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共的“集體領導”正向個人專斷演變(圖)

文章來源: 美國之音 於 2013-11-17 13:45:33 -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過演說後離開國會大廈。（2013年10月3日）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本次三中全會公報，正好與習近平特別強調的“三個不寫”相反，多為“一般性舉措，重複性舉措，純屬發展性舉措”。但是，綜觀全局，從公報那虛實相間的套話官話之中，還是可以清晰把握這次三中全會的政治意涵：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與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設立，中共的集體領導這一寡頭體製正向個人專斷演化。



*實招：通過“警察革命”重組權力*

黨媒等預先告知的三中全會十大看點，其中有三大看點乃是實招，如“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創新化解社會矛盾體製”、“.深化軍隊體製編製調整改革”，後兩點語焉不詳，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建可看作是“創新化解社會矛盾體製”的實踐。將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總政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等部門組合成國家安全委員會，並使該委員會成為繼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之後成為中國第5大國家機構，總管軍隊、公安、外交、情報領域事務。據各種消息猜度，習近平將任該委員會最高首長。

為了給人以仁慈的印象，多年來頗受詬病的勞教製度被廢除。問題是，有前蘇聯的KGB這一“國家恐怖主義”機構的前車之鑒，中國人隻要腦子不糊塗，都明白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蘇聯KGB組織在中國的再現。有了這張天羅地網罩著，收起“勞教製度”這隻裝人的口袋，並不意味著國人進監獄的機率變小，“警察治國”的恐怖統治之下，各種名目的抓捕失蹤隨時都可能發生。

按中共的政治邏輯，黨即國家，國即是黨，所謂“國家安全”就是“紅色政權的安全”。成立國家安全會的目的，外交部發言人秦剛11月13日在答記者問時說得很清楚：“毫無疑問，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怖分子緊張了，分裂分子緊張了，極端分子緊張了。總之，那些企圖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緊張了。”

熟悉中共政治話語的人都明白，所謂“恐怖分子”，特指新疆維吾爾族的政治反對者；“分裂分子”則特指西藏的政治反對者；所謂“極端分子”涵蓋麵最廣，凡屬批評中共政府及高官及譏評時政者，都可被視為“極端分子”。今年8月出台的互聯網“七條底線”中就包括社會主義製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等，這幾條底線涵蓋範圍極寬，加上解釋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大提高了中國人言說的政治風險。

我曾寫文章批評習近平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效法前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的“警察革命”，將從腐敗的官僚手中奪回的權力交到擅長陰謀詭計的秘密警察手裏，等於為很不自由的中國人再套上一道沉重的政治枷鎖。

*虛招：支應經濟社會問題*

為什麽說支應經濟社會的招術是虛招？一是因為避開重症，二是所開藥方大都是虛言。胡溫時期留下的問題最嚴重莫過於經濟高度泡沫化、政府全麵腐敗、生態環境瀕臨崩潰，以及鎮壓機製暴力化。三中全會除了毫不含糊地強化鎮壓機製之外，其餘全以虛招應之。

中國的經濟泡沫，主體當然是房地產泡沫再加銀行壞帳與通脹。減退經濟泡沫的關鍵是擠去房地產泡沫，消化銀行壞帳（官方最新數據是壞帳10萬億，約占銀行業所有貸款的14%）。但三中全會公報對此不置一辭，在公報中散見一些與土地有關的話語，如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製機製；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等，雖然含糊不清，但卻表達了繼續開發房地產的意圖。


對於非常嚴重的政府（官員）腐敗，報告隻是老調重彈，稱“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製度籠子的根本之策”，至於人民通過什麽有效的製度通道監督權力，報告隻字未提。

對於生態環境全麵惡化的問題，報告雖然多處泛泛提到“建設生態文明”，稱將“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製度和生態補償製度”，卻隻字未提整治國土，例如如何修複重金屬汙染之農田。如此空泛的提法，無法遏止中國的環境汙染。當局曾設置18億畝耕地紅線，早就被各地政府想方設法突破。相較於耕地紅線，生態紅線的伸縮空間更大，更容易被鑽空子。生態補償機製的推行已曆多年，從2001年到2012年，11年間累計達2500億元左右，但卻不見成效。最重要的是，以往的生態補償主要著眼於少數環境受害者的賠償，根本不是著眼於環境的保護與修複。

上文提到的三項全是當務之急：房地產泡沫潛藏經濟危機，腐敗關係嚴重破壞政治信任並影響行政效率，環境汙染早已成為群體性事件導火線。這些必須戮力應付的急務尚且如此虛頭巴腦，不得要領，遑論其它。（其餘所謂“經濟改革”措施，需要另寫專文）

*成果：集體領導向一人專斷過渡*

除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外，另一大成果是將成立“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目前雖然尚未公布組長與成員名單，但據說層級極高、事權極重，將“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無論如何，這個小組總讓人想起1966年5月毛澤東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號稱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實際隻聽命於毛。它是毛澤東認為自己大權旁落，為解決與中央一線領導的矛盾而采取非常手段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毛澤東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的意圖。

習近平要成立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雖然不是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但至少也表明習希望通過這一領導小組，直接幹預原屬於國務院的事務。按此設計，今後國務院既不負責經濟改革的設計，也不負責統籌協調、督促落實，將淪為負責具體行政事務的執行機構。

按照中共奉行的馬列主義及黨內規則，各級黨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內，書記隻是這個集體領導班子的“班長”，是帶領這個班子實行集體領導的協調人，而不是高踞於領導班子之上的“皇帝”。毛澤東鼓勵個人崇拜，恣意破壞製度，形成了“一言堂”，天下大權操之於一人之手。華國鋒曾試圖形成這樣的權力格局，卻被黨內元老們趕下台，鄧小平鑒於毛專權之害，設立了集體領導製度。鄧在垂簾聽政之時，雖然先後廢了兩任總書記，卻還得尊重黨內元老尤其是陳雲的意見，無法“一人說了算”。江澤民時期是“集體領導”，到胡錦濤時代，所謂“集體領導”也演變成“九龍治水”，九常委各行其是。如今通過三中全會，習近平完成了大權獨攬的製度準備，政治局其它常委變成了事實上的“軍機大臣”，形同臣屬。

可以預見，從此之後，習近平將集黨、政、軍、警、特等大權於一身，中共的“集體領導”這一寡頭體製正在向個人專斷演變。今後論者論及中國政治，假如再稱“習李體製”，應該是沒有弄明白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真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