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媒體以“城鎮居民收入34年增長71倍”為標題，報道1978-2012年的34年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長到24565元，增長了71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長到7917元，增長了58倍。
正在大家為過去34年人均收入增長N倍而歡呼雀躍時，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高級統計師馮怡琳站出來給潑了一盆涼水，稱所謂71倍和58倍指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名義增長倍數。物價水平上漲使老百姓的實際購買力並沒有增長這麽多。因此，反映居民收入實際增長情況要扣除價格上漲影響。
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對十幾萬戶居民家庭的直接調查結果，從1978年到2012年，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5倍，年均實際增長7.4%;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10.8倍，年均實際增長7.5%。
如果考慮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因素，實際收入僅增長了10倍，並非媒體吹噓的那麽驚人。這個數字也接近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披露的數字，去年他曾公開撰文指出：“三十年來，我國GDP增長67倍，但人均國民收入隻增長12倍，無論怎麽說，這種比例都不能認為是協調的”。
人均收入增長不僅遠低於名義上的GDP增長，也遠遠低於國家的財政收入。1978年中國財政收入1132億元，2012年這一數字躍升至11.36萬億，增長了多少倍?這樣的增長幅度在全世界任何國家或城市都找不出來吧!
過去34年老百姓收入增長了10倍左右，而同一時期的通脹率是多少?官方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連國家統計局也沒有一個權威的數字。倒是去年10月17日，廣東佛山市財政局局長在全市經濟分析會上的講話，無意中泄露一個關於通脹的秘密數字。
據《南方都市報》2012年10月17日報道稱，在10月16日佛山市召開的前三季度經濟分析會上，佛山市財政局局長黃福洪表示財政工作就要“敢於舉債”，並舉例說，以1978年作為基數，中國財富增長了300倍，但中國貨幣投放已增長9000倍，也即是說當年的1塊錢等於現在的30塊錢。
同樣的警告來自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她坦承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GDP的高增長都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來推動的，這意味著，沒有貨幣超發，中國經濟數據不可能如此光鮮亮麗。中國對貨幣超發帶來的繁榮產生了極大的依賴，每次應對經濟減速，央行祭出的法寶都是貨幣刺激，1992-1993年、1998-1999年、2002-2003年用的全是這一招式，2009-2010年甚至時至今日用的還是這一招，20年來貨幣總量膨脹了60倍!
中國的貨幣投放量無論是與過去相比還是與世界各國相比，都是驚人的!到今年第一季度末，廣義貨幣(M2)已經超過100萬億元，而2002年年初為16萬億元，10多年中增長超過5倍。我國的貨幣總量與GDP之比已超過200%，我國的經濟總量為世界第二，大約為美國的1/3，而貨幣投放量比經濟總量第一的美國高出1.5倍，位居世界第一。
這些數字是否權威準確有待查考，但至少這些財經官員們都很清楚人民幣是在不斷的貶值中，所謂三十多年的偉大成就，老百姓的生活壓力同樣也是隨著收入在增長。無論是房價，還是教育開支、醫療開支以及日常生活開支，與34年前相比，其漲幅遠遠不止10倍。
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現實情況下，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同步增長也麵臨著巨大的挑戰。2010年，九三學社提交給中央的報告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逐漸下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也指出，行業之間、部分職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行業企業高管年薪已經上千萬元，2007年平安保險總經理年薪即為6616萬元，是當年全國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751倍，相當於農民工平均工資的4553倍。而根據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這一差距，在1979年僅為1.18倍。
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方麵，中國可否借鑒日本成功的經驗，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積極實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日本全體國民同步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尤為重要的是，在實施計劃的十餘年裏，日本社會形成了1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實現了國民收入與經濟的同步增長，真正實現了國強民富的戰略目標。
1960年12月27日，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發展，大膽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Doub ngProgramme)：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像傳統的習慣那樣，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
1963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是676億美元，這一經濟規模，相當於同期美國的11.4%、西德的70%、英國的78%。1966年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達到13%，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的GDP總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後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維新100周年的時候，日本的GDP超過西德，在資本主義世界躍居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從那以後，日本一直保持第二的位置，直到被中國超越。
這期間，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4%，各個階層普遍享受到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收益，基尼係數顯著降低，從1964年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係數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位，勞資關係和社會矛盾趨於緩和。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取得這樣的成果，是因為日本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確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長之上，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以國民收入倍增為第一目標，經濟發展就會井然有序，以GDP增長為目標，經濟發展必然是畸形和扭曲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成功與當時日本重視智囊建議以及政黨、政府密切配合有關，也與日本企業和國民的共同努力有關。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其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地區差距巨大，當然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經驗，但日本用國民收入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增長，而不是用經濟總量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增長的經驗應該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