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尊嚴在於擁有價值理想》,作者:崔衛平
(2008-07-17 11:59:21)
下一個
除舊布新,向拜物教開戰
劉軍寧先生以“文藝複興”之名,重申人的尊嚴,強調作為人類我們的生活不應該維持在攝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應該滿足於靠食物充實自己的肚皮和身軀。對於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這是一個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許“文藝複興”這種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們遠遠不必拘泥於某個字詞,而要通過這個字詞,看看作者已經發展出怎樣的表述,這個表述還具有那些空間,還可以怎樣繼續發展。
在這個意義上,秋風先生所做的批評,則比較停留於表麵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視了劉軍寧先生是如何怎樣闡述“個人”的。劉先生並沒有停留在生物學水平的 “個人”的狀態上,更沒有止步於秋風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縱的個性解放”,而是進一步呼籲有尊嚴、有思想、清醒而嚴肅的那樣一種“個人”。筆者同意秋風先生所說的“需要社會複興運動與道德重建運動”,並且在這兩方麵都試圖做過相關表述,但是為什麽我們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時,又做另外一件同樣是有意義的事情?並且,有關個人尊嚴和自由的任何一種理論,實際上都是一種社會理論而不僅僅關乎個人,都是考慮在社會生活裏如何保持個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誰能夠得出結論,說我們已經擁有了太多的個人自由即在社會中的自由?
聯係我們所處的現實,不能不發現劉軍寧先生這個表述的重要意義所在。從批判性方麵來說,“文藝複興”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教會,指向這個管轄人的靈魂、本身卻沒有靈魂的龐大存在。在教會享盡一切人間和天上的榮耀財富之後,僅僅將貧困和虛空丟給了教堂門口的人們。我們今天有著一種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來衡量,隻有在物質的層麵上才是被允許和被鼓勵的,任何東西隻有變為物質,變為可見的“物”的存在與統治,才是具有說服力和令人認可的,所有那些屬於人的價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劉軍寧先生所說的“有關人自己的知識”,都被棄之如敝屣。馬克思曾經運用費爾巴哈宗教批判語言進行資本主義勞動批判,將這兩人當年的句法加以變換一下即是:“要使物質變富,人就必須貧窮;因而物質若是一切,人就應當烏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們已經見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麵前,表現出那樣一種貪婪得近乎無恥的衝動。另外有一個與“物”完全匹配東西便是“權力”,它同樣也是一種“物性”力量,因此權力崇拜也是一種物質崇拜。在今天對於權力的無限崇拜也同樣俯拾皆是,嚴重危害了我們民族的機體,侵蝕了民族的道德和尊嚴。在人們痛恨的種種烏煙瘴氣的表現麵前,難道不需要一場除舊布新的運動,來蕩滌這些汙泥濁水,掃除陳規陋習,重申人的價值和尊嚴嗎?至於這個運動叫什麽,或者它是否叫“運動”還是別的什麽,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亞的話來說,“那個我們稱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樣的芬芳”。其實在當年的意大利,“文藝複興”也隻是一個“偽稱”。
文化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
如果允許我來嚐試,我寧願選擇“文化現代性”這個現成的字眼,來傳達劉軍寧先生想要表達的東西,並希望能夠在一個更加寬闊的範圍之內,進一步生發他所提出的問題。
從哈貝馬斯那裏,我們得知“社會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這樣一組區分的概念。哈貝馬斯用“社會現代性”來指稱韋伯所理解的“現代性”,它主要體現為資本主義經濟與官僚國家,即所謂“現代化”的方案上麵。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與民間一致追求“現代”的熱情,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社會現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現代性麵前,卻不容出現這樣混淆。“文化現代性”的前提是所謂“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種社會整合力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說,貫穿支配人們的生活及知識的各個領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響”而言。在文化現代性視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十足“魅力”的力量不複存在,從此人們各忙各的,每種力量、每個領域都要為自己的合法性進行論證,每個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導,自行營造生活的價值和意義,而不能等待任何權威來加以發放。這並不是說每個人自己必須另搞一套,出現像秋風先生所擔心的“放縱的個人主義”,而是說——事關個人,就要由個人出麵同意;作為共同體內部的價值和規範,也必須借助當事人之間的溝通協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強加於另外一部分人。
在強製性力量衰落之後,有必要在現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價值理想,而這套理想同時亦能夠符合“自行營造”這個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台灣學者錢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啟蒙的理想,響應了這套價值表述的要求。在個人的閱讀經驗中,我覺得沒有比錢先生所列舉的這樣幾點,更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這套價值的核心:
(1)啟蒙肯定理性,是因為認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導而非外在(傳統、教會、成見、社會)強加;至於理性這個概念是否適當的表述了人的自主與反思,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要看我們如何發展出一套後形上時代的理性概念。
(2)啟蒙肯定個人,是因為認定個人不僅是道德選擇與道德責任的終極單位,更是承受痛苦與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單位;至於這種個人是否一定淪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個人,從而忽略了社會脈絡與集體身分的主張,也是另外的問題,要看我們關於個人之構成的理論是否層次豐富。
(3)啟蒙肯定平等,是因為認定每個人自主性的選擇,所得到的結果,具有一樣的道德地位;至於這種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蘊著什麽樣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個問題,要看我們對於「待人為平等的主體」發展出了甚麽樣的政治理論和資源分配原則。
(4)最後,啟蒙肯定多元,因為所謂自主的選擇,預設了能夠在其間選擇、調整的眾多選項、也涵蘊著不同的選擇與修正結果;至於選擇有沒有限製的必要與可能、多元是否涵蘊著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又是另外的問題,要看我們準備給多元主義甚麽樣的道德限製。
這套邏輯嚴謹的表述其實並不複雜,在課堂上我曾經要求我的學生將這幾句話背誦下來,因為它們實在說得太好了。於其中,處於起點和中心的都是劉軍寧先生所表達的“個人”,但又有所超出,更為完備。實際上,我們喊了多少年的現代社會,但是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的價值理想,對於我們來說,並不能說是人人耳熟能詳,對於另一些人來說,甚至是比較陌生的。近年來人們十分不滿於“大片”電影中表述的那些鉤心鬥角、曲裏拐彎的東西,部分原因是因為構成“大片”的社會正麵價值,在我們的環境中,還沒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將此進一步轉換為有跡可尋的一套敘事倫理,更是遙遠得很。
審美現代性
在“文化現代性”中,包含和發展著另外一個維度,即審美現代性。在很多人們看來,它被認為是對於“啟蒙”理論的反撥。但是,從我們這個遠離現代性的遙遠立場上看過去,它們之間的相同要比不同還要更加突出一些。當“文化現代性”強調各個領域必須自主、自我立法,同時也必然包含肯定審美自主性在內。審美自主性意味著決定藝術作品成就的,不在於任何外部力量,不在於是否表達了既定的社會道德觀念,甚至不在於是否表現了某種現實。那種認為隻有直接反映當下社會現實的作品才是有意義的,與藝術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衝突的。但是,如果脫離了當下現實的語境,不與當下現實進行有效對話,便缺少一種開放的精神,這樣的作品也是沒有生命力的。
在開啟文化現代性的道路上,審美現代性始終承擔著衝鋒陷陣的角色,發揮著用鮮活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的作用。很難想象,沒有文藝家筆下恣肆汪洋、飽滿豐富的人物角色,在這些人物身上體現出來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遼闊、或陰鬱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思想感情,我們憑什麽能夠了解更加寬闊的人性空間,來關照自己所處的現實和內心?若沒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亞、歌德、拜倫、雪萊、、波德萊爾、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裏爾克、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人,沒有所有那些在這個星空上閃爍的巨星和較小的星星,我們怎麽取得一種自我認識的現代文化?可以斷言,沒有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現代文化便不成為現代文化,說得重一些,缺少它們現代文化便不複存在。
而且在當代,文藝作品仍然保存並繼續追求現代價值理想,在一種看似邊緣或者“迷狂”的狀態之下,保持對於當代社會的清醒、距離和批判的力量,使人們免於在不知不覺當中淪為市儈或者埋頭於計算的單麵人,機械人,成為各種各樣失掉了血色的經濟動物、政治動物及學術動物。阿爾多諾將此表達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藝術便有可能站到社會的對立麵。那些表麵上純粹的和精心構築的藝術,是對於人遭到貶低境況的無聲抗議。藝術作品看起來偏離社會,但卻是對於特定社會的堅決批判。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來自蘇聯的詩人布羅茨基在一種特殊的道德匱乏的情況下,曾經表達過“美學是倫理學之母”的看法。
這就是我對於秋風先生所說的“我們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藝的情懷”感到震驚的緣故,對於他進一步所說的“政府也曾經大規模地組織民眾觀賞這類文藝作品” (指“反抗舊家庭、舊婚姻、舊道德、舊習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憤慨的緣故。我認為在這個表述中,一向追求嚴肅的秋風先生是不夠嚴肅的,不夠中肯的。像柏拉圖似的如此敵視文藝,對於一個今天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顯得十分古怪。
終於有一位劉軍寧先生意識到文藝作品在打造現代文化、塑造現代人格當中發揮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並不是拿文藝當作實現其他目的的途徑,不是將文藝祭奠於憲政框架之前,而是將文藝當作文藝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種人類活動。它不比憲政學的學問高,也不比憲政學的學問低。
人性的鍛造與刷新
在我們今天“社會現代化”已經初具規模之後,在我們已經解除了極度的物質匱乏之後,還能做什麽?還需要什麽?這些話題漸漸浮現出來。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SOHO小報”便適時組織了一期討論。應該說這個問題來得有些遲了。隻有在起點上具備的東西,在終點上才能夠出現。如果在我們發展“社會現代化”之初就擁有一個能夠超出它的視野,今天的情況恐怕不至於如此簡陋與粗鄙。當然,任何時候“亡羊補牢”都不會太晚。
問題是否可以這樣提出:在我們進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動的同時,我們作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創造出來?在我們重新安排世界之際,是否也有可能產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麵貌?或者在我們人性小小的範圍之內,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雙腳才能走完的道路——從這頭到那頭、從東邊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個比方來說吧。我們每個人都有談戀愛的經曆。我們都有過談戀愛的經驗。在戀愛的過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意,我們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覺地生長出來,感到自己更加輕盈純淨,更加敏感靈動,或更加開闊深沉。總之,是我們創造了戀愛,同時戀愛又反過來創造了我們,將我們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爾講過一個小男孩往水裏扔石子的故事。閑逛無事的男孩往水裏扔了一個小石子,這個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漣漪,這令小男孩驚詫不已,當他看著不停擴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體現和證明,水圈是他的一個力量傑作。而同時,當他看著眼前奇異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也在生長,他心靈的感受力也在生長,他體內的活力、彈性和韻律也在悄悄生長。也就是說,扔石子這麽一個動作,其結果不僅是看得見的一個水圈,而且還有小男孩從中創造出來的新的他自己。這個內在人性的收獲是雖然肉眼看不見,但卻是實實在在可以感覺到的,並在以後的實踐中得到滲透浮現。
有關鍛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藝複興以來的許多作品中得到豐富精彩的體現。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德》。在魔鬼的帶領和幫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還童,在大世界中沉浮遊蕩,先後經曆了五個重要的人生階段:愛情、政治、美的活動、科學試驗以及勞動創造世界。他的行動不僅改變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見的業績,同時另外一個結果也隨之產生出來,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經曆過政治活動之後與之前,他的眼光和處事能力是不一樣的;在經曆過移山填海之前與之後,他的力量和人性收獲也大不相同。
這就是說,我們的人性並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隨著周圍世界的風景和我們的行動,發生相應的變動和變化,它如同流動的活水一般的東西——不僅在於我們過去及今天是什麽,而且還在於我們將可能成為什麽。而可能性總是高於現實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提出諸如此類的命題——建設我們自身,如同建設這個世界;關照我們的精神,如同關照我們的物質。
清點我們人性的財富
事到如今,當我們清點在這個世界上所獲得的財富時,是否也可以同時清點我們人性的財富如何?——我們的理性是否變得更加堅實和精粹?我們的感受是否變得更加敏銳和靈動?我們的心靈是否變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們在道德上是否變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們在語言和行為兩個方麵是否變得更加中肯和忠直?當清晨或者夜晚我們在鏡子前打量自己時,是否對自己的容貌還算滿意?它沒有被消耗、摧毀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內涵?以及我們的身材,它看起來是否沒有被各種負擔完全壓跨、徹底失掉了形狀?
我們如今擁有一個對於自己的更高評價還是更低評價?我們對自己是更加滿意了還是更加不滿意了?在滿足這個世界對我們的種種要求之後,我們是否考慮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這個世界對我們的種種指令之後,停下來聽一聽自己的內心在訴說著什麽?是否考慮也許從此之後,按照自己的內心去生活,而不是讓內心像一隻壁虎似的不聲不響地趴在牆上?按照自己地內心去說話,而不是漫天不著邊際?按照自己的內心去行動,而不是像陀螺一樣被他人抽著轉動?
並按照自己的內心,去表達對於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傾聽他人意見如同希望他人傾聽自己的意見?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珍愛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愛自己?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們變得僅僅適合表達憤怒和怨恨,而不善於表達理解與愛意?變得擅長與他人之間的進攻與反擊、懷疑與猜忌,而不是接納與包容、信任與支持?我們背後有著怎樣的力量,使得我們變得恐懼、暴躁、匆忙倉卒,而不是勇敢、寧靜、從容鎮定?
如前麵所說,事關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願意繼續下去,可以考慮想點辦法,做出一些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