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鈔製造者》

每一個個體都是樹的民族， 才會讓人敬畏。

Rachmaninov: Suite Nº 1, Op. 5 - Barcarolle: Allegretto
Piano：Nina Schumann & Luis Magalhães

今天推薦一個奧地利和德國聯合拍攝的電影《偽鈔製造者》（The Counterfeiters）和一篇寫得不錯的影評，該片導演是 Stefan Ruzowitzky。《偽鈔製造者》講述了一個“二戰”時真實的曆史事件，自1936年起，德國納粹命令集中營裏的犯人偽造英鎊、美元等外幣，這個計劃被稱作“伯恩哈德行動” (Operation Bernhard)。在納粹軍官赫爾佐格帶領下，猶太人薩利、博格等等一並在集中營中參與執行，博格企圖說服人們抵製這一行動，但這意味著放棄生存的權利，薩拉不得不在生死絕境、道義選擇中艱難地尋求著出路。

由於這個偽鈔製造行動的特殊性，這些猶太人的待遇要比其他集中營的人好，甚至在成功地造出英鎊後，他們還收到了納粹軍官赫爾佐格的禮物，一個兵乓球台。影片中很多人選擇著“苟活”，片中一個被囚禁的猶太人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赫爾佐格饒了我們所有人一命，他很公平。”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霍布森選擇效應”，這個概念說的是1631年，英國劍橋商人霍布森在販馬時，把馬放出來供顧客任意挑選，但有一個附加條件，關於這個條件，我見過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隻許挑選靠近門邊的那匹馬，一種說法是從一個狹小的門裏出來的馬才可供任意挑選，這意味著強壯、高大的馬根本不會從那個門裏出來，兩種說法，隻意味著“不讓挑選”的事實，人們把這種沒有選擇餘地的“挑選”，譏諷為“霍布森選擇效應”。

昨天是“六四”，這個日子因為 1989 年那個夜晚變得永遠不尋常，而《偽鈔製造者》中的這句台詞和“霍布森選擇效應”，更觸發了我對“六四”前因後果的思考。出國後我曾查閱過不少這方麵的資料，想讀出一個事實真相，而且老想著去判斷對錯、好壞、善惡、美醜...今年的“六四”，我首先想到的是對生命的一種惋惜，學生、士兵、市民，他們的理想、信念、立場、處境各自不同，相同的是在那個日子一起退場。我依然沒有能力明辨“六四”的意義，但希望能從一次次災難、曆史事件中求得思考。

我又聯想到“共生效應”，這個詞源於大自然現象，單棵植株生長時，弱不經風，然而眾多同類植株成群結隊地生長，就會生機盎然，並形成一定的氣候，於是人們把這種互相影響、共同促進的現象，稱之為“共生效應”， 最傑出的典型是英國的“卡文迪什實驗室”（Henry Cavendish），從 1901年至1982年，那裏出現了25位諾貝爾獲獎者。

草和草原、樹和樹林，不同的植株形成的“共生效應”結果不一樣，趙鑫珊曾有一句充滿詩意的評語，“在德意誌民族的性格裏頭，好像有種大森林的氣質：深沉、內向、穩重和靜穆。”德國是個有行動、有思考的民族，他們選擇過癲狂極端的行動，戰後他們更選擇思考和反省。正因為這一點，在這裏要向大家特別推薦這部凝聚了深度思考的電影。

我相信有勇氣正視自己、並深刻反思的民族會有更多希望，而每一個個體都是樹的民族，才會讓人敬畏。

《偽鈔製造者》：絕境中的人性沉浮

作者：嘩啦啦

人類發展史上，諸如種族滅絕這樣的事情大致都源自少數人內心深深的仇恨和憎惡。這些仇恨的來源最簡單，源於無盡的私欲。在某個人私欲未成形之前，可能隻是生活中的某種無所謂的章節。而當他擁有權利和時運時，一個人的命令會導致一個民族的消亡。 　　

納粹德國曾經占領大部分歐洲，曾經毫無顧忌的滅絕一個種族。當邪惡帝國覆滅後，餘下的德國人又如何正視自己的曆史和這些罪惡呢？當地球上恐龍主宰世界的時候，冰河期來臨前的逃亡和努力是不是沒有任何意義？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都會象一個人一樣憑借本能去尋找出路。 　　

這就需要麵對一個問題，如何正視自己。諸如德國，經曆的時代變遷造成的民族傷痛和尷尬讓人難以正視。從天堂進入地獄的心理落差，曾經至尊無上與被全世界唾棄形成的巨大反差，完全可以形成一種具備優勢的事實 —— 他們更有機會認真審視自己，直麵一切。反之，某個被人類文明宣揚的文化國度史上接二 連三的投降過，到現在卻還一直鼓搗所謂的自由。 　　

德國電影近年來圍繞民族之痛製作的影片堪稱理性主義的經典。這些影片將自己民族曾經的罪惡如此認真坦率的展示給世人，僅僅這種勇氣就需要讚美肯定。能夠認真直麵自己的過去，才能更好的振興，這是一種智慧的表現。總比抱著老祖宗的餘韻止步不前，抑或厚顏到維護全世界要好。所以說，從失敗中總結教訓是全人類通用的真理，是人一生必須去麵對的事實。隻是你麵對某些錯誤時是什麽態度？ 　　 　　

《偽鈔製造者》一如既往，通過獨立個體的戰爭遭遇形成對曆史的深刻反思。影片通過納粹集中營中所謂的專業人士製造偽鈔參與二戰時期德國經濟戰爭的事實還原了戰爭的荒謬和無情，以及個體在絕境時刻的種種人性表現。其中以罪犯主人公薩利、納粹軍官赫爾佐格和紅色犯人阿道夫為典型代表。這三人的種種行為頗為值得深思。 　　

納粹軍官赫爾佐格是典型的投機者和物欲追求者。對於赫爾佐格來說，適時的投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需求。這個人對於權利有著遊戲般的認識， 作為納粹軍官的身份，是為了獲取榮華富貴。本質上講，他獲取權利是為了貪圖物質。很簡單，純種日耳曼血統和精於算計就完全可以成為一名有用的納粹軍人。即使是違背倫理道德，即使成為劊子手，他自我認定的核心是投機的成功。

隨著納粹逐步消亡，他對薩利的態度也在變化。在這個稍嫌滑稽的人物內心，其實他將自己 歸屬為與薩利同類。而事實上，有些無知的他隻是這個國家的戰爭犧牲品。在太平盛世，他可能是殘酷的商業精英，可能利欲熏心的投機者，為了金錢和物質而活著。 　　

薩利的搭檔阿道夫具備堅定的政治信仰，即使在絕境中同樣會為信守信念而堅持，並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價。他代表著一種精神，一種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而這種反抗精神是必須被正麵肯定的。相對於精明的生存者薩利來說，阿道夫的存在更是一種精神力量的代表，尤其是在死亡集中營的高度恐怖中度日。 假設，阿道夫這樣的人不曾存在、不能存活，對於生存在慘絕人寰環境中的人必然會失去一種支撐。可是對於阿道夫來說，盲目的堅守原則導致同伴們直接麵對死亡的行為卻又值得反思。這種出於政治形成同伴的死亡，從某種意義上講，盲目自大是他的真秉性。人隻有在這種自大中，才不會顧忌他人的性命。為政治孤注一擲，貌似偉大，其實有待商榷。 　　

影片圍繞著薩利作文章。他是戰前的罪犯，與政治毫無關聯，而且相互抵觸對抗。但他的確是一個鮮明的個體，一個被卷進人類戰爭的單純人類。他 具備強烈的求生欲和人性智慧的本能。他務實，相信走一步算一步，相信穩定可能生存的關鍵點，相信最終存活是集中營生活的第一準則。這些想法，放在正常社會中，就是他賴以生計的生存法則，放之四海皆準。薩利通過洞察力可以分辨體係中的種種漏洞，麵對危險真的可以縮頭烏龜，麵對政見不同的質問可以不理不問，麵對強勢人群的討好同樣如此。他聰明的知道自己的價值所在，聰明的知道自己的目的所在。在罪犯生涯中，他是牟取者，而在高度生存危機中，他是拯救者。通過這種反差可以看到，他的同情心與生存法則同在。如同商人辛德勒，他通過種種手段和計謀獲取大家的平安。 　　

令人傷感的是，這種力量卻是在被納粹軍官羞辱後的自尊受創和目睹自己的保護對象被消滅後的內心恐懼而最終爆發的。他與赫爾佐格的關係一直有些貓捉老鼠的味道，同類中人，相互利用而已。他與阿道夫的矛盾是原則上的衝突，意識形態嚴重對立。而薩利本人，屬於人類中的生存精英，具備來自蠻荒的強者印象。影片通過這個人物在集中營中的行為鮮明對比了政治的荒謬、戰爭的無稽以及民族的刺痛。任憑你具備鮮明的政治傾向，最終的拯救者竟然是太平盛世時的一名罪犯，原來是大眾的唾棄者。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偉大的拯救者最終麵對赫爾佐格的討饒竟然放下了武器。於是，戰後用大量亂真的假鈔刻意輸錢的薩利最終麵向大海無語。也許那一刻，他感受了什麽。 　　 　　

《偽鈔製造者》的價值依然在於高度的反戰和最自我的民族反思，導演斯黛芬盧佐維茨格所展示的影片世界深得人類生存體係的終極體現，這部電影可能為所有純粹個體重現了被剝離政治後的人性全部。罪犯薩利獨坐海灘的時刻，他內心一定一片空蕩，因為他自身也隻是僥幸存活而已，因為他依舊是一個沒有被承認的人。其實最讓人絕望的是，他已經從他的經曆中獲取了他憑借一己之力卻永遠無法彌補的創傷和悲涼，他的生存準則被徹底顛覆。麵對缺乏信仰的自己，他如同孤魂。與其說他對世界絕望，不若說他對自己的民族絕望。而這一切，完全是錯誤政治和荒謬戰爭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