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的曆史回顧

回朔曆史，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但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刹車的時候。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

上山下鄉的目的地很多，包括雲南，內蒙，黑龍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時，一些幹部子女通過參軍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鄉，或者到諸如北京郊區這樣的地方落戶。

在當時，很多青年是“滿懷熱血”地響應號召、主動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隨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強製離家、遷往農村的。與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較，知青們普遍感覺在農村生活很艱苦，他們在貧困的農村地區當然無法繼續接受正常的知識教育，文化生活也幾乎沒有，他們和當地農民的關係也遠非融洽。

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並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也有很多知青，為了回到原來的城市，和在當地結婚的丈夫，妻子離婚。以後他們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尋親，造成很多悲歡離合。

據統計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對農村的了解僅僅局限於課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傳。

很多人認為，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借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麵的社會混亂，由於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一批年輕人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運動過去幾十年後，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不少知青對當年的下鄉表達遺憾，但也有知青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裏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後悔。”

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運動的城市年輕人，經過在農村的艱苦漫長的生活後，認為自己被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曾經堅信不疑的馬列主義革命理想以至於一切理想，有人因此認為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也有一些知青認為在農村的艱苦生活磨練了他們的意誌品質，了解了生活，為今後成就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很多知青都把當年下鄉的地方當做第二故鄉，對當地的農民有著濃厚的感情，返城後仍時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詛咒、報怨、痛恨那段經曆，返城後再也不願回到農村。

總之，這場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