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血書 《一滴淚》

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我離開 －－－

餘傑 2015-06-02

王國維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一滴淚》便是“以血書者”，巫先生以“受難”的全部人生為中國史上最黑暗時代作見證，這是他個人的不朽的盛業，然而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則是空前巨大的。
                                                                                                         
                                                                               －－－ 餘英時

一九五一年新春，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的巫寧坤，接到燕京大學校長邀請他回國任教的急電。此前，巫寧坤從未麵對麵地與共產黨打過交道，他在西南聯大外文係學習期間投筆從戎，擔任過飛虎隊美國飛行員的翻譯，然後於一九四三年赴美留學。國共內戰的硝煙，隻是他在美國報紙上讀到的、語焉不詳的新聞。不過，出於純樸的愛國之心，他總是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自己與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一個新時代、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隨著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

接到電報之後，沒有經曆太多思慮，巫寧坤便決定放棄完成一半的博士論文，回去為“新中國”效力。在美國為數不多的中國留學生當中，比巫寧坤小六歲的李政道，是與之過從甚密的“小弟弟”。李政道趕到三藩市港口即將啟程的遠洋輪船上為之送行。巫問李：“你為什麽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回答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一九五七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勞改營服苦役。同年，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物理獎，名滿天下。

一九七八年，剛剛獲得“平反”的巫寧坤，去北京飯店拜訪到中國講學的李政道（百忙中的李政道，跟他短短說了幾句話就去應酬別的人和別的事了）。但是久別重逢的那一幕，還是讓巫寧坤感慨萬千：分別二十七年後，他們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李政道留在美國，獲得成就和榮譽，過著安定富裕的生活；巫寧坤回到祖國，曆盡劫難和淩辱，好不容易才活到“改正”的今天。李政道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巫寧坤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殍，葬身一捧黃土。當時，巫寧坤腦子裏突發奇想：如果當年在三藩市是自己送李政道回國，結果會是怎樣？

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那就不會有巫寧坤的這本血淚斑斑的回憶錄《一滴淚》了。

“一九八四”提前降臨中國

歸國之初，住房尚未分配，巫寧坤暫住好友陳夢家、趙蘿蕤夫婦的家中。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和考古學家；趙蘿蕤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女兒，英美文學專家和翻譯家，第一位翻譯艾略特長詩《荒原》的中國學者。陳趙夫婦與大詩人艾略特有過一次傳奇的會麵：一九四六年夏天，艾略特由英國回美探親，邀請兩人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艾略特即席朗誦《四個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趙蘿蕤帶去的《一九零九至一九三五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兩本書上簽名，在扉頁上題寫“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的英文題詞。

然而，“新中國”並不適宜這類優雅聰慧、學貫中西的人物居住。當滅頂之災悄然降臨時，詩歌根本不能充當救命的稻草。巫寧坤記載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細節：有一天，從學校的大喇叭裏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麽快！”

“集體操”是極權主義的重要象征，從納粹德國到毛澤東的中國，再到今天的北韓，都拚命推廣這種似乎很單純的體育活動，其實它目的是泯滅每個人獨特的個性，將個體融入集體之中，以方便獨裁者統治和駕馭。陳夢家對“集體操”的敏銳認識，來自剛剛在英國出版三年的喬治•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可見當時仍有少數知識份子與西方文學和思想潮流同步。遺憾的是，《一九八四》在中國發生廣泛的影響力，則要等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經曆了“六四”屠殺的人們與這本老書迎麵相遇。試想，如果《一九八四》取代《毛澤東選集》，三十年前在中國人手一冊，專製暴政還會肆虐如此之久嗎？

俄國思想家別尓嘉耶夫說過：“一個趨向於為統治者服務的國家是不會關心人的；對它來說，人是僅僅作為統計單位而存在的。”這樣的政權之下，先知的下場可想而知。一九五七年，陳夢家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和《關於漢字的前途》兩篇文章，不讚成廢除繁體字實行簡化字，被定性為“章羅聯盟反對文字改革的急先鋒”，並被打為“右派”。趙蘿蕤因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間，陳夢家被強迫長跪在院子裡，被人吐口水，有人還將吃剩的飯菜往他頭上澆，罪證是“攻擊革命烈士聞一多”，說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陳夢家憤然道：“我不能再讓別人當猴子耍。”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服安眠藥自殺未果；九月三日，自縊身亡。也有人懷疑他是被打死後偽裝成自殺的。與此同時，被放逐到安徽合肥的巫寧坤，再度被抄家、批鬥、遊街，在“牛棚”中掙紮求生。

《一滴淚》不僅是一部個人史，更是共產暴政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國人，以及正在被中共催眠的香港人、台灣和海外華人都需要認真閱讀這本書，從巫寧坤個人的慘痛遭遇中洞見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如果香港人早早地閱讀過這本書，就不至於被“民主回歸”、“一國兩製”的謊言欺騙長達十七年了。香港評論家陶傑強調說，香港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於港人尤其是知識界不了解中國的真實曆史。“香港的學者，有許多讀「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行政管理、社工。「社會科學」在西方，屬於左傾理想主義份子的大本營，這個類別，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曆史的基礎訓練，尤其是：一，由一九二一年開始的中共史；二，三千年來的中國曆史；三，自一七八九年以來的世界史。”對此，陶傑感歎說：“一九九七年之後，絕對沒有「民主回歸」這回事，隻要讀過一九五○年之後的現代中國史，包括「公私合營」、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然後藉一本《紅樓夢》，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為止，就會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幾件事，香港人又有幾個聽說過，幾個明白，又有幾個看得透？”在這個意義上，《一滴淚》可以作為台灣“反服貿運動”和香港“占中運動”的“必讀參考書”。

共產政權將知識份子當作潛在的顛覆者

從一九五一年回到中國，到一九九一年離開中國，巫寧坤在共產中國生活了四十年，幾乎沒有享受過一天的好日子。

青年時代的巫寧坤，不是共產黨員，卻是同情和支持共產黨的“同路人”。早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他就深受“進步”教授和左派同學親共思想的影響，也是左翼學生文藝社團“冬青文藝社”的積極分子，閱讀過高爾基的小說和共產黨的秘密傳單。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美國共產黨出版的《群眾與主流》雜誌，在書店裏到處搜羅“進步”書刊。回國時，他的行李大半是裝滿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然而，回國後迎接巫寧坤的，是一場又一場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第一次是“思想改造運動”，共產黨禦用曆史學界翦伯讚居高臨下地命令他“補充交代本人的曆史輪廓”，巫寧坤從未受過如此侮辱，頂撞說：“我回國不是來搞坦白交代的。翦教授，失陪了。”巫寧坤由此埋下了成為“老運動員”的禍根。而自以為對共產黨忠心不貳、整人毫不手軟的翦伯讚，大概不會想到，在更加嚴酷的“文革”中，自己會成為被整肅的對象，並走上自殺的不歸路。

接著，燕京大學與所有的教會學校一起被取締，巫寧坤隨即被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外語係。剛剛熱情澎湃地投入教學工作，讓他更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外語係突然召開“幫助巫寧坤同誌認識他來外語係任教一年以來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麵所犯的錯誤”的會議。若幹平常與之無話不談的同事，將他私下裏的言論一條條地揭發出來，然後落井下石、上綱上線。會後，他的好友、詩人和翻譯家查良錚提醒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裏。”

不自由的社會，不能容納熱愛自由的知識份子。“反右運動”羅網高張，巫寧坤這樣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洗禮的知識份子必然落入網中。這一次，他被劃為全係唯一一名“極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半步橋勞教所關押。那一刻，他終於認識到：“跨過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識份子，甚至不是一個人。我現在隻是一個入了另冊的‘分子’，一個賤民，一點也不比睡在我左右兩邊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們還壞，因為思想罪被認為比各種小罪更危險。”

數月之後，巫寧坤被送往北大荒小興凱湖上沼澤遍布的勞改農場，他不是被法庭正式判定的罪犯，卻被剝奪了基本自由與人權。一九六零年，他與一群難友一起被轉移到北京與天津之間的清河農場。在那裏，大饑荒蔓延開來，巫寧坤靠著親人從黑市買來捎帶給他的食品幸存下來，許多難友被活活餓死——有一次，巫寧坤被派去挖坑埋屍體，由於身體羸弱，隻挖了一個坑，遭到隊長的嚴厲斥責。

作為“小知識份子”的毛澤東，對曾經蔑視過他的“大知識份子”充滿刻骨仇恨。知識份子成了“臭老九”和“牛鬼蛇神”，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存在千絲萬縷聯係的“海歸”更是“渣滓中的渣滓”。那是一個反智主義的時代。毛澤東及中共政權將知識份子看作潛在的顛覆者和必須加以改造的對象。殊不知，改造他人的思想，是所有思想中最邪惡的思想。

在獸性氾濫的國度，“義人”不會被“猛人”摧毀

蘇俄曆史學家沃尓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史達林的政治肖像》一書中寫道：“史達林在不斷滿足但又無法徹底滿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時，犯下了史無前例的反對自由的罪行：他不讓人們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這句話可以用在毛澤東的身上。毛澤東以及產生毛澤東的共產暴政，是災難的根源，是自由的敵人。

毛澤東是魯迅筆下殺人如麻、不知良心為何物的“猛人”的代表。“猛人”就是“共產黨人”的同義詞，這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以殘暴為美德，以欺騙為技能。巫寧坤在《一滴淚》中，描寫了種種如虎豹、豺狼和毒蛇般的“猛人”：有把整人當作進身之階的學術官僚，有勞改營中軍人出身的暴虐的管教人員，有被毛澤東施加催眠術而變得嗜血的紅衛兵學生……納粹在德國已成為曆史，“文革”在中國卻並未遁入曆史隧道。作為“文革”受害者的習近平，不就搖身一變成為新一代的“猛人”嗎？驅使秘密警察害死李旺陽的周強，不就竊據了最高法院院長的職位嗎？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不就升任公安部副部長、並成為“候補周永康”嗎？今天的中國，仍然被大大小小的“猛人”所統治。

英國思想家伯林對人類的本性有悲觀的評估：“同種動物之間一般不會互相殘殺，隻有人類才互相殘殺，沒有什麽東西能阻止人殺人，人是所有動物中最殘酷的一種動物。”沒有宗教信仰的伯林，經曆了蘇俄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史達林的暴政和漫長的冷戰，對人性隻剩下淡淡的絕望。然而，在這個世界上，雖然有“猛人”橫行，卻也有如螢火蟲般閃閃發光的“義人”，無論黑暗何其大，亦不能消滅他們的光芒。

《一滴淚》這本書還有另外一位作者，就是巫寧坤的妻子李怡楷。書中有五個章節是根據李怡楷的口述整理出來的，這部分內容讓讀者認識到，受難者家人承受的苦難，絲毫不比受難者本人小。李怡楷十五歲上中學時，就皈依天主教，一九四九年之後，大學生上教堂受到當局的白眼，但她仍然不聲不響地上教堂。當她與巫寧坤結婚之後，厄運接踵而至，正是來自信仰的勇氣與愛，讓她對丈夫不棄不離，對政治迫害不屈不撓，堅定地拒絕了當局讓他與丈夫劃清界限並離婚的誘騙。

書中記載了一個感人至深的細節：當巫寧坤即將被送去勞動教養之際，李怡楷炒了兩盤丈夫愛吃的菜為丈夫送行。此時，她腹中懷著即將出世的孩子，丈夫將去服一個沒有刑期的、不知何時是歸期的刑，她將在家獨自奉養老人、撫養孩子，她卻深明大義地對丈夫說：“我會每日每夜為你祈禱。堅守信念，不管發生什麽情況，堅守對生活的信念。”正如餘英時教授在為《一滴淚》寫的序言中所說：“巫先生之所以終能‘幸存’下來，如果沒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給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凍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裏迢迢的‘探監’，送食品之外更為他的病情而向原單位要求早日釋放，他也可能餓死在清河農場。”這位柔弱而堅韌的女性，乃是全書中的“第一英雄”。

美國作家何偉從巫寧坤那裏聽到陳夢家、趙蘿蕤的故事，由此對中國的古文字產生興趣，撰寫了“中國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在書中，他描述了巫寧坤、陳夢家、趙蘿蕤那一代人的故事：“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們要逃離戰爭、饑荒和政治，他們嚐試著調和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失敗了，但他們並沒有喪失自己的尊嚴，而他們的一點理想主義火花則以某種方式倖存了下來。”幸存者不僅為自己作傳，更是為不能開口的死難者作傳。在與巫寧坤有過一番長談之後，何偉寫道：“我特別敬重巫寧坤的平靜。他的回憶錄並不是暢銷書，但他理順了他的過去。對於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寫作的根本動機，特別是對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們。寫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壞性，也可以具有創造性。但對意義的搜尋，則有了一種超越一切瑕疵的尊嚴。”是的，再凶暴的獸性也不能壓倒人性的尊嚴。

巫寧坤曾用一句話概括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他說：“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或許恰恰因為受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佔有一個無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麥王子的悲劇，或是杜甫盪氣迴腸的詩篇，才以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昇華。”在巫寧坤的三個一字千金的動詞之後，我要補充一個動詞：“我離開。”

一九九一年，又經曆了八九年六四屠殺的巫寧坤，決絕地攜子女全家離開中國，回到青年時代求學八年的美國安度晚年，並於一九九六年加入美國籍。

二零一四年夏天，我在大華府地區的中文報紙上讀到年逾九旬的巫寧坤撰寫的一篇文章，描述他們夫婦倆在老人院中幸福安寧的晚年生活。我為他們感到高興，也祝福他們健康長壽。

（文章隻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