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還是嘩眾取寵?

國內浮燥之風刮有些年頭了.在這種浮燥之風的吹刮下,急功近利已不再是商人的專利.另類,標新立異,盡管是不擇手段的胡言亂語,也是某些學者文人賺錢,賺名譽,賺地位的手段.

比如以下兩位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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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

美國兵，請允許我喊你一聲 brother
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
日本對世界和平有很大貢獻，如果說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話，那麽日本應該成為世界第二警察。
亡國奴是一個文化心理現象，應該好好研究。我想清楚了：以人為本，以人命為本，其他全是扯淡；做亡國奴嘛，嗬嗬，不錯的選擇！淪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歸宿！比孩子老人全被殺光可取。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講師劉曉波:

今夜，我們是美國人。願上帝保佑美國!
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製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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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我看到的隻有兩個一心想把自己漂白,變成美國人,奴顏婢膝地賣國,甚至於為能達到這點不惜自掘祖墳的人.

這些學者文人就愛靠著嘴裏發出點與眾不同,聳人聽聞,否定中國一切的言論來博取那些不懂曆史,看問題片麵,對某些社會現狀不滿而又閱曆有限的人爽一爽.今天罵老毛斷子絕孫,明天嚷嚷中國應該再做三百年殖民地,看著自己名利雙收,也不管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悲劇是否會重演,劉曉波等學者文人們便飄飄然了,而其在國內外的追隨者也跟著興奮地象阿Q看見殺革命黨一樣地手舞足蹈,嘴裏念念有詞,可憐卻還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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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麽？”阿Ｑ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他搖搖頭，將唾沫飛在正對麵的趙司晨的臉上。這一節，聽的人都凜然了。但阿Ｑ又四麵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著伸長脖子聽得出神的王胡的後項窩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胡驚得一跳，同時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而聽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從此王胡瘟頭瘟腦的許多日，並且再不敢走近阿Ｑ的身邊；別的人也一樣。　　阿Ｑ這時在未莊人眼睛裏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趙太爺，但謂之差不多，大約也就沒有什麽語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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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麵是焦國標寫的一首肉麻吹捧美國大兵入侵伊拉克的詩,盡管格林斯潘都說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是有著為了石油的考量:

致美國兵

伊拉克戰爭的第二天，
戰場卷來沙塵暴。
前線出現膠著狀態，
你知道我有多麽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風攪天撼地，
你背負著小山一樣的軍包，
趔趔趄趄，頂著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麽心疼！

伊拉克沙漠盤亙無際，
沙梁上，你從鏡頭遠處跋涉而來。
惡人和惡人的朋友誣你是入侵者，
對的，你的確是“入侵者”，
迷彩裝的你，
是萬古死寂荒漠裏第一株先鋒植物，
是萬裏無垠沙海裏第一抹綠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裏，
駱駝就是輕舟。
阿拉伯文化裏，
駱駝是最受愛戴的生靈。
如果這個古老民族還有救，
那就從心底把駱駝置換成，
伊拉克沙漠裏行軍跋涉的美國兵。

於今幾乎所有國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國征伐之苦。
美國號稱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裏的孩子卻在代全球的同齡人，
從軍遠行，自陷地獄，與戰邪惡。

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先生說：
“戰斧”巡航導彈帶不來民主。
我說這要看什麽時代：
給法國帶來民主的是攻克巴士底獄的炮火，
給英國帶來民主的是英王查理的斷頭台，
給美國帶來民主的是來克星屯的槍聲，
時代在前進，伊拉克的民主，
隻有靠“戰斧”巡航導彈呼嘯攜來。

你的笨重的軍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線，
那是人類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類將失去正義的脊梁。
如果你的國家跨掉了，
人類將回到中世紀的蠻荒。

醜陋的嘴臉在電視屏幕裏評點戰爭，
實乃一幫號稱專家的巫婆神漢胡批亂侃。
徹底的陳詞濫調，全心全意的愚民，
是我逃不脫的聲音聒噪。
我的心遙向伊拉克戰場千百次呼喊：
“向我開炮！向我開炮！”

美國兵，
請允許我喊你一聲“brother！”
如果招募誌願者，
請你第一時間通知我！
假如有來生，
當兵隻當美國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於戰火，
就作美國精確製導炸彈下的亡靈。


寫於伊拉克戰爭第十五天，200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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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國標的胡言亂語除了肉麻,不值一駁.再來看劉曉波的中國應該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我很好奇峰,他是不知殖民地三個字所代表的含義呢,還是故作不知,以此來否定中國今天的一切用以達到嘩眾取寵的目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有關殖民地的定義:

殖民地是指由宗主國統治，沒有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方麵的獨立權利，完全受宗主國控製的地區。廣義的殖民地還包括雖然擁有行政機關、軍隊等國家機構，但經濟、軍事、外交等一方麵或多方麵被別國控製的半殖民地國家和保護國，以及委任統治地、托管地，以及殖民主義國家在這些地區設置的“海外領地”、“附屬地”、“海外省”等.簡而言之,它就是被外國人所控製的.

我們再簡單地看一下它的曆史:

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西班牙展開了對美洲的征服和殖民運動，在極短的時間內消滅了印第安人所建立的各個帝國，建立起極其廣大的殖民地。由於西班牙征服地區盛產金銀，大量貴金屬經西班牙流入歐洲; 加勒比海諸島,由於殖民者（尤其是西班牙人）對印第安土著的殘酷屠殺，印第安人的數量由15世紀末的5000萬銳減至17世紀的400萬，因此歐洲殖民者不得不從非洲尋找新的勞動力來源, 從1442年起，葡萄牙人就把柏柏爾人用作奴隸（在葡萄牙本土），西班牙人從1502年起開始把非洲黑人運入美洲。對奴隸貿易的需求促使兩國以及英國、荷蘭、法國、丹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在西非洲沿海建設了許多商站，販賣奴隸、象牙、黃金和辣椒. 由於英國在北美殖民地進行煙草和棉花的商業種植，法國需要向加勒比海島嶼的甘蔗種植園輸送人力，因此兩國對奴隸的需要也日益擴大。1526年，英國開始奴隸貿易。不久之後，荷蘭和丹麥作為活躍的貿易中轉國也加入奴隸貿易活動中來，試圖從中分得利益。瑞典、勃蘭登堡、漢堡、庫爾蘭等國家也在這一時期從事奴隸貿易，為此在非洲海岸占領了一些據點.


我知道有一些人會把劉曉波有關香港殖民地有好處的說法振振有詞地抬出來.可是,不管劉曉波和這些人如何為殖民地塗脂抹粉,舉香港為例,但它都改變不了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們是被外國人統治的二等公民,宗主國統治下的良民這一事實,也改變不了以下事實:

1922年1月 香港海員大罷工,令沉重海運癱瘓,其他行業的工人亦發起同情總罷工, 使香港成為「死港」。軍警使用武力鎮壓, 打死六名工人,釀成「沙田慘案」。

1967年5月左派人士組成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政府採取強硬手段,查封工會、學校、報社.

1983年1月1日英國實施新國藉法將香港列為英國束土,取消港人進入英國本土的權利。

芝加哥大學曆史係主任Prasenjit Duara在其專著中曾揭露了以下事實:

在1942年之前的體係當中，香港的整個行政事務是由英國官員來管理操作的，並且在行政立法機構中政府委派給華人的席位隻有4個，地方管理機構或代表機構也沒有建立起來。與之不同的是，日本軍事政府則在隻有4個中國人（或香港人）席位的代表機構之下建立了18個局，作為“自治政府”行政機構。這些機構由華人擔任正副職，有數以百計的華人雇員和領導著多達3000管理者。除此之外，主要行業被擁有22個華人席位的合作理事會所代理。日本人還重開了因1925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失敗而被迫關閉的海員和航海聯合工會.

然而，日本的占領改變了所有的一切。戰時反對歐洲種族主義的宣傳和隨後非殖民化運動使得英國難以維持他們的種族政策和統治機構，即便這種優越感能夠再次恢複，英國的“高貴”也隻能限定在50年代。戰後在1946-1947年楊慕琦（Mark Young）的直接統治時期，嚐試了許多改革。1918年規定的將亞洲人隔離的法律被廢除,基於多種原因，香港反映了一種與其他英國殖民地不同類型的“隱形契約”。當英國於20世紀50年代開始對其他一些地區放棄帝國統治之時，殖民統治權在香港不僅是加強，而且比英國夢想的還要成功。

這多半要歸功於戰後的第二任總督—葛量洪（格蘭瑟姆Alexander Grantham）爵士（1947-1957），他預見到香港1997年將回歸中國大陸。因此，他更多的致力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和平相處並提供經濟增長機會，而不是忙於地方和立法建設。與香港被占期間在斯坦利受過關押且以此為恥的楊慕琦不同，葛量洪（格蘭瑟姆）的前景規劃致力於最終建立一個忠誠於帝國又脫離中國本土的自治體（更加典型的英國隱形契約）。在葛量洪（格蘭瑟姆）的直接統治下，英國精英一旦對當時的政治前景有了更安全的感覺，殖民地的態度也再一次變得清晰起來。民主改革出現了倒退，警察隊伍中非當地居民越來越多，歐洲人的“高貴心理”也開始死灰複燃。28就像詹姆士·海斯（James Hayes）和其他對殖民地社會有過研究的人所證明的那樣，在20世紀50年代，香港仍然是殖民地社會——遠離本土的英國人在香港自視為優等民族而與當地人隔絕。

Prasenjit Duara在這裏隻是揭露了殖民地黑暗的一個側麵.

王國維先生把做學問分成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為第一種境界.在這個境界中你能體會到學海無涯,不知何處是岸;“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第二種境界.在這第二種的境界中,人在學海中已精疲力竭而第三種境界則是“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終在不經意的瞬間,到達了知識寶庫的彼岸.做學問首先是要學做人,然後在是要渡過知識的苦海,經曆嚴謹的資料收集,整理,分析,取舍訓練. 一個人數典忘祖,奴顏婢膝,就如同劉曉波之類一邊漫無邊際地亂罵,被抓後痛哭流涕地寫認罪書,以至於被魏電工痛罵說他沒骨氣,給共產黨下跪不配領諾獎.這樣的人來做學問,談曆史,其結果隻是笑料.

杜甫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以上兩位連願做亡國奴,以刨祖墳為榮這樣的話都能毫無羞恥地說出來,按現今流行的說法是語不雷人死不休,也可謂是達到了他們所謂做學問標準的頂峰.所以劉曉波說中國應該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在正常做學問人的眼裏也隻能是嘩眾取寵,忽悠那些不懂曆史,看問題片麵,閱曆有限的人而已.

好在中國並不隻有劉曉波之類浮而不實,嘩眾取寵的人.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交學院就編譯了國外有關中國的報道,以便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中國,研究中國. 以下就是他們收集整理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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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行闖入了我們的意識”

自喬舒亞·雷默本世紀初提出“北京共識”概念以來，“中國模式”問題就一直是海外學者討論的焦點。尤其是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的表現，使國外中國問題研究急劇擴展。

美國加州大學曆史學教授傑弗裏·瓦瑟斯通說，現在世界不怎麽說“後冷戰時代”了，居然悄悄議論起“後西方時代”，議論起中國如何改變世界。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強行闖入了我們的意識。”“如果我們想了解世間的萬事萬物，那麽，就必須去了解中國。”他還認為中國的經曆並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另類”，一個龐大經濟體和強國的誕生，必然會伴隨著種種喧囂。

有海外媒體的報道說，中國可能會因其內部存在的發展失衡和房地產泡沫等問題，經濟不久將“崩潰”。針對國外媒體和學者對中國忽而“崩潰論”，忽而“獨秀論”，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喬納森·荷爾斯拉格認為，西方應理性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充分認識到中國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而避免在“看中國”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取得巨大進步，但這種飛躍更多是“量的飛躍”，接下來需要實現的是“質的飛躍”，這個任務對中國來說將非常艱巨。中國要逐漸調整利用廉價勞動力、依賴對外出口的發展模式，向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拓展新經濟增長點的方向轉型。此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讓普通民眾從中獲益更多，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也是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荷爾斯拉格還認為，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世界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深知，促進本國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西方對中國有一種已經過時的概念”

對於中國政黨的執政模式，一直是國外研究的重點。英國《金融時報》記者理查德·麥格雷戈在副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者的秘密世界”的《黨》一書中，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共這個世界上“具有惟一規模和權力”的政黨，是怎樣掌管政府、軍隊、媒體、法院以及在內部處理腐敗成員的。他認為中共是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政黨，對法律並不感冒，而且隻有美國才是其對手。而《中國大趨勢》的共同作者多麗絲·奈斯比特認為：西方對中國有一種已經過時的概念。西方常說他們的民主已經達到了頂峰，民主這個詞的意思就是由人民來執政，中國共產黨正在尋找一種新的方式讓人民執政。當然，這種過程在三十年之前就開始了，這個過程現在還在發展之中。中國政府非常穩定，政策非常持續，沒有被競選所左右的思維模式。西方的問題就是由於競選導致各個黨派互相競爭，他們隻能通過達成共識來實施政策，而中國一直在進行長期的戰略計劃、規劃。在這個結構中，當然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執政方式也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力量。

儒教道德觀有望成為價值觀競爭的焦點

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於是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未來發展潛力的大爭論。中國是不是世界第二強國，什麽時候成為第一強國？英國國際關係專家馬丁·雅克2010年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該書認為，中國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國的儒教道德觀有望成為價值觀競爭的焦點，中國文化、中國飲食、中醫等軟實力也有望向世界擴散。作者指出，主導權將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中國的天下”即將到來。“金磚四國”概念提出者、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吉姆·奧尼爾則說：“未來10年對全世界GDP貢獻最大的將是中國。過去10年來，中國以驚人的發展速度震驚了全世界，而今後會讓人更加驚訝。”他預測，10年後中國的GDP將達到13萬億美元，到2050年中國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大國。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認為，中國沒有使自己陷入政黨爭鬥局麵，而是以一黨體製實現現代化，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縱向民主，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心。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而且也將以其自身的模式來挑戰西方的民主政治。

看衰中國前景的也大有人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查爾斯·弗裏曼認為，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軍力上，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未來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在整個新世紀，美國仍將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和美國相比，中國還處在幼兒園階段。”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馬克·比森則針對“東亞霸權轉移”這個話題指出，盡管美國的實力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實力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但是在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麵，中國目前仍然難以與美國相提並論。“中國顯然尚未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冷靜者也不在少數。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海外對中國的炒作“不正常”。他指出，美國正經曆一種“衰落主義”，擔心中國崛起威脅西方。“現在美國人又開始悲觀了。”美國智庫東西方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丹尼·羅伊警告，根據曆史經驗來看，有關中國將接替成為主導世界的看法，可能會促使美國通過戰爭手段來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轉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謝爾蓋·盧賈寧說，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對中國來說值得驕傲，它表明中國經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過，經濟總量隻是衡量經濟實力的一項指標，考慮到中國有10多億人口，中國人均GDP世界排名與日美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再從科技、創新和自主品牌等方麵看，中國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一直是國外學者關注的熱點。俄羅斯學者別爾格爾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懈探索並取得成就的幾十年》一文中指出：“在中國，‘解放思想’是常態的，並且是持續的，然而卻很難稱中國的‘解放思想’是全麵的。因為它更多的是觸及經濟關係，而很少觸及意識形態和政治。”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德裏克·西瑟斯在《鄧小平的未竟事業——中國市場改革停滯不前的代價》一文中指出，中國現任領導層上台後，市場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場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穎的國家幹預措施———價格調控、取消私有化、壓製競爭以及設立新的投資壁壘———所取代。

與上述說法不同，有不少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認為政治體製改革非當務之急。斯坦福大學教授安德魯·瓦爾德指出，最近20年的發展已經使現在的中國具有了以下四個方麵的特點：漸進經濟改革戰略已經取得成效，整個政治發展軌跡非常有利，中國青年人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國領導人對國家發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這些特點正是保證中國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得以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印第安納大學學者馬丁·斯佩希勒認為，當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在策略上的靈活性，加之這個國家的規模和多樣性，以及大多數農民對政治采取漠然處之的態度，凡此種種均可確保中國在未來幾十年政治穩定。牛津大學研究員裴文睿認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在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政治壓迫更加嚴重，經濟和民主問題根本沒有得到改善，出現駭人聽聞的人間苦難。因此對於中國來說，最好的辦法是繼續堅持“東亞模式”並推遲民主化進程，直至國家更加富有和穩定。

在解決不平等方麵，中國可以向巴西學習

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是2010年海外學者關注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局局長馬丁·拉瓦利恩認為，中國在減貧方麵的快速進展不僅是其經濟增長政策的反映，而且是其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條件的反映，尤其是獲得生產性投入(土地和人力資本)方麵相對較低的不平等情況，正是這種情況意味著窮人能夠更充分地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持續上升的不平等狀態削減了窮人在經濟增長中的利益分配，同時也使未來的增長進程受到威脅。由於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機製，中國可能會走上高度不平等的國家道路。在致力於解決國內新的不平等問題上，中國可以向巴西汲取經驗。如果能將中國的加快經濟增長的政策與巴西的社會政策相結合，對所有國家來說，這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克裏斯·布拉莫爾則認為，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確實一直在快速增長，但中國也錯失了一個曆史性的機遇，即沒有繼續發展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醫療和教育方麵的福利製度，而是轉向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過於一味地追求增長，這造成了很多問題。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這一模式遭到了質疑，這同時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建立小康社會主義的機會，而中國目前的領導人也認識到了另一種 color=#000000>現代性的可能性。

“中美共治”是幻象

2009年，國際社會熱炒了一陣G2或“中美共治”話題，遭到了我國政府和學界的嚴正批評。2010年，中美關係仍然是海外學者熱議的一個話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員伊麗莎白·伊科納米和亞當·西格爾認為，所謂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與倡議是不成熟的。如果不解決美中兩國在價值觀和執法能力方麵非常實質性的分歧，要想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是沒有出路的。現在已是時候承認，雖然與中國進行合作聽起來很簡單，但實則不然。如果美國想在未來30年提升與中國的關係，它需要世界其他國家的參與，而不僅僅是中國。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則認為，中國成功符合美國利益。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中美關係有好有壞。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奧巴馬總統在和中國進行廣泛合作上持非常開放的態度。有人說，美國不光想限製中國的崛起，並且還想破壞它的崛起，因此美國做的每件事都是為了實現這一“陰謀”：將中國拖垮。“我認為這種分析是完全錯誤的。美國一直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我們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國擁有一個相對開放的經濟體，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我們期待中國成為國際舞台上富有活力、建設性的成員，不管是在地區還是國際事務上。希望中國成功是多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

對於中美關係，其他國家的學者看法則有不同。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巴仁諾夫認為，因中國實力增強而恐懼和憂慮不安都是毫無根據的。美國等國家要做的事情不是猜測，不是用毫無根據的懷疑互相刺激使得對方惱火和加劇國際緊張局勢，而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國際合作。德國著名教授漢斯·韋爾納·辛恩針對中美貿易戰指出：“中國的美國朋友不可共患難”，“如果美國停止頻頻對中國做卑鄙的道德指責，那麽世界和平將會受益”。

“泡沫化的信號全都出現了”

2010年5月，美國國際投資分析師麥嘉華大膽放言，中國經濟“泡沫化的信號全都出現了。無論如何，中國經濟都將放緩，甚至是在未來9-12個月內崩潰”。隨後，一批國外經濟學家和對衝基金經理，紛紛大唱“中國經濟崩潰論”。華爾街某對衝基金經理查諾斯聲稱，中國飆升的房地產業，是由大量湧入的投機資本支撐起來的，中國的情況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嚴重”。他甚至懷疑，超過8%的經濟增長，“是中國偽造”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格夫不無擔憂地指出，中國“因過度放貸引起的經濟泡沫”破滅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可能將跌至最低2%的水平，並引發一場在10年內都會造成影響的地區性經濟衰退。

針對這種論調，有著“股神”之稱的沃倫·巴菲特表示，中國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經濟體，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最近的中國崩潰論，“其中有些人是想通過這種判斷來進行投機，不過我不清楚他們這樣判斷的理由何在”。他認為，中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和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時不一樣了；中國政府的財政實力更強大，可以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中國官員對於經濟調控的經驗也更豐富了。因此，中國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經濟不會崩潰。

激辯中的人民幣匯率

2010年，中國的匯率問題一直吸引著國際社會的視線。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人為低估？人民幣升值是否能救美國經濟？國外學者就此展開了激烈辯論。反方以美聯儲主席貝南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等人為代表。貝南克認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通過人為壓低本幣匯率，正在放任其經濟走向過熱，使貿易失衡得不到調整，並造成了他所謂的冷熱不均的“雙速複蘇”，而這樣的複蘇是不可持續的。他警告說，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匯率低估策略”對於自身和整個世界經濟來說都構成了“重大不利”。巴裏·諾頓認為，市場力量正在告訴中國領導人，人民幣應該走強。中國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而采取的外匯收購做法隻能進一步增加國內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克魯格曼則指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財經和貿易大國，但它的表現卻不像其他經濟大國。中國遵循重商主義政策，人為地保持大量貿易盈餘。在如今這個陷入經濟衰退的世界，不客氣地說，這一政策是掠奪性的。”他甚至公然宣稱：“中國的行為很惡劣。美國正在放鬆貨幣政策，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元貶值，而中國實際上在追尋緊縮政策，以抵消人為的人民幣疲軟的通脹影響。中國這樣做確實很壞。”

正方認為，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國際金融危機歸結為中國的匯率政策，甚至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公然的強盜邏輯，有悖經濟發展規律。美國學者馬丁·哈特·蘭茲伯格直接指出，美國經濟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國，而是資本主義。針對克魯格曼的言論，摩根斯坦利經濟學家史提芬·羅奇毫不客氣地說，“我們應當把克魯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我認為他的說法完全錯誤。與其責備中國，我們更應該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和中國人沒什麽關係，反倒是和美國人儲蓄率過低緊密相關。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中國和美國貿易的赤字隻不過會轉向其他和美國擁有貿易赤字的國家。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則說，克魯格曼“隻說對自己的政策主張有利的東西，所作所為一點兒也不像個經濟學家”。

對於財富的積累，中國人抱有一種近乎於美國式的寬容

近幾年國外的研究者格外關注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公問題，有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像火山一樣挑戰中國的現行體製。哈佛大學社會學家馬丁·懷特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著有《社會火山的迷思：當代中國的不平等感與分配不公》一書，對1978年以來形成的社會不平等的後果進行評估。他在書中指出對於個人財富的積累，中國人抱有一種近乎於美國式的寬容。他們認為這主要歸功於個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這與東歐經濟體在劇變後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那裏的人們對待新富階層興起的態度更為負麵。該書反駁了以下說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財富來自於腐敗，而非個人努力。他還認為中國確實存在對城鄉分化的憤怒和下崗的不滿。“許多分析師斷言，中國民眾的主流心態，是對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普遍憤怒。”不過，在現實中，“最常見的反應模式卻恰恰相反，樂觀得出奇。人們的心態類似於一種‘水漲船高’的觀點，認為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富有，而貧困人數還會進一步減少。”

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是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一部分人把中國的經濟和軍力視為“威脅”的時候，牛津大學現代亞洲史專家卡爾·格特的《中國到哪裏，世界就走向哪裏》，從另一種視角探討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他認為，中國擁抱美國式的消費主義，是最值得人關注的重要現象，將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甚至改變世界。實際上，這種變化已經在展開，中國人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無論啤酒、手機，還是汽車、電腦，無論是超市還是快餐，中國都是最大。即便鄉村，雖然與城市消費有很大差距，卻都在以無法估量的熱情在大量追逐電冰箱、彩電、手機、房屋等消費品。他指出，世界應該關注中國人每天在消費上是怎樣選擇的。中國人在消費上的微小變化，對世界產生的影響都比軍費預算、碳排放量、貿易爭端等更大、更深刻。

博斯管理谘詢公司中華區主席謝祖墀撰寫的《中國戰略》一書認為，成功的跨國企業必須把中國視為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隻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或令人垂涎的市場。他認為今日中國與唐朝(公元618-907年，當時中國也非常開放)之間有相似之處。他在書中還探討了中國某些山寨企業如何發展為真正的創新公司；中國四、五、六線城市所蘊藏的商機(此類城市中，人口在50萬至200萬之間的不少於540座)。他走訪過中國一些便利店，從觀察中得出結論：中國對待外來商品和影響甚至比美國更開放。“與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史威士等西方產品擺在一起的，有日本三得利等軟飲料，還有台灣統一、維他等香港品牌。除了瓶裝水、可樂、啤酒外，還有茶、咖啡、酸奶，以及由大多數外國人不認識的水果製成的飲料。”中國社會早已不像上世紀60年代拒絕包瑞嘉入境時那樣封閉而又多疑。事實上，這裏已是一個美麗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