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沙金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人口眾多,資源貧乏,天災人禍不斷。中共建國後至少有四次較好的民族複興機遇,由於各種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沒有抓住,錯失了最好的發展機遇。
一、 倘若 1957 年不反右?
倘若 1957 年不反右?這個命題現在說來肯定迂腐,在不少人看來肯定是天方夜譚。不管當時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還是所謂“右派分子”向新政權“瘋狂進攻”後的咎由自取,我們都無法洗清沉重的曆史鉛塵,還無辜者以青春的韶華及枉死者的熱血。倘若當初中共反其道而行之,將大鳴大放當成建政八年後自省、自律、自強的曆史契機,給民主人士以更多的參政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廣開言路,廣納百川,則中國當代史一定可以徹底地改寫!
二、 倘若 1966 年毛主席不發動文革?
倘若 1966 年毛主席不發動文革?這個命題可能更會讓人好笑,就好像積鬱海底的火山不讓它噴發一樣,全民族的精神癲狂、數億人的瘋狂造神運動,總要有一個渲泄的出口呀!但我們設想,倘若經過 3 年天災人禍後的中華民族,能夠從 1958 年大躍進的癲狂中猛醒,知恥而後勇,發憤圖強,“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中國的社會麵貌一定會是另外一番樣子!
三、 倘若林彪“九 . 一三”事件後中國就開始改革開放?
倘若林彪“九 . 一三”事件後中國就開始改革開放?這個話題肯定不會有人附合,但當時的國民經濟的確已經到了行將崩潰的地步!前有田中角榮發力促成中日關係邦交正常化,後有基辛格、尼克鬆訪華,西風漸進,中美修好,與前蘇聯正在交惡,此時改革開放當屬天賜良機。隻可惜當時最高統帥、偉大領袖的袖裏乾坤還僅僅停留在與前蘇聯的戰爭博弈中多加幾個砝碼,坐井觀天,自我感覺尚好,沒有恐怕壓根就沒有想到過要學習西方、取人之長吧!
四、 倘若 1989 年學潮是另一種結果?
倘若 1989 年學潮是另外一種結果?這個話題可能更讓人沉重、壓抑!想當初因反腐倡廉引發的 89 學潮的確讓人振奮、催人奮發!荏荏學子群情激昂、慷慨陳詞,廣大工、農、兵、學、商熱烈響應,摩拳擦掌,各級政府官員也確實是真心實意地對話,共商反腐良策。隻可惜“江東才俊”們求成心切,得理不讓人,既不知鞏固勝利成果,也不知道在中國隻能是一步一個腳印、漸進式地推動國家民主化進程。他們不知兔子急了還會咬人,泱泱大國的天安門廣場,焉能讓人無休無止地“安營紮寨”?!時過境遷,我們已難以深究當初那些民運領袖、學運精英,是否是真的如人描繪的那樣拿學生當人質與政府對抗了,但我們知道白宮門口的遊行示威肯定是有時間、線路限製的,否則一定會有治安警察的催淚瓦斯、高壓水槍“伺候”!我們唏噓再三、不能自已的是:如果當初雙方都能夠見好就收,學生借力,政府借勢,雙方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則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會是另外一番樣子,貪汙腐敗現象也不會至今變本加厲、愈演愈烈了!
五、倘若中共十七大能夠成為政體改革、民族複興的裏程碑?
倘若中共十七大的勝利召開能夠成為政體改革、民族複興的裏程碑?這個命題雖說有點單純、幼稚,而且有點時過境遷,但畢竟是亡羊補牢之策。我們以平民之身,鬥膽進言:中華民族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經錯失了很多改革開放、民族騰飛的良機!當今中國,國門大開,經濟快車猛進,百姓生活安康,公民參政意識強烈,維權意識蘇醒,互聯網世界無孔不入,但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各種潛在經濟危機也已初露端睨。此時不改,更待何時?!
當然,政體改革絕不是不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占全國人口 20 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乃至全球第一大黨,中國共產黨機體內雖已混入或者蛻變出不少投機分子、貪汙腐敗分子,但也有最優秀的知識精英、勞動模範、道德楷模,他們是中國的脊梁!我們不能看見鍋裏有幾粒蒼蠅就來砸鍋,更不能因為蹆上長瘤就去鋸蹆!事實上,以中國人口之眾、民族之多、資源之貧、負擔之重,積重難返,任何沒有長期獨立執政經驗的政黨都會措手不及、望洋興歎的!西風東漸,舶來式“民主”隻能醒目明神,開啟心智,但作為醫治百病的濟世良方肯定會誤入歧途,貽害百姓。竊以為一定要多抓幾付中藥,再配幾盒針劑,中西結合,標本兼治,則康複有望,百姓幸甚!
其實,中共半個多世紀的建政經驗、正反教訓足以讓我們不犯或少犯低層次錯誤。日益完善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隻要審慎立法,嚴格執法,“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會比西方國家參議院、上議院、國會功能差。同時,廣納社會精英的人民政協製度倘若能夠再吸收一些農民工階層、白領階層、海外華人代表參政,一定可以擔當西方國家眾議院、下議院的重任!
當然,互聯網世界早已淡化了國家、政府、團體、信仰的界限,倘若國家參政議政機構名額有限,會場狹小,那就增設網上“人代會”、網上“政協會”吧!
願中共十七大的勝利召開能夠成為中國政體改革、民族複興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