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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萬歲

(2008-06-23 06:06:18) 下一個
反思開放與改革
朱崇毛
十七大已經正式宣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偉大事業是在中國建設和諧社會和在全球發展和諧世界,科學發展觀已經正式成為指導一個新時代的偉大旗幟。曆史證明
開放與改革30餘年,至今鮮見反思。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必須坦誠反思我國開放與改革的教訓,否則,不斷提速的華夏巨輪就有迷航、觸礁、解體、沉沒的危險!
一、一段被宰割的曆史
新中國誕生和發展的曆史,無論黨史還是通史,應該是連貫的和承前啟後的。然而,開放與改革卻早已被割斷開來。
官方和流行的說法是,開放與改革始於1978年,鄧小平是總設計師。鐵的事實是,毛主席親身謀劃、親自主導、親手打開了中美交往關係的大門,鄧小平的功勞在於延續和堅持了毛主席既定的對外交往政策。注意!在毛澤東時代,我國是平等地與世界各國交往,而非中國單向和單純地將國門大敞四開“對外開放”。
古今中外,每一次偉大社會變革都成就於一個偉大的思想啟蒙。毛澤東就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啟蒙者、偉大實踐者和英明領袖;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思想豐碑和繼續革命的光輝燈塔。毛澤東思想,因中國革命成功得太過曲折悲壯而光芒萬丈;毛澤東思想,因中國建設曆程得太過艱難坎坷而備受爭議!拋開建國後的種種客觀原因,一個重大的主觀原因是, 毛澤東仍舊像建國之前一樣,太高瞻遠矚!太心明眼亮!太胸懷遠大!太憂國憂民!太胸有成竹!太熱情奔放!太信仰堅定!太無私無懼!太曲高和寡!太隻爭朝夕!太實事求是!太遇人不淑!太大慈大悲!太時不我予!
偉人仙逝不久,以真理為幌子、以否毛為重任、以務實為誘餌的改革啟動了。
改革的啟蒙始於胡耀邦主導的“真理大討論”,用部分否定毛主席本人和全麵否定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切成就為手段,達到了歪曲和否定毛澤東的實際效果,達成了排斥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地位,致使毛澤東思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被事實上束之高閣,各種思潮借機大行其道,以致在共產黨的大學裏和課堂上,任誰都可以對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公認領袖毛澤東破口大罵、百般羞辱、大肆抨擊、隨時誣蔑。
“啟蒙”成功,改革推進。
第一步,通過否定毛主席,順勢將劉鄧“文革”前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類包裝成“聯產承包責任製”,一刀切地鋪向廣大農村。
毛主席曾在和陪同人員的談話中特別強調:“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到時候內外一夾攻……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 
千裏之堤,毀於蟻穴。聯產承包責任製挑起了農民的私欲,調動和滿足了小農的積極性,打開了社會主義製度大壩的一個缺口。
第二步,用“黨政分開”消減毛澤東思想對國家機構和政府部門的強有力掌控,用“政企分開”削弱黨繼續運用毛澤東思想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主導。品格高尚、渾身正氣、黨性堅強的黨員和幹部備受排擠、備受委屈、備受打擊,同時,“右派”精英和“走資派”逐漸大權在握。劉鄧在“文革”前搞的“廠長負責製”、“利潤掛帥”、“物質刺激”之類重新占據了主宰地位。
第三步,經過兩次大討論(第一次是姓資姓社的討論,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討論),鄧小平的主張並不占上風,於是他用一句“不爭論(姓資姓社或姓公姓私)”,對反對意見強行消音。前“右派”朱鎔基趁勢大刀闊斧,以提高生產力為名,強行將數千萬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開來,將勞動者從主人翁的位置上驅趕“下崗”,同時,絕大多數勞動者也通過“聘用”的形式變相成為雇傭工人。 一套“簡單務實”的鄧氏“先富後富”牌誘餌和“小康”牌漁杆,釣得新中國這條毛澤東培育的龍魚咬鉤之後大傷元氣,幾十萬個國有企業丟了,一百多萬集體企業丟了,上億畝土地因被圈占就算暫時也丟了,城鎮近1.4億工人還剩下不到4千萬,數千萬下崗工人和上億農民工潮水般湧入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價格全麵崩潰,工資不僅相對下降,甚至象深圳那樣絕對下降,“不準罷工”的憲法條款又緊緊捆住了工人反抗資本的手腳,從而創造了世界超低價的勞動力市場,不準罷工的工人是資本最理想的工人,於是全世界的資本風雲際會般向中國聚集,華夏大地成為世界廉價產品的加工廠、各色工業汙染和工業垃圾的傾倒廠。下崗工人、農民工,白領,金領,等等,都成了世界勞工;走投無路的婦女,甚至幼女淪為娼妓,整個中國繁榮娼盛,全社會笑貧不笑娼。
現在,中國的廣大勞動者越來越不是公有生產資料的主人,也越來越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甚至不是他們自己的主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難聽的“窯奴”,好聽的“下崗工”,已經事實上被剝奪了自由出賣自身勞動力的權利!
第四步,“改革”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全麵空降中國鋪好了“神州機場”,買辦和賣國“精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望著西方主子,“幸福得像花兒一樣”。外資蜂擁而至,帶來了二手設備,甚或一流科技,也帶來了美元,當然,沒有人會在意美元上的病菌。至此,“開放”收到顯性藥效,而且副作用看似很小。
在“改革和開放”高歌猛進的同期,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文革”前後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堅決批判、堅決反對、堅決抵製、堅決取締的各種糟粕,統統乘勢回潮和泛濫起來。結果,鄧小平主導時期的開放與改革曆程剛走過10個年頭,各種社會危機頻發,貪腐愈演愈烈,幾乎達到體製性和全局性腐敗的程度,導致民怨沸騰。
在此必須提及,“大躍進”期間,毛主席隻掌大政方針,很少具體幹預國政,具體主政的是恰恰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鄧小平更是負責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劉鄧將毛主席提出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推向極端,大搞浮誇風和共產風。毛主席發現他們亂搞之後,多次召開中央會議,先是耐心勸導:“和現在流行的高調相比,我這是低調,是潑冷水。” 勸阻無效後幾乎達到厲聲阻止的程度。毛主席說過他根本就沒打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然而,在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公然誣蔑:“毛澤東同誌急於求成,想在他有生之年就看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同樣,五七年“反右”時批判彭德懷,劉鄧是急先鋒,鄧主政後給彭德懷和“右派們”全部平反,然後把髒水撥向毛澤東。
改革的一個最大借口是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革”致使“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偽命題。難道現在天差地別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鐵是事實是,當時沒有企業破產或不景氣, 沒有工人下崗失業, 沒有發不出工資, 沒有通貨膨脹, 沒有銀行不良資產, 沒有內債外債, 工農業產品產量和財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長。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上最輝煌的時期,如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與美蘇三足鼎立。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紀末統計,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衛星、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更突出的是,當時國庫豐足,社會安定,井然有序,人民安居樂業,尊老愛幼,鄰裏和睦,身心舒暢,有教無類,生活充實,保障供給。試問,世上哪個國家如此“瀕臨崩潰”過?!
如果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和搞法,在毛澤東時代,既然人民窮困不堪,“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那麽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人首先應該是毛澤東,但是,毛澤東卻反而鼓勵、教育中國人民“造反有理”。他說:“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製方麵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麵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澤東這樣說,不僅僅是因為他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深刻領悟,更重要的是:他心中裝的不是他自己和家人,也不是跟隨他浴血奮戰幾十年的共產黨人的特殊利益,他心中始終想著苦難深重的千年無助的普通老百姓,希望他們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希望他們從此擺脫苦維,不再被列強攻掠,不再為國家安危擔憂,不再為吃穿發愁,不再被土匪、地痞、流氓、惡棍欺辱,不再被貪官汙吏玩弄和剝奪,女人不再賣淫,男人不再嫖娼、吸毒、賭博,父母不再賣兒女,等等。他十分清楚,在他仙逝之前這些都不會成問題;他也十分明確,在他百年之後會有問題,所以,他通過“四清”、“社教”、“人民公社”、“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通過大批“右派”精英和很整“左派”官僚的運動方式,培訓青年,栽培百姓,訓練軍隊,歸根結底,目的是要把廣大中國人民切實推上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坐穩國家主人翁的地位、永續保持國家主人翁的地位!惜乎!偉人用心良苦,後人隨波逐流。
由於鄧小平親自主政和督政期間的開放與改革出現多方麵重大失誤,引致1989年的全國性社會政治經濟大動亂。這時,紀念堂裏的毛主席已經不可能替他再背黑鍋,再幫他收拾爛攤子了。鄧小平別無他法,隻有動用人民軍隊鎮壓人民。彈壓和高壓雖然穩住了局麵,但禍根已種,後患無窮。
天佑中華。前蘇東崩解,印證了毛主席“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和“蘇聯搞資本主義複辟是要亡黨亡國的!”英明預見,廣大中國人民才切身逐漸體會出毛主席發動曆次群眾政治運動的偉大初衷、良苦用心和真功實效,才驚覺到社會安定團結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客觀上才給了鄧小平一個反省和再出發的機會。
結果呢?!
鄧小平的“改革和開放”繼續將中國推向了複辟了資本主義的深淵,一度公認到了“反腐敗亡黨,不反腐亡國”的可悲困局。
割裂曆史是割裂曆史者的恥辱;麵對被割裂的曆史無動於衷,則是所有誠實和正直人們的恥辱!每一位體認到中華民族又到了一個最危險的時刻的中國人,都要為還原史實、正本清源而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
二、開放與改革的重大失誤
由於割裂曆史,開放和改革失去了正確價值觀的指引,喪失了成功曆史經驗的依托,逐漸背離了中國普羅大眾的現實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鄧小平表麵上經常重複毛主席的口頭禪“摸著石頭過河”(據毛主席秘書田家英記錄整理的毛主席常用語,目的是為了新秘書進入情況方便。),實際上卻是“貓論”當道,縱貓作虎,為所欲為,開放和改革存在一係列重大弊端,造成重大失誤。
第一,在戰略上,開放與改革的一個中心目標就是否定毛主席既定的各項方針、路線、政策和製度,而非實現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作為“總設計師”,鄧小平本人熱衷於下圍棋、打橋牌,可以歸類為不讀書、不看報者之列,所謂的“鄧小平理論”空洞無物,言不由衷,支離破碎,南轅北轍,難以服眾。他挑選的第一任總書記胡耀邦以反毛為己任,是逢毛必反的跳梁大醜。堂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帶頭對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妄自菲薄,據傳竟然自降國格、人格,求助外國人推倒毛主席奠定的社會主義體製,還自貶中華文化,提倡什麽“中餐西吃”,提倡吃巧克力,提倡喝牛奶,等等。鄧小平挑選的另一個總書記趙紫陽更“高雅”,竟然熱衷上高貴而又昂貴的高爾夫運動。兩任總書記前赴後繼,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舉國能不自慚形穢,能不大興崇洋媚外之邪風?對比毛主席廢寢忘食、博覽群書,為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嘔心瀝血,縝密規劃,謀全球,籌萬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不能不讚佩和崇拜毛澤東。
第二,在具體目標上,開放與改革一直被小農意識主導,被個人私欲牽引,被西方影響乘隙而入。什麽“先富論”、“小康說”、“翻番經”、“引進曲”、“穩定律”、“引進調”、等等,都是小農意識的產物,都是“文革”前劉鄧“爬行主義”和“拿來主義”的翻版。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千萬百計破私立公,舉國萬眾一心,目標一致,先是“超英趕美”,後是“明天的蘇聯”,最後明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在不久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毛澤東不是放空炮,他從來說到做到,原子彈、氫彈、核潛艇、萬噸輪、人造衛星、等等,無論是事關國家命運和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還是全體人民的衣食住行,無不事無巨細,詳加籌謀,並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和環境下,讓所有既定目標逐一成為現實。在此期間,毛澤東教育全黨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明確“先生產,後生活”的道理,要先施不討好當世人的“小仁政”,待條件改善再施惠及所有中國人的“大仁政”。 “文革”中毛主席為什麽大批劉鄧的“拿來主義”和“爬行主義”? 看看鄧時代這個下馬那個停產,究究為什麽“汶川大地震”救災的直升機淨是外國貨,為什麽整個中國的直升機還沒有阿根廷的一個城市多,問問為什麽中國早就衛星上天,卻剛剛掛牌生產大飛機。對比之下,我們怎能不懷念和崇拜毛澤東?
第三,開放與改革喪失了應有的原則和立場。在開放方麵,明知西方敵意根深蒂固,卻疏於防範,任憑西方各種思潮泛濫,直至亂局難以善止。在實施開放的很多具體事情上,軟弱忍讓,吃虧上當,乃至喪權辱國。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開放自降國格,把中國從世界一極降到了美國跟班的地位。香港到期回歸,毛澤東時代早有預案,並非鄧小平一人之功。在改革方麵,大政方針置中華文明“不患寡,患不均”的悠久曆史和新中國長期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實際於不顧,放縱國內外資本橫行神州,結果是貪腐成風,權錢串通,世風日下,汙染深重,兩極分化,為富不仁,雞繁鴨榮,民怨沸騰,窯奴鬼妻,乞丐殘童,等等,醜惡現象數不勝數。
鄧小平引領期間的中國表麵上國強民富了,但代價極其巨大,教訓極其深刻,影響極其惡劣,後果極其慘重。表現主要是:(1)社會主義製度從經濟領域開始崩解;(2)社會因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而開始出現愈演愈烈的兩極分化;(3)少數暴富者為富不仁,廣大人民背負上新的三座大山;(4)民族氣節渙散,崇洋媚外風興盛;(5)外國資本借機逐漸滲透和抓住了國民經濟的許多基本部門、基礎部門,甚至骨幹企業;(6)社會風氣低俗不堪,民智漸趨愚昧,民眾居個人之小安而忘國家和民族之大危;等等。現在,無數賣國“精英”居然敢大言不慚,寡廉鮮恥,不以奴顏媚骨自貶國格為恥,反以強詞奪理百般賣國為榮。
對比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勤儉建國,一無內債,二無外債,精神抖擻,朝氣蓬勃,力抗美蘇,揚眉吐氣,挺胸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必須崇拜和呼喚毛澤東!
三、開放與改革的教訓
鄧小平主政時期的開放與改革,用巨大代價換來了很多深刻教訓,例如,在政治思想上,鄧小平事實上已經拋棄了毛澤東思想,任憑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泥沙俱下,迷住了中國人民的雙眼,渙散了中國人民千辛萬苦和流血犧牲凝聚起來的民族精神,並逐漸呈現出一盤散沙的態勢;在社會風氣上,是非不分,美醜不辨,俗不可耐,邪氣不絕;在經濟領域中,鄧小平玩弄“先富後富”的把戲,明目張膽地為一小部分人撐腰打氣,同時將大部分中國人推到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各種社會醜惡現象越演越烈,積重難返,兩級分化越演越烈,全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華美約言成為泡影;在社會各個領域中,毛澤東時代花大力氣禁絕的所有醜惡現象統統重現,世風日下,令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切齒不已;在對外交往方麵,更是問題成堆,慘不忍睹。
其實,對於上述情況,毛主席早就曾經預言過:“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社會地位的急劇下落”,等等,是走資派主政的必然結果。  
巨大和慘痛的教訓,至少讓中國人民明確了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社會必須明確樹立和大力弘揚穩固的主流價值觀。在毛澤東思想之後狗尾續貂、越續越糟的現象必須廢止。
物極必反,否及泰來。可喜可賀的是,胡溫體製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不僅在具體施政上直接承傳了毛澤東思想,而且為中國人民感悟毛澤東思想、信仰毛澤東思想、豐富毛澤東思想、發展毛澤東思想、傳播毛澤東思想提供了一個強大助力。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那麽,科學發展觀就是毛澤東思想體係科學化和內容現代化的發端,所以其必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第二,中國社會必須奮發圖強,全麵規劃國家各方麵發展的戰略目標和具體章程。必須肅清“貓論”遺毒的影響,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實現中國社會又快又好又可持續的有序發展。
第三,必須創新中國政治經濟的嶄新理論體係,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為中國社會的全麵發展奠定強大的理論基礎、經濟基礎、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
現在,中國已經渡過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應該修渠築壩,引水澆花,消滅蟲害了。
四、胡溫體製與“改革和開放”
經過江核心的過渡,胡溫體製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都實現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承傳。胡溫體製履新的西柏坡之行,標誌著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社會全方位複歸的開始。從重溫毛澤東的“兩個務必”到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胡溫體製身體力行中國共產黨人的感人風範,成就斐然,受到全中國人民的由衷感佩和衷心擁戴。現在,中國已經熬過了鄧小平的“改革和開放”的直接摧殘,正在逐步用實際行動來批駁“改革和開放”過程中的嚴重謬誤和失誤,正沿著建立和諧社會和發展和諧世界的正確軌道穩定而有序地前進著。
在胡溫體製下,改革正被建設和諧社會所取代;開放正被發展和諧世界所代替,居心叵測的“改革”和禍國殃民的“開放”必將很快退出曆史舞台,真正的曆史也將撥雲見日,展現在中國人民麵前。
得民心者得天下。胡溫體製在中國人民的廣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價值觀上,胡溫體製明確提出了一係列深得民心的主張,正在逐步統一人民的思想;在政治上,胡溫標本兼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扭轉了鄧小平主政期間的一係列有害影響;在經濟上,巨大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在整治貪瀆上,正撥亂反正,一步步地扭轉著局麵;在思想文化上,正氣在回升,正在重新占據主導地位;在對內、對外各方麵關係上,胡溫體製同樣謀全局、謀萬世,做出了一係列令人們讚佩的舉措。尤其是這次“汶川地震”救災期間,胡溫體製儼然毛澤東時代重現,發揮了讓全球讚歎和讓所有中華兒女自豪的巨大效能,自然而然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巨大優越性、影響力和感召力。可以預見,胡溫體製會越來越完善,會越來越卓有成效,會越來越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五、胡溫體製的任務和曆史地位
胡溫體製,任重道遠。如果胡溫體製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完成為中華民族騰飛夯實堅固而完整製度基礎的偉大任務,則胡溫體製的曆史地位絕不亞於毛澤東,完全可以青出於藍勝於藍。
胡溫體製的任務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麵:
第一,開創政治經濟理論新體係。
中國現有政治經濟理論體係的始祖是斯大林。《蘇聯教科書》一方麵充斥馬列教條,一方麵片麵強調統一計劃,其對國民經濟非常時期有助益,但對國民經濟常態則是一種桎梏。毛澤東引領的社會主義實踐之所以坎坷跌宕,一個鮮為人覺的重大因素是,《蘇聯教科書》擋住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高水平上進一步創新理論的現實性(相反,他建國前多次不理睬斯大林各種“建議”,在實踐中自創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結果眼睜睜地任由一團泊自蘇聯的馬列教條禁錮了頭腦,捆住了手腳。後來,毛澤東雖然同“蘇修”在意識形態和黨際關係上決裂了,但沒有同斯大林的《蘇聯教科書》決裂,所以直到逝世都沒有意識到《蘇聯教科書》給他和他領導下的中國所造成的巨大傷害。
《蘇聯教科書》的最大缺陷是:勞動不是貫穿始終的主線,勞動者不是貫穿始終的紅線,勞動者不是理論中的主人翁,而隻是理論上的主人翁,所以,全社會基於勞動而產生的全部社會活動就不是理論探討的明確內容和主要內容,全體勞動者(包括從事管理的勞動者和從事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具體勞動者)作為國家主人翁的社會地位就無法得到有效探討、有效落實和有效規定。沒有紮紮實實的理論研究,哪來清清楚楚的社會實踐?哪來實實在在的製度建設?
“文革”初期某夜,毛主席曾與首都紅衛兵代表們促膝長談5個半小時。一位小將曾問毛主席,如果您百年之後革命出現挫折甚至失敗,我們應該怎麽辦?毛主席回顧了曆史,告誡道,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都要跟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勞動者們團結在一起,爭取勞動人民的堅決支持。可見,毛主席非常清楚勞動和勞動者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更是大力創造條件發揮工農兵學商在社會勞動中的主導作用,他要創造出一個屬於勞動者的中國和一個勞動者影響下的世界。遺憾的是,毛主席日理萬機,工作千頭萬緒,無暇將自己的思想上升到係統化的理論並形成具體化的政策。
鄧小平哪有理論?在他影響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通過市場這一中介,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逐漸抹去,然後推向資本主義經濟體係的懷抱。看看當今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嚴峻現實和種種根深蒂固的弊端,人們就會明白什麽叫事實勝於雄辯了。
關於胡溫體製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新體係,筆者將專文建言。
現在,有科學發展觀指導,有深厚的毛澤東思想基礎,有豐富的曆史經驗和教訓,有中外社會發展越來越鮮明的對比,理論創新絕非難不可攀之舉。
第二,確立完善的政治製度。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設計的中國政治製度實際上非常完善,那就是黨指揮槍製度,黨內民主集中製,人民代表大會框架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人民政治協商製度,等等。但是,實踐中受各種主客觀條件和社會環境製約,上述各種製度沒有可能得到一絲不苟地執行,並固定接續下來。現在,中國的國內外條件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黨和國家的各項製度已經能夠得到有效地貫徹落實。如果把上述各製度統一到人民共和製的旗幟下,本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精神,進行合理分工,則人類曆史上一種嶄新的政治製度—中國人民共和製就會清晰地展示於世人眼前。
第三,確立完善的經濟製度。
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是私有製,而非市場經濟機製;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公有製,也非市場經濟機製。市場經濟機製早已是全球性客觀存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可善加利用,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在中國現階段,公有製形式多樣,規模不等的私人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也是客觀存在和現實需要,所以,無論公有或私有,各種經濟成分完全可以在公平有序的市場機製下合理競爭。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完善的經濟製度必須依法體現、實現和保障勞動者國家主人翁地位。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理論和製度的創新和完善可以借鑒人類文明的所有有益成果,但絕不可以輕率地簡單照搬和對接。
第四,確立有效的道德規範。
中國有“天下為公”的傳統美德,毛澤東又在實踐公有製的過程中提升了中國人大公無私、毫不利己、舍己為人、忘我犧牲等共產主義精神境界,雖經曆了鄧小平主政期間倡導私利、刺激私欲的嚴重誤導和重度扭曲,但民眾也從反麵認同了重建一整套社會道德規範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認識也是深透的,也預見到了鄧小平要死不悔改地走資本主義道路,“永不翻案”是假,能屈能伸是真。那麽,毛主席為什麽把威望在鄧小平之前的所有大人物們都送走了,唯獨留下鄧小平,任鄧小平隨意翻案呢?因為他知道,一方麵,鄧小平將會是他身後的中國人民的最偉大的反麵教員,會用鐵的事實給中國人民上一堂嚴肅的修正主義複辟的政治課;另一方麵,他更知道鄧小平沒有蹲過敵人監獄,沒有叛過黨,也沒有劉少奇的《修養》,鐵定不會任憑“黨內走資派”以外的任何利益集團從他手中奪權,所以毛澤東隻會一人受辱、一家遭罪,還不至於從根本上影響共產黨整體的領導地位。在鄧小平百年之後,資本主義複辟的教訓自然會警醒後來人,警醒廣大中國民眾,使得社會主義遭遇的挫折終究屬於螺旋似的上升或波浪似的前進。果然,中國人民(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已經覺醒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已經重又在每一個真正覺悟了的中國人眼前高高飄揚。
被人稱為“在一個時期管理美國”的基辛格這樣評價毛主席:“女兒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帶來電磁般的衝擊,我承認我沒這種感覺;但在毛主席麵前,他確實給了我這種感受”。基辛格感受毛主席的偉人魅力後驚歎:“這個情況竟像是麵對著來自另一世界的神靈,他偶爾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瞥上一眼,但從來不讓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我原來不明白中國人民萬眾齊呼“毛主席萬歲!”的原因;現在明白了,因為古今中外的帝王將相沒誰喊過:“人民萬歲!”直到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結論
中華民族勤勞智慧舉世讚佩,中國人民英勇頑強世人周知,隻要中國堅持政治上獨立自主,經濟上穩步前進,製度上依法治國,思想上吐故納新,文化上正氣豐沛,民心上舉國一體,軍事上有備無患,外交上理直氣壯,則華夏複興的偉業必將指日可待。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我不信神敬鬼,但我篤信和崇拜神人,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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