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著陽光守著你
King of Day-Trading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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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商業大潮浩浩蕩蕩，官方的紀念活動之外，沒有人再去探討誕生在一百多年前一月二十七日的宋慶齡究竟是什麽樣的人物。三、四十年來中國有太多沾著血淚的人與事，相較之下，宋慶齡避過了政治風暴的後半生簡直平淡無奇；而晚年她點綴性的亮相，嵌在人們大起大落的境遇之間，卻連她姣好的眉眼都模糊了起來。
多年後，人們仿佛記得宋慶齡曾經住在後海旁邊的親王府裏，還活著，後來病歿，那就是了。
上海與北京兩處宋慶齡故居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了供人參觀的風景區。旅客們踩踩地毯、望望壁爐，在樹蔭底下攝影留念，如同看過西洋鏡般地讚歎一聲，也就走了。
人們依稀記得她早年曾是膽敢衝破禮教藩籬的女兒，叛逆的個性，不顧一切追求愛情。當宋慶齡離家私奔，嫁給年長她二十七歲的孫中山，那是家人與社會皆不諒解的婚姻。一九一五年，宋慶齡二十二歲，而孫中山，正為討袁而流亡日本。
人們卻忘記了到晚年她是多麽孤獨的老人。逝世前幾乎二十年的時光，在她數度推托不願去的北京，在那棟天花板高到沒有一絲人間味的宅第裏，她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
人們或許記得她貢獻過一份力量，幫著建立社會主新中國。當年這位總理的遺孀經曆多次背叛，親愛精誠的同誌一一遭到監禁或暗殺。一九三二年，三十九歲的宋慶齡與楊杏佛、魯迅、蔡元培等組織“民權保障同盟”，一邊聲援同誌，一邊捐輸延安，她始終是紅軍最忠誠的支持者。為了所秉持的原則，宋慶齡與右派展開艱苦卓絕的一場鬥爭。
放在一九四九年的座標上，宋慶齡站在鬥爭中勝利的一方。那年十月一日，她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但今天回頭再看，左與右的分野上，很難說是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回溯的時候，對照當年她聛睨生死的氣度，以及為保障人權作出的努力，甚至隻要對照五零年代她國務活動的繁忙程度，宋慶齡在六零年代初卻急遽老去：什麽時候？她體重開始大幅度增加、她不再穿高跟鞋而換上平底鞋，與鄧穎超站在一塊照相，突然沒有那麽大裝束上的區分。不，不隻是增長的年歲，那更是一種逐漸的放棄，除了出現在紀念老同誌的場合、外國貴賓來訪的聚會，以及六一兒童節她照例戴上老花鏡致詞，宋慶齡愈來愈像個聊備一格的花瓶。
一九三二年采訪過宋慶齡的海淪·斯諾日後在《重返中國》裏寫著：
“孫逸仙夫人在她的一生中要選擇什麽就可以選擇什麽，然而她選擇了危險和自己孤立的荒涼道路，……為什麽呢？”
是的，宋慶齡可沒有替自己選過容易的路；然而她的一生中，真的要選什麽就能夠選什麽嗎？
六零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宋慶齡成為沉默的影子，相冊上留下近乎十年的空白。因為周恩來的保護，盡管牆上貼過大字報，總算躲過被批鬥的厄運，宋慶齡繼續毫發無傷地住在北京後海旁邊的宅第裏。眼看著當年她庇護過的文人作家一一打成了反革命，十年裏她可曾無聲地問過自己，這是她半生心血換來的結果嗎？
我們猜不出她心裏的答案。
生命中最後幾年，由於外界鬆動的氣氛，她又開始在禮儀性的場合露麵。這時候，宋慶齡是個麵團團的老太太，官方的記載裏，沒有為她特別著墨的地方，她唯一的殊異處在於她的國際聲名，她是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而最戲劇化插曲是：根據官方報導，她在病榻上要求入黨，過世前兩個禮拜，她被接受作共產黨正式黨員。傳記上寫著：“宋慶齡一生的宿願終於實現”。宿願實現的第二天，她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譽主席。
接著，引起一番爭議的是她流傳在海外的遺書。時至今日，近代史學家仍為其真偽各執一詞，“建國很快就是三十一年了，為什麽導致完全意料之外的局麵？……我說的不會太多了，能做的就更少了。……”是不是她生前的肺腑之言？
她到底怎麽想的？
愈到後來，她愈是一出費解的傳說。
我還在苦苦求解：宋慶齡的上海故居裏，我一遍遍看著那卷沒有主人身影的錄影帶，鏡頭於室內家具間緩緩移轉，配上沉沉欲睡的音樂、悠揚頓挫的旁白，若不是結尾時女聲突然高亢了起來：“飛吧！振翅高飛吧！飛向遼闊的藍天——”我不知道自己的思緒飛向了哪裏？
走出來，站在上海的淮海中路上，滿頭白發的老先生指點我當年還叫作霞飛路時的店麵：賣牛角麵包的、喝羅宋湯的……，那時候還有包頭站崗的印度巡捕、戴著鮮豔柚章的哥薩克大兵、落難仍不忘作貴族打扮的白俄王公……，遠近飄來的桂花香味道裏，霎時，當年的宋慶齡在我眼前仿佛呼之欲出，卻又悄悄地隱身而去。
據說，上海在她口中，一直是最親切的“我家裏”。這裏冒險家樂園的外灘，正是她父親宋查理白手起家的舞台。而莫裏哀路（現在叫香山路）的洋房內，她與中山先生度過婚姻中平靜的一段歲月，寓內閑靜，孫完成了一生中比較係統的著述。而宋慶齡後來也就在這龍蛇雜處的大都會，為了營救左翼文人，她與顯赫的右派姻親們一次次地交鋒。
人們津津樂道地說，整個中國的近代史，都可以換算成宋氏家族的鬥場。人們又說，宋家姊妹，一個愛錢、一個愛國、一個愛權，而她是愛國的那一位。走在吳儂軟語的弄堂裏，憶起三位連說英語的口音也軟綿綿的姊妹花，我忘記了險惡的政治，想到的是“談笑間，檣櫓灰飛湮滅”一類的浪漫傳奇。
傳奇故事中，外國人把宋慶齡看作聖女貞德、當成中國最可敬的女人，而故事的各種版本裏浪漫的極致，首推美國人西格瑞夫寫的《宋氏王朝》，以宋慶齡比珍妃，環繞她的是一群想把她推下井裏的親戚。
就在十裏洋場的上海，再無稽的傳說，也可以找到繪聲繪影的幾張嘴巴！
等我到了北京，即使是在宋慶齡故居附近的煙袋斜街、大鳳翔胡同、小鳳翔胡同一帶大轉，隻覺得天人永隔，連她的影子都飄得很遠。就好象所有已經出版的宋慶齡傳記，六零年之後剩下薄薄的三兩頁，充斥著官式的語言，看過難以留下任何印象。
有些人用金絲籠裏的鳥形容她，關進籠子，失去了自由。那麽，北京後海一片推湧著細浪的什刹海，就是那個愈縮愈小的鳥籠吧！
我還是止不住好奇，或許是處於身為女人的直覺（作一名現象的探索者，我總尊重自己性別這種特異的感覺），我直覺的認為，宋慶齡的一生是一則女性的寓言，情感與堅毅、苦痛與孤獨，她走過了不少女性的共同道路：想她一個人坐在那裏，逐日成為嘴角下垂的老婦人，那簡直是一種悲涼的姿態。而不幸地，她所目擊的幾乎是一個世紀中國的變局，門第、容顏、愛情隨風飄逝，穿插著刻骨銘心的背叛、爾虞我詐的鬥智、死亡的陰霾如影隨形。偶爾，夜闌人靜，鋼琴上按下少年時熟識的樂曲，藉著貓熊牌香煙的一點火光，她在那棟陰森的大房子裏徘徊，啊，這是小說的場景了，的確，她多麽適合作小說人物，很少有中國女性的一生像宋慶齡那麽高潮迭起，每個時期的轉化像她那般有跡可尋，從浪漫任性的少女到捍衛原則的少婦，以至到圓熟處世的盛年婦人。
不敢問那之後呢？
到處是蛛絲馬跡，也到處是被刻意抹拭去的痕跡。
當我在北京試著了解宋慶齡的生活實況，就在以她名字為名字的那個基金會裏，無論問起什麽，那群人必然讓最年長的一位領導老太太發言。老太太走出去的片刻，年輕的幾位才開始有了聲音，偷眼覷著門外，告訴我一些宋生活上的小事。當那領導老太太重新落座，目光一掃，所有人都封住了嘴。這一刻，宋慶齡真實的日子，仿佛是那群人同心協力保守的秘密。
官樣文章的說詞之下，多年來，禁忌的另一麵就是市井流傳的謠言。謠言中，宋慶齡想要結婚，甚至結婚了。有人說，生前常在她身邊的兩個女孩子是她正式收養的女兒。有人說，宋一味寵溺那兩個父親作過她下屬的女孩，本有照料故人的心意。
謊言異常熾烈。宋慶齡去世的時候，徐複觀先生都寫過文章為宋的沒有婚姻自由而喟歎。
不論事實真相是什麽，如果宋慶齡像珍妃，北京的風沙中，讓她在各種揣測裏蒙塵的，豈不正是那些閃爍的、矯飾的、卻又故作神秘的眼睛嗎？
一九九二年初秋，走過上海與北京兩地，我見到一些熟識宋慶齡的人士，與人談起她的生平。存在我心裏的問題是，她的同輩朋友紛紛老成凋謝，靠著殘存者逐漸湮遠的記憶，回想往事時，又有各種避諱與猜疑橫亙在其間，還可能拚湊出一幅比較接近宋慶齡本來麵目的畫像嗎？
透過私人的管道，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東廠胡同，社科院的一間辦公室裏，見到陪伴宋慶齡多年的生活秘書杜述周先生。
老杜看起來體格健壯，山西人，小學三年紀的學曆。今年六十五歲，隻有五十歲的模樣。他一早就西裝整齊，還結著鮮豔的領帶，烏油油的一張臉卻像才從外麵曬了一天進來。
聽說我要找他談，又不肯經過官方的引介，前一天電話中，他就一再盤查我的背景——
見了麵，這位老杜一再表明自己從不接受訪問，若非這個人那個人的麵子，他絕不會來到這裏。談起所熟悉的宋慶齡，“國之瑰寶”、“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他好象背書一樣念著標準答案。
老杜對這套說詞熟極而流，讓我懷疑他自有見記者與見外賓的一套樣板。事實上，他至今的職銜是“宋慶齡基金會常務理事”，外人如果好奇宋生前的麵貌，顯然官方機關需要一位推出來放心的人物。
聽老杜喋喋不休數說各位領導人同誌的口裏宋對國家的貢獻，我卻奇異地想起宋慶齡會多麽厭惡這些溢美的言詞。我記起讀過的史料裏寫著一九二九年，宋在上海會見戴季陶的一幕，宋直截了當對戴說：“我對於政客的生活不適合。”一九二七年，當蔣介石親筆寫信給宋：“中正等望夫人來滬如望雲霓”，第三天，宋慶齡就在報上發表宣言，率直地宣稱： “我對於革命並未灰心，所最令我灰心的，是為有些領袖革命的人已經走進了歧途。”
“當年，延安的第一台發報機與第一台X光機，都是夫人募捐來的，……”老杜繼續向我背誦宋慶齡的功績，是宋的功績沒錯，心戰廣播式的辭令，仿佛老杜說的又是沒有麵目的人。讓我想起宋慶齡陵園內那座雕像，大眾化的笑容可以放在每一個中年發福的人臉上：可以是鄰居的媽媽、小學的校長、村裏的幹部、迎麵而來的路人，看不出塑像的個性、甚至看不出塑像的性別——有趣的是，隻須加上中山裝的領子，塑像的正麵也很像在台灣公共場所裏站著的國父。
我忍不住打斷老杜，我說，我想知道宋生活上的細節。
於是，老杜有問有答，總算說出了一些比較確切的形貌。譬如，夫人喝綠茶、杭州龍井；譬如，夫人抽貓熊牌國產香煙，終身未戒煙；譬如，除了有膝關節炎的毛病，抗戰時，夫人就開始了荀麻疹的皮膚病，那是宋家都有的遺傳疾病，經常讓夫人很苦惱。
在老杜口裏，宋的起居情況大致是：晨起，早餐喝一杯牛奶，吃得很簡單。上午時間，每個星期或三次或五次，北京飯店的師傅會來為她周身按摩。十一點多在院子裏喂鴿子，中飯端進去樓上臥室吃。下午看看書報、批閱來信等等，四點多聽收音機聯播的新聞。晚飯端上去吃，看電視，再去就寢。
雖然是些日常的規律，老杜敘述的時候也訓練有素。每說一件事都要加上形容的詞句：“夫人愛護部下”、“夫人平易近人”……。
唯一的一次，看起來老杜是真心實意地高興起來，當他說到一九六八年，因為姐姐在高幹服務處作管家的關係，他終於可以調到夫人身邊作秘書，“五月八日”，那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從此就與夫人在一起。老杜眉飛色舞地說，那天的日期他絕不會忘記。
“那麽，這些年裏，你主要的任務？”我問。
“我陪夫人見客，夫人見客，我在她旁邊。有外賓來家吃飯，噢，文革那幾年自然沒有客人，後來有了，我幫夫人決定菜單，安排座次，”杜很殷勤地回答，接著他又如數家珍地說出菜單：“烤羊腿、胖頭魚，都準備過，飯後有北京飯店弄來的咖啡、軟飲料。有時候不吃飯，吃點心，黑魚子、紅魚子的三明治，還有豬肉卷、還有糖塊。”
談起平日桌上的青菜，杜就更高興了，他說自己在王府的院子裏幫夫人開了菜園，種了 “老玉米、葫蘆、向日葵、豆子、西紅柿……。”
“夫人的娛樂是？”
“彈鋼琴，夫人彈貝多芬；打康樂球，叫作克勒奇的那種。”
“跟誰打呢？”
“夫人，我，女秘書張玨，還找一位服務員，四個人打，夫人最喜歡打了。”
“聽說夫人是電影迷？”
“《魂斷藍橋》、《大地》啦，幾部片子，夫人一遍、兩遍、三遍地看。”
“就在家裏看？”
“我們府裏有專門放電影的一間房。”
“夫人跟那兩個女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呢？”
一霎時，杜述周的臉色變了。他緊張起來，慌忙叫我不要打聽。
事實上，宋慶齡晚年寵愛兩個女孩子，這是很公開的記載。杜之前是位姓孫的秘書，再之前是位姓隋的秘書，隋在一九六三年中風後，兩個小女兒就常在宋慶齡身邊走動，文革結束，更與宋慶齡住在一起，宋負責她們兩姊妹所有的費用。由於宋的寵溺，姊妹中的姊姊經常出入北京飯店友誼商店等地，自稱是電影明星，確實也演了電影。英文名叫作Yolanda的這個女孩衣著心潮，化裝極濃，身材高大，當年是北京飯店咖啡座上風頭很健的人物。《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就在他寫的書中敘述過。
我換個話題接下去：“老人家當然有寂寞的時候，那也沒關係——”
“不會，”老杜打斷我，“夫人不會寂寞，夫人無私無我，以黨的……”聽著老杜響亮振耳的聲音，看他粗大的指頭到處比劃，我怏怏地想著夫人又是怎麽樣特殊細致的一個人，據我找到她的生活記錄，每一張照片裏的宋慶齡都很優雅，無論站在火車上、斜靠著藤椅的手把，還是俯身喂鴿子，有一種柔軟的韻味。一九四五年的照片上，宋還穿著至少是四寸的高跟鞋，鞋子的式樣一定經過精挑細選，她還有一個極其圓潤的腳踝……
而在一九二九年見到宋慶齡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於書裏形容宋：“具有一種敏感性，即使是很輕微的失禮行為，也會使她感到難受。”
這麽教條的一個人作生活秘書，不知道夫人怎樣地感到難受呢！我心裏思忖，還要這位秘書幫著安排日常的瑣事？我告訴自己也許是夫人的年齡大了，年齡畢竟是一種“趨同”的過程，令每個人變得一樣粗糙、變得馬馬虎虎算了，就像夫人在一九六三年開始常住的北京宅第，處處顯得大而無當，建築上隻有氣勢而沒有肌理可言，外麵的假山假水更為可憎。不像她在上海那棟白色的下哦樓，綠草如茵，氣氛明快而歡暢。但是我旋即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北京那棟不適宜裝潢的巨宅，經過她手的布置依然雅潔，她的臥室裏擺著人偶娃娃、懸著她自己做的針線，梳妝台上擱著璀璨的香水瓶，暗影中發出瑩彩……
一旦見客，在生活秘書的護衛下，想來，亦有難以出口的不自然吧！早先，她的好朋友是些有理想的革命誌士，陳友仁、鄧演達、楊杏佛、何香凝等都是她的摯友，要不就是優秀的知識分子，蔡元培、魯迅、夏衍、金仲華等等。遺憾的是，到她晚年時候，老一輩的熟朋友噤聲了，她與外界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見麵的機會，事實上，頂著副秘書長、副主席的虛銜，與任何人見麵，她身旁都虎視眈眈地站著這個人那個人，那麽，她能夠說什麽？她又有什麽選擇？
特意再到上海，為了拜訪張玨女士。宋慶齡生前的編製有兩名秘書，除了前麵見過的生活秘書杜述周，張玨是宋慶齡生活中最後十四年的文字秘書。
張玨現在的住處是一棟外表已顯得老舊的杏黃色洋樓，原為宋家的產業，後來歸諸宋慶齡基金會所有，鬧中取靜，在陝西北路三百六十九號。當年，這條街屬公共租界，叫作西摩路。一九一八年宋查理過世後，宋慶齡的母親倪桂珍買下來，帶著剛回國還不到一年的小女兒宋美齡居此。
我見到住這棟房子樓上的張玨時，她正從倪桂珍當年睡過的那張床上坐起身來。
張玨女士已經是七十九歲的老太太。她出自書香門第，父親學問極好。張玨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作過宋的文字秘書，從一九六七年，她再度擔任這個職務，直到宋慶齡一九八一年五月底因白血病去世。
張玨一頭銀發，五官很端正。水秀的一雙眼睛，講起話來仍然見精神，目光中還有掩不住的犀利。
告訴張玨我在北京見過了杜述周，“哪有什麽叫生活秘書，就是警衛秘書！”張玨揮揮手，不耐煩地說。
接著從上海談起，在張玨帶點上海人優越感的口裏，宋慶齡可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人。到死也一口上海話，常常想著上海，愛吃的東西是醃都鮮一類的江浙口味。
張玨說，夫人從來不喜歡北京的房子。當時張玨的寢室就在宋慶齡臥房對麵，“你看過的，那棟大房子，樓上隻有幾個女同誌，怎麽不覺得陰森害怕？”張玨道。
“夫人有時跟你聊天？跟你說心裏的話嗎？”我問。
“不，”張玨回答：“靜，她喜歡清靜。”張玨一再地說，平時，夫人屋裏永遠窗簾低垂。
或許是喜歡安靜，或許宋慶齡個性中本有不願意與人親近的孤冷，即使兩人的寢室隻隔著一個甬道，宋並不開口。有什麽需要商量的事，宋慶齡往張玨寢室的門縫裏插一個字條，英文的。張玨的回複也是一張紙條，插在宋的門縫裏。
“夫人一向是單線聯係，她作地下工作的習慣。”張玨解釋道，指的是夫人早年掩護過不少中共人員。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特務的刺探中，宋慶齡經常冒險援救政治犯，包括陳獨秀、許德衍、陳賡、廖承誌等人，亦包括被綁架的丁玲與潘梓年。一九三七年，為了救當時的“七君子”，宋還在險惡的情勢中發起“救國入獄運動 ”。此外，經由地下工作的營道，宋慶齡秘密安排埃德加·斯諾與美國醫生馬海德在一九三六到陝北，斯諾根據當時采訪“紅區”的資料，出版過一本《紅星照耀中國》。
張玨說，夫人寫給她的每張紙條，看完了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親手燒毀。
“個性強極了，”張玨形容夫人，“不歡喜與人來往。”
張玨告訴我夫人要求絕對的紀律，跟著夫人的女性一定是單身。多年來的保姆李燕娥早就離婚了，貼身女傭興寶是個死了丈夫的女人，張玨始終未婚。
談到自己，張玨露出了慘淡的表情，她歎著想不到啊，那時候，十五年的日子這樣過下來了，住在後海北沿的宋慶齡住宅，兩個星期才放一天假，出來一次，理理發，買買東西。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間，張玨說與自己親戚全沒有聯絡，弟弟都不知道她住在宋慶齡府裏。
多少年來，張玨說，他們這批夫人身邊的人聽鍾聲作息，按時用膳，大鍋吃飯。至於宋慶齡的三餐則端到樓上，小灶開飯。
張玨說例外的是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六八年兩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切從簡。夫人跟她一起坐在樓下飯廳裏吃飯，飯後，偶爾還聊聊天。有一次，宋慶齡居然問起張玨家裏還有什麽人，張玨回答有兄弟姊妹六個，宋慶齡就說，我家也是六個兄弟姊妹。張玨說這是唯一的一回，夫人問起過她的家庭狀況。
“一九六八年，夫人得知她表妹自殺的消息，有沒有表示什麽？”我問，知道那是宋生命中最灰黯的時期。倪吉貞是她二舅倪錫純的長女，一向與宋慶齡感情很好。紅衛兵要倪家把房子讓出來，倪吉貞被驅趕到住宅的汽車間裏，一九六八年，倪吉貞跳樓自殺。
“她表妹死了，消息傳來，夫人在我門縫裏塞了張紙條，寫著‘Suicide is a crime’，自殺是一種罪行。然後她坐在屋裏半天沒出來，沒說一句話。”
我聽著隻覺背脊上一陣寒意。接著問：“文革十年中，夫人都在北京？”
“一九六九年，夫人回了上海一次，極端秘密的，受到最嚴密的保護。”
我還是對傳紙條的溝通方式有些好奇，便回到那個題目上問張玨：“那麽，夫人要杜述周作事，也靠紙條嗎？”
“不，興寶睡夫人隔壁，有什麽事，夫人教興寶到樓下傳話。總之，男同誌不能上樓，我們女同誌則絕對不能夠進夫人房間。”
“過年呢？”
“過年是例外，”張玨說：“三十夜一起吃年夜飯，多半包餃子包餛飩，菜肉的餡。吃完了，大家看電影，分糖果，夫人愛分上海的五香豆給我們。”
“平常你的工作是什麽？”
“主要是回信，中英文都有。常會收到各地人士寄給夫人的信，我先寫我的回複，再拿給夫人批。夫人有效率，從不積壓文件。她批下來的意見也直截、清楚。”
“夫人見訪客，我從不出去的。我就在自己屋子裏作事。”張玨又加了一句。
“想不通啊，”我問張玨道：“夫人這樣自愛、重視紀律，而且腦筋清楚，後來怎麽會寵愛兩個女孩子，招一些謠言？”
“誰教她寵她們？那兩個女孩子就利用夫人，在外麵招搖。嗨，當然勸過，我們都想辦法勸夫人，也試著告訴她外邊有些不堪的傳說，”張玨撇一撇嘴，冷冷的語氣說：“聽不進去啊，還在我門上插了一張紙條，夫人寫著：‘I don’t mind’。”
我想，宋慶齡早就習慣了各種惡意中傷。當年，作為革命領導人年輕的遺孀，風風雨雨的謠言一直不斷。一九二七年，她到莫斯科，那時候也有人謠傳與她同行的陳友仁刊登了結婚啟示，當然完全無稽。
“不要再談那兩姊妹的事情了，”張玨此刻突然有些戒懼地說：“再提，就是raise the hell of it！”張玨啐了一句英文。
“我們聊點輕鬆的，”我說，“夫人與你、與杜述周之間怎麽稱呼？”
“我叫她首長，她叫我Irene，叫杜述周杜秘書杜同誌，都很有分寸。”
“你想，夫人怎麽看她自己？”
“唔，夫人其實舍不得東西，很愛惜東西的，”張玨說：“多少年前人家送她的東西，她都留得好好的，不舍得丟，”張玨頓了頓說：“這麽看，她其實是念舊的人。”
“有一回，”張玨一副想起來的樣子又道：“我與夫人看影片《楚天風雲》，有一段描寫她向汪精衛拍桌子，夫人不以為然地說：‘我怎麽會那樣？’”
我笑著說根據史料，豈止拍桌子，有一次夫人還掀翻了桌子。那是一九三一年，宋慶齡由上海趕到南京營救以謀叛罪名被捕的鄧演達，鄧演達是她在莫斯科與第一次旅歐期間往來最密切的同誌。蔣介石告訴宋慶齡這個人不見了，宋慶齡當場將茶桌掀翻。縱觀她一生，那大概是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的一次。
兩年之後，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民權保障同盟”的核心人物楊杏佛被殺，對宋慶齡，不過再一次打擊而已。
“你是後來這些年最接近夫人的，精神好的話，多寫下點第一手的曆史吧！”告辭之前，我向張玨這樣建議，希望她不隻寫下《在宋慶齡像前的回憶》與《宋慶齡彌留之際》等單篇的文章，也能夠出一本記述宋慶齡生活的書，供後世存證。
張玨臉上浮起了意興闌珊的表情，說道：“我年紀大，為宋慶齡貢獻的年歲夠多了。到現在，我也應該專注於我們張家的事，為我父親畢生的著述，多作一點介紹的工作。”
陳維博一九一二年生，河北人，是宋慶齡書寫兒童福利方麵文章的“筆杆子”。目前，他與老伴還有兒子媳婦一家大小住在張玨樓下。
“當時，我正在西安教養院做事，西安曾經見過夫人一麵。一九四七年，我那年三十六歲。夫人在上海，一封信要我來，雖然時局風雨飄搖，我立刻放下一切到了上海。”陳維博簡潔地說。
根據記載，抗戰勝利之後，宋慶齡自重慶回到上海，將“保衛中國同盟”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接下去兩三年，她以上海作根據地，從事抗戰後救濟工作，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膠州路，她辦了“第一兒童福利站”。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陳維博回憶著，“在上海蘇州南路‘中國福利基金會’，那是英商一家煙草公司二樓的一個寫字間，宋慶齡伸出手來握著我的手，小小聲的一句：‘歡迎你跟我們一同工作。’在她底下，我就開始了‘第二兒童福利站’的籌備工作，為窮孩子辦保健室、識字班，發放營養品。沒多久，我們又在虹口建立了‘第三兒童福利站’。”
日後由宋慶齡自己歸納的文字裏，那兩年間，她一麵對上海貧苦兒童開展服務工作，一麵，她可就利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管道，將外國募集來的物資送到蘇北與延安的解放區。
陳維博悠悠地說，夫人當時看起來真的年輕啊，五十多歲的人好象隻有三十許，倒已經開始發胖了，陳維博記得很清楚。
“夫人的特征是她不愛講話，”陳維博繼續道：“‘福利會’開會的時候，她隻聽，點點頭，偶爾插句嘴。”
“其實，夫人一生都不喜歡顯露自己，從來不說出自己的生日，也從來不提自己的年齡。有一年，大概是一九六零或一九六一，她突然到上海的少年宮來。後來才知道那一天她過生日，那時候，”陳維博補充一句：“由金仲華負責，那次，是夫人第一回參觀上海的少年宮。”
現在，人們戲稱陳維博為“宮主”（諧音“公主”），他後來也擔任過少年宮主任。
“夫人個性很倔強，”陳維博說：“應該是很頑強吧！一九四九年，解放軍進上海之前，市麵上很亂了，特務也多。許多人擔心夫人的安慰，勸她先避到別的地方去，也有各種說法，說她已經躲起來了。事實上，夫人鎮靜如常，就在自己家裏，一天沒離開過上海。”
“說說看，為什麽你在西安見了她一麵，後來就追隨她做事了一輩子？”我問。
“夫人的特點是很會用人，她也不必多講什麽，她隻要用一個人就全權信任那個人。因為這樣，解放後她用的還是原來她信任的幾個人，‘福利會’的工作就繼續開展。除了仿照蘇聯創辦少年宮，又出了《兒童時代》刊物，設立兒童藝術劇院。”陳維博有條有理的說。
現在回過頭來看，宋慶齡之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後專注於兒童福利，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她聰明之處，因此不必攪入政治的紛爭。也有人說，因為她自身無所出，唯一的妊娠經驗又碰上陳炯明叛變，在逃亡途中沒有保住胎兒，那是她一生的遺憾，所以，推行兒童福利事業也算某種的補償作用。
“夫人對孩子的感情究竟怎麽樣？”
“夫人喜歡孩子，”陳維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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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宋慶齡有兩個養女的說法早有流傳。中國福利會曾請張玨老人以宋慶齡生前秘書的身份出麵撰文聲明，文中稱：
宋慶齡在７０年代一次宴會上答美國的一位記者問，有以下一段對話。記者問：“這兩位姑娘是誰？是您領養的嗎？”宋慶齡答：“不，不是領養的。她們的父親是我隨身警衛，幾年以前癱瘓。她們從童年起就住在這裏。”
我後來在采訪宋慶齡表弟倪吉士時，也曾問他宋慶齡是否有兩個養女，他說那是宋慶齡警衛隋學芳的女兒，宋慶齡從未向他說過是她的養女。兩個女孩中的老大隋永清結婚時，宋慶齡曾鄭重其事地告訴他：“我警衛的女兒要結婚了。”
不管隋家姐妹是不是宋慶齡的養女，宋慶齡在晚年對她們傾注了許多精力和愛，她們也給她寂寞和孤獨的生活帶來許多樂趣，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據張玨介紹，隋學芳曾在東北當兵，槍法很準。他長得矮小，人很聰明，學文化、學駕駛、學跳舞，樣樣從頭學起都行。他結婚時，因沒有房子，就和妻子住進了上海宋慶齡寓所，後遷居武康大樓。到了北京，隋學芳先讓大女兒隋永清進北海宋慶齡寓所居住，後來小女兒隋永潔也來了。
宋慶齡沒有生育，到了晚年很喜歡這兩個孩子。隋永清長得比較漂亮，能歌善舞，客人來訪，宋慶齡有時請她唱歌、跳舞、彈鋼琴。周恩來有時來，也很喜歡她們，帶她們到花園散步，希望她們長大後成為有用之材。有一張周恩來左右手牽著兩個可愛活潑的小姑娘的照片，那就是隋永清和隋永潔。
宋慶齡在隋家姐妹給她帶來快樂的同時，煩惱也接踵而至。研究魯迅和宋慶齡的專家陳漱渝在《宋慶齡傳》中十分婉轉、含蓄地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宋慶齡在她們身上也操了不少心。”
與宋慶齡有過４０多年交往的愛潑斯坦在這個問題上顯得十分坦率，他說：“在這段時期裏，兩個由她撫養大的十幾歲小姑娘給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減少一些寂寞，但也帶來了煩惱。……像一個寵愛孫輩的老祖母一樣，她過分溺愛這兩個孩子，對她們幾乎沒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讓她們去見她的客人（有時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們自然也逗她們、誇她們——這對她們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所以，雖然安排她們去參軍（一個在文工團、一個在衛生隊），但她們長大後卻成為一種逐漸擴大的社會現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並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
對於這兩個女孩這一時期的表現，宋慶齡說“大家都頭疼極了”，“大家”除了宋慶齡自己，還包括她身邊的保姆、警衛和秘書。張玨向我表示，她對隋家姐妹的一些作為十分反感，但又奈何不了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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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家姐妹後來的情況又怎樣呢?
據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說：“當紅衛兵運動結束，江青等著名的‘ 四人幫’被人民法庭判為反革命分子時，宋慶齡又恢複寧靜淡泊的生活。她獲準把她收養的一個女兒珍妮特(即隋永潔)送往康乃狄克川哈特福市的三一學院就讀。大養女優蘭達(即隋永清)則變成電影明星……”
宋慶齡的美國友人伊羅生在他英文版的《重訪中國記》一書中，以第一手資料披露了宋慶齡晚年對隨家姐妹的感情和她們的情況。
伊羅生早在1930年從美國到上海後，就結識了史沫特萊、宋慶齡和其他進步人士，創辦了同情和支持中國爭取民主的《中國論壇》周刊。當 1932年宋慶齡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伊羅生和史沫特萊是“同盟”的兩位外籍成員，與宋慶齡結下了深厚友誼。
1980年10月13日，伊羅生和夫人維奧拉應中國作家協會和宋慶齡的邀請來華訪問。14日晚，伊羅生夫婦赴宋慶齡的家宴，在等待其他客人時，與宋慶齡回憶起在上海的交往和工作。宋慶齡指著一張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少女的照片，向伊羅生夫婦 介紹隋家姐妹。
她介紹說，大的叫Yalanda (隋永清)， 23歲，剛結婚；小的叫Jeannette(隋永潔)，20歲，現在美國特爾尼帝大學讀書。這兩個孩子是她非正式領養的，從小她把她們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帶大，但這兩個孩子早期一半時光被“文化大革命” 浪費了，那時學校停了，不能上學，即使是國家副主席撫養的孩子也一樣。Yalanda後來成為一個演員，最近結婚，嫁給一個在戲劇界有影響，但年齡比較大的人。
伊羅生從宋慶齡的言談中，可以看出她並不讚成這樁婚姻，顯得有點不開心。宋慶齡的寓所盡管有房子，但Yalanda結婚後與丈夫住在外麵，宋慶齡解釋說這是政府的規定。宋慶齡談到大的孩子，總有一點遺憾，但談到Je annette時，卻感到很驕傲。為Yalanda結婚時，宋慶齡身體不太好，婚禮的籌備工作由Jean nette負責。宋慶齡因身體關係，參加結婚典禮後很快離開了，一個重要原因是她怕對這樁婚姻不滿的感情流露出來。
伊羅生對當時宋慶齡的心情和境況頗多感慨，說：“因為宋慶齡長期與自己的姐妹兄弟分開，自己又沒有小孩，現在年紀大了，可以做一個老祖母了，但她 像在做母親一樣。”
張玨對隋永潔出國及在海外的情況並不了解，曾對我說：“隋永潔辦出國，是很秘密的，不讓人知道。”愛潑斯坦在宋慶齡的傳記中說，當隋永潔同她的朋友到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辦理赴美留學的入境簽證手續時，有關人員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在“文革”期間幹了些什麽，宋慶齡後來對這些可愛的、不合適情理的提問感到非常氣憤，說“文革”時她還在上海 念小學!
安危的《宋慶齡養女在美國》一文，對隋永潔出國及前後的情況有十分詳細的介紹。
文章說，1978年金秋，宋慶齡把設法讓隋永潔出國留學的想法，告訴了來訪的美國作家、她的好友海倫·斯諾夫人，後來又寫信給海倫，請求她幫忙，把隋永潔送到美國去讀書。海倫就請她的鄰居和朋友雪倫·估蓮夫人代勞。雪倫比海倫年輕33歲，美國杜克大學畢業，在校主修中國曆史，並同丈夫一起，早在70年代兩次訪問中國，是位熱心的中年婦女。結果，隋永潔於1979年來到紐約，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英語。
1980年春天，隋永潔回北京，宋慶齡非常高興，見到隋永潔說她“長高了，講起英語來，活像個New Yorker(紐約人)!”隋永潔在美國學完預科全部課程後，又通過雪倫、海倫和哈裏森·縈爾茲伯裏等人的幫助，被特爾尼蒂大學(又稱“三一學院”)破例錄取。
1980年，隋永潔和宋慶齡在給雪倫的信中，曾經討論過這樣一個計劃：待隋永潔從特爾尼蒂大學畢業時，宋慶齡將前往美國，出席隋永潔的畢業典禮。同時，宋慶齡邀請雪倫及其家人來中國訪問，到她北京的家裏作客。1981年，根據宋慶齡的提議，雪倫為進一步發展美中友好關係，決定率領一個美國社團領導人代表團訪華。中國方麵由以宋慶齡為名譽會長、王炳南為會長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接待。雪倫在組團時，特意將隋永潔作為代表團成員列入出訪名單，一則是隋永潔對代表團成行幫助很大，二則想帶隋永潔回國看望久別的宋慶齡。但就在代表團來華前夕，宋慶齡突然病危。當時，雪倫、隋永潔以及代表團其他成員，都非常擔心宋慶齡在隋永潔抵達北京之前逝世。於是，他們安排隋永潔先期出發，雪倫及代表團其他成員隨後離境。雪倫一到北京，就由隋永潔陪同，立即前往宋慶齡住所。雪倫和隋永潔伏在病榻前，低聲向宋慶齡問安，說她們專程從美國趕來，看望她老人家來了。雪倫還向宋慶齡匯報，隋永潔在學習上進步很快。然而，宋慶齡這時已昏迷不醒了。
探望宋慶齡的當天晚上，隋永潔和雪倫回到北京飯店，就接到宋慶齡逝世的噩耗。隋永潔痛哭失聲，一下子倒進了雪倫的懷裏。
對於隋永潔在宋慶齡逝世前後的情況，張玨曾對我說： “大概是1981年，隋永潔與她的美國老師組團訪問中國，老師任團長，她任副團長，代表團來函說要見宋慶齡。有一天，鍾興寶(按：宋慶齡的保姆)下樓來對我說：‘夫人說，請你發一電報給美國代表團，說身體不好，她不想接見她們了。’我聽了就說：‘夫人身體不好，對外是保密的，不好這麽拍發電報的。是否說工作忙，沒時間。’鍾興寶於是上樓請示夫人，一會兒下樓來說：‘夫人同意了。’但當隋永潔來華時，宋慶齡已病危，不讓她見。追悼會也沒讓她和姐姐正式參加，國管局在追悼會前，讓人陪著她倆去看了一下。”
這裏，張鈺的說法與安危的說法稍有不同，姑且存疑。
我查閱1990年5月25日張玨在上海《聯合時報》發表的《宋慶齡病危之際》一文，她遵 宋慶齡之囑給美國發電報的時間是1981年5月14日晚。
隋家姐妹被視為宋慶齡晚年身邊最親近的人，對她們未能參加宋慶齡的追悼會，宋慶齡的美國友人伊羅生感到不解。在宋慶齡逝世的當天，美國《紐約時報》就與伊羅生聯係，請他提供有關宋慶齡的生平資料，他著重談了宋慶齡和隋家姐妹的關係，次日的《紐約時報》就作了報道。伊羅生非常關注宋慶齡逝世後的情況，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始終沒有在中國媒體的報道中，看到隋家姐妹的照片，也沒有在治喪名單中見到她們的名字，由此他困惑地說 “我無法找到道理”。他認為，宋慶齡與隋家姐妹最親近，這件事會傷了宋慶齡的心，同時兩個小孩子也為此感到痛苦，因為他在碰到一個小孩時，她曾對他說，宋慶齡是她最最愛的人。伊羅生見到的是隋永潔，那是1980年他訪華時，宋慶齡請他返美後把一包雜誌帶給隋永潔。
再說隋永潔在宋慶齡追悼會後隨代表團返美後繼續讀書，據安危的文章說，隋永潔在特爾尼蒂大學學習了五年，主修美國曆史及英語技能，“我最後一次見隋永潔，是1986年初夏，我們在特爾尼蒂大學圖書館旁邊的草坪上相遇。她正忙她的畢業論文。我問她畢業後有什麽打算?是回國工作，還是想在美國呆一段?她說，如果回北京，她能幹什麽呢?又怎麽去幹呢?聽口氣，她似乎還有什麽難處。盡管她說還沒有決定，看起來，肯定是暫時不會回國了。
從此以後，我就和隋永潔失去了聯係。最近，我聽一位美國朋友說，隋永潔從特爾尼蒂大學畢業之後，就回到了她開始並不喜歡的紐約市，在那兒開始工作，並同一位美國籍的意大 利男子結了婚。
隋永清一直在國內，如果沒弄錯的話，搜索結果裏北影廠的隋永清應該就是她吧？
以下搜到這些，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她：
電影《小花》：隋永清 （飾 丁梅霜）
電影《幽靈》：隋永清 （飾 於秀娟）
電影《洗澡》：《洗澡》沒有女主角，一群大老爺們的事──男人間的是非是大是大非，像是容不下女人的雞毛蒜皮。可是就有那麽一個女人，深夜造訪了清水池，趁著嫋嫋霧氣姿態婀娜地進了池子──原來她要勾引自己的丈夫。清水池澡客中有一個叫張金浩的，感情生活一直很苦悶，老婆曾經為了追趕一個歹徒光著身子跑上了街，為此金浩落下了病根。這個潑辣老婆的扮演者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隋永清。
鄒加在去年宋慶齡110周年誕辰在北京故居見到過她，她為了遊客提到夫人私生女什麽的，差點跟人家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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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 隧永清，走進大廳來的時候，我有些奇怪，她怎麽來了？一個被無數傳言圍繞的人，有人說：她是宋慶齡和孫中山秘書的後代，在結婚的時候，還是宋慶齡主持的婚禮。有人說：她的婚姻是日曆，一次次翻走了她的過去。有人說：她惡習多，牙都抽黃了。她怎麽來了，是嘉賓還是好友?
當我提出疑問時，劇團的老同時告訴我，她也曾是演員劇團的一份子。
正由於有這麽多的言傳，我早就注意她了，我演宋美齡的時候，在上海《孫中山紀念館》裏我看到一張一群大人中有一個孩子的照片，難道正是她嗎?
在生活上，也許她的生活經曆，養就了她的個性，因此與眾不同，長期生活會發生本質差異的摩擦。其實，她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一個可愛的女人。有一次我們閑聊起她的家庭生活時，她說起自己的生日，“老公”要給她買洗衣機，而她“呼叫著”不要，不要。調侃的對“老公”說自己就是洗衣機。當時我聽完一愣，難道這個被傳描述為“ 專橫跋扈”的女性，還有如此燦爛的女人天性。比較自己，都沒有如此吃苦耐勞的本事。當她在電話裏對我談到要離婚時，我想到外麵的謠言，努力勸阻她，可她據理力爭，我明白，她是受了委屈。也就不再多言了
我喜歡她演的角色。以前我一直以為她演戲，是靠關係做演員，有時偶爾在電視上看到她演的角色，雖然不是主角，但演得很生動，賦有人物活力。而且與生活中的小隨，完全不是一個人。讓我感到意外和震驚，這是演員的本質，也許她一生中的表演不是個個都成功，但具有一個優秀演員的潛質。
文物捐贈者隨永清女士在她所捐贈的文物前。隋永清女士捐贈的1915年孫中山、宋慶齡在日本結婚前，孫中山托人購買衣料，並請裁縫為宋慶齡量身定做的日式晨衣。
可能許多朋友都不記得《小花》裏還有丁梅霜這個人物，她就是片中大反派丁叔恒的女兒，扮演者名為隋永清。我記得在影片末尾解放軍攻打城樓一場戲裏，穿著軍服的丁梅霜還惡狠狠地給了手下一巴掌！
雖然紅色銀幕上的“壞女人”大多是些很次要的配角，但總能給觀眾留下較深的印象，隨著近年來網絡及報刊又重新把她們的獨特表演給“挖掘放大”，記憶裏卻總覺得還有些非常有特色的女演員給遺漏了。
《小花》（1979年）中濃妝豔抹的丁梅霜（隋永清飾）
1981年北影廠拍了部大片《海囚》，片中有個酒店老板姚杏春似乎也是隋永清扮演的，當時《大眾電影》還出了封麵，可最近重看該片卻發現姚杏春的扮演者變成了宋琦。搞不懂，大概是我記錯了。
在與轟動一時的《小花》相隔20年後，世紀末的北京電影人又拍了一部賣座片《洗澡》；隋永清可能是北影的演員，因為這次她又亮相了，在《洗澡》中扮演一個與丈夫不合的女子，鏡頭依然很少，模樣卻沒什麽大變，而且表演十分放得開。
寶寶的人像拍攝：隋永清阿姨 2007.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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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與她的衛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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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柔相濟（6）
菜依然是那麽幾個家常菜：雪裏紅燒鯽魚、燉雞蛋與一碗羅宋湯，但為歡迎靳山旺的到來，這天，宋慶齡還特意令鍾興寶開了一瓶葡萄酒，他們一老一少兩個人，就這樣促膝對酌了好半天，直到飯菜都涼了才離席。
這天，靳山旺在辭別時，宋慶齡還送了他兩條當時中央內部特供的“熊貓”牌香煙，靳山旺至今還記憶猶新：一條是長包裝的，一條是方盒子包裝的。靳山旺還要與宋慶齡客氣推讓，反被老太太笑著嗔怪了幾句：“勿要和我假客氣了，這麽多年，儂這根煙槍呀，早變成老槍了！”
在這次長談中，靳山旺知道了不幸的隋學芳的近況，還知道了宋慶齡兼任著撫養他兩個女兒的事。這不由使他深為老太太的善良與細致而感動，明白了宋慶齡把對隋學芳的欣賞與同情，都轉移到永清與永潔身上去了。他知道當時宋慶齡一月雖有500多元的工資，但她還要承擔著李燕娥、鍾興寶兩位的工資，還要承擔著永清姐妹倆在北京求學生活的一切費用，他不由為此而擔心。所以，當時宋慶齡要給他30元貼補家用時，他說什麽也不肯接受了。
但是，靳山旺沒想到宋慶齡在事隔多年後，竟又把它寄給了靳山旺。
靳山旺同誌：
接三月六日信，知最近情況，現送三十元備用。
1979年3月10日，宋慶齡致靳山旺的親筆複信
由於接濟一些人，幫助他們讀書，經濟上不允許我多事幫助。這是所抱歉的。
此祝
近好！
宋慶齡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隨著歲月的流逝，不知不覺中隋永清已長成一個十七歲的大姑娘了，她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與漂亮端正的麵龐，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一樣美麗，這為她後來終於如願以償、直到今天還在《洗澡》等影視劇中擔任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礎。
在宋慶齡給隋家姐妹的好朋友致信中，她情不自禁地讚譽永清姐妹倆：
“永清和永潔目前正回來過周末。她們很高興聽到你的消息，還要我向你轉達她們對你的禮物（美國的金色八音琴和筆）的謝意。永潔現在在外國語學院念英語，已三個月了。她希望很快就能自己用英文給你寫信。她是一個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學舞蹈。她不幸摔了兩次，雙膝受到重傷，須動手術。但她不認輸，仍然堅持把舞蹈作為她終身的職業。不過她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芭蕾舞演員了，她的雙腿遭了那麽大的罪！我很為她難過，希望她改學別的專業。”
“收到你的來信時，永清和永潔正在我房裏，她們很興奮，就像是收到了你給她們的信似的。她們問道，你為什麽不回來度假，同她們一起在我們住宅前的大湖裏遊泳。”
（以上摘自宋慶齡分別於1977年7月3日、24日致拉維那的信。）
過了沒幾天，宋慶齡又在這年的8月10日致高醇芳（與宋慶齡有密切關係的重慶企業家高士愚的女兒迪安娜）的信中，也提到了永清和永潔兩姐妹：
“去年，我和兩個年輕的‘被保護人’（指隋永清與隋永潔—筆者注）住在北京飯店，那裏挺舒適，偶然會感到有點搖晃，我能泰然處之……約蘭達（隋永清的英文名字）二十歲，正在這裏上芭蕾舞學校。詹尼特（隋永潔的英文名字）十八歲，進了外國語學院學英語。她們的父母都在上海。父親已癱瘓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顧她們。你會發現她們很有趣。也許有一天你會回來，教她們繪畫。她們會喜歡你的！”
不過，在隋永清與隋永潔這對姐妹中，妹妹隋永潔似乎更使宋慶齡感到滿意與喜歡。這從她1978年4月7日致高醇芳的信中可以見到：
“上個月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參加了有的會議，甚至還參加了兩次在晚間舉行的討論會。所以我覺得精疲力盡了。走廊很長，走起來很累，所以，年長的代表們都坐輪椅。但我堅決不坐，讓一個年輕姑娘詹特尼（我的被保護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攙著我。她很機靈，隻要一見到有攝影記者在給我們拍照，她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這樣看起來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沒有人攙扶！”
然而，鳥兒長大了，總有一天要自己飛翔的。1979年5月中旬，隋永潔要出國深造、前往美國的特爾尼蒂大學求學、離開宋慶齡了，這使年已八十八歲的宋慶齡感到了惆悵與依戀。這在她分別給廖夢醒與沈粹縝兩位的信中都有明顯流露：
“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還要為永潔去紐約做準備。她將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預科。她很幸運地得到了獎學金。她想打電話讓一個朋友到舊金山去接她，但是在東京機場找不到能打長途的電話……現在她終於抵達紐約，和一個她在這裏的同學一起上課。她是個有責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來後，會成為一個很好的翻譯，一個能令我自豪的人。”
“永潔拿到了獎學金，已於五月初去紐約讀書了。我為了她花了不少錢，用來做衣衫等等。”
至於姐姐隋永清的婚事，宋慶齡似乎並沒有像對她妹妹一樣。這可以從她1980年7月14日致沈粹縝的信、尤其是同年9月3日致廖夢醒的信中可以明顯看出來：
“親愛的沈大姐：
您的信及送給永清結婚的貴重禮物都收到了。您實在太客氣了！這麽多樣及新式的產品，大家看到都呆了！暫時，杜同誌管了禮品。等永清看到了，讓她自己給您寫信。
這裏天氣很熱，希望八月一日不這樣熱！永潔天天代她姐姐去找新房的家私。如果沒有永潔在大力的幫忙，我要急出病來了。永潔很聰明，也在各方麵找過我。
永清的新房要到11月才可搬進去住。現在還不知道那兩間的大小，所以買家具還是隻好估估。”
“我親愛的永清於八月一日下午四點鍾在我家快速而簡樸地結婚了。我不想打擾朋友們，所以事先沒有告訴你（指廖夢醒—筆者注）。隻是辦了一個簡單的茶話會，請了幾個親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國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選了一個比她的年齡大得多的男人。我並沒有反對她，因為這畢竟是她的生活。他們住在十八層樓的一套兩居室裏。電梯晚上九點鍾就停運了，所以他們發現有很多困難。每天上晚班到淩晨三點鍾，在勞累一天之後，還得爬樓梯到十八層！我希望他們十一月份能搬到離我近一點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貨，但是兩口子用已經足夠了。”
隋家小姐妹靦腆的拉著總理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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