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思想讓日本武士道的信徒們折服 ZT

王陽明的思想讓日本武士道的信徒們折服

(2009-04-07 11: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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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王陽明 東鄉平八郎 經世致用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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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思想讓日本武士道的信徒們折服

                                                   —— 一生伏首王陽明
  編輯：袁璐    收錄：【日本第一】(blog.sina.com.cn/japan001)   

    王陽明：文治武功　曠世奇儒

 

       1905年，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回到了本土，作為日本軍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將領，他率領裝備處於劣勢的日本艦隊在日俄戰爭中全殲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成為了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由於他在戰爭中的優異表現，日本天皇任命他為海軍軍令部部長，將他召回日本，並為他舉行了慶功宴會。在這次宴會上，麵對著與會眾人的一片誇讚之聲，東鄉平八郎默不作聲，隻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與眾人，上麵隻有七個大字：一生伏首拜陽明。

    王陽明的哪些思想讓這些武士道的信徒們這麽折服呢？

    日本在15、16世紀的時候，學術思想還從屬於佛教和神社，沒有獨立的地位，比如儒學、在日本天皇製成立時期就傳到日本，但都局限在上層統治者之間，作為教養的工具。學習儒學也為天皇宮廷中擔任講習的人和寺院僧侶們所壟斷。大約在16世紀以後，由於階級關係的變化引起政治關係的變化，統治者不僅要以權力壓製人民，還要在思想上製服人民，儒學才開始從宮廷和寺院中走出來。到德川幕府成立時期，僧侶出生的儒學者藤原惺窩（公元1561-1619 年），又進一步把儒學與幕府結合起來。他的弟子林羅山（公元1583-1657年）及其子孫都受到德川家族的重用，充任幕府的教學長官，即大學頭，儒學教義才成為統治思想。這時的儒學，其實就是宋明理學。和中國一樣，宋明理學傳到日本，也分為朱子學和陽明學兩派，其他學派，如古學等都不成聲勢。在明治維新前的德川幕府統治200多年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其實是朱熹創立的朱子學，因為朱子理學有利於維護封建秩序和倫理道德，於是學曆儒教援助如《論語》等，一時成為日本鑽研學問、進入仕林的必經之路，而陽明學則受到排斥和壓抑。日本寬政二年（公元1790年），幕府為一統朱子學，曾發布異學禁令；寬政七年（公元1795年）又明文禁止異學者進入仕途，把陽明學斥為“異學”、謀叛之學，而加以禁絕。在這種形勢下，一些有誌有才之士，把研究朱子學作為自己的專業，意在以此揚名於世。但在研究過程中，很快發現朱子學頗多的固陋迂腐之處，而陽明學具有“陶冶人物之功”，所以到幕府末年，竟成了維新的誌士仁人普遍信奉的一種哲學。

    其次，日本學者攝取了陽明學中“自尊無畏”的良知說，找到了自強自力的基本途徑。
章太炎曾對陽明學的理論價值作了中肯的分析：“文成（指王陽明）之術，非貴其能從政也，鬼呼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威而已”。”日本學者和統治階級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而大力發揚陽明學說的。
王陽明的哲學理論體係的核心是“致良知”，這是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上，是應當加以批判的。但是“致良知”也有積極因素，其中之一點就是教人“自尊”、“無畏”。如他說過“人隻貴於自修”，不要“把生命事看得太重”，隻要“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忍他功夫有進有退，我隻是致良知的主宰。”很有一點執著追求，無私無畏的精神。對此，日本學者是有所繼承、有所發展的。吉田鬆陰在1854年間曾因密圖搭乘美艦赴歐美遊學，觸犯了幕府海禁之法令，事敗下獄，但他心地坦然，仍“獨傲睨於一室，達觀古今，通觀萬國”。其師佐久間象山連座下獄後，心境也十分豁然：“身雖在囹圄，心無愧詐，自覺方寸虛明，不異平日，人心之靈，與天地上下同流，夷狄患難累他不得，亦可驗也”，這個“驗”顯然是“致良知”之功。
王陽明的“心即理”中的心，雖非骨肉之心，但總擺脫不了個人身心的局限，沒有完全從某種具體物質結構上升為抽象的本體，常常受到他的學生或他人的非難。自龍場“頓悟”到揭示“良知”的十幾年間，不斷折磨著他，直到五十歲時才算解決了問題。他說：
“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隻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自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把“良知”作為融本體論、認識論、道德論和人性論為一的範疇，認為“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而“良知”又能生成天地萬物，它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複得他，‘ 完完全全’，無少虧欠。”它又具有動靜一源，富有能動作用的：“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累遷，變運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便把運動變化的根據歸結為主觀“吾心良知”的“未發”和“己發”之中，隻要致“吾心良知”，去欲存心，是完全可以變成聖人的，什麽理想境界都能變成現實，這可以說是從“良知”說中內涵這的一種自尊無畏思想的集中流露。基於此，泰州王良進一步說：
“虛明之至，無物不複，反求諸身，把柄在握。合觀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矣。”這對當時的日本主“開國”、“求維新”和“獨立主權”者用以反對“鎖國”、維持封建的傳統觀念提供了一種有力的思想武器。如吉田鬆陰就堅持認為“於靜處體認本心，固善；於動處體認本心，則更善”，要“因時因勢而生義”，懂得應變之術，“變者，千差萬別初無定體，又非一言之所能盡。以往古之死例，欲製將來之萬變，何其迂闊之至”，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直斥幕府鎖國舊見，喚起國人心靈，起到啟蒙作用，到了西鄉隆盛時，就更具公開的反抗精神。西鄉隆盛在倒幕實踐中，曾作一首感懷詩，其中有“幾經辛酸誌始堅，丈夫玉碎愧瓦全，我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之句，正反映了他憑著人的一點良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獨立個性，敢於以身許國的自尊無畏精神。誠然，日本實現民族獨立，進行資產的社會改革這兩次曆史任務是同時並舉的，他不采取公開對抗的形式，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漸進方式。但是，要改革，就必然有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中，難免伴有強烈的對抗，以至搏鬥，其精神支柱，確實不能否認是汲取了陽明學說中某種東西的結果。
其三，日本學者汲取了陽明學中的“誠意”、“篤行”的知行合一功夫，使陽明學在日本得以廣泛推行。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為針對時弊而發的，他說得明白：
“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從這一點看，他是重視行的，重“體究踐履，實地用功”。認為“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知者”。並宣稱自己的為學之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所以他教育門人既要學問思辯，也要踐履，學問思辯和“篤行”的過程仍然看成是“誠意”，即誠心誠意地“致吾心良知”的過程。但王陽明的這些觀點，總體上是對“時弊” 而發，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至少發揚了先秦儒家實踐倫理的積極精神；況且，學生向先生學習，是應當有所取舍而弘揚師說，日本學者基於幕末情勢，利用了這一力行、實用哲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佐久間象山就極力提倡有用之學，認為“讀書講學，涉為空言，不及當世之務，與清淡廢事，一間耳。”“當世之務”就是學習東洋、西洋科學技術。吉田鬆陰明確提出學習“義理經濟之學”，他認為訓估之學、詞章之學、考據之學、佛老之學都是間接服務於當世的“曲學”，學習東洋道德，夕陽藝術才是“義理經濟”之“正學”。西鄉隆盛更為快捷明快，他主張學習應“自得於心”，以利用“較量格鬥”，不然的話，“空讀聖賢之書，如同觀人劍術，無絲毫自得於心。若不自得於心，一旦較量格鬥，則唯敗逃而已。”這些思想，對於當時日本人起來開港倒幕，廢藩置縣，教育改革，富國強兵，促進明治維新，無疑有重大影響和起過積極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