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王紹光：黑雲壓城下，中國該往何處去？
6月29日，由王紹光教授和胡鞍鋼教授合撰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出版20周年紀念會在北大舉行。會上王紹光教授作簡短發言，稱其在過去20年裏，他的思考一直在與“別無選擇”說、“曆史終結”說辯爭。在我看來，人類曆史無論在什麽意義上都不可能終結，人類社會永遠可以做出新的選擇。在反思全球化的運動有一個口號似乎更靠譜，它叫作“拒絕單一選項，擁抱無限空間；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這裏被拒絕的就是撒切爾們、福山們鼓吹的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以下為全文：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電影來描述20年來的感受——《致我們終將消失的青春》。《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於1993年問世時，媒體報道把胡鞍鋼和我稱作“青年學者”。看看如今滿頭白發的我，哪裏還有青春的痕跡？諸位也許可以由此深切地體會到歲月的無情——青春的確終將消失。
現在言歸正傳。我今天不打算談《報告》本身，隻想做兩件事：一是交待《報告》寫作的時代背景；二是談談我在過去20年裏所做的研究有什麽內在關聯。
黑雲壓城下，中國該往何處去？
回想過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與一個叫作TINA的對象作戰。這裏TINA不是某個年輕女孩的昵稱，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頭禪。這位老女人剛剛過世，即曾擔任過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她有一句口頭禪：你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據有人統計，她在講話中使用這個口頭禪達五百多遍，以至於有人給撒切爾起了個綽號，就叫TINA。所謂“別無選擇”是指，除了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實行自由主義，世界已別無選擇。“鐵娘子”的“鐵”表現在對“別無選擇”的信念十分堅定，亦或者可以說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國人福山把撒切爾的“別無選擇”說上升到了曆史哲學層麵，發表了一篇題為“曆史的終結”的論文。在這篇名噪一時的論文中，福山說：“二十世紀開始時，西方對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充滿了自信；到二十世紀接近尾聲時，似乎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點。結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預料的那樣，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趨同，而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完完全全的勝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膽預測“曆史的終結”，是因為在他看來，人世間已不再有關於“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鬥爭與衝突；人類社會已抵達意識形態演化的盡頭，西式自由民主製度已無可爭議地變為各國獨一無二的選擇。此後，人類麵臨的唯一問題是如何實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體技術細節。
在那篇文章的結尾，福山幾乎難以掩飾自己的得意，但卻故意流露出一絲勝利者不再有對手的失落感。據他說，曆史終結以後的世界將會變得非常無聊：不再有藝術與哲學；隻有在博物館裏才能看到它們的痕跡。
福山寫這篇文章時，中國還沒有發生當年春夏之交那場“風波”，但他已把正在進行改革的中國作為一個強有力的論據。“風波”發生後，福山更是把中國發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論斷的鐵證。
如果我們把時鍾撥回到1989-1991年，那時，曆史似乎的確正按照撒切爾與福山預測的軌跡行進。
一方麵，我們看到，整個世界似乎都正轉向經濟自由主義。
我們知道，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提出過“休克政策”。當時哈佛大學的傑弗裏•薩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療法”。1989年，索羅斯出錢支持薩克斯等推行波蘭版“休克療法”，即“巴爾采羅維奇計劃”（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來就是蘇聯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場經濟的計劃。我當時剛到耶魯大學教書，經濟係與政治係的同事們都在熱烈地、煞有介事地談論蘇聯的500天轉型計劃，仿佛美妙的資本主義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並不是沒有想過休克療法。1988年4月開始“物價闖關”。當時的理由是“長痛不如短痛”，與薩克斯“不能分兩次跳過一條壕塹”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一條重要新聞：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結果，這則消息馬上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恐慌性搶購，情況一片混亂。在這種局麵下，決策者不得不短暫叫停物價闖關。8月30日上午，國務院召開第2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決定》。發出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眾解釋，北戴河會議說的物價闖關不是指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它還宣布，下半年將不再出台調價的決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決定開展“治理整頓”。
但正是在此期間，休克政策的倡導者，米爾頓•弗裏德曼第二次來到中國。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見了江澤民。然後，在張五常與“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裏德曼跑到中國首都，給200多位官員作報告，主要談價格雙軌製的問題。他訪京的高潮是與趙紫陽會麵，雙方談得如此投機，以至於會見時間由原定的半個小時延長到了兩個小時。
據《薛暮橋回憶錄》（418頁）記載：“1988年12月1日，時任總書記找我、劉國光和吳敬璉去談話，表示接受我們對他的批評。”但趙紫陽似乎並未完全放棄闖過物價關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誌文等人到香港，請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傑等六位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經濟。這些人的主張是，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據說他們的見解讓趙紫陽“很受啟發”。當然後來發生的“風波”致使休克型的變革路線無疾而終。
另一方麵，我們看到，整個世界都在轉向政治自由主義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國的“風波”達到巔峰的同一天，波蘭於1989年6月4日舉行大選，結果團結工會壓倒性擊敗共產黨（統一工人黨），選舉產生了東歐首位非共產黨總理，掀開了蘇東政權轉移的序幕。接下來發生的事如同多米諾骨牌倒下一樣，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東德總統昂納克宣布辭職；10月23日匈牙利國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國”易名為“共和國”；11月10日，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日夫科夫被迫辭職，次年2月，共產黨自行放棄一黨專權體製；11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這樣的劇變一次又一次地在東歐各國上演，那些前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一個接一個地變色。到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宣布獨立，原來看似強大無比的超級大國蘇聯也開始崩潰了。最後一塊骨牌於1991年12月26日倒下：蘇聯正式解體了。
這就是我當時研究國家能力的時代背景。回到中國問題上，當時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魯、張欣、楊小凱）鼓吹，為了民主轉型，哪怕國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國內外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形勢促使我思考，中國將向何去？世界將向何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於1991年2月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兼論國家能力與政權形式的區別”。它馬上在海外引起長達數年的爭議。幾位原來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對我的觀點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為不應在沒有實現民主的情況下，談國家能力問題。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民主難以實現。我與耶魯大學同事、俄羅斯問題專家Yitzhak Brudny，以及猶他大學的童燕齊教授一度籌備組織會議，專門討論國家能力與民主轉型的關係。1992年初，我隨耶魯大學代表團去俄羅斯推廣民主，但在俄羅斯目睹的慘狀更使我堅定了自己的看法：國家能力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之一。
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發表一係列文章，如1992年2月發表的“你到底要什麽：蘇聯還是中國模式？”1992年3月發表的“短痛、壕塹與驚險的一跳：關於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與“求穩怕亂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發表的“‘保守’與‘保守主義’”等。
正好在這段時間，胡鞍鋼來到耶魯大學經濟係進行博士後研究。我倆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對方取長補短。1993年5月，胡鞍鋼返回國內；6月中旬，我倆發表了《加強中央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主導作用——關於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報告》。後來正式出版時，標題改為《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我一直在與“別無選擇”說、“曆史終結”說辯爭
回想起來，在九十年代頭幾年，國家能力與轉型的關係一直是我研究的重點。直到幾年以後，西方主流學者才認識到國家能力在轉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學教授斯蒂芬•霍爾姆斯於1997年在《美國前景》雙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麽：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兩年後，霍爾姆斯又與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權利的成本：為什麽自由依賴於稅收》。到曾一度堅信曆史已經終結的福山也認識到國家能力的重要性時（以他於2004年出版《國家建設：21世紀的治理與全球秩序》為標誌》），這種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學界幾乎成為共識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國家能力時，我關注的重點是轉型的方式。我反對盲目冒進，主張穩紮穩打。到九十年代下半葉，我開始質疑轉型的方向，分別出版了挑戰分權神話的《分權的底限》（計劃出版社，1997）；挑戰市場神話的《挑戰市場神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和《政府與市場》（計劃出版社，2000）；挑戰公民社會神話的《多元與統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進入新世紀之初，我與朋友們組成了一個鬆散的國家基本製度建設研究群體。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國家汲取能力的話，這時提出的“國家基本製度”內涵更豐富、更全麵。這個研究群體包括胡鞍鋼（清華大學）、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朱雲漢（台灣大學）、史天健（美國杜克大學）、高柏（美國杜克大學）、王希（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王輝（美國蘭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曉光（中國人民大學）等。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同時，我們進行了大量曆史與比較研究。例如，以前談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財政收入問題；這時我將注意力轉向財政支出問題，提出預算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由財政部長項懷誠作序，我出版了《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這個群體前前後後運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係列書籍、文章與報告，如《第二次轉型：國家製度建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訂版）。
2005年以後，我的研究更加偏向於探索轉型的方向，既包括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轉型的方向。關於經濟、社會轉型，我分別出版了《安邦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三聯出版社，2007）；《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這方麵我的基本論點是，市場經濟隻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之一，絕不能把市場本身變成目的，絕不能讓市場原則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去。關於政治轉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祛魅與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0）；並將會出版兩本譯文集，一本是《超於選主：對現代民主製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複得的民主利器：抽選》。這方麵我的基本論點是，所謂代議製民主是金絲鳥籠式民主，正麵臨嚴重危機；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實現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大眾民主。
總的來說，過去20年裏，我的思考一直在與“別無選擇”說、“曆史終結”說辯爭。在我看來，人類曆史無論在什麽意義上都不可能終結，人類社會永遠可以做出新的選擇。在反思全球化的運動有一個口號似乎更靠譜，它叫作“拒絕單一選項，擁抱無限空間；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這裏被拒絕的就是撒切爾們、福山們鼓吹的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今天，雖然撒切爾的“別無選擇”說、福山的“曆史終結”說已成為學界與思想界的笑柄，但其變種仍花樣翻新，不斷出現，美其名曰“憲政”、“普世價值”、“現代性”。因此，我的未來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可以主張在共黨領導下逐步分級民主化，比如中共組織部越級指導逐層直選，倒未必一定要實現全國直選，其實台灣就是很好的借鑒經驗。國民黨一黨專政，甚至防共戒嚴的嚴峻時期，但省以下政權從60年代到90年代一直都是直選，直到1994年省長和直轄市長才第一次開始直選，最後96年總統全台灣直選。在兩岸如此對立情況下，事實證明台灣並沒有亂，而且民主逐步成熟。
現在關鍵是中共一直全麵壟斷權力，沒有絲毫鬆動，故意把底層村民直選搞得一團糟，以此證明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中共真願意作為，靠著上級強大中共組織部來組織與督導最底層的村民直選，訓練與培訓公民民主意識與素養， 搞了20年村民直選，難道還不會成功。
橫向對比，現在一黨專製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隻比北韓（兄傳弟）與古巴強（父子相傳）進步一點，還遠不如越南民主。
我估計最後整個中國隨著中共一起殉葬
的“人民國家優於公民國家”那麽赤膊上陣。不過王的立論，是建立在中國GDP一美
遮百醜的基礎上的，現在看來，這種立論是越來越站不住腳了
其实我们隻需利用下班後，花一些时间去建腹一套「持续收入係统」，就能把自己後半辈子的时间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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