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工農兵學員上學時受到歡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萬工農兵學員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大陸從1966年文革開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的編者按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1971年，我父親就曾參與招生，由於招生的工作很累，沒什麽人願意幹，第二年學校領導和工宣隊就讓我父親負責，與同事房老師一起去朝陽市北票縣（現北票市）招生。當時的工宣隊李隊長安排我父親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入學後他們不僅要上大學，還要管大學”。而學校領導劉書記則僅僅表示，大事兒向學校匯報，小事兒自己作主。
01 class 到北票招生
這次招生是在北票縣，北票即使在朝陽這個貧困地區，也是最窮困的縣。因為窮，北票是遼西北接收下鄉青年最多的縣。
到北票縣城的時候，來招生的各校工作人員已有二十餘人，其中大部分是省內的，還有四五位來自北京和哈爾濱。
人員聚到一起後，在北票縣教育組房組長（原教育局長）主持下，開了一個招生工作會，會上房組長介紹了北票市生源情況。北票縣是遼西地區接收下鄉青年最多的縣，有七八萬之多，大都來自沈陽、大連兩市，還有幾千名北票本縣的下鄉青年。北票是個大縣，還鄉青年也不少，想上大學的青年很多，對這次招生，縣裏很重視。
北票縣的名額分配辦法，是將上級分配他們縣的招生名額，依據各公社青年總數，按比例公平分配下去，然後公社也依據這個原則，公平分到大隊，大隊再分到小隊。為防止出現問題，盡量做到合理。
當時農村各大隊有貧下中農協會，小隊（生產隊）有貧協小組，會長和組長是隊裏的主要幹部之一。
接到具體名額後，小隊先召開貧協小組開會，然後讓青年自己報名，再召開貧下中農全體大會，對報名者進行評議，之後將大家認可的人選報到大隊。
接到小隊報告後，大隊召集貧下中農代表、大隊全體幹部和各小隊隊長，以及小學老師（讓小學老師考核報名青年的文化程度）共同研究評議。對沒什麽爭議的報名者，由大隊統一報到公社；對有爭議者，讓其來大隊介紹自己基本情況並接受詢問。
公社在審核名單後，如果認為沒什麽分歧，便統一報到縣裏。
房組長說：“我們這項工作做得很紮實，你們可根據推薦表進行錄取。如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我們共同商量一起研究解決。”
會上，由招生學校人員組成招生工作組，組長由遼寧中醫學院副院長劉天瑞擔任，由我任副組長。
讓劉天瑞擔任組長，一是考慮他級別高；二是考慮到他們學校來的人多，有七位。由我擔任副組長，則考慮我是本地區最大學校的代表，我校此次從北票縣招生56名，招生名額最多。
另外也考慮到，我校從北票招的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要回北票工作。我當副組長能方便招到好學生。這些畢業後回到北票都是房組長的兵，所以房組長對我表示，一定支持我的工作。
為避免招生工作受到幹擾，招生組辦公地點不設在縣城，而設在縣城周邊的公社。
朝陽師範、遼寧中醫及沈陽音樂學院三所院校辦公室設在大阪公社。大阪公社是距北票縣城最近的公社，有六公裏遠。每天縣教育組會派一名工作人員來大阪公社，互相溝通情況。
02 class 農村仍尊重教師 雖然農村也要批判知識分子、批判教師，但農村還是很尊重教師，下鄉知青和還鄉青年更願意報師範學校。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看工農兵學員入學推薦表，然後由學校錄取，最後同縣裏一起研究後定下來。
工農兵學員推薦表由三部分組成。
一是推薦意見，內容主要填寫被推薦人的自然情況，並附上各級部門對被推薦人的評議記錄。
二是政審、體檢情況。
三是北票縣自己規定要填寫的內容，讓被推薦人自己填寫。如因政審、體檢、文化程度達不到錄取學校要求而未被錄取者，可再報一所學校。但這一誌願能不能錄取，要看運氣而定。
拿到登記表後，我整體瀏覽一下，發現第三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報的是朝陽師範。當時我很吃驚，不知道什麽原因。後來一問才知道，招生學校雖有大學和中專之分，但標準卻是一樣的，不考慮年齡、文化程度。而還鄉青年大多不在意大學、中專的差別。
對大部分還鄉青年來說，在他們家鄉，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是公辦教師，不但有工資、能吃供應糧，還有寒暑假。而如果去了工學院、商學院，畢業後要去當工人、營業員，工作累，工作時間長，還沒有公辦教師待遇高。
雖然當時農村也批知識分子、批教師，但教師還是受尊敬。在他們眼裏，念師範畢業回鄉，比大學畢業留在外地強，因為他們也不知道外地是什麽樣。
城裏下鄉青年報的誌願，大多是他們家鄉的院校，他們也不計較是大學還是中專，在他們的思想裏，能離開農村回城讀書就行。別說能回家讀書，哪怕回家掃大街都行，更不管大學和中專的差別了。
和劉天瑞混熟了之後，我就問他“紅”和“專”的標準是什麽，並告訴他，我們工宣隊長特強調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我不知道如何掌握。
劉天瑞笑了笑說：“那好辦，‘專’挑學曆高的，有高中生就不要初中生。‘紅’你自己掌握，能被推薦上來都是‘紅’的。”聽後，我就知道怎麽辦了。
1971年2月4日，山東煙台地區從工人、農民中推薦選拔出136名青年上大學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雖然名為可以教育好，但實際上卻是非常受歧視，招收他們入學，要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
在錄取過程中，有幾件事，我費些腦筋，但處理的結果還很不錯。
對可教育好的子女，上邊有規定，根據本人表現，可錄取一部分，但不能多。雖然沒規定具體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組長也講了這個問題，他說：“各公社都報上來幾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錄不錄取由你們自己定，縣裏沒說法。”其實他的意思是說可以錄取，但他不鼓勵，怕擔責任。
我聽後對他說：“我們學生畢業要當教師，錄取他們這類人問題不大吧？”他笑了笑說：“你是錄取官，這事兒由你定，別考慮我的意見。”
房老師是政治教員，很重視政治問題，他問我：“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學校說一聲？”我說：“隻要不違反政策，咱們可以自己決定。工宣隊長既不了解具體情況，也不聽你解釋，一問他，事兒就辦不成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負責。回去如追究責任，由我擔著。”
房老師聽我這麽一說，一開始沒說什麽，但過了一會兒，他說：“出事兒咱倆負責。”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輩、母輩曆史有問題，或是犯罪犯錯，屬於“階級敵人”，但其子女還是可以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在黨的教育下與其父母劃清界限，可以改變立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次招生中，我們共錄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長曆史問題影響，有些人的父母問題寫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畢業生王豔芬，各方麵十分優秀，她父親當縣農業科科長時，有一次下去視察工作，喝了點酒，臨走時，沒經過女養鴨員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處分，被撤了職。家庭主要問題欄內寫的是她父親“強行和女養鴨員握手”。
王豔芬父親並沒戴上壞份子、流氓帽子，隻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過，但大隊還是給王豔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樹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標兵。我和房老師一商量，拿著材料找到房組長，當即便決定錄取了她。
還有一個叫王蘭君的被推薦人，她父親遠在日俄戰爭時，替俄國人做過飯，結果在“反蘇反修”時被定性為曆史反革命。這個帽子實在是個笑話，所以我也錄取了王蘭君。錄取的其他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現優秀的青年。
這次招生，我共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們學校招生總數的八分之一，是來北票招生的院校中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學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鄉青年蔣孔麗是高三畢業生，當代課教師多年，一直是縣裏優秀教師。她本人想到師範學校深造，幾次找到我和房老師，主動介紹自己的情況和要求，房組長了解她的情況，也想讓她上大學。但因她家庭背景複雜，縣裏怕錄取她引起麻煩。
蔣孔麗家是蔣介石本家，與孔家也是親屬關係。她父親在北票礦務局當工程師，是技術權威，因此蔣孔麗不能入團，代課教師的身份也轉不了正。她父親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沒被定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卻一直被當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待。
我對她的遭遇很同情，為此找房組長協商幾次，想錄取她，但未能成功。對我來說，失去個好學苗，是件憾事，但對蔣孔麗來說，卻未嚐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幫”後，蔣孔麗考入北京一所大學，圓了讀書夢。
回校後，我向劉書記和李隊長詳細介紹了我錄取的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況。劉書記說：“好，合乎政策就行，縣裏批了，我們就收。”李隊長雖然有些不滿，但也沒說什麽。
那年九月一日開學後，新生報到，見到這些生龍活虎的新學員，教師們都很高興。那年“十一”國慶節時，新生們紛紛登台表演節目，那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現尤為突出。李隊長看後，也張著大嘴笑嗬嗬地對我說：“這些新生都不錯，你這活兒幹得好。”
04 class 臨時變通以免遺珠之憾 由於名額很少，一些好學苗麵臨無法入學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級部門協調，好在當時遇到的情況，大都順利解決。
第二件頗為滿意的就是對有爭議的被推薦人員的處理。
有一個被推薦青年張永成，是北票下鄉青年，下鄉後一直吃苦耐勞，長年照顧五保老人王喜慶，幫老人挑水、掃院子和幹農活，一直堅持了三年。社員們都說他比王喜慶的侄子對老人都好，所以這次招生，社員一致推薦他上學。
小隊對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薦到大隊。但大隊會計崔玉剛的兒子崔凱也要上學，並且也是個不錯的小夥子，雖沒有張永成突出，各方麵也都很優秀。
因為全大隊隻有一個上朝陽師範的名額，大隊就把二人都推薦到公社。公社了解這個情況，不想得罪大隊會計，就把兩個人都推薦到縣裏。縣裏則把問題推給我們，讓我們決定錄取誰。
看完他們的材料，我和房老師拿不定主意錄取誰，為了解真實情況，決定到他們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實際情況，誰更優秀就錄取誰。
我和房老師及縣文教組一位幹事先來到小隊。見我們到來，全小隊男女老少都來了，他們七言八語地向我們介紹張永成的事跡。
王喜慶老人更是流著淚向我們講了張永成這幾年對他照顧的情況，他說：“我舍不得張永成走，他走了，再沒人那麽細心照顧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學會有個好前程，留在這兒照顧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體社員都向我們表達了這個意見，希望能錄取張永成，別耽誤這個好苗子。
離開小隊，我們來到大隊部，大隊長也向我們詳細介紹了崔凱的情況。崔凱是北票高中高三畢業生，有文化，愛學習，非常希望繼續讀書。他回鄉後的表現也好，是個好苗子。隨後我們和崔凱麵談，發現小夥子長得帥，沉穩大度，有禮貌，確實是個好苗子。
回到大阪公社，我和房老師商量來商量去，也決定不了錄取誰。於是我們連夜趕回朝陽師範，見到劉書記後，我們向他詳細介紹了這兩個人的情況，並提出能否將他們兩人都錄取。
劉書記說：“都錄取是挺好，但沒有名額這事兒沒法辦啊。”我說，能不能向教育組再要個名額，劉書記說第二天他試一試。
第二天，劉書記向地區教育組組長（局長）介紹了這個情況，並提出再申請一個名額的要求。後來在地區教育組的協調下，地區計委專門撥給我們學校一個招生名額，我們就把張永成和崔凱都錄取了。
朝陽師範已經煥然一新，也不再有人整人的階級鬥爭
願青年讀書的夢想不再破滅
在大阪公社招生的三周，我和劉天瑞等其他院校來招生的老師們，關係處得十分融洽。大阪公社很窮，我們每天的主食都是玉米麵窩頭，沒有菜，隻吃鹹菜和大蔥，但大家都沒覺得有多苦。
在晚上，或是沈陽音樂學院的老師們拉琴、唱歌，或是劉天瑞給大家講故事，有時我們還輪流背唐詩。盡管第二天早上起來，滿身都是蚊子咬的大包，但都覺得生活很有趣。
想起那段日子，我們過得很充實。
在這場招生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讀書受教育是多數青年的最大夢想。在那荒唐的年代，無數青年的青春被耽誤，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給社會留下難以救治的後遺症。在與考生接觸的過程中，我從他們的目光裏，感受到他們對知識的渴求。
入學後，雖然他們的基礎比較差，但大多數人都努力讀書學習，彌補自己的不足。這些學生畢業後，許多人都有所成就，為自己爭取到美好的未來。
但是，絕大多數青年還是沒能獲得讀書的機會，一想到這，心裏就很不是滋味，但願以後不會再有青年讀書的夢想破滅，都有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人生價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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