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市場:花自飄零水自流

第七章

文化市場

花自飄零水自流

挑戰 騷動

結合 希望

 

    在中國，不知不覺地文化已悄然走進了市場；自然而然地，現代人也已把文化娛樂與花錢消費看成了一回事；追尋感覺的現代人實際上承認了這樣一種理性：文化娛樂當然是一種消費，在這個意義上，一個結論順理成章：文化也是一種產業。

現代社會的發展，使許多行業發生或是量的、或是質的變化。主業和副業的界限已變得十分模糊，一些行業以副養主的趨勢也越發明顯。文化業充分顯示了這個特點。

在中國，文化業屢經磨難，成為中國商品經濟從嬰兒走向成年的見證人。

第一階段：“文不經商，仕不理才”。文化業在中國計劃經濟的體製裏習慣於單純的“服務”，使其本身單調循環，作經濟上的伸手派。

第二階段：文化可以有償服務。盡管如此，文化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麵”，羞羞答答地窺視著市場。當時中國百業待興。

    第三階段：文化終於“名花有主”，被劃進第三產業。“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人們對似乎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歌廳、舞廳、卡拉OK廳、夜總會雖目不暇接、忐忑不安，卻終於接受了。

文化在悄悄更新著人們的觀念，文化在悄悄走進市場，文化消費在慢慢滲透進日漸開顏的中國人生活。

文化作為第三產業中最特殊的一類，必須改變自己形象。在西方，娛樂業是最賺錢的產業，人們幾乎將所有掙來的錢都毫不吝嗇地投進去，“讓我一次玩個夠”。文化作為精神享受似乎已不再凝重不再深奧，人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也接受了文化。

文化業有強大的經濟效益，也產生著巨大的社會效益。文化業商業化已不可避免。文化不容懷疑地被推入了市場大潮。

對於吃“皇糧”，依賴成性的文化經營單位，初涉市場是一個艱難適應的過程。這其中的酸甜苦辣隻有當事人才真正知曉。文化怎樣走進市場在中國已是一個現實問題。

“立足自身”是講文化經營應從文化自身特點出發，以企業管理方式來經營文化。這是傳統和現代新觀念的一次撞擊。

文化產業的經營者必須懂得文化藝術的最大特色是眾人參與，懂得文化隻有推向社會，“多業助文”才能使文化本身打破封閉，使其人才、資源、設施得以充分利用。文化全方位走向市場的路是漫長而又阻撓重重的，這需要人們觀念的更新，行為方式的轉變。路是人走出來的，文化經營尤其應獨辟新徑。

一九九五年三月三日，天津人民禮堂拉了幾位不同尋常的客人，其中包括中央歌劇院交響樂團團長金紀廣和該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曹歡。金團長進了禮堂，便亮開嗓子，他雄厚的聲音在大廳回蕩，曹歡則仔細看著舞台設置，輕輕地說：小了一點。金院長接過話來：不過音響效果不錯。此時，兩人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因為他們知道，再過十幾天，將會在這個禮堂上演一台令人們震撼的交響音樂會。

三月十五日，是這場稱為“三星之春”交響音樂會露麵的日子，這一天，中國巔峰音樂家傾訴交響樂的精典。

首都十大交響樂團同台舉行交響音樂會，十大樂團首席演奏家同台演奏，都是極少見的。曹歡說：真想象不出我們能同台演出，因為大家都各有演出計劃，各首席連平時見麵都很難。連這場音樂會的指揮家譚利華都覺得無法想象這場音樂會的氣勢。譚和天津極有緣分，是現在中國最出色的指揮家之一。而音樂會另一位指揮高偉春，是中國少壯派指揮家。高說，三.一五的這場音樂會使他有作為指揮的成就感。

在“三星之春”音樂會中，出現中國四位著名歌唱家：劉維維、袁晨野、鄭詠、王蕾。一九八五年，劉維維在巴西征服了在場的評委，獲國際聲樂比賽娜依拉、雅佰金質專項獎，在頻頻的出國訪問演出之外，他的願望是：能在國內精品音樂會上為自己的同胞演唱。這位近年來亮相次數最多、最有號召力的美聲歌手，在晚會上為聽眾獻上他的拿手戲《今夜無人入睡》和一首中國經典作品。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曾獲第十屆柴科夫斯基國際聲樂比賽第二名，他的節目包括膾炙人口的《鬥牛士之歌》等。女中音歌唱家王蕾，是國內最好的卡門扮演者之一，曾獲得法國奧芬巴赫國際聲樂比賽特別獎。

中國傑出的青年作曲家季承，所作的交響序曲《希望》是專為這次音樂會創作，這部在中國首次公演的交響曲，管樂部特別是銅管樂組的分量較重，管弦樂效果可謂濃墨重彩，十分耐聽。季承說：這曲《希望》表達我們音樂人對這次晚會主辦者節日的祝福，對中國交響樂的希望。

小提琴家曹歡說，中國音樂家的經濟狀況雖然牽製了我們音樂人相當大的精力、體力和時間，然而大家都為心中的音樂聖地奮鬥，在國際比賽中拿獎，說是愛國也好，但最重要的希望是讓中國的音樂得到世界承認。

在這場音樂會的曲目中，既包括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又有《塞維利亞的理發師》、《卡門》、《茶花女》、《圖蘭朵特》中膾炙人口的選曲，並且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批作品是第一次在津公演：門德爾鬆的《芬格爾岩洞》序曲、安德森的管弦樂曲《雪橇》、威爾第歌劇《納布科》中的希伯來囚徒合唱盒《厄爾南尼》中埃爾維拉的詠歎調。

曹歡說，觀眾並不是不喜歡交響樂，欣賞交響樂其實無所謂懂與不懂，就像看一幅畫，你隻要覺得它美，而無需知道它的繪畫技巧，一場好的音樂會關鍵在於曲目的編排盒演出的質量。

三月十五日是消費者的日子。對每個中國人，這天都會認真地考慮自己的消費利益。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談文化消費還是潛意識的。選擇三月十五日舉辦一場規模宏大氣勢空前的交響音樂會，策劃者似乎是別有寓意的。籌劃這次活動的是報人和三星人。

此次晚會是天津日報社所主辦的經濟類報紙《北方市場導報》慶祝創刊一周年的紀念晚會。《天津日報》一直以“反映市場、研究市場、服務市場”為主旨來辦這份報紙，在反映經濟運行的同時，也密切地關注經濟現象對人們精神世界的衝擊。文化市場斑駁陸離的現狀，使《天津日報》和《北方市場導報》的報人們深切地感到來自文化的焦慮。

三月十五日，是《北方市場導報》創刊一周年紀念日，因此，年輕的導報人決定以對文化市場的參與，作為對讀者最好的報答，於是便有了邀請首都十大交響樂團聯合公演的設想。此想法得到了韓國三星電子株式會社的共鳴，作為一家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追求良好公眾形象的企業，三星人認為應在為消費者提供物質享受的同時，也應為消費者奉上高雅的精神享受。於是這場撼人的“三星之春”音樂會誕生了。

三星電子株式會社中國總裁辛源基說，企業把從消費者那裏得到的厚愛和關心敬獻給消費者，是很有意義的事。把企業辦成人民的企業，辦成像親密朋友那樣的企業，這就是他們所向往和努力的目標。

這場晚會由赫赫有名的影視藝術家陳道明擔任晚會主持。而“末代皇帝”陳道明則表示主持這樣的音樂會是首次，這是一場音樂會卻是一種文化的希望。

“和音樂在一起，永遠是幸福的”。這是曹歡送給所有愛好音樂的人們的。

“希望上帝—消費者記得，正是由於企業的參與，我們感受到文化和音樂的輝煌。”這是音樂人和報人送給中國消費者在三月十五日的禮物。

一個特殊的日子，一份特殊的禮物。此事被評為中國文化界一九九五年的十大新聞之一。

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國文化界的熱點新聞恐怕就是三月四日“北京大學推倒南牆辦三產”的消息了，雖然三月五日鋪天蓋地是“學雷鋒三十周年紀念日”的活動，但此事還是鬧得沸沸揚揚，讓中國人吃驚不小。看來“雷鋒要學，錢更要掙。”

三月四日上午九點四十分。北京大學南牆外。機器轟鳴。深灰色的南牆搖晃了很久，終於倒下，一台推土機露出來，它喘息著，艱難地來回推動著。塵煙彌散開來。當時的場麵讓人感覺似乎能聽到一個巨人前進時跨越障礙的喘息聲。不久北大南牆打開了一個缺口。一位記者形容者“偌大的豁口沐浴在溫暖的陽光，如北大緊密聯係社會的一個窗口，又似這個中國第一學府傲視首都經濟市場的一隻智慧的眼睛。”

推南牆是為了蓋樓招商。北大黨委副書記任彥申說“北大要主動出擊，反彈琵琶，以商養學”。與此同時，“北大資源開發公司”成立，目的在於充分挖掘北大的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和房地產資源。總經理是留美多年研究表麵物理的無線電係教授鞏運明，他說“我不後悔‘下海’，雖然我仍然搞基礎科學研究。”

“推牆第一人”開推土機的駕駛員楊桂林很不習慣記者拍照，他指著自己不算幹淨的工作服躲閃著說：“我這樣子沒法見報，應該拍領導。”記者追問他還想做什麽，他表示最大的願望是“能把所有封閉的牆全部推倒。”記者問“封閉的牆”指什麽，他笑而不答。又問他有沒有這個可能和機會，他說肯定有，“隻要上下一條心”。

北大此舉讓行人好不驚訝。南牆外被過往路人圍得嚴嚴實實。一位外地來京的遊人背著大包小包停在現場，說自己很榮幸遇上一個“曆史事件”。另一位路人則跟在記者後麵問長問短，記者請他談談對此事的看法，他說“真過癮”。原來在此經商者聽說南牆推倒後將建成二萬多平方米的商業樓群，也紛紛加入圍觀人群靜看世態發展，一位個體經理憂心忡忡地表示：“前途難測，北大人將衝擊我們的生意。”

一位教授說北大推倒的絕不僅僅是實物形態的牆，這是一個信號。當圍牆倒下變成瓦礫的時候，人們在塵灰中卻能感受到一股清風，它給人們心中帶來一種說不清的希望。因為中國人開始用行動來證明一些事而不僅僅停在語言的許諾上。

經濟專家杜潤生曾說，我們要有披荊斬棘的精神，不要怕這怕那，喪失機遇是最大的戰略失誤。對北大此舉任彥申教授的評價說：“我們不爭論，隻想抓緊時間多幹快幹，我們要抓住機遇，讓時間來說明一切“。

此舉出現在北大不足為怪，雖然這有些高等學府被“逼上梁山“的意味，但更有“水到渠成”的一麵。隻不過北大人讓一切明朗化了。早在幾年前，國家教委便批準一些重點高等院校成立“校產辦公室”，直屬有限公司。南開大學一位“下海”出任“華光新技術材料實業公司總經理”的肖文德老師說他半年前就聽說北大要拆倒南牆，這一點都不奇怪。他認為經院式地自我封閉的教學、脫離實際進行研究是對人自我創造力的最大束縛。從封閉到開放是一個必然過程。但他認為這件事又有可悲的一麵“國家實力太弱，不能把教育正常養下來”。

北大的牆拆了，也許什麽人一要求還會堵上，但這件事是事實改變不了。北京街頭到處貼著“開放的中國盼奧運”。中國人是在用一種行動來表示自己的開放度。也許北大此舉有些過於明目張膽，帶有某些“嘩眾取寵”的意味。因為中國人還不習慣把掙錢的事明明白白地拿到桌麵上來，但卻讓你體驗到一種膽識：確實有一些人敢幹。奇怪的是北大此舉進展相當順利，從提計劃到審批到付諸行動，有關的市政府工商局等主管部門一路開綠燈，上下一致同意此方案盡早出台。你不能不相信，中國敢幹的人越來越多了。其實北大拆牆不是先例。南京大學早就這麽幹了，隻是動作沒這麽大。天津大學早在一九八七你那就推倒北牆成立“科貿一條街”，而天津教育學院的臨街牆已被正在建設中的商業房代替。各個高等學府都在四麵出擊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誰都想把稍縱即逝的機會抓住。

北大此舉在教育界確實引起一陣震動，但它所引起的波動已超出學術界所能理解的範圍。當今的中國人誰不想發財？李鐵映曾許諾“讓我們的教授每月一千元工資”。然而教育界依然隻有政策沒有經費。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剛剛在全國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三月四日便有北大推牆招商籌措經費的行動，這總會讓人產生一些不安的東西。

但當一種新的辦學方式讓學術成果不再僅僅是禮品、樣品、展覽品而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時，我們無法去評論它的成敗得失。我們的眼光似乎應該看得遠一些。南開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楊玉川先生接受采訪時說：“市場經濟說白了就是發財經濟，國家、企業、個人都要發財。學校想發財也屬正常，目的都是讓我們的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中國在經曆一次前所未有的嚐試：搞市場經濟。這是一種能帶來高效率產生高效益的經濟，它最大的風險是“懶人活不了”。教育界人才分流似乎便不足為奇了。單獨評價一件事本身已毫無意義，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行動。行動已讓中國人產生一種自信。

依然想起那句話“開放的中國盼奧運”。當我們能夠用行動來使我們的經濟實力增強時，誰又能說北大拆的僅僅是一堵牆呢？

聽到的是許多教授對中國教育界今後路怎麽走的歎息聲，年輕的教師盒學子們則躍躍欲試。

一九九二年十一日二十五日晚，南開大學經濟係有價證券研究會組織了一台別開生麵的模擬股市。參加者達五百多人，參加交易的二白零九人，場麵頗似上海深圳股市的實際情況。

七點十五分，模擬股市正式開鑼。有六家模擬公司的股票上市，入市規則和交易程序張榜公布，每個人花一元錢就可以買一個賬戶，為了避免發放新股的麻煩，入市股民每人可配一百股。

交易場內機構設置采用封閉式，場外設有研究生谘詢台，組委會每隔三分鍾公布一次關於企業經營狀況的信息以及宏觀形勢信息。入市的大學生股民則根據信息買進賣出，交易場麵很活躍。人頭湧動，組委會所設的八百多份股票買賣單頃刻間被擠得水泄不通，幾位服務人員頻頻回答各種關於股票交易的問題，嗓子都啞了。

當組委會發布第四條模擬信息—啟發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倒閉—以後，場外湧起一陣陣聲浪，股民表情豐富，一些人氣得把手中的股票撕了，一些人則喜形於色，著手收購股票。九點十五分，模擬股市敲鍾閉市，評出最佳“炒手”一名，六名優秀“炒手”。這次模擬股市總顧問、南大經濟係教授賈秀岩和副教授韓德昌認為，此次活動是大學校園裏的一次大膽試驗，可以使大學生參與社會，了解一些股市設置、股票交易程序，提高學子們的交易技巧和能力。本次活動的場內總指揮段文斌說：“組織此次活動雖然花了不少財力和人力，但能引起大學生關心，使他們增加現場經驗和實際能力是值得的。”

某大學團委副書記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她請一學者搞一關於國家時事的講座，貼海報搞宣傳鬧得聲勢很大，結果到場者不足十人，就在她急著再去找人時，那不足十人也走得差不多了。該老師直搖頭：“我真鬧不懂這些大學生在想些什麽。”

這些寵兒們在想些什麽呢？

南開大學九O級曆史係的李鵬暑期獨自一人遊曆新疆，他說“要在最單調、最呆板也是最原始的沙漠中找到曆史。”在二十多天艱難的曆程中他覺得自己的心靈受到了一次震蕩，他“開始審視自己的過去，發現這些年來漸漸養成一種惰性盒重視功利的原則，使自己失去獲得美好事物的機會”， 回到學校，一種久逝的東西讓他如饑似渴地苦讀，他知道那是曆史和責任，雖然他說不清其中具體的內容。

與李鵬截然不同，九O級旅遊係的曹華在深圳沐浴現代文明。她說，一代人造就了一個社會，一個社會也推出了一代新人。深圳人認為一個人對社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社會就應報以相應的報酬，人的自身價值要通過社會價值來表現。似乎深圳人更直率地認為一個人努力工作“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卻為社會”。

圖書館係九一級的劉雙琴對此非常讚同。她在暑期有驚人之舉：四十二填打工賺一千三百元錢。“我打工的目的很明確，我要修法學雙學位，學校規定每一學分需交幾十元，要交一千元左右，我需要錢。我做一份促銷，一份家教，很辛苦，每天工作十三個小時。開學後我想通了，我要考經濟係的研究生。”

九一級計算機係的於洲在暑期替北京一家公司做項目，他說要成為一個優秀人才，對大學生來講要“長兩個翅膀“：踏實的專業知識和明智的經濟頭腦。古語雲“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因為隻有在捕魚時才知網眼該結多大，以便“漁網恢恢，疏而不漏”。

九O級數學係的張博一點不像學理科的，他在團委的工作做得相當好，暑期他帶隊去河北老區走了一圈。那裏艱苦條件讓他心中不吐不為快：“在那裏你有一種沉重感，我不敢再懈怠。”博士生趙雁俠到甘肅金昌考察西北經濟，她有同感：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未來的一切都需要這一代大學生去做。九一級中文係的鄭愛敏沒有回家，在外資公司打工，她說“真辛苦，我才知道自己的前輩活得多麽不容易”……

陳威是南開大學國際經濟係三年級的學生，這學期他轉到了計算機係。周圍的人感到異常吃驚，因為他放棄的不僅是眼下最熱門的專業，而且還要交一筆可觀的“補學分費”（南開大學規定，對轉係的同學要收取學分費，每學分六十元）。可陳威卻說：“感謝學校給我這次機會，能讓我按自己的興趣念書”。

像陳威這樣不想讓別人牽著鼻子念書的大學生還真不少。南開大學每年就有近三百多人申請轉係，但經過填表手續和考試之後，最後轉成的隻有六十多人。

從中文係轉到旅遊係的李德剛講起自己轉係的事直感歎：“當時和我一起參加考試的有六個人，可最後隻錄取一個，我很慶幸考了第一，我很為考第二的那個哲學係的同學惋惜。若是我轉不成，留在中文係畢業後還有飯吃，他學哲學的怎麽辦呢？”李德剛交了二千四十元的“補學分費”，因為旅遊係和中文係的許多基礎課是不一樣的。但他說不後悔，因為一方麵畢業後找工作比較容易，另一方麵擺脫了目前所處的困境，不必再整天沉浸在自己並不喜歡讀的課程中。

從物理係轉到管理係的曾祥文則是為了更現實的東西：畢業後待遇好一點，薪水高一點，更好地去報答農村的父母，幫助弟妹上大學。他一共交了九百六十元“補學分費”，這其中有他打工賺的，也有父母給的。他那忠厚的父母說：“讓他自己把握自己”。曾祥文說自己喜歡物理但出路並不好，他所在的專業今年已有三十多個人申請轉係，係裏的老師也很開明，隻要轉入的係接收，就放人，他所住的宿舍有六個人，轉走兩個，三個正在轉，隻有一個人留守。

從計算機係轉到國際金融專業，是黃俊峰剛上大學便準備做的事。他高考報的是國際金融卻被跳到計算機係。“我要通過在大學的努力來證明自己並未失敗。”他準備了一年，擊敗了五十個對手，終於如願以償。他說：“我現在有更多的時間來發展自己。但隻要有機會，我還要再拚一拚。一個人隻有時刻想著超越自我才會得到大家的承認。”他交了六百元的“補學分費”。

南開大學教務處的主管老師認為，很多學生要求轉係，是為了能按自己的興趣學習，重新認識自己，但更重要的是為了畢業以後更好地找工作。

有關資料也表明，從基礎學科轉到應用學科，從冷門專業轉到熱門專業是轉係的大趨勢。南開大學轉入電子係的十九人中，大多是從數學係、物理係轉出；而轉入經濟、法律、旅遊等專業的學生大多來自哲學、圖書館、中文等專業。校方雖然想讓學生按自己的意願學習，但還要考慮學校院係體係的完整，因此並不太鼓勵學生轉係，收取“補學分費”和“轉係考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控製手段。

中國高校允許轉係一方麵給學生提供了重新選擇的機會，一方麵又令人憂慮：學“冷門專業”的真的沒有出路了嗎？

不能不說中國當代大學生在經曆著蛻變：像蟬一樣褪去保護的外殼，長出能飛的翅膀。於是他們下意識地開始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坐標，他們在想些什麽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在積極地用行動表明著自己的價值。

一位記者自己定了一個題目：在大學生床頭擺什麽書？下去走了幾個宿舍，他說：“沒法寫，每個人的書都不一樣，你不知道他們想看什麽。”求異感在大學裏盛行，追求鮮明的個性已是一種暗流。我們其實並不能說他們“兩耳不聞天下事”，隻是他們不願讓別人牽著耳朵去聽大事。

隻是有時中國的社會並不願給他們提供獨自思索的機會。在某個大學新生入校的幾天，來自全國各地送新生的名牌轎車擠在寬闊的廣場上，煞是奪人眼目。看著家長們那疲憊臉，我們除了同情，還有些悲哀。一個新生說：“爸，你走吧，請相信我！”

請相信他們！南開大學曆史係的同學曾在向學校提交的一份調研報告裏說：“我們意識到祖國未來的命運需要我們來掌握，我們認識的國情是：一方麵是飛速發展，一方麵是停滯不前；一方麵是改革開放，一方麵是閉關自守、地方主義；一方麵立國先行教育，一方麵掃盲越掃越多；一方麵嚴格計生，一方麵多生偷生……”一項調查表明，在中國當代大學生心中，他們始終認為自己的命運是和祖國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的。

在北京大學的研究生中，有一陣子關於錢盒中國文化的討論，引起中國文化界的關注。把錢的話題當作一種讓人費神的文化現象討論，人們都捏著一把汗。文人恥於談錢，隻是這個話題太惹眼，君不見社會上的種種奇聞怪事均源於錢，為錢可以從密友變為陌路，大千世界的事讓人無處可逃。

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馬偉說：錢，讓我們重新選擇。

隨著人們對錢概念重新認識的深化，人們擇業的自主權空前擴大了。無論他們選擇什麽，是教學，還是經商或從政，都是社會發展的進步表現，可以說，市場競爭是平等的，它尊重個人的選擇。而這比起傳統體製下以整體選擇代替個人選擇來說，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無論從事什麽職業，都隻是社會分工不同，都要求虔誠和投入，要求有“敬業”精神。但同時，人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責權利是三位一體的。個人選擇權的擴大同時也就意味著個人責任的增加。

對哲學深悟的研究生張誌強提出一個讓人關注的話題：錢，拂不去的道德焦慮。

自孟子魚與熊掌的辯證給義利關係蒙上厚重的道德選擇、人格選擇的色彩以後，不可兼得的義利成了中國人道德生活的二極，我們的良心就在這二極間遊移、彷徨，甚至撕扯、分裂。當信誓旦旦的崇高的許諾並不能掩蓋它的虛弱的時候，道德虛無主義、極端利己主義、享樂主義便四處滋生，不可一世。錢，在中國人的扭捏作態中粉墨登場，極力施展她的魅力。往往在錢最得勢的地方，道德也不甘寂寞。

黑格爾“理性的機巧”的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幅社會曆史的發展必然犧牲道德的殘酷畫麵。於是，我們在緬懷道德的同時把責難強加給了錢。然而，傳統裏“無商不奸”的教條，使我們在把“取利者必不義”的不滿投給別人的時候，卻並不能讓我們在自居的道德優勢中感受到優越，反而有些莫名的失落和惆悵，甚或是惹酸作醋般的妒羨，我們並不能在拒絕金錢甚至拒絕幸福中，體證到自身的道德充實，我們甚或以為道德成了畏於進取的掩飾。義利不可兼得的焦慮是一場無休無止的良心的戰鬥。

善辯的哲學係研究生魏長領語出驚座：錢，不是惡的使者！

我們的祖先曾千百次地因金錢的誘惡而對其詛咒和驅逐，然而金錢卻以不可思議的神力千百次地躍入人們的價值追求的聖地。關於利與義的關係，中國古代聖賢曾對之苦思冥想，約而括之，其觀點可歸為三：一是義利對立說，認為富必然不仁，重利必然輕義，為商必然奸詐。因而主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甚至走向於“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主義立場；第二種觀點主張義離不開利，舍利無義，“義，利也”；第三種觀點不僅認為義離不開利，而且認為一定的利益基礎是人們明義樂道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一個一無所有饑腸如鼓的人去幫助貧困者，不僅不可能，而且滑稽可笑。

金錢在現實的曆史條件下所具有的潛能盒威力便不可低估，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錢不是惡的使者，它隻代表使用者發言。

認為“錢”耐侃耐聊的研究生葉紅說：別急著奔命於錢。

有人認為重義輕利的傳統，限製了中國向現代化的轉化。不計事功，不講效益，嚴重地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其實義不是高懸在天空的明月，可看不可及，義在人們追逐錢利之中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古人曰“取之有道”，這便是義。商品經濟的順利進行，必須具有平等盒公正的前提條件，構成一個具約束機製的穩定結構，在這種穩定結構之中，經濟的利益分配才不至於失去控製，錢才能發揮出它應有的功效，而這種穩定狀態中尤其不能缺少義的觀念的參預和調節。

自稱“易之”而不願露真名的一位老兄歎：除了錢我們還要臉。

英文中有這樣一句諺語：“Beware of him who regards not his reputation”, 意思是，要謹防不重名譽的人，言外之意便是，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名譽也不在乎，那他是什麽事都能幹出來的。

一個人的名譽的獲得、尊嚴的維護，既要有個人對自己的價值認同，也涉及到社會和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要獲得社會和他人對自己的正麵評價，就必須做有利於社會和他人的事情。因而，真正名譽的獲得是個人與社會和他人以及貢獻盒獲得的有機統一。離開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名譽。

然而，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一旦名成了外在於人的尊嚴的別人的標度，名便會和人對社會和他人所做的貢獻相脫節，名的獲得就會通過貢獻之外的其他方式和途徑。金錢和名譽（即錢與名）的直接結合和交換，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並未罕見。然而人的名譽或尊嚴並不是一個人自己封予自己的，即不是自己給自己貼的標簽，不隻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即使在沒有錢萬萬不能的社會中，我們仍要臉。

我們怎樣和錢相處？浙江醫大社科部的嚴士凡偶聞北大人的爭辯，興趣甚濃，亦提出獨到的見解。

（一）    錢是身外之物，我們不應成拜“錢”狂。

（二）    錢來得正當用之才泰然暢然。

（三）    錢永遠代替不了友愛、真誠、互相幫助、無私奉獻、寬容豁達去換取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

（四）    錢要用之有度。錢是一把兩刃的刀，是快樂的根基也是不幸的源泉。別想起來用錢去幹壞事，有錢要多關心社會，多關心公益事業，關心需要幫助的人。

      在中國，人們已能冷靜地看待曆史和文化與幣欲衝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