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國共雙方在內戰中如何使用日軍戰俘？(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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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雙方內戰中使用日本戰俘一事，國人想必早有耳聞，但言及細節，大多數人或許未必了解。本期專題，即嚐試依據現有可靠資料，簡要梳理出此事之脈絡。
內戰初期，蔣不讚成留用日軍戰俘，惟鍾愛日本技術人員
在內戰初起之時，及雙方酣戰期間，蔣介石曾一度相當排斥直接用日軍戰俘打內戰，故而曾對閻錫山留用日軍戰俘的做法非常惱火。閻錫山戰後留用大量日軍幫其守山西，蔣介石為此相當惱怒
日軍投降之時，由於“在華北除第二戰區的閻錫山軍以外，幾乎再無擁有戰鬥力的國民黨軍，同大部分日軍對峙的是八路軍”，閻錫山自感“依靠山西軍獨自的實力，抵抗八路軍、確保整個山西是困難的”，因而曾“千方百計地要求日軍的殘留和合作”。
其具體做法：首先，在國軍接收之前，日軍繼續占據山西各據點，幫閻錫山擊退任何前來接收的中共軍隊。據當時負責與閻錫山聯絡的日本華北派遣軍高級軍官城野宏回憶說：“日軍拒絕將武器交給八路軍，而在國民黨政府的受降官到來之前，一直以武力確保占領地，如果八路軍使用武力，我們也將用武力對抗之，以盡快實現閻錫山返回太原。我們在潞安等地同八路軍發生了衝突，但八路軍基本上被擊退了。”日軍的配合，是閻錫山得以順利接收山西的關鍵。
其次，違反國民政府“必須遣送日俘全部返日”的規定，用豐厚待遇誘使日軍留在山西。閻錫山與山西日軍高層達成如下協議：“一、日軍響應閻錫山的提議，將日本軍人編成部隊，並將這些部隊置於閻錫山的指揮之下。二、留用的日本軍人在現有級別的基礎上提升三級。三、給全體人員安排宿舍，並允許在營外居住。四、特別歡迎殘留日本軍人同中國婦女結婚。”如此，最後約有2600名官兵被編入閻錫山部隊，另有技術人員和家屬，共約6000餘人。閻錫山對所留用的日本士兵發雙餉，並一律晉升為少尉或中尉。
對閻錫山擅自留用日軍戰俘一事，蔣介石相當惱怒。1946年1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閻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裝，乃為匪部藉口，甚不爭氣也。”3月28日，蔣再次譴責說，“閻錫山仍利用日寇編入其部隊，一麵謊報已完全繳械，近竟為共匪發覺，捕獲其隊內之日兵，乃向執行組提出抗議，殊為我軍最大之汙點，閻之卑劣不僅喪失其個人人格，而且喪失我國格矣，可痛。”當天，蔣還讓閻的老部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去做閻的工作，稱：“山西有利用日俘對共作戰之事實，此種情事實屬破壞國家政策，教敵人看不起，無論對內對外使主席不能負責（不但共黨宣布，日人亦有正式報告，美方亦不諒解）。
太原外圍戰中被中共俘虜的閻錫山留用日軍一部。最前戴眼鏡者係閻部炮兵少將副隊長山田岩。蔣之所以不願在華日人卷入內戰，有兩大原因
何以蔣介石會對閻錫山留用日軍戰俘如此耿耿於懷？就現有資料來看，主要有兩大原因。
其一，內戰初期，蔣一度認為單憑國民黨自身的力量已足以擊敗中共，無需“利用敵國軍隊打內戰”；且“利用敵國軍隊打內戰”，無論是與蔣的民族意識，還是與國內輿論，抑或是國際法律和道義，都存在著不可回避的衝突。作為國際公認的中國領導人，蔣自然不願亦自感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韙，留用在華日軍俘虜——1945年9月8日，他在日記中告誡自己說：“如果偶一不慎，為俄史共毛所藉口誣陷，則個人失敗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前途大，乃可足使萬劫不複也。此時除本身誠敬為主以外，萬不可借外力或弄小智，徒陷黨國於不可收拾之地。應以戒慎恐懼處之”。
其二，也是蔣最重要的一層考量，是擔心留用日軍戰俘對中共更有利。在蔣看來，日軍和中共並非不共戴天之仇敵，反而可能變成聯合反蔣的夥伴。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記中分析“共匪行徑”時就有如下言論：“……對外宣揚其所謂敵後政權地域之廣大，人民之多，而其實勾通敵寇，為敵寇保護後方基地，與敵寇相約各不侵犯，使敵寇可以專意進攻我國軍，而彼則反宣傳我軍無意抗敵，與敵諒解以誣之。今日之勢，共匪與敵寇已相依為命，敵寇冥頑，且願為其效前驅，而以共同消滅我國軍與政府。”1945年4月，日本大本營為盡快從中國脫身，開始積極與新四軍秘密接觸（可參看汪朝光《抗戰勝利前後國共日三方互動關係研究》）。7月9日，蔣得到相關情報後，把它解讀為“共匪與倭寇已經連成一片，協以謀我”。其在關於1946年的總結中更是明確提到，“日俘軍民共有三百萬之眾，且有教育、有組織，幾乎遍布於全國，如不能迅速遣回與處置，則社會治安之問題固甚嚴重，而為共黨宣傳與勾結，投入匪區被匪利用，以禍亂國家危害政府之殷憂貽患將不可勝數矣。”可見，蔣在戰後初期，相當警惕“共匪與日本勾結一氣，演成極大之動亂”。因此，盡管岡村寧次為首的日本軍人積極配合蔣介石受降和接收，但蔣對中共和日本的關係如鯁在喉，必欲盡快遣返日俘回國才能放心。…[詳細]不過，蔣對日本技術人員有所偏愛，曾欲大規模留用以幫助政府穩定局勢恢複經濟
蔣雖對日軍遣返態度堅決，但對滯華的日本科學技術人才卻青睞有加。戰後中國，恢複經濟和各項公用事業的正常運轉，亟需大量專業技術人員。因而，蔣雖然嚴格要求戰俘中的技術人才必須先遣返，然後才能再招聘使用，但對日本僑民中的科技人才，則指示盡量爭取就地留用。早在勝利前夕的1945年6月30日，蔣就曾考慮要“運用敵國技術與人才之組織與人選”。日本投降後，由於“行政院各部會派來之接收人員，對淪陷區敵偽政治經濟毫無認識，不知從何著手”，國民政府正式決定征用日籍技術人員以解決過渡時期的困難。9月12日，蔣介石指示說：“日本各種科學技術人才尤以其科學院原有人員應設法收容，以應今後協助建設之需”。隨後，國民政府推出《中國境內日籍員工暫行征用通則》，規定：“各事業部門征用日籍員工標準如下：（1）事業不能中斷，其技術無人接替者；（2）其技術為我國目前所缺乏者；（3）非征用不能為業務上之清理者；（4）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10月16日，蔣又提出要“專找日本飛機製造與陸大學員及各種管理人才，設立機械學校、管教學校、參謀或國防研究院”。
盡管美國一再要求國民政府盡早將所有日籍人員一律遣送回國，“避免日人在中國境內惡勢力再起”，但蔣介石仍始終堅持留用日本技術人員。僅以東北地區為例，至1946年12月2日，據美國給國民政府的照會稱：“據與遣送日僑有關之本國軍事當局估計，東北計有7萬所謂技師及其眷屬人等現被扣留而不予遣送。”其時，國共內戰已全麵爆發，國民政府留用日人又增加了內戰的因素。與此相應，和其他地區相比，東北地區的留用對象更超出了“技術人員”的範圍。據1946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東司的一份內部呈文顯示：“東北留用日籍技術人員數額各方所報不一。據熊（式輝）主任6月3日電：留用人員約5萬人（全部技術人員為1.5萬人）。國防部9月24日統計：留用技術人員為10672人（眷屬人數不明）。據東北管理日籍技術人員負責人告本部前赴東北調查戰犯人員：留用技術人員及眷屬約7萬人”。…
戰後即將被運送回國的侵華日軍內戰末期，蔣曾招募日本舊軍人赴台
蔣介石不願日軍參與內戰的想法，在1949年發生了逆轉。由於國民黨在大陸徹底崩潰，風雨飄搖中的蔣開始謀劃招募日本軍人幫其駐守台灣、訓練軍隊。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蔣介石開始謀劃“運用日人”
當內戰進行到1949年時，國共兩黨強弱易位，國民政府在大陸已喪失立足之可能，蔣此時內外交困，輿論、道義已在其次，如何力挽狂瀾於即倒，才是當務之急。恰在此時，與英美欲放棄支持國民政府的態度不同，日本前政、軍界人士多次向蔣氏獻策，表示願意組織日本複員軍人為國民政府效力。譬如，台灣“國史館”蔣介石檔案中有一份1949年1月21日的日本人“報告”稱：“員等極願參加東亞反共工作以求中日之複興與自救。……可招致台灣、緬、越及長白山地區所匿數師團日軍，以參加對匪戰鬥，密派海空陸籍兵工技術人員來華擔任修理或戰鬥工作。此外擬參加之日本主要人員為日皇弟三笠宮、犬養健、石原莞爾等，其所屬幹部共約三萬餘人，均為日本政軍學各界之名流或學者，頗具潛在勢力及領導力。”3月25日，又有酒匂景映致函蔣介石說：“美國軍事援助無望，故唯有另取捷徑，雇用日人。日本國內現有對中共具有作戰經驗之複員軍人十數萬。……”
蔣此時因對美英蘇的失望，亦欲轉變外交策略，視日本為可合作的戰略夥伴。該年3月份，蔣曾派朱世明為駐日代表團團長，著手對日工作；5月份，又派有留日背景的曹士瀓任駐日代表團軍事組組長。7月份，曹士瀓拜訪了岡村寧次，並交付國民黨政府公函，稱：“目前大陸上，國軍各地戰鬥均不如意，日日相繼敗北。確保內地四川、雲南、貴州三省與廣西地區以策持久，而讓長江下遊、南京、上海江南地區無力與要員後退到台灣，以圖重新整編。因此，關於再整編方麵，希望日本舊軍人同誌惠予協助。”岡村欣然受命。此後，蔣便開始其“運用日人”計劃，他曾就利用日本軍官及複員軍人，對曹士瀓有過極詳細的指示，指示中從軍官訓練到製度建設乃至情報、宣傳、後勤人才，對日本軍官的需要可謂麵麵俱到。…[詳細]蔣招募了不少日本軍官做顧問，但其擬建10萬“中日義勇軍”的計劃夭折
蔣借用日本舊軍人的計劃，主要分兩步開展。第一步是招募聯合參謀團，從1949年10月富田直亮等原日本將校19人在東京和曹士澄簽約赴台開始，至1950年1月初止，83名舊日本軍官分三批偷渡到了台灣，這些人的原官階自少將至少佐不等。按照蔣介石嚴格保密的指示，他們都取了中文化名，由於擔任團長的富田直亮（少將，前日軍第23軍參謀長）中文化名是“白鴻亮”，這些舊日本軍官後來就被稱為“白鴻亮軍事顧問團”。蔣給予了這批人非常豐厚的待遇：“先領安家費8萬日元，每月薪資平均3萬日元（約為當時台灣公務員月薪的15倍），上等膳宿免費供給。”富田直亮和副官荒武國光抵台北後即馬不停蹄地隨蔣介石飛往重慶，為國民黨國防部抵抗中共劉鄧二野及賀龍部解放四川出謀劃策。另有原日本蒙疆駐屯軍司令官、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官根本博中將等7人則到福建金門指導國民黨軍築防，依海島防禦要領，參與製訂反登陸作戰預案。1950年大陸全部解放後，蔣介石又在台北大直營地成立“圓山軍官訓練團”，整訓、改造其部隊，日本教官與華籍教官並肩任課，並參與台防籌劃。在國軍中，受白鴻亮團教導培訓的軍政幹部近萬人。蔣介石還請日本人督訓駐新竹湖口的三十二師，後經蔣檢閱表示“滿意”，將該師調士林官邸周圍作為“禦林軍”。可見蔣對這批日本軍官之重視。
第二步係“招募日本人組建東亞國際反共聯軍或中日義勇軍”。1949年8月底，岡村寧次等舊日本軍官建議蔣介石：“為反守為攻，擊破匪軍攻勢起見，應速選拔中日兩國軍人中意誌堅決果敢有為之青年，組成一個軍，作為東南正麵反攻核心力量。爾後隨形勢之進展，逐次加強擴大，練成精兵十萬，編成數個軍，組成一強有力之義勇軍，成為擊滅共軍之骨幹兵團。其中，每個義勇軍新編師，以台灣青年9千名、日本軍人1千名混合編成之。排長以上幹部技術，人員、指導教育人員均以日本軍人充任之。……新編師之師長遴選，以經驗豐富智勇兼備之中國將領充任之……其他幹部（班長級在內）主用日本軍人。”然而此宏大計劃最終沒有能夠被付諸實施。至於該計劃緣何夭折，1949年12月31日岡村寧次致函蔣介石總結原因說：“第一，作為戰敗國和被占領國的日本國民，倘無占領當局之許可，即毫無自由。目前日本政府當局已嚴厲聲明凡私赴台灣者回國後必予嚴懲，致使本具赴台願望者，不得不自行放棄。第二，日本在新憲法中已放棄戰爭與廢除軍備，而標榜絕對和平。故國內充滿絕對和平論調，稍與武力有關的言行即遭排斥。如此，即使是反共的言論機關，也反對公然介入中國內戰，日共之猛烈暴露與誇張性的批判更不待言。第三，香港和外國電訊在論及台灣命運問題時，不是主張其不出半年即淪落中共之手，就是認為不遠的將來即因島內民眾之反感而自我崩潰，故日本國民大多對台灣前途感到悲觀。”…
由“白團”製訂的“空軍突擊隊”計劃，讓國軍仿效日軍“神風特攻隊”，每架戰機攜帶七枚炸彈俯衝轟炸解放軍船團。中共方麵，在內戰中也曾使用了大量日俘日僑
蔣介石曾在其日記中很得意地提到：“共匪最初爭取日俘、日械之聲勢浩大……然而最後卒一無所獲……如許二百餘萬之敵偽軍隊幾乎未有一小部隊為匪所收編，亦可雲奇矣。”事實真像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中共對日俘日械“一無所獲”麽？其實並非如此。日本投降後，中共在各地收容了大量日俘日僑隨軍服務
麵對上百萬裝備精良的投降日軍，不僅蔣介石如鋒芒在背，中共也害怕這些日軍和裝備完全被國軍接收。抗戰甫一勝利，中共便認為蔣介石和美國“企圖組織日軍參加內戰的可能是存在的”，因而馬上以軍事委員會和總政治部的名義就處理日俘問題指示各地作“對付的準備”：“各大軍區敵工科要開始研究和處理日俘工作，今後凡戰場俘虜日人，必須嚴格執行不侮辱不虐待政策，教育啟發他們認識本國的殖民地地位，爭取和我們共同反對美蔣”。華東地區的中共領導人陳毅也指示：“俘虜之日軍官兵和僑民等，原則上大部即時遣送，小部爭取自願留下（如醫生、技師、炮手等專門人才及能做日軍工作的）”。爭取日俘日僑的政策如此，其效果果又如何呢？
以新四軍為例，據新四軍政治部1945年10月19日發出的一份文件顯示：“最近由九江撤到南京繳械的第二批日軍，經我七師地區時，我方派員聯絡交涉後，送我機槍50挺，估計將有其它物資繼續送我，且有一部日軍表示願向我繳械。淮南日軍把上萬斤黃、黑色炸藥賣給我們。蘇中日軍某旅團長願親自與我方代表會談。……各地應抓緊這一有利時機，向日偽軍開展廣泛的政治攻勢。”此外，據《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敵軍工作史》稱：“抗戰勝利後，華東部隊在津浦路戰役中招降日軍4000餘人，高郵戰役中俘虜900餘人，加上各地招降之日軍，總數頗不少”。（南京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編《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敵軍工作史》，1994年）
再看東北，由於此地被蘇軍控製，中共在爭取日本人方麵就更富成效。據1948年10月中共東北局一份關於東北解放區日本人概況的內部報告稱，截至1948年10月，在東北解放區被留用的日本人的人數為：“軍隊係統為10000人（軍工部2000人、軍需部1000人、衛生部7000人）；政府係統下13600人（鐵路1600人、工業部連礦山3000人、政府及公營工廠3000人、私營工廠及自由生產者（即日本老百姓）6000人）。共計23000人。這一估計很不完全，實際人數約有30000到35000人”。可見，被中共收編的日本日俘日僑數量不在少數。據1954年10月11日周恩來接見日本訪華團時也說：“東北有許多日軍在放下武器之後，並沒有回國，他們和一部分日本居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充當醫生、護士，在工廠工作，當工程師，在學校當教員。去年人多數都送回國了，有26000多人。”…[詳細]這些日俘日僑在內戰中起了多大作用？
這些日俘日僑在內戰中所發揮的作用，大致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方麵來一窺究竟。
1、醫療方麵。在四野的醫療部門中，日本人多達7000人，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據陳雲在1947年6月致衛生部長孫儀之的信函中說：“南滿醫生、護士全部日籍，遲早會回國，請你注意並為南滿準備必要的醫生、護士，千萬請注意，否則將一定出岔子。”1948年1月東北軍區衛生部長賀誠在一份報告說：“當時醫院的工作人員，80％以上是敵偽舊醫院的工作人員。一個醫院我們頂多派去一個院長，有的隻能派去一名軍事代表。”1950年解放軍第13兵團後勤衛生部表彰的1887位立功者中，日本人的姓名競占了四分之一。這足以說明，四野的醫療係統中，日本人在一段時間內充當了主力。
2、軍工方麵。1947年中共東北當局在大連組建了一家大型兵工生產聯合企業，即大連建新公司，它為華東及東北的中共部隊提供了巨大數量的優質後膛炮彈、引信、無煙火藥以及1000多門迫擊炮。據1987年遼寧省披露的史料顯示：建新公司曾留用了約300名日本技術人員，擔任公司有關部、室和廠技術部門的負責人，“建新公司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克服技術上一個又一個難關，製造出炮彈、發射器等軍工產品，支援前線，與當時在公司工作的日本技術人員的勞動也是分不開的。”另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年，東總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
3、空軍方麵。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是關東軍的王牌，他們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總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麵保障人員近200人。以這些日籍官兵為骨幹組成的東北老航校為中國空軍培養了第一批人才：共培養出飛行員160人，其中23人參加過開國大典的閱兵。後來曾任空軍司令員的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都是從這裏走出的。
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近年解密的一份檔案顯示：“據不完全統計，1948年1年中，在工廠、礦山、鐵路、農場、醫院、軍隊等56個單位5154名日本人中，立功者達1429名，占百分之二十八。1949年度，23個單位統計，1925名日本人中，立功者及模範工作者為986名，達百分之五十一。鶴崗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團結起來，發明了‘正規回采法’，這一辦法，已被介紹給全中國了。全山六個機械化掌子中，四個是由日本工人負責的。在軍隊中，和蔣匪軍作戰中日本人也有英勇的，例如七縱隊的田中勇，曾立大功一次，小功兩次。1949年3月15日，我軍戰車隊表揚了3名戰鬥英勇的日本人和兩名模範工作者。”…[詳細]還有兩個微妙的小故事
在行文結束之際，編者還想引述Donald G.Gillin和Charles Etter的研究論文《StayingOn：Japa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China，1945-1949》中講到的兩個故事，借以說明日本人在國共內戰中的微妙處境：故事一，當時中共部隊中有一批日本人參加了對閻錫山部隊的戰鬥，戰鬥開始後他們發現，對方的部隊中不少人居然是日本人，而且過去和自己竟屬於同一番號的部隊。故事二，一個日本戰俘，中文說得很流利，戰後跟隨中共收編部隊、打國軍。後來他逃跑的時候被國軍抓住了，一審查發現他是日本軍官，馬上又給予重用，加入了國民黨軍隊。後來在戰爭中他又被中共俘虜，一審問又發現他是日本職業軍人，又把他編入部隊重新重用。
抗戰時期日本戰俘在晉察冀成立反戰同盟
參考資料：城野宏:《日俘“殘留”山西始末——原題》，《山西文史資料》第45輯1986；鹿錫俊:《蔣介石與戰後國共相爭中的日本人角色》，《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1期；汪朝光《抗戰勝利前後國共日三方互動關係研究》，《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鹿錫俊《戰後中共東北解放區對日本人才的吸收與運用——基於檔案史料的一個概觀》，中國現代史學會通訊第16期；……等。 結語日俘日僑掌握了大量軍事、人力、技術資源，誰對自己待遇好就投降誰為誰服務，乃情理中事；劍拔弩張的國共雙方，均欲收攏這些資源為己所用，亦屬正常。這兩國三方勢力的相互博弈，實實在在反應出了當日中國局勢的複雜性。(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