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著陽光守著你
King of Day-Trading
日本劄記: 熟悉的陌生人
撰文：李禮
《東方曆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12年的3月，當飛機飛抵劄幌的新千歲機場，北海道還是一片雪國。靠在緩緩滑行的窗口向外望去，第一印象除了幹淨，就是一位機場工作人員對著飛機深深鞠躬。
這不是一個典型的日本人模樣，他的衣服已被工作中的油汙弄髒，隻見他飛快地跑到一個運輸車，向飛機開來，然後開始迅速搬運行李。
汽車在北海道的森林與雪原中行駛，兩邊積雪很深，一些三三兩兩的僧侶不時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裏。那天正是3月11日，法事很多，因為恰逢日本大地震一周年。在一家便當加工廠裏，我們的采訪在下午2點46突然停止，此刻，所有日本人聚集在地震現場和電視前，舉國哀悼一分鍾。
作為外來者，我們共同參與了這次靜默活動。回到酒店，打開電視，哀悼主題充滿了當天的電視節目，從天皇到孩童，似乎每一個日本在這一天都沉浸在痛苦的記憶裏。
一年前的那次來自太平洋海底的9級強震，在日本東北海岸引發海嘯，令超過19000人遇難。
幾 天後，我們在北海道的一座酒店裏，也遭遇了一次地震。雖然震源較遠，但正在宴會席上的人們還是在晃動不已的吊燈下，感受到了腳下明顯的搖擺。不過身邊接待 我們此行的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會的胡一平女士巋然不動，而一位西服革履正在致辭的男士也不為所動，繼續發言，這讓我們的心安了下來。地震是日本人生活的 一部分，這個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西緣的島國，據說每年發生的有感地震高達千次，對居住在這片搖晃土地上的人們來說，地震確如柴米油鹽，不過不親曆現場 目睹地震時人們的熟視無睹，感受不會如此深刻。
1835年，法國人托克維爾在美國旅行後出版了《美國的民主》（上卷），這個天才人物在分析美國民主製度的有利因素時，第一條是感歎“上帝為美國人安排的獨特的、幸運的地理環境”。
上帝賜給日本人的則是一種被大海和地震包圍的危機感。這一點，在北海道感受尤其明顯，3月的北海道，大海遼闊，白雪茫茫，蒼茫而寧靜，令人想起旅日華裔作家陳瞬臣筆下日本人骨子裏的性情：哀婉之情和閑寂。
無常和無助感成為日本性格與文化永遠的底色。
此次同行者，《瞭望東方周刊》的副總編程瑛則告訴我，記得多年前她和新家坡學者坐談，對方對於泱泱大國流露出深深戒懼，島國、小國，自有一些中國人難以體會的憂患與焦慮。
在 這樣的環境下，人難免有著危機，需要奮鬥，也需要與自然和諧相處。不過努力的背後，卻總有著揮之不去的哀婉和孤寂。這種孤寂在《千與千尋》裏有，在《天空 之城》裏也有，雖然宮崎駿的作品無不披著一層後現代的麵紗。而正是這位電影導演，觸發了很多人對日本的另一種想象：拍出《龍貓》這樣作品的日本人和我們從 教材裏、電視電影認識的日本人，可能不是一種人。
隨後的幾天，我們的行程圍繞著考察食品安全展開。正如同去的星座專 家、作家巫昂所言，日本人估計都是挑剔、完美主義的處女座。那些刻著保質期的早餐雞蛋，不加任何農藥、防腐劑等農產品和隨處可見的消毒墊，無疑給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而超市的各種產品上的“賞味期”亦與許多國內的保質期概念不同，據說過了賞味期隻是過了最佳品嚐階段，而非變質。不過即使如此，這個慣例還是 被嚴格執行。2007年，北海道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因將賞味期限後延一個月遭停產數月，其創始人、社長石水勳在此事被曝光後最終辭職。當我們到達這裏參觀 時，這家企業早已走出了那次食品危機，熙熙融融的人流布滿了各個角落，不過兩位接受我們采訪的公司管理者回憶此事，還是心有餘悸的模樣。
也許地震、海嘯這些無時不在的自然災害給了日本人格外的生命體悟和鬥誌，食品安全格外受到重視的背後是其對個體的珍視和給予生命的敬畏，也使得這個島國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地區之一。
“提一些尖銳的問題吧，沒關係”。
笹 川陽平就坐在對麵，已經73歲的他，顯得隨和而自信，這是日本最大的公益法人代表。他有兩張非正式的名片：一張印著他的博客網址；一張印著和平財團的官網 地址，有中文信息，還有一個可供手機掃描後上網瀏覽的代碼圖。自己親手寫博客的笹川陽平似乎對微博在中國的流行頗感興趣，認真地聽著張誌安副教授的介紹， 後者供職於中山大學新聞學院，因參與了一個《中國微博意見領袖研究報告》的發布，在日本幾天裏忙於應付網絡上的不同意見。
3月17日，對話在東京日本財團大廈的一間會議室進行，我們的麵前放著一盒精美的工作“便當”，和此行很多雅致的日本食品一樣，它們似乎總在提醒我們日本人的資源有限，以及他們處理食品時的珍視和完美精神。
對於日本人的食品“潔癖”，笹川陽平對著我們這些外來者也小小感歎了一下：自己有時都懷疑，有必要規定那麽嚴嗎？
不過我們的話題迅速離開了食品，因為外來者對笹川陽平和他的財團公益事業，有著更多的好奇和興趣。
1989 年12月，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在日本財團的援助下成立，這是個世界正在疏遠中國的微妙時期。對此，該基金會並不諱言。現在如果人們此刻打開中國人民網的日本 頻道，會發現其介紹這樣寫道：“基金是在天an門事件後不久設立的。當時，西方諸國發動對中國的經濟製裁，日本政府也凍結了對中國的日元借款。然而事後不 久，日本政府認為不應對中國進行國際性的孤立，而先於其他各國解除了對中國的凍結。”
創立者笹川良一正是笹川陽平的父親，去世於1995年的笹川良一曾被鄧小平稱讚為“重義氣”的人士。
迄 今為止，盡管笹川陽平和他的同事們在世界範圍內做出了很多值得尊敬的業績，其本人卻很低調。坦率地說，我也是這次赴日才知道，這個組織對在切爾諾貝利核電 站事故發生後，連續10年對20萬受害兒童進行體檢；也首次知道他們為救治包括中國在內的的麻風病人所作出的努力，笹川陽平對中國麻風病人的了解，超過了 很多中國人。當他憂心忡忡地說出“中國有六七百個麻風病村時”，一位同行者迅速通過騰訊微博在線展開了一次調查，結果不出意料，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
老實說，麵對這樣一位長者，我難以提出多少尖銳的問題，此時此地，作為一名中國人，我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慚愧。盡管我知道這非職業記者心態，不過在很多時候，理性難以戰勝感性。
對中國的麻風病人，我所知不多。不過卻對世人對這個病的歧視印象深刻，而我的感受則來自早年觀看電影《賓虛》，在那部電影裏，當猶太王子賓虛找到自己的母親和妹妹，發現她們已經身患麻風病，被隔離棄於一個山穀中。屏幕上女人們的驚恐無助，傳遞給了每一名觀眾。
這種古老的歧視從《聖經》舊約裏麻風病人的“不潔淨！不潔淨！”開始，至今沒有完全褪去，它不無殘酷地提醒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歧視和偏見，是多麽根深蒂固。
坐在我身邊的作家巫昂，曾經采訪過中國的麻風病村落，和許多敏感的話題一樣，她的報道難以見諸中國媒體。當她介紹這一情況時，笹川陽平在對麵側身注視，傾聽著，我無法知道這位表麵平靜的“世界衛生組織根除麻風病特別大使”，此時在想些什麽。
不過顯然笹川陽平對“核”的擔憂更為深切，在回答我的一個問題中，他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警告：中國核電發展非常迅速，應該提前製定一套預警機製。
“在 切爾諾貝利，我們的車行走的距離已經繞地球90圈了。當時切爾諾貝利的情況俄羅斯政府沒有給予充分的信息公開，當地的人們都處於不安的狀態。我們前後派了 400多名醫生到當地去給他們講相關的知識。這些人有些在日本浮島核事故發生後，又來到日本災區投入誌願活動，給當地的日本人傳授核知識。”
回憶起這項公益事業，笹川陽平有點動情，而這個故事在我看來，多少有點佛教因緣和善報的味道，不過當問及他皈依何種宗教信仰時，笹川陽平卻很幹脆地說：“沒有”。
當我們即將結束這次對話，笹川陽平突然以提問者的姿態說，在這麽多年的交流中，他們邀請了超過1萬名中國人，不過有一個中國群體一直沒來，那卻是他們很想見的人。“你們猜猜他們是誰？”
謎底很快公布，是我們難以猜出的：“稅務部門領導”。
“我覺得中國的高官應該來日本學習高明的稅收製度，實施不創造富人的財稅製度。”在笹川陽平看來，日本很多經驗、製度其實中國人沒必要學習，而財稅製度卻大可以借鑒，因為後者非常成功。按照日本的製度，嚴格來說，日本沒有富人，三代之後幾乎資產趨零。
“我年輕時也做過富人”， 笹川陽平笑著說。
不過，他也許不大清楚，這個製度也許還不適合眼下的這個中國，富人們在這裏的日子正充滿了不安和忐忑，很多人已為此踏上異鄉，成為祖國的陌生人。
離 開東京的日本財團大廈，大堂裏一副龍飛鳳舞的中國書法令我想起赴日之前，自己想象中的一個考察目的：需找中國元素。對於對中國曆史有興趣的人來說，大概如 我一樣，認為那些失落的華夏文明能夠在日本覓得痕跡，雖然此行沒有機緣前往京都、奈良等關西地區，但這個想法還是縈繞於心。
七天過後，我難以判斷究竟是那些東西能夠滿足自己對中國古文明的追念，是北海道一個海鮮工廠裏標有金木水土五行的日曆，還是“順路”、“到著”這樣的路標？
3 月17日晚，周六，天空飄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在熙熙融融的東京銀座路口，我站在一個寫著“秀”字的商場門口，目睹眼前熱鬧非凡的喧囂街區，在充滿英國味 道的報時鍾聲中，人們投入了最熱鬧的消費狂歡之中，這裏已是這個星球上最時髦的商業區之一。試圖在此間尋找中國文明的意圖，看來難遂人願。明治維新以來， 日本成功地把自己的傳統和西方文明有機地結合了起來。這個滿大街寫滿漢字、走著膚色相同人們的世界，遠非另一個版本的中國，他們隻是我們熟悉的陌生人，其 生活方式和社會、政治麵貌，距離中國較之百年前顯得更加遙遠。
近代日本的自強路徑，核心即脫亞入歐路徑，即福澤諭吉所謂“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這位脫亞論的倡導者，如今被印刷在日本的高額貨幣上。
今 天看來，雖然提出時不無矯枉過正的味道，但脫亞入歐亦並非全盤西化。其成功的內核正是把西方的東西先行拿來主義，然後內化為己有，並試圖超越之。這一點， 在參觀北海道威士忌工廠和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時，感受尤其明顯：日本人非常擅長把那些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做的更加精致或加以創新，隨後自己躋身世界前 列。
毫無疑問，日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在內的中國政治精英的極大興趣。張本人不僅是推動赴日留學最熱衷的中國官員，亦是中國1905年廢除舊式科舉教育的幕後推手之一。他不僅送出了黃興這樣的人物，也把自己的長孫送到東瀛。
1896 年，唐寶鍔等13名中國青年負笈東渡，悄然踏上日本東京的神田區，彼時甲午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恥辱的《馬關條約》墨跡未幹。回望曆史，在此之前漫長的中 日交流史中，中國一直以老大帝國和文化宗主國的地位俯視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江戶時代（1660--1867），200多年裏日本翻譯中文書籍109 種，中國翻譯日文書籍僅為區區4種。如今，那樣的時代已成明日黃花，甲午之後，很多人眼裏的昔日“島夷”給了中國太多的刺激和震驚，乃至很多史學家至今仍 堅持認為，甲午戰爭應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斷代節點。
此後，留日學生開始以讓人吃驚的速度攀升，1901年這一 數字為274人，兩年為1300人，至科舉廢除的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高達12000人，雖然其中不乏速成鍍金者，但一個以日為師的潮流已蔚然成風。 在留學生和諸如張之洞《勸學篇》裏“譯西書不如譯東書”的推動下，自1896年到1911年，中國翻譯日文書籍據說至少有1014種，各種近代西方思潮經 過日本的中轉，被迅速舶如中國。而日譯新詞，更是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從“社會”、“政府”到“真理”、“主義”，從“銀行”、“衛生”到“農民”、“交響 樂”。雖然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記了這些詞匯的來源。
老實說，至今我還記得那種震驚感：當初看熊月之先生所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當列舉的那些密密麻麻的來自日本的詞匯跳入眼簾時。
日 本的各種學者也開始進入中國，使得後者在向近代法製、教育等諸方麵的邁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的烙印。如《大清刑律》的草擬者、岡田朝太郎博士，京 師大學堂師範館的正教習服部宇之吉。日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範源濂在1924年稱，當編寫中國教育史論和師範教育起源時，服部宇之吉的事業應為第一頁。
不 少於2.5萬名留學生在1898至1911年間來到日本，這是到那時為止，這個地球上罕見的留學活動，也如曆史學家馬裏烏斯.詹森所言的：“世界史上第一 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移民潮”。裹挾在這股潮流裏的人，包括汪精衛、胡漢民、陳獨秀、蔣介石、李叔同、王國維、陳寅恪、魯迅、沈鈞儒、 李大釗、閻錫山……如果有人願意把這個名單看完，就會發現，那將是民國期中國政治、軍事、文化諸領域的中流砥柱。
如果把曆史的鏡頭聚焦一點，對準1911年前中國的狂飆突進，就會發現黃興、陳天華、林覺民、秋瑾這些令人激動一時的名字。
在 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胡一平的幫助下，我得到了一張東京附近的中國政治精英的昔日活動地圖，一路上胡在流利的北京話和日語之間轉換，她的效率和敬業給人留下深 刻印象。在我提出相關話題後，很快她就提供了一份細致的資料。不過遺憾的是，這次尚無時間在東京踏訪這些舊跡，尤其是那標著梁任公與宋教仁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熙來攘往的東京街道裏，藏著多少昔日中國人的苦悶與救國的誓願。而時光如同乘坐的地鐵，總是呼嘯而過，一心向前。
3 月17日上午，一輛幹淨的出租車將我停在早稻田大學本部校區，春雨突然急了起來，撐著雨傘站在大隈大講堂前徘徊，因沒有需要仰視的大門，一時不知從何而 入。順著大隈講堂走進去就是校園，不遠處創始人大隈重信的塑像在群樓的包圍中顯得格外突兀，自1882年創立，這位創始人就為早稻田指定了“學問的獨 立”、“知識的實際應用”、“造就模範國民”的辦校方針。
校園如傳說一樣小巧，當我登上社會科學部的那棟大樓，憑窗眺望，一眼已經看到大學外陰雨綿綿的東京高樓。
1905年9月，早稻田大學專門成立清國留學生部，與彼時潮流相反，這所大學罕見而慎重地不給中國學生開設速成科，他們認為回中國鼓吹極端思想的都是不用功的學生，隻要把學習放在首位，這一危險自會解決。
不 過在前後約4000名入學學生中，獲得學位的人寥寥無幾。1910年，清國留學部因缺乏學生而宣告結束。不過這不妨礙她成為中國最具知名度的日本大學，這 不僅因為李大釗等一批早稻田的畢業生，也許還因為“一提到早稻田，中國人似乎能感到已失去的故鄉的那種溫馨和眷戀。”（早大前校長西原春夫）
當 這些學生回到祖國，投入到各自的主義和奮鬥之中。日本人可能很難理解，一個傳統自負的大國轉型中的痛苦。在海的對麵，中國近代以來陸續上演著華夷之辯、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打到孔家店、全盤西化的跌宕大戲，在不斷否定和自我陶醉的兩端之中，無數主義在苦難的中國人身上進行了百年的實驗。
2012 年四月，恰逢容閎去世100周年。這位“中國留學生之父”留日和留美學生們，大概都有著容閎式的雄心：“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 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 不幸的是，直到現在，很多方麵仍然如此。雖然，很多人並不願意承認這一段“學生”曆程。
有意思的是，在經過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後，美國和日本，今天並不在中國默認的友好國家之列。不過我想，無論你今天是否喜歡他們，沒有低下頭來承認自己不足的 勇氣和理性，恐怕難成幸事。而直到今天，盡管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貌似欣欣向榮，鶯歌燕舞，但在世界舞台上，在很多方麵，仍要踏踏實實做一名學生。
本文收入《大家看日本》（胡一平、滿凱豔、李馨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