊冤嗎？ 拿出點真貨讓人瞧瞧？
雖然沙飛槍殺日本醫生是49年， 可死刑時已經解放了。 沒有十分必要處以極刑。
找到下麵的資料，原文很長， 僅轉相關的一部分;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194782.html
悲劇發生，沙飛槍殺了日本醫生津澤勝；又一幕悲劇發生，沙飛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飛因肺結核住進位於石家莊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以下簡稱和平醫院），給他治病的是日本醫生津澤勝。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悲劇發生了。這一天，在按照沙飛要求診病之後，津澤勝給他開了兩種藥。當津澤勝轉身出門，剛走了兩三步時，沙飛對著他開了兩槍，津澤勝頓時倒在門口。緊接著，沙飛又從床邊走到津澤勝跟前，對著他的頭開了一槍，打中腦門正中。
筆者同事郝建的父親郝德貴，1949年6月參加解放軍，離休前任269醫院政委，當年他在和平醫院擔任沙飛的護理員。郝老回憶了沙飛住院、誤殺津澤勝和被執行極刑的全過程：
認識沙飛是在1949年，那時我還不滿13周歲，是當時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年齡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內科)當看護員。這裏住的病人都是師團職幹部，病人中沙飛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時，他帶有兩名警衛員，一看就是個大幹部，還聽說他是畫報社主任，我們都叫他沙主任。他隨身帶著照相機，桌子上還擺著一個留聲機，當時我對這些東西都很好奇。
由於曆史原因，當時我軍醫院中有不少日籍醫護人員，僅和平醫院日籍人員連同他們的家屬就有200餘人，他們分布在醫院各個科室，津澤勝就是其中一個。津澤勝時任和平醫院一部主任醫師，他工作嚴謹，認真負責，在病人中頗有聲望，沙飛當時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這一天，正處農曆大雪時節，天氣陰冷。病人開過午飯後正在午休，突然從對麵病房傳來兩聲槍響。正當我驚魂未定時，“啪!”又響了一槍，當時我被這連續的槍聲驚呆了。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稍微鎮定後，我開門出去了。這時候走廊裏已有不少人，醫生和護士長他們正在忙著把津澤勝抬上擔架緊急送往手術室，機關來的人吩咐要保護好現場，協理員和幾個病人正在圍著沙飛說些什麽。隻聽沙飛不住地說：“人是我打死的，我負責，他暗殺我，我有證據。”
事後，我聽警衛員講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午飯後，沙飛顯得十分煩躁，在病房裏坐臥不寧。警衛員催他午休，沙飛卻不耐煩地說：“不忙，你去把給我治病的津澤勝喊來，我有事找他。”
不一會兒，門外傳來腳步聲，沙飛從床上站起來。門開了，進來的是警衛員，他對沙飛說：“津澤勝大夫一會兒就來查房。”
過了一會兒，門被推開了，這次先進來的是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雲醫生，然後進門的是津澤勝。進門後，張醫生站在沙飛的右側，手裏拿著病例夾子不時地記錄沙飛回答津澤勝查詢的病情，兩個警衛員侍立兩旁。沙飛表現得極度狂躁不安，他極不耐煩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著津澤勝對於病情的詢問。有時答非所問，有時拒不作答，令津澤勝十分尷尬，隻好暫時離開病房。
不料津澤勝和張富雲剛走，沙飛又要警衛員李有誌把津澤勝找回來，說有要緊的事。
李有誌回來了，津澤勝緊跟其後，進門後回身把門帶上，剛轉過身來未及說話，隻見沙飛的右手飛快地從褲兜裏掏出手槍朝津澤勝連開了兩槍。這兩槍射出的子彈一發擊中津澤勝的前額，一發在他的左邊擦肩而過，津澤勝當場倒在地上。此時，兩個警衛員都驚呆了，一齊前來奪沙飛手中的槍，沙飛猛地轉過身來，將槍口對著警衛員，趁其不備，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裏地吼道：“他暗殺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飛趁警衛員被他撞得後退數步之際，又湊到津澤勝近前，朝津澤勝的額部正中又開了致命的一槍。這時，兩個警衛員一齊向沙飛撲過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奮力奪下他手裏的槍，然後一人留在現場，一人飛快跑到院部報告。
津澤勝遭槍擊後，被醫護人員迅速送往手術室搶救。消息瞬間傳遍了全院，傳到北京，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同時也在日籍人員中引起極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領導迅速抽調人員組成精幹的搶救班子，一麵爭分奪秒搶救津澤勝，一麵抽調幹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員的安撫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
為了搶救津澤勝，軍區調派專機從北京送來了最優秀的外科專家和最好的藥品。全院人員都企盼著能從死神手裏早日奪回津澤勝的生命，醫院播音室不斷向全院報告津澤勝的病情。當人們得知打入津澤勝顱骨的子彈意外掉出時，仿佛看到了一線希望，盼望著奇跡的出現，然而終因津澤勝傷勢過重搶救未獲成功。
1950年新年過後，《華北解放軍》報刊登了華北軍區政治部關於開除沙飛黨籍的決定。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下達判決書，判處沙飛極刑。《華北解放軍》報還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張南生、張致祥共同簽署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訓令》昭告全軍。
3月4日，在和平醫院操場召開了對沙飛的宣判大會。判決書大意是，沙飛因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津澤勝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懷疑對他有謀害行為，查無任何根據，純屬臆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違犯了國家法律，違反了黨的政策和軍隊的紀律，特別判處沙飛極刑，以嚴肅法紀而保障人權。隨後，沙飛被執行極刑。
在沙飛人生的最後歲月有一件必須交代的往事。被關押期間，監守人員搜查時，從沙飛貼身的襯衣上兜中，發現了用蠟紙或者說防潮紙層層包裹的魯迅遺像底片。監守人員要拿走，沙飛死死地捂住衣兜，並大吼：“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監守人員當即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上級派來一名幹部和沙飛講道理，讓他自己拿出來查驗一下，如確係照片底片，可以允許帶在身上。沙飛這才拿出來當場查驗，確係魯迅生前最後留影的底片，又還給了他。
沙飛走後，他的遺物被拿到了華北畫報社（解放軍畫報社前身）。戰友吳群、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問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裏，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裏。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並行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於沙飛所攝製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別人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誌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後處決他的時候，由於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著埋葬起來了。”
數年後，沙飛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飛的墓地。但由於沙飛死後，墓地經過兩次遷移，一直沒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