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人們心目中，潘漢年仍然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劇作家吳祖光和夫人新鳳霞來到了北京飯店。這夫婦二人是來看望從滬來京、下榻於此的潘漢年和夏衍，並請他們吃晚飯。吳祖光回憶說，晚飯是在東單的一家小飯館吃的，同座者還有夏衍的女兒沈寧和夏衍的秘書李子雲。潘漢年、夏衍是來京出席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吳祖光聞訊特來盡地主之誼。時隔多年，吳祖光仍清晰地記得，那天潘漢年雖一如既往地頭淨麵光、衣著齊楚，但卻有些悶悶不樂。也許是一人向隅、舉座不歡吧，飯吃得時間不長。放下碗筷，潘漢年便說要回飯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
回到北京飯店303號房間，潘漢年換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準備。這是晚八時許，電話鈴響起了。潘漢年被告知，樓下有人找他。潘漢年穿著拖鞋來到樓下客廳。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幾名便衣隨員。羅瑞卿向潘漢年出示了逮捕令，幾名隨員便將潘漢年押上了停在門外的汽車。潘漢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長，隨著逮捕令的發出，這一政治身份也就終結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潘漢年是“欽犯”，是毛澤東親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則是潘漢年長期隱瞞了一件絕不應隱瞞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漢年在南京登門拜訪了汪精衛。此前幾年，潘漢年已受命在滬寧一帶與日偽特務聯係、互相交換情報。潘漢年早已與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關係。此番到滬寧，也是為了與李士群接頭。但到南京後，潘漢年卻走進了汪精衛公館的客廳。中共情報要人到汪公館會晤汪清衛，這事情當然很重大。現在所有關於潘漢年的讀物，都用“被劫持”來解釋潘漢年此次的舉動。潘漢年到南京後，李士群告訴他汪精衛希望一晤。而當時向上級請示已來不及，拒絕則可能有十分嚴重的後果，於是，潘漢年隻得硬著頭走進了汪公館。這樣的解釋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覺得，這解釋還多少有些牽強，至少不夠全麵。這一點後麵再談。會見汪精衛這樣的大事，事先沒請示，已屬“膽大妄為”。按理，潘漢年一回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就應該立即向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匯報，甚至應該同時以書麵的方式向延安詳做說明。但潘漢年回到淮南後，並沒有向上級提及此事。不但當時沒有匯報，此後也一直對此事三緘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開會期間，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漢年才向陳毅匯報了1943年春夏間在南京汪公館與汪精衛見麵一事，並遞交了書麵說明和檢討。
潘漢年與陳毅麵談，應該是在4月1日夜間。談完之後，夜已很深。否則，陳毅會立即麵見毛澤東的。因為當夜已無由求見，陳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並送上潘漢年的書麵材料。毛澤東聽了陳毅的匯報，翻看完潘漢年寫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吃了頓午飯，也許還睡了個午覺，毛澤東又提筆寫了這樣的手諭：“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潘漢年成為“反革命”、身陷囹圄後，毛澤東還一直記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在談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時，毛澤東強調了此前殺人的必要性，又強調此後要少殺，機關、學校裏的“反革命”，則盡量“不殺”：“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又拿潘漢年說事：“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靠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此事有兩點，至今仍讓人們不解。
其一，潘漢年為什麽沒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級匯報與汪精衛見麵一事？很多人對潘漢年長達十幾年諱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實，長期沒有匯報並不是問題，沒有立即匯報才是問題。這種事，隻能事後立即匯報。拖個半年一載才匯報，就顯得很滑稽。事後沒有立即匯報，就隻能長期瞞下去，瞞到瞞不下去的時候為止。毫無疑問，潘漢年是打算永遠瞞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開會期間，潘漢年覺得瞞不下去了，才為爭取主動而向陳毅坦露。以潘漢年的政治經曆，他完全知道這種事應該立即匯報、必須立即匯報、不能不立即匯報。從汪公館出來，潘漢年思想上就一定在為是否立即向上級匯報而激烈地鬥爭著。回到新四軍駐地，這種鬥爭還未見分曉。一回到淮南駐地，潘漢年就向饒漱石匯報了此行的其他情況，例如離開南京後在上海又兩次與李士群相見，例如與日本軍官會談等等，但卻把在南京見汪一事瞞下來了。實際上，這次沒有說，以後就想說也難了。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潘漢年在向饒漱石匯報時，把這最應該匯報的事瞞掉了？
其二，毛澤東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處置潘漢年？又為何幾次在公開講話中將潘漢年作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沒有立即向上級匯報見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紀律，當然是很嚴重的錯誤。但此事已過去十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已證明此事並未產生什麽不利影響。現在的種種關於潘漢年的讀物，都強調毛澤東本來對潘漢年是極其欣賞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當毛澤東聽了陳毅的匯報後，可以震驚、可以惱怒、可以將潘漢年削職為民，但不必真的認為潘漢年曾叛變投敵，不必真的相信潘漢年是一貫的“反革命”。潘漢年畢竟功勳卓著，畢竟為中共最終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有大量的事實證明的，是不容懷疑否定的。潘漢年的功績，一般人也許知道得並不清楚，但毛澤東卻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長期隱瞞見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過，潘漢年以其全部的功績，難道還不能一贖此罪？但毛澤東顯然不這樣想。聽了陳毅的匯報後，潘漢年全部的功績，在毛澤東眼裏都等於零。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犯的是“可殺之罪”，是應該“斬立決”的。而“我們”之所以不殺他，一是為了顯示“我們”的仁慈寬厚，二是殺了也對“我們”不利。這樣看來，毛澤東其實是一直並不欣賞、信重潘漢年的。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經曆過多次殘酷的“黨內鬥爭”。這種鬥爭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與以王明、博古（秦邦憲）為代表的所謂“國際派”的鬥爭，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對毛澤東來說也是特別艱難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掌握了黨的統治權。而毛澤東與他們的明爭暗鬥從這時就開始了。由於王明、博古等人有共產國際作後盾，有斯大林為他們撐腰，毛澤東與他們的較量，就特別需要耐心和智謀。王明於1931年10月到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去國前，王明在組織上做了嚴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議、經共產國際批準，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責。毛澤東與王明一派的鬥爭，一開始就是直接與博古、張聞天的鬥爭。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飛機將王明等人送到延安。從蘇聯回國的王明，是頗有幾分“欽差大臣”的派頭的，是手持著斯大林賜與的尚方寶劍的。王明從蘇聯來到延安，對於毛澤東來說，當然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這意味著與“國際派”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意味著從此將與王明進行直接的、正麵的交鋒。這足以讓毛澤東本來就很嚴重的失眠和便秘，變得更其嚴重。但此時毛澤東，決不能、也決不敢表現出絲毫不悅。他必須強顏歡笑。他必須興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飛機抵達延安，毛澤東發動延安各界群眾到機場迎接。自己則在機場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了歡迎詞。毛澤東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2）在機場，毛澤東還與王明等人進行了“熱烈的擁抱”。這就有了後來的“整風運動”。在此前與“國際派”的鬥爭中，毛澤東采取的是各個擊破的戰術。而“整風運動”，則意味著將“國際派”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陣營予以打擊、摧毀。鬥爭進行到1943年，毛澤東就大功告成了。如果從1931年算起，毛澤東與“國際派”的鬥爭，進行了十三年。
“國際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中共黨內曾經是十分強大的。但終於被毛澤東一派擊潰。此後，原屬這個陣營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頭土臉，自都難免有窮途潦倒之意。與這個陣營有些牽扯的人，實際上也從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冊。當然，有些人通過反戈一擊、改弦易轍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漢年卻未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潘漢年正是一個與“國際派”頗有牽扯而終於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漢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宜興縣現稱宜興市，是一個隸屬於無錫市的縣級市。宜興距無錫，是很近的。潘漢年十六七歲時即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1925年，十九歲的潘漢年到了上海。也就在這一年，潘漢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漢年從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戰線”上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逮捕後立即叛變投敵，這對中共領導機關來說，是天崩地坼般的災難。1931年5月，周恩來著手重建中央特科。陳雲、趙容（康生）、潘漢年奉命進入新特科，組成新特科的領導層。時任江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潘漢年，從此在“文化宣傳戰線”銷聲匿跡。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漢年擔任第二科（情報科）科長。潘漢年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情報生涯”。
對於潘漢年怎樣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對於潘漢年怎樣成為中共“宣傳文化戰線”上的領導人又怎樣轉入“隱蔽戰線”，現有的關於潘漢年的讀物，當然都會有所說明、解釋。但這些讀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大陸出版的關於潘漢年的讀物，已頗為不少。這些讀物，在敘述潘漢年的一生時，往往隻字不提博古。現在看來，這是十分荒謬的。博古有一個侄兒叫秦福銓。秦福銓1929年出生於無錫。1949年後曾在空軍工作多年。1957年後在北大荒農場、新疆建設兵團任職。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08年4月病逝於北京。秦福銓終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寫了《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一書。2009年3月，該書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該書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漢年”為題。讀了這一章，我才知道潘漢年與博古的關係實在非同一般。下麵關於潘漢年與博古關係的敘述，依據的便是秦福銓書中的介紹。
秦邦憲1926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後，才按照學校的規定取了個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還沒有一個叫博古的中國人。但為了敘述的方便，對1926年以前的秦邦憲，亦以博古稱之。博古是無錫人。前麵說過，無錫與宜興相距很近，所以潘漢年和博古兩人可謂是小同鄉。博古1907年6月出生，還小潘漢年一歲。據秦福銓書中說，早在1925年3月，潘漢年和博古就相識了。1924年，博古就參加了“孤星社”、“錫社”等學生社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無錫市各界人士於是籌辦追悼大會，博古是積極參加者。在這期間，潘漢年來到無錫，向博古提出參加籌備活動的請求。一番交談後，博古對潘漢年頗為信任欣賞，於是請潘漢年負責宣傳、保衛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倆的莫逆之交”。（3）據秦福銓書中說，在這次追悼活動期間，潘漢年在保衛工作方麵有出色的表現，因而給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為此後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筆。
1930年，博古從蘇聯回到上海，一開始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後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其時，潘漢年已是中共宣傳文化方麵的要員。由於都從事宣傳文化工作，潘漢年與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員，並兼任江南省委書記，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最高領導。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團中的第二號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書記的王明，對博古說在宣傳工作方麵需要一個得力之人作助手。於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薦了潘漢年。
這樣，1931年1月底，潘漢年就成了以王明為書記的江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從秦福銓的上述說法，可知潘漢年不但與博古莫逆於心，與王明也頗有“淵源”。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投敵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應該說是王明和周恩來共同的決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薦了潘漢年。據說，正在宣傳文化戰線上長袖善舞的潘漢年，起先並不願進入“隱蔽戰線”。是在博古的勸說下，才當起了“特務”的。秦福銓也強調：“博古找潘漢年，談到了中央的想法，動員他搞保衛工作，潘漢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見，離開了宣傳係統，切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係，參加中央特科工作。”（4）
三
當博古向王明推薦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時，潘漢年已在王明手下當了數月宣傳部長。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議，讓潘漢年成為新特科的領導人之一，也一定因為這數個月的宣傳部長，令王明很滿意。這也就意味著，潘漢年也已獲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時候，潘漢年就深得“國際派”頭兩號人物的寵信，他後來的命運其實就已注定了。
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銓書中說，王明臨行前，單獨與博古談話，要博古“切記”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通訊中斷而又有特別嚴重的情況要向共產國際報告時，須派一秘密聯絡員到莫斯科。這個秘密聯絡員全權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產國際報告情況，王明也隻相信這一人的話。這樣，這個秘密聯絡員就必須事先約定。而博古又毫不猶豫地選定了潘漢年。所以，當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潘漢年就被確定為王明與博古之間的秘密聯絡員。（5）
1933年1月，博古到達瑞金，意味著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了瑞金。5月間，丁玲和潘漢年堂兄潘梓年同時被捕。由於這兩人都與潘漢年極為熟稔，潘漢年便麵臨更大的危險。於是，黨組織決定潘漢年也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這樣，6月間，潘漢年也到了瑞金。在這種時刻將潘漢年調離上海，也應該視作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央對潘漢年的特別愛護。情報工作是潘漢年的本職。越是形勢險惡，越需要潘漢年這樣的人在上海為黨工作。但博古顯然不願意潘漢年出事。潘漢年此時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隻是中央特科的領導人，還是王明與博古約定的秘密聯絡員。當然，這一重身份，隻有王明與博古知道。博古當然不能拿這秘密聯絡員冒險。秦福銓書中說，看到潘漢年也終於到了瑞金，博古喜形於色，“留潘漢年同宿”，連床夜話，親如兄弟。王明赴蘇聯前要博古“切記”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製住“中央蘇區”，要確保這塊“蘇區”成為中央的根據地。以瑞金為政治中心的這塊地盤，本來實際掌握在毛澤東這一派人手裏。現中央機關遷到了瑞金，當然中央要把這塊地盤直接管起來。如果中央信任毛澤東，那毛澤東的日子還會好過些。但王明、博古這些在蘇聯的油鍋裏炸大了的麵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澤東這種“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堅信山溝裏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他們確信毛澤東不可能懂馬克思主義。於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將毛澤東在政治上邊緣化，便剝奪了毛澤東手中的實際權力。博古雖然比毛澤東小十四歲，但他是中央負責人，又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撐腰，毛澤東隻能打落門牙往肚裏咽，心情是極其鬱悶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黨史常識。潘漢年雖然沒有到蘇聯去吃過麵包，但他一到瑞金，就與這些從蘇聯回來的人打得火熱。張雲所著的《潘漢年的一生》有這樣的敘述：“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裏辦公。潘漢年與時任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住樓上，博古與陳雲住樓下。雖說這批職業革命家都是中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但他們畢竟還很年輕，加上這年夏天中央蘇區正處在第四與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間隙之間，於是每天晚飯前後，他們常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唱山歌，還搞些體育活動，愛打籃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潘漢年喜歡打乒乓球，樓下客堂間用方桌子拚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陳雲、張聞天等人一起活動的地方。盡管那時中央蘇區的生活艱苦是出了名的，這兒與十裏洋場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並論，但同誌之間親親熱熱，潘漢年感到十分愉快。”（6）這真是幾家歡笑幾家愁!正在“愁”著的毛澤東，當然看見了他們的笑臉，聽見了他們的笑聲。他當然也看見和聽見了潘漢年的笑，並且看在眼裏，聽在耳裏，記在心裏。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發動了反擊。雖然反擊的力度很大，但對於毛澤東來說，其實還是拿捏著分寸的。在這次會議上，博古被拉下了馬。但毛澤東自己並沒有登上“總書記”的寶座。取代博古的，是“國際派”的第三號人物張聞天（洛甫）。毛澤東知道，現在還不是與“國際派”決戰的時候。現在還隻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正因為在此前的“長征”途中，毛澤東一定程度上爭取了張聞天、王稼祥這幾個“國際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拉下馬。毛澤東雖然沒有成為名義上的黨首，但畢竟回到了最高決策層，尤其把軍事指揮權完全奪回了。這當然是中共黨內的重大事件。前任黨首博古，於公於私，都必須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產國際有個交待。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組織原則上說，張聞天取代博古的決議，也必須共產國際批準方可生效。而此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通訊早已中斷。事先確定的秘密聯絡員潘漢年便派上了用場。在這一點上，王明還真算有先見之明。遵義會議後不久，博古便找來潘漢年密談。據秦福銓書中說，博古將遵義會議的整個過程介紹得十分詳細。博古本就是要潘漢年赴蘇聯匯報遵義會議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漢年記在腦中，詳細向潘漢年介紹會議過程，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說明了自己為何交權、為何讓毛澤東回到權力中心。秦福銓說：“博古和潘漢年，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7）放棄最高權力，對於博古來說當然不好受，否則就沒必要哭了。而作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讓潘漢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反正這一天，兩個小同鄉相對而泣了。
博古派潘漢年赴蘇聯請示，毛澤東當然十分關心。如果共產國際不批準會議決議，那就一切都是白費勁。當然，潘漢年被博古選中，無疑又一次讓毛澤東感到潘與王明集團的關係非同一般。僅僅派潘漢年一人赴蘇聯，畢竟很不保險。萬一潘漢年途中出事，豈不糟糕。博古與周恩來商定，再派陳雲赴蘇，由周恩來向陳雲交待任務。潘、陳兩人當然分別行動。1935年2月上旬，潘漢年化裝成商販出發，於是年9月中旬才到達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個多月。據秦福銓說，王明聽了潘漢年的匯報後，對博古交出最高權力表示遺憾；但最高權力交到了張聞天手中，又讓他覺得情形還不算太糟。張聞天畢竟也是他那個集團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沒流外人田。政治上畢竟還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義會議其實就是一個曆史性的轉折點，張聞天的最高權位，很快便形同虛設。此後，他那個“國際派”將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無呼風喚雨的可能。（未完待續）
潘漢年的百喙莫辯與在劫難逃（中）
四
在潘漢年、陳雲奔赴莫斯科途中時，共產國際的政治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號召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強調“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麵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就在於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陣線的工作”。根據這種精神，中國共產黨就應該積極實現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與國民黨建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民陣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順便說一句，王明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席團全部成員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這意味著，王明與斯大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同日而語”了，可以“並駕齊驅”了；意味著王明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是世界革命的領導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了。據說，在宣布主席團名單時，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樣，激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8）這一刻，王明一定體驗到了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幸福。沒錯，這種幸福此前不曾有過，此後也不會再有。不過，當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從天而降時，還是帶著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獲得的榮耀和光環的。他不隻是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回到延安，還是以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來到延安。這也就解釋了毛澤東為何對其表現得那樣恭敬。國際共運的領袖，這身份令毛澤東不得不表現出某種敬畏。
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時傳達給在國內的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已批準張聞天為中共負責人，也必須盡快讓國內的中央知曉。1935年10月，王明決定潘漢年、張浩兩人回國，傳達這些指示和精神。當然，潘、張兩人必須分頭行動。
在潘漢年離開中央赴蘇聯期間，中共內部又發生了嚴重變故，也即張國燾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中央發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張、周們率領的紅一方麵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會合。會合後，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毛澤東們與張國燾發生根本分歧。毛澤東們主張北上，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後來，張國燾終於率紅四方麵軍獨立行動，並於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張國燾的氣焰之所以如此囂張，就因為他手中的軍事實力遠勝於毛澤東們。
這時，張聞天雖然名義上是中央負責人，但實際的決策者已不知不覺間成了毛澤東。張國燾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澤東的中央為非法，這對毛澤東來說，當然是極為頭痛的事。毛澤東與“國際派”較量，依靠的是在軍中的威信。“國際派”在軍中幾乎沒有影響，這是他們終於敗給毛澤東的重要原因。但毛澤東卻無法靠軍中的威信戰勝張國燾，因為張國燾統率的紅四方麵軍，在人數上數倍於毛澤東指揮的軍隊。正在毛澤東憂心如焚之際，張浩從莫斯科來到了他身邊。
張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產國際工作。這次，王明派其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後，張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張浩到達陝北。張浩是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這使毛澤東心頭一亮，馬上想到了製服張國燾的妙策。秦福銓書中說，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澤東找張浩密談，請求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致電張國燾，說明自己是受共產國際之命回國解決中共內部的分裂問題。但張浩一開始拒絕了毛澤東的請求，因為共產國際根本不知道中共內部的這檔子事，根本不知道張國燾另立了一個中央。1936年1月，毛澤東再次約張浩密談。毛澤東強調，分裂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共產國際既然已認可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那張國燾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沒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產國際不能承認的。共產國際雖然沒有授權張浩解決中共內部的分裂問題，但張浩即便“假傳聖旨”，也並不違背共產國際的“聖意”。應該說，毛澤東這番話，並非全無道理。張浩終於被毛澤東說服，於是連連致電張國燾，聲稱共產國際要求張國燾取消他那個另立的中央，歸順陝北的中央。張國燾不能不買共產國際的賬。沒有共產國際的認可，他那個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軍隊就會被國共兩黨都視作是“匪”。秦福銓書中說：“張浩用共產國際名義發給四方麵軍的指示，全是冒名的。這個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隻有毛澤東和張浩兩人知道。”（9）
張浩致電張國燾事，肯定是真的，因為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詳細地說到了此事。當然，說法與秦福銓稍有出入。張國燾說，張浩一到陝北，“立即致電給我”，並且此後“電報源源而來”。據張國燾說，張浩向其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關於分裂問題，張國燾這樣敘述張浩的電報意見：“林育英鑒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複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已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誌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配合起來。”（10）從張國燾回憶看，張浩出麵解決分裂問題，確有其事。按張國燾的說法，張浩並未勸其“歸順”陝北，隻是說雙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張國燾的這種說法，有些可疑。共產國際既然已經認可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那就意味著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當然有權力以中央的名義命令張國燾。張浩如果真的提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那倒真是在對抗共產國際的“旨意”，張浩應該不會幹出此等事。再說，這樣的提議，十分滑稽，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隻能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不管張浩致張國燾電報具體說了些什麽，反正張浩在解決張國燾鬧分裂問題上，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幫了毛澤東的大忙。那麽，理應與張浩同時起程回國的潘漢年呢？
五
當張浩已然到達陝北時，潘漢年還沒有從莫斯科動身。接受王明回國的命令後，潘漢年先到共產國際情報部門學習一種新的密碼編製方法，並默記一套新編密碼，以供回國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絡之用。密碼不能記於紙上，隻能牢記在腦中。背熟、默寫、燒毀；背熟、默寫、燒毀，這個過程要反複進行。一字一碼，都必須釘子一般釘在腦中。做到這一點，便用去了三個來月。正在潘漢年打算啟程時，南京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蔣介石授意下主動與王明接觸，就國共再次合作的可能進行試探。王明命潘漢年代表中共與鄧文儀晤談。潘、鄧晤談了三次，時間是1936年1月，最後商定於這年七月在南京舉行國共正式會談，國民黨方麵將由陳果夫、陳立夫出麵。正當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謀求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蔣介石主動伸出了橄欖枝，這令王明十分興奮。當然，蔣介石之所以有如此舉動，也一定是因為已知曉了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如果與中共再次攜手，就可能在抗擊日寇中得到蘇聯的援助。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多麽需要援助。在王明與鄧文儀的晤談取得初步成果後，王明便催促潘漢年盡快回國，向張聞天匯報與鄧文儀接觸情形，並要張聞天將實現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當作頭等大事。
潘漢年於1936年2月下旬離開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臘，但因希臘發生政治動蕩，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漢年才從陸路到巴黎，再從馬賽乘船，五月中旬才到達香港。到達香港後，潘漢年才獲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陝北。但潘漢年並未立即與陝北聯係，而是按與鄧文儀約定的方式，向陳立夫發出信息。在陳立夫的安排下，潘漢年順利到了南京。潘漢年到南京時，已是七月下旬。潘漢年本來打算自己代表中共與陳立夫談判。當陳立夫弄明白潘漢年並未與陝北聯係、是在沒有獲得陝北中央授權的情形下來到南京時，便拒絕與潘漢年見麵，隻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與潘漢年敷衍了一番，並勸潘漢年盡快到陝北。這樣，潘漢年才有些灰溜溜地離開了南京。
當潘漢年在香港與陳立夫聯係並試圖在南京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時，陝北的中央在他眼裏仿佛是不存在的。這其實頗有些違背常理。而潘漢年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有王明的命令。陝北的中央是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本是王明集團的要員，聽從王明的命令就等於聽從張聞天的命令。在潘漢年看來，在時間很緊急的情況下，執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經張聞天同意，張聞天決不會怪罪。但潘漢年不知道，陝北的中央，名義上以張聞天為首，但實際上已是毛澤東掌門。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的此種行為，說明他眼裏隻有王明而沒有他毛澤東，說明潘漢年隻認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而不認陝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說明潘漢年仍將王明的話當作“最高指示”。這當然會令毛澤東極其不快。而國民黨方麵對中共的實際情形，似乎比潘漢年更清楚。蔣介石、陳立夫知道，與中共的合作，是與陝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與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合作。沒有陝北中央的同意，沒有陝北中央的授權，潘漢年作為中共代表就沒有實際的合法性。再說，潘漢年試圖代表中共直接與陳立夫談判，也同樣是一種忘乎所以的表現。這兩人在各自黨內的地位根本不對等。“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陳立夫是國民黨的實際掌管者，而潘漢年隻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情報專家，一個信使。陳立夫派一個鐵道部次長與潘漢年相見，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漢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後來，國共正式談判開始，潘漢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權下先期與陳立夫接觸，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漢年到了陝北保安。他向張聞天匯報了種種應該匯報的事情。但他並沒有單獨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當然不會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漢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舉。秦福銓書中說：“但潘漢年在向張聞天匯報中，回答張聞天的詢問時，說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感到懷疑。毛得知後，對潘的‘直率’很不滿，對潘的遲到，尤其是對潘漢年途經香港時，沒有明顯的理由滯留二個月，更是不以為然。”（11）嚴格說來，張浩與潘漢年一樣，隻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張浩是共產國際的信使，潘漢年是王明的信使。當張浩在毛澤東的慫恿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時，當然是一種“僭越”。潘漢年對此質疑，張浩會感到難堪，而毛澤東則一定很惱怒。
潘漢年到達保安後，中共中央便將與國民黨談判一事提上議事日程。秦福銓書中說，在決定派誰先期與陳立夫接觸一事上，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有過爭議。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都主張派潘漢年，而毛澤東則表示反對。秦福銓寫道：
當天休會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麽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裏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裏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12）
這讓我們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時候，毛澤東就對潘漢年下過“不可信用”的斷語。1955年4月在北京，不過是重複十九年前在保安說過的話而已。當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澤東還沒有能力下達“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指令，如果能夠，潘漢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審查了。
爭議的結果，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意見占了上風，還是決定派潘漢年先期與陳立夫會談。這說明，在1936年的時候，雖然毛澤東已是中共實際的核心，但還沒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後的“整風”或許就沒有必要了。
1936年9月下旬，潘漢年離開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銓告訴我們，臨行前博古約潘漢年密談。我們記得，當遵義會議後潘漢年啟程赴蘇聯前，博古與潘漢年有過一次深談。那一次，博古把遵義會議的詳情、把黨內鬥爭的最隱秘的細節，都對潘漢年和盤托出了。從那時到現在，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了。黨內又有過幾番驚心動魄的權力鬥爭，中共甚至幾近分裂。博古此番約潘漢年談話，首先就是要把這期間黨內鬥爭的詳情以及現在中央的權力格局，向潘漢年說明。不過，博古這次向潘漢年交底，與上次性質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漢年詳細介紹最高層的鬥爭內幕，還可以理解為是通過潘漢年傳達給王明和共產國際，因此也不能說是違反組織原則。但這一次，博古向潘漢年透露高層機密，卻純粹是出於私人友情，是為了讓潘漢年知道在黨內應該怎樣立身處世。從這也一點也可看出，博古與潘漢年，的確交情非淺。
六
在這次密談中，博古也對潘漢年有所批評。秦福銓說，博古首先指出潘漢年不該比張浩晚九個月才到陝北。張浩一到陝北，就問潘漢年是否到達。毛澤東等人才知潘漢年也要回來。他們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漢年仍杳無音信。與共產國際聯係的密碼，裝在潘漢年腦子裏。潘漢年的腦袋不出現在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就聯係不上。這期間，急不可耐的毛澤東隻得又派鄧發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所以，博古對潘漢年說：“你說毛能不生氣嗎？”（13）
潘漢年到陝北保安後，言必稱王明，這也被博古認為不妥和失策。當潘漢年向張聞天匯報時，口口聲聲把與國民黨的合作說成是王明下達的指令，這令毛澤東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抑或僅僅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淩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機構抑或僅僅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時期，毛澤東開始強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隻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而王明僅僅是一個派出機構的領導人；中共中央有權撤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成員。一年多之後，王明到達延安。
博古還向潘漢年介紹了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毛澤東怎樣在周恩來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鳴”的方式獲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譽，從而在軍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權威性。張國燾鬧分裂的內情，博古也對潘漢年做了說明。據秦福銓說，博古如此告誡潘漢年：“你這次身負重任前往白區和陳果夫談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準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裏，不論遇到什麽情況，見到什麽人，寫文章談話……一概不要談到我。毛澤東生性好疑，最近他對周恩來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鍾。”（14）博古之所以告誡潘漢年凡事要向周恩來請示、不要擅自行動，當然是針對潘漢年擅自往南京、試圖以中共代表身份與陳氏兄弟會談而言。如果考慮到1943年潘漢年在南京擅自與汪精衛會晤，就該認為博古的這番告誡是十分寶貴的。博古於1946年4月死於飛機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漢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張而禍從天降，會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漢年從此與自己少來往，用今天的話說，要潘漢年與自己進行“切割”，確實是出於對潘漢年的愛護，不願看到潘漢年的政治命運受自己連累。秦福銓說：“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離開陝北前往南京。以後博古和潘漢年之間，除了公務，再沒有私交了。”（15）可以想見，潘漢年是懷著很沉重的心情離開陝北的。以後，隨著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擊日益沉重，潘漢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時候，潘漢年就已經知道毛澤東對自己很沒有好感、很不信任，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時毛澤東已經是黨內核心人物，潘漢年的心頭不可能不有著一片陰影。此後，毛澤東的權勢越來越大，並最終成神成聖，而潘漢年心頭的陰影當然也越來越濃重。潘漢年的頭上，一直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帶著沉重的心情、帶著心頭的陰影，潘漢年參加了國共和談。國共再度“合作”後，潘漢年又回到了情報戰線。1939年，潘漢年重返上海，從事情報工作。當年在上海，潘漢年的情報工作是以國民黨為對象。如今，上海已為日軍和汪偽控製，潘漢年的使命則是獲取日偽情報。此時的上海，日本人和汪偽都建立了情報機關。日本人的“梅機關”和汪偽的“76號”，都臭名昭著。“梅機關”實際上是日本在中國的情報基地，其創辦者和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是日本在華的特務頭領。除“梅機關”外，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也建立了一個情報機構，由先任副領事後任領事的岩井英一負責。汪偽的“76號”，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聞之色變的魔窟。潘漢年在上海，與日本特務頭子岩井英一、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聯係，甚至當麵接觸，甚至與影佐禎昭也見過麵。潘漢年與日偽特務接觸，是想獲取情報。要從日偽特務手裏得到情報，就必須用他們所需要的情報交換。潘漢年這時期與日偽特務的情報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騏所著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這樣敘述潘漢年與日本特務的交易：“數日之後，岩井英一就約請潘漢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館見麵……席間，岩井向潘漢年詢問了一些香港和重慶以及整個大後方的情況。潘漢年適度地講了一些香港和內地的概況，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派的情況，還講了一些蘇聯、美國和英國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等等。岩井對這些情況顯然很感興趣。雖然其中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機密信息，而大多屬於新聞背景資料和時事觀察分析，但潘漢年的侃侃而談和獨到的評述，還是令岩井聽得津津有味。”(16) 按這位作者的說法，潘漢年是在用沒有價值的信息從日本特務那裏騙取有價值的情報，這恐怕有點說不過去。日本人的“特務水平”之高、間諜技術之強，是世界公認的。中國現代傑出的軍事學家蔣百裏，堪稱日本通，他曾說過，日本男人最適合當特務、日本女人最適合當護士。岩井英一是一個特務機關的首領，他的上司是影佐禎昭。他們怎麽可能輕易被騙。如果潘漢年的確從他們那裏得到了有價值的情報，他們也一定從潘漢年那裏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日本人不可能做虧本生意。
潘漢年在上海與岩井等日本特務來往時，雖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實身份，日本人其實是很清楚的。尹騏寫道：“岩井這個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經從袁殊的報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實身份就是中共要員潘漢年，何以又會答應讓袁、潘合作共同開展情報工作，並且一直不點破潘的真實身份，而且裝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樣子，放手讓袁、潘去從事情報活動呢？這正是岩井這個職業情報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員的區別。”（17）岩井能識破潘漢年的偽裝，說明確非等閑之輩。潘漢年連自己的真實身份都瞞不了岩井，能用沒有價值的情報哄岩井嗎？
關於潘漢年與岩井等日本特務來往的情況，尹騏書中還有這樣一些敘述：“以後每半月要交給小泉清一的情報，在潘漢年的指導下……負責編寫，內容以大後方情況為主，包括國共合作情況，美、英、蘇在香港和重慶的活動情況，等等。不用說，這類情況的編寫必須仔細斟酌，不能太有價值，也不能沒有價值。”“他（岩井英一）當然會想到潘漢年這位中共情報官員會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館’獵取日、汪方麵的情報。但他更重視潘漢年所能為他提供的有關中國內地以及重慶政府和蘇、美等大國關係的情報。”“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試探和商討，潘漢年通過袁殊和日本情報機構‘岩井公館’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間便建立了這樣一種特殊的關係：袁殊不斷從‘岩井公館’搜集情況供給在香港的中共情報機構；潘漢年則以胡越明的名義在香港定期為‘岩井公館’提供情報。互相利用，各取所需，這正是情報戰場一種特殊的政治遊戲和智慧角逐。”（18）
七
香港淪陷前，潘漢年以香港為情報工作的根據地，自己則常往來於港滬之間。香港淪陷後，潘漢年決定到上海定居，並向岩井英一尋求保護。尹騏說，潘漢年“希望岩井能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證”。而“岩井經過兩年和潘漢年的交往，已經清楚潘漢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尋常的活動能量。他知道潘漢年在內地的情報班子和在上海的情報幹部必將繼續發揮作用，因此，他當即答複說：‘我們歡迎胡先生繼續和我們合作。就請胡先生給我們擬一份在上海開展工作的計劃，我們仍將在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至於胡先生的安全問題，我們可以為你辦一個特別證件，就不致引起麻煩了。’潘漢年當即表示同意。”於是，“第二天，潘漢年便拿到了一張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麵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係。這就等於是一張‘護身符’了。同時，岩井還以自己的名義在匯中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供潘漢年使用。這無疑為潘提供了一個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動條件。”（19）潘漢年這樣與日本人合作，這樣尋求日本人的照顧和保護，應該都得到了上級的認可。
如果說潘漢年其實是以真實身份與日本特務來往，那他與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接觸，就更不可能掩蓋自己的本來麵目了。因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產黨人，對潘漢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和上海大學，1925年加入中共，後又在蘇聯學習，與潘漢年是同齡人，也是同時期參加“革命”、成為中共黨員的。從蘇聯回國後，李士群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逮捕，立即“叛黨”，成為“中統”特務。1938年李士群幹脆“叛國”，當起了日本人的鷹犬。1939年參加汪偽集團。汪偽政府成立後，李士群當過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行政院警政部長、特工總部主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清鄉委員會駐蘇州辦事處主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部部長、江蘇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權欲熏心、盛氣淩人，不斷地伸手要權要官，汪偽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務的周佛海常感頭痛，汪精衛也對其無可奈何。終於，連日本人也覺李士群難以駕馭，遂於1943年9月將其毒殺。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頂頭上司。讀周佛海日記，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沒有惱怒，反而鬆了口氣。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經曆，我們就明白：潘漢年與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這兩人打交道，誰也別想糊弄誰，誰也別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園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見麵。這次見麵時，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鶴負責與潘漢年聯係。胡均鶴是蘇州人，亦於早年加入中共，當過共青團中央局書記。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叛黨，成為“中統”特務。抗戰爆發後，胡均鶴以“中統”特務的身份在滬寧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李士群的“76號”逮捕，旋即叛國，成為李士群手下的幹將。由這樣一個當初也是黨內同誌的人與自己聯係，潘漢年當然很高興。至於胡均鶴，也樂意與潘漢年接觸，為的是萬一共產黨得了天下，自己有條活路。胡均鶴的政治身份是很曖昧的。據張雲《潘漢年的一生》中說，胡均鶴還是東北抗聯名將趙尚誌的妹夫。趙尚誌的父親是胡均鶴的嶽父，胡均鶴對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顧，也直接幫助過東北抗聯。（20）
潘漢年這時期在上海活動，與日偽周旋，有的讀物把這寫得很危險，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腦袋係在褲腰帶上。但其實是毫無危險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軍、憲、警都不能動他，汪偽人員又豈敢太歲頭上動土。何況，他同時與汪偽特務頭子也開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記中，亦有與潘漢年有關的記載。1943年3月2日日記中寫道：“筱月來，談共產黨不滿渝方，欲與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漢年在滬與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無力量，改派筱月之戚來此，與餘相見等語。因身體不適，後改期再談。”（21）筱月即邵式軍，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員。渝方即重慶。筱月之戚名馮龍，時任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科長。按周佛海的說法，潘漢年、馮龍等來滬寧，是謀求與汪政府“合作”，並非刺探情報。數日後的3月8日，周佛海見了馮龍，這天日記寫道：“六時，筱月帶馮龍來見……渠言來滬係奉毛之命令，僅其最上層三四人知之晤餘，甚快即當返回延安報告等語。談一小時辭去，其用（意）何在，殊難揣測，當一麵與之周旋，一麵監視其發展也。公博對此事亦頗注意，允與馮晤談。”（22）1943年8月13日日記中，寫道：“邵式軍來，談馮龍聯絡問題。”（23）從周佛海日記看，當時中共方麵與汪偽的聯係，並不隻有潘漢年這一條線。
前麵說過，1936年9月，潘漢年離開陝北時，心情是沉重的，心頭是有著濃重的陰影的。1939年後，潘漢年在滬寧一帶與日軍人和汪偽特務來往，生活是舒適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順利的。但心情卻未必是暢快的。“延安整風”轟轟烈烈地展開，是在1942年初。但實際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標誌著“整風”的開始。毛澤東發動這場聲勢浩大的“整風”，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的曆史“罪錯”，從而讓他們不再作為黨內的一種政治力量而存在。六屆六中全會開始，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難過。1942年以後，他們就更是飽嚐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滋味了。王明後來寫了《中共50年》一書，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說得像是在地獄中受煎熬。博古也必須不停地做檢討，必須深刻地否定自己。共產國際當時駐延安的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屢有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挨整的記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這樣寫到博古：“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總要尖銳地批評特區的政局，並敏銳地覺察到毛澤東掌握著一切權力手段。”並說：“他看起來老是很害怕似的，我們談話時，他小心地環視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幾次，深怕隔牆有耳。”（24）從弗拉基米洛夫的記述中，我們知道博古的所有檢討，都是在說違心話，他並不認為毛澤東對他們的指控是成立的。我們更知道，“整風”已成功地在延安製造了一種恐怖氣氛，以致於博古這樣的人終日膽戰心驚，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談話，都要不時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聽。
王明、博古，與潘漢年是有直接關係的人。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是王明集團中的一員。1941年12月，潘漢年定居於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撤退並不意味著放棄在滬寧的情報工作。此後，潘漢年還將往返於淮南和滬寧之間。“整風運動”當然也在淮南根據地展開。許多人在“整風運動”中莫名其妙地被整。這一切，都足以讓潘漢年心生悲戚。
八
潘漢年有做詩的習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漢年詩文選》。讀“整風時期”潘漢年寫的詩，可知這時期他的心境之陰鬱。
潘漢年與揚帆是一對難兄難弟。揚帆於1938年從上海到皖南，參加了新四軍。1943年時，揚帆任新四軍第三師保衛部部長。整風運動中，揚帆鋃鐺入獄。潘漢年對揚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寫《懷炎》詩抒發內心的愁緒，“炎”即揚帆的字。詩曰：“細雨寒風憶楚囚，相煎何必數恩仇。無權拆獄空歎息，咫尺天涯幾許愁。”詩寫得實在不怎麽樣，但其中的憤怨是強烈的。這是在表達對揚帆的同情，但又何嚐不可認為是在懷念遠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數恩仇”，難道不也是在為正被“煎”著的王明、博古鳴不平？
雖然心有鬱結，雖然時感不安，但工作還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漢年從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親自與李士群見麵。到上海後，先見到胡均鶴。胡均鶴說李士群現在蘇州，要見李，須到蘇州去。於是，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到了蘇州。到蘇州後，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見他，須去南京。到南京後，終於見到李士群。見麵後，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衛想見見潘漢年。潘漢年當然愣住了。但稍事考慮後，還是在胡均鶴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館。
現在的一些關於潘漢年的讀物，在解釋潘漢年為何同意見汪精衛時，都強調當時向上級請示來不及、拒絕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響汪公館的門鈴。也就是說，潘漢年見汪精衛，是完全被動和被迫的，是被“綁架”和被“挾持”的，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去應付一下而已。我以為，這種解釋，未必十分合理。首先來看看拒絕是否可能的問題。李士群、胡均鶴都曾是中共黨員，對中共的組織紀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衛，又何嚐不了解中共紀律之嚴明。如果潘漢年堅持不見汪，並向李、胡說明，若擅自見汪，則意味著自己不再能擔負與李士群聯絡的職責，意味著此前經潘漢年建立的關係網將被廢棄，而自己也可能受到嚴厲懲處。這後果當然很嚴重。這後果當然也意味著李士群此前在潘漢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湯。明白了這些，李士群應該不會強迫潘漢年赴汪公館。再說，汪精衛要見潘漢年，當然一方麵是希望通過潘向中共高層傳達一些信息，另一方麵也希望從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層對時局的態度，這需要談話在比較輕鬆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如果將潘漢年“綁架”、“劫持”到汪公館的客廳，汪精衛的目的又豈能達到？至於說如果潘漢年拒絕見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臉，就可能扣押潘漢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測。試問：這樣做，對李士群有什麽意義？他能得到什麽又會失去什麽？
所以我認為，潘漢年見汪精衛，是半推半就的。當得知汪精衛想見自己時，潘漢年當然很驚訝，但驚訝之後是興奮。長期從事情報工作者，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體會特別深。機會稍縱即逝。能否經常獲得有價值的情報，往往取決於能否敏銳地看到機會的到來並牢牢抓住它。這往往容不得過多的權衡、估算。所以，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難免養成一種賭徒性格。
在潘漢年身上，這種賭徒性格就明顯存在。從蘇聯回到香港後，不向陝北中央請示就擅自與南京方麵聯係，並試圖獨自代表中共與陳立夫商談國共合作事，就是賭徒性格的表現。這一回，賭徒性格又發揮了作用。在潘漢年看來，汪精衛主動要見自己，說不定有重要信息要向自己透露。如果能從汪精衛口中得到對中共十分重要的情報，那豈不是大功一件？豈不是一種奇勳？果真如此，事先未能請示，就不值一提了。與汪精衛見麵，當然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應該事先得到批準。但在當時的情勢下，與汪精衛見麵這件事本身，卻又並非絕對不可。潘漢年在上海汪偽特工總部“76號”與影佐禎昭見過麵。影佐是日軍駐汪偽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是侵華日軍的首腦人物之一。潘漢年與李士群這樣的汪偽要人甚至成了“朋友”。能見影佐禎昭、能與李士群“交朋友”，見一下汪精衛，也並非不可思議之舉。
賭徒總有賭輸的時候。這一次，潘漢年輸了。看來他並未從汪精衛那裏得到什麽令中共高層感興趣的東西。汪精衛見他，不過是扯了一通淡而已。汪精衛自己當然不會認為是在扯淡。但那番言辭，在潘漢年看來，無非是扯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得到了虎子，那擅入虎穴就不算罪過。如今是，擅自入了虎穴，卻連虎毛也沒有得到一根，那就有些不好交待了。在從南京返回淮南的途中，潘漢年一定沮喪不已。本來，情急之下去了汪公館，雖然沒有什麽收獲，也是可以向饒漱石解釋清楚的。但潘漢年終於沒有說。對此，與潘漢年同時期參加中共的“老革命”陳修良有這樣的解釋：“他回到根據地後，本來準備向華中局的饒漱石匯報此事，但由於看到‘搶救運動’中亂整人的錯誤，他怕說出來會見汪某的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又無法解釋清楚，因而沒有把此事向黨報告。後來他到延安，也由於同樣顧慮而未匯報此事。一個黨員對黨不坦白，當然是一個錯誤，但這同‘秘密投敵’，卻是風馬牛不相關。”（25）其實這正是潘漢年1955年的解釋。潘漢年這樣說，是能讓人相信的，是他的心裏話。但是，潘漢年的心裏話卻又並不隻有這些。還有更重要的話，他沒法說出來。他之所以終於不敢在整人整得熱火朝天的整風運動中向饒漱石匯報擅自見汪一事，更因為自己本是與王明、博古關係密切的人，本就被正在得勢的毛澤東一派視作是王明集團的人。換句話說，在毛澤東眼裏，他潘漢年本就是有曆史舊賬的人，本就是“不能信用”的人。潘漢年如果向饒漱石說明擅自見汪一事，饒漱石當然會立即向延安匯報。毛澤東極可能拍桌大怒。又一次抓到了潘漢年切實把柄的毛澤東，很可能要新賬老賬一起算，那時就下令鏟除王明、博古的這個“黨羽”，而他也就同揚帆一樣鐐銬加身。正是這重原因，讓潘漢年有了深重的顧慮，並終於把見汪一事瞞了下來。——但這一層原因，1955年的時候，潘漢年是沒法說的。他怎麽能夠對毛澤東說這些？
可以說，如果“根正苗紅”，如果與王明、博古集團沒有什麽實質關係，如果本沒有證據抓在毛澤東手裏，如果不是已經被毛澤東目為“不可信用”，潘漢年不會隱瞞在南京見汪一事。他終於決定把此事瞞下來，應該說，是賭徒性格又一次在起作用。潘漢年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他知道許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人間秘密。他更知道有無數秘密被永遠地掩蓋了。因此，在擅自見汪一事上，他決定賭一把。當然，他又賭輸了。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殺，潘漢年應該是聞訊心喜的。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潘漢年也有理由比一般人更高興。李士群、汪精衛，是潘漢年在南京見汪一事的知情者和見證人。這兩人一死，真正能證明此事的，就隻有一個胡均鶴了。
（注釋略）
來源：《鍾山》
1955年4月3日傍晚，劇作家吳祖光和夫人新鳳霞來到了北京飯店。這夫婦二人是來看望從滬來京、下榻於此的潘漢年和夏衍，並請他們吃晚飯。吳祖光回憶說，晚飯是在東單的一家小飯館吃的，同座者還有夏衍的女兒沈寧和夏衍的秘書李子雲。潘漢年、夏衍是來京出席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吳祖光聞訊特來盡地主之誼。時隔多年，吳祖光仍清晰地記得，那天潘漢年雖一如既往地頭淨麵光、衣著齊楚，但卻有些悶悶不樂。也許是一人向隅、舉座不歡吧，飯吃得時間不長。放下碗筷，潘漢年便說要回飯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
回到北京飯店303號房間，潘漢年換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準備。這是晚八時許，電話鈴響起了。潘漢年被告知，樓下有人找他。潘漢年穿著拖鞋來到樓下客廳。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幾名便衣隨員。羅瑞卿向潘漢年出示了逮捕令，幾名隨員便將潘漢年押上了停在門外的汽車。潘漢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長，隨著逮捕令的發出，這一政治身份也就終結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潘漢年是“欽犯”，是毛澤東親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則是潘漢年長期隱瞞了一件絕不應隱瞞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漢年在南京登門拜訪了汪精衛。此前幾年，潘漢年已受命在滬寧一帶與日偽特務聯係、互相交換情報。潘漢年早已與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關係。此番到滬寧，也是為了與李士群接頭。但到南京後，潘漢年卻走進了汪精衛公館的客廳。中共情報要人到汪公館會晤汪清衛，這事情當然很重大。現在所有關於潘漢年的讀物，都用“被劫持”來解釋潘漢年此次的舉動。潘漢年到南京後，李士群告訴他汪精衛希望一晤。而當時向上級請示已來不及，拒絕則可能有十分嚴重的後果，於是，潘漢年隻得硬著頭走進了汪公館。這樣的解釋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覺得，這解釋還多少有些牽強，至少不夠全麵。這一點後麵再談。會見汪精衛這樣的大事，事先沒請示，已屬“膽大妄為”。按理，潘漢年一回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就應該立即向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匯報，甚至應該同時以書麵的方式向延安詳做說明。但潘漢年回到淮南後，並沒有向上級提及此事。不但當時沒有匯報，此後也一直對此事三緘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開會期間，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漢年才向陳毅匯報了1943年春夏間在南京汪公館與汪精衛見麵一事，並遞交了書麵說明和檢討。
潘漢年與陳毅麵談，應該是在4月1日夜間。談完之後，夜已很深。否則，陳毅會立即麵見毛澤東的。因為當夜已無由求見，陳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並送上潘漢年的書麵材料。毛澤東聽了陳毅的匯報，翻看完潘漢年寫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吃了頓午飯，也許還睡了個午覺，毛澤東又提筆寫了這樣的手諭：“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潘漢年成為“反革命”、身陷囹圄後，毛澤東還一直記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在談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時，毛澤東強調了此前殺人的必要性，又強調此後要少殺，機關、學校裏的“反革命”，則盡量“不殺”：“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又拿潘漢年說事：“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靠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此事有兩點，至今仍讓人們不解。
其一，潘漢年為什麽沒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級匯報與汪精衛見麵一事？很多人對潘漢年長達十幾年諱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實，長期沒有匯報並不是問題，沒有立即匯報才是問題。這種事，隻能事後立即匯報。拖個半年一載才匯報，就顯得很滑稽。事後沒有立即匯報，就隻能長期瞞下去，瞞到瞞不下去的時候為止。毫無疑問，潘漢年是打算永遠瞞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開會期間，潘漢年覺得瞞不下去了，才為爭取主動而向陳毅坦露。以潘漢年的政治經曆，他完全知道這種事應該立即匯報、必須立即匯報、不能不立即匯報。從汪公館出來，潘漢年思想上就一定在為是否立即向上級匯報而激烈地鬥爭著。回到新四軍駐地，這種鬥爭還未見分曉。一回到淮南駐地，潘漢年就向饒漱石匯報了此行的其他情況，例如離開南京後在上海又兩次與李士群相見，例如與日本軍官會談等等，但卻把在南京見汪一事瞞下來了。實際上，這次沒有說，以後就想說也難了。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潘漢年在向饒漱石匯報時，把這最應該匯報的事瞞掉了？
其二，毛澤東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處置潘漢年？又為何幾次在公開講話中將潘漢年作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沒有立即向上級匯報見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紀律，當然是很嚴重的錯誤。但此事已過去十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已證明此事並未產生什麽不利影響。現在的種種關於潘漢年的讀物，都強調毛澤東本來對潘漢年是極其欣賞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當毛澤東聽了陳毅的匯報後，可以震驚、可以惱怒、可以將潘漢年削職為民，但不必真的認為潘漢年曾叛變投敵，不必真的相信潘漢年是一貫的“反革命”。潘漢年畢竟功勳卓著，畢竟為中共最終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有大量的事實證明的，是不容懷疑否定的。潘漢年的功績，一般人也許知道得並不清楚，但毛澤東卻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長期隱瞞見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過，潘漢年以其全部的功績，難道還不能一贖此罪？但毛澤東顯然不這樣想。聽了陳毅的匯報後，潘漢年全部的功績，在毛澤東眼裏都等於零。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犯的是“可殺之罪”，是應該“斬立決”的。而“我們”之所以不殺他，一是為了顯示“我們”的仁慈寬厚，二是殺了也對“我們”不利。這樣看來，毛澤東其實是一直並不欣賞、信重潘漢年的。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經曆過多次殘酷的“黨內鬥爭”。這種鬥爭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與以王明、博古（秦邦憲）為代表的所謂“國際派”的鬥爭，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對毛澤東來說也是特別艱難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掌握了黨的統治權。而毛澤東與他們的明爭暗鬥從這時就開始了。由於王明、博古等人有共產國際作後盾，有斯大林為他們撐腰，毛澤東與他們的較量，就特別需要耐心和智謀。王明於1931年10月到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去國前，王明在組織上做了嚴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議、經共產國際批準，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責。毛澤東與王明一派的鬥爭，一開始就是直接與博古、張聞天的鬥爭。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飛機將王明等人送到延安。從蘇聯回國的王明，是頗有幾分“欽差大臣”的派頭的，是手持著斯大林賜與的尚方寶劍的。王明從蘇聯來到延安，對於毛澤東來說，當然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這意味著與“國際派”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意味著從此將與王明進行直接的、正麵的交鋒。這足以讓毛澤東本來就很嚴重的失眠和便秘，變得更其嚴重。但此時毛澤東，決不能、也決不敢表現出絲毫不悅。他必須強顏歡笑。他必須興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飛機抵達延安，毛澤東發動延安各界群眾到機場迎接。自己則在機場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了歡迎詞。毛澤東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2）在機場，毛澤東還與王明等人進行了“熱烈的擁抱”。這就有了後來的“整風運動”。在此前與“國際派”的鬥爭中，毛澤東采取的是各個擊破的戰術。而“整風運動”，則意味著將“國際派”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陣營予以打擊、摧毀。鬥爭進行到1943年，毛澤東就大功告成了。如果從1931年算起，毛澤東與“國際派”的鬥爭，進行了十三年。
“國際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中共黨內曾經是十分強大的。但終於被毛澤東一派擊潰。此後，原屬這個陣營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頭土臉，自都難免有窮途潦倒之意。與這個陣營有些牽扯的人，實際上也從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冊。當然，有些人通過反戈一擊、改弦易轍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漢年卻未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潘漢年正是一個與“國際派”頗有牽扯而終於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漢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宜興縣現稱宜興市，是一個隸屬於無錫市的縣級市。宜興距無錫，是很近的。潘漢年十六七歲時即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1925年，十九歲的潘漢年到了上海。也就在這一年，潘漢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漢年從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戰線”上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逮捕後立即叛變投敵，這對中共領導機關來說，是天崩地坼般的災難。1931年5月，周恩來著手重建中央特科。陳雲、趙容（康生）、潘漢年奉命進入新特科，組成新特科的領導層。時任江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潘漢年，從此在“文化宣傳戰線”銷聲匿跡。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漢年擔任第二科（情報科）科長。潘漢年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情報生涯”。
對於潘漢年怎樣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對於潘漢年怎樣成為中共“宣傳文化戰線”上的領導人又怎樣轉入“隱蔽戰線”，現有的關於潘漢年的讀物，當然都會有所說明、解釋。但這些讀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大陸出版的關於潘漢年的讀物，已頗為不少。這些讀物，在敘述潘漢年的一生時，往往隻字不提博古。現在看來，這是十分荒謬的。博古有一個侄兒叫秦福銓。秦福銓1929年出生於無錫。1949年後曾在空軍工作多年。1957年後在北大荒農場、新疆建設兵團任職。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08年4月病逝於北京。秦福銓終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寫了《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一書。2009年3月，該書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該書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漢年”為題。讀了這一章，我才知道潘漢年與博古的關係實在非同一般。下麵關於潘漢年與博古關係的敘述，依據的便是秦福銓書中的介紹。
秦邦憲1926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後，才按照學校的規定取了個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還沒有一個叫博古的中國人。但為了敘述的方便，對1926年以前的秦邦憲，亦以博古稱之。博古是無錫人。前麵說過，無錫與宜興相距很近，所以潘漢年和博古兩人可謂是小同鄉。博古1907年6月出生，還小潘漢年一歲。據秦福銓書中說，早在1925年3月，潘漢年和博古就相識了。1924年，博古就參加了“孤星社”、“錫社”等學生社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無錫市各界人士於是籌辦追悼大會，博古是積極參加者。在這期間，潘漢年來到無錫，向博古提出參加籌備活動的請求。一番交談後，博古對潘漢年頗為信任欣賞，於是請潘漢年負責宣傳、保衛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倆的莫逆之交”。（3）據秦福銓書中說，在這次追悼活動期間，潘漢年在保衛工作方麵有出色的表現，因而給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為此後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筆。
1930年，博古從蘇聯回到上海，一開始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後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其時，潘漢年已是中共宣傳文化方麵的要員。由於都從事宣傳文化工作，潘漢年與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員，並兼任江南省委書記，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最高領導。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團中的第二號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書記的王明，對博古說在宣傳工作方麵需要一個得力之人作助手。於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薦了潘漢年。
這樣，1931年1月底，潘漢年就成了以王明為書記的江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從秦福銓的上述說法，可知潘漢年不但與博古莫逆於心，與王明也頗有“淵源”。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投敵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應該說是王明和周恩來共同的決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薦了潘漢年。據說，正在宣傳文化戰線上長袖善舞的潘漢年，起先並不願進入“隱蔽戰線”。是在博古的勸說下，才當起了“特務”的。秦福銓也強調：“博古找潘漢年，談到了中央的想法，動員他搞保衛工作，潘漢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見，離開了宣傳係統，切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係，參加中央特科工作。”（4）
三
當博古向王明推薦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時，潘漢年已在王明手下當了數月宣傳部長。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議，讓潘漢年成為新特科的領導人之一，也一定因為這數個月的宣傳部長，令王明很滿意。這也就意味著，潘漢年也已獲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時候，潘漢年就深得“國際派”頭兩號人物的寵信，他後來的命運其實就已注定了。
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銓書中說，王明臨行前，單獨與博古談話，要博古“切記”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通訊中斷而又有特別嚴重的情況要向共產國際報告時，須派一秘密聯絡員到莫斯科。這個秘密聯絡員全權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產國際報告情況，王明也隻相信這一人的話。這樣，這個秘密聯絡員就必須事先約定。而博古又毫不猶豫地選定了潘漢年。所以，當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潘漢年就被確定為王明與博古之間的秘密聯絡員。（5）
1933年1月，博古到達瑞金，意味著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了瑞金。5月間，丁玲和潘漢年堂兄潘梓年同時被捕。由於這兩人都與潘漢年極為熟稔，潘漢年便麵臨更大的危險。於是，黨組織決定潘漢年也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這樣，6月間，潘漢年也到了瑞金。在這種時刻將潘漢年調離上海，也應該視作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央對潘漢年的特別愛護。情報工作是潘漢年的本職。越是形勢險惡，越需要潘漢年這樣的人在上海為黨工作。但博古顯然不願意潘漢年出事。潘漢年此時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隻是中央特科的領導人，還是王明與博古約定的秘密聯絡員。當然，這一重身份，隻有王明與博古知道。博古當然不能拿這秘密聯絡員冒險。秦福銓書中說，看到潘漢年也終於到了瑞金，博古喜形於色，“留潘漢年同宿”，連床夜話，親如兄弟。王明赴蘇聯前要博古“切記”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製住“中央蘇區”，要確保這塊“蘇區”成為中央的根據地。以瑞金為政治中心的這塊地盤，本來實際掌握在毛澤東這一派人手裏。現中央機關遷到了瑞金，當然中央要把這塊地盤直接管起來。如果中央信任毛澤東，那毛澤東的日子還會好過些。但王明、博古這些在蘇聯的油鍋裏炸大了的麵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澤東這種“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堅信山溝裏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他們確信毛澤東不可能懂馬克思主義。於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將毛澤東在政治上邊緣化，便剝奪了毛澤東手中的實際權力。博古雖然比毛澤東小十四歲，但他是中央負責人，又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撐腰，毛澤東隻能打落門牙往肚裏咽，心情是極其鬱悶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黨史常識。潘漢年雖然沒有到蘇聯去吃過麵包，但他一到瑞金，就與這些從蘇聯回來的人打得火熱。張雲所著的《潘漢年的一生》有這樣的敘述：“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裏辦公。潘漢年與時任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住樓上，博古與陳雲住樓下。雖說這批職業革命家都是中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但他們畢竟還很年輕，加上這年夏天中央蘇區正處在第四與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間隙之間，於是每天晚飯前後，他們常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唱山歌，還搞些體育活動，愛打籃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潘漢年喜歡打乒乓球，樓下客堂間用方桌子拚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陳雲、張聞天等人一起活動的地方。盡管那時中央蘇區的生活艱苦是出了名的，這兒與十裏洋場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並論，但同誌之間親親熱熱，潘漢年感到十分愉快。”（6）這真是幾家歡笑幾家愁!正在“愁”著的毛澤東，當然看見了他們的笑臉，聽見了他們的笑聲。他當然也看見和聽見了潘漢年的笑，並且看在眼裏，聽在耳裏，記在心裏。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發動了反擊。雖然反擊的力度很大，但對於毛澤東來說，其實還是拿捏著分寸的。在這次會議上，博古被拉下了馬。但毛澤東自己並沒有登上“總書記”的寶座。取代博古的，是“國際派”的第三號人物張聞天（洛甫）。毛澤東知道，現在還不是與“國際派”決戰的時候。現在還隻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正因為在此前的“長征”途中，毛澤東一定程度上爭取了張聞天、王稼祥這幾個“國際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拉下馬。毛澤東雖然沒有成為名義上的黨首，但畢竟回到了最高決策層，尤其把軍事指揮權完全奪回了。這當然是中共黨內的重大事件。前任黨首博古，於公於私，都必須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產國際有個交待。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組織原則上說，張聞天取代博古的決議，也必須共產國際批準方可生效。而此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通訊早已中斷。事先確定的秘密聯絡員潘漢年便派上了用場。在這一點上，王明還真算有先見之明。遵義會議後不久，博古便找來潘漢年密談。據秦福銓書中說，博古將遵義會議的整個過程介紹得十分詳細。博古本就是要潘漢年赴蘇聯匯報遵義會議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漢年記在腦中，詳細向潘漢年介紹會議過程，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說明了自己為何交權、為何讓毛澤東回到權力中心。秦福銓說：“博古和潘漢年，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7）放棄最高權力，對於博古來說當然不好受，否則就沒必要哭了。而作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讓潘漢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反正這一天，兩個小同鄉相對而泣了。
博古派潘漢年赴蘇聯請示，毛澤東當然十分關心。如果共產國際不批準會議決議，那就一切都是白費勁。當然，潘漢年被博古選中，無疑又一次讓毛澤東感到潘與王明集團的關係非同一般。僅僅派潘漢年一人赴蘇聯，畢竟很不保險。萬一潘漢年途中出事，豈不糟糕。博古與周恩來商定，再派陳雲赴蘇，由周恩來向陳雲交待任務。潘、陳兩人當然分別行動。1935年2月上旬，潘漢年化裝成商販出發，於是年9月中旬才到達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個多月。據秦福銓說，王明聽了潘漢年的匯報後，對博古交出最高權力表示遺憾；但最高權力交到了張聞天手中，又讓他覺得情形還不算太糟。張聞天畢竟也是他那個集團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沒流外人田。政治上畢竟還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義會議其實就是一個曆史性的轉折點，張聞天的最高權位，很快便形同虛設。此後，他那個“國際派”將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無呼風喚雨的可能。（未完待續）
潘漢年的百喙莫辯與在劫難逃（中）
四
在潘漢年、陳雲奔赴莫斯科途中時，共產國際的政治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號召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強調“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麵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就在於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陣線的工作”。根據這種精神，中國共產黨就應該積極實現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與國民黨建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民陣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順便說一句，王明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席團全部成員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這意味著，王明與斯大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同日而語”了，可以“並駕齊驅”了；意味著王明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是世界革命的領導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了。據說，在宣布主席團名單時，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樣，激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8）這一刻，王明一定體驗到了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幸福。沒錯，這種幸福此前不曾有過，此後也不會再有。不過，當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從天而降時，還是帶著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獲得的榮耀和光環的。他不隻是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回到延安，還是以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來到延安。這也就解釋了毛澤東為何對其表現得那樣恭敬。國際共運的領袖，這身份令毛澤東不得不表現出某種敬畏。
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時傳達給在國內的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已批準張聞天為中共負責人，也必須盡快讓國內的中央知曉。1935年10月，王明決定潘漢年、張浩兩人回國，傳達這些指示和精神。當然，潘、張兩人必須分頭行動。
在潘漢年離開中央赴蘇聯期間，中共內部又發生了嚴重變故，也即張國燾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中央發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張、周們率領的紅一方麵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會合。會合後，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毛澤東們與張國燾發生根本分歧。毛澤東們主張北上，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後來，張國燾終於率紅四方麵軍獨立行動，並於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張國燾的氣焰之所以如此囂張，就因為他手中的軍事實力遠勝於毛澤東們。
這時，張聞天雖然名義上是中央負責人，但實際的決策者已不知不覺間成了毛澤東。張國燾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澤東的中央為非法，這對毛澤東來說，當然是極為頭痛的事。毛澤東與“國際派”較量，依靠的是在軍中的威信。“國際派”在軍中幾乎沒有影響，這是他們終於敗給毛澤東的重要原因。但毛澤東卻無法靠軍中的威信戰勝張國燾，因為張國燾統率的紅四方麵軍，在人數上數倍於毛澤東指揮的軍隊。正在毛澤東憂心如焚之際，張浩從莫斯科來到了他身邊。
張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產國際工作。這次，王明派其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後，張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張浩到達陝北。張浩是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這使毛澤東心頭一亮，馬上想到了製服張國燾的妙策。秦福銓書中說，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澤東找張浩密談，請求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致電張國燾，說明自己是受共產國際之命回國解決中共內部的分裂問題。但張浩一開始拒絕了毛澤東的請求，因為共產國際根本不知道中共內部的這檔子事，根本不知道張國燾另立了一個中央。1936年1月，毛澤東再次約張浩密談。毛澤東強調，分裂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共產國際既然已認可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那張國燾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沒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產國際不能承認的。共產國際雖然沒有授權張浩解決中共內部的分裂問題，但張浩即便“假傳聖旨”，也並不違背共產國際的“聖意”。應該說，毛澤東這番話，並非全無道理。張浩終於被毛澤東說服，於是連連致電張國燾，聲稱共產國際要求張國燾取消他那個另立的中央，歸順陝北的中央。張國燾不能不買共產國際的賬。沒有共產國際的認可，他那個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軍隊就會被國共兩黨都視作是“匪”。秦福銓書中說：“張浩用共產國際名義發給四方麵軍的指示，全是冒名的。這個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隻有毛澤東和張浩兩人知道。”（9）
張浩致電張國燾事，肯定是真的，因為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詳細地說到了此事。當然，說法與秦福銓稍有出入。張國燾說，張浩一到陝北，“立即致電給我”，並且此後“電報源源而來”。據張國燾說，張浩向其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關於分裂問題，張國燾這樣敘述張浩的電報意見：“林育英鑒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複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已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誌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配合起來。”（10）從張國燾回憶看，張浩出麵解決分裂問題，確有其事。按張國燾的說法，張浩並未勸其“歸順”陝北，隻是說雙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張國燾的這種說法，有些可疑。共產國際既然已經認可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那就意味著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當然有權力以中央的名義命令張國燾。張浩如果真的提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那倒真是在對抗共產國際的“旨意”，張浩應該不會幹出此等事。再說，這樣的提議，十分滑稽，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隻能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不管張浩致張國燾電報具體說了些什麽，反正張浩在解決張國燾鬧分裂問題上，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幫了毛澤東的大忙。那麽，理應與張浩同時起程回國的潘漢年呢？
五
當張浩已然到達陝北時，潘漢年還沒有從莫斯科動身。接受王明回國的命令後，潘漢年先到共產國際情報部門學習一種新的密碼編製方法，並默記一套新編密碼，以供回國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絡之用。密碼不能記於紙上，隻能牢記在腦中。背熟、默寫、燒毀；背熟、默寫、燒毀，這個過程要反複進行。一字一碼，都必須釘子一般釘在腦中。做到這一點，便用去了三個來月。正在潘漢年打算啟程時，南京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蔣介石授意下主動與王明接觸，就國共再次合作的可能進行試探。王明命潘漢年代表中共與鄧文儀晤談。潘、鄧晤談了三次，時間是1936年1月，最後商定於這年七月在南京舉行國共正式會談，國民黨方麵將由陳果夫、陳立夫出麵。正當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謀求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蔣介石主動伸出了橄欖枝，這令王明十分興奮。當然，蔣介石之所以有如此舉動，也一定是因為已知曉了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如果與中共再次攜手，就可能在抗擊日寇中得到蘇聯的援助。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多麽需要援助。在王明與鄧文儀的晤談取得初步成果後，王明便催促潘漢年盡快回國，向張聞天匯報與鄧文儀接觸情形，並要張聞天將實現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當作頭等大事。
潘漢年於1936年2月下旬離開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臘，但因希臘發生政治動蕩，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漢年才從陸路到巴黎，再從馬賽乘船，五月中旬才到達香港。到達香港後，潘漢年才獲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陝北。但潘漢年並未立即與陝北聯係，而是按與鄧文儀約定的方式，向陳立夫發出信息。在陳立夫的安排下，潘漢年順利到了南京。潘漢年到南京時，已是七月下旬。潘漢年本來打算自己代表中共與陳立夫談判。當陳立夫弄明白潘漢年並未與陝北聯係、是在沒有獲得陝北中央授權的情形下來到南京時，便拒絕與潘漢年見麵，隻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與潘漢年敷衍了一番，並勸潘漢年盡快到陝北。這樣，潘漢年才有些灰溜溜地離開了南京。
當潘漢年在香港與陳立夫聯係並試圖在南京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時，陝北的中央在他眼裏仿佛是不存在的。這其實頗有些違背常理。而潘漢年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有王明的命令。陝北的中央是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本是王明集團的要員，聽從王明的命令就等於聽從張聞天的命令。在潘漢年看來，在時間很緊急的情況下，執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經張聞天同意，張聞天決不會怪罪。但潘漢年不知道，陝北的中央，名義上以張聞天為首，但實際上已是毛澤東掌門。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的此種行為，說明他眼裏隻有王明而沒有他毛澤東，說明潘漢年隻認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而不認陝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說明潘漢年仍將王明的話當作“最高指示”。這當然會令毛澤東極其不快。而國民黨方麵對中共的實際情形，似乎比潘漢年更清楚。蔣介石、陳立夫知道，與中共的合作，是與陝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與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合作。沒有陝北中央的同意，沒有陝北中央的授權，潘漢年作為中共代表就沒有實際的合法性。再說，潘漢年試圖代表中共直接與陳立夫談判，也同樣是一種忘乎所以的表現。這兩人在各自黨內的地位根本不對等。“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陳立夫是國民黨的實際掌管者，而潘漢年隻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情報專家，一個信使。陳立夫派一個鐵道部次長與潘漢年相見，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漢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後來，國共正式談判開始，潘漢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權下先期與陳立夫接觸，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漢年到了陝北保安。他向張聞天匯報了種種應該匯報的事情。但他並沒有單獨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當然不會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漢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舉。秦福銓書中說：“但潘漢年在向張聞天匯報中，回答張聞天的詢問時，說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感到懷疑。毛得知後，對潘的‘直率’很不滿，對潘的遲到，尤其是對潘漢年途經香港時，沒有明顯的理由滯留二個月，更是不以為然。”（11）嚴格說來，張浩與潘漢年一樣，隻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張浩是共產國際的信使，潘漢年是王明的信使。當張浩在毛澤東的慫恿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時，當然是一種“僭越”。潘漢年對此質疑，張浩會感到難堪，而毛澤東則一定很惱怒。
潘漢年到達保安後，中共中央便將與國民黨談判一事提上議事日程。秦福銓書中說，在決定派誰先期與陳立夫接觸一事上，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有過爭議。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都主張派潘漢年，而毛澤東則表示反對。秦福銓寫道：
當天休會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麽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裏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裏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12）
這讓我們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時候，毛澤東就對潘漢年下過“不可信用”的斷語。1955年4月在北京，不過是重複十九年前在保安說過的話而已。當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澤東還沒有能力下達“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指令，如果能夠，潘漢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審查了。
爭議的結果，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意見占了上風，還是決定派潘漢年先期與陳立夫會談。這說明，在1936年的時候，雖然毛澤東已是中共實際的核心，但還沒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後的“整風”或許就沒有必要了。
1936年9月下旬，潘漢年離開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銓告訴我們，臨行前博古約潘漢年密談。我們記得，當遵義會議後潘漢年啟程赴蘇聯前，博古與潘漢年有過一次深談。那一次，博古把遵義會議的詳情、把黨內鬥爭的最隱秘的細節，都對潘漢年和盤托出了。從那時到現在，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了。黨內又有過幾番驚心動魄的權力鬥爭，中共甚至幾近分裂。博古此番約潘漢年談話，首先就是要把這期間黨內鬥爭的詳情以及現在中央的權力格局，向潘漢年說明。不過，博古這次向潘漢年交底，與上次性質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漢年詳細介紹最高層的鬥爭內幕，還可以理解為是通過潘漢年傳達給王明和共產國際，因此也不能說是違反組織原則。但這一次，博古向潘漢年透露高層機密，卻純粹是出於私人友情，是為了讓潘漢年知道在黨內應該怎樣立身處世。從這也一點也可看出，博古與潘漢年，的確交情非淺。
六
在這次密談中，博古也對潘漢年有所批評。秦福銓說，博古首先指出潘漢年不該比張浩晚九個月才到陝北。張浩一到陝北，就問潘漢年是否到達。毛澤東等人才知潘漢年也要回來。他們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漢年仍杳無音信。與共產國際聯係的密碼，裝在潘漢年腦子裏。潘漢年的腦袋不出現在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就聯係不上。這期間，急不可耐的毛澤東隻得又派鄧發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所以，博古對潘漢年說：“你說毛能不生氣嗎？”（13）
潘漢年到陝北保安後，言必稱王明，這也被博古認為不妥和失策。當潘漢年向張聞天匯報時，口口聲聲把與國民黨的合作說成是王明下達的指令，這令毛澤東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抑或僅僅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淩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機構抑或僅僅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時期，毛澤東開始強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隻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而王明僅僅是一個派出機構的領導人；中共中央有權撤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成員。一年多之後，王明到達延安。
博古還向潘漢年介紹了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毛澤東怎樣在周恩來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鳴”的方式獲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譽，從而在軍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權威性。張國燾鬧分裂的內情，博古也對潘漢年做了說明。據秦福銓說，博古如此告誡潘漢年：“你這次身負重任前往白區和陳果夫談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準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裏，不論遇到什麽情況，見到什麽人，寫文章談話……一概不要談到我。毛澤東生性好疑，最近他對周恩來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鍾。”（14）博古之所以告誡潘漢年凡事要向周恩來請示、不要擅自行動，當然是針對潘漢年擅自往南京、試圖以中共代表身份與陳氏兄弟會談而言。如果考慮到1943年潘漢年在南京擅自與汪精衛會晤，就該認為博古的這番告誡是十分寶貴的。博古於1946年4月死於飛機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漢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張而禍從天降，會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漢年從此與自己少來往，用今天的話說，要潘漢年與自己進行“切割”，確實是出於對潘漢年的愛護，不願看到潘漢年的政治命運受自己連累。秦福銓說：“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離開陝北前往南京。以後博古和潘漢年之間，除了公務，再沒有私交了。”（15）可以想見，潘漢年是懷著很沉重的心情離開陝北的。以後，隨著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擊日益沉重，潘漢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時候，潘漢年就已經知道毛澤東對自己很沒有好感、很不信任，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時毛澤東已經是黨內核心人物，潘漢年的心頭不可能不有著一片陰影。此後，毛澤東的權勢越來越大，並最終成神成聖，而潘漢年心頭的陰影當然也越來越濃重。潘漢年的頭上，一直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帶著沉重的心情、帶著心頭的陰影，潘漢年參加了國共和談。國共再度“合作”後，潘漢年又回到了情報戰線。1939年，潘漢年重返上海，從事情報工作。當年在上海，潘漢年的情報工作是以國民黨為對象。如今，上海已為日軍和汪偽控製，潘漢年的使命則是獲取日偽情報。此時的上海，日本人和汪偽都建立了情報機關。日本人的“梅機關”和汪偽的“76號”，都臭名昭著。“梅機關”實際上是日本在中國的情報基地，其創辦者和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是日本在華的特務頭領。除“梅機關”外，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也建立了一個情報機構，由先任副領事後任領事的岩井英一負責。汪偽的“76號”，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聞之色變的魔窟。潘漢年在上海，與日本特務頭子岩井英一、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聯係，甚至當麵接觸，甚至與影佐禎昭也見過麵。潘漢年與日偽特務接觸，是想獲取情報。要從日偽特務手裏得到情報，就必須用他們所需要的情報交換。潘漢年這時期與日偽特務的情報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騏所著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這樣敘述潘漢年與日本特務的交易：“數日之後，岩井英一就約請潘漢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館見麵……席間，岩井向潘漢年詢問了一些香港和重慶以及整個大後方的情況。潘漢年適度地講了一些香港和內地的概況，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派的情況，還講了一些蘇聯、美國和英國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等等。岩井對這些情況顯然很感興趣。雖然其中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機密信息，而大多屬於新聞背景資料和時事觀察分析，但潘漢年的侃侃而談和獨到的評述，還是令岩井聽得津津有味。”(16) 按這位作者的說法，潘漢年是在用沒有價值的信息從日本特務那裏騙取有價值的情報，這恐怕有點說不過去。日本人的“特務水平”之高、間諜技術之強，是世界公認的。中國現代傑出的軍事學家蔣百裏，堪稱日本通，他曾說過，日本男人最適合當特務、日本女人最適合當護士。岩井英一是一個特務機關的首領，他的上司是影佐禎昭。他們怎麽可能輕易被騙。如果潘漢年的確從他們那裏得到了有價值的情報，他們也一定從潘漢年那裏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日本人不可能做虧本生意。
潘漢年在上海與岩井等日本特務來往時，雖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實身份，日本人其實是很清楚的。尹騏寫道：“岩井這個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經從袁殊的報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實身份就是中共要員潘漢年，何以又會答應讓袁、潘合作共同開展情報工作，並且一直不點破潘的真實身份，而且裝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樣子，放手讓袁、潘去從事情報活動呢？這正是岩井這個職業情報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員的區別。”（17）岩井能識破潘漢年的偽裝，說明確非等閑之輩。潘漢年連自己的真實身份都瞞不了岩井，能用沒有價值的情報哄岩井嗎？
關於潘漢年與岩井等日本特務來往的情況，尹騏書中還有這樣一些敘述：“以後每半月要交給小泉清一的情報，在潘漢年的指導下……負責編寫，內容以大後方情況為主，包括國共合作情況，美、英、蘇在香港和重慶的活動情況，等等。不用說，這類情況的編寫必須仔細斟酌，不能太有價值，也不能沒有價值。”“他（岩井英一）當然會想到潘漢年這位中共情報官員會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館’獵取日、汪方麵的情報。但他更重視潘漢年所能為他提供的有關中國內地以及重慶政府和蘇、美等大國關係的情報。”“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試探和商討，潘漢年通過袁殊和日本情報機構‘岩井公館’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間便建立了這樣一種特殊的關係：袁殊不斷從‘岩井公館’搜集情況供給在香港的中共情報機構；潘漢年則以胡越明的名義在香港定期為‘岩井公館’提供情報。互相利用，各取所需，這正是情報戰場一種特殊的政治遊戲和智慧角逐。”（18）
七
香港淪陷前，潘漢年以香港為情報工作的根據地，自己則常往來於港滬之間。香港淪陷後，潘漢年決定到上海定居，並向岩井英一尋求保護。尹騏說，潘漢年“希望岩井能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證”。而“岩井經過兩年和潘漢年的交往，已經清楚潘漢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尋常的活動能量。他知道潘漢年在內地的情報班子和在上海的情報幹部必將繼續發揮作用，因此，他當即答複說：‘我們歡迎胡先生繼續和我們合作。就請胡先生給我們擬一份在上海開展工作的計劃，我們仍將在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至於胡先生的安全問題，我們可以為你辦一個特別證件，就不致引起麻煩了。’潘漢年當即表示同意。”於是，“第二天，潘漢年便拿到了一張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麵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係。這就等於是一張‘護身符’了。同時，岩井還以自己的名義在匯中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供潘漢年使用。這無疑為潘提供了一個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動條件。”（19）潘漢年這樣與日本人合作，這樣尋求日本人的照顧和保護，應該都得到了上級的認可。
如果說潘漢年其實是以真實身份與日本特務來往，那他與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接觸，就更不可能掩蓋自己的本來麵目了。因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產黨人，對潘漢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和上海大學，1925年加入中共，後又在蘇聯學習，與潘漢年是同齡人，也是同時期參加“革命”、成為中共黨員的。從蘇聯回國後，李士群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逮捕，立即“叛黨”，成為“中統”特務。1938年李士群幹脆“叛國”，當起了日本人的鷹犬。1939年參加汪偽集團。汪偽政府成立後，李士群當過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行政院警政部長、特工總部主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清鄉委員會駐蘇州辦事處主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部部長、江蘇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權欲熏心、盛氣淩人，不斷地伸手要權要官，汪偽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務的周佛海常感頭痛，汪精衛也對其無可奈何。終於，連日本人也覺李士群難以駕馭，遂於1943年9月將其毒殺。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頂頭上司。讀周佛海日記，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沒有惱怒，反而鬆了口氣。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經曆，我們就明白：潘漢年與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這兩人打交道，誰也別想糊弄誰，誰也別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園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見麵。這次見麵時，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鶴負責與潘漢年聯係。胡均鶴是蘇州人，亦於早年加入中共，當過共青團中央局書記。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叛黨，成為“中統”特務。抗戰爆發後，胡均鶴以“中統”特務的身份在滬寧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李士群的“76號”逮捕，旋即叛國，成為李士群手下的幹將。由這樣一個當初也是黨內同誌的人與自己聯係，潘漢年當然很高興。至於胡均鶴，也樂意與潘漢年接觸，為的是萬一共產黨得了天下，自己有條活路。胡均鶴的政治身份是很曖昧的。據張雲《潘漢年的一生》中說，胡均鶴還是東北抗聯名將趙尚誌的妹夫。趙尚誌的父親是胡均鶴的嶽父，胡均鶴對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顧，也直接幫助過東北抗聯。（20）
潘漢年這時期在上海活動，與日偽周旋，有的讀物把這寫得很危險，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腦袋係在褲腰帶上。但其實是毫無危險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軍、憲、警都不能動他，汪偽人員又豈敢太歲頭上動土。何況，他同時與汪偽特務頭子也開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記中，亦有與潘漢年有關的記載。1943年3月2日日記中寫道：“筱月來，談共產黨不滿渝方，欲與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漢年在滬與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無力量，改派筱月之戚來此，與餘相見等語。因身體不適，後改期再談。”（21）筱月即邵式軍，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員。渝方即重慶。筱月之戚名馮龍，時任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科長。按周佛海的說法，潘漢年、馮龍等來滬寧，是謀求與汪政府“合作”，並非刺探情報。數日後的3月8日，周佛海見了馮龍，這天日記寫道：“六時，筱月帶馮龍來見……渠言來滬係奉毛之命令，僅其最上層三四人知之晤餘，甚快即當返回延安報告等語。談一小時辭去，其用（意）何在，殊難揣測，當一麵與之周旋，一麵監視其發展也。公博對此事亦頗注意，允與馮晤談。”（22）1943年8月13日日記中，寫道：“邵式軍來，談馮龍聯絡問題。”（23）從周佛海日記看，當時中共方麵與汪偽的聯係，並不隻有潘漢年這一條線。
前麵說過，1936年9月，潘漢年離開陝北時，心情是沉重的，心頭是有著濃重的陰影的。1939年後，潘漢年在滬寧一帶與日軍人和汪偽特務來往，生活是舒適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順利的。但心情卻未必是暢快的。“延安整風”轟轟烈烈地展開，是在1942年初。但實際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標誌著“整風”的開始。毛澤東發動這場聲勢浩大的“整風”，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的曆史“罪錯”，從而讓他們不再作為黨內的一種政治力量而存在。六屆六中全會開始，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難過。1942年以後，他們就更是飽嚐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滋味了。王明後來寫了《中共50年》一書，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說得像是在地獄中受煎熬。博古也必須不停地做檢討，必須深刻地否定自己。共產國際當時駐延安的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屢有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挨整的記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這樣寫到博古：“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總要尖銳地批評特區的政局，並敏銳地覺察到毛澤東掌握著一切權力手段。”並說：“他看起來老是很害怕似的，我們談話時，他小心地環視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幾次，深怕隔牆有耳。”（24）從弗拉基米洛夫的記述中，我們知道博古的所有檢討，都是在說違心話，他並不認為毛澤東對他們的指控是成立的。我們更知道，“整風”已成功地在延安製造了一種恐怖氣氛，以致於博古這樣的人終日膽戰心驚，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談話，都要不時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聽。
王明、博古，與潘漢年是有直接關係的人。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是王明集團中的一員。1941年12月，潘漢年定居於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撤退並不意味著放棄在滬寧的情報工作。此後，潘漢年還將往返於淮南和滬寧之間。“整風運動”當然也在淮南根據地展開。許多人在“整風運動”中莫名其妙地被整。這一切，都足以讓潘漢年心生悲戚。
八
潘漢年有做詩的習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漢年詩文選》。讀“整風時期”潘漢年寫的詩，可知這時期他的心境之陰鬱。
潘漢年與揚帆是一對難兄難弟。揚帆於1938年從上海到皖南，參加了新四軍。1943年時，揚帆任新四軍第三師保衛部部長。整風運動中，揚帆鋃鐺入獄。潘漢年對揚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寫《懷炎》詩抒發內心的愁緒，“炎”即揚帆的字。詩曰：“細雨寒風憶楚囚，相煎何必數恩仇。無權拆獄空歎息，咫尺天涯幾許愁。”詩寫得實在不怎麽樣，但其中的憤怨是強烈的。這是在表達對揚帆的同情，但又何嚐不可認為是在懷念遠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數恩仇”，難道不也是在為正被“煎”著的王明、博古鳴不平？
雖然心有鬱結，雖然時感不安，但工作還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漢年從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親自與李士群見麵。到上海後，先見到胡均鶴。胡均鶴說李士群現在蘇州，要見李，須到蘇州去。於是，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到了蘇州。到蘇州後，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見他，須去南京。到南京後，終於見到李士群。見麵後，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衛想見見潘漢年。潘漢年當然愣住了。但稍事考慮後，還是在胡均鶴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館。
現在的一些關於潘漢年的讀物，在解釋潘漢年為何同意見汪精衛時，都強調當時向上級請示來不及、拒絕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響汪公館的門鈴。也就是說，潘漢年見汪精衛，是完全被動和被迫的，是被“綁架”和被“挾持”的，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去應付一下而已。我以為，這種解釋，未必十分合理。首先來看看拒絕是否可能的問題。李士群、胡均鶴都曾是中共黨員，對中共的組織紀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衛，又何嚐不了解中共紀律之嚴明。如果潘漢年堅持不見汪，並向李、胡說明，若擅自見汪，則意味著自己不再能擔負與李士群聯絡的職責，意味著此前經潘漢年建立的關係網將被廢棄，而自己也可能受到嚴厲懲處。這後果當然很嚴重。這後果當然也意味著李士群此前在潘漢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湯。明白了這些，李士群應該不會強迫潘漢年赴汪公館。再說，汪精衛要見潘漢年，當然一方麵是希望通過潘向中共高層傳達一些信息，另一方麵也希望從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層對時局的態度，這需要談話在比較輕鬆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如果將潘漢年“綁架”、“劫持”到汪公館的客廳，汪精衛的目的又豈能達到？至於說如果潘漢年拒絕見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臉，就可能扣押潘漢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測。試問：這樣做，對李士群有什麽意義？他能得到什麽又會失去什麽？
所以我認為，潘漢年見汪精衛，是半推半就的。當得知汪精衛想見自己時，潘漢年當然很驚訝，但驚訝之後是興奮。長期從事情報工作者，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體會特別深。機會稍縱即逝。能否經常獲得有價值的情報，往往取決於能否敏銳地看到機會的到來並牢牢抓住它。這往往容不得過多的權衡、估算。所以，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難免養成一種賭徒性格。
在潘漢年身上，這種賭徒性格就明顯存在。從蘇聯回到香港後，不向陝北中央請示就擅自與南京方麵聯係，並試圖獨自代表中共與陳立夫商談國共合作事，就是賭徒性格的表現。這一回，賭徒性格又發揮了作用。在潘漢年看來，汪精衛主動要見自己，說不定有重要信息要向自己透露。如果能從汪精衛口中得到對中共十分重要的情報，那豈不是大功一件？豈不是一種奇勳？果真如此，事先未能請示，就不值一提了。與汪精衛見麵，當然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應該事先得到批準。但在當時的情勢下，與汪精衛見麵這件事本身，卻又並非絕對不可。潘漢年在上海汪偽特工總部“76號”與影佐禎昭見過麵。影佐是日軍駐汪偽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是侵華日軍的首腦人物之一。潘漢年與李士群這樣的汪偽要人甚至成了“朋友”。能見影佐禎昭、能與李士群“交朋友”，見一下汪精衛，也並非不可思議之舉。
賭徒總有賭輸的時候。這一次，潘漢年輸了。看來他並未從汪精衛那裏得到什麽令中共高層感興趣的東西。汪精衛見他，不過是扯了一通淡而已。汪精衛自己當然不會認為是在扯淡。但那番言辭，在潘漢年看來，無非是扯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得到了虎子，那擅入虎穴就不算罪過。如今是，擅自入了虎穴，卻連虎毛也沒有得到一根，那就有些不好交待了。在從南京返回淮南的途中，潘漢年一定沮喪不已。本來，情急之下去了汪公館，雖然沒有什麽收獲，也是可以向饒漱石解釋清楚的。但潘漢年終於沒有說。對此，與潘漢年同時期參加中共的“老革命”陳修良有這樣的解釋：“他回到根據地後，本來準備向華中局的饒漱石匯報此事，但由於看到‘搶救運動’中亂整人的錯誤，他怕說出來會見汪某的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又無法解釋清楚，因而沒有把此事向黨報告。後來他到延安，也由於同樣顧慮而未匯報此事。一個黨員對黨不坦白，當然是一個錯誤，但這同‘秘密投敵’，卻是風馬牛不相關。”（25）其實這正是潘漢年1955年的解釋。潘漢年這樣說，是能讓人相信的，是他的心裏話。但是，潘漢年的心裏話卻又並不隻有這些。還有更重要的話，他沒法說出來。他之所以終於不敢在整人整得熱火朝天的整風運動中向饒漱石匯報擅自見汪一事，更因為自己本是與王明、博古關係密切的人，本就被正在得勢的毛澤東一派視作是王明集團的人。換句話說，在毛澤東眼裏，他潘漢年本就是有曆史舊賬的人，本就是“不能信用”的人。潘漢年如果向饒漱石說明擅自見汪一事，饒漱石當然會立即向延安匯報。毛澤東極可能拍桌大怒。又一次抓到了潘漢年切實把柄的毛澤東，很可能要新賬老賬一起算，那時就下令鏟除王明、博古的這個“黨羽”，而他也就同揚帆一樣鐐銬加身。正是這重原因，讓潘漢年有了深重的顧慮，並終於把見汪一事瞞了下來。——但這一層原因，1955年的時候，潘漢年是沒法說的。他怎麽能夠對毛澤東說這些？
可以說，如果“根正苗紅”，如果與王明、博古集團沒有什麽實質關係，如果本沒有證據抓在毛澤東手裏，如果不是已經被毛澤東目為“不可信用”，潘漢年不會隱瞞在南京見汪一事。他終於決定把此事瞞下來，應該說，是賭徒性格又一次在起作用。潘漢年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他知道許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人間秘密。他更知道有無數秘密被永遠地掩蓋了。因此，在擅自見汪一事上，他決定賭一把。當然，他又賭輸了。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殺，潘漢年應該是聞訊心喜的。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潘漢年也有理由比一般人更高興。李士群、汪精衛，是潘漢年在南京見汪一事的知情者和見證人。這兩人一死，真正能證明此事的，就隻有一個胡均鶴了。
（注釋略）
來源：《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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