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企業陣痛：夜來幽夢兩茫茫
破產 兼並 規範 機緣
對中國人來說，現在麵臨的機會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對中國企業來說，現在麵臨的機會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當今的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場”，如磁場一般令每一個機體著魔。機會和競爭成正比。中國也是一個“競爭場” ，當中國社會的競爭環境開始趨於公平時，一種內在自身因素的超群無疑是脫穎而出的至寶。
“競爭場” 、“機會場” 招引中國的每一個機體全新設計自己。CI即企業形象設計給中國企業界帶來的震蕩將是難以預測的。雖然在理論上許多企業並未將CI戰略納入它的正規程序中，但在實踐的意義上CI設計已滲透進每一個成功企業的經營方略裏，這種滲透已成了看重自我形象設計的名牌企業的一種共識。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曆史上第一家涉外飯店利順德時，我們驚奇地看到這種滲透獨一無二的闡釋：讓曆史和市場接軌。也許我們可稱其為“利順德模式”---- 用企業曆史遺產來傳導企業。以此，利順德在國際上為中國旅遊酒店贏得十項大獎。
古老的中國正麵臨著一個嶄新的未知數—市場經濟。曆史曾讓中國沉重，古老文明在西方觀念的衝擊下曾讓許多人困惑，而利順德人聰明地將曆史變成了現實的財富。利順德的曆史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的濃縮，它內部發生的事件以及來往過客身份的變化，成了中國政治舞台風雲變換的寒暑表。在天津被迫開埠後僅三年的一八六三年，英租界裏便建起這座華夏首家涉外飯店。掀開中國近代史恥辱的一係列條約在此簽訂，此後以英法租界為中心的天津新城區的出現，亦恰以利順德為子午線發展而成。中國首枚大龍郵票設計、第一台發電機運轉、第一台電話啟用、第一盞電燈發亮、第一部電報機工作、第一座電風扇運作、第一台統計機計數和第一條正規鐵路設計等等，無一不肇發於此。此後來華的各國首腦、社會名流，諸如美國總統胡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專程下榻該處，孫中山、末代皇帝皇後、軍閥政府五任大總統、二十二任總理，四十七名督軍、班禪大師及周恩來總理等的光臨，都給此飯店曆史文化增添了濃鬱的神秘色彩和曆史痕跡、文化積澱的厚度。
具有鮮明曆史特征的“百年老店”形象設計便紮根於利順德獨一無二的曆史。通過進行全新視覺傳導，它逐步恢複了英國古典式的建築風格，按照當年模樣恢複裝修了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和前美國總統胡佛的客房，以及班禪大師的育經室。更為獨具匠心的傳導是，利順德把曆史和名人軼事裝飾成一百個景點。如溥儀皇帝與婉容皇後在該店跳探戈舞的大型國畫；慈禧太後賞賜飯店股東的一品頂戴花翎和朝服；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派駐天津領事與牧師簽訂興建飯店的“皇室租約” –大龍郵票等等。利順德人的全新形象設計概念是把飯店裝飾成一座古色古香的“藝術店堂”、一座天津近代史的“博物館” 。
讓“曆史服務現在” ， 是利順德人的聰明之道，他們懂得用曆史來樹立自己的名牌意識。
利順德這個“百年老店”在現代中國的“機會場”和“競爭場” 中寫了一個新的童話：曆史=效益。
也許這就是隻有二百多年曆史的美國人總羨慕中國源遠流長的曆史的一個小小的原因吧！
然而，中國企業更因背負著曆史，在中國新一輪經濟係統重建中受到衝擊，引起了陣陣的疼痛。
中國金融界和企業界眼下最關心的是國家銀行的不良債權怎麽辦的問題。據說許多國有企業已形成了一種債務鏈，對借進的銀行的錢無力償還；而國有銀行的債權也成了一種負擔，成為不良債權，然後便有一種最新的談論話題，稱之為金融創新，即國有銀行將企業的部分債權變為股權，參與企業經營，做為股東，監管企業的運作。
此說法被四大國有銀行的有關人士稱之為政治打一個黑洞，把這個口打開，國家銀行的不良債權才有解決的可能。目前，國有企業的經營已到了關鍵的時刻，沉重的債務負擔已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而國有銀行每年應收而未收的利息已超過百分之二十，目前四大國有銀行也均被呆帳拖得喘不過氣來。
知情人講銀行的許多貸款都變成了死帳，被吞沒得無聲無息。這其中最典型的是企業的假破產。一些企業先破產再兼並，然後就開始光著身子走進另一個企業，如遼寧一玻璃廠，欠一千八百萬銀行貸款，宣布破產以後隻授權銀行百分之六的債權，然後企業什麽都沒有少，隻是換一個廠名，便賴掉了一千六百萬的債務。還有企業剝利，讓老企業把債務背負，再從老企業體內誕生以新企業，新企業一身輕賺錢更易。甚至一些企業分離成幾個企業後，原有的法人代表無從尋找，從而國有銀行的債權無從追尋。
國有銀行的這些難處得到了企業界和金融界的共識。首都企業家俱樂部曾專程邀兩界的專家溝通，來商討此問題。
金融界的人士認為國家、企業、銀行需要全麵連動的係統工程來解決銀行的不良債權。專家提醒將企業貸款轉化為股權時，範圍該窄一點，首先對國有企業的條件要深思，應選一些有估分製發展前途的企業，但也隻能講部分貸款變股權，大約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這樣做對國家銀行企業都是有利的。
國有銀行可以幫助國有企業解脫債務負擔，尤其可解脫企業利息負擔，也可以提高企業信譽度，企業可以借此贏得新的資金等籌資機會。另外銀行也可轉移部分風險貸款，工商銀行的流動資金每年隻有三分之一可以收回，如果銀行對企業沒有行政監管權，無法保障資金的安全。
如果銀行的債權變為股權，銀行從而作為大股東，就可行使一些股東權利，這樣也可以保障貸款的安全，國家銀行的錢就能裝進一個安全袋了。
金融界的人士還認為，對於國家來說，不動用財政分文而可以使這些原有的不良債務活起來。這樣也可以保障企業產權中國有產權占主體，與其對外商拍賣，讓外商以百分之幾的股份就可以獲得許多國有企業的權益，不如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聯手共度難關，這樣可以保障國家對未來市場化國有化的控製。
金融界對不良債權的解決還有其他的辦法，比如一部分銀行貸款可轉化為企業債券，向社會公眾發行企業債券，也可以發行財政債券。
在一些人的觀點中，拍賣企業一部分債務是較有意思的辦法。應直接向外商拍賣企業貸款，專家提醒千萬不要對企業職工拍賣貸款，現在外商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收購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甚至願意整行業整地區的收購，但對外商也應該要求他們承擔一部分債務負擔，拍賣一部分銀行貸款無疑是一明智之舉。
另外，對該破的企業如夕陽企業或需淘汰的產業就要允許其破，置於死地而後生。金融界的人士一致同意的觀點是寧願企業真破產破掉一部分貸款，也不願企業假破產賴掉一部分貸款。
不過目前國際經濟界的一些人士提醒應成立一些投資中介公司，由這些公司出麵折價買完企業的債務以後再拍賣給外企。這一過程中，銀行必須參與，如果不以銀行為主，銀行不介入到其中是何難解決此問題的。
不良債權是困惑目前中國經濟界的重要問題，但專家亦提醒提供的方法隻能作參考，具體操作起來還應考慮具體的條件和使用的範圍。
一九九五年，新年伊始，中國國企破產拍賣第一槌，在天津敲響。
一月十日，天津渤海啤酒廠全部資產被整體公開拍賣。天津市調整工業辦公室主任劉持倫說：“ 這是破產法實施以來中國國內資產最大、債務最高的一宗國有企業破產拍賣。”
四年前，天津就因辛普森公司被拍賣引起經濟界人士震動：那是中國外企破產第一案。四年後，敏感的境外傳媒對渤啤的破產拍賣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路透社的消息稱，此事是中國大力推進現代企業製度的象征。其後幾天，天津市調整工業辦公室一口氣接待了幾十家海內外各路傳媒。
傳媒關注的原因還在於：這是一九九零年十月份“國務院五十九號破產令”發布以來第一個開刀破產的國有企業，其負債額之大與資產之大都創了新記錄，在此之前，中國國有企業的破產均被羞羞答答遮掩著。
人們還很難猜出一九九五年天津這個老牌工業基地的“破產第一刀”對中國現代企業製度的實施有什麽影響。
人們感興趣的還有渤啤破產拍賣進程中一些耐人尋味的話題：這家國企的產權被唯一參加競買的澳洲外資集團買斷：買主欲建中國最大的啤酒廠，已停產近一年的渤海啤酒廠為何遲遲破不了產；廠內多名職工如何安置……
一九九五一月十日，是一個極普通的日子，對於渤海啤酒廠來說卻是極重要的，這家有十多年曆史的國有企業換了主人。其實嚴格說來，渤啤從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被宣布破產那一天起已經不存在，一月十日隻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天津市渤海啤酒廠破產清算組”對其財產進行公開拍賣。
拍賣現場頗具戲劇性。原定於上午九點開始的拍賣到近十點才開始進行，據說在等什麽人，而拍賣過程進行了不到半小時便結束。拍賣完以後，買房和被賣方的法人代表均無蹤影，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則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
拍賣現場的主持人念的第一段話是：“ 天津市渤海啤酒廠破產清算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O一條及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決議，並征得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同意，決定對天津市渤海啤酒廠之全部財產（包括廠房、土地使用權）進行公開整體拍賣,為便於此次拍賣活動順利進行，特製定本拍賣規則，以資共同遵守。”在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監督下，拍賣現場顯得很規範。當拍賣人叫出拍賣低價五千四百萬元以後，隻有一家公司的法人舉著十五號牌子應答，其後拍賣主持人再次重複叫價金額，無人競答，主持人連叫三聲，以錘擊板，表示拍賣成立，然後進行了渤啤的產權轉讓簽字儀式。
在場的記者注意到：這唯一參加競買的公司是澳大利亞富仕達集團在天津的一家台資企業，與其法人代表鄭成輝一同簽字的是天津市一輕局的副局長劉宏起，一輕局是渤啤的主管上級，在此之前，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指定劉洪起為渤啤破產清算組組長。
鄭成輝匆匆接受了記者的提問便離開了拍賣現場。後來鄭氏單獨接受采訪時透露了來自澳洲的富氏集團對中國啤酒市場的勃勃雄心：根據富仕達集團的發展計劃，將在天津北辰區建成中國最大的啤酒廠，年產達三十至四十萬噸啤酒。此前，富氏集團已在渤啤所在地北辰區購買了三百畝地，收購渤啤成為其在中國建最大啤酒製造銷售中心關鍵的一步。鄭成輝表示事先並未想到會無人和其競價叫買，能夠輕而易舉地以底價收購渤啤令他始料未及，但他對收購結果表示滿意。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在拍賣和簽字儀式結束後舉行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三個數字是：據天津清算事務所經過財會清算，確認天津渤海啤酒廠的資產總額價值約九千八百萬元，渤啤負債額近一點八億元，拍賣渤啤後所得五千四百萬元中約有一半將用於優先安置企業職工。
在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這次新聞發布會上，天津市經委調整工業辦公室代表政府官員在答記者問時說，這是一次大膽的嚐試。他對這次拍賣的評價是：“渤海啤酒廠申請破產後，其資產、債務清算和案件審理過程始終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和法律程序進行。此案將保證破產企業職工的合理安置和債權人債務的合理補償。”
天津渤海啤酒廠，始建於一九八一年，總體規劃分三期建成，最終形成年產十一萬噸啤酒的生產能力，一、二期工程已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零年相繼完成，並投入使用。二期工程設計能力為年產啤酒五萬噸，實際綜合能力最高產量隻達到年產二點五萬噸左右。渤啤已投產使用的設備七百多台套，並存有引進南斯拉夫尚未安裝的設備一百九十箱。
據說正是這些從南斯拉夫來的洋貨讓渤啤借貸頻頻，最後傾家蕩產的。至今這些來路可疑的洋貨，已經因“水土不服”，喪失了原有的價值。渤啤更由於虧損嚴重，流動資金枯竭，從一九九三年十月職工便陸續放假回家，同年十二月又因無力繳納電費，電力部門采取停供動力電措施，從此，企業生產經營處於停滯狀態。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受審了債務人天津市渤海啤酒廠申請破產還債一案。經審查：申請人天津市渤海啤酒廠嚴重虧損，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已符合破產條件。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以“高經破裁字第1-1號”裁定，宣告天津市渤海啤酒廠破產。
根據《破產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八月十二日，經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與天津市人民政府協商，成立了渤海啤酒廠破產清算組，八月十五日，清算辦公室正式進駐渤啤。清算組得出的結果是：截止到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破產企業的資產總額約為九千三百九十二萬元，負債一點七七億元，其中銀行貸款為一點六二億元。而債權人申報的結果是：共有八十三戶申報債權，申報總額為二點一四億元，和渤啤賬麵總金額約一點七億元大約有四千萬的出入。在得出渤啤的“家底”後，經債權人會議討論的結果是：采用公開拍賣的方法對渤啤進行整體拍賣。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分別在《天津日報》、《人民日報》發布拍賣公告，這以後，先後有德國、荷蘭、韓國、香港、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商表示有整體購買的意向，這其中，馬來西亞的麥康集團、澳大利亞的富仕達集團願望迫切。
但是直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才隻有富仕達集團申請參加競爭，並繳納二百七十萬元的保證金，而按照拍賣規則，隻有在一月九日之前交納保證金的應買者才有資格參加一月十日的競買。這便出現了一月十日破產拍賣現場出現的一家叫價，以底價成交的局麵。
渤啤以五千四百萬元底價進行了產權交易，知情人既感到意外又覺得在意料之中。渤啤清算組的一位人士曾透露：渤啤有些設備由於長期不用、保養不當等原因，已出現鏽蝕，特別是生產啤酒的主管道比較嚴重，如不盡快整體處理，財產將隨之貶值，造成的損失不堪設想。後來法院公布的渤啤的資產價值和清算組最初的報告有出入，也是因為考慮了貶值的因素。
當時公開拍賣麵臨很大的壓力：根據有關的法律規定和慣例，從公告到閱覽拍賣物再到拍賣大體需要三個月時間和一筆很可觀的拍賣費用，時間較長，手續繁多。
另一方麵，幾家外商唯恐在競爭中兩敗俱傷，先期彼此探底，麥康集團隻願出五千萬，富仕達集團也表示超過五千四百萬不買，知情人士便說一月十日的拍賣結果是各方先期競爭的結果。
一家曾經想在國內啤酒業中有所建樹的國有企業就這樣易了主，有了“澳籍” 。
渤海啤酒廠原來的職工其實不知道自己已被關注，坐落在天津郊區的廠房占地一百八十畝，但去工廠的道路並不是太好走。分為生產區、辦公區和生活區三部分的廠區裏靜得很。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渤海啤酒廠的牌子才被摘下，在場的工人並不知道一月十日拍賣的具體結果，他們隻知道廠裏已換了十六任的廠長，不知為什麽，那些廠長還沒見過麵就沒影了。
四十五歲的女工李淑恩再平凡不過，她在傳達室裏織著毛衣，屋裏生著爐子，很暖和，室外寒風大作。她雖然織著毛衣，眼睛卻盯著戶外，隻要看有人走進大門，便放下手中活，叫人不要進廠，先進傳達室登記。李淑恩已經幹這個工作一年多了，自從天津渤海啤酒廠停產以來，她已經沒工作可做，隻有守大門，不讓人員輕易進廠，也不讓廠裏物資輕易出廠。三天一個班，連著二十四小時不合眼地在傳達室呆著，她說自己還不錯，起碼還有工作可做，原來廠裏的六百多名職工隻有四、五十人組成聯防隊，看門守戶。
提起廠子被破產拍賣的事，她很激動：我什麽都不知道，我現在特盼知道分配結果，其實建廠十多年，大家都挺玩命幹的，第一任廠長李恩樸幹得挺好的，不知道怎麽給換下去了。李淑恩有一個小孩，每月隻拿兩百元工資，其他的就什麽都沒有了。
天津市一輕局副局長這樣說明對渤啤職工的安置：“一輕局已專門成立了渤海啤酒廠職工安置辦公室，包括退休工人共計近六百人的職工全部由一輕局負責安置、分流。春節全體職工將會得到有關部門的幫助，有關部門將用破產所得的土地租用金，按照天津市職工平均工資三年的總和分配給個人，不足部分通過其他途徑補償。”
一月十四日，渤啤破產清算組通過了一項決定：發給渤啤每位職工一百元的春節補助。一月十七日，富仕達集團與清算組的代表簽署書麵交接手續，正式接管了渤啤，但富仕達集團似乎也知道中國人過春節不開工的習慣，過了豬年正月才準備對新買的企業進行全麵改造，但富氏集團沒有接納渤啤職工的意思。天津一輕局已專門成立了渤海啤酒廠職工安置辦公室，但負責人表示破產拍賣所得的錢款並不直接發給職工，一輕局將專門成立一個培訓中心，對渤啤的職工集中培訓，在一輕局內部消化。不過，有關人士對渤啤職工的年齡普遍偏高表示擔憂。
天津經委工業調整辦公室的劉持倫主任說，首先安置好破產企業職工是國務院五十九號文件規定的，這一點有關部門已做了妥善安排。
《破產法》第四條規定：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妥善安排破產企業職工重新就業，保障他們重新就業前的基本生活需要。渤啤在編職工六百六十二人，其中：在職職工五百四十九人，離退休職工七十七人。在職職工中技術和管理人員一百零七人、工人四百四十二人。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在若幹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在被稱為“國務院五十九號破產令”的這個通知中確認一九九五年有十八個城市進行破產試點，這其中，老工業基地天津是重點。
一九九五年伊始，曆時近二年的渤啤破產有了實質性的結果，有關人士認為，這可看成天津對老企業重新改組的決心，也可看成是國務院今後對企業加大破產力度的先兆。
中國自一九八六年《破產法》被通過，一九八八年正式實施以來，全國立破產案二千件左右，這其中，真正按法律程序進行國企破產的甚少。渤啤破產一案完全由法院按法律程序審理。
不過，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有關人士則認為企業破產難，法院審理破產案件更難，因為在審理企業破產案件中，除了要依法辦理外，還要處理好司法與行政的關係，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沒有充分的自主權，價格、工資、信貸等各種關係還沒有完全理順。
另一方麵，渤啤破產進行了近二年才得以解決的原因，被法院人士解釋為因為資金不到位。他們希望能建立一種保障製度，通過產權改革，在土地、資產拍賣和轉移過程中，能夠抽出一部分資金來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隻有通過這個辦法，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籌集一筆比較大的基金來解決失業與養老問題。
一九九四年，中國曾拿出七十億元解決破產問題，一九九五年又拿出巨資解決破產企業人員安置及其他相應負擔問題。國務院曾選擇一百家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點，探索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有效途徑，其中規定：對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依法進行破產。專家的分析是：中國企業客觀反映淘汰率的數字在自生自滅的鄉鎮企業的比例為百分之一，而城市破產立案數卻隻有萬分之一。
有更多的國有企業破產將是客觀趨勢。
天津敲出的這一記一九九五年中國破產拍賣第一槌是“國務院五十九號破產令”的“開路先鋒” 。
除了破產問題，另一方麵專家的提醒是，中國經濟發展更應注重規模經濟，這將是大市場概念的需要，也是中國國有企業現狀要求的。
中國企業普遍感到資金不足，在工商銀行貸款的企業，有百分之八十靠負債經營，企業的利息負擔加重，此狀況令人擔憂，所以企業產品降低成本是關鍵，發展規模經濟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首要關注的問題。
發展規模經濟重要的是以組建企業集團為主，應通過此舉培植和造就一批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能夠壓浪的“航空母艦”。另外，企業集團要達到資源合理配置，形成一種兼並式競爭。
這些集團可以跨行業、跨地區橫向成立，甚至可跨國界。這中間，還要注意工業企業的布局問題，可根據條件分別遷入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開發區和西部新工業區。應適度放鬆投資調控力度，保持投資率穩定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的合理範圍內。但一定要保持已出現的注重更新改造、基礎產業及內涵挖潛的良好的投資勢頭，新增投資需求要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保證增量結構的合理，盡力避免重複建設和盲目建設。
為了實現規模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中國在本世紀內支持二至三家汽車生產企業（企業集團）迅速成長為具有相當實力的大型企業，六在七家汽車生產企業（企業集團）成為國內的骨幹企業，使汽車產品居國內前三家企業的銷售量在國內市場占有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力爭在二0 一0 年形成三至四家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汽車企業集團，實行自主開發、自主生產、自主銷售、自主發展，參與國際競爭。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變成了中國第一汽車集團的子公司。中國汽車工業史上這樁裏程碑式的兼並事件被關注，且被談論紛紜。
二月二十三日，在金杯大廈文藝廳內，一汽集團總裁耿紹傑的一個簽名，表明一汽將以每股一點一五元購買金杯總股本的百分之五十一，便意味著中國這家最早最大的汽車公司將拿出近六億元來改組一個曾經輝煌一時，現在卻在滬市股票收底的金杯公司。令人疑惑的是這個簽字儀式不是在一汽集團舉行而完全是由金杯公司操辦的，遼寧省的官員到了不少，而吉林省的官員似乎不大感興趣，沒有一個來捧場。當然一個是中央企業，一個是地方集團的原因是其一。不過這種儀式地點方式的選擇讓旁觀者感覺得出究竟誰更對這個事實感興趣。
另外，敏感人士注意到，簽字儀式有國資局的代表參加，三方代表的共同簽字，提醒人們注意這是一次國有股的股權轉讓。
綜合雙方的消息，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即日起更名為一汽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一汽集團把一汽金杯的發展規劃納入該集團“百萬輛”汽車的總體規劃之中，將使原金杯公司在“九五”期間具備二十萬輛車的生產能力。讓人關注的是金杯在一九九五年年初公司經營目標提出的僅是“生產汽車三萬輛”，如何從三萬增到二十萬將是一汽集團需要苦心經營的問題。
一汽集團權威人士稱，有關的近六億元該集團會分四年注入一汽金杯，對於大投入大產出的一汽金杯，這隻是杯水車薪。不過有消息證實，改組後一汽金杯將會對現有整車和零部件生產進行調整，盡快形成適合市場需求的產品結構，一汽集團將會多方統籌解決規劃改造所需投資。但在人事工資方麵，一汽金杯的人事工資關係，將全部劃轉一汽集團公司，並按總公司的人事工資管理模式進行管理。在公司管理方麵，一汽金杯將修改公司章程，改組董事會。
似乎各方對雙方聯合抱積極態度。機械部對此事的首肯是：這種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地方企業向中央企業轉讓股權、實現資產聯合，在中國還是首次，是中國汽車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是汽車行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實現多種產權結構的新嚐試，對國務院《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的實施很重要。
而另一方麵，專家的意思是：此聯合對治理中國當前汽車工業散亂局麵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當今輕型車生產散亂尤為突出。目前中國已有七十一家輕型車廠，生產隻有五十多萬輛，年產上萬輛廠不多。聯合將形成規模經濟的綜合生產能力，可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有效遏製散亂的局麵。
金杯對外界的統一口徑是這樣：兩家資產聯合，可以盤活資產存量，通過股權轉讓，一汽便可打通社會融資渠道，使金杯公司剩餘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國有資產在兩個國有資產經營單位之間可盤活資金，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以期達到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的目的。
來自一汽的總結，顯示了其財大氣粗一麵：金杯公司進入一汽集團，是強強聯合，可以實現優勢互補。一汽可充分利用金杯現有的資產條件，減少重複投資，可更好地實現一汽百萬輛戰略目標。金杯公司可以依托一汽現有的技術、人才、產品和管理優勢，按市場要求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加速引進車型國產化進程，提高經濟效益，扭轉經營被動局麵。
金杯麵臨兩大難題：人事變更和資金缺乏。
金杯的前總裁趙希友曾榮獲中國優秀企業家。中國勞動模範、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經濟改革人才獎，並因創辦遼寧第一家股份製公司，成為知名的企業改革家。趙曾任沈陽市農機汽車工業局副局長，一九八四年，將該局下屬九十六家大小企業組成集團公司沈陽汽車工業公司，一九八八年五月，該公司改造為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麵向社會公開發行一億元人民幣的股票。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金杯股票正式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趙希友被批準退休，時年不到六十歲。由從一九八八年起便擔任公司黨委書記的何忠彬出任金杯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何忠彬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生，曾榮獲中汽總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工作者” 、“遼寧省優秀管理者”等稱號。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李鵬、劉華清視察金杯公司。同月下旬，張沛雨出任公司總裁，何忠彬再度擔任公司黨委總書記。張沛雨此前任沈陽市計經委主任。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八日，何忠彬以董事長身份，代表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發出特別公告，確認金杯總股本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將被一汽收購。金杯法人代表為何忠彬。
張沛雨在一九九五年年初公司工作會議上說“一九九四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的一年，是諸多問題和矛盾交織的一年。”而在這諸多困難中，資金缺乏是首要難題，金杯的有關人士不肯透露資金嚴重不足的原因。不過據有關人士說，金杯的部分資金已因種種原因，流到海外。
正是人事的錯綜複雜和資金的流失使金杯從中國汽車八強之一淪為一汽的子公司。
三月一日，沈陽。金杯公司宣傳部的人在電話裏稱到了沈陽鐵西區興北街，自然能找到金杯。問了當地人，帶記者走回頭路，指著一個樓口說：這就是了。原本來過的，可隻看到了並列醒目的三個牌子：沈陽農機供應總公司，忽略了掛在一旁的金杯的招牌。原來聽說金杯是在一個農機汽車工業局機關的基礎上創立的，卻沒想到十年仍未抹去金杯與農機局千絲萬縷的聯係。
金杯的老總張沛雨那天正在接受遼寧電視台的采訪。大家都覺得是好事，且是大新聞，自然新聞熱情很高，宣傳部的頭兒說這些天的采訪讓他們焦頭爛額，提到他們被收購，他們卻是興高采烈的，依然覺得自己是那裏的主人，問他們有沒有改組後被裁掉的顧慮，他們的眼都瞪圓了：不可能吧！
看到宣傳部對了很多證券類報紙，問他們怎麽訂那麽多，答曰咱是上市公司，股市消息每天都要看的，要不怎麽對得起股民。不知在交易大廳聽到“連金杯都不跌了，肯定是底了”的議論時，金杯人怎麽想。
三月三日，長春。長春市的西部都被一汽集團給占了，這便是一汽汽車城。長春司機聽說記者要到一汽，很為難地問：一汽大了，你究竟去哪裏？終是找了許久，才摸到總部。
聽說記者是金杯一汽聯合後第一個來這裏采訪的外地記者，一汽宣傳部人員很熱情。但議起兼並之事，表情居然和司機一樣為難：這事沒法說。
聽到的消息是：一汽現正建三萬輛奧迪轎車及十五萬輛捷達、高爾夫轎車生產基地，耗資八十億左右。一起人的想法是隻有他們的捷達才適合進入中國人的家庭，他們看不上桑塔納，更瞧不起夏利。可尷尬的是：捷達現在每年才產不足三萬輛，成本高得嚇人，價格遠進不了家庭。“我們一汽需要錢” ， 他們說，所以不想讓金杯把錢抽走。
記者問：為什麽要叫奧迪、捷達，替大眾汽車公司宣傳品牌？而不是推銷其“一汽”的品牌，知不知道其實奧迪公司是被大眾兼並的，奧迪本身也是由四個小公司發展而成，保持四環標誌是奧迪當時被兼並時唯一提出的條件。一汽人便納悶地看著記者，似乎懷疑所說的可信度。
不過，一汽人很為中國官員都坐他們的車感到驕傲：雖然零部件國產化率低點，好歹是咱自己組裝的。要是把“奧迪”的名稱叫成“一汽”就更好了。說完了自己又搖頭：那是不太可能的。
吾友中國資深財經記者王安，此君曾擔任《中國青年報經濟藍訊》主編，在中國新聞屆叱詫風雲，為金杯事件特寫了一篇《金杯哪去了》的評論，甚引人深思。現錄於此：
金杯哪去了？寫下這句話，自覺唐突—好像大家不這樣說話。於是把各種報道找來學習，發現確實有幾處不明白。
大家這樣說話：一汽金杯聯手，金杯加盟一汽，金杯進入一汽，一汽控股金杯。細看條文，一汽斥資五點六億元購買沈陽金杯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二點三八萬股，占金杯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金杯的生產經營和人事工資等都納入一汽統一管理。這不是我們常說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大魚吃小魚，或資本重組兼並嗎？通過控股達到兼並，眼下在發達國家是尋常事，那種破產拍賣兼並早已是老套子了。那麽，我們為什麽不能說一汽兼並了金杯？
另一個不明白的是有文章說一汽金杯“強強聯合”。既然兩者都強，捏在一塊會更強嗎？隻有強吃弱才合邏輯。據了解，兼並前金杯的日子不好過，資產嚴重不足，一九九四年實現利潤僅三千萬元，資產負債率達百分之六十九。與美國合資的金通公司投產三年虧損三年，累計虧損一億元，部分職工放長假，滬市甚至衍生出“金杯一族”的貶詞。“金杯同誌還是做過些有益的工作，但缺點不少…… ”而是說：“金杯同誌好極了，和一汽同誌結合會是舉世無雙……”說好話誰不會呀。
再有一個不明白的是，金杯被兼並時，其淨資產近每股一點八元，但一汽收購時隻花一點一五元便接了過來。怎地這般便宜？這令人懷疑兼並不是完全的經濟行為。另外，一汽收購的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二點三八萬股是金杯的國家股，這樣，金杯公司國家股銳減至七千三百七十五點零三萬股，僅占總股本的百分之七點五九，而金杯法人股增至六萬一千八百零五點一萬股，占百分之六十三點六。那麽，金杯似乎不能叫國有企業了，“國”一夜之間不知去哪了。搞不懂。
最後一個不明白的是企業家哪去了。金杯好孬是中國八大汽車集團中的一個，大企業家走到哪都應是響當當滿街圍著人看的。可不知什麽時候，金杯風光八麵的頭兒趙希友不見了，直到金杯兼並時才知道趙希友不見了。急打聽，說趙去美國政治避難了。又說沒這麽回事，趙希友已六十一歲，已於一九九三年因病退休，現任香港華晨公司副董事長，華晨公司擁有金杯公司下屬的金容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金容公司生產SY6480海獅麵包車，是金杯公司效益最好的企業之一，一九九四年盈利一點六億元。不知為什麽，眾記者對企業家和前企業家不大熱情，或者不約而同地隱人之秘。這裏麵到底有什麽機關？
一汽吃金杯，對於規整中國汽車生產布局，對於取得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地方企業向部屬企業轉讓股權的經驗，實在是個好事，是個大事，上一版頭條（幾乎沒有報紙這樣做）絕不虛手。隻是這中間有些不明白了。
中國企業界有許多事非常理能解的。
敏感人士均注意到一九九二年爆發的礦泉壺大戰燒到九三年已是火光一片，一九九三年的中國市場出現“礦泉壺現象” ：一種小小的在中國僅有三年曆史的飲水工具在市場上的廣告戰觸目皆是。有一段時間，打開一張報紙居然三種礦泉壺撲麵而來；打開電視機，五種礦泉壺廣告輪番轟炸；各大商場身披不同廠家綬帶的小姐各抱一壺亭亭玉立，煞是好看……然而據一礦泉壺廠家的老板透露，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原來礦泉壺最是熱銷的季節，銷售卻開始疲軟萎縮，各大廠商均覺得有些支撐不住，眼睜睜看著銷售額不停地掉下去。
一九九三年的廣告費和銷售額呈反比增長的“礦泉壺現象”令人吃驚，一九九四年市場態勢亦令人關注。規範化已成了一九九四礦泉壺市場摸得著的主脈。
一九九三年爆發的礦泉壺大戰，令消費者遲疑，令廠家耗資耗時，反作用卻始料不及。在一九九三年時，“富豪”廠家開著凱迪拉克在京“招搖過市”，“百龍”舉辦跳水賽，而“天磁”則義賣取聲譽，一時是海陸空天上人間鬧得不亦樂乎，到後來通過搞活動、櫃台戰、做廣告這些手段之餘，廠家競開始互相攻擊，利用廣告貶低其他同類，經媒介曝光，各廠家均覺臉上無光，企業間競爭走入歧途。
天磁公司的老總林永寧和百龍集團老總站出來，在全國呼籲建立行業管理協會，以規範礦泉壺市場的發展。一九九三年十月，中華輕工總會多了全國最微觀的行業協會：人工礦泉水器具專業委員會，百龍和天磁各投資十幾萬元。此會成立不久便開始征求行家的意見，製訂行業標準，據稱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準則章程已正式被審定，六月底公布。此行業標準，確認了以下事實：此標準由中華輕工總會提出；由全國食品發酵標準化中心歸口；由輕工總會食品發酵工業科學研究所、天津市天磁公司負責起草。此標準規定了人工礦泉水器的材質要求和出水水質的技術要求、試驗法、檢驗規則、標誌、包裝運輸等要求。此標準適用於以生產飲用水為原水，通過淨化、礦化等獲得可直接引用的淨化礦化水的人工礦泉水器。
據稱，礦泉壺行業的公司都按此行業標準生產，礦泉壺市場的混戰也變成秩序經營，廠家才有精力改進質量。中華輕工總會的一位官員說，礦泉壺大戰說明了標準的重要性。解決礦泉壺現象中的不正常競爭問題，需技術上首先要有標準，質量上有要求，消費者才可以監督檢測，從而實現市場的規範化。
兼著中國最微觀行業協會副會長的天磁老總林永寧說，有了行業標準，公司將壓縮廣告預算，而投巨資研究新品和不斷完善產品，以提高對老百姓的負責程度。
林壺主說，因水質遭汙染的連續性，礦泉壺的技術改進亦應是連續性的，市場中沒有競爭就沒有發展，但競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則必須規範。市場秩序完全可規範，而不是假冒的源泉。一九九四年礦泉壺行業的廠家已達成一種默契：靜悄悄地競爭，即從巨額的廣告競爭中擺脫出來，以質量求市場。每個廠家都在靜悄悄地玩絕活，待市場銷售白熱化期間會亮出什麽令人矚目的新東西來，誰也說不準。
這種靜悄悄競爭直接受益的是消費者。消費者的口碑是世界上最好的廣告，既是對廠家高的要求，也是廠家千金難求的一筆無形財富，同時引導別的消費者。企業在這種“消費者的口頭廣告大戰中”不必花一分一厘而實力一清二楚分出伯仲來。這種靜悄悄地競爭是基於行業標準的確立，行業協會的調節。行為標準要求廠家將產品質量超前研究，同時要求企業對產品實實在在地投入，而不是浪費在大量的廣告宣傳中。而且這種行業協會是純民間的，必是符合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利益的。
和一九九三年有些礦泉壺廠家負債經營，借錢做廣告的行為比，一九九四年各生產廠商要冷靜很多。
據行家分析，中國礦泉壺銷售將沿著京廣線，從北熱到南，將以天津、北京、鄭州、武漢、長沙作為熱銷的中心城市，並向兩側發展，以京廣線為突破。在全國的市場，東北將熱得比較晚，這是由於礦泉壺大戰留下的後遺症在東北地區還未全退。不過業內人士亦預測，中國今後的礦泉壺市場將更規範，更趨合理，礦泉壺走入家庭有可能全麵動銷。
有這麽件趣事，中國消費者協會每年接到投訴信件十幾萬件，唯獨礦泉壺沒有投訴，消協人很奇怪，於是自己花錢在北京城鄉貿易中心買了不同品種的八個礦泉壺，請水利部的人士檢測，均符合標準。消協人士說礦泉壺今後將是熱門消費品。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顯示礦泉水產業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一個大的產業，礦泉水將是下個世紀每家每戶都要消費的大路貨。而在中國水汙染依然嚴重的情況下，礦泉水市場可能是最有消費潛力的市場。
林永寧稱，他和同行正在計劃讓這跨世紀的水進入每個中國家庭。彼此之間不再通過廣告大鬧拚個天翻地覆，而是相互小心協調，循著規矩辦事。
與以往不同的是，普通消費者在礦泉壺消費中也將是擺脫盲目購買，開始理智消費。
中國企業亦都在陣痛的調整中趨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